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影响和写作》原文及赏析
一、 从福克纳的影响谈起
批评家们那么顽强地强调福克纳对我们作品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我竟被他们说服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当我纯粹出于偶然开始读福克纳的小说时我已经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枯枝败叶》。我一直想知道批评家们所说的福克纳对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许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南方旅行时，我相信找到了在书中肯定找不到的解释。那些尘土飞扬的道路，那些炎热而贫穷的村庄，那些绝望的居民，都跟我在我的短篇小说中描写的极像。我认为这种相像不是偶然的： 我出生的那个镇子大部分是由美国香蕉公司建造的。
当然，我不是厌恶福克纳的影响。相反的，我应该把它视为一种荣誉，因为福克纳是一切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之一。问题在于我不十分清楚批评家们所谓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一位知其所为的作家不但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不和任何人的相似，而且竭力避免模仿他所偏爱的作家。
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我不特别偏爱哪位作家，只是对某些作品的喜爱胜似其他，而且我所喜欢的作品每天都不一样。再说，我喜欢某些作品并非由于我认为是优秀作品，而是由于各种很不相同的、总是很难说清楚的原由。比如今天下午的我将开列这样的书单： 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王》、《阿马迪斯·德·高拉》和《小癞子》、皮加费塔的《首次环球旅行》、丹尼尔·迪福的《瘟疫年纪事》、伯勒斯的《猴群的塔桑》和其他二三部。我不知道这个书单对批评家们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是，说实话，许多年以来我就不能忍受福克纳了，对所有的小说我也感到厌倦了。几年来我只对航海者们的纪事感兴趣。
批评家们的面孔都是很严肃的。老早我就讨厌这种严肃性了。但是看到他们在黑暗中干蠢事却很开心。其中有一位，不久前在委内瑞拉一家报纸上评论《百年孤独》时说，提到维克多·休格斯(卡彭铁尔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是“天真的，表明了这位哥伦比亚的人的敬佩心情，同时引起读者对这个人物的注意”。其实，是他自己天真。他没有看到，小说中还提到了卡洛斯·富恩特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和胡利奥·科塔萨尔作品中的几个人物。另外我还采用了一种显然属于巴尔加斯·略萨的风格，并多次提到胡安·鲁尔福的一句话。
还有一位批评家从下面的发现中受到启发： 加夫列尔(我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人们总认为就是我)把拉伯雷的作品全集带到了巴黎。这位批评家说，这便是对一种影响的承认。只有这种影响才能解释奥雷利亚诺二世的反常的性行为和兽欲、何塞·阿长迪奥的不同一般的阴茎、所有人物的大量暴行以及异乎寻常的风格。看到他写的这些话，我感到很有趣儿，因为实际上，加夫列尔带到巴黎的那本书是丹尼尔·迪福的《瘟疫年纪事》。为了使批评家们上当，我玩了个小花招： 把书名换了。
事实上，倘若批评家不落入圈套的话，我玩的小花招是没有害处的。可惜对这些批评家来说，落入圈套要比深入了解作品的重要因素更容易，而真正的关键无疑是在作品中。比如说，许多批评家总是以不公平的态度对待阿玛兰达·布恩迪亚这个人物，甚至认为她是多余的。只有德国人欧内斯托·沃尔凯宁从她那种乱伦的决定性因素出发，给了她以正确的解释。似乎阿玛兰达真的具有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能力来孕育一个使家族断子绝孙的猪尾儿。她失望的原因是每次机会她都缺乏正视自己命运的勇气。
每一部好小说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谜。批评家们凭着自己的责任和勇气承担起了破解这些谜的重要任务。应该希望他们去做。当然我不是指《百年孤独》中那些带有私人特点的、只有我的亲密朋友们能够发现的大量隐语： 每个日期和某个人的诞辰对应，某个人物的气质和我夫人的气质相同，某个人给他的孩子取的名字跟我的孩子的名字一致。诸如此类，不止千百例，只是简单地读小说是不可能发现的。然而，使我吃惊的却是，在小说出版后我自己发现的42个矛盾中竟没有人指出一个，也没有人发现意大利译者给我指出的那六处严重错误。关于这些错误，无论在再版书还是译本中，我都未加校正，因为这样做是不诚实的。
我的结论是，任何一位批评家，只要他不改变那副教皇般的严肃面孔，依然认为这部小说完全缺乏严肃性，他便不可能使他的读者真正了解《百年孤独》。我这样说是出自内心的感受，因为我憎恶那许多卖弄学识的故事、那许多神圣威严的短篇小说和那许多不是试图讲故事而是企图打倒政府的长篇小说。总之，我所厌倦的是： 我们这些作家竟变得这么严肃，这么重要。正是这种权威般的严肃性迫使我们避免表现多愁善感，过分虚假的感情，粗俗的事物，道德上的骗局和其他许多东西。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真实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却不敢成为真实。想想吧，我们怀着良好的意愿搞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并没有能够用它推翻任何一届政府。相反的，我们却侵入了不受欢迎的小说的书店，并且陷入了任何作家和政治家都不能原谅的境地： 我们失去了读者。现在，由于改变了那种作为作家的傲慢态度，我们才开始重新赢得了读者。
二、 必须这样讲故事
事情，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神奇的，我幼年时候都经历过。因为在我出生的地区和我祖父母扶养我的家里，每天都在发生。那个镇子跟加勒比海边的任何村镇一样，房子也是那许多房子中的一幢。我的外祖父母完全跟街坊们一样既迷信又轻信。但是对我来说，所有这一切的命运却是悲惨的： 由于谁也解释不清的原因，一夜之间，外祖父母死了，白蚁把房子毁了，镇子陷入了贫困。仿佛一场破坏性的大风从那里席卷而过似的。
我一知道什么叫故事——此事大概发生在我12岁的时候——我便明白在那场巨大的悲剧中存在着可以写一部无所不包括的小说的材料。17岁的我曾经想写，但是幸好我很快就发觉，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所讲述的东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真实事物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因为在我试图回忆的世界里，这种界线是不存在的。不过，我还需要一种富有说服力的语调。由于这种语调本身的魅力，不那么真实的事物会变得逼真，并且不破坏故事的统一。语言也是一个大难题，因为真实的事物并非仅仅由于它是真实事物而像是真实的，还要凭借表现它的形式。我生活了20年、写了四本习作性的书才发现，解决办法还得到问题产生的根子上去找： 必须像我外祖父母讲故事那样老老实实地讲述。也就是说，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并且在任何时刻也不怀疑所讲述的东西，无论它是没有根据的还是可怕的东西，就仿佛那些老人知道在文学中没有比信念本身更具有说服力。
此外，这种把神奇的事物变为日常事物的写法——无疑是骑士小说的伟大发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同时解决了我的语言问题，因为一次以某种方式称为真实事物的东西，当每一次以同样的方式提到它的时候也必须是真实的事物。换言之，就是必须用我外祖父母讲故事的语言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运用整个一类语汇，寻找讲述那些在我们这些作家生活的城市环境中已非常见的、几乎永远被忘记的事物的方式，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必须无所畏惧地表现上述事物，甚至需要国民的一定勇气，因为作家总是冒着遭受损害和不合潮流的危险。为了不回避对多愁善感、过分虚假的感情、粗俗的事物、道德上的骗局和历史上的弥天大谎的表现，这种勇气是必需的。而这一切，在生活中是真实的，在文学中却不敢成为真实。有一个人值得我深表谢意，他对我说，《百年孤独》的伟大功劳不在于写了它，而在于敢写它。
(朱景冬 译)
【赏析】
《影响与写作》由《从福克纳的影响谈起》和《必须这样讲故事》两部分组成。对于福克纳的影响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评论或许来自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这篇授奖词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令人想起威廉·福克纳。像福克纳一样，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神奇与真实相聚”。与福克纳的小说类似，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相同的人物和环境往往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现，他们被狂躁与激情烦扰着。马尔克斯自己也不止一次提起对福克纳的敬仰之情。
然而，“一位知其所为的作家不但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不和任何人的相似，而且竭力避免模仿他所偏爱的作家”。马尔克斯对评论家的意见，已经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本文中他用嘲讽的语气表达了对评论家的不满。他时常在作品中设定某些“圈套”，结果发现评论家“落入圈套要比深入了解作品的重要因素更容易”。他曾在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说道：“评论家和小说家完全相反，他们在小说家的作品里找到的不是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而是乐意找到的东西。”
“每一部好小说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谜。”马尔克斯讨厌评论家摆着教皇般的严肃面孔，妄称承担着解释《百年孤独》一书之谜的全部责任。他不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神圣威严，“多愁善感，过分虚假的感情，粗俗的事物，道德上的骗局和其他许多东西”同样需要在文学中被真实地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赢得读者。马尔克斯略带调侃地说，只有作家改变傲慢的态度是不够的，评论家也应该认识到，《百年孤独》“根本不是什么一本正经的作品”。这样才能使读者真正了解《百年孤独》。
作者并不否认福克纳有限的影响，然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不是在模仿别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和语调。马尔克斯不是从别的作家那里获得这种东西，而是从童年的记忆找到了最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不少研究者将文本本身神奇魔幻的魅力归因于作家卓越的想象力。这固然是没错，但问题是，任何想象力都离不开个人经验的支持。想象力的奇特，通常是以经验的与众不同为基础的。那么拉美作家带有普遍性的个人经验、他们眼中的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它与“虚构现实”的关系如何?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童年的记忆是这些魔幻现实的表演。作家常常谈起童年的记忆对他文学生涯的重要性，尤其是外祖父母给他讲的家庭历史、传说和阿拉卡塔卡的神奇故事。各种毛骨悚然的故事，外祖母讲起来沉着冷静。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在她讲来如此绘声绘色、天衣无缝，以至于那语调与故事内容本身一样扣人心弦。他在成群的姨妈和祖姨妈中长大，她们大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富于非凡的记忆和想象力，也相信预言和迷信。种种看似荒诞不经、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拉美人眼中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当马尔克斯着手创作《百年孤独》时，他所面临的难题只是，如何打破真实与虚构的界线;如何运用语调和语言。这些问题困扰了他十几年，但却一无获解。1965年，突然“有一天，梅尔塞德斯(他的妻子)和我带着孩子们驾车前往阿卡布尔科时，它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我决定像外祖母给我讲她的故事那样叙述我的故事。我要从那天下午那个小男孩被祖父领着去参观冰块时写起”。他立刻掉转车头，返回墨西哥城。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埋头写作《百年孤独》。
作家坚信，自己应该“用一种无所畏惧的语调，用一种遇到任何情况、哪怕天塌下来也不改变的冷静态度”讲述神奇的故事，“并且在任何时刻也不怀疑所讲述的东西”。从此，“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诞生了。世界文学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张雅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