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2008》原文·王晓明
上海，秋天的晚上，一间空荡荡的厂房，除了粗糙的水泥地面、墙面和屋顶，什么都没有，那些应该装门窗的地方，都空着，任由远近的杂声自由出入。中间地面上，拚铺了十多块灰黑的橡胶垫子，四周稍一跺脚，就腾起一片灰尘。简陋的灯光架和音箱，电线乱乱地爬了一地。几十张椅子，成扇形围住那一片垫子，横在最前面的，是三个长方形的薄板箱子，板上用大头针订了一层薄薄的红色棉布，就是一排座位了。
就在这么一个地方，挤在一百多年轻的观者中间，我真切地感受到鲁迅文字的形象意味。我有点惊讶，读了这么多年鲁迅，第一次有这样特别的感受。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年轻的演员，他们在那一片橡胶垫子上奋力地走、翻滚、扭打、无声地张嘴、瞪眼、身上缠着粗绳，沾满灰尘…… 他们在演剧，剧名叫《鲁迅2008》。
这群演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台北、东京、香港和上海。导演也一样，台北的王墨林，东京的大桥宏，香港的汤时康，上海的赵川。除了大桥，其他三位导演都加入演出。王墨林狂笑着从房顶的一架竹梯子上慢慢爬下，等他踏上那片垫子时，我已经很难分清他嘴里发出的是什么：狂笑，还是嚎叫？汤时康端着一盘鲜红的食物，用广东话邀请观众品尝，他也送到我面前，一脸憨厚的笑容，却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的名言：“人肉筵席”。赵川没有直接登场，而是在观众背后拿着话筒念旁白，声嘶力竭。最后，音响设计者也上场了，瘦小的女性身躯，举一面手鼓，缓缓绕场，嘴里发出忽而婉转、忽而凄厉的声音。鲁迅的文字再次跳出脑海：“无言的诅咒”？“非人的声音”？
一个半小时的演出，没人在那片垫子上说一句话。他们四散蹲伏，嘴里发出轻轻的嘶声。他们在整个房子里疾走，四面八方地走，彼此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这个人忽然面无表情地猛推了那个人一把；一对年轻男女甜蜜地靠在一起，可没走几步，又形同路人了。三个年轻姑娘，长时间地在垫子上缓缓翻滚，嘴里发出歌吟般的泣号。垫子上空架起一副滑轮，一根粗绳穿过滑轮，一头缠住一个强壮的男人，一头攥在另一个男人手里，那人拼命要将被缠住的吊起来，可到最后，却是他自己被缠住，快被对方吊起来了。支着双拐的瘦小男子，被各色人等紧紧围住、压在地上，那些压住他的人，又被粗阔的木板压住，仿佛被砌进了一座坟墓。但最后，却是这残废者满头大汗地挣出身来，独自爬走，留下那些人互相抓迫，挤成一堆…… 从垫子上升腾起的灰尘，薄雾一般罩住了前排的观众，有人咳嗽，有人挥手，但都无济于事。这些深色衣服、喘着粗气的演员，犹如剧烈活动的文字，直接将你卷进鲁迅笔下的世界，气氛沉郁，然而逼人。
几天以后，我向一个朋友描述那个疾走的场面，还没说完，她就笑了：“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么？” 是啊，这是鲁迅，也是2008，唯其是鲁迅，才更是2008！
可以把“2008”看作这些年的代表，它让人终于明白，生活不仅是美梦，也是噩梦。在这噩梦的重压下，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是首先看成“劳动力”吗？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大学，整整16年，不就是要将自己培育成职场上一件尽可能抢手的商品吗？学校教育越来越“薪酬导向”，学生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就业，就业者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加薪，资深就业者的头等大事是如何为加薪而“终身学习”…… 在这样的情形中，“人”确实差不多可以和“劳动力”划等号了。当然，我不只是出卖劳动力，我还要享受换来的一切：美食、轿车、公寓、旅游长假、去香港“扫货”…… 所有这些都是“消费”，它们给了我另一个身份：消费者。当“培育和出卖劳动力”逐渐构成生活的基本内容之后，余下的那些部分，差不多都纳入了“消费劳动力出卖所得”的范围。这就是“2008”的训诫：人是什么？劳动力加消费者！
身份不是空物。“劳动力”也好，“消费者”也好，都是一套规矩，训练我怎么说话，怎么举手投足。作为劳动力，我得明白何时可以滔滔不绝、何时应当低眉缄口，我必须“善于”和人“沟通”，说老板、局长能懂的话，当然，最好说令他们开心的话。作为消费者，我又必须举止“得体”，每一桩买卖的展开，都要求一套相应的动作，我不能在百货公司里跳舞，却应该在签单时皱起眉头、一脸怀疑。劳动力被关进固定的空间，消费者被圈入划定的范围，情形虽然不同，说话动作，音容笑貌，却都难逃被批量塑造的命运。自己被这么塑造了，就会习惯这么去打量世事，也这么去对待人生。不是老板，就是雇工，上下左右，皆为买卖。八十年前，鲁迅如此形容香港：中间坐着洋主子，周围一圈高等华人，最外的一圈，则是黧黑瘦削的苦力。2008年，我们周遭的世界，差不多全都成了这样的“洋场”，虽然坐在中间的，不再只是洋人。
王墨林反复说一个词：“身体”。大桥宏进一步强调：“身体”不是“肉体”。2008的世界，批量生产的是什么呢？在那间厂房里，王墨林指着阴雨淅沥的外面：什么淮海路、“新天地”，我看满街都是“死亡状态”的人，他们有“肉体”愉悦，却没有“身体”动作！粗暴，却一刀见血。当2008的训诫响彻天地，除了像劳动力和消费者那样说话做事，我们不知道还有别样活法的时候，我们能有的，大概也只是一具温顺乖巧的“肉体”了。演出后的座谈会上，有人问到演员的感受，一位上海的女演员简捷地说：愤怒。这是什么愤怒？她说：演到最后一段，大家撕扭着压成一座坟的时候，“我觉得透不过气来，一定要拳打脚踢、拼命一样地挣扎，要打破什么东西才行！”来自东京的男演员，则如此描述排练时的惶惑：“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强烈的东西，我自己内心如果缺乏这样的东西，怎么演呢？”最终，是2008年的种种现实帮助了他，“在全球经济大危机的今天，我理解了鲁迅作品的意义……”
说得好！四位导演，身处不同城市，为什么一起选了鲁迅？不就是因为，他绝非只反抗过去的黑暗，也同样反抗2008的训诫吗？他的反抗当然是文字的，但这文字当中，却饱孕了反抗的形体和声音。正是对这样的形体声音的感同身受，让演员激情投入，让观众屏气息声。那天晚上，从那片垫子上升腾起来的形体和声音的激情，很快充满了空荡荡的厂房。尽管观众席背后的旁白过于聒噪，尽管个别片段——例如那个裸体男子和火焰的片段——让人太快地松弛，整个表演和观看还是互相激荡，聚成一股强烈的动能。不是我“观看”了什么，而是我“感觉”到了什么，这“什么”并不只在“我”之外，它同样在“我”之中。它可能是一段抽象的思考，一阵跳荡的心情，但此刻，置身那间黑暗的厂房，它却首先是一股强烈的动作的冲动，一种对“非人”的声音的共鸣！是，鲁迅用了“非人”一词，他觉得“人”已经被驯服了。但是，“人”不可能永远如此，世界其实也不容“人”永远如此。这个晚上，这间一角还堆着建筑垃圾的厂房里，不就已经有“非人”的声音，倔强地叫出来了吗？这声音穿过墙上的空洞，扰乱了附近酣睡者的好梦。它同样划过我们的内心，仿佛一下子，我们身心内外的死气沉沉的空间，涌进了一股活力。
但这似乎只是“一下子”。灯光熄灭、大家散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迅速地冷下来？演出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一位我没有看清脸孔的年轻人，递给我一段即席写下的话：“…… 我们，或者你们，生在不同的时代。…… （我们）不是不渴望表达，只是身处更紧密的网络。…… 我们骨子里仍然遣（疑为潜）存着父辈教育的浪漫情结；而网络的包裹又使我们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关系网里。事实上，直研、读书、婚姻，全都是卖身契。……（我们）快要闷死了。仍然有许多学生，懂得这恐惧，只是一切表达的努力都被遮蔽了。……” 原谅我未经允许就抄出这段话，我深深地理解其中的痛切和悲哀。座谈会上，一位韩国朋友说：“活的地方都是剧场。”在一封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赵川也说，戏剧本来是属于社会空间的，不能听任剧院的厚墙闷死了它。这都是老话了，至少最近半个世纪，无数戏剧人都想拆除剧院的厚墙，让戏剧重新活回生活的世界。但是，手中这段年轻人的心声，却让我真切地明白了，在今天，剧院的厚墙意味着什么。
它不只是物质的：厚重的砖石、包了镀金铜皮的大门…… 它更是无形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分，一种被生活经验不断强化的分隔：演员是表达，观众是接受，台上是表演，台下是观看，剧院里是艺术，街道上是生活，当大幕拉开、灯光闪耀的时候，你尽可纵情幻想，怎么都行，一旦关灯散场，回到家中，你却该收拢翅膀，皈依现实。这厚墙并不只属于剧院，更不是只分隔“看戏”这一种行为。大学里，你尽可慷慨激昂、指点天下，毕了业，却理当低眉顺眼、适应社会；下班回家、伸筷子夹菜的时候，你尽可将处长骂得一钱不值、狗屎一滩，第二天走进办公室，你却很自然满脸堆笑：“您气色不错啊，处长！”理想和现实之间，说和做之间，私下和公开之间，一时和长久之间…… 如果所有这些之间，都竖起了无形的厚墙，如果我们逐渐习惯了，人生就是在墙洞里来来往往，如果整个社会，都被这分隔之网密密地罩住，那么，不甘心放弃理想的年轻人，自然要落入一面“表达”自我，一面却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关系网”的悲哀了。
剧院的厚墙，只是社会厚墙的一段延伸，要想拆了它，就也得从人生的根基处下手。还是以戏剧来说，表演并非只是表达，它更是体验，是新的情感的形成，是这情感一步步化为血肉；观剧也不只是观看，它同样是体验，是新的情感一层层沁入心底。从排练、表演到观看，整个戏剧活动充满了情感的形成、融化和吸纳，我们的内心因此被搅起形形色色的冲突和搏斗。舞台上的灯光熄灭了，新的情感和冲突却继续跟着我们。非现实的艺术，因此和生活的现实相互交融，剧院、街道、办公室和住宅楼…… 也因此互相连接。任何一处腾起的火，都能顺势烧到其他各处：平日的生活里没有感觉，你不可能在那片橡胶垫子上激情投入，真读懂了鲁迅，也就能拒绝充当“2008”的随从。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剧院的厚墙如此难拆，也是为什么，尽管如此难拆，总有新的人，不断加入拆墙者的行列。这当然是“2008”的世界，但也是有鲁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