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读《毁灭》》原文
毁灭
从诗史而观，所谓变迁，所谓革命，决不仅是——也不必定是推倒从前的坛坫，打破从前的桎梏;最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旗帜，开辟新的疆土，超乎前人而与之代兴。这种成功的偶合的不是预料的，所以和作者的意识的野心无多大关系。作者在态度上正和行云流水相仿佛的。古代寓言上所谓象罔求得赤水的玄珠，正是这个意思了。
自从用口语入诗以来，已有五六年的历史;现在让我们反省一下，究竟新诗的成功何在?自然，仅从数量一方面看，也不算不繁盛，不算不热闹了;但在这儿所谓“成功”的含义，决不如是的宽泛。我们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现代的作家们能在前人已成之业以外，更跨出一步，即使这些脚印是极纤微而轻浅不足道的;无论如何;决不是仅仅是一步一步踏着他们的脚跟，也决不是仅仅把前面的脚迹踹得凌乱了，冒充自己的成就的。譬如《三百篇诗》以后有《楚辞》：《楚辞》是独立的创作物，既非依仿《三百篇》，也非专来和《三百篇》抢做诗坛上的买卖的，乐府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虽说在文学史上有些渊源，但词曲者是别启疆土，以成大国的，并不是改头换面的五七言诗。
以这个立论点去返观新诗坛，恐不免多少有些惭愧罢，我们所有的，所习见的无非是些古诗的遗蜕、译诗的变态;至于当得起“新诗”这个名称而没有愧色的，实在是少啊。像我这种不留余地的概括笼统的指斥，诚哉有些过火了，我也未始不自知。但这种缺憾，无论如何总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使没有我所说的那么利害。
又何必说这题外话呢，我觉得这种偷窃模仿底心习，支配了数千年的文人，决不能再让它来支配我们，我们固然要大旗，但我们更需要急先锋;我们固然要呐喊，但我们更需要血战;我们固然要斩除荆棘，但我们更需要花草的栽培，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办的，且也不是东偷一鳞，西偷一爪所能办的，我觉得在这一意义上，朱自清先生《毁灭》一诗便有称引的价值了。
二
如浮浅地观察，似乎《毁灭》一诗也未始不是“中文西文化，白话文言化”的一流作品;但仔细讽诵一下，便能觉得它所含蓄着，所流露着的，决不仅仅是奥妙的“什么化”而已，实在是创作的才智的结晶，用聊绵字的繁多巧妙，结句的绵长复杂，谋篇的分明整齐，都只是此诗佳处的枝叶;虽也足以引人欢悦，但究竟不是诗中真正价值之所在，若读者仅能赏鉴那些琐碎纤巧的技术，而不能体察到作者心灵的幽深绵邈;这真是“买椟还珠”，十分可惜的事。况且，即以技术而论，《毁灭》在新诗坛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我们可以说，这诗的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有与《毁灭》相类似的吗?恐怕是很少，论它风格的宛转缠绵，意境的沈郁深厚，音调的柔美凄怆，近于《离骚》。但细按之，又不相同，约举数端如下：(一)《离骚》引类譬喻，《毁灭》系直说的。(二)虽同是繁弦促节，但《离骚》之音哀而激壮，《毁灭》之音凄而婉曼。(一个说到“从彭咸之所居”，而一个只说“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态度不同，故声调亦异。)
(三)《离骚》片段重叠，《毁灭》片段分明。至于思想上，态度上，他们当然是不同的，也不用说了。后来还听见一种批评，说它有些像枚乘《七发》。单就结构而论，也未始没有一部分的类似。但《七发》全系平铺直叙，名为“曲终奏雅”，而实是结以老生常谈。《毁灭》则层层剥露转入深微，方归本意，固非汉代赋家劝百讽一的故态。而且一个是块段的铺填，一个是纹理的刻画，色彩虽同，技巧则回异。何况意想上，一个杂有俳优的色彩，一个是严肃的生之叫音呢。
再以现在诗坛中的长诗，来和《毁灭》相比较，也能立时发见它们的不同，现时的长诗的作法，以我看来，不外两种：(一)用平常的口语反复地说着，风格近于散文。(二)夹着一些文言，生硬地凑着韵，一方面是译诗，一方面是拟古。举例呢，可以不必，我想读者们对于这些作品或者已熟识了;即使不熟，要找来一证亦非难事。他们的优劣原不好说。以我的偏见，宁可做不成，不必勉强做。
第一种的长诗的作法，我承认这是正当的;不过因才力的薄弱，结果仿佛做了一篇说理叙事的散文，即使他自己是不肯承认。其实本想做诗后来做了一篇散文，也没有甚么要紧，但在一般诗人心中或以为重大。诗应当说理叙事与否是一事，现在的说理叙事的诗是否足以代表这种体裁又是一件事，有些批评者对于这点上似不清晰;有些呢，虽承认这个区别，但又固执地以抽象和具体的写法来分别诗的优劣。我觉得这种判断，未免笼统而又简单了。
从文学史上看，我们总不能排斥说理叙事的作品在诗的门外罢?无论中国与西洋，诗总不是单纯抒写情感，描写景物的，这大家也该承认罢?现在诗坛之不振，别的原因不计，我想总有两个原因：(一)大家喜欢偷巧，争做小诗。(二)“诗人非做诗不可”这个观念太强烈，不肯放开手去写。关于第一点，《毁灭》的作者已在《短诗与长诗》这篇评论中说得很饱满了。(见《诗》一卷四号)他说：有时磅礴郁积，在心里盘旋回荡，久而后出;这种情感必极其层层叠叠，曲折顿挫之致。……这里必有繁音复节，才可尽态极妍，畅所欲发;于是长诗就可贵了。
这真把他自己作长诗的精神充分写出了。我们看了《毁灭》觉得佩弦确是“行顾其言”，不是放空大炮不敢开仗的人。《毁灭》一篇，在这意义上，也有解析称引一番的价值。第二种的长诗是现在新近流行一种诗式，句法较为整齐，用韵较为繁多，郭沫若《女神》中有几篇诗已有这个倾向，而最近如田汉、徐志摩所作，这种色彩尤为明显。至于好不好呢，在作者有他的自由，在读者有他的偏好，原是不能断定的。我却以为如做得不好，很容易发生下列三项的毛病。(我自然不说这里边不会发生好诗。)
(一)句法的不自然。
(二)韵脚的杂凑的生硬。
(三)文言白话的夹杂。
这种从词曲或西洋诗蜕化成的诗形，我只认它是一种“畸形物”，偶一为之则可，不相信是我们的正当道路。我们的路须得由我们自己去走，这是我的信念。
作者简介
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原名俞铭衡，以字行，字平伯，德清东郊南埭村(今城关镇金星村)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