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野百合花》原文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院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著有《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还翻译过一些作品。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的故乡——湖南宝庆。她的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的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0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
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的××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的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的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的“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的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的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的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的“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的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3月17日
选自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