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谈教训》原文
谈教训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麽?”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animalcalled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象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得、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Morris)，以及生存着的爱利恶德(T.S.Eliot)、墨瑞(J.M.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甚至唯美的王尔德，也临死发善心，讲社会主义。假使我们还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见。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庭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上眼。若南(JulesJanin)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仑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就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麽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是“善人”，见解不免庸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麽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麽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来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罗斯福哥(LaRochefoucauld)《删去的格言》(MaximesSupprimees)第五八九条里说：“道学家像赛纳卡(Snque)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践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成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反过来讲，假道学来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儿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麽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汉姆雷德(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hasgiventhouoneface,butyoumakeyourself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作者简介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曾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1935年，与杨绛先生完婚，后同赴英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撰写《谈艺录》。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等。
抗战结束后，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国家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时，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1957年被聘为文学所一级研究员。“文革”期间，曾与杨绛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