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漫谈小说创作》
在《延河》编辑部青年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还是采取回答问题的方法，对青年朋友们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以答复。
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主要反映我们面临及经历的东西。我们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经历了前后近廿年的动荡，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人民的愿望是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时期，要想准确地反映改革，必须要动一番脑子。但正由于这种变化、动荡、改革，又给文学开辟一个相当开阔的前景，这也应视为当代作家的优势，作家应该欢迎这种状态，面对生活不能平静。大凡社会大改革与变化之时期，正是作家大有作为的时候。所以，要珍惜这一段生活，要积累素材，要积累情绪。当然，这一切反映在作品里不能只是对生活的简单表现，要不同一般。过去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家就没有得到这样的优势，而现在，他们又大都年迈。如今世界窗口已打开，作家应放开手脚去创作。全民对文化的需求，艺术的鉴赏与要求也越来越广泛，这是好事，但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灾难。在座的作者同志们，许多人社会经历丰富，也非常坎坷，从“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中爬过来的，造成丰富性。生活、感情、思想，对创作却是很重要的。面临目前纷繁的世界和改革新时期，这些同志也许会产生一种困顿，一种无所适从。我认为这是因为：第一，社会的矛盾与复杂使我们难以认识生活的本质。第二，要认真清理四人帮的错误艺术观念，清理十七年的错误、混乱的艺术观念，即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血液！其次，我们要抓紧学习，提高文化、艺术的素养。
关于作品的选材与主题，同志们都谈了不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对生活的思考的严肃课题，最忌表面化，在选材上要注重变革对人精神上的冲击！这才是值得表现的。另外，必须选材于我们熟悉的生活，但又是别人意想不到的。面对那些离奇、古怪的东西，在选材过程中必须摒弃。我个人对主题，作品的主题，是这么认识的：首先，我认为每一句开头就是一个哲理，一个思索；第二，在作品中，要不断地显示出作家的思索；第三，主题应该是多方面性的，不是一枝一根，而是一棵树；第四，即使是短篇也要放在一个总体之内，也可以拉出去，“文化革命”写全国，甚至全世界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当然这是艰难的，作品的完成，就使得主题具有更完整的独立性，把目光放得更远，把目光放在文学史上去考虑，这里包括这么几层意思：别人已写过的，了解别人创作的状况，考虑自己如何超越；第五，把眼光放得高明。每一代作家都要创新，战胜他们，在某一点上，将他们所没有完成的完成！应该有所追求，在自己作品中有所创新，不能用初学状态来要求，不能用发表来满足，三至五年内显露头角，达到高度。
最后，我想给少年朋友们谈谈我个人感受生活的一些体会。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能麻木、盲目地活着，一定要用作家的热情去生活，去思索。当代生活交叉与复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例如像柳青同志那样。但今天咱们要写好农村生活，待在山沟里十年八年，恐怕也写不好。原因很简单，过去生活单调而重复，而目前复杂，多种经营以及各种生存状况都有，山区的竞争今年与去年就不一样，所以注定要求作家的生活面必须广阔，而且要善于解剖生活，也就是剖析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始终认为作者应注重自己对生活的提炼和积累。那种采访一记录一写作的生活方式，完全可能是有害的。要重视精神、心理、情绪、感情的积累。我从来不记什么故事，自动淘汰，生动的留下来，认为自己生活最深切的方面，写作时最能激情勃发，词如泉涌。如果成为局外人，冷静之极，就成了拼凑，缺乏生活的激情，缺乏作家血的奔流。前者创作过程，文字也许粗糙，但读者或有体会，马上会感觉到字里行间跳动美的艺术的生命。生活中材料、故事是搜集不完的，故事是在积累与提炼上自然编织出来，故事不是艺术生命，故事不是奔流的血。而提炼，是指感情的感受与心理冲击这两方面的。例如《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我从小学时是第一名，当时家境非常苦，贫困的孩子没有卫生习惯，只认识县城。六年困难期间，没有粮，每月每人十几斤粮食，只好在地里刨土豆拔萝卜，吃枣子填肚子。有时为一颗枣消耗十颗枣的力气。穿得破破烂烂，女同学都不在一块坐。十一二岁了，还破腚。老师叫上讲台做题只好屁股朝墙站着。更不讲卫生，头上生虱子，脸也不洗，没有洗脸帕，唯一安慰的是学习好，考初中，家里不让考，粮食困难，上中学就更艰难……这样一种生活，具体的故事、情况，我一点也记不清，但这一种体验，感情上的委屈，全部沉淀在自己记忆之中。我不记日记，掌握艺术工具要表现出来，写出来，故事自然而然地产生。那阵子，我脑海翻腾，一天内可以设计出20个方案。
但如果没有这种体验和感情积累，就写不出来0在感情与精神沉淀方面，不能满足笔记本上的，要有真情实感的积累，就能找到真正表现的方法。
只有写这样的东西，作家才不是冷静的讲故事的局外人。在座谈会上，有许多同志谈到小说创作的历史题材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一阶段，即现代生活的三十年之内都属于现代生活，而我们从事的文学创作，也都应属于现代文学。我们可以预计“改革者”题材的小说会出现一大批，赶形势，赶时髦，永远也赶不完。这种态度不行，文学事业应延长一些，写作过程要沉住气。
重要的问题是要学会注意今天的变化，并深刻明了这些变化是从历史各个阶段发展过来的，不能就现代生活为生活，透过切面看到时间的年轮，看到历史的年轮，通过各种纹路，看到生长了多少年，看到历史的纵深，看到更深厚的历史的呻吟。历史是客观的，现实的，不应嘲弄，不应浅薄，要深沉，要报以严肃的态度。不要对“文化革命”用一两句话去辱骂了事，应该更深沉一些。无论对近代史，也无论对党史或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不要学某些人那样从世俗的观点去看待，不屑一顾。这不对，应该对这个壮举怀有深厚的历史感，光荣感。那些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艰苦奋斗，光荣牺牲，为革命事业献身，他们是那样年轻，甚至不懂得恋爱、性爱就死去了。这让我联想起一些影片的悲壮画面，给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绝不只是浅薄的喊几句口号。我看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印象十分深刻，好像看到了两幅画：第一幅画，欧洲人来到不毛之地，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沼泽，男女衣着破烂，他们用原始的工具，开拓荒地，地畔裸体站立着一个女孩。第二幅画，现代化的都市，旁边有一坟冢，青年人在墓碑前默哀，远处一片高楼大厦。这一切全是通过阅读作品而透彻了解到澳洲的民族文化，感受到澳洲人民的历史感与光荣感。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只会嘲弄，严肃的作家应该有这种感情——深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正确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想象到这地方的历史镜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比如，我在西安东大街步行时，就想象唐代，经丝绸之路的驼队远远而来，清脆的驼铃声还在耳畔响起。甚或我穿过东大街时，忽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荒原上赤身裸体的先民，对作家而言，有些东西非常重要，在作品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生》中，德顺大爹在月光下唱“走西口”时，谈起往昔的风流艳史……写到这儿时，我眼前就浮现出走西口的脚侠，旧社会的人儿，醉意朦胧地唱着古老的歌儿。这些从情节上讲，没有了也可以。但从整个作品看，没有了就大为逊色。如果我没有过这种丰富的想象，作品也就不会出现这段文字。又例如我爷爷从延安经过川口至绥德，这一川口，被多少人的脚磨成凹道，证明有多少人在石头上走过，我从川道公路走过时，却看到下边古老川道的悠久历史，这也就是《人生》中高加林路经此地时的情绪。
所以，我始终觉得作品不光放在现实生活的范围，而且要放在历史的角度去考虑。把历史的角度加进去，从人类的整个发展去考虑，就有了永恒，作品的生命力就更强了。而有些作品连善良的品格、为人民牺牲的精神都不要了，那么，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价值呢？作品中离开这种高尚的品质，就没有生命力，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了解得越多越好。当然，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搞创作的要认识的煎熬是很多的。
另外，有些同志问我：如何认识高加林这个人物？我觉得，高加林这个人物，大家都在逐步认识，最终要用生活来判断。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写高加林，不写得通体透明，他也有他自己的痛苦与悲哀，作家要正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果放在咱们国家，勇敢正视现实，揭示吗？要担“风险”。各方面都要成熟，要做到某种平衡。有些人很有才气，仅仅以才气作战会毁灭自己，很可惜的，这是现实，要注意。还有些作家没有灵魂，步步高升，这样的作家写不出来品格高尚的作品，要正确地反映现实，千万不要有意地去搞什么。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于陕西省文化厅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