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纪行（二）
作者：zhouyanyu1
沙山月水
在许多个时空点以前，它们的名字就如雷贯耳了。听上去秀秀气气的名字，在我的意识里，总觉得，该是婉约纤巧的江南佳丽，缘何跑到了这荒漠的塞外之地？面包车驶出敦煌城，在平坦的路上飞驰，树木农田一掠而过。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下来，此刻的鸣沙山，会是怎样的景致呢？
就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想象地，一座巨大的沙山在前方出现了。四周是如此平坦的砾地，山门之内，那座巨大的沙山，由五彩细腻的细沙组成的沙山，千真万确地立在那里。无数的沙粒，没有扬散为一片大漠，也没有堆砌作一座高台，而是柔韧有致地形成了一座连绵起伏的环状大山，峰峦重重，整个山形如一个巨大的逗号，又似一条昂首的金龙。山脊如刃，峭壁的阴阳两面，被阳光分割得分明，闪动圣洁的光芒。风小心翼翼地吹过，在沙面留下水一样的波纹。虽然已是旅游淡季，但慕名而来者仍然很多。他们的欢声笑语，并没有打破山的空远与寂静。
我踏着早行者留下的脚窝向山上走去。沙随足落，一步只是半步，任你心急如焚，也无法如履平地，也是柔能克刚的意思。望望渐渐西落的日头，也只得耐住性子，一步步延踏而上。
爬过两道山梁，但见山脚下一条沙砾小路蜿蜒前伸。循路而行，走至“逗号”圆点的中心，那湾酷似新月的水，悄然出现了。她文文静静地坐落在那儿，湖水轻漾，绿波滢滢，在金黄的沙山和碧蓝无云的天穹映照下，如同一个神迹。
鸣沙山一名沙角山，又名神沙山。有关它的记载，最早见于乐汉《辛氏三秦记》。唐《元和郡县志》亦云：“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县南七里，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石山，四周皆为沙垄，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鸣。随足颓落，经宿风吹，辄复如旧。”
敦煌民俗学会为了验证流沙鸣响的现象，曾于一九九O年端午节，举办了滑沙运动会。据记载，滑沙者在塔儿峰顶处开始下滑，滑至十余米处始发生声响。人们听一有嗡嗡大声出自山谷，响彻晴空。始如飞机之声自远而近，继有擂鼓之声、滚雷之声，夹杂锣声、钟声、风声混合而成，莫可确指。这次运动，开天辟地第一次，为鸣沙山留下了珍贵的录像、录音及音测记录，证实了史料记载之可信。
有关流沙鸣响的原理，历来众说纷纭，主要论点，可以归结为静电发声、摩擦发声和共鸣发声三说。其实，无论哪一个原理成立，于鸣沙山，于我们，都没有什么意义。鸣沙山已经形成了三千多年。数千年来，它就这么鸣叫着。荒漠听不懂它，天空听不懂它，人类也听不懂它。那究竟是一种悲抑的诉说，还是一声震天的呐喊？
这个时节的月牙泉，看不到余秋雨写及的玄身水鸭了；但清泉静池该有的，这里仍然都有。泉边有树，粗壮硕大不同凡品；虽无水鸭，却有两只鸭形小舟漂泊其上，微风吹过，带起两弧波纹；有芊芊芦苇迎风摇曳着芦花。湾不算小，长可三四百步，宽达四五十米，流沙距水面仅数十米。敦煌每年长达四个月的大风、狂风、飓风，千百年来没有掩埋她，茫茫戈壁也没有干涸她的容颜。若非自然造化，简直匪夷所思。据说泉中产“铁背鱼、七星草，服之可长生”，当地土著又呼之为“药泉”。她的形成，地质学家有两种推测，一说为断层风蚀湖，一说为古河道残留湖。同样，无论哪一种说法成立，于她于人都并不重要。
我盘腿静坐泉边。远处山坡上情侣的对话清晰可闻；塔儿峰顶，跳伞的人们，正在做着勇敢者的游戏。又一队骆驼启程了，清脆的驼铃声如同梵呗，长长的驼影映在沙面上，美丽如画，令人联想起古时的商旅。
我想，沙山月水的神奇，根本在于它为人类形象地模拟出了自然的规律，所谓一阴一阳，天造地设，大道亦在其中了。也许为了印证我的了悟罢，此时，夕阳仍挂在西边的山梁上，而半轮早月，已悄然出现于东天。
我可以走出山门了。
莫高莫高
一
如果没有三危山，或许莫高山永远只能是莫高山，而不会最终成为世界性艺术宝库的莫高窟。
迢迢千里，我是怀着朝圣者的心情奔赴而来的。如今，离莫高窟一步一步地近了，却如同拜见久仰的尊者，那份紧张、迫切又羞怯的感觉，无法言喻。
小车将明丽的敦煌城远远甩出了视野，引颈而望，一座并不高大的沉积岩小山出现了。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莫高窟，尽管它与莫高窟密不可分；却如莫高窟一般，有着高低错落的数百个洞窟。远远望去，有如一张张齿落唇寒的灰洞洞的嘴巴，面对无遮无拦的天空无主地张开、无声地呐喊。自莫高窟第一个洞窟开凿，历时千载，经历了十四个历史时代的兴衰更替，那些凿洞、塑像、绘画、修行的工匠和艺术大师们，他们一代一代就居住在这些高低错落的洞窟里休憩、坐禅。他们栖身于如此粗陋贫寒的洞窟，却将他们敬奉的佛的洞窟修造得富丽堂皇。
我告诫自己，你正在走进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你必须小心翼翼。
先于莫高窟露面的，是它对面的三危山，与之隔宕泉河滩相望。《尚书》中记载的舜、禹、尧逐三苗于三危，“三苗”就是曾生活于长江流域的三苗部落。这个部落在和中原部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又不肯臣服，故先后被放逐到空阔荒凉的大西北，从而成为敦煌的先民。
作为祁连山的余脉，三危的神奇并不在于它远古的传说，而在于它最先成为莫高窟之为莫高窟的契机，或者叫作因缘。前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年），一位名叫乐尊的和尚手持锡杖，云游至此。正是傍晚时分，他拄杖而立，四顾茫然。这时，一个奇异的景象出现了：三危山上金光四射，光芒中有千佛之状，栩然跃动。他惊呆了，怔怔地凝视了许久，才豁然醒悟，弃杖跪拜，发愿在此镌筑伽蓝，凿窟修行。
不久，乐尊和尚的第一个洞窟在莫高山壁开凿了。这就是现存编号为275的洞窟。然后，另一位禅师法良也寻迹而来，成为第二位在此凿窟禅修的僧人。也是从此，许多个洞窟被一一开凿出来。现今余存的洞窟有四百九十二个，而在最盛的唐时，多达“千余窟龛”；宕泉河水潺潺向北流去，在阳光下，形成了“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的壮观景象。
走进莫高，就必然要走进它的历史。莫高窟确实拥有过自己的繁荣。现存的早期洞窟，窟形各异，均较小，年代较早的是268号禅窟，相传这里就是乐尊或法良面壁静修的地方。
公元四四六年，北魏灭佛，在统治敦煌的九十年里，只在莫高窟留下了九个洞窟。而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却挚信佛教。在他任瓜州刺史的十八年里，就在莫高山留下了十个洞窟，且抄写了大量佛经。
到了北周，尽管周武帝也提倡灭佛，但或许由于他的态度不够坚决，措施不够得力，或许也是山高皇帝远的缘故罢，北周洞窟现存的仍有十六个之多。北朝佛教重禅学，坐禅与观像，成为这一时期塑像的特点；隋代重视西域的经营。隋文帝自幼生长于佛寺，大力弘扬佛教，隋代三十年里新开洞窟一百余个，佛教之盛可见一斑。
鲁迅先生说过，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这同样适用于莫高窟的唐代壁画。总之，灭佛也罢，倡佛也罢，每一个历史时期无一例子外都在莫高山留下了自己的洞窟。这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托呢，抑或也是统治者的某种手段？
至明嘉靖三年，统治者关闭嘉峪关，敦煌孤悬关外，莫高窟“佛像屡遭破坏，龛亦为沙所埋”，一片萧索。清代的莫高窟已经是字落碑残、丛深草密，满目荒凉；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围攻敦煌，“遂将佛龛半付灰烬，令人有不忍目睹之状。”莫高窟就此沉寂了许多年。
如果退回去二十年来莫高窟，我面对的，仍然会是瑟瑟寒风中剥蚀的残岩，斑驳的木门和零落的、摇摇欲坠的栈道；仍然会有追逐玩耍的孩童随便钻进哪一个洞窟撒尿、捉迷藏；仍然会有数百张无助无言的嘴悲抑地张向天空，作无声之呐喊。莫高窟已经旧创新斑痕累累。它在漫漫无期的隐忍中，逐渐变得麻木而沉郁。
尽管我见到的莫高窟已经不是萧瑟的模样，但那一份沉郁的表情早已深入骨髓，并极快地同化了我。我在莫高窟整整呆了一天。下午四时，洞窟全部关闭。游人散尽，我在空寂的小路上徘徊了又徘徊；我在铁栏杆外的白石上抱膝而坐，隔栏凝望着装修整状的岩壁、栈道、铝合金的窟门，独自怀想了许久。山脚下的我，看上去一定渺小又沉重。
二
我不知道导游小姐，为什么要率先带我们去看16号窟。走过连接前室与主室的通道，北壁，另一个昏黑的洞窟赫然在目。17窟！我在心中惊呼：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了。小姐在娓娓地讲解着什么，我全然没有听见；抚摸着洞门的边缘，抚摸着那条沉沙留下的水纹状的遗痕，我只木木地念叨：这里就是藏经洞，就是那个太清宫道士王圆禄发迹为“世界名人”的地方。这里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一个永远无法平复的创口。
一九OO年六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早晨。太清宫道士王圆禄像往常一样，领着几个工人清理着洞窟里的流沙。他是好心，想把自己栖居的家园拾掇得清亮一些。积沙一点一点被清除出去，两壁上西夏早期的壁画渐渐显露出来。工人们正在往露出的墙壁上插烟管，插出了一道裂缝。王道士端详着这道裂缝，觉得有些蹊跷；他沿裂缝发现了缝后的洞窟，由此打开了这个沉睡了九百年的宝窟。也从此，莫高窟开始名扬天下，一个民族的耻辱与灾难也纷至沓来。
是在最近，我才见到这位王圆禄王道士的照片。那是一个发育不良、目光麻木、猥琐不堪的小男人，形如呆鸟。与其说他是曾经把持了莫高窟灿烂文化的一介道士，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木讷、愚钝的农民。他也确实是个农民。他是湖北麻城人。因连年旱灾，逃荒流落到酒泉，后出家为道士，最终来到莫高窟下，修建太清宫居住下来。
藏经洞被他偶然发现，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甚至不愿多费笔墨来描述他为后人臧否不尽的行迹。我同意那位东北作家的说法，余秋雨太多情，也太抬举他了。与整个辉煌的敦煌学相比，他太卑微，他担不起。
五万余件敦煌文物出土了，上至秦甘元年（公元三五九年），下迄北宋景德三年（公元一OO六年）的大量文书文物器物纸绢画在一个衰败的时代重见天日，这是它们的悲哀，注定了必然屡遭厄运。王圆禄无从知道，也不会关心，在他发现藏经洞后五十天，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和皇上只得向大西北仓皇逃来……
一个千年帝国正面临最后的崩溃，谁会记起那远在三千公里之外的一洞经卷呢？！在敦煌，知事汪宗翰等人闻讯从藏经洞取走了一些画像、写经等，作为古玩和礼物陆续送给了他人。一九O三年初，“长于金石、版本、校勘之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收到了汪寄赠的石碑拓片和佛像写经等，并将他对这批文物的考证、记录写进了他的著作《语石》中。这被称作“敦煌学”的开山之作。他也曾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文物运到兰州保存，但清政府以运费难筹为由，下令就地封存。
往下，该说到那些在莫高窟留下累累罪痕的盗宝者了。
一九O七年三月十六日，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经过二十余天的跋涉，第一次走到莫高窟前。那历经千年沧桑的精美壁画，已使他“惊心动魄”了。没有费什么口舌，这位被王道士敬称作“司大人讳代诺”的考古学家，轻而易举地弄走了一万余件遗书、五百余幅绢画；一九一四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王道士如接待老友一般，接待了这位“洋玄奘”，并将六百余件敦煌遗书卖给了他，换来衣袋中数锭沉甸甸的马蹄银。一九O八年，法**国佬伯希和，这个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在二十余天内将洞中所有文物通检一遍，盗走遗书五千余件，纸绢画六百余幅；一九一一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以低廉的价格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一九一四年，俄*国人鄂登堡又盗走敦煌遗书近万件；一九二二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到中国的沙俄军队五百余人，在莫高窟驻扎了近八个月。他们将洞窟和寺院中的木制门窗、匾额劈碎当柴烧，在窟中支锅造饭，大片壁画被熏作苍色无法辨认，大批塑像被断手凿目、挖心捣腹；还有那个可恶的美**国人华尔纳：一九二四年，当他风尘仆仆赶来时，等待他的已剩下一个空空的黑洞。于是，他“愤怒”了，他用特制的一种化学胶布揭下了二十六块壁画，并盗走彩塑一躯……
够了！面对窟壁被火燎黑的痕迹，面对壁画被粘揭后留下的空白，我的心在流血，我在一个民族的伤口面前站了太久。我苦苦地站在那儿，心甘情愿承接着前人的折磨与苦难。余秋雨凭着一颗中国学者的良心，曾经设想过拦截盗运的车队时的情景。其实，即使拦下了，即使打开藏经洞的不是小小的王道士，而是余秋雨，是任何一位中国学者，或者就是我，又能如何呢？
当时的洞窟文献，不是没有被选送进京城。没装木箱，只用几领草席胡乱捆着，沿途官员伸进手去，就能取走一把，到京城已经零落无几了。一个衰落的政府，竟然就存不下几卷经文！堂堂政府尚如此昏聩，一个目不识丁的道士又怎能深明大义？
王圆禄打开藏经洞时已年逾不惑，他死于一九三一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用从斯坦因手中换取的四十锭马蹄银、伯希和留下的五百两碎银，和其他盗宝者施舍的小钱，不遗余力地完成着他那些虔诚的破坏。
现存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被王道士“修改”过的，就有二百一十六个。当如今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莫高窟文献的微缩胶卷，我只能咬紧牙关长叹一声，却无法确认，谁，才是莫高窟真正的罪人？
三
撇开莫高沉郁的历史不论，走进每一个洞窟，都几乎立刻被卷进了一个色与彩的漩涡。站在洞窟的中央，徐徐转动身体，五彩斑斓的绘画与雕塑，会把你的目光塞得满满的，不给你丝毫留白和额外想象的余地。据说，把莫高窟的壁画连接起来，长达六十华里。这很难叫人信服。试想，每一个形状不同大小不一的洞窟，它的前后左右壁和顶部、甚至通道的两边和迎门连绵不绝的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把一部佛经的内容用绘画的形式青现出来）、史迹画、神怪画等等和繁复多变、精美有序的装饰图案，要循着怎样的顺序和规律，才可能将它们排列连接？
我不是画家，无法用美术术语表达出我对壁画和彩塑的观感。在夜里，我将白日留存的懵懵懂懂的影像，按年代的顺序略一过滤和梳理，还是感觉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莫高窟壁画当中，飞天的形象总共有五千多个。飞天是佛教中臆想出来的美妙仙女，所起的作用，有点儿像基督教中长着小翅膀的安琪儿。飞天没有翅膀，而是凭藉衣袂和飘带在空中自由泳翔。由于她们经常出现于传经说法的场所，身畔不离鲜花，浑身散发香气，加之她们个个精通音乐，尤其善弹琵琶，所以又被称作香音神。
北魏洞窟中的飞天，色调清冷，笔法粗重，动作古朴笨拙；虽然也似在空中飘举，但给人的感觉仿佛随时有堕落云端之虞。她们一律有着壮硕的乳房、浑圆的腹部和大大的耳环，颜色由于年代久远发生了褪变：蓝黑杂糅的飞天，怎样看，也不是清丽飘逸、柔曼潇洒的天之骄女。
到了隋唐，不一样了。飞天的装束变得浓艳华丽，动作曼妙，姿态万千，衣带临风飘卷，充满力感和速度，已进入一种随心所欲的大自在状态。320窟是盛唐窟，其南壁上方的双飞天形象，双向并首，精妙绝伦，恰如李太白诗云：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宽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所谓“吴带当风”是也。其造型由于被诸多艺术形式（舞蹈、绘画、雕塑、文学、装饰物）广为引用，变得十分著名，从而成为莫高窟壁画的象征。
237窟也是唐窟，南壁中部绘有一飞天反弹琵琶的形象。只见她边弹边舞，双脚拇趾微微翘起，似乎正合着乐拍；双目似开似闭，仿佛正陶醉于艺术之中，分外传神。
这一形象是莫高窟独有的，曾被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中英娘造型选区用，轰动了全国，成为敦煌的标志。到了晚期，壁画风格渐变为温厚而粗疏。五代的飞天看上去如此平稳沉着，没有了万方仪态，似乎她们的所有飞行，只是要完成自身的某个使命。然后，色彩终于变得灰暗起来，渐渐已不再能找到鲜亮的颜色……
莫高窟壁画的内容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都实在无法用文字和语言简单明了地阐述清楚，怎样说，怎样写，终究会挂一漏万，叫人手足无措。与壁画相比，雕塑就显得直观和简洁多了。
北魏时期的塑像大多为佛与菩萨的造型。其身体挺拔，肩宽腰细，衣褶刚劲流畅，服饰紧贴身体，被称作“曹衣出水”。编号259的北魏窟，北壁下层东起第一圆券龛里，塑有趺坐禅定佛一身，双手交又能于丹田，眼帘微垂，嘴角挂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神秘莫测，被西方游客称为千佛洞中的蒙娜丽莎。其实，这尊佛像的面世，较达•芬奇的绘画要早十个世纪。
419窟为隋时所建，西壁斜顶圆券龛内，所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主尊面相丰满，造型圆实，身着田相袈裟，安祥而尊严。北侧是他的大弟子迦叶。只见迦叶满脸皱纹，眼窝深陷，齿动唇摇，肌肉松弛，瘦骨嶙峋，手托一化缘钵，一副苦行僧的模样；而南侧的小弟子阿难却眉清目秀，五官舒展，显得稚气而聪慧，俨然一位翩翩美少年。整座雕像浑然厚重，充分体现出由南北朝时的“秀骨清像”向唐代的“丰肌腻体”风格过渡时期的特色。
在莫高窟，最为显赫的洞窟，当属唐时的96窟了。经历代的修建，它从最初的三层木构建筑成为蔚为壮观的九层楼，居于莫高山的中央。窟中的北大像，高三十四米半，为木胎泥塑，面似佛祖却身着龙袍，亦佛亦俗，不伦不类。有人干脆称之为武则天像，据说就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塑造的。武则天时代所译佛经《宝雨经》中，竟有这样的内容：日月光天子在佛涅般（音“pan”，上“般”下“木”，以此字代之）后数百年法欲灭时，到支那（中国）现女身，为自在王。321窟中所绘宝雨经变上方，从海面伸出两只巨手于天空，分擎日月，暗合则天之名“曌”。
可见，任何时代的宗教到了统治者那儿，都脱不开为政治服务的本质。当导游津津乐道着“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泥塑佛”时，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厌恶与鄙视。以佛喻己，或以己代佛，便妄想贻福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坐稳龙墩益延生命等等，这些，永远只是一个浅显可笑的神话。
倒是几尊释迦涅般像，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但见佛祖面相丰腴，秀目微闭，神态安祥美丽；右胁而卧，呈一种舒适的睡态；通肩袈裟的衣褶随身体起伏而变化，清晰、圆润、流畅。涅般是佛教术语，乃是佛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进入所谓不生不灭的状态。身后的众弟子由于道行尚浅，不了解涅般的真正含义，以为佛祖已死，痛不欲生，故有割耳嫠面、捶胸顿足等许多神情动作。
由于卧佛塑像超凡的典雅和美丽，我在寂无一人的洞窟里独自停留了很久。蔡元培先生曾经倡导以美育代替宗教。只有在如此大美而不言的艺术形体面前，我才终于明白，最高的美育必然带有宗教的风貌，美，就是“宗教”。
我不敢妄称，自己是艺术女神飞天的后人。只是，当我远涉归来，莫高，已成为我艺术之梦中的一个弥久难解的情结。我甚至扳着指头计算过，假如人生能到七十，至少我还可以再去两次敦煌，带着我的女儿、将来我女儿的孩子，去作另一种精神的朝觐，艺术的谒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