2月25日
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天！
将近夜里十二点时，家里的人都睡着了。我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同我的秘密，同我非常秘密的日记在一起。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笑，我哭，我颤抖，我费劲地在日记上写下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写这事的时候，我时刻担心被人发现……
不！在这本日记上，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行动、每一个想法都写上了。但我感到必须抒发一下自己现在的感情，我非常激动……
不过，我先要检查一下我的日记，看看是否缺了哪一页。
是的，都在，二百页……一张也不少。我尽量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平心静气地接着昨天的写下去。
“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我昨天写到这里。
我也写到他死的消息使我非常难过，事情确实是这样。因为从根本上来讲，那个又瘫又聋、人人都希望他死的老人对我很好。现在他死了，他在天堂里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的，能够明白我钓走他惟一的牙齿不是出于坏心，而只是想同他闹着玩。当然，要是我能预料到它的后果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做的。不过事情也被我姐夫夸大了。老人嘴里仅有一颗虫蛀过的早已磨钝了的牙，我相信就是少了这一颗牙，也不会缩短他一分钟的寿命。
听到威纳齐奥先生死亡的消息，我难过了一阵儿就忘了，直到一件奇怪的事发生，才使我又想起了他。
九点半左右，正当我吃着第三个涂黄油的小面包，喝着加了很多糖和奶的咖啡时（不是我嘴馋，因为每天早上我总是在牛奶咖啡里放很多的糖，并且喝得很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吃更多的面包和黄油），我突然听到有人叫我：
“加尼诺！加尼诺！……快到这儿来……”
阿达就是这么叫的，如果不是她叫我的声调同往常不一样，我肯定不会理她，连动都不会动……
我跑到门口，看见她和妈妈在一起，两个人都在议论着手里拿着的一封信。
“你看，加尼诺，”妈妈见我来了，马上对我说，“这是你的信。”
“那么，你们为什么把它打开？”我看见信被打开了马上问。
“好啊，你真行！我是你妈妈，我有权看看是谁写给你的，我认为……”
“那么是谁写给我的呢？”
“公证人切阿比骑士写给你的。”
“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你看。”
于是，我疑惑不解地读着信，信如实地抄在下面：
公证人台米斯托克莱·切阿比骑士
乔万尼·斯托帕尼先生：
作为公证人，我受理履行死者威纳齐奥·马拉利先生的遗嘱，请允许我抄录遗嘱中有关你的两段话：
“第二，我希望并请求，在宣读我的这份遗嘱时，除了同我有关的人，我的侄子卡洛·马拉利律师，他的女佣人、纯洁的切西拉·玛利娅和市长乔万尼·萨尔维亚蒂爵士外，请上面提到的卡洛·马拉利的内弟、小青年乔万尼·斯托帕尼也到场，尽管我的遗嘱同其无关。我之所以希望他到场是因为我同他很熟。我希望在宣读我的这份遗嘱时，小青年斯托帕尼能清楚地看到人间财产的虚伪性，并对未来有一个崇高的生活目的。为此，我委托公证人台米斯托克莱·切阿比骑士去乔万尼·斯托帕尼所在的地方把他接回来，一切费用由我负担，有关钱的数额见第九节。”
关于死者的愿望，上文中已经说清楚了。我在今天下午三点，将派一个我所信赖的人到你的住所，并由此人陪你坐车到维多利奥·埃玛努埃莱街十五号二层我的办公室，在那里将宣读死者威纳齐奥·马拉利的遗嘱。
公证人台米斯托克莱·切阿比
“我亲爱的加尼诺，你好好回忆一下……”妈妈读完公证人的信，然后说，“你想想，在马拉利家里的那些日子你还干了什么事……没干什么别的坏事吧？”
“哪里！”我回答说，“就是牙齿的事。”
“那就奇怪了！阿达说，“从来没听说请一个孩子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的……”
“是不是你走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接着说，“不过，你拔掉了他那颗牙齿后他仍是好好的呀……”
“还有，”姐姐说，“信里讲得很清楚：‘尽管这遗嘱同他无关……’”
妈妈说：“不管怎样，这事不要告诉你爸爸，知道吗？你从寄读学校回来一直表现不错，我不愿意因为过去的事把你送进教养院去……”
我们商量好，让卡泰利娜下午三点前等在门口，马车来时让车夫不要摁铃；我呢，悄悄坐上公证人派来的车。爸爸要是问起的话，妈妈和阿达就对他说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玩了。
我也不想描绘我是怎么焦急地等待着三点的到来的。
卡泰利娜终于上楼来叫我了。我溜出家门上了车。车里坐着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人，他问我：
“您是乔万尼·斯托帕尼？”
“是的，我这儿有信……”
“好极了。”
不一会儿，我进了公证人切阿比的办公室。市长已经等在里面了。过了一会儿，我姐夫马拉利也来了。他见到我显得很不高兴。我装作没看见他，反而向他的女佣人问好。她是跟着马拉利后面进来的，坐在我旁边，问我近来怎样。
公证人切阿比坐在安乐椅上，他前面摆着一张方桌子。这个公证人的样子真逗人笑：矮矮胖胖的，圆圆的脸，头上戴着一顶老头戴的帽子。由于帽子上的缨穗老是拖在耳朵上，他总是摇着脑袋企图把它甩开，就像一个额头上长着长发的人总是把长发甩到后面去一样。
他看了看大家，接着又摇了摇铃，说：
“证人！”
这时候，两个身穿黑衣服的人，站在我和公证人中间。公证人拿起一个夹子，带着鼻音开始读起来，他读遗嘱的音调就像念祷词一样。
“我荣幸地以在位的维多利奥·埃玛努阿莱国王陛下的名义……”
下面是一大堆冗长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直到念到威纳齐奥先生临死前口授的话时，我才每句话都听懂了。
当然，我不可能确切地回忆起每一句话，但我能记起他各种遗产的数字，回忆出他口授的遗嘱内容。我觉得他是用一种非常古怪的方式口授这份遗嘱的。遗嘱充满着嘲讽的口气，似乎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在临死前，还跟大家开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玩笑。
他的第一个意愿就是从他的遗产中拿出一万里拉送给切西拉。我无法形容公证人读到这段遗嘱时场上的情景。切西拉听到这个幸运的消息时都晕倒了。大家围在她身旁，只有马拉利除外，他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两眼盯着他的佣人，好像要把她吃掉一样。
然而，听到威纳齐奥先生解释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给这个年轻的女佣人时，又觉得他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于他的侄子。
“我把这笔钱送给纯洁的切西拉（下边都是这么说的），首先是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的我一生最后的几年中，从各方面来说，她对我好得甚至超过了我的亲戚。我特别感谢她经常叫我‘水果冻’，这个外号是形容我由于瘫痪而不断地颤抖是非常恰当的。”
我记得很清楚，正是我把这件事告诉威纳齐奥先生的。如果切西拉现在知道她为什么能得到这笔可观的遗产的话，那么她应该感谢我。接着，威纳齐奥先生继续解释说：
“此外，我所以用特别的方式做出这个有利于好姑娘切西拉的决定，是因为我受到了我侄子正确的、健康的政治理论的影响。他总是告诫说，在世界上不应该存在奴隶和主子。我相信他一定会支持我的这种做法，使得纯洁的切西拉再也不用在他家做佣人，而对于我侄子来说也不用做主子了。”
读到这里，马拉利律师低声跟市长叨咕道：
“唉……真是！……我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市长微笑着没说话，但他的笑容却含有某种嘲讽的味道。这时，公证人继续读着遗嘱。另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我一直是尊重高尚的利他主义理论的，而这正是我侄子所信仰的社会的政治理论基础。在我看来，把我的钱留给我的侄子是一种错误，是违背这种理论的。我的侄子一直是激烈反对金钱和特权的，首先是反对遗产的。因此，我把上面所提到的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的感情，对我的恭敬，我把他内弟乔万尼·斯托帕尼拔掉的我最后的一颗牙齿留给他，作为纪念。我特意给这颗牙镶上了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公证人从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大别针。这只大别针正是我从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张开的嘴巴里拔出来的那颗蛀牙。
看到这颗牙齿，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马拉利律师从来没有这么反常过，他像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看来他在使劲控制自己。突然，他伸出拳头冲着我叫道：
“小流氓！你在笑自己的流氓行为吧！”
他恶狠狠的话惊得大家都转身向他望去。公证人对他说：
“冷静一点，律师先生！”
说着，他把装着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那颗牙齿的匣子递给了马拉利，但马拉利却用手把它推开了，他说：
“把它给这个孩子吧！……是他从死者的嘴里拔出来的！我送给他做礼物！”
他笑了笑，但是大家都明白他的笑是被迫装出来的，是为了弥补他刚才的失态。
最后，他在公证人递给他的证书上签了字，向公证人道了别就走了。
在市长同公证人商量怎么分配可怜的威纳齐奥先生留给穷人的钱时，切西拉对我说：
“你看，乔万尼先生，主人发脾气了。”
“他可能是对我发脾气。”
“唉，谁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敢进他家的门了……”
“你不用担心，你已经是一个……你是怎么给瘫痪的老人起了这么一个外号的？……”
这时，市长和公证人已商量好并在证书上签了字。公证人叫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次。
这样，屋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公证人打开他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卷东西。他戴上眼镜，看着我的脸，对我说：
“已故的威纳齐奥·马拉利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守他的遗嘱，把他交待的事一件一件办妥。威纳齐奥先生曾亲自对我说：‘我这儿有一卷一千里拉的票子，都是五里拉一张的。我死后，请你悄悄地给我侄子的内弟乔万尼·斯托帕尼，不要让别人看见，也不要让别人知道。请他自己把钱收起来，他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但让他别告诉别人。’”
这些话让我愣住了。公证人在说这些话时，好像在背诵课文一样，老是一个语调。他摸着我的头，接着说：
“已故的威纳齐奥先生告诉我，你的亲戚们都对你绝望了……”
“不过，这些天来我表现很好！”我回答说。
“不错！但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已故的威纳齐奥先生留给你这些钱，并没有对你有任何的约束和监督，他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好感和信任……或许因为他对你有好感，或许因为他古怪的秉性，使得你能得到这么多钱，使得你可以用来做你想做的事。我相信，我有责任给你劝告，作为执行遗嘱的公证人，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他交给我一卷钱，接着把装有死者牙齿的匣子也交给了我：
“这匣子你要不要？是你姐夫送给你的。拿着吧！现在我让人送你回家。”
我被这些突如其来的事弄糊涂了，以致在告别时都忘了说声谢谢。在办公室门口，那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人陪我下了楼，又用车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马上围上我，问了许多问题。
当她们知道威纳齐奥先生把他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一枚镶金的牙齿别针并且还送给了我时，她们发出了一连串的惊叹：
“怎么！……怎么可能呢！……为什么？……为什么？……”
我总是回答她们说我不知道。当她们停止问我问题时，我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钱锁进了抽屉里。
这天，我装得像没事人一样，但心里却很不平静。吃晚饭时，爸爸发现我神色不对，就问：
“能告诉我今天晚上你有什么事吗？我看你像只鹰似的。”
当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时，终于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下来。我默默地看着钱，把两百张五个里拉的票子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后把它们锁在写字台抽屉里，过一会儿又把钱取出来，又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它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折腾了多少回，总是不放心……
我觉得我变成了两年前看过的一个歌剧中的老头儿，我可不能像他那样贪得无厌地盯着自己的钱。我在短短的几小时里做了许多梦，这天晚上是我出生以来第一个不眠之夜……
好了，我该上床睡觉了……我锁上了我的抽屉。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