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陪木子李到平凉》全文
思考题：
1、那玉红于我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又为什么让我在那个胡同口看到她？
2、那玉红于木子李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又为什么让他从我口里听到她？
吃过早饭，我们向平凉进发。
同每天出发时一样，木子李问平凉最好看的是什么呀。
我说那玉红。
木子李回过头看了我一眼，不解地问，平凉有这么一个地名？
我说是。
石书棋就在后面哈哈哈地笑起来。
一路上，我常常指鹿为马。在木子李就要相信了时，石书棋才站出来告诉他真相。平时，总是他欺负我们，老是压着我们可以获诺贝尔奖的稿子不发，现在也让我欺负一下他。比如到了山顶，他会指着山顶上一个个小土堆问，那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国共两党打仗用的掩体。他就拿出本子写道：在平凉，国共交火的掩体遍布山头。这时，石书棋说，他骗你呢，那是他们平凉人讲迷信用的。木子李就再次嘿地笑一声，说，怎么个讲法？石书棋说他只知道是平凉人的迷信，却不知怎么个讲法。木子李就斜了眼睛，用目光的火钳来开撬我的嘴。看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就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这叫炸山头。我们这里常下冰雹，好不容易成上一年庄稼，还往往被冰雹打个片甲不留，当地人认为是雷公作怪，就每年二月二请喇嘛作法，在山顶埋上桃木犁铧，驱散恶云，挡住冰雹。木子李问，顶用吗？我说，当然顶用了。我亲眼看见，恶浪翻滚的云彩到了山头就绕到他们静宁地界上去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炸山头。石书棋就啪啪啪地拍着双腿，大笑着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骗你呢。我说，石书棋你可别混淆视听，我怎么能骗老师呢。
木子李接着问，那玉红在平凉城？
我说是，我们这里有句话，叫进了平凉城，先看那玉红。
木子李问是个什么景点？
我说，你猜吧。
木子李说，一种庄稼？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树？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花？
我说不对。
木子李说石头？
我说不对。
石书棋又在后面哈哈笑起来，说，他说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
木子李才知道上当了，说，这么有名？
我说当然。
他急切地说，我们能见到吗？
我说这可得讲条件。
木子李说行啊。
木子李让我给他讲讲那玉红。
我说，一说那玉红，我心里就难受。
木子李说，那就难受一次吧。
那时我在县一中上学。一天，我到对面门市部买东西，看见一个穿着一身邮电制服的大姑娘也在买东西。一看，我的眼睛就再放不下。老实说，长了那么大，我还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姑娘。那是一种霸道的漂亮，或者说漂亮得有些霸道。胸脯高挺，身体水直，像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军统特务。特别是那双眼睛，又大又黑又深，被长长的睫毛掩映着，让你不敢多看一眼。那个大，让你觉得不是人的眼睛，而且甜、冷。既温暖，又寒冷。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上课铃都响过好几遍了，我仍然没有力量离开她。我尾随她，走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直到她最终消失在一个院子里。之后，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胡同口等她。慢慢地，我就发现了她出没的规律，一般是上午课间操的时候出来买东西，另外是晚饭后，不过晚饭后多有小伙子陪着，并且常换常新。
但有一天，我发现她的眼睛肿着，显然是哭过。我想，这样漂亮的女人，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的心里很难受。想上前问问，但她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挺着长长的脖子，目中无人地从我面前走过。她的孤傲，让人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她们家的后花园。
有好几天，我没有在胡同口等到她，心里好生难过。一天，我突然想起她不是穿着邮电制服吗，怎么不去邮局看一下呢？我当即跑到邮局去看，把前台后院，能看到的都看了，却没有看到她。一连好几天，我都去邮局找她，结果当然是失望。可见她并不在邮局上班。那么，她干什么工作，既然不在邮局上班，为什么要穿一身邮电制服？
而且总是穿着一身邮电制服。我平时只穿一件衣服，是因为穷。但她是城里人，为什么总是穿着一身邮电制服？我后来想，穿着邮电制服的那玉红身上有种男人的东西。正是这么一种男人的东西更加把她从众多女人中区别开来，也许，好女人的身上大概都有一种男人的东西。
知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志向是什么时候立下的吗？就是那时立下的。我对自己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的是自己将来能够配得上她，能够有资本和她对等。而那时的我觉得自己连想一下她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喜欢了。但又想，等我从大学毕业，她早已经嫁人了。说了你们不要见笑，那时，我常常做一个梦，梦见自己一夜间长大，手上举着一把毛主席亲自给我的三八大盖，从众人堆里找到那玉红，顶着她的后脑勺，把她押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任我处置。要不就是有许多人找那玉红谈对象，她就是看不上，她只看上我。大家说他还够不着你的奶子。那玉红说，我就喜欢他够不着我的奶子的样子，我只要他够着我的腰就行了。
我读高二那年，她突然从这个小城消失了。我心里的难受你们肯定是能够体会的。我觉得整个平凉城都随之消失了，整个日子都随之消失了。每天，看着空空的胡同口，说了你们不要笑，我掉过大约两吨的眼泪。
再次见到她是在七年之后，也就是前年，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乡下中学任教。你们猜我是怎么见到她的？
木子李说，在胡同口守株待兔？我说不是。那是找上门去？我说不是。她嫁到你们那个乡上？我说不是。
我说，你们根本想不到。
一天，我去县城出差，到招待所住宿。我到总台登记了房间，拿了通知单到西三楼，服务台上却没有人。我喊了一声服务员，有人在卫生间应了一声“等一下”。等她出来，我就怔住了。那玉红！当时的那种感觉啊，真是难以形容。当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叫那玉红。那玉红是在她走近我之后我才知道的。在她的胸牌上，我无限幸福地看到了“那玉红”三个字，三个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汉字。她甩着手上的水珠，去服务室拿了钥匙，向我走来，仍然高挺着胸脯，仍然是制服，只不过是把当年的邮电制服换成了绛红色。当她和我近在咫尺的时候，当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开门的时候，我的那个心里啊。
然后，她给我提来了一壶水，很客气地冲我笑了一下，当年的傲慢还在，但已不再锋利，相反有一种沧桑的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第一次看到她笑。我板结的记忆开始活起来。被这一笑，被这一声“等一下”打开一个口子，新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涌进来。我伫立在窗前，望着当年那个多情的胡同，慢慢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发出许多人生慨叹。平静下来后，我想，她怎么在这种地方工作？每天给客人提水，给楼道保洁，打扫臭气熏天的房间？而且在专供平民住的西楼，到总台也好啊，到东楼为那些大官服务也好啊。可转念一想，如果她在东楼，我们不是就无缘相见了吗？
而我为自己住到西楼感到极没面子。西楼是个标签，它强制地体现着你的身份和地位。但后来一想，她压根就不认识你啊，所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西楼房间里没有电话，我没事就到楼层服务台打电话。尽量找那些有地位的人聊天，尽量把事情说得十分重大。我牛头不对马嘴地对对方说，个人出差么，没有必要住那么贵的房间。
我是多么虚伪啊。
再后来，我向她要过针线包，要过无数次的电话本，没事找事地问过当地的一些情况。等等。她也一一作答，但骨子里还是不倒的傲慢。有时尽管做出那种职业的微笑，但从来不让微笑从眼角和嘴角走远一步。就是说她始终没有脱下那件高傲的紧身衣。但有一点必须声明，她的这种高傲和冷美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就像贵族一样，绝不是像有些女人那样装出来的。
但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她现在的高傲毕竟已经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底色。你已经能够从她身上体会到更多的随和和经历一切之后的安详和平和。
自然，以后的日子里，我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城出差，当然更多的是私差。同样每一次都要住到西楼，而且要求到三楼。如果当时三楼没有房间，那么我会在第二天换到三楼。我的理由是三楼安静。我是一个“作家”，需要安静。
有一天，我找了一个理由让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来我房间。我说我给他带了些特产，找不到家，到办公室又不方便。可以想象宣传部部长的到来为我增添了多少面子。将部长送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特意留心了一下她，她的目光中确实有了几分重新打量的意思。我为此很得意。
一次我向她要墨水时，她比较深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个记者？目光中带着赏识。我说，小小不言。她像是没有听懂我的话，抿着嘴向我点了点头，但再没有第二句。而我已是十分的满足，十分的荣耀了，回去躺在床上，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甜蜜在溶化，它的名字叫“实现”，叫“受宠若惊”。
第二天，我数了数身上的钱，只够买一张返程票了，不得不撤了。我无比精心地收拾了房间，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床单铺得平平整整，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退房。
当我退了房就要离去时，没有想到她冲我微笑了一下，用一种很磁的声音说，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的心一下子甜透了，问，什么地方？
她说想不起来了。
我说那就再见。
她说欢迎再来。
听得出来，这一次不是职业应付，而是真心的。我甚至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几分依恋和类似于感情的东西。后来，我不止一千次地回想过那个片断，那个生命盛开的片断，不止一千次地陶醉。
我下到二楼，站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每根头发上都落满了“欢迎再来”，我的心里波翻浪涌，高潮迭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坐在回家的班车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一定要把事情做大，做大，献给“欢迎再来”。
我有种感觉，只要再住一次，就能和她成为“朋友”。今年元旦，我还给她寄了一个漂亮的贺卡。
木子李着急地问她回寄了吗？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没有。
我当然给木子李登记的是东楼，我不能让北京来的贵客住西楼。
木子李说，西楼吧。
我说，那不行，那不是给平凉人丢面子吗？
木子李说，西楼西楼，并且三楼。
这时，地方上的要员来迎驾，木子李多少有些不耐烦。我知道木子李和石书棋都想急于见到那玉红。但不行，宣传部已经把去震湖的车准备好了。我们只好出发。
车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颠簸，不一会儿就到了震湖。
木子李问为什么叫震湖。
这次我居然忘了和他“正大综艺”，直接告诉他震湖是在举世罕见的1920年海原大地震时形成的。想想看，在暴烈的阳光下，在连绵不绝的噼噼啪啪冒着火星的灼人眼睛的黄土丘陵地带里，镶嵌着那么一些眼睛一样的湖泊，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致。
木子李说，这哪里是山，这分明是一片凝固的黄土的海。
我为他的话叫好。
这样看时，那些点缀在海中的湖倒像是一些凹着的山了。
木子李说，它们很美，美得妖气，注视着这些水，你会觉得在生活之外有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和危险。而这样的格局，谁能想到它出自再造八十年前一个晚上的“节目”。那一刻，这里的山在走，湖就尾随着走的山炒豆子一样一个个跳了出来。再造用的是八点五度里氏的火力。那一刻，这片土地上，有二十三万人像庄稼一样被收割，其中有我的祖父，有我的众多亲人。用木子李的话说，八十年前的那个晚上，这片黄土的海曾沸腾，七分钟或者九分钟，然后在某一瞬间，涌动的浪猝然凝固。他在《天地翻覆时——海原大地震八十周年祭》中写道：海原大地震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少被人了解，被人记起的灾变，它不过是舞台吊灯几分钟的晃动。他说，那一刻，震波传动，如同向水中投了一枚石子。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只是他没有说向水中投下这枚石子的人是谁，他的动机何在。
但是这天，坐在湖岸上，看着周围茂密的芦苇，看着深不可测的湖水，我没有想到这些，没有想到我的祖父现在何处，没有想到那个扔石子的人是带着如何的表情做那个“扔”，请原谅，我想到的是那玉红，想到的是她的那双眼睛。我是多么的大逆不道。
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扔”压根就没有结束。
非常有趣，在作为震湖左岸的靠北的山顶上，有一个十分雄伟的堡子。木子李问那是干什么的。我说那是胡宗南军队的营寨。木子李就来了兴趣，要去看。
爬到山顶，木子李一边将军一样雄视四方，一边说，你这个家伙，又在骗人，这哪里是什么胡宗南的兵营，这分明是当年防匪用的官堡。
我认账地笑笑。
木子李说，多可怕，每个山头整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我说是啊，小时放牛时，每次坐在堡墙上，看着浮萍一样漂在山的黄色波浪上面的官堡，想到备受匪乱之苦的先人，我的后背就发凉，就觉得阴冷的匪气像烟雾一样笼罩着这片大地，就觉得共产党真伟大。
木子李赞同地点着头。
我说，听老人说，他们每晚睡觉时都抱着一个熟面口袋，一听到狗叫就抱上口袋往堡子里跑，一到堡子里，多数人怀里抱的不是熟面口袋，而是枕头。
木子李咧了一下嘴唇，做了一个表情，是一个半生不熟的笑。然后说，好玩，一堡子的枕头。
这句话显然是一个隐语，我却一时不能明确它的所指。接着，他说，这堡子管用吗？
我说，对于小股土匪有用。
木子李不再说话，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土匪围堡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一庄人在里面，水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说，听老人说，一次土匪围堡四天，大家都快渴死了，村里的私塾先生下山偷水，被土匪逮住，村里的男人下山营救先生，全被土匪打死。还有传说，一次土匪围堡七天，不少老弱都渴死了。那天晚上，只见震湖里腾起一条大鱼，然后独在堡子上方下起雨来，一村人得救。
木子李说，离震湖这么近，怎么不在地下搞一个秘密的引水系统上来。
我说，临解放那几年，这里有两股土匪因为地盘火拼，最后大土匪郭栓子得胜，一段时间盘踞其内，据说就搞过一个秘密的引水系统，但后人一直没有发现。解放平凉时，郭栓子的部下多在解放军的机枪下葬身震湖，而郭栓子一直下落不明，有人说他就是从那个秘密系统逃走了，也有人说他在解放军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投湖自杀了。让人想不通的是，就在解放军到来一个月前，他却把自己漂亮的压寨夫人偷偷送回娘家。
石书棋说，不可能吧。
我说这事倒是真的，前几年我还见过她，说不定她现在还活着。
木子李说，是吗，那太好了，明天我们就去找她。
过了会儿，石书棋说，北隐你不应该告诉我们这些。
我说那应该告诉你什么。
石书棋说，你应该随便编造一个浪漫故事，比如你和哪一位小妹妹在堡子里约会什么的。木子李哈的一声笑出声来。
石书棋的这个想法击了我一下，小时候，吃过晚饭，我们常结伴到堡子里玩，却没有谁想到进堡子里约会。
这时，木子李说，大家想想，这里的压寨夫人是什么样的？
石书棋看着我，以商量的口气说，就像那玉红吧？
说得我心里一惊。
我说那玉红还真应该是这里的主儿，不过不应该是压寨夫人，而是女寨主。
木子李没有将一支烟抽完，就开始丈量堡子的长和宽，看着他十分认真地在堡墙上走来走去，我的心里有种十分特别的感觉，恍惚间，我觉得他不是在丈量堡子，而是在丈量一个概念，或者一条河流。然后，他又在不同的方向拍照、画图。接着，在一个向湖的门洞前停下来，猫着腰，东瞧瞧，西望望，我不知道他望到了什么。我发现，在这个堡子上，他花的时间比任何一处勘点都要多。
在木子李无比细心地把玩堡子的一个个细节、石书棋埋头写札记时，我的目光落在堡院内那片荞麦上，火星一样的荞麦花十分细密十分隐匿地开着，粗心的人会忽略它正在悄悄地绽放，我为自己目光的迟到感到惭愧，同时，我的心里无端地生起一片怜爱。但就在这时，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在想，这片荞麦和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为什么要盛开在堡子里？它是堡子的主人吗？如果是，堡子于它有什么意义？如果不是，它又为什么盛开在堡子里？
随之，一种十分滑稽的念头又从我心头升起，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简直可笑极了，简直无聊极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已经执著在这种无聊里了，不可救药了。因为一个念头才去，另一个已接踵而来，我在想，我们仨人和这个堡子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们仨人谁更看到了真。
随着木子李习惯地一声“嗨”，我们早上的工作宣告结束。天极热，我们坐在堡墙下面的荫凉里，打开行李，开始今天的午餐。堡墙下面的黄土很烫，但荫凉却厚实、受用。就在我一件件打开带来的午餐时，突然，木子李说，土匪来了。我和石书棋一惊，然后会心地附和，是，土匪来了。
下山后，回头再看山顶的堡子，又一种奇怪的感觉莫名其妙地从我心里冒了出来，我觉得那堡子不是别的，正是那玉红，或者说，那玉红本身就是一座堡子。这样想时，记忆中的那玉红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堡子，包括目光。我不知道，这些堡子，和那玉红的身体的山水是什么关系，和她生命的山水又是什么关系，和那个看到这一切的“看”又是什么关系。最后，我隐约听到了雨点一样的枪声，我同样搞不清楚，它和那玉红又是什么关系。现在想来，那身邮电绿，那声“等一下”，那声“欢迎再来”也是一种堡子的感觉，包括我的心，包括我。
回家的路上，木子李让我给大家唱花儿，我没有推辞，十分投入地唱了我唱过不止一千遍的《白牡丹令》：
上去着高山望平川呀
平川里有一对牡丹
白牡丹白着照人哩
红牡丹红着是要破哩
看上去容易折去时难
折不到手也是个枉然
我没有想到，这曲花儿，把他们俩人的眼睛给唱潮了。
晚饭后，我们就去西楼三楼。说实在的，我的心有些跳，有种就要见到亲人的激动。
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张面孔。木子李和石书棋看着我。我问服务员，那玉红今天休息？
服务员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找她有事吗？
我说有点。
她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朋友。
她说，恐怕不是朋友吧。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她说，既然是朋友，你不知道她的事？
我说不知道，我刚出了趟远差。
她讥诮地笑了笑，说，那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的心里一紧，忙问怎么回事。
她说，死了。
我就一下子凉在那里。
必须承认，我喜欢那玉红，却从来没有想过“目标”，或者说是“结果”，只是喜欢。包括每年给她寄贺卡。我还承认，给除那玉红之外的任何一个女孩子寄贺卡，多多少少都是有目的的，但唯独对于那玉红没有。或者说，对她，寄本身就是目的。假如一定要从中找个目的来，那就是：在想起要给她寄那个贺卡的时候，在往那个贺卡上写字的时候，在把那个贺卡投向邮筒的时候，有种难以言说的幸福。
此刻，我的眼前是一个贺卡，那是一幅旧年的图案。如果有人在场，他一定会看到，一个穷书生，在一个零星地落着雪花的冬天，在小镇破旧的邮局门口，从一堆贺卡中看到它时，目光像花一样盛开。
贺卡的名字叫：站台。
显然是冬季，很深很深的枫树林，一个深黑的枝杈间，独独地停着一片叶子，像是一个红唇。
不知多少次被这个贺卡感动过，不知为它写过多少首诗，现在，大多都记不得了，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还在脑海：
如果说
你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
兀自凋零
如果说
你不是一片属于我的叶子
却为何，要落在我
晚点的目光里
但跑遍了所有的摊位，却再也没有找到“站台”。
人真是奇怪，但凡喜欢的东西，总是舍不得给别人。这个贺卡也同样。本来要寄给那玉红的，但下了几次决心，都失败了，心想等再见到第二张就把这张寄给她。谁想一直没有遂愿。多少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十分隐密的相册里夹着，和许多隐密的心情在一起。
不知为何，这年却轻易地把它拿了出来。
并且一想到把它交由她收藏，心里反倒有种大欢喜大轻松。
新年，其实是一种想念的理由
月满西楼的时候
你的钥匙
在打开
谁的房间
向西，那是一种幸福的方向
祝福树上最红的花
为你盛开……
如许句子，最终都否掉了，最后，任何祝福的话都没有写，只在其中夹了一张名片。
不知是什么时候，木子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把，才把我拍回来。我问怎么死的？服务员生气地说，你问这么详细干吗，你是公安局的吗？
我们只好知趣地回去。
一直到房间，他们二人谁都没有说话。
打开电视，木子李却对石书棋说，让北隐一个人待一会儿，我们去街上走走吧。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流泪，结果涌进心里的却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
有点像是那天把“站台”投进邮箱。
躺在床上，我在想，是谁收走了我的那张贺卡？
后来，我才知道，那玉红结婚正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婚后那玉红应聘到招待所当服务员。前不久又开了一个茶馆，生意很红火。但就在她的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不知因何服毒自杀了。
几年之后的今天，我坐在书案前，再次翻阅木子李的《岸边的日子》，当我读到135页：
我们被一条河拦住，河水汤汤，车子不敢贸然开下去，我和北隐脱鞋，下河，试水深浅……
站在此岸，用青草擦鞋时，我突然看到，河水以一种少见的从容向远方流去……
那玉红的名字再次从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就像土匪。
作者简介
郭文斌，男，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县。先后就读于固原师范，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鲁迅文学院，已发表作品近二百万字。作品先后多次被多种选刊选载，被收入多种选本，被中央电视台选播，著有小说集《大年》、散文集《空信封》、《点灯时分》等。现在宁夏银川市文联供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