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公务员的苛捐杂税》原文
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惠而不知为政”的一个教训，是一切执行政务和作政务设计的人应该刻刻记住的!
给公务员一些苛捐杂税，总不能说是“惠”罢。然而据我所知，近来在食禄阶级中嚷成一片的强迫建设捐，最初发起者本是一番好意，要别人去尽发起者自以为当尽的义务，庶几可以生活简单而效能格外大，庶几可以减少人人自己的“孽”(按，此指sin不是罪过)，不幸一到官僚手中，便觉这是一笔财源了，于是乎大有从自动的捐输，变为法定的征税之势。照常理说，凡所谓捐，总该是自动的，强征曰捐，不是法治国的习惯。偏是我们贵国的习惯，捐不由自捐，捐哉捐哉!
一月中，我到南京走了一趟，遇见的朋友无不叫苦。我这些朋友不消说都是公务员，也都是用其专门技能赚饭吃的诚实人。他们说：若认为这是在国难中，应该大家吃一样的饭，这是很好了，若以为国家薪俸的标准不妥，公然的改革好了。只是这般的把已许人之薪水而又收回，上个月捐东，下个月助西，使人家不知他的进款准数，不是“枉民”吗?
我觉得这番意思很有道理，我姑申说这番意思。
我想请教一个宪法学家，我们政府的存在，基于何种法权呢?若说是由于继承，则我们本是革命的政府。若说由于征服，则政府又焉得以爱国责人民?那么，还是免不了那不时髦的老话，我们政府之存在由于公众之认可。此虽不以代议的制度表现之，而北伐时代各地之望风归附，殊少神武可矜，虽是以道德的表现此意。既然如此，则政府之与人民，不论何一类人民，行动上应以“公约”为标准。此以国家之制定薪俸额，虽是颁布命令，实等于签订契约。契约付给公务员者，若不经对方之同意而剥夺之，则英美法治的国家必认为是“大路上行劫”。标榜法治，标榜近代化的政府，在这一点上要想想看。
现在公务员的薪俸标准，诚然不大妥当。最高级者，正俸八百，已不比欧洲国家少，而最低级仅数元，相悬太远。按之国民经济情形，重新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标准，是该当的。任意兴捐却是不该当的!国家本有改革命令的自由，却没有强迫剥夺公务员法定利益的自由。
我曾经问过一位当局，这样的建设捐能省几何，他说：一年约三百五十万。为这三百五十万费如许多的事，冒如许多的不韪，是值不运的。用这三百五十万建设，是建设不出何等事业的。在政治的作用上，是有害无益的。且看这样建设捐一经实行，受影响者是何人。据报纸的报告，已决定的办法如下：一、百元以内者不捐;二、百元以上者用累进率;三、累进率甚大。例如薪额五百元者，应捐一百二十，加以原有之二十五元党员所得税，共捐一百四十五元，薪水便是三百五十五元。照这办法实施，小薪水者可免，犹算差强人意，而大薪水如八百元者，捐上二百元，犹无大碍，其有公费者，尤不受影响。所苦者只是专员技正，或上至司长下至科长一格的薪水，而大学教授恰在其内。这一阶段，在容纳专门技术人才的政府中，是极重要的，在近代式的政府中，是处理事务及发展专门事业或推行专门教育所必须依赖的。剥夺者偏是这一辈人，而大老官们无恙，岂可谓平?最近报上登载实业部吴鼎昌部长提议专门技术人员之待遇，应酌量变通一般公务员薪俸标准之限制，不受铨叙资格之限制，以便专门人才初任时即可给以适合其能力之报酬。我想，一个近代式的衙门，若想办理得名副其实，能举行近代式的政务，应该大多数是专门人才，甚少数是一般官吏(写字匠一类除外)，上文所说专员技正或上至司长下至科长包括大学教授一个阶段恰是，至少当是，所谓专门技术人才。此一提案颇有其不可抹杀的理由，若一看铨叙规程，尤当痛觉若干现行规定之无理，而痛觉此举之必要。然而这个提案，在行使上似乎是与另一位部长所提议的建设捐是背道而驰的。从此可知我们的政府还谈不到一贯的政策。
这样办法的建设捐，施行后在公务员身上得何等效果呢?我想，必然地有下列结果。第一是怠工，至少也要减少工作的效能。政府权贵应该知道，诚实勤恳工作的人，必须安顿在较安定的生活上，不看重他的薪俸的公务员，每是不安分的公务员。不看重薪俸的公务员中，虽然也有中国式的理学家，中古式的圣人，古典式的斯多伊克，但这样人至少要在千人万人中得一人。不安分的公务员，对于这样“摸口袋”办法，或不过付之一笑，然而安分的公务员却不免疾首蹙额。因为中国社会，中国家庭，本与西洋不同，一人所入，多人共之。既宣布其薪额，自照此薪额作打算，既非因罪罚薪，又非不才失业，无端的每月作一紧缩计划，心中自然不平。每次领薪时，便是一回恼怒。“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言其劳也。“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言其苦也。正心诚意之命未行，离心离德之患先见。更有甚于此者，服务心不坚者，因此必别求救济，即无异为取巧兼差增一绝大策动力。公务员不当向国家取巧，所以凡公务员皆应用百分气力从其职守。国家不当视其公务员如草芥，所以政府不当在公务员的薪水上，打经常法律以外的算盘。有句俗话：“又要马跑，又要马不吃草”，是不可能的。马不好，换它;马不跑，打它跑，扣草却也是不当的。所以算起总账来，这样子捐，还是政府吃亏。
这一个问题，不该轻轻放过者，除上文所说“遵守契约”一个近代主义外，尤有一个要义。近代政治机构之运用，大多靠专门技术人员之为国家服务者。以德国为例，自帝政至今，由假立宪经共和到真专制，沧桑之变无数，然而其国家政务依叙进行不断者，因为内阁虽变，官厅不变，政策虽变，事务不变。在常变的政府中，有一不变的政府，即“秘务参议”(高级公务员常得之官衔)集团是也。此一现象，在德国固甚明显，在英法亦何尝不然。诚以必须如此近代式的处理专门政务，才可以办到。在中国有心人正当养成这一类的机构，使之精而益精，何苦为此建设捐，使之愈不上轨道?
至于与公务员待遇有关的财政整理政策，我也想到几件。
一、阔官们的分外待遇，真正太不成话了。
所谓公费，少者二三百，多者二三千，都是变相的薪水(至少大部分)，这是公认不讳的。兼职不兼薪，却可兼公费。若说一部分的长官，应有公费，其数目亦应大减，最好是实报实销。至于长官以外的公费，现在有的部署下及司长，是大可一笔勾销的。尤有所谓特别费者，尤是不可知之谜。如前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之此项费用，每月八万，在去夏“冠盖往来”中成为平津一般谈资者，即其一例，其实此类多矣。此等费用向不报销，于是人言啧啧。我想不到这类费用为何不可报销?如求关防严密，尽有关防严密之法。例如组织一特殊机构，审查此项报销，附于监察院，或中政会，责以严守秘密有何不可?外国政府惯用秘密会，也是有报告的。至于大官及次大官的个人享受上，若扫荡一下，也大有可观。如所谓官舍及官舍中之“勤务”(有时包括厨夫，或言并有女仆)及官舍中一切杂费与用具。薪水既高，公费又大，何须更添这些腐败事迹?如把这些事件彻底清理一下，一年增加收入，岂止三百五十万而已!
二、重订公务员薪俸标准，使其上下相差不如今之大，以长官之阔绰，分润下层之书记办事员。
果然我们政府取一个社会主义的立场，大可把二百元以上的薪水一齐勾销。这是正正堂堂的办法，绝不同于建设捐一类近于欺骗的把戏，公正人应该不怨的。如嫌这法子过于积极，则将薪俸数目缩于五百元至五十元之间，未尝是办不到的方法。
三、推行普遍的所得税，而取消所谓党员所得捐。
所得税本是一个文明的税则，可以调剂贫富，早该实行了。而党员所得捐，本是北伐时代助党务工作及军务之捐输。今日党费出自国库，大可不必继续揩油了!
其实说来，裁些无用或不工作或重复的衙门，裁些无用的官，比这些建设捐把戏要急得多。国家财政纵不能因开刀而裕如，国家体面政治效率要增高得多了。
(原载1936年2月9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