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原文、赏析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
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李商隐二十六岁。泾原节度使(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王茂元聘请他任幕僚,爱他的才华,将女儿嫁给了他。商隐先前依附的令狐楚原属牛党,而王茂元则被目为李党。商隐并不以任何党人自居,也无以婚姻来谋取富贵的意图。但牛党却认为商隐在令狐楚死后不久即入王幕,娶王女,是加入李党,是悖义负恩。这一年,商隐应吏部“释褐”考试,初审已被录取,复审时却被一位 “中书长者” 抹去了名字。次年,他再应吏部“释褐”考试入选,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品秩不高,但职属清要。可能由于牛党的忌恨、排挤,不久就被外调为弘农尉,从清职沦为俗吏。据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这首诗就是商隐调尉时乞假赴泾西迎家室之作。诗中描写了非时早秀、不与年芳的梅花形象,为自己的身世写照,曲折地反映他在科举和仕宦道路上屡遭挫折的不幸境遇。诗题中的“扶风”,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是诗人赴泾原所经之地。
诗的首联写早梅吐艳非时,领起全篇。“匝”,环绕。“亭亭”,秀美挺立的样子。“非时”,不合时宜。梅花一般腊后始见,十一月开放,与正常节气不合,故云。“裛裛(yi意),香气浓郁。在秋末初冬的寒冷天气里,仕途失意的诗人独自跋涉在西北高原的荒山野岭之间,心情是十分孤寂落寞的。这天他来到扶风地界,忽然看到驿路两旁盛开着一簇簇雪白的梅花,她们亭亭玉立,散放出沁人肺腑的香气,诗人不禁又惊又喜。然而,当他停步欣赏梅花的美艳芬芳时,突然内心中生出深深的感触。他从这过早开放的梅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他在年轻时才华早著,曾先后受到令狐楚、崔戎、王茂元等名公巨卿的赏识。不料后来被无端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一再地应试遭斥,空怀“欲回天地”壮志,却不能进入朝廷。他的悲苦身世,不就恰似眼前这吐艳非时的早梅吗?因此,诗人不禁对早梅产生深切的同情和怜惜,自肺腑中吐出了这两句诗。诗人既赞叹梅花的 “香艳”,又惋惜她开得太早。十个字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感情,并显示出他要托物寓慨的意向。“亭亭”与裛裛”两个叠字,分别形容梅花的 “艳”和“香”,使诗一开篇便富于音乐感和节奏感,创造出一个有色有香、凄美孤清的境界。“匝路”和“非时”,分别点醒了诗题“扶风界”与 “十一月”。即此已见诗人语言的凝炼。
中间两联紧承梅花吐艳非时的诗思来写。颔联写梅花所遇环境的冷酷。“素娥”,嫦娥。因嫦娥窃药奔月,月色白,故称“素娥”。“青女”,主霜雪的女神。这两句说: 素娥只能助与她清冷的月光,而青女则不断地下霜来摧残她。阴历十一月中旬,正是月满有霜。所以这一联写霜月,也就扣紧了特定的时间。霜月固然可以映衬梅花的淡雅风姿、孤傲品格。但这里主要还是通过渲染梅花所处的冷酷环境,寄托诗人自己的不幸境遇。纪昀评这两句说:“爱之者虚而无益,妒之者实而有损。”(《瀛奎律髓》 评语) 颇得要旨。他认为,素娥放出清冷的月光照映梅花是虚的,对她无益;青女妒恨梅花,不断下霜打击她,则是实在的,对它有害。显然,“素娥” 比喻包括王茂元在内的那些赏爱诗人才华的人们,他们所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并未能使诗人免受挫折;“青女” 则比喻那些妒恨他的人,他们对他的打击,给他带来了害处,使他科场失意,寄身泾州,竟至沦为小县俗吏!这一联,一正一反,一虚一实,在比兴中运用对照,抒发出满腔怨艾、愤懑、悲楚之情。“素”与“青”字面上淡彩映衬,加重了清冷的情感气氛,“惟与”和“不饶”将虚词和动词灵活地配合,也能曲尽情意。颈联写早梅不堪赠远。古代有折梅赠远的风习。上句暗用 《荆州记》 的典故:“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范诗曰:‘折花奉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是报春的花,现在所开非时,不适合于赠远,所以说“虚盈手”。两句意谓早梅虽盈手在握,但还不到冬末早春,不能送给自己所怀念的远人,反而使自己增添伤离肠断之情。这里的“伤离”,意含双关,既指与朋友远离,又含与梅花离别。如果说,前两联诗人还只是含蓄隐约地在物象中融入哀怨之情;那么,这一联诗人已抑止不住写自己伤心迸泪,愁肠欲断了。从写法上看,这一联同样是运用虚实对照。上句说虽有盈手的梅花,然未堪用以寄远,是虚。下句说早梅盈手在握,反教人伤离肠断却是实的。这样,中两联意脉更显得紧密关连。可见诗人构思谨严,笔墨精细。
末联总收一笔。“早秀”,早开。“年芳”,指一年中适时而开的花。这两句倒装,意思说: 梅花未及报春,不能等到新年开放。虽早秀而香艳非时,究竟是为什么呢?诗人在尾联点出全篇主旨,伤叹自己才名早著而所遇非时。这与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中“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的寄兴颇相类似。
纪昀评这首诗“寓慨颇深,异乎以逃虚为妙远。” (同上) 指出诗中有寄托,有充实的人生体验,寓慨深长,不同于那些空泛咏物之作。周振甫先生认为,李商隐的咏物诗,大都是借物抒怀或托物喻志的。但在写法上有两类: 一类是全篇物我一体,句句写物,又句句写己;意蕴非常含蓄,如 《柳》、《野菊》 等。这一类诗数量较少。另一类是物我交错,即诗中有几句是写物,有几句写己,是交错的。这一类诗数量较多,如著名的《蝉》、《流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等。(见 《李商隐选集· 前言》)本篇即属第二类。诗中一、二、四联都是写梅,梅中有己,但还是咏梅;三联写己,却是紧密结合着早梅来抒情。咏物,贵在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即是说,既不能纯客观地描摹物象,又不能离开物象空泛地抒情;既不能粘着在物象上,又不可脱离物情物态。李商隐这首诗是达到这种艺术境地的。诗中正面描绘早梅美艳芬芳只有首联,颔联已是借助霜月烘托早梅所遇的恶劣环境,表现早梅所受的摧残;颈联重在咏怀,尾联则以抒情之笔咏物。全篇均以唱叹出之,没有一笔是粘滞于物象上作穷形尽相的刻划。刘学锴、余恕诚先生指出,李商隐的诗,主要采用“以心象为主体的主观化和客观化的交融”的艺术表现方式,既不同于李白 “多直接抒情,而以客观事物作陪衬,主体处于支配地位”,也有别于杜甫“多寓情于景物或叙事之中,主观感情尽量通过对景物或事件的忠实描写加以体现” (《李商隐诗选· 前言》),见解颇精当。正是这种“以心象融铸物象” 的基本艺术表现方法,决定了李商隐的咏物诗多采取移情于物,以神写形的手法,但却收到语简而精、空际传神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