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紫陌红尘
紫陌红尘
北京是首都，我是外省人，我老想借出公差的机会到北京旅游一下。所以，领导一说让我出差，我忙问：“哪里哪里？”
我们领导当了我们所十年的领导，党政一肩挑。十年来我在他手下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我们领导深知我心。于是，领导说：“哪里？不是北京！”
群众哗地一笑。我头脸发涨起来。这是在所会议室，各科室干部群众一大堆。当着广大干群，领导竟不给我一点面子，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说：“不是北京我不去。我总也不是北京，你们领导总是北京！”
领导一愣，说：“你这个同志。”
领导对我的不反抗是比较有把握的，意外的是我反抗了。一个人老是满足不了要求，哪能不反抗？群众一瞅这阵势，不散会了，推开椅子过来，围在我和领导身边。我们领导应急能力很强，他伸出一根指头在油漆斑驳的会议桌上一弹又一弹，弹了两下，笑道：“说你这个同志呀，我们每次都是戴帽下的会议通知。让你去，你也不像个所领导嘛——”
领导在他的拖腔后面紧接上一句：“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时髦。”
我语塞。人们并不认为我漂亮，领导却敢当众肯定我，这不能不使我感激。我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只由舌尖推出一个透明的水泡；我轻轻用力，水泡飞了出去，飘落在会议桌上，破了。群众明显失望。
群众主动说话了。一个说：眉红可能不太像党的领导，至于所长，我看还是蛮像的。”
一个说：“眉红年轻什么？三十郎当了。胡锦涛四十多岁，都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这人说了又心虚，连忙问旁边的人：“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常委？”
旁人说：“怎么不是？当然是！电视里看，一头乌发，多年轻。我们国家上头改革开放搞得好，下头搞得不好。”
近些年来，我们所干群关系变化很大，群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便话中带刺，领导一般也装作听不出来。但我们领导也积累了经验：任你说什么我就是不放权。群众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我们领导对群众微笑，将话题固定在“北京”上。
领导说：“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吧。北京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嘛。长城，砖头砌的；故宫，砖头砌的：亚运村，还是砖头砌的。大街，水泥铺的；街上的人，人肉做的。五官加四肢，吃喝拉撒；和全国人民没什么两样。你们看我们这黄鹤楼。我住在阅马场，抬脚就上了黄鹤楼，但我就是没去过。大几块钱一张门票，说句老百姓的话——还不如喝几瓶小黄。”（小瓶包装的黄鹤楼酒）
群众也与领导随便起来。说：“头，你这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任你把北京说得寡淡寡淡，北京人家还是首都，身份在那儿摆着，没去玩过的总是想去好好玩玩。”
大家互相挤眉弄眼。
有人就更放肆了。说：“比如现在街上的那些鸡（妓），都讲她们肮脏下流，有艾滋病，可没有见识过的人总是心向往之。”
领导顿时寒了脸，在桌上顿了顿茶杯。说：“太离谱了吧？大不像话了吧？”
群众便讪皮讪脸吊儿郎当地离开了会议室。
我呆在原地没动。我在一只旧式的高背办公椅上搁着下巴。望着椭圆形会议桌上零散的报纸，心里很难平静。报纸上三天两头揭露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腐败现象。在我这种普通工作人员眼里，揭露无异于炫耀。它激起了我的许多奢望。其实我从小是个好孩子好学生，红旗下生，红旗下长，曾把雷锋作为人生的榜样。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优秀的，是社会的动力，国家的栋梁，是单位的拔尖人物。可是现在却为了公款去北京旅游和领导抬杠。
我透过三月的新绿，懊恼地死盯着窗外乌烟瘴气的春天，想：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呢？
我如果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就会不断地被派往农村出苦差。一入夏就下乡收购棉花，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地跑，晒得一层又一层脱皮，回到武汉都是“十一”国庆节了。然而同样在一个所工作，干同样的专业，有人却从不下乡，出公差尽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最近出到新加坡去了。公理何在？我干吗置公理而不顾思考保持什么的问题？我要保持的是什么？我自己都答不上来。
领导忘了一份文件在会议室。
领导进来从会议桌上拿了文件就走。好像我是只椅子而不是一个有情绪有要求的国家职工。在这一刹那间，我恶念陡生，兀自大声说道：“今年夏季我要病的。我不能下乡。”
领导在门口停住了脚。领导折回来，对我说：“我这个人最尊重知识分子。我认为你在沉思，不想惊动你。”
我冷笑，说：“我今年夏季肯定会病的。您趁早心中有数，安排其他人下乡。”
领导说：“说这话就不像个知识分子了嘛。”
我说：“您以为现在的人读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
“当然，读了大学还不是知识分子那什么是知识分子？”
领导想把谈话引向无谓的争论，我可不上当。
我说：“好。那我就承认是知识分子。”
领导说：“对了。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小市民。不要受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我的眼皮往下一耷拉，吁出长长一口气。和我论起知
识分子小市民来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旧社会的分类标准不能用在新社会。所谓读过了大学的这一群人我大了解他们了。他们天天都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个个买菜都讨价还价，公款旅游求之不得。他们都活得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蚂蚁，忙忙碌碌，焦躁不安。生怕天上刮风下雨。不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他们就是小市民。气节与精神岂能悬空而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领导不知道我胸中波涛汹涌，以为我思想通了。
“好。”领导说，“你今年少包一个棉区，你是太累了。再说今年上头保证不打白条，工作肯定会结束得早一些。”
我气愤之极。
我说：“我说了我有病。是真话，到时候会送医院证明来的。”
领导再次从门口折回来，看看我。
领导说：“一定要去北京？”
我当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没去过北京。不过既然已经拿了北京当杠抬，只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还是搁着下巴，望着半空中，表示默认。
领导半天不说话，过了半天说话了。
“今年夏季的补休我现在就给你。三个月十二天。我再奖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资奖金误餐书报费一律照发。去北京玩吧。”
我说：“路费呢？”
“当然自费。”
我委屈极了，说：“自费？”
领导比我更委屈。他说：“咦——”领导挪开一只椅子沉重地坐下，将文件摆在自己面前，将茶杯摆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阳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带着下巴颊上的一道深沟坐在我们领导对面。由于我们光坐着不说话，时间嗒嗒嗒地飞快后闪。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领导找我谈话，我们就在这间会议室这么坐来着。那天我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直筒裤，裤缝熨得刀锋一般挺刮。我剪着学生头，眼睛清澈见底，一点没沾染这十年的岁月风尘。我在递上成绩册的同时还羞怯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十年前的眉红令我们领导眉开眼笑。
我扯过一张报纸，认真看报，讷讷念出声以阻断历史的浮现。怀旧永远是一种有毒的情绪。它除了让人逃避现实没别的好处。美好已经属于过去。现在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领导不无遗憾地“咳”了一声。作为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伤心地感觉到眉红这女同志把纯朴遗失在她长大的路上了，找不回来了。
忽然远处一阵“刺刺”的油锅炒菜的声音，接着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进了我们所的窗户。这种香味立刻调动了我们的联想：一只冒青烟的油汪汪的锅，里边爆炒着河南产的那种又尖又红的干辣椒。深红色的酱，绿色的葱段和黄色的生姜，又倒进了粉红的嫩肉丝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气和五彩缤纷联想的突然袭击下，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们领导也打了一个喷嚏。走廊上和别的办公室纷纷有人打。有人高声打了还快活地骂一句武汉粗话以表达心情。我和领导不约而同看了看墙壁上挂的石英钟。十一点半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随着又一阵“刺刺”声，蒜味冲鼻。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时鲜菜。我们领导又要打喷嚏，张口结舌了一番终于没打出来。我不忍观看领导失去自制力的模样但忍不住笑。领导冲着香气十分恼火地冒出一句：“个婊！”
我大笑。
我们所楼下原本是一道绿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草坪一夜之间被铺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简易门面，租给个体户开小餐馆。从此，小餐馆的油烟伴着菜香靡靡之音一样腐蚀着我们办公楼。大家经常此起彼伏地打喷嚏，议论吃喝玩乐，经常拿餐馆老板的收入来取笑我所的一级工程师。我们领导为小餐馆之事拜访过许多有关部门，我们领导对别的领导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深入改革开放决不是要全民经商。在一个科研单位楼下遍开餐馆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是，没有人听我们领导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领导格外厌恶小餐馆的气味，居然也会来句武汉粗话。
这种形势之下，领导和我都不可能绷脸了。
领导拧开茶杯，一口气喝下了茶水，呸呸吐着茶叶渣，说：“话又说回来，比起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过分。劳动模范还兴国家出钱去疗养呢。”
我坦然地看着领导。
领导说：“这样眉红，你准备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觉得怪难为情的。
“眉红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罗。”
我忙说：“当然当然。”
领导的眼睛像拉了开关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他满脸疲惫之色，端起茶杯拿着文件往外走，边走边说：“就这样吧。”
我们领导后脑勺都长满白发了。我记得十年前他有着乌黑油亮的大背头。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在走廊上院子里与领导相遇，领导用他那公共场合通用的笑容和我点点头，好像我们之间从无契约。
我认为超过半个月，一般就不属于最近了。
我正暗暗生着气，忽听领导在全所的政治学习大会上轻描淡写地宣布了一项关于我的决定。我所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将借给本系统某企业工作一个月，某企业按眉红工资的百分之两百付我所劳务费。
我莫名其妙，脑袋左转右转。说：“也不事先找人谈个话。”
群众又乐了。伸手摸我的头。说：“小可怜，小老实，被卖钱了还不知道。”
散会后我被办公室郭主任径直带到楼下车库里，上了我所新买的一辆桑塔纳。
我又一次大声质问：“怎么回事？”
郭主任宽容地微笑。等小车发动后他才说：“很简单。你被借走了。这家企业将派你去北京出公差，鉴定一批进口棉花的等级。工作时间最多一周，但你可以在京呆到半个月左右。”
我明白了。但还是不相信地说：“住宿交通差旅费都由他们负担？”
郭主任声色不动地点头。
我说：“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傻的企业。”
郭主任仿佛不认识地看了我两眼。郭主任敲了敲司机的肩，让他放音乐。我们所的人都了解郭主任早年毕业于音乐学院。司机放的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据说有个别调皮司机偏放流行歌曲，结果新车来了，郭主任没把新车派给个别司机。
在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中，郭主任小声地在我脑袋侧畔说话。“什么企业傻？他们挂靠我们。以我们的名义给他们办执照做生意，为他们提供了多少优惠政策？我们有个把人想在北京住几天，他们还能不帮忙？”
我说：“让他们划一笔赞助费过来不就行了？还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说：“你这个人怎么真有点不清楚！领导要考虑方方面面嘛。记住，你从北京回来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
在我们嘀嘀咕咕的过程中，法国钢琴家克莱德曼先生始终热情洋溢地演奏着。他竭力要表现的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美，童真无邪的美。自由飞翔的美和浪漫朴实的美。我们在一辆搞阴谋诡计的小车里听克莱德曼，反差如此之强烈使我对这几支钢琴曲永生难忘。 桑塔纳在汉口小巷里转了几个高难度的急弯，停在一栋从前俄租界的老楼房台阶前。台阶上等候着一位手提大哥大的男子。这男子体态发福，领带鲜艳，发型做得像一朵盛开的蘑菇。郭主任用一种不屑的神态告诉我此人就是该企业金经理。
金经理十分敏捷地下台阶，亲自为我们开了车门。车门一开他就说：“啊欢迎欢迎！”
我钻出车来，透了一口气。
郭主任说：“这就是眉红工程师。我给您送来了。”
金经理热情地向我伸手，说：“谢谢眉小姐来指导我们工作！”
我说：“谈不上指导。”
郭主任抽着金经理递上的香烟，对我说：“眉红有什么事随时和家里保持联系。”
金经理说：“哎呀郭主任您放一百二十个心。这次我特意让王师傅陪她去怎么样？”
郭主任笑了。拍了金经理一巴掌，说：“那就先谢了。”
一粉妆浓抹的小姐从楼里出来，说：“午饭已经订好了，在国际俱乐部。”
郭主任看了看腕上的表。说：“不吃饭了。还有事。”
金经理挡住车门，说：“天大的事也得吃中午饭！”
我和司机背对着他们，相视一笑。瞧如今这把戏。
按照门牌的指引，我进了公关部，看见里头堆满美容健身仪器，我赶紧退出来核实门牌，是公关部。
公关部没有公关小姐，只有一个老头，趴在办公桌的一叠表格前忙碌。他双鬓斑白，戴一副老花镜，胳膊口套着花布袖套。我问：“王师傅吗？”
老头说：“王师傅。你坐。稍等片刻。”
我坐在低矮的露了海绵的沙发上，看见王师傅的双腿从办公桌下伸出，两脚交叉着。裤子因布料陈旧而没有明确的颜色。裤边处肮脏且破烂翻卷。脚上是一双裂了帮的人造革鞋。花尼龙袜的海蓝色醒目耀眼。这王师傅肯定像郭主任他们说的那样正派，传统，忠诚，朴实。可怎么被金经理任命为公关部部长呢。这里头不是我听错了就是郭主任说错了。
等了片刻，王师傅抬起了头。说：“我是公关部负责人王师傅。小姐您有什么事？”
一切都没有错。我被逗笑了。笑着说：“我叫眉红。”
“欢迎。”王师傅摘下眼镜，说，“欢迎眉小姐来指导工作。”
我说：“谈不上指导。”
王师傅说：“我明天和你一道出差。”
他从怀里掏出两张火车卧铺票，举在眼前看了一看，递给我其中一张。“明天你自己打的去火车站。的票留好给我报销。眉小姐，明天火车上见。”
我端详着硬卧票，是下铺。这么说将有一双又花又臭的尼龙袜在我头顶上晃动。什么时代了，还穿花尼龙袜！
我说：“王师傅，我年轻我要上铺好了。”
他说：“我们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睡下铺。”
“我喜欢睡上铺。”
“是这样。”
王师傅接过我的票，戴上眼镜仔细对照了一下两张票的票面。说：“都是下铺。”
我说：“非常遗憾。”
这下更糟糕。我将和这位公关部长并排躺着，中间只隔着小走廊。临走前我实在忍不住向他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怎么不买一双棉纱袜？纯白或者纯黑的。”
王师傅说：“可我想要棕色的。”
“棕色也不错。”我说。这个王师傅没给我任何印象，只是事情有点滑稽。
一进候车室我就满世界搜寻王师傅。我找他是为了躲开他。我要抢在他前头上车，与别人换张上铺票。我决不能忍受和一个烂糟糟臭烘烘的老头子并肩而卧。火车上为什么不分个男卧女卧？
我不太好意思老看人们的脸，便低头看脚。我从一排排脚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就是没找到那双蓝花尼龙袜。人家王师傅不会换袜？完全可能换袜。但最多也是换一双别种花色的尼龙袜。
没见到我的旅伴。
我急急忙忙冲上车。放好包。靠在一边期待上铺的乘客早些到来。
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经过我面前。我收腹挺胸让他的大旅行箱挤过去，他朝我彬彬有礼欠了欠身。一会儿，他放好了行李又挤过来，又朝我欠身。我仍然注视着鱼贯而入的新乘客。漫不在意地对那位一再鞠躬的先生挥了挥手。说：“别客气。别搞得像日本人一样。”
他说：“眉小姐说话很逗嘛。”
我猛地回头。“您是谁？”
身板挺直、风度翩翩的先生慢慢摘下了他墨绿的变色眼镜。我大惊，叫道：“王师傅！”
他纠正说：“王先生。其实到我们公关部来办事的人都叫我王先生。”
他是配做王先生了。他的头发染黑了，吹烫了。他一身全毛质地的豆沙色西服，棕色领带和与棕色领带遥相呼应的棕色棉纱袜，意大利老人头皮鞋。他包装一新，居然脱胎换骨了。比他更换行头更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神情举止，有些类似于风度气质的东西决非摇身可变的。我想他很可能是过去的资本家少爷或者洋行高级华人职员的公子。
我恶毒地问：“我可以问一个您的个人问题吗？”
王先生说：“为什么不？”
为什么不？国外译制片里头的语言。语言在随服装的变化而变化。
“您的家庭成分？”
“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突然冒出的怪念头。”
王先生稍带挑衅意味地说：“资本家。”
我拍了下巴掌，我猜对了。
我说：“您昨天看上去六十岁，今天看上去四十岁，您到底多大年纪？”
“五十。”
我又拍了一掌。计算一下时间，恰好是旧社会的少爷。
王先生饶有兴趣地等待着我再发问，我不想问了。我望望身后的窗外，窗外是田野。我站在田野前，面对王先生。他穿着华丽，我衣裳简陋。他举止高雅，我张皇冒失。我们当年以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了城，赶走了资本家，其实资本家没走。他们可以用粗布袖套、花尼龙袜子伪装自己。现在又出头了。时间模糊了历史，敷平了创伤，化解了仇恨。今天一个贫民的女儿和从前资本家的崽子一块坐火车去北京出公差。多少仗白打了！多少生命白死了！由此我给自己平庸的蚂蚁般的一生又增添了一条更平庸的信条：我决不参与战争、政治和阶级斗争。除了时间，没有永恒的东西。而时间它又不在我们手中，我们谁也抓不住它。它躲在宇宙怀里像个富人一样玩弄着地球。也许我们正在奋斗想尝点锦衣美食的滋味，时间却“叭”地一下将地球捏破了。
周围有许多乘客，我抑制着眼泪。眼泪不敢从眼睛里流出来，却从鼻子里淌了下来。我呆呆站着，使劲抽动鼻子。一条伸到我鼻尖的香中纸吓我一跳。王先生送来香中纸，说：“好好说着话，你怎么啦？”
我从怔忡状态苏醒，发现人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接过香巾纸撬鼻涕，一边擤一边告诉王先生：“我突然陷入沉思了。”人们哑然失笑。王先生用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情对我点头。我恼火地发现真话就是没有人相信。
我只好去上趟厕所。幸亏厕所供不应求，我可以靠在一边呆很长时间。很长一段时间过去，我回到铺位上，人们已经在打扑克。已经不注意我了。时间真是一剂良药，一剂从宇宙进口的广谱抗菌素。
只有王先生一个人还对我保持着警惕，我从厕所走回来，他偷偷观察我。我在毛巾上擦手，从包里取出苹果，坐
下，专心专意削苹果，王先生在这时流露出他的工人师傅本性，利用看报来监视我。我刚才一定吓坏了他。当一个人沉思时肯定超凡脱俗得像个精神病患者。我也是见鬼了。平日极少搞什么沉思，偶尔心有所得却偏是在火车上。
我削好一个苹果递给王先生。我决定哄哄他，不然他会在整个北京之行中拿我当病人对待。
“王先生，刚才不好意思。我在炒点小股票，被套住了一万多块钱，想起来人就急。”
王先生恍然大悟。“可以理解。完全理解。”
王先生丢开报纸，接过苹果吃起来。他说：“激谢。”他兴趣盎然地说：“炒股你还太嫩了。我们家从前是裕华纱厂的股东，你买的什么股？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我伤心地说：“别提股票了。”
“好好，你难过就不提吧。”
王先生又去看报。
我满意地吃苹果。苹果汁淌在手里，我就拍在脸上，广告已经浸透我的潜意识，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保护皮肤。
吃完苹果。我找王先生说话。我和王先生来自不同的单位，昨天都还不认识，今天彼此也还没个了解，可我发现王先生似乎没兴趣和我说话。他给我买盒饭，倒开水，送我香中纸，但不问我的过去现在，也不谈我们到北京将怎么安排。他太正派了。我想，和一个太正派的人出门旅行是多么枯燥无味。
车厢里的大灯一熄灭。王先生就睡觉了。我觉得九点半睡觉太早。坐了一会儿又觉得怪没趣。也去躺下。我一躺下，王先生就转身侧睡，让背脊对着我。我望着王先生的背脊愤怒起来。他准是恨我。恨我用他们的钱。他和金经理恨我们领导和我。这种恨多么像阶级斗争。我几小时前还发誓不搞阶级斗争。此刻就身不由己了。
“王先生。”
王先生转过身来。“什么事？”
“您知道我这次到北京的前因后果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眉小姐，我主张尊重个人隐私。”
“这里头没什么隐私！”
“我知道。你还是个小孩子。”
“我不是小孩子了。”
“像个小孩子。”
我又找了一个话题发难。“你们公司做什么生意？”
“棉花。”
“可你们那儿堆满美容健身器材？”
“现在这种生意走俏。”
“这也属于你们经营范围吗？”
“怎么不属于？美容不用棉球棉纱之类的？”
“天知道你们瞒着我们赚了多少钱！”
“眉小姐又说孩子话了。你管别人赚多少？你应该只管别人交了你多少。我们一年交你们四十万，从没少一个子儿。”
昨天乍一见王先生负责公关部还觉得十分可笑。看来对许多事物随便发笑那只能说明我的无知。
“王先生，您不喜欢聊天是吗？”
“也不一定。得看聊什么。”
“英国王室去年闹得可不像话，最近梅杰首相在议会宣布，查尔斯王子和黛安娜王妃正式分居。可他们看上去真是一对天成佳偶呀，您说呢？”
“我说不出什么。我最不喜欢聊的就是别人的私生活。”
王先生露出白牙齿对我礼貌地笑了一下又转身面壁而睡。
我醒来的时候，王先生正翘着指头弹平他名牌西装上细细的皱榴。我从人缝里盯着他看，研究了他好半天。我觉得他与一般男人不太一样。但我没研究出他与众男人的不同之点在哪里。不过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是我在北京的银行，我得和他搞好关系。得找个机会捧捧他。
播音员请乘客们引颈遥看芦沟桥之后，列车车轮滚滚，直逼北京城。乘客们兴奋起来，男人们从行李架上搬下了行李，女人们悄悄换下了旅行装，穿上裙子什么的。王先生很郑重地系好他的领带。旁边有人非常友好地称赞王先生的服装。我抓住时机，给王先生背诵了一段不知从什么报纸上记住的新闻，借以恭维五十岁的王先生能够敏锐地掌握当代社会华丽包装的重要性。
“去年岁末，拳击界的后生小子里迪克·鲍快拳得手，将霍利菲尔德轰下了拳王宝座。前拳王霍氏声称经纪人和裁判在比赛中做了手脚。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人理会霍利菲尔德的委屈。打抱不平一词已成为历史。拳王是偶像。偶像应具有磁性吸引力。偶像是明星，明星应具有耀眼的风采和新闻效应。而霍利菲尔德在佩戴拳王腰带的两年里，只有一次手拿《圣经》出现在训练场给人以新鲜感。除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老拳王阿里、福尔曼、费拉希尔以及正在服刑的泰森全都懂得在他们全盛时期让自己的名字闪闪发亮。”
王先生说：“好。有意思。但我听不出在哪儿表扬了我。”
我说：“关键在结尾几句话呢。”
乘客中一些男人比王先生着急，说：“快说结尾快说结尾。”
我背诵：“职业拳击是商品。在当今社会里，商品首先必须富有华丽的色彩和新潮的包装。缺乏商品魅力——这就是前拳王霍利菲尔德的不幸。而我们王先生深谙其道，如此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地进京，一定会马到成功，事事如意。”
王先生呵呵大笑。周围的乘客向我鼓掌。掌声使我很开心。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窗外已是北京的高楼和道路。
王先生破天荒地拍了拍我的肩，说：“北京到了！”
“北京到了。”
“谢谢你的吉言，我终于到了北京。我喜欢北京。我想念北京。”
王先生在漫长的旅途最后一刻对我袒露出他个人的真情使我非常高兴，我想我终于撕开了这个人的假面具。我高兴得信口雌黄：“我也想念北京。”
“真的吗？”
“真的！”
王先生慈祥地看着我，小声说：“到北京住下以后，你可以先从我这儿拿一千块钱去用。写个收据就成。”
我一个劲点头。
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我进京的过程是多么漫长曲折呵！
一个文弱的男人在站台接我们。
事先没谁告诉我说有人接站。所以当这白脸男人急切地斜穿过来夺王先生的箱子时，我啊呀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乘客纷纷回头往这儿看。白脸男人厌恶地横了我一眼。王先生连忙向我介绍：“这是我北京的表弟。”
我说：“您好。”
为了弥补方才的冒失，我主动与王先生的表弟握了手。
“您好。”他用标准的北京话对我说。说话时居高临下俯看着我，瞳仁里寒光闪闪。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就触了个霉头，这使我十分沮丧。
更沮丧的是坐了十几分钟的出租车，钻出车门一看，我们来到了一家招待所。
在刚才过大街时，我从车窗里已经看出北京大变样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级饭店，宾馆，商厦，精品服装店和洋名字的餐馆比比皆是。我想我还真来对了。这次真要好好住它一住，玩它一玩，看看首都新气象。
招待所很没有模样。地上贴着浴他里头的那种瓷砖；且还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人造革的沙发全磨出了极不雅观的坐痕，屁股常坐的两块油亮，四周是黑色污垢，墙上装模做样挂了几只钟表示不同国家的时刻，但只有中国的时针在走动。
我失声道：“我们住招待所？”
王先生说：“不住招待所住哪儿？”
王先生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服务台办住宿手续。王先生的表弟突然在我身后说话了。
“北京不是很好找住处的，五十块钱的标准想住带卫生间带电话的房子太难了。我费了很大劲。”
“五十块钱一天？”我问，“你还知道什么？比如我每天吃饭的标准？”
“我不知道。我表哥只让我帮忙联系住处。”
我再次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谁让我在武汉不当着郭主任的面请金经理说个住房标准呢？我太没经验太善良了。
房门开处一股招待所味道冲面而来，王先生赶紧闪到一边让气味跑掉，我说：“宾馆就不会有这种味道。”
王先生说：“宾馆有宾馆的味道。都有味道。”
王先生在房间视察了一圈。拿起电话听了听。开了一下电视。冲了冲抽水马桶。最后站在房中央拍拍手上的灰，说：“真不错。都没坏。”
我按了按床垫，还比较柔和。我一屁股坐上床，耸了两耸。踢掉鞋子。“就这样吧。”我说。
“这里真不错。地点多好，出门走十分钟就是王府井，购物旅游特别方便。”
王先生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小皮包。给了我一千块钱。我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手续就清了。我的心情随之好了许多。我从床底下勾出拖鞋，趿上，准备到王先生房间视察一番。
王先生锁好箱子。说：“你休息吧。我得另找住处。”
我跌回床上。
王先生苦着脸说：“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必须住在方便工作的地方，你需要住在方便游玩的地方。金老板就是这么交代的。”
我站在窗前，看着王先生和他表弟并肩走出招待所。他们满面喜色交谈着，上了一辆出租车。两小时之后，我被电话铃吵醒。王先生在电话那端说：“我住在西苑饭店。电话是八三八０二二七转一五０一房间。有事随时联系。］
挂上电话后我穿着拖鞋就下了楼。我问总服务台一个年轻男孩：“西苑饭店几星级？”
男孩说：“四星。”
旁边一个小姐纠正道：“三星。”
男孩说：“老三星新四星，你知道什么？”
小姐坚持：“就是三星。”
无论三星与四星，关键在于西苑是有星级的。王先生将我扔在招待所。自己住到离我很远的星级饭店去了。资本家的狗崽子。奸商。我在火车上作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对我毫无感情。社会真是挺复杂的。我一路上都有点儿内疚，对我们领导，对金经理和王先生，我想我太调皮捣乱了。此刻愣在招待所肮脏的大厅里想想，不内疚了。比起我们领导的精心策划，比起金经理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比起王先生的阴险自私，我做得很不够。
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
中华民族的志气。
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
司机说：“小姐您好。”
我说：“您好。”
“老地方吗？”
“对。”
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
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
“小姐您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
“对。就在前边。”
“那就去马甸桥。”
“马甸桥哪儿？”
“就是桥。”
“好咧。”
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中度过的痛苦。
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
“您住马甸桥附近？”
“不。”
“您是北京人吗？”
“不。”
“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
“不用。”
“您又要换车？”
我拉长声音说：“对了。”
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
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
“你怎么看出来的？”
“咱见的人多了。”
“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
“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
“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
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
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
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
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
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
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
“可我根本就没记住。”
“那就谢谢您了！”
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
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便宜给你得了。”
“多少？”
“一万五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只好下桥。
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住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一张富泰的大脸盘配上双眼皮宽额头很有几份像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并且也姓毛。她在我看完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闯进门来，身上到处驮着旅行包，钥匙牌用下巴夹着。她进门就扔掉了所有东西直奔厕所，小便如暴风骤雨又急又响。我不由再次痛恨王先生，包一间房都舍不得，我在德方工作了七天，已经了解到我为金老板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
她在马桶冲水声中提着裤子出来，舒畅地清了两声喉咙，坐在我的床上。
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的床。”
她说：“叫我毛同志，我不爱听现在的女士小姐。”
我说：“毛同志，你睡那张床。”
她说：“旅社里的床，都一样。那张就那张吧。”
毛同志把几只旅行包全放在床上，掏出所有衣物，乱翻了一气，进卫生间洗澡。招待所的热水只放两小时。从七点到九点。毛同志洗到九点零五分，突然从卫生间伸出头来惊呼：“怎么是凉水啦？”
我装作聚精会神看电视什么也没听见。
一会儿，毛同志神采奕奕从卫生间出来了，干净得像只大白鹅。我赶紧从雾气缭绕的卫生间拿出了自己的内衣。我洗不成澡了。
“同志你贵姓？”
我延迟了好一会才回答：“姓眉。”
“这姓可稀奇！眉毛的眉。百家姓上有没有？”
我又延迟了很久：“不知道。”
身后没声音了。我继续看电视，心里很窝火。忽然一声大鼾，我跳了起来。毛同志幸福地睡着了。我观察着毛同志幸福的睡态，等待她的第二声鼾声，然而没有。等我上床时毛同志又迸发了一声大鼾。这种不均匀的鼾声真害苦了我。它把我的睡眠分割成了不规则的小块。
第二天清早，毛同志穿上旅游鞋，背着水壶要去游览。
“我是来北京买医疗器材的。先旅游一下再办事。小眉，你出不出去玩？你出去我就等你。”毛同志毫无芥蒂地对躺在床上的我发出邀请。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以示谢绝。
我以为毛同志走了我可以睡上一会儿的。服务员送开水来了。咣咣当当送完开水又开始打扫房间。我说今天上午就不打扫了行不行。服务员说为什么？打扫一会儿就得，不打扫要被扣奖金。北京的招待所传统可保持得不错。
我将通讯本摊开压在北京市游览图上。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许诺过陪我逛北京城的朋友很多，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所有人。我选择了老阿山。老阿山并不老，可他就叫老阿山。他的女朋友原本在我们单位，我替她设法调到北京了。调动的过程很艰难，老阿山因此非常感激我。后来他俩没成。没成老阿山也还是到武汉看我。我们是朋友了。
拨通了电话。我说：“喂，我找老阿山。”
“请问您哪位？”北京人，说话文明礼貌。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是老阿山吧？”
“我是，请问小姐芳名？”
老阿山没听出我的声音。为调动我们曾通过多少电话。那时候我只对着话筒呼吸他就知道是我。
我想多说几句话看看。我说：“我的名字叫红。”
“噢，林燕红。燕红。你好。”
我叹了一口气。
“小姐您别叹气。我知道您是谁，可我不敢说。我不敢相信您会给我打电话。”
老阿山肯定又错了。老阿山在小姐世界里邀游，眼花缭乱。
“红霜！红霜小姐您好！”
我说：“多好的记性。”
老阿山如释重负。说：“怎么会记不住您呢？那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有几个漂亮小姐？就您一个。”
我为老阿山高兴。一个专业性杂志的编辑混到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了。我笑了几声。
“对不起，小姐。您到底是谁？请高抬贵手。我们导演成天和演员打交道，女孩子太多了。如果您也是要求上片子的小姐，请直接报姓名，否则我只好挂电话了。”
“恭喜你成导演了。你挂电话吧。”他不挂我倒准备挂了。
“啊！听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这么熟！”
我不挂电话了。我说：“老阿山，你呀，变化可太大了。”
“肖红啊，你可给我来电话了！这几天我找你找得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伤心地说：“我没开玩笑我——”
“你住嘴。你这个小东西还给我来这一套。告诉你。我故意逗你的。京城一枝花，大名鼎鼎的名记谁不知道。你写我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见了，棒极了！说正经的，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想吃什么菜？北京城里的餐厅，点什么我带你去吃什么！”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说：“老阿山。我是眉红。”
老阿山惊叫一声：“眉红？”好半天没声音。是一盆凉水浇了头的感觉。我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血压偏低。我使劲对着话筒叫喊：“喂喂！喂喂！你没事吧？”
“你杀了我吧眉红。”老阿山换了一副低沉的一本正经的嗓门。“我操！我他妈真出丑了。眉红，你千万别当真，我在拿那女记者开涮呢。她丫倒真够名妓了。现在还能和女人动真情吗？当然除了你，你是纯洁的。”
“得。请别涮我。我从生下来就沾染世尘，早不纯洁了。”
“哦，对了眉红。你现在在哪里？”
“我当然在武汉。”
“多遗憾。要是在北京我可以请你吃一顿饭。有事吗？”
“没事。没事闲得手痒，拨个电话好玩。”
“真羡慕你。我操！我他妈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挣钱太不容易了。整天与一些傻调打交道。现在北京尽他妈傻Ｘ！”
我扭头看了看门。“我们领导来了。”我们领导当然没来，我在这么想象，凭借想象好撒谎。我说：“我得挂电话了，再见。”
“再见。”
我倒在床上休息。我想老阿山当个编辑都极不称职，错别字连篇，怎么导戏？难怪我们的电视剧绝大多数不能看。
毛同志天黑进门。跛着累坏的脚，用湖南普通话向我大声控诉北京的一日几游，旅游车巧立名目收很多钱，但每个景点只让旅客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就走。而且所有的参观门票还是游客自己掏钱买。毛同志一会儿说游了三处，一会儿说游了五处。都气糊涂了。
“小眉你是不是也到北京旅游来的？”
“是想好好玩一下。”
“好好？现在谁会让你好好地玩？告诉你，你千万别坐游览车！”
“也许我是不会去坐。”
“没有也许，就是不坐！”毛同志搬起赤脚在台灯下察看水泡，硬逼着我答应她决不去坐北京的游览车。她说：“我是前车之鉴。你看看！看看！钱花了一百多块，玩没玩好，吃没吃好，脚上还打了泡，导游小姐像撵兔子一样撵你，能不起泡？你千万别上他们的当。你说呢？”
毛同志把我逗笑了。我说：“对。我决不上他们的当。”
毛同志也笑起来。
毛同志洗了澡，躺在床上，大叹一气，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么搞下去，我们中国还得了？”
我扭头望毛同志。我在北京这几天也不如意，可我压根就没由此考虑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我感到湖南人了不得，天生博大的革命胸怀。
我问：“毛同志您是韶山冲人吗？”
毛同志答：“长沙人，和毛主席是大老乡。”
毛同志睡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披上衣服靠在床架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打瞌睡。毛同志说：“小眉你先睡，要不我打鼾吵你睡不着。昨天我是坐火车坐得太累了。”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儿喜欢毛同志了。
事态变得严峻起来。我到北京干吗来了？就是旅游来了嘛。我来北京多次，从来没有机会认真地看看那些名胜古迹。这次是下决心要看的。这次时间有了，钱也凑合，可没有朋友陪着。没有朋友，一个人乱逛，不好玩。没有人，再好玩的地方也没意思。人是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傻看那些飞檐碧瓦干什么？没来的时候，北京的朋友好像都在等我，来了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旅游车显然是不能坐的。和朋友，拿一点小零食，在故宫在长城，随心所欲瞎逛，拍几张照片，谈许多闲话。说说笑笑走遍北京城——我就这理想就这心愿。可我现在看出我这理想心愿似乎下错了车站。
早上毛同志出门之后我躺在床上有些茫然。
王先生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在于什么，我说：“在虚度光阴。”就把电话挂了。
我又摊开电话号码本，审视一个又一个朋友的面孔。到吴琴心这儿我拿起了电话。
“吴琴心，我是眉红。”
“呀眉红！你在哪儿？”
我说了招待所的名字，吴琴心更惊喜：“呀太棒了！离我家很近。你等着，我半个小时后到。听着，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到底是同学。感觉就是不一样。
吴琴心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敲门。我们高兴地拉着手转了两个圈。女人一见面便是典型的妇女话题。
“眉红，你还这么年轻！”
“你可比从前漂亮多了！”
“去去，腰围二尺二啦。”
不管吴琴心腰围多少尺寸，她确实比从前漂亮。她读大学时穿什么，一身化学纤维。现在穿什么？真丝裙，真皮风衣，与风衣配套的长筒皮靴。
“小姐请你摘下墨镜好不好？”
“当心吓坏了。”
吴琴心取下墨镜让我瞧一眼随即又戴上了。她的下眼睑烂得赤红发亮。
我说：“天！你怎么啦？”
“割眼袋了。手术才一星期，按说是不应该出门的。”
“那你快回去，别感染发炎了。如果发炎了那可怎么好？”我望着吴琴心发呆，我明白我与朋友携手游览京城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吴琴心掏出香烟，问我：“抽吗？”
我说：“抽。”
我取过一支细长的褐色的摩尔女烟，夹在指头上玩弄了一番。吴琴心送过火来，我怕烧了眉毛，赔着嘴唇去点烟，被吴琴心轻轻拍了一下脑门子。
“不会就不会，别装会好不好！”
我说：“好。我是不会。”
吴琴心取出一支烟。不是夹着而是两指头拈着。蓝色火焰升起来了。让它在耳侧静静燃烧少顷。点烟。轻轻吸一口带一声轻轻的“吧”。旋而往沙发上一坐。一条腿搭在 另一条腿的膝盖头上。真丝裙无声地滑开。红唇里的烟雾徐徐送出。我为这性感的妇女风韵鼓掌叫好。
吴琴心说：“来来来，咱哥俩好几年不见了，畅谈一番怎么样？”
“那就畅谈吧。”
“先谈男人？”
“好。”我发笑了。
“笑什么笑？真谈！”吴琴心望我脸这边喷了一口烟。
“真谈吧。”我这次没笑。
畅谈很快就变成了吴琴心主谈。她已经离了婚又结了婚现在关系又紧张。
吴琴心一支接一支抽烟，风度不如刚才的优雅。刚才带有表演性质，现在是真实生活。我大嚼口香糖，食用胶积攒了满满一口，想吹双重泡泡，没吹成功。我坐累了就去趴在床上听。吴琴心不介意。她刹不住车了。她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来北京来得正好。
“慢着，你不是说你的琴心时装店倒闭了吗？怎么又说服装设计师和你日夜研究工作引起你先生的不满？”
“谁说倒闭来着？关门了。收业了。我办大公司了。”
“啧啧。”
“现在我拥有中国最棒的设计师。垄断了二十个一流名模。我的产品专销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皮尔·卡丹都没有我的生意火。”
“皮尔·卡丹现在准在打喷嚏。”
“你呀，以为皮尔·卡丹是世界名牌？不行了！国际上只能排到二十四位了！法国服装真不行了。旧的名牌总有死去的一天，新的名牌正在红遍全球，这是商业界的规律！”
这话说得多富哲理。我服了。从前在大学，吴琴心服我。现在我服她了。我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陪她继续畅谈。在北京我的时间多的是。
“你的公司什么名字？”
“国际流行时装中国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你们公司的服装什么牌子？”
“念奴娇。”
我又忍不住趴床上笑了。吴琴心走过来喝水顺手在我臀部给了一巴掌。
我说：“这是个词牌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你知道是词牌，不错。蕴含东方神秘色彩。你再看这字面意思：念一奴一娇一”吴琴心甩了一个水袖姿式，以手托腮，扭动胸脯和胯部。“风情万种是不是？”
“是呀。”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怜的因为你太穷了你穿不起念奴娇，所以你不知道念奴娇。我可以看在老同学的关系透露一点公司机密。我的公司是有背景的，我的合伙人是——”吴琴心在我耳边说了一个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字。
我的耳朵被吴琴心的呼吸弄得怪痒痒，我搔着耳朵吃惊地问：“真的是他？”
“他的孙子。”
“孙子？隔那么远。”
我咯咯咯乱笑，因为耳朵里边还痒，又挠不着。只有笑而已。吴琴心将白开水一饮而尽。说：“你要明白，北京
人要做大生意非得这样不可。”
畅谈到十二点半，吴琴心请我到附近的国际饭店吃西餐。
“我不喜欢吃西餐，淡而无味。”
吴琴心劝我：“吃西餐吧，吃环境吃情调嘛。”
我们在国际饭店西餐厅吃了一顿环境和情调。环境不错。安谧。清静。流泉和常绿植物把空气调节得十分宜人。情调也还行。餐桌上小包装的细盐和味精是进口货，花瓶里插一朵鲜花。服务员小姐扎着波浪边的白色围裙。远方传来音乐。其它餐桌上有洋人、黑人、华侨以及貌若天仙的中国小姐。
吴琴心在餐厅遇上了好几个熟人。一个油黑脸大胡子的矮墩男人和吴琴心互道了一声“哈罗”，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又向我说“哈罗”，我没吭声。
我对吴琴心说：“什么德性！吃个西餐就是外国人了？”
吴琴心说：“吃中餐也这么来着。现在的北京——你太不了解了。你知道他是谁？”
我喝着奶稀。摇头。不屑。
“西北来的一只狼。摇滚键盘手。摇滚界很有名气了。”
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服装模特儿。模特儿台上看可以，台下体积太大。长腿细脖子像只鸳鸯。模特儿说：“嘿，琴老板。”
吴琴心对她俩打量，慢慢吐烟圈。模特儿旁若无人坐下，其中一个气咻咻说：“琴老板，他丫出台费才给三百块，还是他妈的人民币。您帮个忙，告诉他我是谁。”
说话间拴在模特儿牛仔裤上的BP机叫起来，她看了一眼，举目四顾找电话。一直坐在旁边抽闷烟的模特儿说：“别理这傻Ｘ！”她一动嘴巴就破坏了脸蛋和浓妆的美丽，下眼睑漾起皱褶，口型松垮疲软。我不忍地转过头去。吴琴心指点着这模特儿说：“你最好少开口。”
俩模特儿去打电话。打了电话在另一张餐桌上就餐。
吴琴心说：“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山东来的，现在傍一大款住在亚运村。她的实力不可估量，一上台魅力四溢。那穿裙子的是杭州人。杭州姑娘腿的比例不太理想。只能穿裙装。哦——”吴琴心叩叩脑门。想起了什么，招手让杭州姑娘过来。
杭州姑娘迈着猫步过来了。
吴琴心撩起她的裙子，在一条侧缝找到了商标，翻出来给我看。商标上三个绣金字，果然是“念奴娇”。
我端详远去的模特儿告诉吴琴心心里话：“这裙子可真是不怎么样。完全没个模样。”
“对了！”吴琴心把玩着酒杯，教导我，“大师级的东西就是没有规范。它超越了线条色彩形式的模式，呈现一种自由状态。一条裙子穿在女人身上，要能勾起人的无穷想象——这就是念奴娇的广告词。”
我说：“这裙子的成本最多三十块钱。”
“小姐，真正的名牌是无价之宝。”
“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值罗。”
一朵芬芳的玫瑰在我和吴琴心之间颤动。我们透过玫瑰挖了对方一眼然后大笑起来。
我没吃饱，但吃好了。吴琴心没有吃好，但吃饱了。
在饭店门口，我执意要为吴琴心叫一辆出租车。吴琴心反对。我说：“我们武汉有一首新民谣，说共产党是爹，银行是娘，等等。”
吴琴心明白了：“你有爹娘报销？”
“差不多吧。”我说。我朝一辆奔驰车招手，吴琴心小声提醒我：“奔驰每公里三块六。”
我点头表示知道也表示一种阔气。吴琴心暧昧地笑了。说：“看来你也不正派。下次来北京咱俩深入聊聊生意。”
“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
我寄存了行李。在电话亭给毛同志打了一个简洁的电话。跳上一辆出租车，转眼到了西苑饭店。
我在西苑饭店的酒吧里一边吃水果盅一边等电话。
我在温暖如春的暖气环境中脱掉了大衣，穿着羊毛衣裙，漫不经心吃着，手里翻着武侠小说《碧血剑》，注意力始终跟随着吧台上的小姐，因为吧台上的电话由她接。
电话铃响了，小姐拿起话筒听了听。在她问“哪一位是眉红小姐”的同时我已经站了起来。
“成功了！”毛同志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她说：“你的票到手之后我马上找到了招待所经理。我装出沉痛的模样告诉他：我同房间的旅客不辞而别了。经理大叫：什么？我说：不过她留下了一些钱和一张三百元的收据，可能是交的房费。经理立刻让我和他一起下楼到总服务台，一结算房费一分不少当然也不多。服务员急红脸了，说经理这三百元钱是老赵的。经理说什么老赵的！就是房费嘛！哦，太有趣了！” 毛同志像个喜欢讲故事的小女孩不厌其详，我静静地听着，觉得这故事非常好听。
“还有吗？”
“有！”毛同志快活地咯咯笑。“大概是服务员通知了老赵。老赵很快就赶来了。在大厅里暴跳如雷，冲我发恼。我说：“你这个人有意思。我与这事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你要是懂事，对我客气一点，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老赵的脸变得好快，当场就陪上笑脸给我说好话。我就装出同情他的样子悄悄告诉他了电话号码。他肯定会给你打
电话的，现在他和经理在争吵。”
“毛同志，让你做了一次特务，好玩吧？”
“你这个女讶子呀！要当心罗，当心聪明误聪明罗。”
“谢谢！”我真心地顺从他说，“我记住了你的话。”
我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就响了。我让小姐接电话。但我站着没动。小姐一听又笑盈盈将话筒递给了我。
果然是老赵。
他怒气冲冲地说：“你应该给我订票费，这是规矩！”
我自然是和颜悦色。我说：“我当然给。我是因为急事换了住所。”
“你什么时候给我？”
“现在就给。我在西苑饭店酒吧等你。”
“我又得出车马费！”
“这一趟的我报销。”
老赵直喘粗气。“喂，我马上就到。我告诉你放明白一点，咱是北京人，在北京你甭给咱玩猫腻！”
我说：“我在北京什么都没玩。”
一只细颈瓷花瓶里头插着一支粉红色的月季。我把一张百元钞一张伍拾元钞放在一块，用花瓶压在桌布上。
老赵进门了。他的衣冠不整被把门的门卫狠狠蔑视了一眼。老赵的步子小心翼翼，好像怕在光可鉴人的地上摔倒。
待酒吧小姐将老赵引导到我的桌旁，他的气焰已经在表面熄灭了。我请他喝咖啡。
“给我！”他低声说。
我指了指花瓶。
“应该是三百元。”
“应该是一百五十元。你给我买的是三天之后的票。”我轻声细语说，“做生意，规矩和信誉是最重要的。骗人也要看看对方是谁。”
“我操——”
“小姐。”
酒吧小姐应声而来。我给了老赵几秒时间，他紧闭嘴巴。我说：“我也要杯热咖啡。”
“好的。”小姐应声而去。
老赵抓起钱塞进了衣服口袋。一脸霉气。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大厅。
这是我在北京最惬意的一刻。
西苑饭店流光溢彩一尘不染简直与我那招待所有着天渊之别。因此我特别想在这里和王先生见一面。我设想他大吃一惊然后无可奈何地为我在酒吧的消费付款。用这个节目向王先生作别吧，不在我们一同出门旅行了一次。尽管他厌恶我或者说对我没兴趣。不知道年过半百阅历丰富的王先生明白不明白，男人对女人表示没兴趣是对女人多么大的侮慢。
我往王先生房间打了一下午电话，他始终不在。
我在西苑饭店门口东张西望，踱来踱去，兀然心生一念，便伸手打了一辆面的。
司机问：“上哪儿？”
“兜风。”我说，“走三里河路过木握地上复兴门外大街，照直往东开。经过了国际饭店之后上北三环路回西苑。”
司机看了我一眼，说：“好呐。”
我一本正经，努力做出深不可测的模样。
这样，我从黄昏初降到华灯齐放，在京城由西向东兜了一圈。我经过了吴琴心家。经过了与她吃饭的国际饭店。经过了老阿山家。经过了好几个旧日朋友的家。经过了我不辞而别的招待所。经过了我恋恋不舍的毛同志。经过了我与德方打交道的紫红色的楼房。经过了我依然怀念的马甸桥。
我差不多是以故宫为圆心，以封建时代的皇城为半径画了一个不大圆的圆。我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我奔驰在哪条路上，我都可以遥望故宫太和殿。尽管北京的辉煌灯火，现代化建筑，蝗群般密集的小轿车，摇滚乐流行歌曲糊弄了我的视线，常常使我不知身在何处。但我闭上眼睛还是可以看见从前那座方正的巍峨的皇城。我从未能旅游成，心却处处都到了。总不能让我白来北京一趟嘛。
干燥的北方风冷漠地吹打我的头发。我默然望着窗外。
车上了三环路，顿时平稳顺溜开阔起来。由于架设了许多立交桥，这一路没有红绿灯。一个多小时没说话的司机打了个呵欠，试探说：“听歌吧？”
我不想听歌，但怕司机打瞌睡。我说：“好。”
司机放进去一盘磁带。劈头一句便是港台味的情歌：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北京似乎正流行这首歌。我已经在出租车里听过好几次了。根据这几天我对北京的感觉，流行这种歌实在不相称。他们渴望真感情？开玩笑！
我说：“师傅您能换一盘音乐带子吗？”
“行。”
换了。一听更糟糕，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我是从武汉听着克莱德曼搞了小小把戏才进京的，结果在京苦不堪言。此时此刻。我宁愿要大白话，而不要钢琴曲，我坚决拒绝它柔软的触须悄悄伸进我隐秘的创口。
“对不起，师傅，还是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吧。”
“对。这歌好听。”
歌声陪伴司机开车。我依然默默望着窗外，干燥的北方风依然冷漠地吹打我的头发，司机提醒我说到了。我凝神一看，窗外可不正是西苑饭店。晚上从马路对面看，西苑更漂亮了。我下了车，站在冷风中活动脚腿。我觉得腮边有蚁爬感，一抹居然抹到一手冷泪。谁哭了？
我得承认我的心不太好。总把别人往坏处想。半个多月的北京经历把我的心搞得更不好了。正当我要动身往西苑饭店去的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了王先生。王先生和他表弟又在一块。他们在西苑饭店对面的一片林子里散步，两人紧紧靠在一起。我突然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十分可怕的猜测。
我跟踪了王先生和他的表弟。
王先生送他表弟到一栋公寓楼。他俩依依不舍。他们走进一辆中型交通车的阴影里拥抱告别。
当他们拥抱时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拔腿往回跑。经过那边林子我突然蹲了下来。我的腿直发抖。我以为王先生他们又回到了林子里。细一看不是，是另外的两个男人。另外游逛的还有一对对的男人。我害怕极了。
我冲进西苑饭店大堂，取了寄存的小包，去卫生间洗了脸，我想只要不再见到王先生，我随便住什么样的招待所都成。
在饭店大门口，我和王先生撞了个满怀。我们都像看见了鬼一样。
“眉红！你怎么在这里？”
我无法告诉他一切。
“你怎么啦？脸色这么不好？”
我这才想起我没吃晚饭。
“我饿坏了。”
王先生带我到附近一家小餐馆，要了四菜一汤。是餐馆最好的菜。我不顾一切，埋头吃饭。王先生在一旁陪着呷着茶看一张小报。
我一连喝了好几口热汤才止住了心慌气短。
“眉红，告诉我，你怎么跑到西苑来了？”
“我来向你道别，我明天回武汉。”
“打个电话来不就成了？你呀，又单纯又任性。”
我吃了很多菜，菜盘一只一只光了。我把菜盘摞在一块。旁边的服务小姐看着，笑出了声。我向小姐友善地点了点头。她怎么能明白我此时此刻的窘迫和无聊还有孤独无助？
“眉红，你要走了，我想说几句话。”王先生放下报纸看着餐馆的壁灯。
“说吧。”我还是捣弄菜盘。
“说实话，你是个比较直爽工作负责的女同志。这次来北京，我照顾不周，请别记恨我。请别对人说什么。其实，我是自己贴钱住西苑饭店的，我习惯住这里。工作上方便，走亲戚也方便。公私兼顾。”王先生唉了一声，感伤地说，“眉红啊，一个人总有他摆不脱的牵挂，真是作孽呀，人活着。”
我说：“王先生，你别说了。我年轻不懂事，多说也无用，总之，北京的差结束了。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我什么也不会再提起。”
“谢谢你眉红！”
“有什么可谢的。”
“明天我送你。”
“不！不需要！”
“那怎么行。我应该送你。莫非有好朋友送行？”
“对。有朋友送。”
为了善始善终，王先生和我开了个玩笑：“男朋友？”
“是的。”我强作欢颜。
“好吧，那我不送了。我代表金经理和我们企业感谢你指导我们的工作并预祝你一路顺风。”
我们都故意回避了握手这一礼节。
怕误车当然是个借口。为了早点离开西苑饭店，我提前两小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上人挤人。全国各地的方言话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都只盯着自己将要去的地方，对其它毫无兴趣。许多人甚至都懒得说话，在唇上叼一张纸，纸上写着求购某次列车车票，然后坐在广场上闭眼打盹。
我取出了沉重的旅行包，左右各一只交叉挂在肩上。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肩头火辣辣疼。我茫然地混在人群中，
不知道如何度过这两小时的时光。我甩下旅行包，朝它们狠狠踢了两脚。我引颈遥望，专门遥望驶进广场的各种小车。但从小车出来的人都使我非常失望。我无人送别。我伤心地强迫自己别指望奇迹发生。我告诉自己这是现实生活！不是文学作品！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许多极有趣的事。当我目光落到广场右侧的一堵围墙上的时候，我不禁咧嘴笑了。围墙粉了个大白脸，上面正在刷巨幅标语。正楷美术字，鲜艳的红油漆。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度过的。刷标语是我童年的游戏。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涌上心头。我乍一看以为是幻觉，定神一看是真实的。刷标语的人穿着牛仔裤，屁股兜上沾了一巴掌醒目的红油漆。
我拖着两只包过去。坐在包上用手作搭檐，观看太阳下正在形成完整口号的标语。它们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变。我看得入了迷。
我正入迷，一个人在我身后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毫无戒心地回了头，突然一耳光猛搧到我脸上。
我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掀倒在地，鲜血顿时流出了我的鼻子。
“谁？”我愤怒地面对广场上的人群叫喊，“是谁？”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全都是无辜的模样。打我的人仿佛遁地入天了。我坐在地上，手背是擦鼻子的血，手掌是一掌的灰垢，既没人出来扶起我也没人出来承担责任。我再叫两声“谁？”，人们就发笑了。
人们肯定觉得滑稽，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滑稽。我明白这是老赵在捣鬼。他只给了我一耳光也许还是客气的。
最后还是刷标语的小伙子过来扶起了我。面对人们的讥笑他大声对我说：“我是看你一直在欣赏我的字。”
“谢谢。”我说。我捂着鼻子拖着两只包慢慢向候车室走去。
站台上，我最后望了望北京的天空。天空有太阳但云是灰色的。灰色的云缓缓移去使人有了一腔的惆怅。
列车鸣笛了。我上了车。列车一阵剧烈颤抖停了下来。我再次下车，看天空。不一会儿又鸣笛上车，刚启动又停下来。车厢里闷，我只得随大部分乘客又一次下车。我再看天空，云依然是灰色，可我心里一片空白，连惆怅的情绪都调动不起来了。惆怅还有点诗意，可恨这列车一再出毛病，教我们生活中的诗意何以持续呢？我真倒霉！
列车终于开动了。
列车一出站就开始了点歌节目。我把自己一盒心爱的磁带送到播音室，说我点播这磁带上的音乐。穿上列车制服显得俊俏的播音员小姐问我这音乐为谁点播？我说为这趟去远方的车。为与我同行的全体乘客，为辛勤劳动着的全车乘务员。最后一句是讨她喜欢的，果然她欢喜地笑了，说我马上放。
这盒磁带是长笛演奏家黄绍江先生的专辑，名叫《瞬间·长笛与乐队》。我之所以喜爱黄先生的长笛演奏，那是因为我童年至少年的那段时光熏陶在黄先生的笛声中。那时候，我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穿着极不正规的芭蕾鞋在大街上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伴奏的是唱片。唱片里明丽的轻盈的“北风那个吹”就是黄先生的长笛吹奏的。那时候，黄绍江先生是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的首席长笛。现在是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演奏家。这盒《瞬间》是现在新加坡的黄先生吹奏的。使用的是一支金子做的长笛。金子做的长笛缺乏竹笛那开裂一般的嘶嘶声，这是我唯一的小小的遗憾。
我从武汉千里迢迢揣着《瞬间》到北京，如意算盘是与我共同拥有某段经历的朋友一块儿听听这音乐的。谁知朋友太忙呢。人家都在忙正事，忙大事，怎么就我傻乎乎的像没长大似的。就我这样，还配要挟领导？还配算计老赵？还配敌视王先生？
黄绍江先生用他的金笛吹起了悠扬深情甜美却也忧伤的乐曲。我趴在枕头上，用湿毛巾敷住被打肿的半边脸，在笛声中泪如雨下。
列车在我的泪雨中与北京彻底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