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麻菜籽》原文·廖辉英
大哥出生的时候，父亲只有二十三岁，而从日本念了新娘学校，嫁妆用“黑头仔”轿车和卡车载满十二块金条、十二大箱丝绸、毛料和上好木器的母亲，还不满二十一岁。
当时，一切美满得令旁人看得目眶发赤，曾经以艳色和家世，让邻近乡镇的媒婆踏穿户限，许多年轻医生铩羽而归的医生伯的幺女儿—“黑猫仔”，终于下嫁了。令人侧目的是，新郎既非医生出身，也谈不上门当户对，仅只是邻镇一个教书先生工专毕业的儿子而已。据说，医生伯看上的是新郎的憨厚，年轻人那头不曾精心梳理的少年白，使他比那些梳着法国式西装头的时髦医生更显得老实可靠。
婚后一年，一举得男，使连娶六妾而苦无一子的外祖父，笑得合不拢嘴；也使得许多因希望落空而幸灾乐祸，准备瞧“黑猫仔”好看的悬着的心霎时掼了下来。
那样的日子不知持续了几年，只知道懂事的时候，经常和哥哥躲在墙角，目睹父亲横眉竖目，摔东掼西，母亲披头散发，呼天抢地。有好多此，母亲在剧战之后离家，已经学会察言观色，不随便号哭的哥哥和我，被草草寄放在村前的傅婶仔家。三五天后，白发苍苍的外祖父，带着满脸怨恼的母亲回来，不多话的父亲，在没有说话的外祖父前，更是没有半句言语。翁婿两个，无言斜坐在斜阳照射的玄关上，那财大势大，“吓水可以坚硬冻”的老人，脸上重重叠叠的纹路，在夕阳斜辉中，再也不是威严，而是老迈的告白了。老人的沉默对女婿而言，与其说是责备，毋宁说是在哀求他善待自己那娇生惯养的幺女吧？然而，那紧抿着嘴的年轻人，哪里还是当年相亲对看时，老实的一屁股坐在脸盆上的那一个呢？
我拉着母亲的衣角，迤迤逦逦伴送外祖父走到村口停着的黑色轿车前，老祖父回头望着身边的女儿，喟叹着说：“猫仔，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做老爸的当时那样给你挑选，却没想到，拣呀拣的，拣到卖龙眼的。老爸爱子变作害子，也是你的命啊。老爸也是七十外的人了，还有几年也当看顾你，你自己只有忍耐，尫不似父，是没法挺宠你的。”
我们回到家时，父亲已经出去了。妈妈搂着我，对着哥哥断肠似的泣着：“憨儿啊，妈妈敢是无所在可去？妈妈是一脚门外，一脚门内，为了你们，跨不开脚步啊！”
那样母子哭成一团的场面，在幼时是经常有的0只是，当时或仅是看着妈妈哭，心里又慌又惧地跟着号哭吧？却哪里知道，一个女人在黄昏的长廊上，抱着两个稚儿哀泣的心肠呢？
大弟出生的第二年，久病的外祖父终于撒手西归。妈妈是从下车的公路局站，一路匍匐着爬回去的。开吊日，爸爸带着我们三兄妹，楞楞地混在亲属当中，望着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我是看惯了她哭的，然而那次却不象往日和爸爸打架后的哭，那种伤心，无疑是失去了天下唯一的凭依那样，竟要那些已是未亡人的姨娘们来劝解。
爸爸是戴孝的女婿，然而和匍匐在地的母亲比起来，他竟有些心神不属。对于我们，他也缺乏耐性，哭个不停的大弟，居然被他骂了好几句不入耳的三字经。一整日，我怯怯地跟着他，有时他走得快，我也不敢伸手去拉他的西裤。我后来常想，那时的爸爸是不属于我们的，他只属于他自己，一心一意只在经营着他婚前没有过够的单身好日子，然而他竟是三个孩子的爸呢。或许，很多时候，他也忘了自己是三个孩子的爸呢。
可是，有时是否他也曾想起我们呢？在他那样忙来忙去，很少在家的日子，有一天，居然给我带了一个会翻眼睛的大洋娃娃。当他扬着那金头发的娃娃，招呼着我过去时，我远远地站着，望住那陌生的大男人，疑惧参半。那时，他脸上，定然流露着一种宽容的怜惜。否则，许多年后，我怎还记得那个在乡下瓦屋中，一个父亲如何耐心的劝诱着他受惊的小女儿，接受他慷慨的馈赠？
六岁时，我一边上厂里免费为员工子女办的幼稚园大班，一边带着大弟弟去上小班；而在家不是帮妈妈淘米，擦拭满屋的榻榻米，就是陪讨人嫌的大弟玩。妈妈偶尔会看着我说：“阿惠真乖。苦人家的孩子比较懂事。也只有你能帮歹命的妈忙，你哥哥是男孩子，成天只知道玩，一点也不知妈的苦。”
其实，我心里是很羡慕大哥的。我想哥哥的童年一定比我快乐。最起码他能成天在外呼朋引伴，玩遍各种游戏；他对爱哭的大弟没耐性，大弟哭，他就打他，所以妈也不叫他看大弟；更幸运的是，爸妈吵架的时候，他不是在外面野，就是睡沉了吵不醒。而我总是胆子小，不干脆，既不能丢下妈妈和大弟，又不能和村里那许多孩子一样，果园稻田那样肆无忌惮的鬼混。
哥哥好象也不怕爸爸，说真的，有时我觉得他是爸爸那一国的。爸爸回来时，经常给他带《东方少年》和《学友》，因为可以出借这些书。他在村里变成人人巴结的孩子王。有一回，妈妈打他，他哭着说：“好！你打我，我叫爸爸揍你。”妈妈听了，更发狠地揍他，边气喘吁吁地骂个不停：“你这不孝的夭寿子！我十个月怀胎生你，你居然要你那没见笑的老爸来打我，我先打死你！我先打死你！”打着打着，妈妈竟大声哭了起来。
七岁时，我赤着脚去上村里唯一的小学。班上没穿鞋的孩子不只我一个，所以我也不觉得怎样。可是一年下学期时，我被选为班长，站在队伍前头，光着两只脚丫子，自己觉得很腼腆。而且班上没穿鞋的，都是家里种田的。我回家告诉妈妈：“老师说，爸爸是机械工程师，家里又不是没钱。应该给我买双鞋穿。她又说，每天赤脚穿过田埂，很危险，田里有很多水蛇，又有乱草会扎伤人。”
妈妈没说话。那天晚饭后，她把才一岁大的妹妹哄睡，拿着一支铅笔，叫我把脚放在纸板上画了一个样，然后拿起小小的紫色包袱对我说：“阿惠，妈妈到台中去，你先睡，回来妈会给你买一双布鞋。”
我指着包袱问：
“那是什么？”
“阿公给妈妈的东西，妈去卖掉，给你买鞋。”
那个晚上，我一直半信半疑地期待着，拼命睁着要阖下来的眼皮，在枕上倾听着村里唯一的公路上是否有公路局车驶过。结果，就在企盼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枕边有一双绛红色的布面鞋，我把它套在脚上，得意洋洋的在榻榻米上踩来踩去。更高兴的是，早餐时，不是往常的稀饭，而是一块一福堂的红豆面包，我把它剥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从周围开始剥，剥到只剩下红豆馅的一小块，才很舍不得的把他吃掉。
那以后，妈妈就经常开箱子拿东西，在晚上去台中，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吃到一块红豆面包。而且，接下来的好几天，饭桌上便会有好吃的菜，妈妈总要在这时机会教育一番：“阿惠，你是女孩子，将来要理家。妈妈教你，要午时到市场，人家快要收市，可以买到便宜东西，将来你如果命好便罢，如果歹命，就要自己会算计。”
渐渐的，爸爸回来的日子多了。不过他还是经常在下班后穿戴整齐地去台中；也还是粗声粗气的在那只有两个房间大的宿舍里，高扯着喉咙对着妈妈吼。他们两人对彼此都没有耐性，那几年，好象连平平和和的和对方说话都是奢侈的事。长久处在他们那“厝盖也会掀起”的吵嚷里，吵架与否，实在也很难分辨出来。然而，父亲横眉竖目，母亲尖声叫骂，然后，他将她揪在地上拳打脚踢的场面，却一再的在我们眼前不避讳的演出着。
日子就这样低缓的荡着。有一回，看了爸爸拿回的薪水袋，妈妈当场就把它掼在榻榻米上，高声地骂着：“你这没见笑的四脚的禽兽！你除了养臭女人之外，还会作甚么？这四个孩子如果靠你，早就饿死了！一千多块的薪水，花得只剩两百，怎么养这四个？在你和臭贱女人鬼混时，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快要饿死了？现世啊！去养别人的某！那些杂种囡仔是你的子吗？难道这四个却不是？”
他们互相对骂，我和弟妹缩在一角。突然，爸爸拿着切肉刀，向妈妈丢过去！刀锋正好插在妈妈的脚踝上，有一刻，一切似乎都静止了！直到那鲜红的血喷涌而出，象无数条歹毒的赤蛇，爬上妈妈白皙的脚背，我才害怕得大哭起来。接着，弟妹们也跟着号哭；爸爸望着哭成一团的我们三个，悻悻然趿着木屐摔门出去。妈妈没有流泪，只是去找了许多根烟屁股，把卷烟纸剥开，用烟丝敷在伤口上止血。
那一晚，我觉得很冷，不断梦见全身是血的妈妈。我哭着喊着，答应要为她报仇。
升上二年级时我仍然是班上的第一名，并且当选为模范生。住在同村又同班的阿川对班上同学说：“李仁惠的爸爸是坏男人，他和我们村里一个女人相好，她怎么能当选模范生呢？”
我把模范生的圆形勋章拿下来，藏在书包里，整整一个学期都不戴它。而且从那天开始，也不再和阿川讲话。每天，我仍然穿着那双已经裂开口的红布鞋，甩着稻杆，穿过稻田去学校。但是，我真希望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有坏女人和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啊。一定有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人知道爸爸的事，我要带妈妈去。
有一晚，我在睡梦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睁开眼，听着狂风暴雨打在屋瓦和竹篱外枝枝叶叶的可怖声音，身旁的哥哥和弟妹都沉沉睡着。黑暗中我听到妈妈细细的声音唤我，我爬过大哥和弟妹，伏在妈妈身边，妈妈吃力的说：“阿惠，妈妈肚子里的囡仔坏了，一直流血。你去叫陈家婶仔和傅家婶仔来帮忙，你敢不敢去？本来要叫你阿兄的，可是他睡死了，叫不醒。”
妈妈的脸好冰，她要我再拿一叠草纸给她。我一骨碌爬起来，突然觉得妈妈会死去，我大声说：“妈妈，你不要死！我去找伊们来，你一定要等我！”
我披上雨衣，赤着脚跨出大门。村前村后摇晃的尤加利树，像煞了狂笑得前俯后仰的巫婆。跑过晒谷场时，我也顾不得从前阿川说的这里闹鬼的事情，硬着头皮冲了过去。我跌了跤，觉得有鬼在追，赶快爬起来又跑。雨打在瞳里，痛得张不开眼来。一脚高一脚低的跑到傅家，拼死命敲开门，傅家婶婶叫我快去叫陈家的门，让陈婶仔先去帮忙，她替我去请医生。
于是，我又跑过半个村子，冲进陈家的竹篱笆，她家那只大狗，在狗笼里对我狂吠着。陈婶仔听完我的话，拿了只手电筒，裹上雨衣，跟着我出门。
“可怜哦。你老爸不在家么？”
我摇摇头，她望着我也摇摇头。走在她旁边，我突然觉得全身的力量都使完了，差一点就走不回去。
医生走了以后，妈妈终于沉沉睡去，陈婶仔说：“歹命啊！嫁这种尫讨歹命。今天若无这个八岁囡仔，伊的命就没了。”
“伊那个没天良的，也未知在哪里匪类呢！”
我跪在妈妈旁边，用手摸她的脸，想确定她是不是只是睡去。傅婶仔拉开我的手，说：“阿惠，你妈好好的，你去睡吧。阿婶在这里看伊，你放心。”
妈妈的脸看来好白好白，我不肯去里间睡，固执的趴在妈旁边望住她，不知怎的，竟也睡去了。
那一年的年三十，年糕已经蒸好。妈一边懊恼发糕发的不够膨松，表示明年财运又无法起色；一边嘀咕着磨亮菜刀，准备要去把那头养了年余的公鸡捉来宰掉。就在这时，家里来了四、五个大汉，爸爸青着脸被叫了出来。他们也不上屋里，就坐在玄关上，既不喝妈妈泡的茶，也不理妈妈的客套，只逼着爸爸质问：“也是读册人，敢也赛作这款歹事？”
“旁人的某，敢也赛困？这世间，敢无天理？”
“像这款，就该斩后脚筋！”
那几个人怒气填膺地骂了一阵，爸爸在一旁垂着头，妈妈红着眼，跌坐一边，低声不断的说着话。吵嚷了一个上午，我无聊地坐在后院中看那只养在那儿的大公鸡，它兀自伸直那两只强壮的腿子，抖着脖子在啄那只矮脚鸡。唉，今天大概不杀它了，否则妈妈最少也会给我一只大翅膀。我伤心的转头去看那一群明年七月十五才宰得了的臭头火鸡。唉，过年哟，别说新衣新鞋了，连最起码的白切肉和炒米粉也吃不到！那些粗里粗气的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走！
那像番仔的大弟呜呜哭了起来，我肚子饿得没力气理他，何况我自己也很想哭，所以我仍旧坐在后院子里，动也没动。他开始大声的哭，大哥用手捂他的嘴，他就哭的更大声，大哥啪的一下就给了他一巴掌，于是他哗的一下子，喧天架响的哭了开来，把原来乖乖躺着的妹妹吓哭了。
妈妈走过去，顺手就打了大哥一巴掌，又狠狠地对着我骂：“你死了哟，阿惠！”
我只好不情愿地爬上榻榻米，一边抱起妹妹，一边骂那番仔大弟：“你死了哟！阿新！”
唉，这叫什么过年嘛！
就在我们这样闹成一团时，那几个人站了起来，领头的说：“这款天大地大的歹事，两千块只是擦个嘴而已。要不是看在你们四个囡仔也要过年的份上，今天也没这么便宜放你耍了。这款见笑歹事，要耍也得做够面子。今晚七点在我厝里等你们，别忘了要放一串鞭炮。过时那误了，大家翻面就歹看了。”
爸妈跪在玄关上目送他们扬长而去。转入屋内，妈妈径自走进厨房，拿起了才蒸好的软软的年糕，在砧板上切成一片一片的。爸爸站了会，讷讷的跟进厨房，说：“晚上的钱，要想想办法。”
妈妈的声音，一下子象豁了出去的水，兜头就嚷：“想办法？！歹事是你作的，收尾就自己去作。查某是你困的，遮羞的钱自己去设法！只由着你没见没笑的放荡，囡仔饿死没要紧？你呀算人喔？你！”
妈妈一开了骂，便没停的，边骂边掉眼泪。年糕切了半天，也没见她放进锅里，炉门仍用破布塞着，不赶快拿开来，炉火怎么会旺呢？可是她那样生气，我也不敢多嘴多舌的提醒她。
好不容易煎好了年糕，妈妈又去皮箱里搜了半天，红着眼睛用包袱包起一大包东西，爸爸推出那辆才买了不久的“菲力浦”二十寸铁马，站在前门等妈妈。妈妈对哥哥和我说：“阿将，阿惠，妈妈出去卖东西，当铁马，拿钱给人家。你们两个大的要把小的顾好，饿了先吃年糕，妈妈回来再煮饭给你们吃。卡乖咧，听到没？”
我望着他们走出去，很想问妈妈杀不杀那只公鸡，结果没敢出口。只问大哥：“阿兄，‘当’是什么？”
“憨头！就是卖嘛！卖东西换钱的意思，这也不懂！”
那天到很晚的时候，爸妈才回来。当然，那只公鸡也就没有杀了。晚上，我们吃的是妈妈煮的咸稀饭。没拜拜，当然也就没有好吃的菜了。不过那只公鸡反正是逃不掉的，早晚总要杀了它。这样想着，我还是在没有压岁钱的失望中，怀着一丝安慰睡着了。
开学以后，妈妈帮哥哥和我到学校去办转学。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我高兴得顾不得从前发的誓，跑到阿川面前，对他放下一句话：“哼！我们要搬到台北去了！”
看到他那副吃惊的笨蛋样子，我得意洋洋地跑开，什么东西嘛！爱说人家坏话的臭头男生。
搬到台北，我们租的是翠红表姨的房子。妈妈把那些火鸡和土鸡，养在抽水泵的旁边，又在市场买了几只美国种的饲料鸡。据说这种鸡长得快，四个月就可以下蛋，以后我们不必花钱就可以吃到那贵得要命的鸡蛋了。
爸爸买了一辆旧铁马，每天都骑着上下班。他现在回家的时候早了，客厅里张着一幅画框，他得空的时候，时常穿着短裤，拿着各种颜料在那里作画。左邻右舍有看到的，经常来要画。爸爸一得意，越画越起劲。妈妈虽然没叫他不画，但却经常撇撇嘴说：“未赚吃的剔头歹事，有什么用？”有时心情不好，也会怨怼：“别人的尫，想的是怎样赚吃，让某、子过快活日子。你老爸啊，只拿一份死薪水，每个月用都用不够。”
虽然这样，我还是很高兴经常可以见到爸爸在家。而且，现在他也比较少和妈妈打架了。他很少和我说话，我想，他不知道该怎样和我说话吧？从小，我就是这样远远看着他的。不过，他倒是常常牵着大弟，抱着妹妹，去买一角钱一只的“猪血粿”，回来总没忘记给我和哥哥一人一只。
大哥和我一起插班进入过了桥的小学。他上五年级，我读三年级。当时，小学恶补从三年级就已经开始，全班除了五六个不准备升学的同学，必须帮老师作些打杂的事情之外，其余清一色都要参加联考。因此，也都顺理成章地参加补习，因为许多正课，根本都是在补习才教的。
转了学，才发现台北的老师出的功课都是参考书上的。在乡下，我们根本连参考书都没听说过。当时参考书一本要十几块钱。大哥是高年级，比较接近联考，一学期必须买好几种。家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妈妈便决定先买他的。结果，连续三、四个礼拜，我每天都因没做功课而挨老师用粗藤条打手心。当时，老师一定以为我这个乡下孩子“不可教”吧？
每到月底，老师便宣布“明天要教补习费”，第二天，看着六十多名同学，一个个排队到讲台上去缴补习费，当时的行情价是三十块钱一个月，有钱的同学缴到两百块，一百块不等。我羞赧地坐在那里，眼看壮观的队伍逐渐散去，然后硬着头皮听老师大声宣布还没交钱的名字。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几乎每天都要让老师点到名。到最后，往往只剩我一个没缴。实在熬不过，我便和妈妈商量：“我不要补习了。”
“很多功课，老师是不是都在补习的时候才教？”
我点点头，说：
“我也不一定要考初中。”
“你要象妈妈一世人这款生活吗？”妈妈陡地把脸拉下来，狠狠地数说了我一顿：“没半撇的查某，将来就要看查埔人吃饭。如果嫁到可靠的，那是伊好命没话讲；要是嫁个没责没任的，看你将来要吃沙啊。妈妈也不是没读过册的，说起来还去日本读了几年。少年敢没好命过？但是，嫁尫生囝，拖累一生，没去到社会做事，这半世人过得跟人没比配……”
“可是，”我捏着衣角，嗫嚅着。“补习费没缴，老师每天都叫名字，大家都转头来看我，好象我是个臭头仔。”
“过两日让你缴，妈妈准备二十块银。”
“人家都缴三十块，那是最少的。”
“有缴就好了，减十块银也没办法，我们穷啊。”
每个月的补习费就是在这种拖拖拉拉的情况下勉强凑出去的。常常，我才缴了上个月的，同学们又开始缴下个月的了。被老师指名道姓地在课堂宣读，和让同学侧目议论的羞耻，不久就被每次月考名列前茅的荣誉扯平了。
第二年，哥哥以一点五分之差，考上第二志愿，虽有点遗憾，但妈妈还是高兴的吧？那是她的头生子啊！一个乡下孩子，从五年级下学期才接触到补习和参考书，能挤进省中窄门，连一向温吞着不管孩子事情的爸爸，似乎也很乐呢！只是，为了张罗两百多块钱的省中学费和几十块钱的制服费，妈妈毕竟是挤破了头的。爸爸象鸵鸟一样，没事人似的躲着，尽管妈妈扯着喉咙屋前屋后“没路用”地骂了不下千百遍，他还是躲在墙角，若无其事地画着他的画。
那几年，妈每天天蒙蒙亮就到屋外去生火，先是我们用过的两三张揉成团的簿本纸张，再架上劈得细细的柴，最上面才是生煤炭。等我们起床时，桌上已摆着两碗加盖的刚煮熟的白饭，哥哥碗里是两只鸡蛋，我碗里仅有一只。
这种差别，妈妈的解释是：哥哥是男孩子，正在长，饭吃的多，所以蛋多一只。
有一回，我把拌着蛋的饭吃掉，剩下两口白饭硬是不肯吃掉。妈妈骂着说：“讨债啊，阿惠，你知道一斤米多少钱吗？”
“是怎样我不能吃两粒蛋？”我嘀咕着，“鸡粪每晚都是我倒的，阿兄可没伺候过那些鸡仔。”
妈楞住了，好半晌才说：
“你计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没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妈妈是公平对你们，象咱们这么穷，还让你念书，别人早就去当女工了。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烟，你和他计较什么？将来你还不知姓什么呢！”
妈声音慢慢低了下去，收起碗筷转身就进去。
自那次以后，我学会沉默地吃那拌着一只蛋的饭，也不再去计较为什么我补习回来，还要做那么多的家事。而哥哥却可以成天游泳、打篮球，连碗筷也不必洗了。
联考前的那两年，功课逼得很紧。我在学校尽本份的念着，回家除了作功课，就不再啃书了。想到每次注册费都要筹的家里剑拔弩张的，妈妈光是填补每月不够的家用和哥哥的学费就已那样拼了命的，所以那两年，我是怀着考不上就不要念的心事过的。
六年级时，我参加全校美术比赛得了第一名，获得一盒二十四色的水彩和两支画笔，得意洋洋地回去献宝。正在洗碗的母亲，突然把眼一翻，厉声说：“你以为那是什么好歹事？象你那没出脱的老爸，画、画、画，画出了金银财宝吗？以后你趁早给我放了这破格的东西！”
没想到母亲会生那么大的气，挨了一顿骂，连那一向买不起的奖品看来也挺没趣的。以后，我参加作文比赛、壁报比赛，都再也不回家说嘴了。那时，我每回拿回成绩单，妈看过盖上章子，既不问这个月怎么退成第二名，也不夸这个月拿了第一名。我无趣地想，念好念坏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也没人在意。在这样不落力的情况下，也不曾参加老师晚间再加的补习，而成绩却始终在第三名前徘徊着。
初中联考放榜那天，母亲把正在午睡的我骂醒：“你困死了么？收音机都播一个下午了，那准没考上，看你还能安稳困得象猪一样！”
我爬起来，站到隔壁家的门廊上去听广播，站得腿都快断了，还在播男生的板中。我既不敢折回家，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正在踌躇，却见远远爸爸骑着铁马回来了，还没到家门口，就高兴地喊：“考取了！考取了！”
妈从屋里出来，着急但没好气地说：“谁人不知考取了，问题是考取哪一间？”
“第一志愿啦，我早就知道是第一志愿啦！”爸停好铁马，眉飞色舞地招我回去：“报纸都贴出来了，你家这要听到当时？”
那几天大概是最风光的日子了。一向不怎么拿我的事放在嘴上说的父亲，不知为什么那么高兴，一再重复地对别人说：“比录取分数加好几分呢！作文拿了二十五分，真高呢！”
妈妈是否也高兴呢？她从不和任何人说，只象往常一样忙来忙去，轮到我作的家事，也并不因联考结果而幸免。
那一阵子，爸爸接了几件机械制图工作，事先也没和人家言明收费多少，妈一骂他“不会和人计较”，他便一幅很笃定的样子：“不会啦，不会啦，人家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啦。”结果画了几个通宵，拿到的却是令爸爸自己也瞠目的微少数目。从此，他也就不怎么热衷去接制图工作了。
注册时，爸爸特意请了假，用他的铁马载我去学校。整整一个上午，我们在大礼堂的长龙里，排队过了一关又一关。爸爸不知怎的，闲不住似的拼命和周围的家长攀谈，无非是问人家考几分，哪个国小毕业的。每当问到比我分数低的，便乐得什么似的对我说：“你看，差你好几分，差一点就去第二志愿。”量制服时，他更是合不拢嘴，一再地说：“全台北只有你们穿这款色的制服。”
那天中午，爸爸带我去吃了一碗牛肉面，又塞给我五块钱，然后叮咛我说：“免跟你老母讲啦，这个帐把伊报在注册费里就好。”
我虽然觉得欺骗那样节省的妈妈很罪过，但是想到这一向那般拮据，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对女儿表示这样如童秩般真切的心意的爸爸时，我只有闷声不响了。
开学后，爸爸对我的功课比我自己还感兴趣，每看到我拿着英文课本在念，他就兴致勃勃地说：“来！来！爸爸教你！”
然后拿起课本，忘我地用他那日式发音一课一课地念下去，直到妈妈开了骂：“神经！囡仔在读册，你在那边吵！查某囡明早要考试，你是知么？”
初中那些年，爸爸对于教我功课，显得兴致勃勃，那时他最常说的话是：“阿惠最象我！”要嘛就是：“阿惠的字水，象我！”反正好的、风光的都象他。而妈妈总是毫不留情地泼他冷水：“象你就衰！象你就没出脱！”
那几年，爸爸应该是个自得其乐的汉子吧？他常常塞给我几毛钱，然后示意我不要讲。有几次，看着他把钱拙劣地藏在皮鞋里，我就预卜一定会被妈妈搜出，果然不错，那以后，他又东藏西匿，改塞在其它自以为安全的地方。或许是藏匿时间紧迫，心慌意乱；或许是藏多了竟至健忘，每当事过境迁，他要找时，往往找不到，急的满头大汗，不惜冒着挨骂遭损的危险，开口询问妈妈。结果，不是爆发一场口角，就是大家合力帮他找寻，然后私房钱又顺理成章地交了库。所以，我虽深知他手边常留点私用钱，给自己买包旧乐园香烟，或者给孩子几毛钱，但我总不忍心跟妈妈讲，或者是因他那份颟预的童稚，或竟是觉得他那样没心机、没算计实在不值得人家再去算计他吧。
尽管小钱不断，但孩子注册的时候，每每就是父亲最窘迫的时候。事情逼急了，妈妈要我们向爸爸要。他往往会说：“向你老母讨。”
“妈妈叫我跟你讨。”
“我哪有？薪水都交给伊了，我又不会出金！”
如果我们执拗地再叮上一句，他准会冒火：“没钱免读也没晓！”
碰了钉子回来，一次次的，竟觉得父亲象头笼中兽，找不到出口闯出来。他是个落拓的人，只合去过浪荡过自己的日子。要他负起一家之主的担子，便看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他太年轻就结婚，正如妈妈太早就碎梦一样，两个怀着各自的无边梦境的人，都不知道怎样去应付粗糙的婚姻生活。
日子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的吵嚷中过去。三十七岁时，妈妈又怀了小弟。每天，她挺着肚子的身影，时而蹲在水龙头下洗衣服，时而在屋里弄这弄那，蹒跚而心酸地移动着。临盆前，我拿出存了两年多，一直藏在床底下的竹筒扑满，默默递给妈妈。她把生了锈的柴刀拿给我，说：“钱是你的，你自己劈。”
言未必，自己就哭了起来。
一刀劈下，哗啦啦的角子撒了一地。我那准备参加横贯公路徒步旅行队的小小的梦，仿佛也给劈碎了似的。然后，母女俩对坐在阴暗的厨房一隅，默默地叠着那一角钱、两角钱……
日子怎会是这样的呢？
初中毕业时，我同时考取了母校和女师。母亲坚持要我念女师，她说：“那是免费的，而且查某囡仔读那么高干什么？又不是要作老姑婆。有个稳当的头路就好。”
不知那是因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忤逆母亲，坚持自己的意思；还是那年开始父亲应聘到菲律宾去，有了高出往常好多倍的收入。母亲最后居然首肯了让我继续升高中的意愿。
那些年，一反过去的坎坷，显得平顺而飞快。远在国外的父亲，自己留有一份足供他很惬意地再过起单身生活的费用。隔着山山水水，过往尖锐的一切似乎都和缓了。每周透过他寄回的那些关怀和眷恋的字眼，他居然细心地关顾到家里的每一个人。偶然，他迢迢托人从千里之外，指名带给我们一些不十分适用的东西；或者，用他那双打过我们、也牵过我们的手，层层细心地包裹起他凭着记忆中我们的形象买来的衣物，空运回来。
妈妈时而叨念着他过去不堪的种种，时而望着他的信和物，半是嗔怨，半是无可奈何的口西笑着。然而，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居然我们也有了能买些并不是必须的东西的余钱了。她也不必再为那些琐碎的残酷生计去挤破头了。
然后，当我考上妈妈那早晚一柱香默祷我千万能进入的大学时，她竟冲着成绩单撇撇嘴：“猪不肥，肥到狗身上去。”
真是一句叫身为女孩的我泄气极了的话。
然而，她却又象忘了自己说过的话，急急备起鲜花五果，供了一桌，叫我跪下对着菩萨叩了十二个响头。在香烟氤氲中，妈妈那张轮廓鲜明的脸，肃穆慈祥，犹如家中供奉的那尊观世音，静静地俯看着跪下的我。
我仍是傻傻的，不怎么落力地过着日子，既不要争什么，也不避着什么。象别人一样，我也兼做家教，写起稿子，开始自己挣起钱来。在那不怎么缤纷的大学四年里，我半兼起“长姐如母”的职责，这样那样地拉拔着那一串弟妹；母亲，则不知何时，开始勤走寺庙，吃起长斋，做起半退休的主妇，那“红尘”中的儿女诸事，自然就成了我要瓜代的职务了。
父亲辉煌的时期已过，回国以后，他早过了人家求才的最高年限，凭着技术和经验，虽也谋定职业，然而，总是有志难伸吧？他显得缺乏常性，人也变得反复起来。有时，他会在下班换车时，到祖师庙里去为妈妈买份素面回来，殷勤地劝着她趁热快吃；有时却又为了她上庙吃斋的事大发雷霆，做势要将供桌上的偶像砸碎。有时，他耐性十足地逐句为妈妈讲解电视上的洋片和国语剧；有时却又对母亲来台北后因长期困守家中，居然连公车也不会坐，最起码的国语也不能讲而讪笑生气。经过了苦难的几十年，妈妈仍然说话象劈柴，一刀下去，不留余地，一再结结实实地重数父亲当年的是是非非；父亲竟也相当不满于母亲无法出外做事，为他分劳的黯默，而怨叹愤懑。一个是背已佝偻，鬓苍齿摇的老翁，一个是做了三十年拮据的主妇，鬓白目茫的老妪，吵架的频率和火气，却仍不亚于年轻夫妇。三十年生活和彼此的折磨下来，他们仍没有学会不怀仇恨的相处。那一切的一切，竟似那般毫无代价地发生？所有的伤害，竟也是声讨无门的肆虐么？
那些年，大哥不肯步父亲后尘去谋拿份死薪水的工作，白手逞强地为创业挤得头破血流，无暇顾家。很自然的，那份责任就由我肩挑。说起来是幸运，也是心里那份要把这个家拉拔得象个人样的固执驱策着，毕业后那几年，我一直拿着必须辛苦撑持的高薪，剩下来的时间又兼做了好几份额外工作，陆陆续续挣进了不少金钱，家，恍然间改观了不少。
然而，个性一向平和的我，闯荡数年，性子里居然也冒出了激越的特色，在企业部门里，牝鸡司晨的峥嵘头角，有时竟也伤的自己招架不住；从前那种半是听天由命的不落力的生活，这会儿竟变得异常迢遥。
而母亲也变了，或者仅只是露出她婚前的本性，或者是要向命运讨还她过去贫血的三十年，她对一切，突然变得苛求而难以满足。仅仅是衣着，便看出她今昔极端的不同。从前，为儿女蓬头垢面，数年不添一件衣服、还曾被误认为是为人烧饭的下女的她，现在每逢我陪她上布肆，挑的都是日本、瑞士进口的料子；我自己买来裁制上班服装的衣料，等闲还不入她的眼。如此几趟下来，我居然也列名大主顾之中，每逢新货上市，布行一个电话就摇到办公室去。我总恃着自己精力无限，钱去了好歹会再来；而且实在的，也觉得过往那些年，妈妈太委屈了，往后的日子，难道还可能再给她三十年？我做得到的，又何必那样吝惜？因此，一季季的，我总是带上大把钞票，在妈妈选购后大方的付帐。
妈妈自己不会上街，因此，不但她的，即连父亲的衬衫、西裤、毛衣、背心，也是我估量着尺寸买的。妈妈是自以为半在方外人，除了摆不脱红尘中的爱恨嗔怨之外，许多现实中琐碎的事，她早已放手不管。所以，每当为自己买了一件衣服，总不忘为妹妹添购一件。那几年，真的十足是个管家婆，不仅管着衣食住行，而且许是从前要什么没什么，匮乏太过，所以当自己供得起时，居然婆婆妈妈到逼着弟妹们在课余去学这学那，唯恐他们将来象自己一样，除了读书，万般皆休，人变得拘谨而无趣；或竟至到担心他们一技不精，还要他们多学几样，以确保将来无虞。想想，难道我也竟深隐着类似妈妈的恐惧么？
在那种日子里，又怎由得你不拼命赚钱？
而母亲，是否穷怕了呢？还是已经濒临了“戒之在得”的老境，竟然养成了旦夕向我哭穷的习惯。有时甚至还拿相识者的女儿添油加醋地说嘴，提到人家怎样能干又如何孝顺，言下之意，竟似我万千不是似的。
数年前，我意外地动了一次大手术，在病床上身不由己地躺了四十天，手术费竟还是朋友张罗的。在那种身心俱感无助的当儿，我才发觉毫无积蓄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至此，我才开始瞒着母亲，在公司里搭会。但是，她竟精明也多疑到千方百计地盘查，为我藏私而极不痛快。当时，她攒聚的私房钱不下数十万，却从不愿去储存银行，只重重地锁在她的衣柜深处；她把钱看得重过一切，家里除了她疼至心坎的大哥之外，任何人向她要钱，总有一份好骂，而且最后往往悭吝得打折出手，甚至不甘不愿，远远地把钱丢到地板上，由着要钱的人在那里咬牙切齿。
那些年，她的性子随着家境好转而变坏。老老小小，日日总有令她看不顺眼的地方，她尖着嗓门、屋前屋后地谩骂着，有时几近无可理喻的地步。那些小的，往往三言两语就和她顶撞起来，口舌一生，母亲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自己命苦。一个人忤逆了她，往往就累的全家每一个人都被她轮番把老帐骂上好几天。我是怕了那日以继夜的吵嚷，所以，谁不顺她，我就说谁；而我也学会了她骂时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涵养，避免还嘴。弟妹们往往怨怪我“宠坏了她”，又讥讽我是“愚孝”，让她有样可比，显得弟妹们不孝。然而，为着从前她的种种，如今又有什么不能顺她的？我们都欠她啊！
那十年里，我交往的对象个个让她看不顺眼，有时候她对着电话骂对方，有时候把豪雨造访的人挡驾在门外；在我偶然迟归的夜里，她不准家人为我开门，由着我站在黑暗的长巷中，听着她由四楼公寓传下来一句一句不堪的骂语……而我已经是二十好几的大人了呀！然而，她应该还是爱我的吧？在别人都忤逆她的时候，她会突然记起，只有这个女儿知道她的苦衷；尽管我甚少在家吃饭，买菜时，她总不忘经常给我买对腰子；很多晚上，在我倦极欲眠时，她走进我的房间，絮叨着问这问那，睡眼朦胧中，我仿佛又看到考上大学后，我拈香叩头时所瞥见的那张类似观音的慈母的脸。
其实，那么多年来，对于婚姻，我也并非特别顺她，只是一直没有人让我掀起结婚的欲望罢了。我仅是累了，想要躲进一个没有争吵和仇恨，而又不必拼命冲得头破血流的环境而已。母亲一再举许多亲友间婚姻失败的例子，尤其是拿她和父亲至今犹在水火不容的相处警告我：“不结婚未定卡幸福，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嫁到歹尫，一世人未出脱，象妈妈就是这样。象你此时，每日穿的水水的去上班，也晤免去款待什么人，有什么不好？何必要结婚？”
流了三十年的泪水，母亲的心竟是一直长期停泊在莫名的恐惧深渊。在她笃信神佛，巴结命运的垂暮之年，一切仍然不尽人意。兄弟们的事业、交游、婚姻，无一不大大忤逆她的心愿；而最令她不堪的是，她一心一意指望传续香火的三个儿子，都因受不住家里那种气氛而离家他住，没有一个留下来承欢膝下，女儿再怎么，对她而言，终究不比儿子，儿子才是姓李的香火呀！婚姻，叫她怎能恭维？
不巧就在这时，我也做了结婚的决定。妈妈许是累了，或者是我坚持的缘故，她竟没有非常激烈的反对，到后来允肯时表现的虚弱和无奈，甚至叫我不忍。事情决定以后，她只一再的说：“好歹总是你的命，你自己选的呀。”
婚礼订得仓促，我也不在乎那些枝末细节，只是母亲拿着八字去算时辰后，为了婚礼当日她犯冲，不能亲自送我出门而懊恼万分：“新娘神最大，我一定要避。但是，查某囡我养这么大，却不能看伊穿新娘服，还只能作福给别人，让别人扶着她嫁出门，真不值得。”
为了披着白纱出门时，母亲不能亲送的事，我比她更难过。她曾在那样困苦的数十年中，护翼我成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无论如何，都是该她亲自送我出门的。依我的想法，新娘神再大，岂能大过母亲？
然而，母亲宁愿相信这些。
婚礼前夕，我盛装为母亲一个人穿上新娘礼服。母亲蹲在我们住了十余年的公寓地板上，一手摩搓着曳地白纱，一头仰望着即将要降到不可知田里去的一粒“油麻菜籽”。
我用戴着白色长手套的手，抚着她已斑白的发；在穿衣镜中，竟觉得她是那样无助、那样衰老，几乎不能撑持着去看这粒“菜籽”的落点。我跪下去，第一次忘情地抱住她，让她靠在我胸口的白纱上。我很想告诉她说：我会幸福的，请她放心。然而，看着那张充满过去无数忧患的，确已老迈的脸，我却只能一再地叫着：妈妈，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