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序原文及赏析

昔者孔子睿圣明哲①, 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 《书》,正《礼》《乐》,制作《春秋》②, 以为后法。门人三千, 罔不昭达③。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④。

其后周室衰微, 战国并争, 道德陵迟, 谲诈⑤萌生, 于是杨、墨、邹、孟、孙、韩⑥之徒,各以所知, 著造传记, 或以述古, 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 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 下以自慰⑦。遭时暗乱⑧, 不见⑨省纳, 不胜愤懑, 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⑩。楚人高其行义,玮(11)其文采, 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12), 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13)。逮至刘向内校经书(14),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15)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悦。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 事不要括(16)。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 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 以忠正为高, 以伏节(17)为贤。故有危言(18)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 比干不悔于剖心(19), 然后忠立而行成, 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20), 详愚(21)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22),婉娩以顺上,逡巡(23)以避患, 虽保黄耇(24),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25)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砥矢(26),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 竞于群小之中, 怨恨怀王,讥刺椒、兰(27), 苟欲求进, 强非其人, 不见容纳, 忿恚自沉(28),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 不食周粟,遂饿而死(29), 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 “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30)。”风之语, 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 以为大雅(31)。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 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 强非其人, 殆失厥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32), 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33)也, “纫秋兰以为佩”(34), 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35)也。“夕揽洲之宿莽”(36),则《易》“潜龙勿用”(37)也。“驷玉虬而乘鹥”(38), 则“时乘六龙以御天”(39)也。“就重华而陈词”(40), 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41)。登昆仑而涉流沙, 则《禹贡》之敷土也(42)。故智弥盛者其言博, 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 莫不拟则其仪表(43),祖成其模范,取其要眇,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44),永不刊灭(45)者矣。

(“四部丛刊”本《楚辞》卷一)

注释 

①睿圣明哲——睿,明智。圣,智慧。哲,聪明。②“删《诗》、《书》”四句——《诗》《书》《礼》《乐》《春秋》,都是“五经”之一,经孔子整理,成为儒家的经典。法,效法。③“门人三千”二句——孔子的三千弟子都能了解孔子的微言大义。昭达,明白通晓。④“临终之日”二句——出自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孔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 ⑤谲诈——诡诈。⑥杨、墨、邹、孟、孙、韩——指杨朱、墨翟、邹衍、孟轲、孙卿、韩非。⑦“独依诗人之义”三句——语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诗人之义,抒写怨诽之情,用以讽谏。⑧暗乱——君主昏庸,朝政紊乱。⑨见——表被动。⑩“《九歌》以下”句——《九歌》,屈原作品名,包括《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⑾玮——珍视。⑿“使淮南王安”句——《汉书·淮南王安传》: “(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其书已佚。⒀“舒肆妙虑”二句——舒肆妙虑,抒写美好的情怀。缵(zuan),继承。述,阐述前人的说法。⒁“刘向典校经书”二句——刘向, 见《战国策序》简介。刘向整理《楚辞》分为十六卷。⒂贾逵——字景伯,东汉经学家。⒃事不要括——叙事不能做到简要概括。⒄伏节——坚持节操。⒅危言——直言。⒆“是以伍子胥”二句——伍子胥,春秋时楚人,有大功于吴国而吴王赐之自杀,把尸体浮于江中。比干,商纣大臣,纣王将他剖腹挖心。(20)怀道以迷国——语出《论语·阳货》:“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有才能而不贡献于国家。(21)详愚——详,同“佯”;佯愚,假装痴呆。(22)“颠则不能扶”二句——语出《论语·季氏》:“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危,站不稳。颠,颠覆。(23)逡巡——退却。(24)黄——长寿的通称。(25)膺——胸怀、怀有。(26)直若砥矢——语出《诗·大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正直的性格如磨刀石一样平,像射出的箭一样直。(27)椒、兰——楚国大夫子椒和令尹子兰, 二人与屈原不合。(28)沉——指沉江而死。(29)“伯夷、叔齐”二句——孤竹君二子, 因互让君位而逃到周,反对武王伐纣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详见《史记·伯夷列传》。(30)“匪面命之” 二句——不只当面教育, 又提着耳朵叮嘱。(31)“然仲尼论之” 二句——孔子把此列入《大雅》,指《诗·大雅·抑》。(32)帝高阳之苗裔——语出《离骚》。高阳,传说中远古帝王颛顼的称号。苗裔,后代子孙。高阳氏为楚族远祖,屈氏是楚王室分支,所以屈原自称高阳氏后代。(33)“厥初生民”二句——语出《诗·大雅·生民》。厥初, 其始。时,是。姜嫄,高辛氏之妃,后稷之母。意谓周族的先代是姜嫄所生。(34)纫秋兰以为佩——语出《离骚》。纫,贯串。串起秋兰作为身上佩带的饰物。(35)“将翱将翔”二句——语出《诗·郑风·有女同车》。将,且。翱翔,鸟回旋飞翔。高诱注《淮南子》: “翼一上一下曰翱, 不摇曰翔。”且翱且翔的时候,所佩带的是琼琚之玉。(36)夕揽洲之宿莽——揽,采。宿莽,王逸注,草冬生而不死者楚人曰宿莽。(37)潜龙勿用——语出《易·乾卦》。有道德的君子尚未得时,像潜伏的龙不可用世。(38)驷玉虬而乘鹥——语出《离骚》。驷, 四匹马驾的车,作动词用,驾车。玉,白色。虬,无角的龙。鹥,凤凰的别名。用白色的虬作驾车的马,用凤凰作乘坐的车。(39)时乘六龙以御天——语出《易·乾卦》。六龙指六爻。六爻不失其时,随时而用,处为潜龙,出为飞龙,所以说时乘六龙。御天, 登天。(40)就重华而陈词——语出《离骚》。重华,虞舜的名字。(41)《尚书》咎繇之谋谟——咎繇即皋陶,舜的臣子,在舜前贡献意见,收入《尚书·皋陶谟》。谟,谋。(42)“登昆仑”二句——登昆仑而步流沙,语出《离骚》:“邅吾道夫昆仑兮”和“忽吾行此流沙”。邅吾道,改变道路。忽,忽然。流沙,西方极边远之地,即今天的沙漠。《禹贡》, 《尚书·夏书》篇名,保存了古代重要的地理资料。敷,分布。(43)拟则其仪表——拟则,效法。仪表,形式。(44)罔极——无尽。(45)刊灭——磨灭。

赏析 

有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家, 人们对他的评论总是褒贬不一,从而引出文学思想的论争。汉朝人之于屈原,就是一例。

西汉以来,汉宫重楚声,一代才人继轨。刘安在《离骚传》中首先从思想内容方面对《离骚》作出了肯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经》者,可谓兼之矣。上标帝喾,下通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与之一脉相承,反复阐明屈原的“发愤抒情,兴国存君”之意,在《屈原列传》中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到了东汉的班固,却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批判,认为他不过是“妙才”、“露才扬己”而已。不是“明智之器”,不懂得“明哲保身”,并且指责《离骚》中有许多“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说法。王逸的这篇序文,正是遵循刘安“怨主刺上”之说,针对班固的观点给予有力的反驳。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但并非认为“怨”就不可要。他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者,刺上也。对于违反仁道者, “匿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余亦耻之”。在“事君”时,君主有过错要敢于犯颜直谏,“勿欺之而犯之”。所以孔子“删诗”,保留了大量的讽谏之语,并以为大雅。然而以儒家正统自居的班固,虽然高扬孔孟之道,实际上却与孔子独立的人格精神相去甚远。殊不知“且人臣之义, 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屈原正是这种精神的化身, “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谋其命”,性情高洁,怀抱美政。为了国家的利益,敢于直谏,知其不可而为之,九死而不悔,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通过陈述屈原的高尚人格,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切中了班固“明哲保身”的要害。班固所主张的不过是“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 只是“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不问是非曲直,不敢向邪恶势力挑战,苟合相容以全命避害。屈原之死,并非是“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而是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一样,为守忠贞而死。在王逸看来,班固否认了屈原也就否认了文学的怨刺功能。

班固还认为屈原的作品多“虚无之语”,不合经传。王逸也引经据典,加以反击。在序文未段,指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并举出具体诗句加以印证。对他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指出:“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 《离骚》所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儒家“诗可以怨”的进一步发挥,当然也是对汉儒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说教的一种反驳,强调了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

楚辞建立在巫楚文化的基础之上,有许多奇妙的想像和民间神话传说,有浓郁的宗教气氛,如《九歌》就是民间祭神的歌曲, 《天问》更是人与宇宙的直接对话。班固等人认为不合儒家法度,荒诞不经。王逸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但他却也不能摆脱时代的束缚。在汉代,儒学被推为正宗。为了使《楚辞》获得应有的地位,不得不将《楚辞》和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将《楚辞》视为经书的继承。这样做虽然淹没了《楚辞》的艺术精神,但其初衷只是为了让人们给《楚辞》必要的认同,从而也认同他对屈原及其业绩的高度赞扬。历史证明,王逸的赞扬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文学家,屈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被永久追慕的对象, 《楚辞》也成为文学史上与《诗经》并存的中国文学的两个源头,并永远滋润着后世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