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原文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从来治哲学而谈心理的人，每每把思想当做内体，把语言当做外用，以为思想是质，语言是具，语言是所以表思想者，思想却不即是语言。我们在很多地方早已为这一说所化了，所以时时感觉着文辞之用是先想着，后说出，虽然有些平常事实已经和这个“成见”反背，例如我们“冲口而出”的话，还不是我们先说出来后来再想到呢?我们想时还不是等于不说出口，自言自语呢?然而决然断然以思想为语言之收缩，不以语言为思想之表达者，初不曾听到，直到一些人扩充生理学的方法于心理学之界域，才有一个人直以思想为语言之内敛习惯。(看J.B.Watson: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Behaviorist及其behaviorurism)这本是心理学中一个实验问题，解决和发展应是实验室中的事，不消我们去谈论，但有一点却和我们做文学的定义时相涉，这一点如下。假如语言是思想之向外者，则思想是大名，或前名;语言是小名，或后名。文学纵是以语言为质料，却实在以思想为体。假如思想是语言之向内者，则语言是大名，或前名;思想是小名，或后名。文学纵不免时时牵连到思想的特殊范域，却自始至终，一往以语言为体。由前一说，文学与语言之“一而二二而一”之作用不显，也许竟把文学界说做“即是思想之著于竹帛者”。如是，则动感情的文辞与算学又何以异?而一切文学中之艺术的作用，原是附丽于语言者，由此说不免一齐抹杀。由后一说，则文学与语言之“一而二二而一”之作用甚显，文学所据，直据语言。语言向内的发展，成所谓内敛习惯，固然也是文学时常牵涉到的，但究竟不是直接的关系。“文言”之艺术是由自然语言而出之一种的特殊发展，算学亦是由语言而出的一种特殊发展，然而文言究竟还是语言：故仍是文学中的事件，而算学是直由思想之中写于纸上者，已经辗转的出去了一切与语言之直接的关系，故断然不是文学中的事件，至与一切关涉逻辑的文词，或曰论，或曰义理之文，虽亦是语言之一种特殊发展，且与内敛习惯关涉尤多，然究竟可以直自口出，故仍不失其在文学的界域中，且正凭其去自然语言之远近定其文学的质素之浅深。总而言之，文学是根据语言的，不是根据思想的，至多是牵涉及于思想的。不管语言与思想在心理学中如何解决其关系，我们在此地且用这一个假定的解说。
文辞是艺术，文辞之学是一种艺术之学。一种艺术因其所凭之材料(或曰“介物”Medium)，而和另一种艺术不同。例如音乐所凭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等，以及喉腔所出之声音;造像所凭是金属、石、石膏、胶泥等等所能表示出来的形体;绘画所凭是两积空间上光和色所能衬出之三积的乃至四积的(如云飞动即是四积)境界;建筑所凭乃是土木金石堆积起来所能表示的体式。文词所凭当是语言所可表示的一切艺术性。我们现在界说文学之业(或曰文词之业)为语言的艺术，而文学即是艺术的语言。以语言为凭借，为介物，而发挥一切的艺术作用，即是文学的发展。把语言纯粹当做了工具的，即出于文学范围。例如，一切自然科学未尝不是语言，然而全是工具，遂不是文学;若当做工具时，依然还据有若干艺术性者，仍不失为文学，例如说理之文，叙事之书，因其艺术之多寡定其与文学关系之深浅。这个假定的界说，似乎可以包括文学所应包括的，而不添上些不相干的。
各种艺术因其所凭借之介物不同，故不能同样的发展，又因其同是艺术，故有类似的发展。文词之中，有形体，这是和造像同的;有章法，这是和建筑及长篇音乐同的;有声调，这是近于音乐的;有境界，这是同于绘画的;有细密而发展不尽的技术(Technique)，这是和一切艺术同的;有排荡力，为所感者哀乐动于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和一切大艺术之作用同的。著文等于谱乐，只是所用的单位不同，著文者用语言之词，谱乐者用音韵之节。著文等于绘画，意境为先，有时诗与画可作丽比，正由诗境画境同者实多。著文等于建筑，建筑时“意匠惨淡经营”，成就一段“天似穹庐”之体。文词中之结构，俗学者谈得只是八股，然雅颂汉赋以来之韵文及子家、史传以来散文，无不有构造，以成形体之力量。文辞中有“态”，“态”是与造像绘画同的，文辞中有“势”，“势”是与建筑同的。一切艺术都是以材料为具，人性为宰，人之性灵运用在一切材料之赋给和限制上，所以各种艺术，因人之性灵而有沟通，因材料之赋给和限制而有独立，述说一切艺术之集合，未尝不可为“成均”之论也。必以文学为艺术，然后文词之品德和作用有可见其大体者。
有通达的文学，有鄙陋的文学，有大文学，有小文学;正和音乐中有通达的音乐，有鄙陋的音乐，有大音乐，有小音乐一样;正和其他大艺术有这些品类分别一样。疏通致远者为达，局促于遗训或成体或习俗而无法自拔者为鄙，能以自己之精灵为力量以运用材料者为通，为材料所用者为陋，能自造干寻华表者为大，从固有之成就，更复一腔一面堆积者小。八股不能成大文学，因为大文学之品质在这一体中无所附丽：连珠箴铭不能成大文体，因为这些体裁里只有微末的小技可以施展。一种文学之高下即等于在此文学中艺术作用之大小而已。
写文学史应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者。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种的史，总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设施做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到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之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不过所谈者仅是一切考核比例，也不算完全尽职的，必有感觉，才有生命。宋人谈古代，每每于事实来彰之先，即动感情，这是不可以的;若十足的汉学家，把事实排比一下就算了事，也不是对付文学的手段，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必先寻事实之详，然后成立说者与所说物事相化之情感，如此方能寡尤，方能遂性。我在这里本不是著文学史，只是作些文学史题之卮言，但也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大陆上谓之Philologue)始，以“波涛动荡(Sturm und Drang)”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