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国决不会沦亡》原文及赏析

[中国]孙中山

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演讲词】

兄弟此次东来,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感佩莫名。窃恐无以副诸君欢迎之盛意,然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商定救国之方针,当亦诸君所乐闻者。兄弟由西至东,中间至米国(按:即美国,下同。)圣路易斯观博览会,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后又由米至英、至德、至法,乃至日本。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与诸君相会于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今日试就我游历过各国的情形,与诸君言之。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输入者,我中国已改从满制,则是我中国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后来又有种种的文明由西洋输入。是中国文明的开化虽先于日本,究竟无大裨益于我同胞。

渡太平洋而东至米国,见米国之人物皆新。论米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伦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自法人手中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米国从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四十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败,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我们中国若能渐渐发明,则一切旧物又何难均变为新物?如英国伦敦,先无电车而用马车,百年后方用自行车而仍不用电车。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今而始盛。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若如现在的一切思想议论,其进步又何可思议!又皆说中国为幼稚时代,殊不知不然。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米国无此好基础。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

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

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八千万,于今米人极强,即欧人亦畏之;

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

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

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

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所以西人知中国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米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即如日本,当维新时代,志士很少,国民尚未大醒,他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所以不到三十年,能把他的国家弄到为全球六大强国之一。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所以我们万不可存一点退志。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盖日本维新的时候,各国的文物,他们国人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此时,人家的好处人人皆知道,我们可以择而用之。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我们这方才是人力的进步。

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

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又有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米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至米国的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米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二百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米国的黑奴吗?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这岂是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吗?!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

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能知此,大家已担承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份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在中国来取法的。如米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去的,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倘是仍旧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敢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鉴赏】

1905年,孙中山到日本,准备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团体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7月末,在同盟会筹备会议上,他被选为会议主席,并通过了他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8月13日,他出席了东京留学生在麹町区富士见楼举行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1300多人(当时会场容纳不下,有几百人只好站在马路旁边),盛况空前,气氛热烈。在东京的留学生把孙中山当作献身革命的“中国英雄”和“四万万人之代表”。在宋教仁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登台发表了长篇演说。演说以“中国决不会沦亡”为主题,以雄伟的气魄向与会者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同时以满腔的愤慨对改良派的陈词滥调进行了严厉驳斥。

孙中山有感于如此热情、盛大的欢迎场面,联想到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民族的觉醒,使得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在演讲中,孙中山列举出日、美、英、德、法、意等世界发达强国与中国相比,认为中国的土地人口,世所莫及,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地是英雄用武之地,时是英雄用武之时,但中国却“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他向四万万同胞发出号召,共同起来振兴中国,只要“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由于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基础;由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近年来革命思想的发展十分迅速;又由于中国可以采用各国已有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不必重复走别国已经走过的老路和弯路,因此,中国不难在短时间内以异常的速度改变一时落后的面貌,“转弱为强,易旧为新”。

孙中山严厉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拾级而上,断难躐等”,“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观点。如按改良派的“次序”,中国初用火车,必先用英、美几十年前的旧物,然后才可逐渐用新式火车;在政体上,中国今天也只可进行君主立宪,不能越级建立共和,因为世上其他国家都是由野蛮而专制,再由专制而立宪,最后才达到共和的。这种观点既荒谬又愚蠢。孙中山强调我们中国应该“取法乎上”,向外国学习最先进的东西。科学技术上如是,政治体制上亦如是,“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直截了当地建立共和,而毋必经过立宪。即使“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这篇演讲充满了作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孙中山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在演讲中他运用对比的手法,将中西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对比,通过中西比较激发民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孙中山的演讲抨击了改良派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大造了开展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帮助许多侨胞了解了革命与保皇的区别,唤醒了不少受康、梁鼓动而误入保皇会的人,他们纷纷登报与保皇党脱离关系,重新回到革命派立场上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最后终于夺回了在日本、檀岛等地华侨中间的阵地,取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权,促进了中国同盟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