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
聪，亲一爱一的孩子，两个多月没给你提笔了，知道你行踪无定，东奔西走，我们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无心细看。去纽约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发的信均先后接读；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 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一爱一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然而返”、“丧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一精一神影响了我，也许是童年的一陰一影与家庭历史的惨痛经验无形中在我心坎里扎了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时会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尘世，也好像自己随时随地会失去知觉，化为物质的原素。天文与地质的宇宙观常常盘踞在我脑子里，像服尔德某些短篇所写的那种境界，使我对现实多多少少带着detached[超然]的态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较量的认真还 是老样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说人格分化；说不定一习一惯成了天一性一，而自己的天一性一又本来和我理智冲突。intellectually[理智上]我是纯粹东方人，emotionally ＆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一性一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其实也仍然是我们固有的两种人生观：一种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精一神。或许人从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从积极到消极的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人不明显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你将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比暮春时节，自应蓬蓬勃勃望发荣滋长的路上越奔。最近两信的乐观与积极气息，多少也给我一些刺激，接信当天着实兴奋了一下。你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使我为你自豪，你善于赏识别的民族与广大人民的优点使我感到宽慰。唯有民族自豪与赏识别人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沦为狭窄的沙文主义，在个人也不致陷于自大狂自溺狂；而且这是一爱一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的一交一融。我们的领导对国际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从未说过美国有爆发国内革命的可能一性一的话，你前信所云或许是外国记者的揣测和不正确的引申。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发挥个人的积极一性一，如何从实践上物质成就上显示我们 制度的优越一性一，如何使口头上“红”化为事业上的“红”，如何防止集体主义不被官僚主义拖后腿，如何提高上一上一下一下干部的领导水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养与一爱一护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