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一九九九年，立川站北口的风景
我的东京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十八岁那年的春天，高中毕业后就到了东京，住在了三鹰，我当时并没想到要在东京生活下去，只是做梦都想表演漫才，连一点儿明确的计划都没有。我没那么聪明，也没打算把东京当成自己活动的据点。然而，东京虽然没请我来，我却不知羞耻地来到了这座城市。
家里人和朋友一定觉得我很唐突，但我内心感到的是不可抗拒的溪流的导向。这事不漂亮，就跟不让周围看见自己在小便一样，不可大声声张。
我上的高中是体育生汇聚的男校，几乎每年都参加全国性体育运动会。大家总是群情激昂，让人觉得是不是所有人都患了什么疾病。夏天，大家上课只穿一条裤衩，上体育课时，老师一发出号令：“站成体操队形！”学生们就从校园的四面八方跑来，一个个列队站开。这时老师会大喊：“站得太开了！回原位！”听罢，学生们一下子聚拢来，挤在一起，老师又会说：“退得太多啦！”
我属于足球俱乐部，每天下课后都到操场训练，挑战自己肉体与精神的极限，第二天还要再突破，迫使自己向前再向前。
高中的生活让我切身体会到人的本性就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才会奋发图强。人只要有了余力，对谁都会好，而这个好是给予的好，令人愉悦快乐。不过，当我们没有精力他顾时，别人的事情也就管不了了。环境既然如此，一个好人也会被逼得走投无路，但又害怕好人豹变后对自己露出爪牙，经过考虑后所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好，也就不会遭遇别人的背叛。
简单地说，我决定跟谁也不说，不喜欢好事与坏事的落差可能引发的情绪摆动，在无波动无变化的寂寥中生活，才符合我的个性。
有一个男生妨碍了我接触外界的方式，专事挑剔、干涉我。上课时，一直默默观察我，休息时还不时找我说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他跟我说：“一起去音乐教室吧。”我说：“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你先去吧。”尽管想从他那里逃离，他却纠缠我不放，还说：“其实你是很寂寞的。”
我没辙，只好跟他一起去了音乐教室，走在过道时，他突然撒开脚丫子跑了起来，从拐角处消失了。等我走到拐角处，发现他睁着眼睛，横躺在地上不动，像一具死尸。我没停步，也没说话，跨过他继续往前走。这时从身后传来扮演死尸的他的声音：“你不说点儿什么吗？”我没理他，继续往前走，结果他从身后追上来说：“你为什么不笑？”我说：“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他说：“你，简直就是个怪人。”我真不愿意让他这么说我。
总体上说，与这种类型的人相处还是比较棘手的，可也不知为什么，竟然也成为了好朋友。我看上他是因为同属一个足球俱乐部，彼此又是邻居，上下学也经常坐同一辆电车。
有一天，我们俩从学校沿着淀川堤坝骑了一辆破自行车，走到半路下雨了。两人被淋得透湿，面对面大笑，躲进路旁的小亭子，居然没有房顶。我们也管不上裤腿会不会湿了，索性就坐到草地上。
他问我：“又吉将来想做什么？”我一直就想当艺人，在上高中时这一心愿可对谁都没说，不过，对他还是可以表白的，这也许是一种青春期冲动的诱惑吧。我跟他说：“说出来跟傻瓜一样，你不会嘲笑我吧？”他一副认真的表情跟我说：“不会，没人笑的。”
我有点儿紧张，脱口而出：“我啊，想当一个艺人。”听罢，他铿锵有力地跟我说：“如果是又吉的话，那绝对行。”
听他这样说真开心啊！我反问一句：“那你呢？”他这样鼓励，我可不能嘲笑他的梦想。我说：“我绝对不笑，你就告诉我吧。”他大吸了一口气，使劲张大着眼睛，直勾勾看着淀川，然后说：“我想住大阪城。”我笑了，他真是个傻瓜，我真后悔跟这么个傻瓜大谈梦想。他发火了：“你不是说好不笑的吗？”其实，想抱怨的应该是我。
从这儿开始，自行车换成我骑了。趁着雨还没下，我加劲骑，结果还是赶不上比我们走得快的乌云，又被淋成了落汤鸡。我第一次看见了天空有雨与没雨的分界线，追雨追得荒诞无稽，令人发笑，我骑车时左时右蛇行，一直骑回了家。
秋天到了文化祭。每个班级必须搭出咖啡店和鬼屋什么的，我们班在教室里搭起了简易舞台，演出搞笑小品。我是反对这个方案的，但大家都赞成。千叮咛万嘱咐地对他说：“你可别跟任何人说我的梦想噢！”他一边给我使眼神，一边大声说：“又吉会想出段子的，没事！”尽管他这是为我好，但对我来说，纯属是招麻烦了。
文化祭之前，我必须写出段子。在舞台上短短三十分钟，包括演出在内，都由我负责，这下可糟糕了。不过，实际想一想都有乐儿。我想了很多漫才、小品和迷你小品，还有一群人表演的小品。最后让大家一起跳The Blue Hearts的Linda Linda。
到了文化祭的当天，歌曲放的是Linda Linda，舞台上同班同学们群魔乱舞似的，洋溢着男子汉气概，光彩照人，乃至于让人无法直视。一想到我要上台跳Linda Linda，也不知为何，顿觉害臊。大家都跳得非常有型，有板有眼，只要我一跳，肯定会被大伙儿高声嘲弄：“你跳得不对。”
一年之后，到了高二的文化祭，尝到甜头的同班同学说要表演搞笑小品，我推辞说每天还有足球俱乐部的训练，真没时间，但大家一再劝我“写出段子就行”，就这样，我几乎在半受伤状态中答应了下来。他跟我说：“我也跟你一起想想吧。”这才让我有了底气。实际上，我最怕的是跟大家无法一起跳Linda Linda，因为我根本不会跳。
也许是因为我想这想那，想得过多的缘故，跟他吵架了。直接的原因是他说了“帮忙”，但拿出的方案只有“放屁”一个。而且，他跟我都不商量就退出了足球俱乐部，这让我觉得孤单。对我来说，虽说写段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令人焦躁不安的事哩。
文化祭的当天，我因参加足球比赛，没能去成。据说，比一年以前热闹多了，我能想象出大家一起跳Linda Linda的样子。
到了三年级，我跟他还没和好就分到其他班级了。他为了考大学上了强化班，夏天之后，在学校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不多久，有人传言说他要退学。他是个傻瓜，又好面子，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在乎学校有什么，但心里一定很苦。我一定要去劝劝他。
我去了教师办公室，问了他的班主任如何才能让他毕业，班主任给了我一大堆作业题，让我转交。我赶紧找到他，就此两人见了面。我告诉他还是可以毕业的，他说“谢谢”，并说退学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的行为是多余的。听他这番话，坐在回家的电车上，我都觉得羞耻，感到后悔，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有一对二十岁左右的男女看到我这个样子，一个说“他输球了吧”，另一个说“他被女孩儿抛弃了吧”，看来他们似乎在打赌了。真是一对缺心眼的，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女的直接问我：“你这是怎么了？”这不可能吧！我暗自思忖，为了打赌这样逼问，岂不是连人的心都要随意践踏？这一瞬间，我的泪反而止住了。
这使我知道世上有的人很想学习，但无法学下去。若有学习的机会，可一定要珍视！就这样我开始认真学习，并把这事情告诉给大家。由此全班的平均分数居然上升了，同学们真单纯，是群大傻瓜。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是“去东京做音乐”，并说住在东京正中间的立川。他这是住在东京的中心地段呀，真了不起！
到了冬天，高三的我退出了足球俱乐部，跟他第一次在东京见面。这是一九九九年的事情。我乘新干线，在东京站换乘中央线后去了立川。到达立川站时已经过了零点。从立川北口看出去的风景很闲散，呼吸冻僵的空气时，有一种跟失恋一样的哀伤袭上心头。立川是我第一次的东京体验，当时心中感受到的焦躁就是“我的东京”。
我一边哈气，一边在东京的正中心行走。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东京的中心地段竟然如此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