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八骏图》(外二篇）
作者：冷静
小时候我们听大人讲故事，听到某处不解，便会发问：为什么？他们狡黠地一笑，反问：你们猜猜看。七嘴八舌猜下来，聪明和愚蠢就分得清清楚楚。看小说和听故事稍有些不同，因为看到不明白的地方，作者不会站出来解释和反问，他们只顾讲他们的，留你在那里心急火燎。看到结束，有些疑团早已开解，有些则已经被遗忘，还有些似乎有了眉目，却不豁然开朗，不免费些思索，而小说所提供的乐趣，便有相当部分在这段思索之中。
从文先生的《八骏图》写于1935年夏，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尤其对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召开了遵义会议，长征胜利结束，国内处于抗日救亡的热潮，而在前一年，沈从文刚刚写出了自己的名篇《边城》。当时的沈从文在文化人中是个异数，他提倡文人应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政治力量的奴役和异化，在当时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背景中，因其主张而被指责为“与抗战无关”。揭开漫长的历史尘雾，在今天人们有机会重新去考察沈从文的主张，他所坚持的理性精神真正的意义所在。
《八骏图》讲一群教授的故事，可以说是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相传周穆王有8匹最出色的坐骑，称为“八骏”，所以用《八骏图》为小说名，借喻文中所写的8个教授，讽刺的意味相当鲜明。达士先生是这8骏中的1骏，他有写小说的背景和写信的习惯，于是将其它几人的情状故事每日汇报给远方的未婚妻，旨在讨她的开心。在他看来，其它几位大半是有“病”的，受到欲望和道德的折磨，有着扭曲的人格，他在对他们的描述中不动声色却又极尽刻薄，只是他对自己“无病”的自信，却在一再的诱惑面前跌的粉碎，毕竟达士也不过是故事中的一位，在小说之外，则是从文先生疾书的手和镜片后冷峻的目光。
小说刚开始不久，写到达士先生刚刚在住处安顿下来，在窗前伏案给未婚妻写信时，抬头看到窗外的草坪中走过的黄衫女子，“恰恰镶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点黄色的地方”，一时心旌摇动，“达士先生于是把寄给未婚妻的第一个信，用下面几句话作了结束：学校离我住处不算远，估计只有一里路，上课时，还得上一个小小山头，通过一个长长的槐树夹道。山路上正开着野花，颜色黄澄澄的如金子。我欢喜那种不知名的黄花。”这里似乎是一处闲笔，达士先生随意看到的风景中，存在着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女子。在后文中，这个女子很久都没有出现，好像被达士先生和作者都忘记了。但在小说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黄衫女子突然在达士先生的生活中变得举足轻重了，她其实是常常地出现在他的视野，还有心里，并激起他很多不着边际地想像。他在这一地的教授生涯行将结束时，再也不能忍耐对她的猜测，于是便向住处的听差王大福打听她的来历。故事的结尾，达士先生在几经挣扎后选择了留下来，听凭那个诱惑对自己的处理。此时我们再回顾当初的那句“恰恰镶嵌在全草坪最需要一点黄色的地方”，不由得对从文先生的安排会心一笑。黄色历来是有情欲的含义在里面，而这欲求虽然在小说开始处并没有迈出理性的门槛，却早已在达士先生的心里活跃着。
也许我们还能记得达士先生刚住下来时，那个听差的王大福说过的一句话——“先生，我看过一本书，学校朱先生写的，名叫《投海》，有意思。”——达士先生显然是不以为然的，“天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描述这个饶舌的听差：“且欢喜在说话时使用一些新名词，一些与他生活不大相称的新名词。这听差真可以说是个‘准知识阶级’……”但显然王大福更像这海边的主人，达士先生出于小说家的敏感，直觉到他的肚里会有许多的故事，并且准备在客居的日子里将他了解一个“透熟”，好为自己将来的创作积累些素材。但直到小说的结尾，他并没有时间去了解他更多的东西，更为不幸的是，他自己也成了这听差所有故事中的一个。达士先生临行前在海滩上看到诱惑者写下的话：“这个世界也有人不了解海，不知爱海。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这里的海可以是女人，也可以是爱欲，总之它们俘获了达士，让他自甘情愿地投身其中。而王大福所说过的那本书，正有着谶语般的书名（王大福在后面还提起过老舍的小说《离婚》，既与教授戊的故事相关，同时还包含着其它的意味）。
在从文先生为小说集《八骏图》所作的题记中，他提到当时文人的精神状态，言下不乏嘲讽讥刺。“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这种人数目既多，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不大追问一件事情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虽然《八骏图》中所提到的文人之病还有其它的意思，但整体的病态尤指以上所言，即理性与独立的人格地丧失。《八骏图》表面虽然只是讲了一群客座教授的故事，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与从文先生一向坚持的用文学（小说）唤起民族“意志力”、重建文人人格的主张是一致的，包含着对那种“阉宦似的人格”的强烈批判。
小说的主角达士先生认为，八骏中最少有六骏是不健康的，独那个热恋中的教授与自己没有病症。他甚至担心，假如没有自己这个心理医生，其它人会否发疯。“病”做为一个关键字频频出现在小说的进程中，而达士先生的所谓健康却没有保持到最后。他准备留下来接受自己的命运，并给未婚妻发去一封绝妙的电报，“瑗瑗：我害了点小病，今天不能回来了。”“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终于插了一句进来，这与从文先生冷静的文风颇见矛盾的一句，却让我们看到他心中的强烈的不屑与愤怒。
在我看来，优秀的小说中总是包藏着很多谜语，或者说，它们的每个字都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谜语的设置越是自然，越是体现出小说家高超的技艺，相反，如果一篇小说中有太多游离无用的字句，或者那些谜语的设置太过醒目做作，就证明小说家的低劣。《八骏图》中还有许多有趣之处，比如那个写着7月5日标记，记载着达士先生一段过往的本子，那个曾经令他伤感的故事究竟在这篇小说中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有机会我很愿意去为此费一番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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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的解放和理性人格——再读《八骏图》
《八骏图》讲一群教授的故事，可以说是30年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群像。相传周穆王有8匹最出色的坐骑，称为“八骏”，所以用《八骏图》为小说名，借喻文中所写的8个教授，讽刺的意味相当鲜明（供统治阶级驱使和阉割的特征）。与牧歌式的《边城》趣味截然有异，《八骏图》有着强烈的批判现实意味。喜读艳体诗文的教授甲、在海滩上窥视女子的教授乙、惦记自己内侄女的教授丙、虐恋倾向的教授丁、认为女人是古怪生物的教授戊等，本文对这些知识分子扭曲的性心理给予一一揭示，隐含着对当时知识分子畸形人格形成的反思。
与沈从文的其它小说相比，《八骏图》十分注重叙事的技巧，视角多变，折射出丰富的意味。达士先生是小说的主角，他有写小说的背景和写信的习惯，于是将其它几人的情状故事每日汇报给远方的未婚妻，旨在讨她的开心。故事的第一重视角就在达士先生的信件中展开，在他看来，其它几位大半是有“病”的，受到欲望和道德的双重禁锢，有着畸形的人格。第二重视角来自作者自己，在沈从文的审视中，达士先生不过是八骏中的一骏，他在对其它人的揭露中极尽刻薄，但对自己“无病”的自信，却在一再的诱惑面前跌的粉碎。犹如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八骏之“骏”尽在笔下，无一幸免，而这种多重视角既避免了一一罗列的刻板单调，又造成别有意趣的反讽效果，可谓匠心独运。
在这篇小说临近结束时，一直嘲笑着其它人的达士先生，才似乎刚刚开始了自己的故事。他突然面临着接二连三的诱惑，归程变得举步维艰。他终于决定留下来接受一个未知的命运，屈从于“大海”（在本篇中“大海”明显是女性的隐喻）的召唤。那么与其它教授们艰涩的性压抑相比较，达士先生实现了人性的回归和解放吗？有论者认为：“对于他（作者），性爱即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压抑性爱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相伴随而来的生命力萎缩的标志。由此，沈从文才提出民族性重造和人的重造的过于沉重的命题。”（《面对现代性爱而展示知识者灵魂》/吴福辉）这似乎证明了达士先生的选择是正确的，确乎一种解放，因为他最终没有选择压抑自己，而是顺应自己的人性，投身到性爱的诱惑中去了。
从达士先生那个标着“7月5日”记事所引起的回忆中，我们知道达士先生是如何地爱着瑗瑗小姐的，他追求了她大约已经有5年之久，而且为她拒绝了另一个爱他的女子。他自从来到海边，每天都要写信给她，并且在来到的第一天还写了三封信给她。但他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小米大的事也不会瞒你”，除了给未婚妻写信，达士先生还另有日记，记载下自己不愿为人所知的种种感受，包括庚教授的女友在他心头引起的“微妙感印”。达士先生是爱着未婚妻的，但他同时也爱着其它的女人，他一方面批判其它的人不够勇敢，同时也在审判自己的灵魂。他的心里像揣了一头顽皮的魔鬼，他既要拼劲力气来压制它对自己的骚扰，同时又为它展现给自己的美妙的可能而心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屈从于道德审判的虚伪的老教授们不同，达士的压抑和最后的放纵，都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人性的弱点。
小说结尾写道：“一件真实事情，这个自命为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的确已害了一点儿很蹊跷的病。这病离开海，不易痊愈的，应当用海来治疗。”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的讥讽之意，对于面对诱惑难以自持的达士先生，像对那些饱受性的压抑的老教授们一样，作者同样是抱着批评的态度。在沈从文为小说集《八骏图》所作的题记中，他提到当时文人的精神状态，“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虽然《八骏图》中所提到的文人之病指涉到性心理，但整体的精神上的病态尤指以上所言，即理性与独立丧失后的“阉宦似的人格”。《八骏图》表面虽然只是讲了一群客座教授的故事，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是对沈从文一向坚持的用文学（小说）唤起民族“意志力”、重建文人人格主张的文学实践。这种基于理性的“意志力”，不仅在于对伪善旧道德的勇敢破除，解放生命力，同时也拒绝性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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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和悲剧 ——读《凤凰》
《凤凰》说是散文，其实更像个小小说的合集，写到放蛊与游侠，都有精致的事例来说明，人物情节异常生动。沈从文是苗族作家，对故乡湘西有着深厚的情感，这篇文章以诗意的笔触描绘湘西的民俗与人物，读来回肠荡气，对苗乡顿生向往之心。但也正如沈从文在文中所说，在这种种诗意的描述背后，“所隐藏的悲惨，正与表面所见出的美丽成分相等。”有论者认为：“人们容易见到神秘习俗背后隐藏的悲剧，却看不到也隐藏了动人的诗。”（温儒敏/《‘英雄老去’之慨》）窃以为从地域的广度来看，大部分人对于湘西的了解，正是从沈从文的笔下起始，苗乡的社会规范和民俗文化中的悲剧，正是和沈从文笔下的诗意一起呈现的，或者因为沈从文满怀深情的语气，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诗意的湘西，而对那些悲剧的认识，反而并不深刻。
“湘西女性在三种阶段的年龄中，产生蛊婆、女巫和落洞女子。三种女子歇斯底里亚，就形成湘西的神秘之一部。这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沈从文的《凤凰》从主体内容上来讲，主要谈到蛊与游侠两个部分，前者以好鬼信巫的宗教情绪为主，后者以豪迈果敢的浪漫情绪为宗，所引的一段文字，正是前半部叙述的总结。不难看出，关于放蛊，《凤凰》一文终究是含糊其辞，苗乡这种宗教情绪只是以“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作答，并未给读者一个明晰的答案。作者创作的主要动机，也并非是从科学的立场，对当地的社会现状、文化神秘予以明辩，而是尽可能想通过自己的描绘，给世人呈现一个诗意与豪侠的湘西，希求一种文化上的理解。
在谈到行巫妇女在湘西当地的成因时，沈从文说：“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认这种‘先知’，正说明另一种人的‘无知’。”然而这种女子果如沈从文所研究的那样，并无丝毫的欺骗，而只是将自己当成人神之间的媒介吗？她们解除自己奇怪的狂病（其状让人疑为癫痫）便真地只有只有行巫一途吗？而“她的工作真正意义是她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代理人后，狂病便不再发”已经明显不再是病理的原因，而是有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了。
游侠田三怒是《凤凰》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田三怒十五岁时，听到有个镖手调戏自己朋友的妻子，就走了七百里路，去砍了那人的双手回来送给朋友。这里既没有写这听说是否事实，也没有讲田三怒是否求证，只讲他的疾恶如仇和雷厉风行。又有离乡久远的张姓汉子，回家里闲谈起田三怒的名字，语气中颇为不敬，夜半里便有田的兄弟来警告这人走路，张姓汉子不知厉害，结果最后枉送了性命。与放蛊一节中作者时时站出来发言不同，此一节几乎全然是小说的写法，行文苍凉古雅，迹近白描，只见人物的种种情状，既不直接涉及其心理，也没有自己的解说，游侠者的慷慨仗义与草菅人命都跃然纸上。对比之下，作者对故乡民风民俗的偏爱之情显而易见，同处一篇文章，牵涉到外界多有微词怀疑之处则极力辩解，而对游侠者豪迈之外的残忍则默不做声。
从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一系列创作来看，他受现代小说的理论影响已深，力求在叙述中将作者主观的看法隐去，而着重于人物事件的客观揭示。一向被研究者认为是秉承着“五四”精神的沈从文，在《凤凰》一文的创作中，显然有着科学立场与小说家立场上的犹疑和矛盾。了解现代科学知识的沈从文既不能刻意歪曲苗乡风俗的反文明一面，但又不能尽述事实等着读者来客观地评判，这种态度上的暧昧造成了若干叙述中的语焉不详，和时时极力申辩维护，也就能够理解了。在描写蛊婆的挟私报复、行巫的欺骗性、落洞女子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时，作者强调了苗乡与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虽然怀着深深地同情，但诗意的抒情显然遮盖了冷静地反思。做为小说家的沈从文，自然没有在文中提供道德标准的义务，但就《凤凰》这篇优美的散文来说，如果能更为客观地揭示放蛊现象，则应该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