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奇想的一年(1)
第2节：充满奇想的一年(1)
我知道这件事是自己说出来的，还因为我听过的版本中，没有一个包含了我无法面对的细节，比如客厅地板上的血迹。血迹一直在，直到第二天早晨荷塞过来将其清洗掉之后才消失。
荷塞。他是我们家的一员。那天，12月31日，他本来要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没有去。那天早晨，荷塞清洗血迹时一直在哭。当我第一次把事故告诉他时，他并不明白。显然，这个故事并不适合由我来讲述；我的版本中有些地方既太过散漫，也太过简略；我的叙述无法传达整个事故的关键部分（后来我告诉金塔娜时也碰到这种情况）；但荷塞看见血迹的时候，他明白了。
那天早上，他进门之前，我从地板上捡起注射器和心电图仪的电极板，但我仍然无法面对那块血迹。
大抵如此。
现在，我开始写下这些，是2004年10月4日下午。
九个月又五天之前，2003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9点，我们在纽约的公寓中。我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和我刚在客厅中坐下来吃晚饭，他似乎（或者真的）突然经历了一阵严重的心脏病，并因此死亡。而此前五个晚上，我们惟一的孩子，金塔娜一直人事不省地躺在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辛格分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它当时是东点大道的一座医院（已于2004年8月关闭），更常用的名称是"贝斯·以色列北院"或"老大夫医院"。圣诞节早晨，她似乎感染了12月的流感，病情非常严重，被送进了那儿的急诊室，流感后来发展成肺炎和败血症。随后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间，我原有的观念，那些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机遇和运气、关于幸运与霉运、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悲哀、关于人们如何应付和逃避死亡的方式、关于精神正常的肤浅定义、关于生活本身的观念，统统都动摇了；而我现在正打算试着去理解那一段日子。我毕生都在写作。身为作家，甚至早在作品还没有发表之前，早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意义本身存在于字句和段落的韵律之间；我还养成了一种技巧，能够将我的想法或信念隐藏在越来越隐晦的文笔之后。我写作的方式就是我，或者已经变成我；然而这一次，我宁愿我拥有的不是词语和它们的韵律，而是一间电影剪辑室，配备了一种叫做"爱维德"的数码编辑系统。通过它，我能够按一下键盘，打乱时间的先后，将如今在我脑海涌现的所有记忆同时显示给你们看，由你们来选取镜头，选取大同小异的表情，选取对相同台词的不同解读。这一次，为了找到意义，我需要的不只是词语。这一次，我需要将我的想法和信念坦诚相告，但愿只是为了我自己。2
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们回到家中。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吃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开始做晚饭，我问约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给他；他坐在火堆旁边的那张他经常坐的椅子上看书。
他在看的书是戴维·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欧洲最后的夏季：谁发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长条校样。
我准备好晚饭，在客厅中摆好餐桌。家里如果没有其他人，我们便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吃饭。我发现自己一再强调火堆，因为对我们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约翰和我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们通过生火来给房子加热。我们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为雾会弥漫进房子。火堆表明我们在家，表明我们划出了一道防线，表明我们这个夜晚是安全的。我点亮了蜡烛。约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说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给了他一杯。我们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搅拌色拉上。
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