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厚殓·祭祀·谥号》原文
陈丹晨（1931～），浙江人，作家、评论家。著有《艺术的妙诗》、《网外史谈》、《巴金评传》等。
为秦始皇守陵的兵马俑——秦俑二号坑于今年三月一日正式动铲发掘。据查内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0多辆，以及众多的青铜兵器。这些兵马俑之高大逼真据说将是历来墓葬俑殉之最，发掘秦陵是一个重大的工程，已经发掘的秦俑一号坑、三号坑中出土的兵马俑，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这次发掘秦俑二号坑将需5～7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内藏的文物比前掘出的也将更加丰富重要珍贵。而这还仅仅是为秦始皇守陵的部分。考古学家还已试掘了秦陵附近17座殉葬墓中的8座，发现殉者多为贵族大臣，棺椁考究，陪葬丰富。那么，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当秦陵全部发掘时又能看到怎样一个千奇百怪的地下博物世界呢！
秦陵的修建和秦始皇的葬埋，当时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秦始皇的儿子胡亥下令将后宫没有生育孩子的宫女统统殉葬，然后还将参与工程知悉机密的工匠也全部活埋于陵墓内。所以，秦陵的情况，后来的史书文献几无记载，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段粗略的记叙：秦始皇即位以后，就在骊山给自己修造坟墓。他征发了七十多万劳改犯去服修墓的劳役。墓高100多米，掘地极深，灌注铜液。墓中有宫殿和百宦位次。藏满了奇珍异宝。坟中布满了机关，如有人盗墓，就会有箭矢自动劲射。水银流注成百川大海，机械运转出现天象地貌。用人鱼膏做烛，照明墓内，经久不息。
仅仅这样一小段记录，人们也可想像这陵墓该有多么壮观。我们也还由此可以推想，秦始皇之流的心理该是恨不得把整个人间财富权势统统带到地下阴间，才能填满他的贪婪无厌的欲海。
咸阳西安一带古墓葬极多，已发掘的和未发掘的帝王宗室陵墓有武则天墓和章怀太子墓等等。全国各地发掘的战国、汉代、六朝、隋、唐墓葬也很多。中国地下文物相当数量出诸墓葬。即以嘉峪关附近的魏晋墓为例，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那茫茫无边的大戈壁地下竟集中埋有一千四百多座墓葬。从已发掘的十余座中就已发现了大量彩绘、砖画和砖雕等等，被称为“宝贵的地下画廊”。最近，在四川丰都县汇南乡一处即发现了汉至六朝的古墓一千余座，凡此，真是多得不可胜数。
丰富的墓葬起因于厚殓。厚殓在中国流传了数千年，也可算是一种中国特色。商殷时代迷信鬼神。国王死了，用活人殉葬。多的时候竟有千百人，到了周代，慢慢改为用草、木、陶制的人俑和器皿来殉葬，所谓“始作俑者”。但是，史实证明，到了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时，不只还用活人殉葬，而且其中还有许多王公宗室；也还由于科技、工业发展，器皿也愈来愈丰富多样珍贵。这种厚殓的流韵遗风直到明清时代久盛不衰。
北京以东一百多公里的昌瑞山峰下的马兰峪，一派龙蹯虎踞的非凡气势，建有规模巨大的清代五个皇帝和许多后妃的陵园0北京以西一百多公里，在群峦叠嶂的永宁山峪也建有另一个陵墓建筑群，葬有清代四个皇帝和许多后妃。这就是所谓清东陵和清西陵。你若看到那些壮丽精致、规模宏大的宫殿、墓穴、地宫、神道、石像、牌坊，一定会很费解：为什么一个死者要让生者付出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只是为了埋葬自己的一副皮囊枯骨。更可怪的是，当年秦始皇称帝之初，就给自己建造葬身之地。后来那些皇帝竟也继续这个遗风，像清代乾隆年纪大了，退位做太上皇，传位给儿子嘉庆的同时，却还要给他选定一所陵址。也就是说，他把帝位和坟墓一起传给他的接班人。可见，他们对于死的重视。因此，像道光即位后就忙着造陵，七年后修建完工，因地宫浸水，又全部拆毁，改在西陵重建。建成的隆恩殿的材料主要是用金丝楠木，雕成大量游龙、蟠龙，造成“万龙聚会，龙口喷香”的气势。至今，人们走近大殿，那缕缕浓郁的楠木清香依然扑鼻。慈禧因为寿长，早就建成的陵园也就一修再修，建了又建，至死方休。
当年那些贪婪的帝王贵族的厚殓给后来的贪婪的盗贼创造了条件。“盗墓贼”大概可以算得上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行当”。近几年盗墓之风更加疯狂，遍及各地。有记者说，关中地区盗墓已成社会公害。仅陕西省近两年至少已有300余座古墓被盗，大量珍贵文物被破坏、走私、外流。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全家、全村合伙盗掘古墓，倒卖文物，坐地分赃。
人们历来把儒家思想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家学说虽被独尊而行于世，但这种厚殓以及祭祀、谥号等等一套文化形态却与孔老夫子并不相干。一则，如厚殓、祭祀早在孔子之前至少已经相传千年。二则孔子是不信、也不谈鬼神的。他是反对厚殓的，对祭祀也没有兴趣。他的得意门生颜渊死了，孔子很悲伤。别的一些弟子要将颜渊厚葬，孔子却以为“不可”。但是，弟子们不听他的。弄得他毫无办法。孔子总认为生的道理都还不容易弄明白，哪还弄得清死的问题。他自己病重时，弟子子路祷告上天保佑。孔子怀疑说：“有那么回事吗？”子路说：“有啊，祷告文里不是说向天地神祈求吗？”孔子反讽说，“要那么说，我早就祈祷过了。”正因为他不信鬼神，所以他从根本上是否定祭祀的，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诌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都是很有名的论述。
奇怪的、令人不解的是，后来一些尊孔的人们常常打着孔夫子的旗号搞厚殓、搞祭祀，而且要耍演祭孔的大典。那些反孔的人们也远不如孔子那么开明，常常喜欢修大陵墓。总之，在这点上，这些后代子孙不管以什么先进面目出现，其实是很不如孔子的。
鲁迅当年曾经对人们搞祭孔闹剧颇多尖锐讽刺。那时，民国初期几乎年年闹祭孔。一些军阀头子杀人如麻，都照样妆扮成一副道德君子模样，大吹大擂祭孔。袁世凯还下令制作仿古的衣冠，让人们穿了这种古里古怪的行头到国子监（孔庙）举行祭孔大典。当时的教育总长率领教育部的“干部”们还行跪拜大礼。山东军阀张宗昌更是个混世魔王，但却也提倡尊孔祭孔，自己也跑到孔庙叩头跪拜。最使人惊讶的是，近几年北京、山东也继续“上演”过热闹非凡的戴着古代衣冠的祭孔大典。参加者官员、学者皆有，盛况决不亚于民初。想到鲁迅当年说有些人“把孔夫子当砖头用”，因而“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这实在也是很值得人们玩味的。
还有一种对死者的谥号，也很离奇古怪。唐代张守节写过一篇《谥法解》，考证溢法最早起源，是周公所制定。谥是指生平事迹，当是指贡献。并且列具所规定使用于谥号的字表。其中褒贬都有，帝王的谥号是由大臣们会同司仪官员、由新皇帝审批。官员们的谥号则由皇帝赐给，但是到了后来渐渐演变成为只讲好话，成了又一次集中的评功摆好，愈演愈烈，愈来愈肉麻。皇帝生前威风还不够，就像想把世上的好东西都带进坟墓一样，也想把所有好听的“马屁”都贴在自己身上同归于尽。譬如唐高祖死后，唐太宗追谥其父为“太武”！唐高宗时又改谥为“神尧皇帝”；唐玄宗时又加码改谥为“神尧大圣皇帝”；过了几年，又增谥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但这都还不算什么。到了明清时，就更加变本加厉，把各种各样长长的一连串的至高无上歌功颂德但却谁也记不得的谥号追封死者。
譬如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清世祖（顺治）被追谥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智仁纯孝章皇帝”。到了清高宗（乾隆），被加码追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至于这些人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好像谁也不打算认真去对照，谁也不认真把这看作真实的评价。一切不过是虚伪的表演而已。
当然也不止是谥号，也不止是帝王家搞这一套。就是一般王公官僚贵族也一样在狂热追求死后那些辉煌空洞的颂辞和身份，唐代韩愈给人家写墓志铭、碑文收取高稿酬，长安城中一些高官家里死了人争相求他撰稿。刘禹锡形容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阶，辇金如山。”可见当时官场风气。《红楼梦》里写到秦可卿之死，贾珍为了面子，丧事办得风光些，就贿赂内监给儿子捐了一个官职，使死了的媳妇身份一下子提高了。铭旌、牌位上就大书“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庭紫禁道御前侍值龙禁慰享强寿贾门秦氏恭人”。看了这一大堆曲里拐弯的东西，人们可能会觉得好笑。然而，在当事人眼里却是看得非常重的。
近八十年，这些习俗风气好像有了很大变化，厚葬、祭祀成了陈规陋习而被废弃了，人们辞世后用火葬，那是再简单不过了。北京的火葬场对骨灰盒存放也有一定期限。过期若不领取，就处理了事。不过，在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人死了也仍还维持生前所得的级别享受待遇，就像什么级别领多少工资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子一样，骨灰盒存在第几室第几架第几层都是大有讲究的。我有一位朋友讲到他的老丈人的灵盒是给存放在第一室的某架某层的，脸上泛出一种光彩，得意满足之情油然而生。人性中的那种古怪的虚荣和贪婪的欲望在死亡问题上也一样表现得十足的。
至于为大人物建规模宏大豪华的陵墓棺椁的厚殓现象在近代也还偶然发生，而且不止中国，还有别的过去的兄弟国家。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横向文化联系呢？这与古代文化又有什么纵向文化联系呢？这实在是一个很微妙复杂而难以一下子说清楚的历史题目，且留待专家们去深究。至于殉葬的习俗，在华人地区也未中断。我在香港一家很大寺庙里看见许多人家正办丧事做法场。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纸糊木扎的精巧的殉葬品，其中有花园、别墅、豪华流线型汽车，以及各种家用电器等等模型，真正叫人看了哭笑不得。在这个东西方文明杂处的国际性城市里，中国传统文化竟然如此顽强地得到保留和弘扬，你能不感慨系之么？
相比之下，谥法一说虽早已废弃，但实际却一直绵延下来。今人去世，讣告悼词中常常冠以一长串的头衔，加诸种种评价性的形容词，如“伟大的”、“杰出的”、“优秀的”，或是这个“家”那个“家”等等，不一而足。有时竟然也可列上一、二十个，决不比古人逊色。死者逝矣，生者却煞费苦心，聚会商讨，句斟字酌。有时，讣告因此迟迟不能发出。有时家属也参与评价，形成拉锯，议个不休，逝者只好躺在那里静候处理。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厚，影响之深远，了不起，顽强稳定，深入人心……
不久前，文学前辈葛洛谢世，留下的遗言竟使我惊愕深思，久久不能平息。他说：去世后，“不发讣告，不印发生平事迹，不举行告别式和任何悼念活动。”“骨灰长久保留，可用简便方式抛撒在中华大地上，使我回归大自然。如果条件允许，也可找一个地方，把骨灰埋下，上面种一棵松柏或泡桐，让我的生命树化成枝叶繁茂的树木，继续挺立在大地上。”
这遗言几乎像首诗，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想像，高贵的诗情，豁达的胸怀，从从容容，清清爽爽。我没有想到，这位温文尔雅宽厚的老人对于旧文化竟有这样一种反叛的性格，平日蕴含不露，临去一顾，竟是那样强烈。这是多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