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手《温州小店生意经》全文阅读
目 录：
序言
生活也要非虚构…1
一、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1
二、下决心我们自己开个店…15
三、合伙人等不到收获就走了…29
四、讨债逃债是温州经济的特色…42
五、鸟枪换炮带来的麻烦…65
六、官司是一把恶狠狠的刀…81
七、鞋料店既像民政局又像劳动局…100
八、鞋料生意也要和人打架…115
九、我起了个推波助澜的作用…130
十、供应商做的也不全是供应…144
十一、把上帝做成自己的兄弟姐妹…162
十二、生意经和生意都没有关系…179
附录…203
生活也需要虚构
我一般只写小说，别的体裁的东西几乎不写，写“非虚构”是第一次，其实算不上创作，只能说是记录而已。我以前有记一些生活小事的习惯，没打算派上什么用场，没想到有些东西是会“发酵”的，这个《温州小店生意经》就是发酵的结果。《人民文学》的编辑曾说我，你写的生意像那么回事。这个一点不假，我不是在编生意，不是为写东西而去体验生意，我透露个秘密，我就是做生意的，做了有整整二十年了，现在还在做。这也是温州人的特色，不满足于做一件事，总想着试试其他的事。就像我，在一个机关谋事，业余写写小说，额外又做一份生意。很有意思。
“非虚构”是《人民文学》早几年推出的一个栏目，我没有研究过它的意义，但我相信推出这个栏目一定有它的道理。至少，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多种可操作性。现在看来，它抓住了这个点，让人有印象了，也有人响应了，更做出动静来了。我当时只是想凑凑热闹，在写小说的间隙，整理一下自己的记录，换句话说是，把局限的纪实写得文学一点，把写不了小说的东西写成非虚构。
我平时写东西很慢，从来没有过一气呵成的时候，我似乎更愿意在一种写的状态里，每天装模作样地说自己在写东西写东西，一个中篇有时候都要磨上大半年。但这部《温州小店生意经》却写得很快，这得益于我的体验和积累。不一定都是我的故事，但一定都是我身边的故事。开始叫“平民生意经”，后来叫“小店生意经”，《人民文学》刊出的时候又加了“温州”两个字，似乎更有噱头了。
我有意把它写得朴素、轻松，所以，标题也写得近乎白话，像“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下决心自己开个店”、“鸟枪换炮的苦恼”、“鞋料生意也要和人打架”等等，就像我们温州民间的“土讲”。我也曾想把它写成连载式的，想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再在什么报上赚点外快，可惜没有人找我做这笔生意。
《温州小店生意经》发表后还是有一些后续效应的，《文艺报》2011中国报告文学“年度综述”《呼应现实与记录历史》里也介绍了它，《人民文学》杂志社还专门编了一本书叫《胆小人日记》，把乔叶的《盖楼记》、李娟的《羊道·冬牧场》、阿乙的《模范青年》及《温州小店生意经》等非虚构作品收在一起，推荐给大家。得“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更是没有想到。我想，评委们也许是看中了它的温州元素，看中了体验的力量，看中了这种老实巴交的写法。我在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我虽然有着优越的生活和稳定的工作，但我对生活的体验一点也没有少，各种各样的生活我都乐意去尝试，它让我平庸的生命有了色彩，同时也启发了我许多不一样的想象……
感谢作家出版社，又让这《温州小店生意经》延续了一下，要把它做成书，好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它。《温州小店生意经》原发时只有四万字，出版社出书要求十多万字，好在都是自己的事情，都在肚子里藏着，搜一搜都是。我对出版社的编辑说，《人民文学》是扶持了它，而出版社是完善和丰富了它。
作为一个写作者，“写温州的东西”这个话题经常会被人问起。领导问这样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写写温州的名气；朋友们问这样的问题，是他们想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路子，这也是写作的“规律”之一。有人政治情结浓厚，他就擅长宏大叙事，擅长波澜壮阔的东西。像我都是些小胸怀小情调的，也只能写一些家长里短和狗肚子鸡肠。说起来我还是写了一些温州的芸芸众生的，温州的社会形态，温州的生活特质，我还是熟悉和擅长的，早年林斤澜先生说我的小说有点像浮世绘，这让我思考和探索，也是我愿意为之的，我理解的浮世绘就是风尚和好看。但写作又不是简单地去拷贝生活，那样就狭隘了，就低估了写作这项劳动了。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体验生活还是热衷和重视的。我原有的生活很有限，我不靠想象写作，不是那种看一张碟片就能杜撰出一部作品的高手，我需要在体验中思考和觉悟，从而孕育出自己的作品。这几年我虽然很忙，但只要一有空，我便会自觉地到生活中去。我的中篇《讨债记》、《乡下姑娘李美凤》，短篇《推销员为什么失踪》、《飞翔的骡子》、《市场人物》、《坐酒席上方的人是谁》，写的都是温州的现象，温州的人和事，都是体验生活后受到的启发，这部《温州小店生意经》则更是。
一、我老婆突然就下岗了
1994年，我老婆的工厂改制了。改制是个新词，也是个蒙词，其实大家并不太懂。改制？改什么样的制？改成什么制？本来是国营的，现在改成了什么营？是集体营，还是个体营？其实什么营也不是，改制后，这个厂就没有了，就和大家说拜拜了。
1994年，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住在靠近郊区的地方，房子是50平方米；我平时骑自行车去单位，我老婆则要倒三次公交车去上班；我小孩在市区一个小学读四年级，因为不好带，平时都寄养在我母亲家里；我们家的电视是1983年买的，不是东芝，也不是日立，是一个无名小牌奥丽安；洗衣机是半自动的，洗是自动的，弄干要手动的；空调只装在卧室里，是本地的玉兔牌单匹机，开起来室外响，室内也响；生活以外用于娱乐的电器，是朋友装搭的一台“卡拉”机，其实就是一个扬声器，还没有什么混响；电话装不起，初装费就要5000块，我们总不能“裤头都没有穿，雨伞还用布袋装”吧，省省；本来先计划买个BB机的，虽然用起来麻烦，但终归也算是现代化的产品，可现在，随着老婆的下岗，这个设想也要泡汤了。
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工厂有一天会关门的，就是想象力再丰富，我们也只能想到儿子能不能“顶替”，退休工资能不能照常。我们是一直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的，我老婆在国营单位，我在文联机关，按我们温州通俗的说法，我们是最最理想搭配的一对，一个在工厂，实惠；一个在机关，轻松；我们经常会偷偷地羡慕自己，我们的收入虽然不是太多，但它们是细水长流的，四平八稳的。
我老婆的单位叫温州肥皂厂，做洗衣洗裤的肥皂，样子像那种拍人的板砖，但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增产肥皂。在没有洗衣粉、洗洁精、洗涤剂、洗手液的年代，它是很受人青睐的，用途也非常地广泛。在城市，它可以洗脸、洗手、洗澡、洗衣，是消毒去污的必需品。在农村，它更是高档奢侈的最佳用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农村的河边，那些埠头石阶上，洗衣的农妇村姑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捶打，肥皂像味精一样涂一点，然后她们要洗涤的衣裤就这样津津有味地被捶上半天。也因此，我老婆厂里的增产肥皂就一直是一种紧俏货，甚至是硬通货。
那些天，老婆派了我许多差使，一趟趟地往返于她的厂里，去运回她的一些东西。她在厂里做会计，有一些书、账簿和杂七杂八的“细软”。她不像一般工人那样那么简单，只需抽走一个身子，就什么也没有了。我问老婆，厂都没有了，人都散光了，你还拿这些东西做什么？老婆说，现在厂里混乱，没有人顾得上这些，我先替厂里保管着，等什么时候一旦有用了，我再拿回去。我狡猾地说，这里面有没有厂里的机密？如果有，我们先据为己有，到时候再加个什么码，拿出来要挟一下。老婆说，做人要地道，你不能这样小人好不好，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啊。她的意思是，下岗归下岗，是大势所趋，跟厂里没有关系，跟领导的积怨更没有关系。我老婆是个纯朴的人、细小的人，不像我们在机关的人，平时练就的都是些小心眼和社会世俗伎俩。
老婆在办公室里整理东西，我暂时没轮着事，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他们厂区瞎逛。没有在工厂呆过的人，是不知道工厂的味道的。老婆就经常会跟我说一些工厂的细节：赤条条进出的浴室，几百人吃饭的食堂，抗台抢险的巡逻，三班倒的夜餐，冬天的锅炉房，夏天的酸梅汤……我听来都觉得生机勃勃，非常地有趣。肥皂厂的风景也是别样的：有宽阔的码头，有很大的煤场，有笔直的厂区路，有高高的反应炉，有垒得像山一样的油桶。站在江边的码头上，能看见瓯江对岸耘田的农民、墨绿而连绵的大山、山上的罗浮双塔、像白绸一样一动不动的瀑布。还有那浓郁的油脂味，油脂是做肥皂的原料，多站一会儿，好像身上都会慢慢地黏糊起来。这天，老婆的厂里很乱，每个路口都有聚集的人，他们和我老婆一样都是厂里的工人，都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都在讨论和传递各种消息，他们的脸上一律挂着无奈和茫然，他们这里站站，那里站站，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我也跟着他们走来走去，肚子很快就饿慌了……这天，我用自行车把老婆的许多东西驮回来，同时也驮回了老婆灰暗和糟糕的情绪。
在过去，我老婆算是一个活络的人，她会经常弄些肥皂给我们家附近的小卖部卖。她在厂里当会计，有职位之便可以假公济私，说是什么单位需要，其实都是自己另有安排。一箱增产肥皂，厂里拿出来四十八块，给小卖部六十块，不动声色地赚了个差价。在思想还比较保守的当时，在路数还不是很多的以前，她能有这样的心思，有另外一条活水注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来，已经算很超前了。
现在，这条路眼看就要被切断了。那些天，我老婆在厂里一定是落油锅一样。回到家还是恍恍惚惚的，和她说话，好像没和她说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饭吃着吃着，也会突然地停住，像是咽下了一块石头；喝水也会无端地呛着，像喝了很多的酒，趴着就吐起来；思想更像是一条开小差的狗，跑着跑着又折了回来。有时候刚从外面回家又说有事再出去一下。也不知去了哪里，回来时魂魄明显还落在外面。生活的规律也一下被打得七零八落，早上莫名其妙地起得早了，衣服也不常换了，垃圾堆得到处都是，饭也开得不正常了，烧开水好几次把壶给烧漏了。最能检阅人身体和心绪的做爱，也被搁置了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回事。有时候在床上，忍不住拿手探了探，或做了很好的铺垫，到了要具体实施时，要么被坚决地拿开了手，要么被白眼瞪一下，好像在说，你还真好意思！这时候了你还想这个！我只得乖乖地抽回了身，像被冷水冲了澡，似乎一坚持就是虐待，实施一下就是流氓。
那段时间，我其实也是特别老实的，像犯了最难听的作风错误。我调到文联的时间不是很长，按理说我应该表现得积极一点，没事也应该待在单位。但那些天我都早早地回家了。我们领导是个极其幽默的人，说，你最近是不是来例假啦？我讪讪地说，比例假还要麻烦，是流产了。
要是往常，我回家的途中都会开个小差，因为我老婆倒车回家一般都会比我晚一点点，我会先拐到别的地方去玩一玩，会展中心的羽球馆是我们经常会去的地方。那里有几个老朋友，还有几个市里领导，每天下班，我都会径直地奔那里去。现在的领导越来越喜欢锻炼了，我们就投其所好，陪他们练练，让他们高兴，就好像《水浒》里的高逑。但那些天，我不去羽球馆改去菜场了。
我要买老婆最喜欢的菜，买吃得爽口的菜，烧得也要比往日认真一点，用力一点，目的只有一个，伺候好老婆，让她安心。就是这样，她吃饭的时候也会无端地挑剔，说这个淡了，那个咸了，说又不是逢年过节，买那么多菜干什么？我知道她是心情不好才这么说的，我只是看看她，不和她抬杠。等她心里稍稍平和一点再和她讲讲道理，说天塌大家死，不是你一个人运背；说树倒猢狲散，你一个人抱着树哭，也是孤独的；说这是时代进程中出现的事物，是必定要发生的，就看你怎么去理解和面对了；说我们是怀念毛泽东呢，还是要抱怨邓小平？怀念毛泽东，我们就这样穷下去；抱怨邓小平，我们就看着别人进步，我们继续落后？她听着听着也惨淡地笑了。
其实，我老婆也不是那种“石板一块”的人。她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兼会计了，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赚点外快。开始是一个厂，后来是两三个厂。在温州，要想维持生计，要想稍稍地宽裕，总得动动脑筋，总得手脚勤快，停滞是没有办法的。她兼职的单位有个体的，有事业的，也有股份制的，说起来收入可以，就是人忙点，做着做着就面黄肌瘦了。我开始不明白这里面的奥妙，心想，她只是做做会计嘛，又不是挑担拉车，怎么这么吃力啊？后来才知道，她思想里背的包袱太多，像下雨天担稻草，越担越重。温州的小厂一般都是有两本账的，一本是明的，是假的，是应付检查的；一本是暗的，是真的，是给老板自己看的。换句话说，小厂要是老老实实的，不做点手脚，就只好空忙赚吆喝了。因此，小厂在招募会计时都会问，会做假账吗？不会做？那就不好意思啦，那就请你另谋高就吧。老婆是国营大厂的会计，经手的项目纷杂繁复，过眼的资产百万千万，她要是使一点“小伎俩”，做做假账，那太小菜一碟了。但老婆是个认真的人，尤其对会计专业，觉得原则如山。她曾经说，我一做假账就有一种犯罪感，心就怦怦乱跳。可见，类似和杜十娘那样的人也是有的。自然，老婆的会计生意也就越兼越少，穷途末路了。
老婆最后一个兼职的公司叫嘉利龙，乍一听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是个什么机构，其实是做竹木器具的，做饭掌、水勺、笔筒、扇骨，产品倒是精致，就是没用。民以食为天，企业以产品为天，一个公司，做着这些不易损坏的东西、难以消耗的东西，不倒闭才怪呢。也就是说，我老婆最后一个外快很快也没有了。
现在我知道了，我老婆的工厂为什么要改制了，道理很简单，和嘉利龙公司有点像，洗衣机普及了，肥皂用得就少了，而奥妙、雕牌、纳爱斯、联合利华等等铺天盖地地崛起，等于是最后一刀，直接要命。这些企业，投资一砸就是几个亿，没有像老厂那样的沉重包袱，一切都是全新的，肥皂厂和增产肥皂，就像被逼进了死胡同，就不得不缴枪投降了。
温州一直以来有一句很牛的话——不找市长找市场。说的是下岗工人不等不靠，自谋出路。这是很片面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市场环境不好怎么办？没有合适的市场怎么办？没有能力涉足市场怎么办？还有其他因素呢？所以，贸然高调地找市场，肯定是不懂市场规律的。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个情形：东北的一家国营商场改制，要在人事上做些调整，新接手的老板还算不错的，要每个老员工出资五千，算投资入股，还可以优先聘用。这不是挺好嘛，但那些老员工没有钱啊，连五千块也没有，他们委屈得鼻涕眼泪，觉得老板在刁难他们，太欺负他们了。是啊，我老婆现在也没有钱，我们也没有办法排其他阵，我们只能束手无策。所以说，“不找市长找市场”是一句废话，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好高骛远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的思路也是相对有限的，根本就没有想到“生意”这个词，也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做生意。我对老婆说，我们不要着急，我们又不是没饭吃，我们只是少了一个人工作，我们心平气和地等一等，说不定机会就来了。我老婆无奈地点点头。她这人就是这一点好，文化不高，但决策性的事情，她还是愿意听我的。
“运好不用起得早”，这是温州的一句老话，说的是你正等着好事吧，正好有一件好事撞了上来。我杭州的一个朋友托人带话来，说要来温州摆摊卖房，说要我给他在温州找个地，还让我再给他找个代理，也就是售楼小姐，帮他日常打理，然后拿售楼的提成。我犹豫地问朋友，你说的这个售楼小姐，一定要年轻的吗？如果找不到年轻的，售楼大姐要不要？朋友说，大姐好啊，大姐比小姐好，比小姐有经验，比小姐有耐心，我就放心大姐。我这么问的意思，心里是想把我老婆推出来，我惦挂着她的事，而我朋友的态度，等于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
这位朋友原先也是在宣传部门工作，以脑子好著称，我们还傻恋着工作的时候，对工作以外的事还很懵懂的时候，他已经在“海边”走来走去了，鞋早就打湿了，他搞的是蜚声杭州的房地产，他想把房子拿到温州卖，觉得温州人手头有钱，想招揽温州人的生意。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婆，她激动得声音都变了，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她却发出了像哭一样的声音，说这是真的吗？说你不会是骗我吧？说我们运气怎么会这么好呢？工厂买断的钱还不知寅时卯月才能到手，即便拿到了，按照我老婆的工龄，也就是一两万块钱，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大家都还在混沌、迷茫的时候，都还在歇息调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出现转机了，糊里糊涂就有了一份工作，好像我们比别人更有能耐似的，我们当然高兴。待老婆平静下来，她问我，那我们去哪里给朋友找地方呢？我说，这个我早已想好了，你们的嘉利龙公司。
嘉利龙公司原来就租在外贸大楼，地点在市中的边缘，不近也不远，不闹也不静，做一些试探性的事情最好，摆摊卖房再合适不过了。公司现在正处在半停顿状态，我老婆找经理一问，想租个小型会议室，经理当场就答应了，还同意免费使用，说：我这里现在正冷清呢，我就买个炮仗雇你们打吧，打打热闹，打打人气，把地打打暖，说不定还能带动我呢。
我们把会议室腾出来，在中间摆了模型，在墙上挂了图纸，这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楼书，我老婆就凭着现学的一些知识，作为杭州公司的全权代表，在那里接待客人了。她其实对杭州也是没什么概念的，方位也搞不清楚，因此，她的介绍也是半生不熟的，但她的态度是积极的诚恳的，像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一样满腔热情。我常常在边上暗暗窃笑，当然也为她的急迫和投入感到欣慰。
在整个售楼的过程中，老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女客户，她大概四十多岁，长得其貌不扬，衣着也很邋遢，背了个旧军用挎包，她看了一圈图纸后，就问我老婆首付要多少钱，老婆说八万，那人说那我买三套。老婆嘴巴都僵了，说你买那么多干吗？这是房子，又不是粮食。那人说，三套不多，正好。我自己住一套，两个女儿一人给她存一套。说着她打开军挎包，倒出二十四万，都是整捆整捆的，有蓝色一捆的，也有绿色一捆的，散了一桌。老婆虽然做过会计，实际上真正接触到现金的机会还是不多的，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钱，好半天还傻在那里。回家后还在感慨，说，这些人真有钱哪。
这是1994年，我们都还没有钱，也没有买房的意识，觉得房子就是住的，有住就已经很满足了，没有人会把房子当作商品一样去抢购，去囤积。举一个例子：我单位的一个老师，退休后要回北京老家定居，他在温州有一处50平方米的旧房，想处理掉带钱回家。当时市面价是四万左右，他跟我关系比较好，说，你要就优惠给你，三万。三万能买一套房子，就是纸糊的也是合算的。但我老婆说，我们有房住啊，我们买房子干什么呀。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和处境，也没有觉得有多么傻，多么可惜。现在再来看嘉利龙买房的女人，她真的是有远见了，她如果那时候就开始炒房了，那更是不得了了。
按照事先的协议，我老婆卖了一套房子，可得700块钱的回扣，这样我老婆就可以拿到2100块钱。这是我老婆下岗后的第一笔收入，但她没有要。她在工厂待了有十几年，做过各种各样的粗细杂活，已经习惯了出汗费力的劳动，习惯了微薄规律的工资，对这种靠资源优势获取的横财，她还是有点不适应，总觉得自己是在剥削一样。她还说，你朋友只卖了三套房子，他要是多卖掉几套，我也许还好意思一点。真是无毛的鸡替鸭愁。我杭州的朋友听了颇为感动，他感慨，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都已经绝迹了，现在抢钱都不要命啊。他说，你老婆一定是个前人(前人就是前朝的人)。我知道朋友的意思，他是说我老婆老实、未开化、跟不上形势。
那之后，我们还做过很多事，我们不能闲在家里是不是。我们织过衫，买了一台简易的织衫机，在家里织啊织的，织好了就挂在铁井栏毛衫市场里……我们也摆过地摊，在环城路的夜市，吃过晚饭把家什运过去，撂地一摆，卖粗劣的海绵乳罩……我们还做过展销，每逢节假日，人民广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展卖活动，实际上就是推销积压物品，我们就去租地，搭好雨棚，什么都卖，铁锅瓷碗，被单毛巾……但我们都做不长，一是没有自己固定的地点，二也是关键的，不是自己熟悉的，也不是适销对路的，所以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下决心我们自己开个店
有一天，我们做完爱，气氛还延续着，意犹未尽的手还在摸来摸去，老婆对我说，我们自己开个店吧，我们认真做个生意。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老婆正式下岗了，她拿到了一万八千元的买断费。我们曾讨论过今后的打算，我现在在机关谋事，工资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她再在外面兼个会计，我们“少吃轻走”，生活虽然不能达到小康，但享个安逸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这个买断费，我建议再添入两千，凑个整数，放银行里吃息，或放朋友厂里吃高利贷。呵呵，都是些窝囊、胆小、原地踏步、不思进取的想法。
其实，老婆是一直想做个正经生意的，我们前面那些练摊不算，那是开开玩笑，要认真了，我就没有同意。做生意要有“老奸巨猾”的素质，我老婆比较本分，她不是这样的料。做生意也不是百战百胜的，弄不好入不敷出了怎么办？而我又不能真正地帮她，我怎么说也算个文化人，算个机关干部，我不可能全身而出，她一个人单打独斗，万一有个闪失，我远水救不了她的近火。但现在她下岗了，条件起变化了，我们又尝试过几下，现在又挑了个关键的时机跟我说事，等于拿做爱和缠绵来“要挟”我，我当然不好反对了。我跟她开玩笑说，干部都是这样被拉下水的，把女人睡了，吃别人的嘴软，睡别人的腿短，然后不断被女人“问肯”，一问就肯，晚节就这样一点点不保了。老婆咯咯地笑起来，说，举例不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老婆计划要开的是鞋料店。为了支持老婆，我给了她许多“优惠”政策：店面的租金我出、工商管理费我出、每月的营业税我出，我说，如果你店里的东西是拿来代销的，那你等于是一文不出，白手起家，要做成了生意，甚至就是“一本万利”。
我们的店开在隔岸路，这是条不大不小的路，和温州所有的路一样，两边开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店，有酒食摊、音像店、理发室、洗衣铺、小超市、摸脚穴、电脑复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也开起了鞋料店。暂时只有两家，一家是卖鞋扣的，一家是卖鞋线的，算专营性质。我老婆开的是鞋杂店。什么叫鞋杂？就是“百草糕”，什么东西都有，胶水、糨糊、帮钳、批刀、鞋蜡、皮擦、包装纸等，一般人听不懂，解释清楚要半天。老婆说，像我们这种形式以前也不是没有，比如南北干鲜果，比如烟酒糖果杂，都是这样的模式。我开玩笑地附和，再比如卖粪桶扁担的畚扫堆店。
隔岸路渐渐开出了鞋料店，是因为这里搞了个温州鞋都。现在的牌头都乱叫，什么鞋都，其实就是一班小鞋厂挤在一起。隔岸路原来有个著名的企业叫温州茶厂，计划经济时代，茶农不能自己制茶，茶叶都是经过这里加工、买卖、出口的，很吃香的，曾经是地方的利润大户，最多时安排就业岗位三四千个。现在，茶叶流通的渠道敞开了，茶叶的面貌也越来越神秘了，茶农们就把这个生意拽在了自己手里，他们自己种，自己摘，自己炒，甚至自己打自己的品牌，什么好听叫什么，怎么好卖怎么卖，这样，这个国营茶厂马上就倒闭了。但茶厂的地盘大啊，从人民路边上拐进来，经茶厂桥一路走进去，沿水心河再转过一圈，俨然就是一个半岛，都是它的地盘范围。虽然茶厂没了，但机构还在，现在，他们把原来的场地和厂房利用起来，搞起了租赁，已经有大大小小的五十多个鞋厂待在里面，不就成鞋都了吗？还有个关键是，这里又和来福门鞋市毗邻，隔一条马路。从茶厂桥走出来，跨过人民路，就在对面的松台山脚，温州最大的皮鞋集散地就在这里。只要鞋市在附近，茶厂改鞋都也是必然的，而隔岸路，相应的，鞋料店也就越开越多了。
据说，温州有一万多家各种各样的鞋厂，有些是上规模上档次的，有些则是“三无牌”的；有些有自己的专卖店，有些只能在商场里租个柜台；还有些就是家庭作坊，前店后厂，老公做老婆卖；最多的是那些自产自销的小厂，样鞋摆在来福门，让全国各地的鞋贩们来挑选，选中了，摆上商场，有了销路，有了回头客，那些小厂就有业务了，就有活干了。有这么多的鞋厂，就有那么多给鞋厂供货的鞋料店，哪怕都没有关系，“瞎子鸡啄虫”，捉漏也可以捉个半饱。照这样的理论，我老婆要开个鞋料店，思路和方向都是可行的。
我老婆的店租在隔岸饭店的楼下，这里原来是茶厂的食堂，后来被个人承包了，成了对外营业的饭店。承包人的脑子还不错，餐饮、娱乐、足浴、KTV都搞，但也许是地段的关系，人留不住，生意一直不暖，所以就把几个临街的包厢理出来，捣出门面租给了我们。就这样，我们的鞋料店就开起来了，虽然像模像样，虽然有我前面的“优惠”做后盾，但毕竟是初次经商，不知道生意的水有多深，路有多远，她还是“醋碟子里开荤”，好省就省。
她省的途径有三条，或者说四条，其中有一条还和我有关。
一是她不装电话。店里的电话其实是很要紧的，叫货用电话，问询用电话，催款用电话，没电话就意味着“睁眼瞎”，就意味着信息不灵，甚至意味着服务跟不上，简直寸步难行。但我老婆坚决不装电话，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前面说的，初装费太高。我也去邮局问过这件事，不仅是初装费，还要打通关节，让里面排出一条线来，还要送中华香烟给装机的师傅，否则，你就是缴了费也装不起来。这么麻烦的事，我老婆的头马上就摇得像拨浪鼓了，我当然也不答应。但老婆有办法，她现在店里也有一台装模作样的电话，其实，是老婆向背后那个饭店租来的，是用来装装门面的。按照我老婆的说法，反正饭店的生意也不好，电话空着也是空着，我向他租，他还可以多收个租金，何乐而不为呢。他们就把电话线从楼上放下来，很隐蔽地拐进我们门框，我们每月向饭店交一百元，饭店则限定我们只许接不许打。这也好，毕竟也方便了许多，一百元就是摆一台电话装饰，也是合算的。我老婆把电话号码印在了名片上，发名片的时候，都会刻意地提示：我店里有电话呀，你有事只管打呀。对方也无一例外地吃上一惊，说：哇，你们店也有电话呀！有电话好哇，有电话我们要货就方便多啦。我老婆就欣然接应，是啊是啊，没事也可以打呀，多多联系呀。
二是她不叫帮手。开店是最最需要帮手的，特别是我们这种鞋料店，又脏、又重、又累。脏她是不怕的，她本来也不是什么太太小姐，她就是从工厂里出来的，也是从最差的工种做起，慢慢才做到会计的。重她也可以安排，她这人嘴甜，逢人就叫，有人就派差事，老司啊，你帮我这个东西搬一下哦。老司啊，你好事做到底，帮我把东西放放好哦。一般也都能随心如愿。累就没办法了，这是她自己认定的生意，是服务厂家的生意，要赶在厂家上班前下班后，要轻松你还是卖手表去，卖化妆品去。不叫帮手最最麻烦的就是厂家要货，别看那些作坊一样的小厂，架子都很大，好像龙头企业一样，一个电话打过来，像催命一样，都要你立马把东西送过去，哪怕是几张鞋纸、几条鞋油、几斤鞋钉，也像是天大的恩赐一样。这样的时候，我老婆只得把门一拉，或把门交给隔壁店，跟他们说：你帮我把店看一下啊，我去去就来呀；有客人的话你帮忙给我接应一下呀，先叫他坐一坐呀。好在我老婆人缘还不错，她这招基本能行得通。
三是她经常申请打烊。申请打烊是我老婆开店的最大发明。店是开起来了，但生意还一般。开店不是都能有生意的，生意靠守，生意靠关系，生意靠信用，生意靠服务，这些我们都懂，这得一步一步来。但我们不是着急嘛，我们不是有钱了去经商，我们是下岗了无奈了去经商，我们等着开店有一个起势。而有些费用是没有办法的，店门一开马上就会产生的，即使是没有半点生意，它也是石头上钉钉，铁定的，比如税、比如租金、比如管理费。租金是一年一付，管理费是半年一付，税则是根据营业额的大小月月付。后来我们找了关系，做了税务的工作，设定了一个基本数，包根。但即便是包根，我老婆也觉得多，就打起了它的主意，想钻这个空子。她平时有事没事经常往税务那边跑，经常地送点小恩小惠，这是我给她出的主意，叫她要惦记着人家，要像浇花一样，不一定一下子浇出一朵花来，但要经常地惦记着浇一浇，初一、十五、端午、中秋，别等出了事了才想起找人，那时都已经迟了。这样，我老婆就给税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觉得这女人勤快，有人情味，有社会流，就对她很客气。于是，在我老婆向税务叹苦的时候，税务的同情心也就油然而生了。我老婆叹苦的内容很多，什么冬天不冷，棉鞋没生意啦；什么雨水太多，皮鞋穿得少啦；什么夏季太短，凉鞋穿不上啦；什么换季太快，鞋样吃不准啦；反正都是些“鞋难做鞋难卖”的理由，这些理由都导致了她的鞋料生意不好。因为熟了，税务就很好说话，就会悄悄地给她出“主意”，说你打个报告来吧。老婆问，报告怎么打呢？税务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很多生意清淡的理由了吗？老婆说，刚才是私下里和你说说的，要拿到台面上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公开应该怎么说。税务支持地说，就说闲月淡季，申请歇业嘛，我们又不是弄虚作假。这样啊，我老婆就心领神会，就堂而皇之地打了报告，说了生意不好的理由，要求歇业休息。税务也装模作样地批了字，真的同意歇业，同意免掉税金。这是最最重要的。
其实，歇业休息是假，“犹抱琵琶”是真。休息了，我们怎么赚钱？关门了，我们还做什么生意？税务会掏心窝地对我老婆说，你把门开一半，意思意思，似开不开，似关没关，我们看见了，就当你关门了，我们没看见，你生意照做，做来都是你的，我们睁只眼闭只眼就是。这等于逃了税又做了生意。
四就是和我有关的一点，我也被老婆拉到店里帮忙来了。叫我帮忙就像是叫了一个免费的打工仔，不仅卖力，而且还可靠。这是我们家眼前的头等大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了。是啊，我们家世代做工，我老婆家也是，现在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人的价值观更是变了，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也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以工人为荣，现在我们以贫穷为耻；工人肯定是赚不来钱的，而贫穷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我们家先天不足，没有什么暗财；二，我们后天也不努力，我们满足于现状。我们要告别贫穷，靠做工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做生意。生意是我们做出的重大选择，但也是我们无奈的选择。过去我们谁看得起生意人啊，我们对生意人的词汇都是贬义的，什么“十个商人九个奸，剩下一个更刁钻”，是不是？现在我们不这样想了，我们秉承了上面的说法，“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现在要发展，我们就是这一部分人。
对生意，我们一窍不通，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们没有经验可取，也没有前车之鉴，更没有太多的钱让我们缴学费，所以我们好省就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是做得好，钱也赚得来，不仅我老婆要投入，我肯定也会跟进去的，我们今后就是生意人了，我们的后代也会继承我们的衣钵，我们的身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是填表格，就不会再填什么学生啊、工人哪，我们就会填个体工商业劳动者；轮着我们的后代，就会填老板，做大了还可以填企业家，甚至不用做事的资本家。所以，这等于是一场革命，一场翻身战，我肯定是要参与的。如果我们努力了，仍无起色，仍走不出第二条路，我们就认命，再回来也无憾。这是我们的转型期，同心协力，意义非同小可。
我只好去单位请假。我现在的工作是编杂志，不是很忙，两个月一期，我把家里的事情跟领导说了，说上次是老婆下岗，是煎熬；这次是谋求发展，是痛苦的抉择。我把生意说成是我们家的“生死战”，现在正处在“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关头，我要牺牲自己，力挺我老婆，也希望领导做我的坚强后盾，支持我。这一年也确实是非常时期，据说，“下海”一词就是在这前后被生造出来的，似乎没什么道理，却专指“放弃原有工作做生意”，大家一听就懂。温州曾出现过很多生意方面的专用名词，什么“飞马牌”，什么“八大王”，什么“投机倒把”，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都跟生意有关，都被人穷追猛打过，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单位只是群众团体，不会上纲上线，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硬任务，大家又都思想活跃，一时间，很多人都在蠢蠢欲动。很快，有人出国了，有人辞职了，有人“双免”，有人“内退”，都在外面试生意。我没有他们那些条件，腰也硬不起来，我只能提一个不三不四的申请——不坐班，把杂志编好，只拿个基本工资，其他什么的都不要，怎样？领导掐指一算，这没有损失啊，也没有耽误什么啊，还可以拿我的“其他”聘一个临时工，给自己跑跑腿，打打杂，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开恩了一下就“准奏”了。
就这样，我请了假，来到了店里，帮老婆一起做生意。我们的分工是：她负责接洽、营业、发展；我比较简单，负责送货。我们店里有两辆送货的车，但都是自行车，一辆蓝色的小海狮，是我老婆骑的，送一些可以放在车前篮兜里的小东西。一辆加重的永久牌，那是我的坐骑，我还在后座上装了一块板，一次可以垒两大袋鞋撑或十箱南光树脂或八个圆桶的包头料……
送货其实是个有损尊严的活。不是指我要用怎样的精神去对付它，或是它和我现在的工作有多大的反差，都不是，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就是一个小编辑，骨子里本来也很贱，在单位受领导和同事的差遣，在店里受老婆的差遣，差不多，所以，我并不计较送货的性质。
我苦恼的是我的身份，我不是一般的打工仔，不是纯粹干苦力的，不是把鞋料丢到对方厂里就可以完事的。我是我老婆的老公，如果我老婆是老板娘，那我就是老板，如果我老婆是总经理，那我就是董事长，送货只是我的一项兼职，我后面还夹杂着许多责任和许多有碍面子又难以完成的任务。老婆说，你不要光送个货，不要着急着回来，顺便去他们厂里看看，他们用的东西，如果我们也有的，你就把它拉过来。接了命令，我送货过去的时候，就顺便东看西看，贼眉鼠眼，像个小偷一样。看中一个我们也有的东西，就恬不知耻地跟他们说：老板，这个东西我们店里也有噢，是不是分点给我们做做噢？要不要我下次也带点给你们试试噢？老板斜了我一眼，爱理不理的。
老婆说，他们别的也不做，就做这一样生意，你把东西送去时把账结掉算了。又是命令。我送货过去的时候就到处找签字，仓库签字、车间验收签字、财务主管签字，最后找到老板，我说，这一点钱是不是现钞结了算了？老板理直气壮地说，没有的，我们都是挂账的，我们皮呀、革呀、鞋底呀，这些大宗的东西都挂账，你这些鞋杂还要现付？笑话。还说，一般生意我们都是半年付的，个别的我们还有一年付的，你老婆人好，我给她三月付，已经很优待了。呜呼，我哑然，我无地自容，我只能在心里骂，什么东西，“病人还狠过医生”！
从这些厂家出来，我常常会想，要是换到二十年前，我早就和他们打起来了，鸡蛋也要和石头碰一碰。二十年前我血气方刚，二十年前社会也混乱，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得把心思藏起来，把脾气收敛住，我什么也不是，既没有在机关里呆过，也没有什么能耐，我就是我老婆的老公，在她店里打工，在帮她做生意。这是目前她摆脱困境的唯一希望，是她喜欢的寄托，我要任劳任怨地配合她，要努力维护好她的生意环境，不能给她添乱，更不能拆她的台，哪怕是没有了所谓的尊严，我也要忍一忍。
当然，送货也有特别高兴的时候。有一次送鞋撑，鞋撑是个“胖货”，一千双鞋撑放在自行车后座就像一座山一样。那天下雨，还不是小雨，对方来电话说，急等着鞋撑装鞋，我老婆就叫我快点快点。那个小厂在靠近城郊的横渎，离我们隔岸路大概有六公里，我急人所急，拼命地骑呀骑呀，雨衣被风吹得像风帆一样啦啦作响，我的鞋和裤子很快就湿透了，头发和衣领也都是冰冷的水，但鞋撑不能淋，淋了雨就会像喝了水一样，装到鞋子里就可能发潮变霉，我就用薄膜把两袋鞋撑包裹好，这样，我身后的鞋撑就像是半空中飞行的热气球，我一路骑车飞奔，路人和车子都纷纷避让。
到了那个小厂，其实就是一间五层的农民屋，被“螺蛳壳里做道场”一样做成了一个皮鞋厂，一楼是办公室兼样品间，二楼是仓库和验收，三楼是复爪和烘干，四楼是车帮和夹帮，五楼是划料和落料，真的是“五脏俱全”。我受了老板的指引把鞋撑搬到二楼，仓库签了字，验收也签了字，大概是看在雨天和路远的面子上，老板叫老板娘把货款给结了，一袋100块，两袋200块。我第一次尝到了收现的滋味，心里居然生出了些许感激，向他们点头哈腰。
回来的路上我一点也不觉得疲惫，似乎还很兴奋，辛苦转化为成果，车也骑得很顺溜。老婆说了，鞋撑是放在我们店里代销的，95块一袋，我毛算了一下，这一趟风雨兼程，我赚了10块钱。10块钱是多少？补个轮胎都不够，吃碗点心都不够，洗个头淋个浴都不够，但我们是欢喜快乐的。真的，辛苦是次要的，钱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投入了，我们在做着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三、合伙人等不到收获就走了
我老婆怎么会开鞋料店呢？这应该算是相对比较专业的行业，如果对皮鞋不熟悉，那么你一双鞋拿在手里，等于像一块石头拿在手里。说来话长，我老婆刚参加工作时，就是在一个小皮鞋厂。我前面说过，温州是中国鞋都，是鞋业基地，跟鞋沾边的“大王”有很多，中王小王更是不计其数。中王小王是指那些规模可以的，质量也不错的，品牌有一定效应的鞋厂。而更多的，则是那些“三无”小厂，无自己的厂房、无固定品牌、无质量可言，这样的小厂遍布温州城乡各地，自生自灭。它们不仅解决了许多就业，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实际上也烘托了那些明星企业，就像蜡烛一样。也许有人会问，那些小厂的皮鞋有人穿吗？有，当然有，甚至生意还不错。社会如此之大，富豪毕竟是少数，中产阶级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滞留在温饱线上游荡，因此，低廉产品的受众还是很大很大的。
说一个笑话，一次一位行业领导到温州视察工作，地方特意安排了最具温州特色的环城路夜市。环城路白天是交通要道，晚上乔装打扮，变戏法一样变成了一个夜市。一顶顶花花绿绿的遮阳伞像雨后树林里的野菇在路边冒了出来，一张桌子，路边民居里电灯一接，一个夜摊就这样摆出来了。这是温州工商部门为解决市民练摊而开辟的一个“战场”，没有大买卖，都是些小打小闹的小玩意，卖晨昏鞋、卖海绵乳罩、卖纸做的皮带、卖塑料的首饰挂件，都是非常漂亮的东西，但质量都不言而喻。在温州，逛环城路夜市是市民晚饭后的最爱。大家买着玩，也卖着玩，没有人想在这里买到世界名牌，也没有人想在这里要成为世界500强。视察的领导也被这里的气氛吸引了，被琳琅满目的产品撩拨着，他饶有兴致地观看。在一个卖晨昏鞋的摊位前，领导停了下来，做关心询问状，当问到晨昏鞋的价格时，领导吓了一跳，多少？摊主又说了一遍，5块！领导吃惊地再问，5块钱也有鞋子？摊主坦然地说：当然有，也有好点的，8块，但你要明天来，今天没有了。领导好奇地拿起鞋，左看右看，这真是一双漂亮的皮鞋呀，铮亮的漆皮、欧式的沿条、双明线车帮、硬邦邦的背头、鞋底还刻了厂标，就像“元青花”下面的落款，时髦又确凿。领导忍不住要了一双，在现场大家的怂恿和欢笑中，当即试穿了一下，还装模作样地走了几步。
第二天，领导满载着收获的喜悦要回去了，他一直在为脚下的这双晨昏鞋而激动，但是，在临上车前的一刹那，鞋子出事了，他在跨入小车前被莫名其妙地绊了一下，他试着想再抬脚时，却又被绊了一下，一看，鞋头像嘴巴一样张着，愕然地看着他。领导明显地生气了，这怎么搞的？他虽然是自言自语，但边上的陪同都感到了这是一句批评，忙说，这些小厂的鞋子一直就是个头疼的问题，刹都刹不住。领导说，前面不是已烧了几把火了吗？难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几把火，指的是在杭州武林门烧的劣质皮鞋，那是正式的规模厂家搞的，是做给假冒伪劣看的，和这种本来就价廉物美的鞋无关。这事如果让我解释，我就告诉这位领导，这种鞋不是给他这种人穿的，也当不得正经鞋子穿；那是给那些模特们上台亮相时穿的，下台就准备收藏的。再说了，这种鞋本来就不能和质量连在一起，它的出发点不是质量，而是工艺、制造和它的意义。我们要这样想，5块钱您能做什么？但勤劳智慧的温州人能做一双时髦漂亮的鞋子，哪怕它只是一双玩具鞋子，它的思路、它的创意也是新颖的。您要是这样想了，您就会觉得，它是多么了不起啊，您就会感叹，温州人是多么有创造力呀，那样，您就会惊奇，就会高兴。
这个笑话也说明，那些大厂跟我们这个店没有关系，我们的店，就是为那些小厂服务的。我们没有钱，我们也不做品牌生意，我们不会做皮呀革呀鞋底呀这些大宗的生意，我们只能做做那些鞋杂，这些细小零碎的生意，一些质次而价廉的生意。
说起来，我老婆开店也算是熟门熟路，她最早在鞋厂时，虽然没有做过鞋，但她在仓库保管过鞋材，知道点做鞋的门道，知道什么是鞋的“正件”，什么是鞋的“辅件”，什么是“鞋杂鞋末”，知道开什么店卖什么东西容易上手。应该说我老婆还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她的“可行性研究”还是过关的。
但是，做鞋料生意光知道什么便宜、什么好做、哪里进货还不行，还要有客源。温州的鞋厂很多，但鞋料店也很多，如果说供大于求，鞋料店多于做鞋厂，十个罐子十三个盖，那总有几个盖子是多余的，闲置的，所以，还要靠渊源、靠关系、靠人脉。我老婆刚开店时，靠游说、靠自然客、靠服务态度，但一段时间后她就知道了，这样做是做不长的，是很难做的。那些厂家基本上都有自己固定的供家，我们要打破他们的旧秩序，建立自己的新秩序，让他们把原来的关系舍弃掉，反过来再照顾我们的生意，真的像开天辟地一样难。
于是，我老婆在做了几个月生意之后，在尝到了冷清和麻烦之后，决定要在店里请一个顾问——一个她在鞋厂时的老工友，她称之为阿香姨的退休佬。
阿香姨大概六十多岁，老婆说，她有许多优势，她在工厂时做过皮鞋，熟知皮鞋的工艺流程；她老公生前也是做皮鞋的，曾在自己家里自产自销；她原来就住在来福门一带，鞋市上来往的鞋佬们都认识她；她的儿女也都在做鞋料生意，她对鞋料的行情一直就不曾生疏过……我曾经疑惑地问老婆，她在家里好好的，为什么要出来啊？老婆说，她寂寞呀，无聊哇。我又问，那她凭什么要帮你呀？老婆说，谁不想赚钱哪，我们给她的报酬诱人嘛。老婆又说出了阿香姨的秘密——她的子女在分配父亲遗产时闹了矛盾，大家都迁怒于她，所以，现在她和子女的关系很微妙；而阿香姨也不想依靠子女，也想自己攒点钱，又苦于独木难支；这样，老婆的橄榄枝一伸，她就答应出山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老婆说的报酬——看看店，搭搭话，不用投资，利润对半分。这似乎很对一把年纪的阿香姨的设想。老婆把阿香姨分析得头头是道，自己的计划又振振有词，我也就随她去了。这里我说明一下，我这人空讲散讲还可以，具体到生意的细枝末节我就没有主意了，脑子就糨糊一样。
阿香姨就这样走马上任来了。她往店里面一坐，好处马上就显现出来了。一是我老婆放心，把店交给阿香姨，就像交给自己的母亲一样；二是阿香姨对鞋料的了解，就像了解自己的身体一样，什么东西都能说出个道道；还有就是，她坐在店里，我老婆就可以到处乱跑了，跑厂家联络感情，跑市场了解行情。生意的道理就是这样，困则死，跑则活。最大的好处就是混淆视听，混乱了面目。我老婆毕竟是初出茅庐，初涉鞋料，生意要么是厂家应急，临时拿一点，要么是碍于她的热情，勉强照顾一下，这样的生意，步履相当地维艰。阿香姨坐在店里就不一样了，她是老鞋料出身，她一亮相，给人的错觉就是阿香姨老店新开。和她同时代的人见了，就会问，怎么啦阿香，你又开店啦。一些厂家见了，就会说，怎么来福门不开啦，开隔岸路来啦。她儿女的朋友见了，会惊讶，某某妈，你一家都在开店了，你还出来开呀，你想把别人的钱都赚完哪。这样的时候，我老婆丝毫没有被张冠李戴的不快，相反还将错就错，偷着乐。因为这样的混淆对一个新店来说，无疑是莫大的福音，无形中起了宣传和广告的作用，还丰富了人脉。
但是，阿香姨毕竟年龄大了，她的缺陷也是很多很多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落伍。不是落行业的伍，而是落社会的伍。社会在进步，但人的道德却在沦丧，在下滑。她以前在家里开店时没这么复杂，碰到的都是些纯粹的客户，她不用费别的心思，只需做好自己的买卖。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她会经常地碰到一些骗子或者贼，这对她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她既不谙骗子的伎俩，也不知道如何去对付和防范，她要是碰到这些情况，真的是无奈又无辜。
有一天，我老婆跑厂家去了，我也出去送货了，店里只剩下阿香姨留守。这时候，店里来了三个采购模样的人。阿香姨精神为之一振，忙迎上招呼接待。一个问胶水多少钱？问是不是广东的产品？和市场的差价有多少？一个问包头的质量如何？厚度都齐全不？硬度能不能达标？这分明是调虎离山和声东击西，但阿香姨哪里知道这些兵法呀。阿香姨被这些内行的问题考着，应接不暇。正这样津津有味地说着，三人突然像刹了钹一样戛然走了。阿香姨觉得纳闷，但也没有多想。后来，我老婆回来了。老婆回来都会习惯性地问，今天有生意吗？阿香姨说，生意倒是没有，但有几个人来问过货。老婆狐疑地问：问货？问什么货？阿香姨说：东问西问，问胶水是不是正宗的，问包头的规格齐不齐。老婆哎哟一声，忙奔到桌前检查抽屉——抽屉里，今天的收入加上昨天的找钱都不翼而飞了。原来，那三个装模作样的客户就是三个小偷，他们以询问为由，分散了阿香姨的注意力，以篮球运动战里的挡差形式，先挡住阿香姨的视线，而另一个人则迅速下手。教训哪。老婆当然也没有多说什么，但阿香姨则惭愧不已，她恨自己脑笨，没看穿小偷的伎俩，恨自己眼小，一张树叶就把她给挡住了。
后来，阿香姨就吃一堑长一智，店里只有她一人坐守时，她就钉在桌前巍然不动，貌似看店，实际上是在守护抽屉。一个人进来问货，她就盯着那人的一举一动，坐着应付。两三个人过来问货，她干脆理都不理。实在抵挡不住了，就说，我不知道，你等老板娘回来吧。真要是有人买货了，她也矜持着，等对方把东西挑好，准备付钱了，她才起身稍稍地配合一下。总之，阿香姨现在有经验了，不轻易被诱惑了，不轻易擅离职守了。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阿香姨稍不留神，又被“敌人”摸了“哨”。这一次，阿香姨中的是先入为主的计。早几天，店里就有人过来分名片，说自己在鞋都里面开了店，也是做鞋料的。他做的是革，我们则以包头子跟为主，他的意思是，若有人到我们这里买革或到他那里买包头子跟，双方互通有无，调剂一下。这是好事啊，等于我们在鞋都里面开了一个窗口，一个连锁店。这事老婆也没有太在意，但处心积虑的人你是防不胜防的，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不怕贼上门，就怕贼惦记。阿香姨已被人惦记了，你有什么办法。一天，也是阿香姨当班，又有人来要东西了，拿出名片，说自己是什么店的，说前些天刚来洽谈过合作。这名片阿香姨有印象，还在抽屉里放着呢，警惕自然而然就松懈了。那人说要多少包头子跟，要什么厚度什么形状，阿香姨轻而易举地就被调动了，她搬搬这个，又搬搬那个。那人还说，东西先放在这里，等你送货的来了，一并送到他店里。
“生意”完毕，那人就走了，阿香姨静下心来后似乎觉得哪里不对劲——这生意看似热闹，忙活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有买。他没有提到钱，也没有拿走东西，那他的目的就值得怀疑了。阿香姨赶紧去看抽屉，果然，钱又消失了。开始的时候，阿香姨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那人的名片还在，他的店还开在鞋都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怕。这事后来说给我老婆听，她腰都笑弯了，她说，如果我们现在还相信那名片是真的，那我们真是太幼稚了。当然，她也在检讨和自嘲自己，说都怪我粗心大意，他当时过来分名片时我就应该有所警惕。又说，他也是花了心思的，等了那么长的时间，放了这么长的线，要是不让他钓点东西去，他于心不甘，我们也过意不去。话虽然这么说，也说得轻松，但阿香姨还是很不好意思，说一定要赔钱。老婆一把拦住，说，我们前面缴的是高中学费，这次缴的是大学学费，都是正常的损耗，就当是少赚了点利润嘛。
再后来，阿香姨又受了一次挫。这一回，来人又换了一个新花样，先是在店里看了半天，最后也买走了一捆包头。一捆包头，二十双四十片，做鞋没有只投二十双的，也没有不配套子跟的，难道他做的是拖鞋？但拖鞋也不是现在的季节啊。本来，只要稍稍地一分析，这些破绽马上就暴露了。但阿香姨的确年纪大了，的确脑子钝了，她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生财之道”。事后发现，阿香姨收进了一张百元假钞。一捆包头多少钱？四块。而来人就是用这个手段，用百元假钞找走了阿香姨九十六块真钞，呜呼，真是再有经验的老猎手也斗不过年轻聪明的狐狸精啊。
这些事对阿香姨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时代在进步，她却还在原地踏步，岁月不饶人，她不再适合做这种真刀真枪的生意了。老婆说，没关系，你就当是我妈，帮我看看店，你在，我放心，你在，我才可以无牵无挂地跑出去。阿香姨说，我没有帮你什么忙，倒是给你添了不少的乱。老婆开玩笑说，帮忙和添乱比起来还是帮忙的多，换了别人也许会更乱。
是啊，店里有个自己人，不知要省了多少的心呢，不用担心消极怠工，不用担心转移材料，不用担心卖多报少……对于阿香姨所产生的损失，我老婆都是一笑了之的。阿香姨也曾多次要求辞职回去，但老婆都以种种理由予以挽留。损失钱，老婆当然是心疼的，以她的秉性(会计一般都很在意钱)，以她的处境(下岗后经济更是捉襟见肘)，这些钱都好比月亮和太阳。但我知道，老婆现在是别无选择，华山一条路，她只有坚持着，才能够最终走出去。其实，我更知道，老婆心里还有个更大的目标，这个目标急需阿香姨辅助，这些辅助是什么，只有老婆清楚，只有老婆知道它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说，阿香姨就是“巨大的利润”。
这段时间，老婆任由店里“松散”和“出乱”，也就是说，店里有做没做她都无所谓，是亏是赢她都可以接受。她就是一门心思，趁这个时期，跑厂家、跑业务、联络感情、建立门路，想在短短的时间里尽快地积蓄后劲。在她看来，生意的好坏是一时一刻的，而没有后劲是怎么也走不远的。这段时间，阿香姨被我老婆陷在店里，每天就这样温吞汤煮牛肉，生意偶有做做，小错也凑巧犯犯，但没有关系，她的贡献在那里，她在润物细无声，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作用……
时间就这么杂乱、匆促、熬人地过去，到了年底，这个店尽管还开着，但就像北京人说的，空忙赚吆喝。不过也有收获，那就是收获了名声。做鞋的人都知道了，隔岸路新开的那家鞋料店，老板娘是我老婆，她勤勉，热情，好说话，不计较，生意似乎像孕育着，已看到日后蓬勃的苗头了。而阿香姨，勉强熬到了年底，效益清汤寡水，期待也成了泡影，这不是她的初衷，她早已没了兴趣，她真的要走了。这时候，我老婆当然也是好话说尽，当然也意思意思地挽留，但心里已经是放弃了——随阿香姨去吧。
第二年春节，大年初一，我老婆一大早就去阿香姨家里拜年，连她自己的父母都排在阿香姨之后，可见阿香姨在她心里的位置。她送的礼很重，是温州市面上最高的规格，她真的把阿香姨当作救星，当作引路人，在她开店最最关键的时刻，是阿香姨在后面帮助了她、支撑了她、推动着她。
之后的每年春节，我老婆一如既往第一个到阿香姨家里去，这当然有感情的成分，但我觉得她更有还愿的成分。我曾经问过老婆这件事，你当初是真心邀请阿香姨加盟吗？你就没有利用的成分吗？店里稍有起色后，你是不是就不想留她了？是不是“策划”了她的走？是不是故意在放任她的“错”？对于我这些问题，老婆没有正面回答，也不作解释，她笑笑说：你都这样想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老婆又说：你说我故意，我说没有，你肯定说我假，但我对我们的店是尽心的。仔细想想，我老婆也没有错，她也是在黑暗中求索，也是为了店里的最大利益，也做到了仁至义尽，这也是发展的硬道理，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我慢慢也接受了。人们习惯把一些聪明又好玩的做法称之为“农民的狡猾”，其实，工人要是狡猾起来比农民厉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