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性欲来了，革命也来了
作者：胡传吉
《兄弟》是一部笑起来泪流满面的作品，鲜血有限度地隐藏起来了，但暴力与极权下的苦难已浮出历史的地表。但即便这样，小说开端的放纵、轻佻、残酷仍然是不可以轻易原谅的。
公意道德为什么可以取代个体道德？公意道德的自由为什么高于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法国大革命向雅各宾派希望的方向进发了，就在这人民群众齐鼓掌的关口，丹东从妓女身上得到启发，察觉到公意道德专制的可怕，丹东因此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有时候，我想，革命家丹东、思想家毕希纳会不会问，革命来了，性欲怎么办？对于我所提的问题，请大家不要把它当做政治冲突，在这里，它是一种从肉体出发的、会让精神倍感困惑、更能让文学乱了方寸的哲学思考。苦难来了，幸福感怎么办？痛苦来了，快乐怎么办？……这些冲突就像水草一样牢牢缠住我们历史的身子，历史在污垢的河流中挣扎，上下浮沉，生死难测。
显然，余华的《兄弟》（上）对历史的冲突也提出了疑问。“文化大革命”来了，不足十岁的李光头与宋钢兄弟俩的性欲也来了，他们怎么办？余华让他们与电线杆搞“男女关系”。性欲来了，不会伤害女性，也不会冲击革命，更不会冒犯权力。余华延续了《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的“活命主义”幽默，他让最没有痛楚感的李光头一直活下来，活到他坐在镀金马桶上想象着花上两千万美元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他让李光头活得光剩下钱和一把年纪了，余华究竟想为中国式的“活着”与“性欲”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呢？
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暗示了革命与爱情的类同性，性爱作为一种极具蛊惑性的高峰体验，其实“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而在我们的认知经验中，总认为性爱是很纯粹的人类情感与本能，但是王小波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性与爱都很纯粹，这一发现非常了不起。而余华的《兄弟》（上）则告诉我们“爱”很纯粹很强大，但是比“爱”更强大的现实、历史丝毫也不纯粹，现实与历史有着更不可信的理由。他们不同的表述，也许都是想捍卫人性的本能与尊严。毫无疑问，《兄弟》（上）是近年来文坛最丰饶的收获，是文学、审美、思想的丰收，这些年来，我们很难遇到一部让我们读起来又快乐又悲痛的优秀之作。《兄弟》是一部笑起来泪流满面的作品，鲜血有限度地隐藏起来了，但暴力与极权下的苦难已浮出历史的地表。
当然，《兄弟》在让我笑出来又哭出来的同时，我遇到了一些费解的问题。比如说小说的开端，读至20多页，我被迫暂停了阅读。在作者笔下，男性对女性下半身持久而不胜其烦的语言蹂躏有些让我惨不忍睹了，公厕里的偷窥及其扩散性的愉悦持续了小说30页左右，这种进程也许对广义的读写者来讲，稀松平常如办公室四处流传的段子，可是对于女性的命运与处境来讲，惩罚精神的意味更胜惩罚肉身，它和公共处决的观感效果同样惨烈。这个极度渲染恨、耻辱、欲望的小说开端，它让我对余华产生了怀疑，我甚至怀疑余华开始对现实、阅读趣味、非文学妥协。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相比，这个小说开端罕有地精心刻画了粗鄙、市井、世俗、情色，这让他的读者百思不得其解。
当我重新拿起《兄弟》，我跳过开端，从第32页开始读，我的怀疑感渐渐消失，我又看到了那个写字异常谨慎对文学怀有理想的小说大家余华。丰美厚重的汉语，奇异张弛的想像力，细致有力的叙事，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从人类基本情感中寻找生存理由的意图，正视历史与现实的坚强与执着，史诗与悲剧的预备气质，这些，都足以使《兄弟》跻身于21世纪之初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列。读完上部，我才缓过神来，小说何以有那样的开端。换言之，“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时代，不正是我们今天正经历的时代吗？也许，余华正是要一开始就逼视他的读者不回避当下的“众生万象”。但即便这样，小说开端的放纵、轻佻、残酷仍然是不可以轻易原谅的。
在赞叹与震撼之余，仍然有一些难题，令我费解。比如说余华放弃追问的一些难题：性欲有没有追问革命的权利？苦难有没有追问幸福的权利？当革命来了，性是该亢奋还是该保持阳痿？
当然，在今天，对现实与历史的正面叙述，就是对苦难的一种承担；坚强而不回避的强度叙事，本身就是受难，作者必须跟遗忘、麻木的时代精神病症作斗争，作者还必须先于读者忍受历史与现实对其心灵的磨损与消耗。但即便这样，这种受难与承担，仍然是有限度的，甚至是怯懦的。历史的伤痕在余华笔下清晰明朗，但他无法告诉我们，相爱的李兰与宋凡平该如何对待这种伤害。诚如洪治纲先生所说，爱是苦难的慰藉，但是这种原本强大的爱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比历史与现实更强大，余华并没有追问。余华化悲剧为喜剧的处理手法，使继续追问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之可能性变窄变小。
小说为李兰与宋凡平安排的死亡是没有痛楚感的死亡，宋凡平对远在上海的妻子的思念，令他忍耐了肉身的痛苦，甚至令他失去了对死亡的常识性恐惧。而七年不洗头的李兰甚至认为幸福将存在于死亡之后。他们的生和死都多么地温顺呀，他们的幸福是关起家门偷偷幸福的幸福，卑微又脆弱。没有痛楚感的身体，求助于任何所谓纯粹的爱情与性欲，无法真正缓解自我与现实的紧张，也无法得到救赎。
在性与革命的冲突中，我更愿意相信王小波的看法，人性与性爱都有着“最不可信的理由”。相信人性是美好的意愿，但人性并非是完全可靠的，失去制约的人性、无法反抗的人性是可怕的，而怯懦的人性也随时会成为苦难制造者的同谋。于是，在“存在”的层面，我们时刻不要忘了对人性进行猜疑，并对人性有可能造成的未知苦难进行预测，这正是文学最应该承载的内容。只有对心灵进行审视、猜疑，才有可能让爱、温情、悲悯、同情、悲伤、信心长久地坚忍地存在下去。
余华的局限处、过人处，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也设置了新的写作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