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小传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四十六岁以后自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按公历当是1037年年初），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悉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家。苏轼二十一岁时，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前往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同年八月的举人考试。次年，苏轼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才华出众、气宇轩昂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氏父子一时名噪京城，文名远播。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都是办理文书事务的九品官。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考取“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第三等，由于一、二等为虚设，所以第三等实际上是最高等级。考试完毕后，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六岁。

凤翔三年，苏轼为政勤勉，深入府属各县访察，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不久即召苏轼回京，任职史馆，授直史官。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家庭不幸又接踵而至。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恩爱的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紧接着，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治平四年（1067），英宗逝世，二十岁的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锐意改革，希望彻底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程度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

苏轼一贯主张在政见上与王安石多有不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由于苏轼再三批评新法，神宗皇帝也渐渐心生不满，苏轼为求自保，随即请求外任，以离开京城这个政治斗争的旋涡。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知州的助理官）。杭州的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据今人研究，苏轼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填词，但词风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路径。

杭州任满后，熙宁七年（1074），苏轼被改调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密州是苏轼思想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在孤寂和苦闷的处境中，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不拘成法，“无意不可人”；境界则阔大明朗，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熙宁九年（1076）年底，苏轼又改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不久，朝廷又改派他为徐州（今江苏徐州）知州。尽管不容于朝廷，但宾客盈门，士林爱戴，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遂的。

元丰二年（1079），苏轼移任湖州，并自号“东坡”。此时的苏轼虽然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但由政治上的逆境而产生了对整个人生的困惑和怀疑。在他的思想中，佛老的清净无为、超然世外逐渐占了上风，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更加超脱的态度看待人生的种种遭遇。但黄州依然是苏轼创作上一个辉煌的丰产时期。他寄情山水，在对大自然的感悟中淡化和超越人生的苦难。体现在诗、词、文赋的创作中，透露出一种寻求解脱的精神追求。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故，即位的哲宗只有十岁，由宣仁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高太后十分器重苏轼，先后起用他为礼部郎中、起居合人、中书合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1087），苏轼再次被提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一年多的时间，苏轼的官运可谓顺畅至极。但苏轼坚持自己的政见，既反对新党的过激变法，同时又反对旧党对待新法全盘否定的做法，主张“参用所长”。其后果是很快遭到新、旧两党的不满和忌恨。这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让苏轼感到十分厌倦，他多次上书请求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又一次出任杭州知州，此后的元祐六、七年间，他数次被召回京，但都深感朝廷不可久留，因此又多次自请外放。苏轼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像恩师欧阳修一样，积极拔擢后进，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成为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这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十九岁的哲宗亲政。绍圣元年（1094），哲宗在苏轼政敌的鼓动下，又以“讥斥先朝”“谤讪先帝”等罪名，将年近六旬的苏轼贬谪到千里之外的岭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尚未到任，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到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安置。尽管屡受打击，但苏轼仍旧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样旷达的句子。

绍圣四年（1097），朝廷仍不放松对他的打击，又将他流放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海南儋县）。那里瘴疠肆虐，几近蛮荒。此时的苏轼早已看淡了世间的荣辱，但始终没有放弃儒家的济世精神。惠州、儋州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获得了再次丰收。这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是黄州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佛老思想再次成为他思想的主导，他的诗词中常常流露出随遇而安、放达自适的人生态度。但是与黄州时的寄情山水不同，此时苏轼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随缘自适不再是苦苦追求的理想，而完全成了自身生命的一部分。他把这样一种精神的关照投诸平常生活，投诸一草一木，从琐事中也能发现无穷的生机和乐趣。也正因为如此，恬淡自适的陶渊明最受晚年东坡的喜爱，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这些作品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他一生创作的最后辉煌。

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艰苦卓绝的环境并没有磨灭苏轼的精神意志，豁达的性格也丝毫没有改变。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仍旧豪迈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是愤懑，是旷达，是自嘲，还是感慨？个中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这年七月二十八日，回京途中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毕生投入在文学艺术生活里，在他六十六年的生命中有四十多个春秋是在宦海沉浮中度过的。试分析他的政治生涯、人生际遇、文学创作，无不与其鲜明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多年的宦海风波、权力倾轧中，他始终秉持着清正、执着、恪守信念的品格。他从二十二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开始，一生经历了两次“在朝一外任一贬谪”的过程，在花甲之年竟被流放到海南儋州。其间扮演过“乌台诗案”政治悲剧的主角，遭逮捕、受审讯、入狱、受刑，险遭极刑。本来，从青少年起，他就“奋厉有当世志”，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且为人清纯坦荡，正直无私，才识过人，敢于直言。王安石厉行新法时他因明确持反对态度而受排挤，后在自请外任期间，写诗对新法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进行讽谏，遭新党中小人陷害，引发“乌台诗案”，随后贬黄州四年；在司马光废除新政时，他似乎该时来运转了，但他又据实予以拨正，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有一些已证明是有效的，不可一概废除，这又使他与旧党人物处于尖锐矛盾对立状态，再次遭诬陷，于是贬英州、惠州三年，后又贬儋州三年。依照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他是有许多回旋与选择余地的，但在政治功利与品性德操不可兼得时，他宁可坚守高洁清白的品格也不去违心地博取那个功名利禄。他在《思堂记》中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性格中有极清纯、极认真、极执着的一面。真是播种性格，收获命运，他的逆多顺少的坎坷仕途正是他的性格使然。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他的为人清正如此。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忠直、坚定、执着的品格。

他在困厄中积极、清旷、达观的人生态度。在他遭受排挤而自请外任的杭州、徐州、颍州、定州知州任上，他依然是个积极用世、勤勉有为的地方官。他体恤民情，减免租赋，兴修水利，治湖筑堤，带领百姓抗洪救灾等，政绩卓著，口碑很好，作品中却较少出现那种悲凉凄怆、消沉颓废的情调。当他年过花甲、以抱病衰老之躯从荒远的海南岛赦还北归时，依旧是超然物外的潇洒与旷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即使是“乌台诗案”劫后余生的黄州半监禁时期，也未曾放弃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民族文化性格的自我完善。正是这个时期，历经惶恐、愤懑、困惑、无奈的熬煎，他在孤独与寂寞中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以儒家积极用世之精神，融汇佛、道清旷达观之襟怀，入世亦超世，脱俗亦从俗，执着人生又善处人生，实现了人生信念的圆通与调适。于是，从“雨洗东坡月色清”的境界里走来了清辉照人的“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的诗、词、文、赋如泉涌，如江流，如沧海洪波，如清风满天地，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诗文名篇即诞生于此时。苏东坡的文学创作由此进入全盛期。东坡病逝前两个月，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对自己的后半生作了个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期间，正是他在人生低谷中建树文学丰碑、成为中国文化巨人时期。东坡视之为平生事业，可见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珍视与倾心。这就是苏东坡，在人生的崎岖坎坷中自有他“诗意的栖居”，在人生的风雨阴晦中：自有他人品与诗品的光芒！可以说，苏东坡的人生是诗意的人生，他的人生诗篇分两部分：一是有文字的，光照千秋而不朽；一是没有文字的，是人性的、人文的、人格的诗篇，同样是魅力四射、百世流芳的。

他挥洒的诗词中蕴含着一种独到的神韵。刚健含婀娜的清丽雄健，豪放加散淡的清旷隽逸。爱默生在其《莎士比亚·诗坛巨匠》一文中指出：“最精彩的诗歌其实就是诗人基本经验的总结。他们在诗歌创作的时候，往往会运用高超的技巧，使人们通过他们的诗作很容易就可以读出他们个性的历史。”苏东坡就是这样。他很注重而且乐于抒写自我情怀，表达人生感悟。他的主体意识的强化，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是很突出的，即使是他的社会政事诗、山水景物诗、题画诗、哲理诗，以及他的题材广阔而丰富的词作中，我们总能清晰地读出他“表里俱澄澈”的清纯、近乎透明的个性，总能读出他的志向、才情、睿智、坚忍、旷达、情趣与风采。他习惯于在自己的诗词中映现他的个人遭遇、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心灵史，于是，他的可爱、可敬、可亲的形象与人格便一步步走进了你的心灵。加上他的诗词内容的扩大与丰富，挥洒自如、随意驱遣的笔触，意境与风格的创新，清新、博洽、鲜活、灵动的语言，奇趣横生、神乎其想的夸张和比喻，构成了他的清新、清健、清雄的艺术风格。他用他的人生脚步和文学创作践履了他的人格追求与艺术理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永存了他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东坡有名的诗句，揭示了诗书阅历对人的气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套用他的诗句，也可以说，世人读苏气自清。沧浪之水可以濯缨，精神世界里的清辉清流可以洗心，可以涤荡人的俗气、浊气，可以滋养人的真、善、美。读苏，不只是文学方面的阅历，还能促进人格的升华，这就有了人文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