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卫《地震中的提琴手》原文阅读
银杏树林沿梦境的边界排比而远,摇动疏疏密密的叶子,小小的金绿色扇子一眨一眨地闪。再远处是湖,是你。湖中流云,是你的绿色的瞳孔。你在水边脱下一身柔软的阳光。更柔软的是空气。黄昏灿烂着,布置在你身后。新月是你乳房的侧影。我口含咬坏的蜡管,品味着这苦味的焦虑的下午。我的目光是舰长的望远镜,初生的星群为我导航,向你逼近。你逃进一片竹子,逃进一个轻快的姿势。竹子是绿色的玻璃,围困着一个完美的瞬间。故事就此暂停,时间就此暂停,我的脚步就此暂停,追踪而来的一切就此暂停。太阳终于远去,黄昏温暖成一片修剪后的草坪。竹丛渐渐融化,你脚下的草地渐渐透明,注满了水声。我的皮肤听着那水声。水声中有蝌蚪般的音符左左右右地游动……
我写下这段抒情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字,并非表明我是一个诗人。我不是。以上叙述的一切摘引自一段记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也是第一个白日梦。每个人的白日梦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型,一个柏拉图式兼弗洛伊德式的原型。我自然未能免俗。
所有的一切始于1976年那次地震。那天早晨,暴雨后天空荧荧地微亮。恐惧混乱的一夜之后,社会秩序仍在维持,有关人员伤亡的小道消息却是源源不断,从临近地区到临近城市,恐怖的细节逐渐增加。街边空地上,冒雨熬了一夜的人们折起各式雨伞,从油纸伞、塑料布伞到最精巧的上海产折叠伞,抖搂着被体温烘得半干的衣服,交流着大难临头时的心得体会。
从他们的对话里,我知道有人曾经跳楼,有人一丝不挂地冲到室外逃命———夜里准没干好事———而一些街道积极分子则不时把问题上升到批林批孔的路线高度。
热浪汹涌过每一条街巷,蒸腾起地面的水气。时间已经终止。我在静止的时间中等着大人们做出安排。我对那个恐怖的时刻没有记忆。地震发生时我顽固地赖在一个好玩儿的梦里,根本没睡醒。我每天上午练琴,下午去体校游泳,晚上写假期作业,对睡眠的渴望超过了求生的本能。那一年我十二岁,正在成长的烦恼中度过中学时代的第一个暑假。
我们家被安排到一座小型体育场。赛场周围是用粗大的钢管和三角铁焊接的看台。几百户避难者的铺位就在看台下面。一张张巨大的胶面苫布铺展固定在头顶上的一排排座椅上,形成一弧斜面。这是我们的临时屋顶。
那是一个多雨的夏天,尤其是夜里。每当雨水聚积在苫布顶棚的低凹处,压出一个沉重的抛物面,越积越大,软软的有弹性,眼看就要迸漏,大人们便暂停睡眠,站到床铺上,一双双手托起越压越低的顶棚,让积水沿着斜面流向苫布边缘,直到哗的一声砸到地面,四下里泥水飞溅。一夜之间如此反复不断,在体育场的院子里,形成一道道间歇瀑布。很多位置靠外的人家非常倒霉。
每天一早父母去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就夹着自己的提琴,在院子里找一处避人的地方拉课本上那些枯燥的练习曲。我想偷着去找同学玩儿,反正父母上班不会知道。可大乱之后,所有认识的人下落不明。这对我也有好处,下落不明的人包括我的提琴老师,这意味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用回课,偷懒的机会多了。我知道自己成不了一个好音乐家。我学琴只为考文工团,将来不用去插队。
我经常把老师规定的曲目放在一边,因为受不了那种枯燥的重复,私自拉一些平时在唱片里听过的好听的曲子,比如门德尔松的E小调协奏曲,在提琴学徒的圈子里十分流行,赏心悦耳,又是技艺修习到某一程度的标志,可以满足虚荣心。只是自己拉琴没人伴奏也很乏味。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件乐器,又不可能把家里的钢琴运到抗震棚里。在我充满忧虑的想象中,山摇地动之后,那台老旧的“奇涅尔”牌钢琴作为废墟中的一具残骸,在亿万年后,演化成一件喑哑的洛可可式座椅形状的化石,椅背中嵌有细密的鱼骨状钢制结构。
那时我向往的是当指挥。不久之前,提琴老师带我去他工作的乐团听排练。他要在计划中的“七一”演出中演奏《新疆之春》。按照当时的标准,那算是一首炫技色彩和异国情调都很浓厚的小品。老师的节目很快就PASS了。但他想给我一个机会,了解一些管弦乐队的基本知识,于是陪我继续看下面的排练。当时的曲目忘得差不多了,反正都是锣鼓喧天,振聋发聩,只记得有一首曲子的标题里面有“喜讯”两个字。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个指挥,含胸颔首,闭目合眼,不时甩动一下文艺战士特有的,不合时宜的大背头,统帅着那些音色各异的声部———这首乐曲表现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所以,我要求你们演奏得激情些!再激情些!那种作威作福的气势让我非常崇拜。换了今天的小朋友一定会说那个叔叔简直帅呆了耶。
那天早晨,我在每天练琴的一片树阴下架好琴谱,开始拉贝多芬的一首奏鸣曲,当时我们都叫它《春天》,技术不难,写得特别可爱。上次回琴我把作业完成得很好,作为精神鼓励,老师许诺再上课时由他担任钢琴伴奏,跟我合作。这让我非常激动,于是不论早晚地刻苦练习。我的手拉着自己的声部,眼睛读着乐谱中的钢琴声部,用想象填充暂时缺席的旋律。要知道再好听的曲子重复千百次之后也会让人很烦。
嘶啦嘶啦的蝉声干扰着我的琴声,体育场空空荡荡。大人们都去上班了,抗震棚里排列着一张张折叠行军床。每张床一头放着枕头,另一头是叠好的被子,远远看去好像一些颜色不一的电话听筒。只有一个铺位上坐着一个背影。那是个女的。
她扭身坐着,像是在看一本书,橙红色的短袖衬衫在腰间一侧隆起几道螺线般的衣纹。那个铺位跟我们家的那块小小领地隔着四五张床。我知道她,而且觉得她很好看。我们原来是一个小学的,可是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听说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这一点我能感觉到。几年前我刚上小学,经常看见她带领一班同学在操场上列队行进,嘴里一,一,一二一地喊着口令。现在她大概不到十七八岁。处在我那个尴尬的年龄,不知道应该把她算做女孩还是女人。几岁的差距把我们分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有时候在晚上,周围的人全都睡了,顶棚高处洒下昏暗的灯光,我会偷看她的前胸圆润地耸起。而眼前,她的背影,橙红色的背影,多像一把提琴的蜂腰形音箱?于是我想象中又加入一个旋律。贝多芬消失了,我们应该拉莫扎特的二重协奏曲。破旧荒凉的体育场中,两把提琴开始温存地对话。
几天后是返校日。斜眼班主任老师见同学们无一伤亡,兴高彩烈地领着大家傻兮兮地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还要我在一架风箱漏气的簧风琴上伴奏。然后几个性情激动的坏小子齐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他们给那三句短小前奏填上了歌词———domisol的裤子,烂脚丫的袜子,趿拉板的鞋。老师听了当即制止,你们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吗?你们知道这首歌的思想意义吗?
班主任老师习惯用疑问句式发布命令。有一次我在他的课上做小动作,以为自己不在他的视线之内,不会被发现,可没想到老师的斜眼就在这时显示出威力,他用手指着我,眼睛看着九十度外的另一个方向,你不认真听讲,又在那儿干什么哪?
不管怎么说,我弄清了同学们的下落,心情于是晴朗起来。大家聚在学校食堂,吃完午饭,然后告别散伙。
我骑车回到地震棚,在公用的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完,准备午睡。我想下午去体校看看。头顶上的苫布轰轰地辐射着夏日晴空的闷热。这样的天气,去体校游泳真是太棒了。我又看到那个背影,侧卧在离我不远的铺位上,马尾辫在偶尔经过的弱风下不时飘起几根发丝,淡蓝色的衬衫上有白色的水母花纹,塑出腰间的曲线———淡蓝色的提琴,游动着月光水母的海。
我也侧身躺下,朝着她那边,手上拿着一本《航空知识》,挡着脸,假装看杂志,眼睛却在盯着她。我用目光悄悄抚摸她,直到眼前骤然一亮,一道引自棚外的阳光在她手中的一柄小镜子里一跳,烫伤我的视线和遐想。原来她根本没睡觉,手里拿着一面小镜子,看自己,又不时从里面偷看一眼身后。
我的脸烫得像头顶上的苫布,身上却激起一层寒栗。窥视者的一举一动被置于被窥视者的窥视之下。处境非常不妙。正在不知所措,蓝色的“提琴”已经在铺位上竖了起来。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十分叵测,令我越发难堪,然后终于露出笑容,你的琴拉得不错呀。
于是我知道她叫芳兵。
那天我们坐在地震棚里,整整一个下午,漫无边际地瞎聊了很多,主要是她说。她摇着一把绘面早已经褪色破损的檀木折扇,上面画的像是牡丹;我呢,老老实实,呆头呆脑地听着,偶尔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她先是议论了一阵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又对当时流行的几本小说颇有微辞,比如《向阳院的故事》、《金光大道》还有《新来的小石柱》,然后说她们家人都喜欢音乐,搜集了不少唱片,解放前住在上海的时候还有过一把名贵的十七世纪提琴,是瓜纳利的作坊造的。她的故事让我感到亲切。我们家也是从上海来的,也有过很多唱片。可是我们家从没有过瓜纳利提琴。这一点让我十分自卑。她爸妈不在北京,身份好像挺神秘的。她说她刚从近郊插队的乡下回城,正在休病假,过两个星期还得回去。
那,那乡下好玩儿吗?棚子外面的空场上,一些小女孩排着队轮流跳皮筋,男孩们追跑打闹,或是举着尖端涂胶的竹竿粘蜻蜓。那种胶是拿废车胎或者透明白气球的胶皮自己熬的。
开始几天还行,时间一长就不行了。特脏,受不了。说着她叹了口气,以后咱们一起练琴吧。
那,那……你也学过?我不禁窃喜,后来干脆忘掉了去体校游泳的事。外面的小孩在争抢捉到的蜻蜓。
傍晚,父亲下班回来,看见我们正在聊天,责备我不该随便耽误阿姨的时间。前面说过,我已经知道她叫芳兵,可还是拿不定主意究竟怎么称呼她。
叫我姐姐吧,她朝我挥一下手,又转向我父亲,叔叔再见,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拿好餐具,去了食堂的方向。
第二天,芳兵姐姐带我去她家,离我们避难的地震棚不远。大院里分列排着十几幢六层高的红砖单元楼,楼房之间有几株钻天杨和被甬路分割成小块的草地。她家住在靠里一幢的三层上。
进了房门,一阵阴凉扑面而来。水磨石地面上积了一层薄尘。对不起,家里一直没收拾。芳兵姐姐把我领到客厅,四壁中有三面立着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和杂志,其中不少是外文的。剩下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幅布丹的风景画印刷品,海天之间,几艘停泊在昂福鲁尔港的帆船。画的下面立着一台钢琴,靠窗的墙角放着捷克造的唱机。当做功放用的“里加”牌电子管收音机上放着一个电动玩具,是当时广播里广为宣传的万吨水压机的模型。她拉我并肩坐进一张很深的长沙发,想喝水吗?我点了点头。她便起身进了另一间屋子。
她过了好一阵才回来,身上换了一件耀眼的紫罗兰色连衣裙,手里的托盘上放着两杯冰水,脑后的马尾辫已经蓬松地散开。请吧,她把水杯放在我面前的玻璃面小桌上,对不起,我再打个电话。又过了一阵,她回到客厅,右手捏着软软的一团棕色,重新坐到我身边,伸出象牙般的腿,再把手里那团东西从脚尖到大腿很有弹性地套了上去,一层层地撸展开。我侧目看着。这么长的袜子我只是小时候见我妈妈穿过,后来就再也没人穿了。我浑身的血液一上一下地跳,肺在收缩,吃力地咽着气。
她修饰完双腿,站起身,提起裙摆转了一圈。在外国,打扮是为了出门,可我们有几件衣服只能在家穿。可平常穿了给谁看?算了,不提平常了。今天就让你看吧。喜欢吗?
我看着她,继续咽着气,说不出话。她笑了,然后从钢琴上拿起一只口红。我知道那是口红,也是因为妈妈有过。那时候我还小,外面还没有红卫兵、工宣队什么的。芳兵姐姐拔掉口红的盖子,从色泽已经发乌的小铜管中顶出刺目的一截鲜红,对着一面镜子,在嘴唇上抹了几下。一股香气闷闷地飘来。我一阵晕眩,拿起面前的杯子又喝了一口水。咱们开始练琴吧?我准备好了。
好吧。
那咱们练什么呀?我听见你拉《春天》。就是它吧。她打开琴盖,拉出琴凳坐上去,把一本用牛皮纸包了书皮的琴谱放到谱架上,然后右手放到键盘上。一阵琶音左右流过几遍,她弹得还没我好呢。不熟练,指触轻飘。这回我放心了。我在水平高过自己的人面前会很不自在。她的琴弹成这样,这就是插队的结果,于是我在一刹那间立志勤奋练琴,坚决不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打开自己的琴盒,拿出提琴,卡上肩托,调紧琴弓,然后往马尾上擦松香。茯苓气味的微尘轻轻飘过。装松香的小盒子上,印着“高级纯嫩,乐器专用”的字样。那个嫩字读起来让我很不舒服。我伸手越过她的肩膀,触了一下钢琴的A键,根据音高一一调整好四根琴弦,轻轻拧动琴头上的弦轴,再用弦钩上的螺钮做些微调,然后拉出几组和弦,直到完全和谐,再做些快速的音阶练习热身。
我们开始练习贝多芬的第五奏鸣曲的头一个乐章。曲子又青春又流畅。我运弓饱满,拉出激昂的音色。很久没有人为我伴奏了。我找到一种对话的感觉,推心置腹。我只能靠这种间接的办法,才能有所诉说,作为自己刚才那一番木讷表现的补偿。
她每弹一个句子都要返工几次。等终于从头至尾串下整个乐章,我的肚子都饿了。再来一遍咱们就吃饭,她回过身对我说。当两组旋律再次携手走到第一个折返号前,准备重复主题呈示部,脚下突然软软地一陷,心里就像打秋千,忽悠一下,接着是轰然一阵天摇地动,架在钢琴盖上的乐谱啪地摔到键盘上。天哪———芳兵姐姐从琴凳上扑到我身上。又地震了。我们相拥着,像在惊涛骇浪中忍受着晕船,随着突如其来的失重感魂飞魄散。
后来我们终于放开对方。我的脸上沾了一丝温暖的雪花膏香,胸前仍然残留着那种柔软的压迫感,一种皮肤独有的短暂记忆。一些书和旧杂志从书架散落到地板上。帮帮我,好吗?她蹲下身,一面把裙摆掖在两膝之间,开始整理地上的书刊,我也屈身和她一起收拾残局。
一本杂志的封面把我的视线引过去。上面印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的是丰润的马约尔风格裸女塑像。MagazineofArt(《美术杂志》),1939年7月号。我捡起来一页页翻看,里面印着各种看不懂的油画和雕塑,再往后翻,有一页里面夹着残损的纸页,是从一册古书里掉出来的,摊开一看,原来是两个半页,好像一具年久蛀蚀的蝴蝶标本,右面半页是竖版印的文字,左面是木版画插图。折痕处印着书名———《玉林笔记》。
看什么呢?芳兵姐姐歪过头问。这时地上的东西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忙把杂志往后又翻了几页,重新蹲回她旁边,指着一个标题。
她从我手里接过杂志看了一眼,Post-ModernismInAmericanArtsToday。这个意思是今日美国美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她说着一面站起身,啊,这里说的是三十年代一些德国现代派画家避难到美国以后怎么改变画风的。
我还是不太懂。
以后就懂了。你要好好念书。她摸摸我的脸,今天真要谢谢你来,然后轻轻吻了我一下。我心慌意乱地迟疑了一阵,终于鼓足勇气,也把手放在她的脸上。我忘记自己手上还残留着擦琴弓时沾上的松香,涩涩的,在她脸上蹭出一个苦相。你弄疼我了,她抱怨完又笑了,没关系,说着她又撤回一步,拿开我的手,太晚了,你先随便吃一点儿,然后咱们去吃饭。
她从柜子里抱出一个饼干筒,抓了一把动物饼干,又在我面前的小桌上垫了一张《参考消息》,把饼干放在上面,然后进了卫生间。里面很快传出水声。我又拿起那本杂志,翻出那页古书,把那幅木刻插图,连同半页十行的一段残缺文字趁机偷看了一遍……
门开了,我合上杂志放回原处。芳兵姐姐走出来,用毛巾擦着脸,嘴唇上的红色已经洗净。麻烦你再等我一下,然后又进了卧室。这一回她没有把门关紧,并不太窄的门缝里,看见她不时伸出的胳膊和抬起的脚。我换了一个角度,她的侧影正朦胧地显影在卧室里的穿衣镜中,胸罩上绣着复杂的花边……等她再次走进客厅,身上已经换成平时在地震棚里的装束。后来我们一起吃饭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接近,而且接受一个女生的接近。
我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看朝鲜电影,叫做什么战士,片名想不起来了。里面有一个游击队员被日军捕获后坚贞不屈的场面。酷刑开始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女同学吓得俯下身,抓住我的衣服,把脸埋在我怀里。最后吓坏的是我,先是僵直地呆坐着,目不斜视,过了一阵,才鼓起勇气把她推开。总之,我的表现很欠风度。后来那个女生再也不理我了。
那个学期,我们开始上生理卫生课。大家心里都在期待老师能早点讲到那个章节。等到真的开讲,我们又紧张得屏住呼吸。老师说,等到学工学农,要是有女同学不参加劳动,那并不是她们偷懒,男同学一定要理解照顾她们。老师把一幅挂图用按钉固定在木制黑板上又讲了些什么……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班的一个坏小子把手往课桌上重重一拍,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女生们顿时满面飞红。给我出去,老师把教鞭往粉笔槽里一放,手指教室门外,回去给我把你家家长找来!由于坏同学捣乱,我们这方面的知识出现了漏洞。那天放学后,我们几个要好的男生聚在一起,找来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研究探讨。从此以后,我们中间有的人在女生面前开始说下流话,有的则更加道貌岸然,而我自然属于后者。
那天晚上,我记得体育场里支起巨大的银幕,放了一部叫做《难忘的战斗》的黑白电影。片子里讲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在南方农村征集粮食的故事。放映结束后,场地上堆满观众们搬来当板凳的砖头,好像一处建筑工地的堆料场。夜里,半阴半晴的夏夜燠热无风,几点星斑透过薄云浑浊地晕开,四下里全是融化的黑暗。我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机械地重复着电影里的一句话:“粮食乃国计民生之必需。鄙人理当效力,理当效力。”抗震棚里躺满横七竖八的身体,就像电影里野战医院的帐篷。只有一张床是空的,在我两眼望着的地方,不远的地方,空成一小座荒岛,岛上流放着我的忧伤。
后来我看见海,我躺在海底,头顶上有大群的月光水母随波逐流,不停地抽动翻卷透明的体腔,拖曳着漫长的刺丝,像锋利的月光一般细密地蜇咬着我的身体。珊瑚礁旁的海葵随海流招摇着触手,像肥厚的一开一合的花瓣,花瓣是扭动的红色湿润的嘴唇,温柔地吸吮着我最怕触及的隐秘的梦。梦中的原初情景终于被触动。包覆梦的羊膜被刺丝蜇咬出漏洞。我无助地被水母翻卷的体腔抽空。所有的恐惧、快乐和羞愧愤然喷涌而出。
早晨终于露出一线生机,周围的人们一一起床,彼此打着招呼,钢种饭盒和搪瓷漱口杯不时发出敲打声。棚外自行车的颠簸声密集起来,又渐渐稀疏远去。我病了,紧闭眼睛,身体空空荡荡,浸泡在冰冷的黏液里颤抖。从那天起,体育场里一下住进更多的人。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开始播放样板戏的录音,还有关于批林批孔的评论文章。我没法拉琴了。芳兵姐姐再也没有来过抗震棚。几天后,父母委托一个亲戚把我送到上海,去度过一个更加安全的暑期,带着一个梦。那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梦。在那之后,我不再小,我已经年轻了。
一个月后,当我回到北京,回到原来的家,所有的人都已经返回自己家里。大家对露宿生活的忍耐到了极限,新的防震措施开始推广,更加严重的事件也在陆续发生。那一年的地震已经波及到此间的政治生活。我们在抗震棚中建立的各种新的社会关系就此瓦解。我相信芳兵姐姐也回到了插队的地方,继续她的乡村生活。
一切并未就此结束。很多年过去了,我的提琴早已尘封在记忆之外的某个角落。这算什么。多少认识的人甚至变成了枯骨,就像时间的颚口吐出的白森森的果核。一切柔软亲切的血肉早已复归虚空,只有那个显现原初情景的梦,正以扭曲的形式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成为现实。世界上的一切飞快地更新,而世界本身,还有我们自己却在一天天变老。往事如同海难中失事的巨轮,当初多少激动人心的情节发生在渐渐倾斜的甲板上。一切早已沉没在永恒的黑暗中。我像一个生还的幸存者,在此复述一些零星的片段。我带回的故事,刚好装满小小的一条救生艇。很多年后,我完成了学业,当然不是音乐,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搞明清艺术史,不时写点文章,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一时之间也不致落伍。我有过将近一打女朋友,但没有一个是我真正需要的。最近一个和我约会的女记者突然怀了孕。我在这方面的控制力一向不错,从没干过走火的事,所以事情很清楚,而且我知道她和一个酒吧乐队的键盘手过从甚密。她对所有敲打键盘的男人都感兴趣,不管他敲打的是钢琴、电脑还是电子琴。半年之前,她就是听我弹完一首肖邦的夜曲后,声称爱上我的。所幸的是,我在研究所里新近混上一个副高职称,事业上小有所获,所以还不至于为了一个女人太过悲愤,喝了几瓶酒,像个苏联电影里苦闷彷徨的革命青年那样,在琴键上疯砸了一阵也就过去了。
现在我要谈的主要不是女人或者职称。这些只是为我提供了契机,就像桥墩,支撑起逆行至往昔的悬浮之路。离开女人,少了一分拖累,老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里说得多好呀,我余下更多的精力发泄到专业上,而且在明清印刷艺术史、特别是那一时期的小说插图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些令我得意的发现。
在以上那一小段关于七六年地震的袖珍回忆录式的叙述里,我提到当年在那个叫芳兵的女孩———我始终不知道她姓什么———家里看见过两爿古书的残页,其中一页是一幅木刻插图。它们如同两页古老的地图,向我昭示出一个耽美而神秘的世界,同时作为一个细小的伏笔,冥冥之中命定了我日后的专业选择。那个活色生香的小小世界是我成长中的第一个驿站。我要用自己的一生去详细勘察与之相邻的整个幅员。记得报考博士生前那天夜里,我又梦见当年的梦,海水下抽搐着透明的月光水母,沙滩上斜倚着蓝色的提琴,微光中,琴身的两侧向内弯成两弧梦露曲线。
然而很多年里,我并没有为自己的专业志趣摸索到一个着手的方向。我请教了导师还有几位其他专家,他们众口一词地声称从未听说有《玉林笔记》这么一部书在历史上存在过。我甚至咨询过一个世家出身的老牌花爷。据说此人年轻时,曾阅尽古今色情文字。当我前往拜访那个涂发蜡,吸烟斗,戴金丝眼镜的半老先生时,对方听罢提问撇了撇嘴,然后侧脸竖起一只耳朵,做出一副“愿闻其详”的那种表情,便顾左右而言它,对我的学业亲切垂询了两句,便端茶送客了。直到后来留校教书,我获准去美国的南加大短期进修。人地生疏,英语又不怎么样,一直东游西逛,不能融入校园的氛围,几乎把那次旅行变成一次无聊的观光。
为了自我安排,我每天一起来,就把自己轰到图书馆,把电脑里的书目漫无目的地检索来检索去。当时动过一个念头,应该说是一个十分机会主义的小小灵感。我想查阅一些有关耶稣会在华活动的资料。我的研究范围和教会相关的印刷出版史会不会发生衔接?这样的想法刺激得我野心勃起。可草草翻过几本书之后发现根本就是瞎掰。本来英文词汇量就十分有限,相当一部分索引又是拉丁文,根本看不懂。结果查来查去,还是无谓地屠宰时间。
当时每天两顿饭都在学生食堂。虽说自己三十岁的人了,看着周围那些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壮小子吵吵嚷嚷青春焕发的,多少有些臊眉搭眼,可那边的伙食费到底便宜,而且还不限量。一次因为有事,险些误了午饭时间,等我赶到食堂,吃饭的学生都快走光了。我取了饭菜,一个打工的青年女同胞在不远的地方拖地板。我点头跟她打了招呼。以后每次来吃饭,我们都会点头微笑,后来经过彼此自我介绍我知道她念的是图书馆专业。这太好了。我跟她谈了自己的困境。看看能不能帮你忙吧,她挤出一个疲劳过度的微笑,然后接着干她的活儿去了。
几天之后,她给我带来一份打印的珍本书目,都是美国各地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禁书。那天晚上我约她出去看了一场电影,好像是斯科西斯的《盗亦有道》,散场之后去了我那儿。后来我才知道她只享受半额奖学金,生活过得很苦。我很想以实际行动对她有所回报,可我自己的处境也是五脊六兽,咬牙跺脚怎么也高尚不起来。不管怎么说,那个打工的女生就像———当然是落难的———阿丽娅德涅公主,把我引出一个知识的困境。
靠着她的指引我终于找到了《玉林笔记》的原书,而且还是万历二十五年的初印本,还有若干相关的背景资料。接下来是枯燥乏味的复印整理,不必写进故事。当然真正的研究是在我回国之后才开始的。我和那个女生的关系是和我的进修期一道结束的。这里不提她的名字,完全是出于我的羞愧。
也许是巧合,回国之后我发现不少同行也在谈论这部艳情小说。由于地下画家们的摹仿,一些驻京的西方购买者构成了这方面的市场,《玉林笔记》的插图风格受到文化圈子里一些敏感人士的注意,由此启动了学术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程序。有人以批判封建禁欲主义的旗号呼吁继续和发扬祖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有人借用后殖民理论批判国人对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东方主义趣味的曲意逢迎,还有人出来抹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认真的微观研究只有一篇关于这部小说插图作者的考据,该文作者认为那些风格暴露的插图出自明末画家沈洪之手,然而推论颇多拟测的嫌疑,开列的参考书目也总共不出十条。
我的研究说明,《玉林笔记》是一部万历早期的作品,至少不是沈洪的,虽然它的内容是艳情,所配的木版插图也是春宫风格。仔细比较之后,我认为沈洪的风格应该更市井气一些。作为第一个为小说设计封面的专业画师,他很少亲自动手制作书中的插图,而是分别由门下的学徒捉刀,致使功力风格参差不齐。相反,《玉林笔记》中所有插图的刀法布局则完全统一的。至于真正的作者我也不敢确认,但可以肯定是出版商业化早期的匠人。我发现画面里的芭蕉、梧桐,还有建筑物之类的配景,完全没有后来那种因为流水作业带来的程式化痕迹。还有一点,人物的表情、体态和衣纹的处理明显带有佛经插图的影响,说明作者是半路改行搞色情版画的。改行的动机不便猜想,也许是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文化领域的反映。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沈洪曾参与过佛经的印制。最后,这部小说使用的不是后来流行的世俗文体,而且,小说本身的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也和传统的文人笔记有关。
我的论文发表后受到学界有限的关注,一些编辑部开始按期把各种文化类杂志寄送到我的名下。绕了一大圈,下面的故事才是我真正的目的地。
一天早晨,我正坐在马桶上拉屎,楼下传达室的大妈上来敲门,李大伟(卫),由(有)你的杂纸(志)。我赶紧站起来,屁股擦了一半,提上裤子出去开门,接过邮件,道了谢,跑回卫生间接着拉我的屎,一面拆开牛皮纸袋,翻开新来的杂志,先把目录上的文章标题过了一遍。这是一家我平日爱看的刊物,里面设有一个栏目,专门发表各种非专业人员写过的文字。一方面是作为资料,记录原生状态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能满足文人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这期发表的是一个当年的女知青写给丈夫的忏悔信,解释她早年失身的经过。我一气读去———ZP:我们分开已经半个月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只觉得实在对不起你。在我,还有我的父母最困难的时候,你没有嫌弃,而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了我们,甚至不惜受到牵连。我们家在政治上是有罪的。所以不管怎么说,有些事我必须对你解释清楚。我不是要进一步伤害你,而是考虑到我的责任———我读着,直到觉得几乎坐出痔疮,这才起身收拾好,冲了马桶,然后坐到客厅接着往下看:ZP,我们都曾经年轻过,犯过很多错误,不论生活上还是思想上。那还是在七六年,也就是地震那年,我还在顺义插队。那年夏天的时候我回城休病假,赶上地震,在抗震棚避难的那些天里,我认识了一个学小提琴的青年。当时的生活你也经历过,物质条件的困难还在其次,精神上的苦闷是最令人痛苦的。你知道我从小热爱艺术,特别是音乐,所以他对我产生了吸引力。他对我很热情,经常来我家和我一起练琴,有时还一起读一些文学书,当然也包括一些思想上不健康的东西,对我们的生活态度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我知道他有时候偷看我换衣服,而且喜欢拉我一起看印有人体作品的外国杂志,那时我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都在国外,家里只有我自己,非常孤独,身体又有病。后来有一次……
她在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和那个年轻人练琴,给他弹伴奏的情形。然后是他们两人如何在一个黄昏初试云雨。然后又是羞愧和悔恨,以及对怀孕的恐惧。都是他引诱了我呀———最后行文的语气进入高潮,近乎呐喊———ZP,我不要你原谅,但是,你能够理解我吗?信的最后是作者落款———芳兵。看到这里,我的目光僵了好一阵,才慢慢移到最后一行,1979年11月24日,于北京人大。
现在,我不得不开始检讨自己的记忆。也许我以上叙述的故事根本就是撒谎。人家杂志里可是白纸黑字地写得清清楚楚的。跟我说的就是不一样嘛。可我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我他妈的有病吗?我拿过电话,打114查询台,问了人大教务处的号码,拨通之后,对方是一个懒洋洋的女声,中年,政工腔,你找谁呀。我说我想麻烦她查一查人大有没有过一个叫什么芳兵的,不管老师学生还是家属。
这种事你还是找人事部门问吧。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这里没办法。
我又打电话到发表忏悔信的杂志社,想找里面一个我认识的编辑。这次我得到的答复还是爱莫能助,因为供稿人寄的是平信,没有挂号,没有提供任何联络方式。再有,那个编辑说,像这类材料,多数并不是作者本人寄来的,有时原件辗转多人之手,最后根本八竿子打不着。
接连碰了两颗钉子,这把我的兴致彻底刺激起来了。我咬牙跺脚,一连托了好几个跟人大沾边的人,发誓要找到她,弄清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
第二天我去所里上班,正好我们一个副所长董志鹏,莫名其妙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此人原是工农兵大学生出身,这么多年一直少言寡语,而且独身多年,脾气挺古怪,从不和谁多一句说话。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
原来他想谈谈我的论文。他说很多年前他也见过两页我研究的那部明末小说的残页,其中一页正好是一幅插图。那可是一部禁书,流传下来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你是从哪儿见到的?我说是在进修的时候费了老大周折才找到的。他听了沉吟半晌,听说你很有音乐天赋呀,怎么干起我们这个毫无前途的行当来了?我正不知如何应对,他又跟我问寒问暖了一番,你也有三十了吧,怎么还不成家啊?像你这样的小伙子,肯定很早就开始恋爱了吧?我越发觉得离题太远,只好先感激一番领导体恤下情,然后反问董所长,您一个人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我们那个时代,各方面条件不能跟你们比呀。当年我也是有过家庭生活的,只是性情不和,人生态度差距实在太大,最后———唉,不提这些。不知怎么的,人这种操蛋东西总是把“这个”提得臭不够了,再说什么“不提这些”。你看我,小李,光顾着胡扯了,我找你还有件正经事。咱们所打算办一个刊物,发表一些专业方面的论文,领导上让我找你商量一下,能不能兼职负责一些编务。
这我可得好好考虑一下,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对于你的能力,大家都是信任的。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困难,还是接下来吧。这些是我们正在考虑的稿子。当然你也可以找你认为适合的作者约稿。
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我也只好先试试。这时楼道里有人喊,李大卫接电话,李大卫在哪儿?
跑回自己的办公室,拿起听筒,喂———是我在人大教书的一个老同学。你托的事我帮你问了一下,我们学校有个女的叫司徒芳兵的,在外语系教英语泛读,有时候出去代课,自己也教几个学生,好多年前就离婚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这儿有个电话号码,你记一下,要是还不对,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天下班一到家,我没顾上吃饭,先按照老同学查来的号码2748839地拨了一遍电话,等了一阵,应答机响了,这里是2748839,我现在外出,有事请留言。我听着机器里的声音,心潮涌动。是她,对,是她。录音不大清楚,可我能听得出来。留言机的信号音已经响了半天,我慌乱之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辞,只好挂断电话,点了支烟,打开电视,新闻联播已经快结束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必须找个见她一面的借口。一定要冠冕堂皇,不能有任何私人动机的嫌疑,最好是利用工作之便,借力打力。于是我又拿起电话,拨了董志鹏家的号码。
是我呀,董所长。我刚才回来,把从您那儿拿来的稿子看了一遍,觉得大致还是挺好。
好啊小李,现在就看完啦?工作很勤奋嘛。
这个时间打搅您,是因为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别的刊物每期后面都开始附上一份英文目录,不是什么都讲究与国际接轨吗?我想咱们也不能例外。主要是为了将来国际交流方便。各国主要图书馆咱们不是都得寄送杂志吗?
好呀。这件事就由你处理吧。你的英语不是不错吗?刚进修回来的人嘛。
我水平还差得远。我想问问您,能不能在外面请个人,帮忙校对一下。
如果需要,你就去办。该付的劳务费就付给人家。当然这件事明天上班我再跟他们商量一下。
几天后我大致敛齐了试刊号的稿件,编写了一份目录,定了神,运足气,再次拨了那个电话号码。喂———
请问是司徒小姐家吗?我是司徒芳兵,请问您是哪位?我告诉她我的单位,说很多人介绍她英语很好,做过不少校外的工作,所以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请她帮忙,然后把翻译目录的事和我们可以支付的报酬大致解释了一下。她沉默一阵,然后说好吧。我说我马上把材料寄给她,又问是寄到学校,还是直接寄到她家里。
马上要放暑假了,还是寄到家里吧。她说了一遍地址,说完之后又重复了一遍,我和您怎么联系?
我告诉她我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目录很快翻好了。司徒芳兵打来电话问我交稿方式。我说如果方便最好我亲自取一趟,顺便可以把稿费当面交给她。
第二天下午,我按约定的时间赶到西郊大学区,找到她住的那座高层公寓楼。
我下了电梯,找到门牌,按了门铃。一阵蜂鸣响过之后,我走进一条昏暗的时间隧道。人一生中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扇门,何况不是一扇门。眼前的一切告诉我时过境迁。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从铁纱后面看了一眼我出示的证件,然后哗地打开防盗铁门,把我让进房间,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告辞往外走。
进了客厅,她又注视了我一阵,对不起,电话里忘了请教您贵姓。我告诉她我的名字,抱歉,是我疏忽了。我说着,一面努力把眼睛变成带分析功能的高精度描像仪。这是她吗?我极力对比两张不同时态中的脸,面前隐约弥漫着来自另一个时间的雪花膏、口红和松香的气息。依照不太苛刻的标准,她仍然年轻漂亮,剪短了头发,体态,尤其是肩和腰的转折处,圆润多了。假如说当年她的身体是一把四分之三的坤琴,那么现在已经扩展成全尺寸琴,如果不是中提琴的话。比起当年,她更像我的同龄人。但我预期在她身上可能出现的种种微妙反应却是彻底落空。二十年后,我在她表情的镜像中看到一个与之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李先生,请坐。她去倒了一杯咖啡给我,又递过一份打印稿,然后坐到对面书柜前的沙发里。沙发很沉,松软宽厚的扶手上睡着一只白猫。绛红色的窗帘紧紧拉着,落地灯的纱罩下扩张开昏黄的光伞,落在她脚下的地毯上,有一种舞台灯光的效果。她的脸上终于掠过一丝笑意,在灯光下略显惨淡。她拿出一支烟,对不起,不介意我抽烟吧?我摇摇头。
她做出一个慵懒的表情,一条腿盘到沙发坐垫上,您先看看我的翻译,还满意吗?
当然,很好,我装模作样地浏览一遍,然后递给她一个装着两百五十块的信封,您平时一定很忙吧?
趁着暑假,打算翻译本小说。那咱们是同行了。
这不敢当。您是专家,我只能搞一点通俗的畅销文学。她伸手从书桌上拿起一本精装书。
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我的英文不太好。我接过书翻了翻,一本爱情小说,故事背景是1903年旧金山大地震。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短篇小说,是一个智利人写的,也是关于地震时期的爱情。
好像是一个德国人写的《智利地震》吧?对,对,是我记错了。我无地自容了一阵,心里闪过一刹那小小的怨恨,一面感到一种自圆其说的强烈需要。当然啦,那个年纪也不知道什么文学不文学,有书就瞎看,那正是北京闹地震的时候。
是吗?地震的时候我不在北京,很可怕吧?
当时还不大懂事,所以还好。住在抗震棚里,碰到不少好玩儿的事。我又指了指墙边的钢琴,您学过音乐?同时注意到琴上摆着一个小金属框,里面是一张彩色的水下摄影,深海里的月光水母。
当年父母在世的时候喜欢弹弹琴。我只是偶尔听点唱片。您对音乐感兴趣?
小时候学过一点儿,现在忘光了。今天我出去新买了一张唱片,因为有学生来,还没顾得上听,您有兴趣听听吗?
她递过一张CD,我看了一眼封面,是布莱依为水星公司录制的圣—桑的小提琴奏鸣曲。当然好啦。
她接通音响的电源,把唱片放进机器,然后坐回原位。我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音乐开始了。我望着她操纵机器的侧影,走了一下神,也许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也许很长,长到使我错过了整个第一乐章。她的右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指随着音乐此起彼伏地触击着虚拟的琴键。
音乐清凉而翠绿,像雨后的草地。我赤脚走着,不时有细腻的软泥吱地挤出我脚趾间的缝隙,痒痒的。当第二乐章也将结束时,钢琴断续的下行音阶把我引回多年以前,那个充满恐惧和诱惑的夏天,面前飘过凛冽的松香。她坐在钢琴前为我伴奏。我们共用的琴谱支在钢琴盖上。当我从她背后伸手翻页,我们的身体不时彼此触及。钢琴声宁静地起伏,如深海的暗流,我手中的琴弓如热带鱼细细的长喙,触探着摇曳成帘的水草。鱼身的侧线上忽明忽暗,亮着一串荧光的斑点。揉弦的手迅疾如半爿龙虾在她的腿上爬出一溜指痕。蓬勃的笔在翻卷抽动的水母体腔里勾勒出内画,笔触繁复,色彩变幻。海流渐暖。红色的暖流一波又一波,呼应同时温柔地抗拒着琴弓的抽送,把我往复的力量渐渐逼向弓尖。我更深地呼吸,全身的动作应和着温暖的流体,皮肤倾听身边游动的音符,冰凉的音符。最后的快板开始了,经过一段crescendo(渐入高潮),提琴的碎弓更迅疾,更有力。继续,再继续。高潮终于来临。
咔的一声轻响,唱机停了。房间静下来。我的身体和内心一片荒凉。她坐在我对面的角落里,垂下头,胸脯在衬衫下面一耸一耸地起伏。灯光下的猫眼绿莹莹地朝我一闪。过了很久,她点燃另一支烟,望着我,要是有时间,在我这里吃饭吧。
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迟疑着掀起丝绒帘幕的一角———城市的远景正滚滚扑面而来,黄昏挥发成一片灰暗。我放下窗帘,又迟疑了一阵,然后毅然地说,晚上还要赶一篇稿子,该告辞了,司徒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