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夜
第一夜
7月的这个下午，我开车从B城出发到马家峪去。马家峪是B城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离B城三十公里，开车只要五十分钟。当初老秦向我介绍马家峪的时候，最先强调的便是城乡之间这种理想的距离：不能说近，可又决不太远。你花很短的时间就能由一座城市忽然到达一座地道的山村，这种“忽然”感便让不少久居B城的人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亢奋，马家峪因此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画家。几个月前，已经很有一些我的同行先于我在马家峪买了当地农民的院落，有人还在旧院子里盖起带天窗的新画室。这些院落，多是在山下建了新房的农民丢弃在山上的，马家峪的村民大多已集中在山下开辟了新村。用老秦的话说，农民正一步步挪下山来向城市靠拢，城里人却渴望一步步奔出城去要在山上占领一席之地。也算是当下的一种时髦吧。
靠了老秦的鼓动，我去过几次马家峪。每次的落脚点，自然是老秦买下的院子。老秦可说是马家峪新居民中的元老，他告诉我马家峪是他“发现”的，有了他最先在这儿的安营扎寨，才逐渐有了后来的蜂拥而至者。老秦的院子乱糟糟的，窗下的两小畦白萝卜，由于缺水，长得很不舒展。马家峪至今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二里地之外的一个小水库去担。不知为什么老秦还非要种上两畦萝卜不可——他又不管它们。顺着东墙，他又盖起一溜临建似的小房，说是客房，专供像我这样的客人居住的。老秦的画室兼卧室也是混乱不堪的：地上戳着敞开口的小米口袋，床上堆着碗装康师傅方便面。三间原本裸着黑檀梁的石头房，他把墙刷白，吊了石膏板的顶子，反倒有股子城不城乡不乡的单薄之气。那时老秦的画架上架着一张未完成的大油画，画面是一枚直径为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人民币。猛一看这枚“大”钱，我立刻想起小时候常唱的那首著名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再细看，这枚陈旧的、旮旮旯旯沤满汗泥和黑色油垢的硬币其实沉重而又世故，真有点捡它不起的感觉。老秦对我说，就这一分钱，折腾了他两个月，杂事太多，老是静不下心来把它完成。
老秦说的杂事照我看都是他自找。现在他已经成了马家峪买房者与卖房者之间的中人，整天忙于领着人看房、侃价、立字据、按手印什么的。我知道这种交易违反国家政策，农民出卖的是宅基地，而宅基地是他们无权出卖的，买房的人也就无法享受法律的保护。不过这是一个容易起哄的世道，人们都生怕自已被什么好事落下。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违反政策，我违反一下又有什么不能呢。我决定在马家峪买房，多半也是基于这种心理。何况，老秦给我物色的院子挺合我的心意。那是一个倚坡而建的方方正正的小院，一溜三间北房，年代虽久，但灰、紫两色的石头房基高而坚固，想来隔潮的性能是好的。屋门锁着，不过我并不急于进屋，这一带房屋的格局大同小异。我猜想这屋内的檩梁也定是粗壮乌黑的，我不会像老秦那样吊石膏天花板，黑梁白墙是我想要的风格。院中有两棵笔直的椿树，屋后山坡上是一棵花椒树和几株山杏。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向南望去，你面对的是一架线条和缓的绿茸茸的小山。老秦撺掇我说，最重要的是空气，不信你嚼嚼。我品尝着马家峪湿润、清亮的空气，初次觉得好空气的确是可以咀嚼的，特别是站在这个小院里。我决定就要这个院子。由于信息迟于他人，我知道马家峪能供我挑选的院子其实已经不多，这使得我这决定本身也多少带点起哄的味道。我请老秦去打听房主的开价，并嘱咐他越快越好。很快我就见到了房主。房主名叫马老末，是个五十多岁的驼背，烟黄脸，肿眼泡，看人时目光犹豫，主意却很稳。当他看出我真心喜欢这院子时，便耗着时间（约两个月），并把价格一提再提。后来靠了老秦的努力和他在马家峪的好人缘儿，马老末答应一万二卖给我。
7月的这个下午，我便是得到老秦的准信儿，带着钱来马家峪买房的。但是这一日我没有见到马老末，老秦下山去找他，家人说他到B城卖杏儿去了，明天上午才能回来。我本能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老秦安慰我说：“沉住气，有我在呢，他不会变卦。”他要我今晚就在马家峪住下，明天上午死等马老末。
这晚我住在了老秦的“客房”里，与我同屋的是老秦的女儿小铭，一个十岁的忽闪着大眼不说话的女孩子，正在这儿过暑假。整整一个晚上我和小铭只说了三句话。她问我：“我怎么称呼你？”我说：“你应该叫我阿姨。”她说：“还是叫女士吧。”
第二夜
吃过早饭，马老末还无踪影，老秦就让我看他的新油画。上回那枚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据他说已经卖了，卖了六千——老秦在这方面没有虚荣心。我说一分钱能卖六千也不错了。新油画是老秦的自画像吧，画面上的老秦正咧着大嘴，没心没肺地冲观众笑。老秦说这张画名叫“傻笑的脸”，一个荷兰人已经预订了。我久久地望着“傻笑的脸”，心里却苦苦地想着马老末的行踪。他越是没有踪影，我想买那院子的心情便越是急切。我甚至向老秦表白，只要今天能办妥此事，我其实还可以在价格上作些让步。
过了中午，过了下午，晚饭前，马老末终于露面了。他麻耷着肿眼泡坐在老秦的床边说，那院子，眼下已经有人出到了一万五……接着他就不往下说了。我和老秦都已听明这是一个要加价的开场白，老秦一边冲我使眼色，一边把马老末叫到院里。两人嘀咕了半天，又一块儿回到屋里，老秦向我宣布了一个新数目——那当然是马老末和我都能接受的一个新数目：一万三千块。我心里已经认了这个数，但还是假装迟疑了一下。然后，一万三千块，我买下了马老末的院子。照例是由老秦拟定房契，我们三方分别在房契上签字盖章。我收起房契，马老末点清我付给他的钱。当他把钱装进一只粗布小面口袋时，他说还有个事儿，他说他的大姑眼下还在那院里住着。不过老太太七十好几，一直病着，已经活不了多大工夫了，她一死，我立刻就能搬进去。
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件事，老秦也表示了他的惊异。他对马老末说当初可没谈过这一条，当初他提到那院里好像住着个病老太太时，马老末分明答应只要房一卖，他会立刻把他的病大姑接下山去。马老末没有正面否认他答应过老秦，不过他又说，也许老太太明天就死了呢，也许就在今儿晚上，“今儿早起我家里给她去送饭，见头天的饭菜她一口也没吃。”我对马老末说，钱我付了，那院子就已经归我，无论如何你们得立刻把老太太接走。是啊是啊，老秦也附和着我，马老末苦笑着说，不是他不接大姑，是大姑她不离开那院子。他看了看老秦，又看了看我，说：“要不你们跟着我过去看看？”他那神情是带有鼓动性的，像是说，看看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是瞎话——她没几天活头儿了。
这一切都叫人恼火。马老末急着要钱，我急着要房，这就意味着，我们都得盼望那大姑快死。回想刚才马老末鼓动我们去看看的那份神情，就好像此时此刻她说不定已经在那小院里死去。于是，怀着一种既焦虑、又残忍的愿望，我和老秦跟着马老末前往我的院子（的确它应该独属于我了）探察。
我的院子与老秦的院子相隔不远，五六十米吧。在黑暗中，我们沿碎石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进院，走上那几级高高的台阶。马老末掏出钥匙打开门锁，自己先进屋开了灯，才把我们让进屋去。屋是一明两暗的格局，但四壁空空，给人感觉房主为了卖房，已搬走所有能用的家什。马老末带我们进了东屋，向炕上指了指。借着十五瓦的灯泡，我最先看见的是垂悬在炕沿的一挂白发，二尺来长吧。顺着白发向上看，才见炕上团着一堆破搌布样的东西，想必那便是大姑了。我没有找到她的脸，没有看见她的蠕动，也没有听见她的声息。马老末熟练地把手放在深埋在那团“搌布”里的某个部位试了试说，唔，还活着。
我又住在了马家峪，这一夜睡得很踏实。因为房子终于到手了，而那大姑也确是垂死之人。
我和老秦的女儿小铭照旧没有什么话说，当我脱掉衣服躺上床时，她忽然告诉我：“女士，你的奶长得好看。”这话出自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之口，不免让人有种惊惧的感觉。我不理她，一心想着我要珍惜我的才情我的时光，躲开所有的喧嚣，在马家峪我的新院子里画些好画。
第三夜
早饭之后，老秦开始忙他那张“傻笑的脸”，我身不由己地又走进了我的院子。我拿着速写本铅笔什么的，站在院里为两棵椿树画了张速写，心中却想着东屋那大姑，她还活着么？不知为什么，面对已然归我所有的院子，我仍然理直气壮不起来。这时我才明白，我所以留在马家峪不走，是在专候那大站的死讯。她一日不死，我便无法成为这院子真正的主人。而我手中的速写本之类不过是遮掩我这念头的一个幌子。我在院里转了一圈，才犹豫着上了台阶进了屋。自从昨天我和马老末成交后，他便不再为屋门上锁了。我进了东屋，我看见了令我不解的景象：炕上，昨晚那一团破搌布样的大姑坐了起来，正佝偻着身子梳她那头雪白的乱发。她那皱纹深刻的脸由于常年不见阳光，泛着一层青白；但她的五官轮廓分明，年轻时也许是个美人儿。她凝视着站在门口的我，又似乎对我视而不见。她就那么一直抚弄着头发，直到三挽两挽把乱发在脑后挽成了一个纂儿。就像她对我视而不见一样，我也不打算跟她说话。我快速离开大姑回到老秦那儿，把我的疑惑讲给他。老秦说，不能吧，马老末那个大姑，听他说躺了好几年，早就坐不起来了。我说可是刚才我分明看见她在炕上坐着。
老秦就扔下画笔随我一起去看大姑。进院时我们稍显那么点蹑手蹑脚，我们都觉出我们内心的不太光明，但我们还是进了屋。那坐在炕上的真的是大姑，老秦证明。
晚上，老秦下山把马老末找来（这个白天马老末确实去B城卖杏儿了），有些气急败坏地质问他说，你那个大姑不是瘫了好几年么，怎么又坐起来了？马老末立即说，那就是快了。临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或许这“回光返照”又鼓舞了我，我决意听信马老末的解释，在马家峪住下去。
第四夜
今天上午，我走进我的院子时，见屋门口的台阶上赫然地坐着大姑。她这种坐相儿实在叫人没有防备，她是怎么从炕上挪到了门口呢？她穿一件月白色夹袄（也不知打哪儿翻出来的），粗布黑裤，梳着纂儿，也洗了脸（从哪儿弄的水？）。我不想说这景象令我不快，但至少我心中涌起一股子失望。我探询地望着大姑，大姑紧紧地盯着我。我相信那一刻我们看明了彼此眼里的意思：我是来窥测她的死亡的，她却又活了过来；我断定她即将离世，她却活得比我以为的要起劲儿得多。我的眼光有点躲闪，她的眼光深藏着挑衅。我为她用眼光戳穿了我的内心感到窘迫，我多么愿意相信这是她的回光返照啊，可难道这也算回光返照？听人说那种气象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晚上在老秦的画室里聊天，和马家峪几个时髦的男女青年，老秦的追随者吧。有两位走乡串镇画影壁挣了点钱，现在决心抛弃影壁向艺术进军。我向他们打听大姑的身世，由他们口中，我断断续续知道了大姑的一些往事。
大姑是当年马家峪惟一没有嫁出去的闺女。大姑做闺女那会儿，是马家峪的人尖子。有个青年告诉我，听他奶奶讲，马家峪有正月十五打秋千的风俗，那打秋千的又都是清一色的闺女媳妇。那是女孩子们一年中最显赫的特权，也是她们快乐的极致。男人们把秋千架在麦场上，全村老幼都来参观。大姑打秋千远近闻名，她身子轻巧也胆大，打成“平梁”都不知害怕。她穿着大红袄在空中荡来荡去，仿佛要把自己抛到天上融入云端。她笑着，秋千下的女孩子们尖叫着，至今村中有的老人都还记得当年穿红袄的大姑在秋千上的风采。县里有个基督教堂，马家峪不少村民信了教，大姑和几个姐妹也随着去信教（给人觉得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伙人抢着来买房）。有一回做礼拜时，大姑认识了从北京来的一个青年，给教堂修管风琴的师傅，两人便偷着好了。村人对此倍感奇特，不过也有人说，以大姑当年的姿色，即使混在布衣教徒里，也足能引起那北京青年的注意。可是那年轻人，修管风琴的师傅，终归还是回了北京。大姑怀了他的孩子，也坏了名声。孩子生下三天就死了，大姑却为那个修琴的人死守了一辈子忠贞。后来，抗日了，村妇救会号召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大姑做的鞋又结实又好看，纳的底子是清一色吉祥的“X”字花型。到了交鞋的时候，大姑也怀抱鞋包袱兴冲冲地去交军鞋，村妇救会主任举着大姑的鞋对在场的妇女们说：“咱们能让前方的战士穿‘破鞋’做的鞋吗？咱们不能啊！”于是，新鞋被扔回到大姑怀里，从此她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她在娘家度过了一生，她本是那院子真正的房主。
我很想继续在马家峪住下去，一时说不准自己的心绪，似乎已不仅仅是为了等待大姑的死期。但是家里来电话告诉我，单位正在评职称，我申报的是国家二级美术师，需要回去进行答辩。几天的时间，单位、职称、美术师、答辩之类的词汇似乎已离我很远，但一经提醒，我便立刻又自如地进入了B城的“情况儿”。在这方面我并不超脱，我需要乡间的院落，也需要世俗的职称。
第十夜
今晚我重返马家峪，又住在了老秦的客房里。房契在我手中已经十天，一切却仿佛全无着落。小铭见了我还是不冷不热的样子，说：“女士，昨天我梦见你裸体开车。”我无心搭理她的古怪，只忙着从车上卸下我给老秦带的啤酒、矿泉水和软包装香肠、火腿什么的。老秦一边拉开一罐啤酒猛喝，一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哎，纳底子哪。”
原来，自从我走后，那大姑就开始坐在屋门口纳底子了。老秦自觉接替了我的身份，每日必去我的小院走一遭，侦探似的。老秦是怀着对我的歉意去“侦察”大姑的，大姑坐在门口纳底子的新动向又带给了他新的不安。
马老末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他手中拎个包袱，摊在老秦的桌上，他指着包袱对我说，大姑的“装裹”他们都备好了，她今天能纳底子，不见得就能活过明天。他想用这确凿的“装裹”向我证明，他决不是想收了我的钱，又赖着不腾房。
第十一夜
早晨，我要老秦和我一起到我的院里去，小铭也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清凉的空气使头顶的绿树更绿，脚下的红土更红，错落在坡上的石头房子更亮。我们进院时，发现院子竟然被清扫过：略微潮湿的土地上印着有规则的花纹般的扫帚印儿，使这久久无人经营的小院充溢着人气。大姑果然正坐在门口纳底子，她穿着月白色夹袄黑粗布裤，脑后梳着白花花的纂儿，青白的脸上竟泛起淡红的光晕。她分明知道我们三个人进了院，可她头也不抬，半眯着眼，只一心盯住手中的鞋底，似乎人数的众多反倒昂扬了她劳作的意气。她有条不紊地使着锥子和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淡黄的细麻绳，我认出了鞋底上那吉祥的“X”字花型。她一刻不停地挥动着胳膊，一阵阵青花椒的香气从后坡上飘来，是风吹来的香气，又仿佛是被大姑的手势招引而来。那是已经属于了我的花椒树啊，它当真还能属于我么？
我站在台阶下，望着“咝咝”抽动着麻绳的舞蹈一般的大姑，忽然有种甘拜下风之感。
回到老秦院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退掉大姑的院子。老秦说，你就不能再等等？我说，这不是等不等的事。老秦说，再从马老末手里找回那一万三千块钱怕不太容易。我说咱们试试。
第十二夜
和马老末谈话是艰难的，不要他的院子似乎不可思议；请他把钱退给我，那更是天方夜谭。从下午到晚上，事情没有结果。老秦为了帮我退房，比当初帮我买房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他请马老末吃晚饭，请他喝啤酒吃香肠，还送了条云烟。马老末就是一句话：“我真闹不清你们这是为什么，那么好一个院子。”我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坚持退房并要回我的一万三。马老末说，钱他是一分也拿不出来，给他一个远房侄子拿走投资开铁矿去了。我说那么我就要考虑诉诸法律，马老末说那你就上法院告我去吧。说完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下山去了。
老秦说，你还是要了那院子，你知道法律不保护咱们这种交易，你去哪儿告马老末呢。我说我决不再要大姑的院子，并且我一定要亲口告诉她。我说着拔腿就走，老秦跟了上来。
大姑的院子里，东屋亮着昏暗的灯光。她佝偻着身子坐在炕上，还在低头纳底子。她有条不紊地使锥子使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细麻绳，伴着“咝咝”的抽线声，她抡动着胳膊舞蹈一般。一切都和上午一样，她只是挪了个坐的地方。我站在屋门口，老秦站在我的身后。我说，嗯，您能听懂我的话吧？我说，这院子我不买了，嗯，不买了。我说，我愿意让您硬硬朗朗的。我说，您的花椒树可真好，山杏儿也好，嗯。
我不指望大姑开口，我知道几十年来她从不开口。可她却抬起了头。她看着我，那眼神里有诧异和失望，或许还有几分没有着落的惆怅。好比一个铆足了劲上阵来的拳击者，却遇到了对手的临阵逃脱。
当大姑收回眼光又低头纳起底子时，我和老秦就出了屋。走到院里我听到身后一个轻微的响动，是东屋炕上的响动。我们返身回去，见大姑已经倒在炕上。老秦伸手在她鼻下试试，说，死了。
次日我开车返回B城，老秦让我把小铭捎回城去。我们一路无话。快进城时，她冷不丁问了一句：“女士，你见过管风琴么？”
至今我也没能从马老末手里追回我那一万三千块钱，听老秦说，马老末已开始背着老秦，四处物色买房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