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散文遭遇“现代性”——兼谈“乡土”语境下的当代散文生态
当散文遭遇“现代性”
——兼谈“乡土”语境下的当代散文生态
作者：吴长青
今年四、五月以来，有关散文的创作和理论研讨活动引起了包括《文艺报》、《光明日报》在内的数家中央级媒体的高度关注。纵观系列笔谈，不难发现，有不少发言者对当下散文创作现状缺乏深入的分析，表扬的话语和对散文未来的盲目乐观倒是占了不少篇幅。其中，韩小蕙女士的同样的一篇笔谈文章《需要永远保持的姿态》，除了在以上两家报纸上刊发外，还发在今年第四期的《广州文艺》上。作为一个散文家兼编辑家，这样的精神操守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散文的存在与写作姿态，历来没有停止过争论。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散文无理论的悖论，怎么说都行。周作人是最早对现代散文进行艺术定位的人，他在现代散文理论文章《美文》里说，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这可以看作是对散文在“体”上的界定了。中国从先秦以来有“诗”和“文”的传统，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才确立了现代诗和现代散文，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西学“重诗轻文”，在“文”上，现代散文较现代诗歌，少去了许多西方人的痕迹。散文借鉴外来理论也就失去了可能，来自本土文化自然衍化的成分相对较多。因此，散文在继承与抛弃之间艰难地平衡。在传统文论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的前提下，要实现散文的新文化运动，必然使得传统散文中的“士大夫”情结与现代“平民意识”的日常诉求存在着难解的纠缠。
勿庸置疑，散文靠文字“立足”的，文言较白话在字的凝练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要想使现代散文上升到传统意义上“艺术性”的高度仍有一定的难度。以我愚见，我们日常的所谓散文绝大多数是世俗的功利的更是实用的。在媒体化时代她以“市民”的身份参与日常事物，无涉宏大的权力和意志，以日常感性和私生活的表述见长，这样的面孔常常出现在时尚杂志和报纸副刊上。因而，媒体是“日记散文”和“副刊散文”批量生产和复制成了现实可能。散文的这种“泛性”和无所不包，使得她失去了诗歌和小说独立的纯粹，在理论上进行总结难免也会落入于空﹑泛的陷阱。
我注意到当下主流散文依然带着浓厚的“乡土中国”特色。美学特征以叙事加抒情为主，无论是所谓的“大散文”还是“小散文”，更多的关注既成事实经验或是历史的追问﹑抽象的臆断。比如卞毓方的“红色经典”，王充闾的“道场散文”，周涛的“西部情怀”都打上了程式化的时代印痕，并没有能够突破宏大叙事维度和对抽象自然的表述框架。显然，作家缺少的不只是自省追问自身，精神自恋倾向还相当明显。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好的散文，有重量的散文，它除了现实和人伦的维度外，至少还必须具有追问存在的维度（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何在？）、超验的维度（和无限对话的维度，神秘感和死亡体验等）和自然的维度（包括大自然和生命自然）。也就是说，只有多维度的声响在散文内部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散文的价值空间才是丰富的，沉重的。（《法在无法之中——关于散文的随想 》摘自中国作家网。
散文与时代存在着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甚至更多的时候是同步的，这也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不平则鸣”，六朝“风骨”在精神气质上是一致的，当代散文概莫能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述了人如何制造商品，但又反过来跪拜在自己手造的物品面前的“拜物教”；工人制造了机器，而又如何为机器排斥和管理的“物化”——“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制度，但却为自己手造的制度所束缚》”散文的创新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既心有不甘又心有戚戚。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加快，日益凸现的现代性问题逐渐来到了我们面前。黑格尔曾断言“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文学艺术反而趋向于消亡。”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原本的“诗情画意”正被逐渐地消解掉。这是无可奈何的必然。但在这过程中，艺术会出现空前的繁盛，现代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人类的精神是一致的，乡土中国必将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散文能否像小说，系统接受现代性的考验，反映出社会各阶层日常存在的精神发现。这是摆在作家面前的现实难题。
至少从目前看来，散文还不具备足够这样的能力。
孟繁华最近在其所撰的《21世纪：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一文中悲观地指出：“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能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散文能否逃过一劫，仍显得扑朔迷离。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国体”的散文它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很有必要维护散文的纯洁性。当下的散文创作一方面受作家世界观和精神价值局限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文化多元化及报纸杂志的市场利益驱动，劣作多，力作少。并且，文学教育出现严重断层，不仅影响到散文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文学精神的培育。
西方在上世纪完成了散文现代性话语转换。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这方面是个成功的典范，在他优秀的篇章里，通过大家不太精心注意的生活琐事和出人意料的大胆夸张，对世界做了无情的剖析，打破了世俗的“丑美”界限，无疑是对现代小说揭示世界隐秘的有益补充。这样的作家在西方不在少数，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以西方作例，并非有意充当“洋盘”，或是自甘犬儒。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要想使散文真正走上自由之路，必须打破与本文无关的那些人为设定的封闭与排斥，接纳新人，允许试验，欢迎批评。这样，超越的不仅是散文本身，本质上也是超越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