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写作是心灵的需要》
—对文朋诗友的讲话
朋友们！看到大家都这么年轻，我很欣慰。这个年头里，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文友从遥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为文学而来的。说真的，这许多年来，我很少出去作什么报告啦，伹今天，《女友》杂志社搞这样一个笔会，我还是来了。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但看到你们都很年轻，又都是为文学而来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就自己写《平凡的世界》时的一些情况，讲一讲。
文学对于每个人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当代文学的现实中最大的缺憾是，将人物分成两种：好人或坏人。这样，就将文学现实推到了极端，甚至连3岁的小孩也可以分辨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我在写作时，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挑战。
文学是反映人物的。人物世界是复杂的，没有一个人是透明的。大多数的人是复杂的。好人也会犯错误。而某些艺术作品将人物写得高大完美而无缺陷，这种人物其实是不存在的。
每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认识、追求、成就，都是独立的。别人的经验、方法，都只能是一种启示。
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0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
文学创作是勤奋者的一种不潇洒的劳动，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要有—种思想准备，准备去流血，流汗，甚至写得东倒西歪不成人样，别人把你当白痴。如果你越写越年轻，越写越潇洒，头发越写越黑，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我经常是处在各种环境里。煤矿一呆就是一个冬天，三四个月不出山。进山的时候，还是满山翠绿，出来时，已经是白雪皑皑，一片绿叶子都看不见了。只有屋子里的窗户，变换着一年四季的风景。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睡觉的时候，就感觉第二天早上再也爬不起来了。但睡上五六个小时，稍微恢复体力后，又开始了工作。
刚开始，由于写得特别吃力，精神和体力都高度紧张，紧张得连上厕所手里也拿着书和笔记本，就像傻瓜一样。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手占着，然后把东西送回桌上后，再上厕所。
煤矿上冬天的生活条件很差，蔬菜很缺，在二三月里，吃的唯一的蔬菜就是大葱。每天吃完饭带两个馒头回来，这里的老鼠特别多，经常光顾我房间的，有两只老鼠。或许发现我没有工夫收拾它们，更是胆大妄为，常常跳到我的桌上盯着我写作，或是窜到床上，在我头边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对付，我便每天多带一个馒头，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它们去吃，这样才稍安静了一些。
一个人呆在房子里写作，别人也不来打扰，两三个月里很难和别人说上一句话。有时候总想哭，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章节写得很好时，高兴得总想给人家说，可说给谁呢？这时候就感到寂寞、孤独。晚上，尤其是礼拜六的时候，远远看见对面煤矿上各户窗户灯光一个个灭了，自己忍不住眼泪就流了下来，就觉得我这是干啥来了？你为什么跑到这地方受这种洋罪，谁知道你在干啥？你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个东西？有时候突然觉得该有个人来看一下，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行。就不由自主地丢下笔，去到火车站或者汽车站转，就这样，一个冬天过去了，当我坐着吉普车出山的时候，手里已经拿着21万字的稿子，这就是唯一的收获。沿途道路边上一片肃穆，坐在车前的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是流眼泪。到了铜川市，我感觉这里就像纽约或华盛顿似的，特别繁华。特别看到两边摊点上，饼干、面包到处都是，就想到如果煤矿上要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就不会受那个饿了。
写第二部时，由于体质下降，身体已开始支撑不住了。有时就趴在桌子上，头枕一本书。就这样艰难地写完了第二部。随后，身体垮了下来。去看病，中、西医都查不出病因。后来，榆林地委书记给我介绍了个老中医，70多岁，他给我吃了两毛四分钱的药，就见了效，随后又进行调理，我的身体才有所恢复。按当时的状况，我应该好好休息。可我想到了文学大师柳青和曹雪芹的悲剧。我虽不敢和他们相比，但我必须把作品完成，然后死掉也可以。
写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时，我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又回到写《人生》的那个县城的招待所，来最后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按时间，我必须赶6月1日前把稿子送到北京。我平时记不住许多重要的曰子，但1988年5月25日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按计划完成作品的日子。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我是朋友，他们给我摆了一桌饭等着我完成作品后一起庆贺，可下午6点钟时，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抓不住笔，最后一页怎么也抄不下去。无奈，我便倒了盆热水，用毛巾把手捂住泡在水里，手才慢慢展开，终于把最后一页写完了。之后，我就把这支用了6年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感觉就是关了6年禁闭，现在终于把自己释放了。平时我很少流泪，这时不由自主地大哭起来，然后坐在床边发呆。这时我突然记起托马斯·曼的一段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它就是好的。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平凡的世界》写完后，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写什么，一直在休息，体力也不行，脑子也较乱。因为大的环境、社会生活和我个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使我觉得需要再缓一下。所以，许多人问我，最近写什么？我已经好长时间不写作了。我觉得写作首先是自己心理的一种需要。如果不是自己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要求的话，最好不要写。我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今年出什么书，明年要获什么奖。写作应当是自由的，不要给自己戴那么多枷锁。有些重大思想，往往是在无所事事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人为的规定中去做。我不喜欢做出一副作家架势。作家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应该是在最自然的状态中去工作。不要摆架势。常常看到武打片中，那些高手往往是衣衫不整，懒懒散散，其貌不扬的最后出场者。
我就讲这一些，还有些时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的，可以提出来。
听众：在你沉寂了六七年之后，突然以百万字的宏著重新崛起在中国文坛上，如同酝酿一场大的战役一样，你是怎样孕育这部作品的？
路遥：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一个幻想：一生中要完成一部规模宏大、篇幅最长而且很成功的作品，时间必须在40岁之前。《人生》发表后不久，以前的这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而且很强烈。当时我没有急于促成这个念头，尽量抑制住创作欲望，待头脑冷静后，我来到陕北老家一片大沙漠上。过去就有这个习惯，精神危机时就到这儿来。我躺在沙丘上想，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必须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一是能忍受寂寞，须把自己长期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排除一切干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二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段年华是自己的“黄金”时期，如果失败或拿出平庸的作品来，就等于亵渎和践踏自己的人格。如其不然，就把这次创作作为人生的一次抵押吧！结论出来了，精神也就轻松了。环视周围，眼望天空，沙漠荒芜，仿佛整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听众：除了精神上的准备，其他方面呢？譬如题材、创作经验等。
路遥：在此之前，我没有创作过长篇小说，谈不上经验了。要说有，只能是创作中、短篇的一些经历，但总归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题材只能写我熟悉并感兴趣的。我于1949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丁字不识，一生养育了8个孩子，把我从小送给别人抚养，继父母拉扯我成人，供我上学。在县城读完中学后，我回乡当农民，后来当教师，也在县城干过临时工。1973年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上学，197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延河》编辑部当编辑。由于客观因素，我和普通劳动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城乡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另外，在我步入社会后，又经历了新中国最混乱的10年。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方面的内容。
听众：读《平凡的世界》后，我真佩服你把“文革”十年的背景写得那么准那么清。另外，人物出场很自然，很成功。请问你是怎样着意安排的？
路遥：《平凡的世界》实际写作用了3年，而其他3年就是用来搜集整理资料，具体构思。为了弄懂“文革”十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我先后借阅了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多种报纸和杂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某天，中国某地发生了什么事，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事件，都得知道。还有熟悉生活，作品中有可能涉及到我不熟或很陌生的情节，这些都得有所了解。紧接着，就是总体构思，光解决人物出场就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其间我研究了几十部中外长篇小说，发现好多作品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内容已过一半，许多人物还登不了场，最后只有突击去解决，结果形成了简介式的痕迹。真正优秀作品的人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带出来的，是戏剧发展本身的产物，读者是感觉不到有人为迹象的。《平凡的世界》原计划写到7万字时主要人物都能登场，结果这个设想基本实现了。
听众：您在第二部创作后期发生了生命危机。如果真的像近代曹雪芹、现代的柳青一样留下遗憾，你将如何看待？
路遥：我不能和曹雪芹、柳青相提并论。在创作《平凡的世界》中，我虽发生过生命危难，但终归挣扎着圆满完成了我的写作计划，这是一件幸事，尽管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可我注重客观实在，不想评论没有发生的事。
听众：一个人当完成了某项重大使命后，他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你也不例外吧？
路遥：当时还顾不得品味是悲还是喜，只记得我把写作的笔从窗户扔了出去，是痛恨这支笔使我的手无数次变得鸡爪一样的痉挛，还是它6元的价钱与我6年的“囚禁”相谐音，抑或庆幸它完成了使命，我也说不清。
听众：你为什么要把最后写《平凡的世界》的地点选择在创作《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间小屋？
路遥：这是我有意安排的。一部《人生》，人民给了我很高的殊誉，但《人生》不应是我艺术道路的最高点，我应从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比《人生》更高一层。选择在这里最后完稿，有纪念的意思，也有超越的味道。
听众：在北京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你代表获奖者讲话中有段语言很精辟：“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纵观你创作的作品，笔端无不指向极普通的芸芸众生，这段话可算是你的真挚感受了。
路遥：是这样。社会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组成的，是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活动，构成了人类一幕幕彩色斑斓的画卷，也使得人类生生不息，向文明进化。作家写他们，他们又给作家以荣誉。这种相互交融的鱼水关系。注定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作家只能为他们高歌吟唱。
听众：你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已有20余年的文学实践，能否谈谈你最真切的一些创作感受？
路遥：某种成就不一定是天才的产物，也不要把创作当作一种灵感，如果认为干干玩玩，有灵感时再写，想轻松地完成一部好作品是不现实的。不要把功利思想带到创作中去。有些人的确靠运气走了运，但很少。创作出好作品成名得利是自然的，要争取获得这种骄傲与尊严。但在写作过程中不能带进去，如果写作时想着如何成名得利，是很难成功的。歌德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奋斗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从这种奋斗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充实感，获得生活施予的东西。结果则是自然的。还有一点，作家不要附庸，要有自己完整的思考，这种思考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早在我创作《人生》时，就注重了这一问题。《人生》写了21天，但思考了3个月，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上大学时。
时间不短了，我就说到这里吧。请大家原谅。
（程路根据1991年8月21日在西安地质学院报告厅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