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84张老照片》全文
一
出伊斯坦布尔机场，就能闻到海的腥味，听到海鸥的鸣叫声。
冬天的伊斯坦布尔并不冷清，都一月份了，这里也没有下雪，唯一让人感觉有些压抑的就是天气有些阴沉，云层总是灰蒙蒙地遮着天空。
按照苏珊提供的地址，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她预定的酒店。司机是个黑人，体味有些重，扑了很刺鼻的香水。我稍稍开了点儿车窗，感觉冰冷的风钻进来，就像舔了一块雪糕。
司机是个饶舌的家伙，用地方味很重的英语跟我聊着伊斯坦布尔，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有些厌恶地回答说：“No,Chinese! I come from China.”
我在国外遇到过无数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或韩国人，这几乎让我有些厌倦。当我回答说自己是中国人时，那些人多数的反应就是热情。这个司机也不例外，他“哦”地叫了一声，便说：“I like Chinese,I love China.”
在异国他乡旅行，热情总像最好的热饮，会融化冰冷的气氛0虽然我对司机的体味有些过敏，但他的回答还是让我对他增添了不少好感。我问他是否了解中国，他说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因为那时他就见过到他们那里修铁路的中国人。
司机告诉我，他是塞拉利昂人，在埃及、约旦都工作过，后来跑到土耳其来了。
塞拉利昂这个国家我听着有些耳熟，其实我根本不了解它。只是很小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作为农业专家去过非洲西端的那个国家，我才知道地球上有这么个地方。如果按中国人的说法，我与这位司机就有那么点儿缘分。
有了这点儿好感和缘分，也许还因为鼻子已经适应了环境，他身上的体味和香水味似乎也感觉不那么刺鼻了。我与他东一头西一头地聊着，也没顾得上细看窗外的风景，车子就七弯八拐、忽上忽下地到了酒店门口。
这家酒店坐落在山坡上，门前不宽的道路上铺着凹凸不平的石块，被打磨得非常光亮。酒店看得出有些年头儿，门面也不豪华，仰头看去，大约也只有六七层。在我下车环视周边环境的那一会儿工夫，司机已经将我的行李箱放到了酒店的前台。我还来不及换土耳其里拉，就用美元付给了他车费，司机高兴地亲了一下美元，然后伸过粗糙的大手握了握我的手，喷着一嘴热气，用生硬的中文跟我说了一句：“再见！”
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中文。看着司机上车走了，我才转身走进酒店。
二
伊斯坦布尔是个积淀了太多历史故事的城市，君士坦丁堡、拜占庭都是她曾经的名字。透过酒店房间的窗口向外面随便一看，恍惚就是一幅有些阴冷的油画扑面而来。冬天的马尔马拉海如同油脂般显得凝重，高耸而尖细的宣礼塔林立在错落有致的城市中，只有到处飞翔的海鸥和鸽子，才让人意识到窗前的风景并非油画，而是真实的存在。不用多少经验，就能想到那些清真寺、教堂、老房子、桥梁、码头、有轨电车，还有那些曲里拐弯的小街后面，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旧事。
冲完澡，我接到苏珊打来的电话，她让我先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时差，晚饭前她会来酒店见我。我其实没有多少倦意，但还是倒在床头，想看我一路翻看的那本小说。我是揣着《我的名字叫红》那部小说来到伊斯坦布尔的，那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的中译本，书中的故事就发生在伊斯坦布尔。我到伊斯坦布尔之前，帕慕克的小说正在中国走红。
不过，翻遍了行李箱，我也没有找到那本书。我使劲回想什么时候看过它，记得坐在飞机上时还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看过几页。难道我把它忘在飞机上了吗？
我是个有些丢三落四的人，而且记性奇差，记错事、认错人的事时常发生。熟悉我的朋友都笑话我是个“空空罐”，脑子里不装东西。我既然有了那样的坏名声，又没有办法挽救，干脆就让人当成笑料，有时还故意装作认错了人，记错了事，逗大家乐一乐，让朋友们认为我这个人还有点儿意思，天生有些幽默细胞。
反正书找不到了，我就打开电视，漫无目的地看点儿什么。这里的电视除了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的节目外，幸好还有BBC、CNN等英文节目。胡乱看了一会儿，忽然有条新闻吸引了我，原来，就在我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当地一位名叫Hrant Dink的记者在他工作的报社门口刚刚走出来，就遭到一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的枪杀。据称，这位亚美尼亚裔的记者曾对土耳其人是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屠杀过亚美尼亚人进行过调查，并发表过有关报道，他有可能是遭到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报复。
这条消息让我觉得有些脊背发冷，想象不到暗杀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如今这世界就是这样，信息和资讯的畅通能让地球上某个偏僻角落发生的事情，在一瞬间传播到世界上超过大半数的人那里。我相信Hrant Dink被暗杀的事情，至少大半个欧洲的人都在议论。
我有些迷迷糊糊地看着电视，居然还小睡了一会儿。直到房间的电话响起来，我才恍然意识到这一会儿工夫，我是躺在欧亚大陆交接的一个古城里。
苏珊穿着一件半长大衣，蹬着高跟靴子，有些妖娆地出现在我面前。土耳其虽然也是个伊斯兰国家；但显然非常开放，女性不必戴头巾、穿黑袍，让人心理上没有神秘感和紧张感。
“休息得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到伊斯坦布尔吧？”苏珊打完招呼后问我。
“是啊，挺好。你还是那么漂亮。”
大概一年多前我见过苏珊，那时她回北京参加一个艺术展。当时她的穿着有点儿布尔乔亚风格，很受北京的时尚女孩子喜欢。我倒是觉得那种穿戴让她比较适合跟艺术家们打交道，而且也能掩盖她的真实年龄。
寒暄几句，说了些久别重逢的话后，苏珊带我去吃晚饭。她问我是想坐出租车，还是有轨电车，或者步行，我问：“走路多长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吧！”
我看看时间，不到5点。“嘿嘿，你要是不怕累，我倒想散散步，顺便好看看伊斯坦布尔的街景。”
“好啊，已经很久没人陪我散步了。”苏珊倒是挺爽快。
“不会吧，美女会没有人跟你散步？”
“现在男人找美女，不时兴散步了。加上总是忙，赶这赶那的，哪有走路的闲情。”
“也是啊，我在北京就没散过步了，想找美女散步都不行。”
“那我们俩今天都合适了。”
我们相互对视一下，会心地笑了起来。哦，忘了交代一句，苏珊其实是中国人，汉族与维吾尔族的混血女孩，身材高挑，鼻梁挺拔，皮肤白皙，有些欧洲美女模样。她曾在新疆的一个外贸公司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派驻到土耳其，干了几年后，她干脆离职留在伊斯坦布尔，自己做点儿贸易和生意。以前了解到她的这段经历后，我问她是否学过土耳其语，她开怀一笑说：“不用，新疆话跟土耳其话非常相似，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相似度吧，我都是到土耳其后现学的。”
有些清冷的街道上，苏珊的鞋跟磕在石块铺成的路上“笃笃”作响，有轨电车不时“轰隆隆”地从我们身边开过去，让人泛起一种怀旧的感受。虽然来到伊斯坦布尔仅仅几个小时，但眼前的景致，让我非常着迷。
“是不是挺喜欢这个城市？”我问苏珊。
“嗯！”
“为什么？”
“没想过，就是喜欢，比较舒心。”
“我挺喜欢这些东西，喏，电车、碎石路、老房子，旧的就是旧的，越老越有味道。”
“倍亚济、艾米诺努和法堤这些地方都是老城区，基本上都是这个模样，Kapalicarsi市场，也叫大巴扎，有时间的话我带你去逛逛，特别好玩。成龙的电影《特务迷城》就在那附近的一个土耳其浴室取过景，那浴室我记得，叫Hamami浴室。”
“北京就不行了，一点儿古都的感觉都找不到了。”
“嗬，出了国就挑家里的毛病了，我们刚出来也这样，现在呢，还是不时想想国内的好处。”
“你看国内现在有的地方搞什么明清街、唐宋街，有那么多钱，何不早点儿把那些建筑保存好，修缮修缮，还是原汁原味的，那不地道多了。”
“没办法，土老帽儿呗，拿长城上的砖去盖猪圈，再捐钱修长城，这种事还少吗？”
“是啊，是啊！哎，这前面怎么有警察，封路了？”我忽然发现眼前的道路被警察拦上了黄线，前面隐隐传来人们呼喊口号的声音。
苏珊“哦”了一声说：“我忘了告诉你，上午有个记者被杀，现在有不少人在街上游行，抗议暗杀行为。”
“我看到那个报道了，没想到这里的人反应这么快，这么强烈。”
“有意见就公开表达出来，他们经常这样。喏，我们走这边，再走五分钟就到了。”
躲开那些游行示威的群众，我们很快到了苏珊订好的餐馆。远远地我就看到门口的大红灯笼，看来，苏珊给我选择的还是中餐。
“今晚先吃中餐，这家挺不错的，改天我再请你吃土耳其烤肉。”
三
我们去的这家中国餐馆其实并不大，它在一条繁华街道的岔路上，门前的装饰仍是以红、黄两种色调为主，用了些中国传统的瓦楞、飞檐。苏珊显然是这里的常客，至少也经常带人来这里吃饭，前台的小伙子对她咧嘴一笑，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说：“来了，苏小姐，就两位吗？这边请！”
在靠窗的一张餐桌边，我们坐下来，这里还能看到窗外的街道。方方的餐桌上铺着红色桌布，点着蜡烛，摆放着一枝鲜花，显得颇有情调。苏珊说：“待会儿老板娘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她的经历挺有传奇性的。”
“是吗？我喜欢那些有故事的人。”我饶有兴致地回答。
晚餐的菜单显然已经订好，我注意到餐桌上有张卡片，写好了要上的菜品。这一般是西餐馆的做法，看来老板很在意当地人的习惯，懂得用西方人的方法卖中国的饭菜。趁着喝茶的工夫，我稍稍打量了一下这家餐馆，忽然又有新的发现。
餐馆的墙上除了挂着一些中国风味的饰物外，还挂着一些黑白图片。我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感觉那是一些画面几乎相同的图片，但定睛一看，却又不太一样。
这时，苏珊聊起了她给我安排的三天行程。我在伊斯坦布尔的时间其实并不宽裕，这次来主要是为了商谈一个画展的情况。苏珊说，土耳其人对中国文化还是有某种特别的感情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当年蒙古帝国的骑兵就曾踏遍土耳其，并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打到欧洲的中部。当时，就有不少蒙古人留在了土耳其。
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历史，对这点史实还是颇有些印象的。记得土耳其人的发源地就在中国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历史上称其为突厥，汉唐时代的多次战争都与他们有关。到公元7世纪，东、西突厥汗国先后都被大唐消灭。从8到13世纪，突厥人西迁到小亚细亚，并在14世纪初建立了奥斯曼帝国。了解了这段缘由，也就不难知道为什么新疆话与土耳其语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了。
“你刚才在路上可能没有注意到，现在这里正在举办一个有关成吉思汗的展览，路上到处挂着宣传画，挺火，看的人不少。”苏珊说。
“中国热嘛！我也希望中国现代画能激起他们的兴趣，办个火一点儿的展览。”
“我觉得没问题，我帮你找的这家展览中心在亚培克奥伊大道附近，那里是伊斯坦布尔最繁华的购物中心，跟你想搞的现代艺术风格很贴近啊！”
“你别说，我好像更喜欢伊斯坦布尔古老的街道和建筑，那种感觉就像是回到几个世纪前。不过，我相信你的选择，任何时候，大多数人还是追求时尚。”
闲聊的这一会儿，侍者将菜慢慢送了上来。我注意到，那些菜菜量不大，但做得都比较讲究，腰果虾仁、清蒸鲤鱼、青豆牛腩、青菜钵、鸡蓉莼菜汤，简简单单，但味道还算地道，不像有些国家，中餐变得当地化，甚至淋上了奶油和橄榄油。
从上飞机到这会儿，连续两顿没有好好吃饭，我这顿饭吃得的确是津津有味。苏珊看着我有点儿夸张的吃相说：“都说中国人到了国外，最爱国的就是胃，别的都会改变，但吃起东西来永远爱的是中餐。我想你体会还不一定很深。”
“我也不想去体会了，到了国外，就是中餐贵一点儿，我也尽量吃中餐。”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中餐馆满世界都有的一大原因。我有个朋友以前去智利的南端合恩角，居然在那里也发现有个中国餐馆。可你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中国人啊！”
“那是当地人开的吧，我去过那种号称中餐馆，可饭菜一点儿中国风味都没有的饭馆。前年夏天，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我就去过。”
我们聊得正热乎时，一位穿着中式上装和长裙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笑眯眯地跟苏珊打招呼说：“苏珊，你好，饭菜合口吗？”
苏珊站起身来说：“啊，李阿姨，你好，我介绍一下，这是郎总，这是李老板。”
我正要起身，李老板伸过手来，连连说：“你坐，你坐，我叫李伊泓，估计我比你大点儿，你就叫我李姐吧！”
我握着李姐的手说：“嘿嘿，别人都叫我老狼，色狼的狼，李姐要不见外，也就这么叫吧！”
苏珊笑着说：“我都不知道郎总有这么个响当当的称呼，这比郎总好，我听着有些像‘囊肿’，感觉太臃肿了。”
“李姐这里的饭菜不错，刚才还在跟苏珊说你这的菜做的地道呢。”
“大家在外面都不容易，吃上面总不能亏待了自己，也就是一口饭的事，还能不舒心点儿。你们菜够吗？要不再加一点儿，郎先生。”
“李姐客气了，我们吃饱了，都要撤盘子了。”
“那给你们来个果盘，再喝杯红茶，好吗？”说着，李姐转身跟一个侍者说了两句。
看着李姐这么热心，我忍不住给她说几句好话。“看得出李姐是个眼光别致的人，这餐厅里的装饰虽然简单，但挺有味道，像那些黑白照片就用得很好。”
没想到，我这么随便的一句话，一下逗起了李姐的兴致，她一把拉住我的手，领着我走到那些照片跟前说：“郎先生，你这一提，我还真想跟你多说两句了，你注意到没有，这些照片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拍的，只有中间的人物有变化。”
这时我才细细看了看这些照片，并注意到照片中的人物是同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不同年代的同一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李姐？”
“说来话长了，我简单跟你说说吧。”李姐热心地说：“其实不是你一个人关注这些照片了，好多人来了都会问这个问题。这照片中的人就是我先生，当年他父亲，也就是我公公，是《京报》的摄影记者，生下这个宝贝儿子后，他就有个想法，儿子每年生日时要给孩子在家门口照张像，他就这样一直照下去。等公公去世后，我先生自己也这么照做不误，后来我们到了土耳其，先生还是让那里的朋友亲友在老地方拍个照寄给我们，有时赶巧回国探亲也这么拍一张。这样，一直到我先生去世，他就积攒了84张这样的照片，我也觉得没什么用处，就选了其中一些来装饰餐厅，没想到大家都说不错。”
“哎哟，这些照片我觉得挺珍贵的，你可得好好保存着。”
“我先生把它看得挺重要，早就做了一本影集保存它们。厚厚一大本，郎先生要有兴趣，我找来给你看看。”
“要是方便，我就看看吧。”
“影集在我家里，你告诉我住的地方，我让人给你送过去吧！”
“那也好！”
四
离开李姐的饭馆，我们走到街上时，游行的人依然没有散去。
冬夜的伊斯坦布尔还是那样热闹喧哗，灯火闪烁，倒映在马尔马拉海中的灯光与停泊在海面上船舶的灯光混杂在一起，被懒懒的波涛搅碎。回旅店的时候，我们坐上了有轨电车，听着轮轨在城市的街道上滚动撞击，看着路人们的身影从电车边掠过，我忽然有些沉醉和梦幻的感觉。
苏珊低声告诉我说：“这个李姐与他的先生故事很多，她是她先生的第三任妻子，而她先生则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呢。”
“噢？这可真没想到。”
“那你看出李姐有多大了？”
“我琢磨少说也得四十多了吧，她看上去还真挺少性。”
“五十五了，有点美人气质吧！你不知道，她经历挺苦的。”
“又是红颜薄命那种？”
“倒不至于薄命吧，她家里成分不好，当年下放到内蒙古后放了几年羊，还跟当地一个农民结了婚，生了个孩子。后来知青回城的时候，她是舍了面子找了好几个领导，靠着那种关系弄了个回城的指标。”
“就是喂饱了一群色狼吧！”
“郎总啊，你真不愧有‘老狼’这个称呼。”
“想象得到啊，那个年代这种故事太多了。那后来呢？”
“回城后李姐也没有工作，就干起了个体户，跟原来的丈夫也疏远了，干脆离了婚。这后来，她个体户也干得不好，工商税务公安环卫城管什么的，都有人找她麻烦，她一跺脚不干了，你猜猜她干什么去了？”
“那能干什么？我怎么知道？”
“她暗地里做那种营生去了，那种专门找外国人的。”
苏珊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心里头有些发颤。“那估摸是‘逼上梁山’了。”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有些不是味呢？你还想听不听？”
“听，听，这么传奇的故事怎么不听呢？”
“这么做了几年，她就遇上了她先生。他先生也是个倒霉的人，各种运动一样没落下，多大脑筋也不开窍。两个老婆都跑了，孩子也不跟他。后来平反了，领了些赔偿金，靠以前出国的老朋友帮忙，跑到土耳其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吧，这老先生回国，家里人都不认他，他就住在酒店里了。李姐上他的门，老先生就跟她说，你来找我，也算我们有些缘分，我正好想做些事情，要是你能帮上忙，那就再好不过了。”
有轨电车“哐当哐当”地在古老的清真寺和教堂边穿过，色彩斑斓的灯影在车厢里掠过来掠过去。虽然苏珊只是在低低地向我讲述，但我很惊讶她的声音是如此吸引我，仿佛其他的声音都已经弱化，或者根本不存在。
“李姐那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可她居然也被这个老头儿的话吸引住了，那年，他先生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他让她帮什么忙呢？原来，这老头儿说，他年轻时当记者，就有个心愿，想到中国的各个地方都看看，当然好多地方他都走过了，像西藏、台湾、澳门、香港，可边境一些省份他还都没去过，他想找个人一路陪着他，去那些地方看看，圆了自己的心愿。李姐这个人还是相信缘分的，加上她觉得这么转转也不错。她前三十年也够背的，没去过什么地方，这次就当给自己放假吧。这样，她就答应了老头儿的要求。哎哟，我看看，车没过站吧！”
苏珊看看车窗外面说：“真就到了，我们准备下车吧！”
我笑着说：“你真会吊人胃口啊，故事也得给我讲完吧！”
苏珊笑笑说：“唉，后面就简单了。这俩人一起结伴走了两三个月，一来二去就有了感情呗。老头儿说你干脆跟我去土耳其吧，李姐呢，也正想找个好人过后半辈子。这不就金盆洗手，到这里过日子来了。”
“嘿嘿，有点儿现代潘玉良的感觉啊！”
电车靠站停了下来，苏珊说：“我不送你了，你从这里往前走50米就到酒店了，我明天早上9点带你去展览中心。”
五
冬日的阳光暖融融地透过窗子，洒到房间内，刺伤了我惺忪的睡眼。晚上我睡得十分安逸，等我梦到自己像阿里巴巴那样，无意钻进一个有些恐怖的山洞，却忽然发现眼前满是金光灿灿的黄金珠宝时，我就被阳光刺醒，睁眼看到窗外明晃晃的太阳。
起身洗了个澡后，我习惯地下到一楼去吃早餐，却被告知餐厅在顶楼。我上到7楼，走进餐厅，才意识到在这么高的地方就餐的好处。这个餐厅面向大海的那一边，全是通透落地的玻璃，坐在餐厅里，就能看到马尔马拉海上的景观和远处城市中高耸的宣礼塔。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城市，像伊斯坦布尔一样有那么多密集、尖细的宣礼塔，它像这个城市的音符，跳跃在纵横交错的道路组成的五线谱上，一个识谱的人看看这些“音符”，就能哼唱出这个城市的主旋律。
我忽然想到奥尔罕•帕慕克，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那并不完全因为他生活在这里。其实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对伊斯坦布尔仅仅只有一面之交，再加上了解一点儿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就能在几个瞬间感受到它的魅力，那无疑是由于这个城市具有自己特殊的韵味，那种丰厚的历史与和谐的自然交融的韵味。
慢慢欣赏着伊斯坦布尔早晨的景色，我有滋有味地吃完了黄油、果酱、面包加橙汁的早餐，看看时间还早，就又端上一杯红茶，悠闲地喝了起来。忽然，一个侍者走过来说：“是郎先生吧，楼下有人找。”
我看看表，还不到九点，难道苏珊这么早就来了。我走到大堂，一位小伙子走过来说：“您是郎先生吧，李总让我把这个亲手交给您，你看过后，回头我再来取。”
我猛然想起来，是中餐馆那个李姐送来的东西，显然是那84张照片。我谢过小伙子，回到房间里拿出那本厚厚的相册，慢慢翻看起来。
这确是一本挺有意味的相册，每张照片下都写着年份和日子、拍摄人的姓名，以及简单的说明。照片中的主人叫方兴未，看得出，他努力想在每一年的同一天拍下一张同一背景的照片，但由于战乱、迁徙、出差、生病或出国等种种原因，有些照片与那个日子就有些差别。相册中的第一张照片，是孩子的母亲抱着他，站在胡同边四合院的家门口拍的，那也肯定是方兴未满月以后。到后来，有些照片就只有风景，没有人物，估计是方兴未没能回到那个地方，就只让别人拍下了那个位置的景色。到最后一张照片，胡同、四合院以及方兴未都没有了，照片上只有一条大街和商铺。
我还没有翻看完，苏珊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她在电话里热情地说：“休息得不错吧，今天谈完正事，我带你逛逛伊斯坦布尔吧！”
“好啊！我对土耳其有非常多的向往啊，洗土耳其浴，看Belly Dancer(肚皮舞)，吃土耳其烤肉，买土耳其软糖。”
“哈哈，前两项我陪你不太合适，后两项都没有问题。你是不是爱吃甜食？”
“没有没有，我孩子看了《纳尼亚传奇》，对土耳其软糖充满憧憬，一定要我买一些回去给她尝尝。”
“哎呀，现在的孩子真幸福，连土耳其软糖都知道。我小时候连个泡泡糖都吃不到。”
苏珊朗声笑了起来。
这整整一天，我的收获不小。在苏珊陪伴下，我参观了亚培克奥伊大道附近的一家展览中心，与中心的主任费历克斯先生商谈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在那里举办一次中国现代艺术展，并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与费历克斯先生等人吃完午餐后，苏珊便带我去Grand Bazaar转了一大圈，这里真像迷宫一样，让我转得有些晕头转向。当然，我没忘记买土耳其软糖，那是一种外面裹着粉状糖霜、颜色不一、方糖大小的软糖，我先尝了尝，确实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只是有些过于甜腻。我买了几盒，准备回去顺便送给公司的同事品尝一下。
晚饭苏珊安排的是地道的土耳其餐，让人一看就胃口大开。浇上番茄的梅泽、清脆爽口的萨拉特、多纳卡巴烤肉、咬劲十足的派德，还有拉克酒，这是苏珊建议我喝的，它是把葡萄榨出汁后，再用葡萄皮蒸馏出的高度酒饮品。苏珊说：“你看看，拉克酒有意思的就是看上去挺透明，跟我们喝的白酒没什么区别。Waiter，你来给它加点儿水，你看，它这下变得跟奶一样了，所以它也叫狮子奶。”
我晃晃酒杯，先尝了一点儿，发现这酒并没有白酒那样辛辣刺激，倒是还有一点儿甜味，凉凉的，有些像白酒中掺了冰块一样，给人一种新鲜的感受。
“嗯，的确不错，没有伏特加那样烈性，又比葡萄酒刺激，视觉上还挺暧昧。”
“怎么说暧昧呢？酒还有暧昧的？”
“当然啦，暧昧的酒很多，像红葡萄酒、威士忌，还有鸡尾酒，像奶的东西更不用说了。”
“哈哈，你这个‘老狼’，真够狠的。我看国内的人都喜欢这样……”
“过嘴瘾，中国人就好这个，你看土耳其人，肚皮舞都是一道菜了。”
“看来你今天晚上的去处想好了？”
“什么？看肚皮舞吗？”
六
回到旅店已经凌晨两点，我稍稍感觉有些头重脚轻，太阳穴胀痛。
夜晚的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灯红酒绿，形形色色的男人、女人在这里喝酒、跳舞、交谈，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香水和体味，似乎能让人嗅出情欲的滋味。
躺在旅店的床上，我似乎仍能感觉从那里带回的香味，裸露肚皮的女人们像一团火一样，仿佛仍在眼前扭动、欢跳，活色生香的肉体如同甜腻的奶酪，散发出诱人的馨香。我摊开双手，想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一点儿，却感觉有个硬硬的东西硌着我的胳膊。我迷迷糊糊睁开眼，伸手去摸那东西，觉得冰凉而毛糙。
这时，我有些清醒过来，记得身下压着的是那本相册。我打起精神起身走到卫生间，拧开龙头洗了一把脸，然后回到床上再次翻看起那84张相片来。从简短的文字和照片本身我看得出来，从15岁之后，方兴未就开始自己拍照了，在其中的几个年份，像1942年到1945年、1958年到1960年、1967年到1970年以及1980年到1983年等，照片中都只有风景，没有人物，显然方兴未那时都不在北京，没有机会给自己拍照留念。我忽然觉得，那些他缺失了的照片的背后，或许有更多值得记忆和留念的故事。
翻看着这样一组照片，就像翻看着一个人的一生。我在心里暗暗钦佩方兴未的父亲，为儿子留下了这么个了不起的创意，让方兴未用整整一生创作了一个“行为艺术”。那一瞬间，我从心底涌出一种冲动，就是想把这组相片买到手，珍藏也好，出版也好，或者展览也好，让更多的人好好阅读这个人的一生。
伊斯坦布尔的这个晚上，我竟然失眠了。直到凌晨五点多，我才小睡了一会儿。等房间的电话响起来把我惊醒时，我发现已经九点了，苏珊已经在大堂等候我。
“昨天晚上玩儿过瘾了？睡过了头？”
“还好，不过是失眠了。”
“失眠？受刺激了？”
我摇摇头，拿出那本相册说：“苏珊，上午我们能不能先不去乘船游博斯普鲁斯海峡，我想先找李伊泓，李姐，跟她聊点儿事情。”
苏珊有些吃惊地看着我说：“你看，船票都买好了，也订好了黑海口那家餐厅的中饭。要不，下午回来后你再去找李姐？”
“太紧张了吧，回来后我就要赶飞机了。还是麻烦你退一下船票和午餐吧，损失我来补。”
“这倒没关系，只是觉得你错过了一次很爽心悦目的游览机会。”
“还有机会嘛，明年办展览的时候，我还要来伊斯坦布尔嘛！”
“那好吧，我跟李姐先联系一下，让她早点儿去餐厅等你。”
苏珊打完几个电话后，我跟着她去李姐的餐厅。路上我又问她：“你怎么对李姐那么了解？”
“哎呀，老狼，这点你还不了解，世界太小嘛！我的朋友中有几个以前就跟李姐有过那种关系，李姐自己是不说，也不能拦着别人不说啊！”
“是啊，是啊，我以前听说过一种理论，叫‘六度分割’，就是说只要通过六个人，每个人就能与任何一个陌生人建立联系。”
“我是因为认识李姐的先生，才认识李姐的。说起来，我到土耳其来，李姐的先生还帮了不少忙呢！他可真是个好人。”
赶到李姐的餐厅时，李姐已经在里边等我。苏珊说：“你们先聊，我去确认一下郎总的机票，再订一下中午吃饭的地方。”
李姐客气地说：“要不就在我这里吃了吧，难得郎先生这样有心。”
等苏珊离开后，我把相册交给李姐，跟她闲聊起来。我问她这本相册背后都有些什么故事。
“故事多着啦，我跟你说一个你就知道多有意思。四几年我先生去延安了，不能回北平，那年快过生日的时候，他委托一位好友，去他家门口拍张照片。可没想到，这位好友后来病故了，照片也没有寄回给他。直到解放后，他回到北京去找这位朋友，朋友的女儿才拿出一个信封交给他说：‘我爸爸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我先生打开信封一看，正是那张照片，喏，你看，就是这张，背面还写着拍照的日子和说明。”
我拿出那张发黄的照片，看着照片背面娟秀的毛笔字，似乎能感受到照片背后的友情。
“这些照片除了他父亲、他自己拍的外，还有他女朋友、他前妻、他孩子、他朋友、他同事拍的，也有我拍的。你看这张，这就是我跟他认识的那年拍的，这是我第一次拍照片，用的是那种即拍即出的相机，当时还挺新鲜的，觉得非常好玩儿。”
“那你对这些照片，除了收藏、装饰餐厅外，还有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那就是我先生拍着玩儿的呗，我留着看看，也当个念想。”
“李姐，你看这样行吗？我希望收藏你这套相片，你能不能开个价给我。”
“你想要？开价？”李姐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怔怔地看着我。我点点头儿。
“你想要它干什么？”
“我也没想好，就是觉得喜欢，另外也觉得我们有缘，我出点儿钱给你，算给我做个纪念吧！”
李姐微微一笑说：“郎先生，我相信你是真喜欢它，可我也想告诉你，这是我个人的收藏，个人的一点儿记忆。我不希望你拿去展览、拍卖或者赚钱，你我都是生意人，我觉得别的东西都好说，可以拿钱买，但人这一生里总得有些东西是拿钱买不走的。”
李姐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些尴尬了，我连连说：“李姐，你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是觉得，这个相册对你这么重要，当然不能给你拿走。你还可以保留这些原件，我只是想要一套翻拍的东西，当然，我也会付给你一些费用。”
李姐淡淡一笑问我：“那你觉得它值多少钱？”
“按照国内一般的老照片价格来说，每张大约在500块人民币左右吧，你这总共是84张，我就按90张图片算，付给你四万五千块好吗？”
李姐走到窗口，打开一扇窗户，深深呼吸了几口。我看她轻轻摇了摇头说：“不行，每张5万块钱，我也许还会考虑一下。”
我觉得心底有股怒气一下冲到嗓子眼儿里，什么东西值这么多啊？抢钱啊！名家的作品还差不多，这李姐是不是见钱眼开啊。好在我老郎也是走南闯北、满世界转悠过的人，不会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干咳了两声说：“那要是李姐没有这个心，我也不勉强了。什么时候李姐想卖，记得找我。”
没想到我这句话一下惹怒了李姐，她转过身去，压低声音，狠狠地指着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卖了，你给我走，马上走，以后我也不想见你。”
我有些狼狈地走出她的餐厅，临出门前，我回头偷眼看了她一下，想跟她再解释一下。她背对着我，身子在微微颤抖，并用手擦了一下脸颊。我意识到我没有把话说明白，触及了她心底的痛处，但我又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清楚这件事。
七
从旅馆离开时，前台的经理把护照拿给我的同时还递给我一本书，我吃惊地发现，那正是我丢失的奥尔罕•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前台经理说，这是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送来的，他也不确定我还在这里，但他相信是一个中国人落在车后座上的。
我觉得有些欣慰，心中怏怏的感觉也有点儿淡化，自然我也不会让苏珊察觉我的失意。就在这欣慰与怏怏交错的心情中，我回到北京，很快，伊斯坦布尔留下的那点儿尴尬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转眼到了年底，那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我哈着热气走进办公室，秘书小姐给我送来一个大大的包裹。
“郎总，估计是有人给你寄新年礼物了。”
“是吗？这么早啊，哪里来的？”
“我看看啊，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什么？”我接过包裹，仔细看了看地址，一时想不起会有哪个人给我寄礼物。难道是费历克斯先生，我与他仍在不断商讨艺术品展览的各种细节。
我打开包裹，暗暗一惊，那是我曾经想得到的那本相册，装有84张老照片的相册。翻开硬壳扉页，我看到了苏珊给我写来的一封短信。
郎总：你好！
当看到这本相册的时候，李姐已经不在了，上个月23号，她因车祸在伊斯坦布尔去世。临别前，她交代我一定将这本相册寄给你，并请你原谅她当初的失礼。
我十分期待你明年再到伊斯坦布尔来，也预祝你的展览成功。圣诞和新年快到了，顺祝Merry X'mas and Happy New Year!
苏珊
5／12／07
我翻看着那些已经发黄的老照片，脑海中浮现出李姐的身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秘书给我端上茶，似乎感觉出我有些不对头，她问：“郎总，有事吗？”
“哦，没事，没什么事，今天的雪真大，刺得我眼睛有点儿不舒服。”
秘书“嗯”了一声，踩着高跟鞋“笃笃”作响地向外走去。
我转过身来，看着窗外白茫茫一片，迷迷蒙蒙。
作者简介
文戈，本名刘武，湖南汨罗人，曾在南开大学、中国青年报社工作，出版过专著《醉里看乾坤》、报告文学《世纪洪水》、散文集《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各类著作，编导大型电视专题片《睦邻》、《兄弟》等多部。现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