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区》原文
第一章 牧师助理。教区救火车。校长。
“教区”这个由为数不多的字母拼成的短短的词儿表达的事儿有多少啊！这两个词儿又使人联想到多少关于贫困与苦难、关于倾家荡产与希望破灭、关于贫困常常得不到救济，而欺诈却常常得逞的故事啊！一个穷人工资菲薄，儿女一大堆，勉强糊口度日，天天现买现吃。他几乎满足不了人体本能近在眼前的急需，哪里还能顾念未来。他拖欠着税款，季度清账日过去了，另一个季度清账日又来临；他再也得不到宽限，于是受到传唤——教区的传唤。他的东西给扣押了，他的孩子们受冻挨饿、哭哭啼啼，他患病的妻子躺着的床也给抽走了。怎么办呢？他该向谁申请救济呢？要求私人施舍吗？向慈悲为怀的人求助吗？当然不是——他有他的教区呀！有的是教区委员会、教区免费诊所、教区外科医生、教区办事员和教区的牧师助理。都是些极好的机构和和蔼的好心人。后来那个女人死了——由教区把她埋了。孩子们没人照顾——由教区派人照看。那个男人开头玩忽职守，随后失业——教区救济了他；后来苦难和酗酒毁了他，成了个无害于人的胡言乱语的白痴，给收容在教区救济院里。
那位牧师助理是当地各种机构中最主要的成员之一，说不定还是 最重要的一位哩。诚然，他及不上教区委员们那么富裕，学问比不上教区委员会里的办事员，料理事务也不像这两种人那样能自行其是。尽管这样，他的权力却很大；他的职务之显赫程度也没有因自己未加维护而有所减低。我们教区的牧师助理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遇上有公事的夜晚，听听他在会议室的走廊上向耳聋的老太婆解释现行有关穷人的法律；听听他对教区的高级委员所说的话，听听教区的高级委员对他所说的话；再听听“我们”（也就是牧师助理和其他的先生们）决定要采取的行动；听着这一切使人觉得很愉快。一个模样怪可怜的女人给召到会议室里来。她说自己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佯称自己是——一个寡妇，有六个幼小的孩子。一个贫民救济委员问道：“你住在哪儿？”“先生们，我在小威廉王胡同三号布朗太太家租了一间三楼后房，这家人十五年以来一直住在那儿，而且了解我这人勤劳肯干，我可怜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先生们，他是死在医院里的……”“好啦，好啦，”贫民救济委员打断她的话，一边把她的住址写下来，“明天一早我会派辛蒙斯牧师助理去把你的话核实一下，如果没错，那么我想你得有进入救济院的许可证。辛蒙斯，明天早上你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请到这个女人家去一趟。”辛蒙斯鞠了一躬表示同意，随即把女人领出去。那些教区委员们都戴着帽子坐着，每人跟前都摆着又厚又大的书本。那女人对这位衣服上饰有花边的引路人肃然起敬，此时她原先对“委员会”的钦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向聚集在屋外的人群谈了刚才在屋子里所发生的事以后，他们对这位一本正经的办事员所表示的敬重（如果可能的话），也显然增长了。至于发出传票的事，凡是辛蒙斯代表教区照管的多半是没有希望的。他对伦敦市长的所有头衔记得清清楚楚；能够阐明情况；甚至还听说他有一次竟斗胆开了一个玩笑，当时市长的男侍长刚巧在场，是他后来把这事偷偷告诉一个亲密的朋友的。据悉其诙谐程度不下于霍布勒 [1] 先生的笑话呢。
在星期天又见到他身穿礼服，头戴卷边帽，为了炫耀，左手抓着一根大头棒，为了实用，右手握着一根小手杖。他带领孩子们到他们的座位上去，那样子好不神气！他们全体入座后，他以牧师助理所特有的方式瞪眼朝他们望望，这时候那些小顽童斜着眼瞟他的目光又是多么拘谨！等到教区的委员和贫民救济委员们在挂着帷幕的席位上就位，他自己才在红木托座上坐下，一心两用地兼顾着祈祷书和孩子们。那个座位是特地为他安装在过道的上端的。正当大家开始进行圣餐仪式时，全场一片沉寂，唯一听到的是司仪牧师的说话声。突然一枚便士掉在过道石板上，发出令人吃惊的清脆响声。且看牧师助理的韬略吧！他那不由自主的恐怖神色旋即转变为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他是在场的唯一没有听见那响声的人。这个计策成功了。那个丢了钱的家伙不时伸出右腿去探索，接着就明目张胆地再次俯下身子去捡那个便士；于是牧师助理悄悄地转过身子，等到那个小小的圆脑袋又在座位上面出现的时候，就乘其不备，抡起手杖在小脑袋上敲了若干次，每次连敲两下，惹得邻近座位上的三个小伙子乐不可支，不时猛咳起来，直到讲道结束。
这些便是颇能显示教区牧师助理的重要地位及其严肃态度的某些特点——可是，除了有必要用上那部特别有用的机器（亦即教区的一辆救火车）时，我们在所观察到的情况中从来没有见到牧师助理有过什么失态行为。这时的确是一片混乱。情况往往如下：有两个小男孩使尽腿劲奔告牧师助理，说根据他们个人观察，附近有一个烟囱着火了。于是赶忙把救火车拖出来，召来了一大群小伙子，用绳子把他们套在救火车上，噼里啪啦沿街奔去，牧师助理也在一旁奔跑着——一点也不假，他的确是这么跑着，一直跑到一幢房子跟前，那里散发着极浓的煤烟气味；牧师助理相当庄重地敲了半小时的门。可是没有人理睬这一番手工劳动，于是水龙头管理员放了水，救火车在男孩子们的呼喊声中拐个弯；它重又在济贫院门前停下，牧师助理则在次日向那个倒霉的户主收取法定的罚款。我们只有一次见过教区救火车在真正的火灾中出场。那一次它一路上雄赳赳地疾驰而来——车速每半小时至少三英里半；配备有大量的水，而且首先到场。抽水机砰砰砰地响起来了，人们喝彩欢呼，牧师助理满头大汗。他们正要把火扑灭的时候，不幸发现没有人懂得如何给救火车灌水；于是十八个小伙子和一个男人抽了二十分钟的水，个个搞得筋疲力尽，还起不了丝毫作用！
其重要性次于牧师助理的人物是济贫院院长和教区学校的校长。人人皆知，教区委员会的办事员是一个矮胖个儿，穿一身黑衣服，挂着一根又长又粗的金表链，它的一端连着两大块图章和一把钥匙。他是律师，通常处于忙得不可开交的状态中。当他急匆匆地去参加教区会议的时候，一手抓着揉成一团的一副手套，另一边腋下挟着一个大红本子，更是忙乱不堪了。至于那些教区委员和贫民救济委员们，我们干脆不去管他们，因为我们只知道他们通常总是一帮体面的商人，戴着帽檐带扁平的帽子，偶然在教堂某个显眼的部位，以镶在蓝底上的金字来证实走廊业已扩建和美化或者管风琴已经重新装修这一重要事实。
本教区以及任何其他教区的济贫院院长都不属于下述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已度过了大半生，如今却在较低的处境中度过余生，一想起往事就觉得目前的处境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因而感到不满。我们无法满意地精确推测出此人过去所处的地位；我们认为他当过律师手下的一种较低级的办事员，要不然就是什么国立学校的教师——不管他当过什么，他目前的境况摆明是好转了。他的收入固然很少，这从他那褪色的黑上衣和绒毛已磨光了的丝绒衣领可以想见；不过他免缴房租，可以免费领到定量的煤块和蜡烛，此外，在那小小的王国里，他还掌握着几乎无限的权力。他高个子，骨瘦如柴，老是穿一件礼服大衣，配上一双不过踝骨的鞋子和黑色的长统纱袜子；你在他的会客室窗前走过的时候，他会盯着你看，好像满心希望你是穷人，好让你领略一下他的权力。他是典型的小暴君，乖僻、粗野、动辄发火；欺下媚上，还嫉妒牧师助理在众人中的影响和权势。
我们的校长则与这个可爱的职员正好相反。他是人们偶然听说过的那种人，不幸的遭遇似乎给他们打上了烙印；他所做过的、或者凡是与他有关系的事，似乎没有一件是顺当的。一个把他从小培养成人、公开宣称要向他提供生活条件的年老的阔亲戚，在遗嘱里留给他一万英镑，随后又在遗嘱的附录里取消了这项遗赠。他也就这么意外地被迫自食其力，在一个机关里谋了个职位。他手下的年轻职员仿佛传染上瘟疫似的一个个死了；而作为他上级的老头儿们却老是活着、活着，好像永远不会死似的——他要接他们的班，等得多焦急啊。他做投机买卖，失败了。再投机，倒是成了——可是收不到钱。他具有了不起的才能，性情平易近人、慷慨随和。他的朋友们利用他的才能，滥用他的慷慨随和。他接连失利、迭遭不幸；每过一天，就愈加接近绝望的赤贫边缘，过去甜言蜜语的朋友们变得出奇地冷淡无情。他有过自己疼爱的子女，也有过自己眷恋的妻子。可是后来孩子们背弃了他，妻子悲伤过度而去世。他随遇而安——这始终是他的缺点，他缺乏勇气，经受不住这么多的打击——他从来不为自己操心，而且上天也不给他留下那个唯一能在贫困和忧伤中关怀他的人。他就是在这个阶段申请教区救济的，那一年刚巧有一个在他境况较好时就认识他的好心人担任教区委员，通过这一关系，他才分配到目前这个职务。
他如今老了。那些曾经以虚假的友谊把他团团围住的酒肉朋友，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像他一样潦倒不堪，有的阔起来了——他们全都把他给忘了。幸而时光和苦难已削弱他的记忆力；习惯已经使他安于现状。由于他逆来顺受，毫无怨言，积极执行任务，被允许在超过通常期限以后，继续长期保持原来的职务；而且他无疑会继续保持这个职务，直到衰老使他失去工作能力，或者死亡把他解脱出来为止。这位白发老人于课间，在小庭院里阳光照射的那一侧，有气无力地来回踱步的时候，即使是他故交中最亲密的人见了，也确实认不出这个乞丐校长就是他们过去的乐呵呵的朋友啊。
* * *
[1] 弗朗西斯·霍布勒（Frances Hobler），英国初级律师，擅长说笑话，曾在伦敦市长官邸街违警罪法庭任主要办事员达五十年之久，于1843年退休。
第二章 教区临时代理牧师。老妇人。领半薪的上校。
我们在上一章一开头就谈到本教区的牧师助理，这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到他职务的重要和尊贵。在本章里，我们首先要谈的是牧师。我们这位临时代理牧师是个仪表可爱、举止迷人的年轻绅士，因而他在教区初次露面后不到一个月，就有一半的年轻女居民因为听他布道而感到忧郁，另一半则因为得不到爱情而感到失望。以前，在星期日，我们教区礼拜堂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年轻女子。她们个个显得十分虔诚，就连侧廊里汤姆金斯先生纪念碑上的那些圆脸小天使也从来没有见过世间竟有这样的宗教热忱。他一来就使教区居民大吃一惊。那时候他大约二十五岁。他的头发在前额对分，梳成诺尔曼拱门的形状；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只最上等的钻戒，他念祷文的时候总是把左手按在左颊上；他的嗓子深沉，听上去异常庄重。深谋远虑的母亲们不断访问我们这位新来的牧师；人们也屡屡邀请他去做客，而且说句公道话，他也是欣然接受了的。如果说他在布道坛上的举止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出入私人交际圈子所引起的轰动就是十倍于此。紧挨着布道坛和牧师所用斜面书桌的靠背长凳的价值提高了，中央走廊上的座位受到重视了。无论你出什么代价，都休想在楼座前排得到一英寸席位。有人硬说，在一个星期天，甚至发现勃朗家三位小姐坐在圣餐桌旁的免费座位上，她们实际上是在打埋伏，专等临时代理牧师路经那儿到祭具室去的！而她们一家不引人注目的专用座位是紧靠教区委员席的后面的。他的即席讲道刚一开始，就连严肃的爸爸们也给感化了。有一个冬夜，他午夜十二点半起床，用一只盛食物残渣的盆子给一个洗衣妇的婴儿施行洗礼，教区居民们莫不为之感激不已——连教区委员们也变得慷慨了，他们坚持要教区当局支付那装着轮子的守灵亭子的费用，那是这个新近上任的代理牧师为了在雨天主持葬礼给自己定做的。有一个穷妇人一胎生了四个婴儿，他送了三品脱的粥和四分之一磅茶叶去给她——使整个教区大为高兴。他还为她筹备募款——使那女人发了一笔财。他在“山羊和靴子”饭店的一次反对奴隶制度的会议上讲演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把与会者的情绪推向高潮，为了对他为教区所作的可贵的贡献表示敬意，众人便提出要送他一块金属牌。一纸认捐单转眼间就签满了名字，那是一场谁先认捐的竞争，而不是谁要逃避捐献。于是铸了一块精致的银质墨水台，上面雕刻着合适的题词；接着公请代理牧师到上述“山羊和靴子”饭店进早餐；前教区委员格宾斯先生发表一篇简练的演讲把墨水台赠送给他，代理牧师的答谢词则使所有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连侍者也受感动。
人们本来会认为，至此，这种普遍受赞美的情况，会使一个人的声望达到顶点。事实并非如此。代理牧师开始咳嗽了。有一天早上，他在诵读《启应祷文》 [1] 与《使徒书》这段时间里咳了四阵，在下午的礼拜中咳了五阵。于是人们发现代理牧师得了肺结核。多么令人关注而且凄惨啊！如果说年轻的妇女们先前很起劲，如今她们更是无限地同情和挂念。像代理牧师这样的人——这么一个可爱的人——这么一个完美无瑕、值得爱的人儿——竟然得了肺结核！这真叫人受不了。不署名的礼物，诸如黑醋栗果酱、菱形饼、紧边背心、护胸和保暖的长统袜子源源而来，直到代理牧师让冬季衣着给装备得一样不缺，仿佛他马上就要启程到北极去探险似的。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口头报告在教区内每天传播六次；此时代理牧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达到最高峰了。
约摸在这时候，教区的精神面貌起了一个变化。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有一位非常温和可敬、老打盹儿的老先生去世了。他生前曾在我们附属教堂主持了十二年工作，临终未留下任何遗嘱。这件事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他的接班人的到来也不曾引起轰动。这人苍白瘦削、形容枯槁，大大的黑眼睛，稀疏的长发也是黑的，衣服邋遢到了极点，举止毫不雅观，教义也够吓人的；一句话，他在各方面都与代理牧师恰恰相反。教区里许许多多女居民成群结队去听他讲道；开头是因为他相貌长得那么 怪，接着是因为他的脸那么 富于表情，再接着是因为他讲道讲得那么 好；最后是因为她们确实认为他毕竟有些无法形容的地方。至于那位代理牧师，他各方面都不错；可是到底确实无可否认的是——是——总而言之，就是代理牧师在人们的心目中不再是新奇的了，而另一个牧师却是这样。舆论的多变是众所周知的，于是会众一个一个地转移了。代理牧师咳得脸色发了紫——可也枉然。他呼吸局促——也同样引不起人们的同情。教区礼拜堂里的所有的座位再度空下来，可以任人随意挑选了；而那个附属教堂由于每星期天都挤得人透不过气来，却要进行扩建！
在我们教区居民中最有名、最受人敬重的是一位老太太，她早在我们的姓名被登记在受洗礼的人的名册上之前就已经住在本区。我们的教区处在郊外，这位老太太住在一排整洁的房子中最通风、最舒适的一栋房子里。那房子是属于她的；而且除了老太太本人变得比十年前老一些之外，那房子的一切就与老先生在世时毫无两样。前面的那个小客厅是老太太平日的起居室，它十分宁静而洁净；地毯上铺着荷兰麻布，玻璃制品和画框全都由黄色的平纹细布妥善地裹着。给活动桌板涂松节油和上蜡是规定每隔一天的早上九时半要做的事，除了这时候以外，台布从不拿开。小巧玲珑的摆设总是完完全全按原来的样子放着。这些摆设大部分是一些小姑娘送给她的，她们的父母住在和老太太同一排房子里。另外一些则已由她拥有许多年了，诸如两只老式挂表（它们的时间总不一致，一只总是慢一刻钟，另一只总是快一刻钟），那张小小的画，画的是夏洛特公主 [2] 和利奥波尔德亲王 [3] 坐在特鲁利街 [4] 戏院的皇家包厢里，以及其他这类物品。老太太戴着眼镜坐在这屋子里，手里忙着针线活儿——在夏天就靠窗坐。如果她瞧见你跨上台阶，同时你刚巧又是她所喜欢的人，她就会三步并两步地走出屋来，不等你敲就把前门打开，而且由于你大热天走路一定很累，坚持要你先喝下两杯雪利酒再费神讲话。如果你在傍晚去访问她，你准会见到她情绪很好，不过态度却比平时严肃一些，而她跟前的桌子上则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与她的女主人同样整洁和有条不紊的萨拉，经常在起居室里给她念两三章《圣经》。
除了上述那些小姑娘之外，老太太同别人几乎没有来往。每个小姑娘都经常在规定的日子里，定期和她一道喝茶，她们把这看作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一直盼望着。她至多到左边或右边隔壁再隔壁的人家去串门，再远的就很少去了。遇上她到那里喝茶，萨拉便先跑出去，在邻家的门上连敲两下，为的是免得她的太太在外边等开门着了凉。人家请她喝了茶以后，老太太在回请时是很注意细节的，碰上她打算让某某先生和太太会见另外一对某某先生和太太的时候，便和萨拉一道把茶壶、最精致的瓷茶具和画着若安教皇 [5] 的盘子上的灰尘擦掉，在客厅里非常正式地接待来客。她的亲戚很少，散居全国各地，很少见到他们。她有一个儿子在印度，她总是告诉你他是个优秀而漂亮的小伙子，长得极像他那可怜的亲爹，后者的侧面像就挂在餐具柜的上面。不过她随即又悲哀地摇摇头，补充说他老是使她受不了，有一次实在使她几乎心碎；幸亏上帝保佑，使她克服了悲痛，接着她又请你此后最好再也别提这件事。受她施舍的人很多；每星期六，她从市场回家来的时候，总有一大群老头儿和老太婆在走廊上等着领取每周发一次的养老金。在慈善捐款认捐单上，她总是名列前茅，她是冬令用煤及汤水施舍会的最慷慨的捐赠者。她捐了二十英镑以便在本教区教堂里置备一架管风琴。在使用这架管风琴的头一个星期天，孩子们在它伴奏下唱着赞美诗，使她激动万分，不得不由教堂领座员扶着走出教堂。星期天她一走进教堂就会在侧廊里引起一阵小骚动，因为坐在那儿的穷人们都纷纷站起身来，有的鞠躬，有的行屈膝礼，直到领座员把她领到她的老座位上，恭敬地行个屈膝礼，关上门，他们这才坐下。她离开教堂时，人们又鞠躬行礼如前。她同隔壁的隔壁的邻人一同走回家，一路上谈着当天讲道的内容，这时候，总是先向最小的男孩询问经文的出处。
除了每年还到海滨清静的地方去旅游一次之外，这位老太太的日子便是这样度过的。她一贯行善，日复一日地这样过了许多年，而且她的人生道路势必在不远的将来告终。她日夜盼望这个结局，镇定自若、无忧无虑。她满怀希望，却无所畏惧。
老太太的隔壁的一个邻居却与她大不相同。在本教区里他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一名领半薪的年老海军军官，他那粗率无礼的行为对老太太的家政妨碍不小。首先他偏要 在前面院子里抽雪茄烟，当他想边抽烟边喝点儿什么的时候——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就用手杖把老太太的门环朝上一拨，说是要从栏杆那边给他递过一杯上等啤酒。除了这一无礼的举动之外，他还有一点像个“万事通”，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鲁滨孙·克鲁索 [6] ”；而且在老太太的地产上做实验是他再高兴不过的事。有一天他起了个大早，在她屋前花园里的每块花圃里种上三四株盛开的金盏花，这使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起床后朝窗外一望，竟然以为这些花是在夜间突然不可思议地开出来的。又有一次，他借口拆洗机件，把挂在前面梯台上方一只能走八天的钟整个儿拆散，后来不知用什么方法再把它装配起来。他手法奇妙，以致从此以后分针老是钩住时针，使它无法走动。接着他养起蚕来了，每天总要把它们装在一些小纸盒里拿来给老太太看两三次，每次一般都要掉下一两条。结果有一天早上发现一条又粗又壮的蚕正往楼上爬着——可能是要寻找它的朋友哩，因为进一步的观察发现似乎这幢房子的所有房间都有了它的同伴的踪迹。老太太绝望之余到海滨去了。趁她不在家，他打算用硝酸擦亮她的铜门牌，却把上面的姓名统统擦掉了。
不过这一切同他在社会生活中的煽动性行动相比，又算不了什么。教区委员会开会时他没有一次不参加。他一贯反对教区的合法当局，谴责教区委员们挥霍无度，逐条驳斥教区委员会职员的法律观点，故意让税务员一再上门收他的税款，直到他不再来收了他才送去。他对每个星期日的布道百般挑剔，又说风琴手真丢脸，还声称自己唱赞美诗胜过全体男女孩子的合唱，提出愿意为此下不论多少金额的赌注。总之，他大吵大闹，狂暴到了极点，而最糟的无过于他出于对老太太的尊重，要她改变主张，使之与自己的观点一致，因此就拿着报纸走进她那小小的客厅，一连几小时谈论着激烈的政治主张。由于他本质上是一位仁慈而直率的老人，因而尽管偶尔使老太太有点恼火，他们俩大体上很合得来。他每完成一件手工制品、显出自己有这方面的本领时，她都同其他人笑得一样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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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教会《公祷文》中的《启应祷文》。
[2] 英王乔治四世（George IV，1762—1830）之女儿。
[3] 夏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之丈夫。
[4] 现今的基恩街所在地，1668年英国剧作家托马斯·基利格鲁（T.Killigrew，1612—1683）在此建造了最初的皇家剧场。
[5] 若安教皇（Pope Joan），应为若安女教皇（Joan Popess），中世纪欧洲传说中的人物。据说她曾穿男袍至罗马任教师。后来当选教皇，取名若安八世。两年后，身份败露，死于分娩。
[6] 英国小说家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所著《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他因船只失事，流落在一个荒岛上，一切生活用具由自己制造。
第三章 四姊妹
毫无疑问，老太太和她那位教人头痛的邻居所住的那排房子里有的是怪人，把教区其余部分所拥有的怪人都算在一起，也没有他们人数那么多。然而为了符合我们目前的写作计划，有关教区的特写不得超过六篇，也许最好还是选择其中最古怪的人物，不添加进一步的开场白，即介绍给读者。
四位威利斯小姐于十三年前就在本教区住下。思之令人伤感的是：那句老谚语“岁月不待人”，同样有力地适用于上帝创造物的女性部分；对于即使在十三年之前，这四位威利斯小姐也已经一点儿不年轻的这一事实，我们原是乐于加以保密的。然而身为忠实的教区编年史作者，我们的责任要高于其他一切顾虑，我们有义务说明，十三年前管婚事的权威们已经认为最小的威利斯小姐已处于非常危险状态，而她的大姐姐则已因毫无希望而被抛在一边了。且说四位威利斯小姐租下了那房子，整幢房子从上到下裱了墙纸，上了油漆，屋子里的绘画全是用上等栎木镶着，大理石全部去垢刷净，旧壁炉全部拆掉，安上亮得可以对着它打扮的调温装置，后园里栽了四棵树，在前花园地面上洒了好几小篮的石子，接着运来了几大车精致讲究的家具，把装有弹簧的百叶窗安上窗户，曾经受雇替她们作种种准备、改装和修理工作的木匠，偷偷地向那一排房子里的各家女仆谈及，那几位威利斯小姐正着手进行的规模多么宏伟。女仆们把这事告诉她们的女主人，后者又告诉她们的朋友，于是含含糊糊的谣言传遍了整个教区，说戈登广场二十五号已经由四位拥有巨额财产的小姐租下了。
最后，那四位威利斯小姐搬进去住了；接着人们开始“登门拜访”了。那房子整洁到极点——四位威利斯小姐也是如此。一切显得拘泥、呆板、冷冰冰的——四位威利斯小姐也是如此。那一整套椅子从来没有一把给搬离它的位置——四位小姐也是从来没有一位离开过她所坐的位置。她们老是坐在同一地方，在同一时间做同一的事。威利斯大小姐经常在编结什么东西，老二在画图，另外两个在钢琴上弹二重奏。她们似乎不能单独生活，似乎已经拿定主意就那么一块儿度过此生。她们犹如有人在帷幔内所作的三个长时间的感恩祷告，临了，还像在学校的聚餐会上那样，再来另一个长祷告；又如命运三女神再加上一个小妹妹——又如两对连体双胞胎。威利斯大小姐暴躁起来了——四个威利斯小姐马上都暴躁起来。威利斯大小姐变得阴郁虔诚起来了——四个威利斯小姐也马上变得阴郁虔诚起来。不论老大做什么，其他的都照样做，不论别人做什么，她们全体都不以为然。她们就如此过着呆板单调的生活——彼此融洽又冷冰冰地住在一起。由于她们有时候出门去，或者在家里“恬静地”接待来客，也就偶尔把邻居冻了一下。三个年头像这样度过了，于是发生了一个异常的意外现象。那几位威利斯小姐显出夏季的征候了，冰雪开始崩塌，接着全面解冻了。这等事可能吗？四位威利斯小姐之一要结婚啦！
至于那位丈夫究竟从何而来，那个可怜的男子出于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居然会要娶她，或者说，那四位威利斯小姐经过怎么样的一番推理，才使自己相信可以让一个男子娶她们中间的一个人，而不必娶她们全体，这都是些太深奥的问题，我们无法解答。然而有些事实还是可以肯定的，诸如罗滨逊先生（他是一位公职人员，薪金优厚，此外还有一小笔财产）受到了接待，上述的罗滨逊先生按适当的形式奉承了四位威利斯小姐，邻居们急不可耐，想要知道四姊妹中哪一个是那位幸运的美人儿，而威利斯大小姐所作的“我们要嫁给罗滨逊先生了”这一宣告，也丝毫没能减少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
真是怪事！由于她们是那么完完全全地成为一体，这排房子所有住户的好奇心都给逗引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了——连那位老太太也不例外。人们在打纸牌吃茶点时都在议论这事。那位因养蚕搞得声名狼藉的老先生，毫不迟疑地发表了自认为有把握的见解，说罗滨逊先生祖籍东方，有意要同时把所有姊妹都娶了；住在那排房子里的邻居都十分严肃地摇摇头，说事情确实难以理解。他们希望事情有个好结局；——从表面上看，这事固然十分奇特，可是毫无根据地对它发表任何意见却是不太厚道，他们说几位威利斯小姐的年纪已经够大的了，她们会自己作出判断，并坚信一个人对自己的事是再清楚不过的，等等，等等。
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七点三刻的时候，有两辆安着玻璃窗的四轮大马车驶到威利斯小姐的家门前来了。罗滨逊先生则在十分钟前已经乘一辆出租马车来到她们家。他穿着一件浅蓝色上衣，一条经双重加密砑光的棉毛交织呢裤，白围巾，浅口无带皮鞋，礼服用的白手套，据当时正在打扫前门台阶的三号那家的女仆说，他的神态显得非常紧张兴奋。有人根据同一个证词又急匆匆地报道：开门的厨娘打着一条特别大的白色蝴蝶领结，头饰也比平时规定要戴的帽子漂亮得多，威利斯小姐们只让女仆们戴这种帽子以约束她们掌有的那种偏离正轨的审美力。
消息迅速地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事情很清楚，那个重大的早晨终于来临了。整排房子的人都站在他们二楼和三楼的百叶窗后面，屏气凝神，期待着揭晓。
最后威利斯小姐们的家门打开了；头一辆安玻璃窗的四轮大马车的门也打开了。两位先生配上一对太太走出来——毫无疑问，是她们家的朋友，他们跨上了台阶，门砰地给关上了，头一辆马车走开了，第二辆驶了过来。
临街的门又打开了；整排房子的人更兴奋了——走出来的是罗滨逊先生和威利斯大小姐。住在十九号的太太说：“我原就认为是这么回事，我一直说是威利斯大小姐出嫁！”——住在十八号的那位年轻小姐突然向住在十七号的年轻小姐喊过去：“我可真的没有想到过会有这等事！”——“谁想得到！”住在十七号的小姐这么回答了十八号的小姐。十六号的一位无法断定其年龄的老处女也参加谈话，嚷道：“这太可笑了！”可是当罗滨逊先生把威利斯小姐一个接着一个扶上了车，然后自己再挤进那辆玻璃窗大马车中的一个角落里去时，有谁来把戈登广场所有居民惊讶之状描绘下来呢？接着车子便跟在另一辆玻璃窗大马车后面，轻快地向前驶去；而前面这一辆则轻快地朝教区教堂的方向驶去。当威利斯小姐们个个 在圣餐桌前跪了下来，用听得见的声音重复着结婚仪式中的答话时，又有谁来把牧师的困惑的神态描绘出来呢？——甚至在排除了这样引起的种种困惑之后——威利斯小姐们在婚礼结束的时候，全体 歇斯底里起来，她们共同发出的哀泣声响彻这座神圣的大厦，这时，又有谁来形容那一片混乱呢？
在这件难忘的事发生以后，那四姊妹同罗滨逊先生继续住在同一房子里，又由于那位结婚的姐姐或妹妹，不管她是哪一个，在公共场所露面的时候始终都有其他三个姊妹在场，因此，我们无从得知邻居们究竟会不会发现哪一位是真正的罗滨逊太太，除非出现了那种最可喜的情况——凡是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家庭都偶然会 发生的一种情况。三个季度清账日过去了，那排房子的住户们似乎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他们在谈到这个话题时开始含蓄地表示出一种自信，同时也想知道罗滨逊太太——也就是那位年纪最小的威利斯小姐——的情况如何；每天早上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可以看见仆人们奔上台阶说：“我们太太问候罗滨逊太太，她问你们太太今天早上可好？”而回答的话总是：“罗滨逊太太问候你们太太。我们太太精神非常好，而且始终不差。”钢琴声不再听见了，绒线活儿搁在一旁，图也不画了。缝制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小尺码的女披风和女帽，成了全家特别喜爱的娱乐。客厅也不像过去那么整洁了，要是你在早上登门拜访，就会看见桌子上放着两三顶特别小的便帽；如果这些便帽是给一个中号洋娃娃做的话，那么就嫌大了些，帽子背面镶着一条马蹄铁形小花边，便帽上面随随便便地放着一张旧报纸。或者你会看见一件白罩衣，它的腰身并不很大，可是长度却很不相称，顶端有一个可卸下的小衣领，下沿缝着一圈褶边；我们有一次走访时，瞧见一个白色的长滚筒，两边各有一道蓝色的宽边，不知道这是派什么用场的。接着我们似乎觉得那位还有什么其他头衔的外科医生道森先生开始比过去更频繁地让人在晚上敲门唤醒了。他在这排房子的拐角上挂着一盏大灯，灯上几块玻璃的颜色各异。又有一次半夜二点半钟，我们听见一辆出租马车停在罗滨逊太太大门前而吃了一惊。走下马车的是一个胖老太婆，身披大氅，头戴睡帽，一手拎着一个包袱，另一只手拿着一双木套鞋，看上去像是为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任务给突然敲门唤醒的。
次晨起身来，我们看见门环上缚着一只旧小山羊皮手套；而我们呢，由于无知（当时我们还都是单身汉），根本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听见威利斯大小姐的话才搞清楚。她亲自对紧接着提出的问话以极其庄严的语气回答道：“你们好！罗滨逊太太情况极好，小姑娘也棒极了。”于是同那排房子里其余住户一样，我们的好奇心也得到了满足，而且我们开始感到奇怪，怎么早先我们竟然没有想到是这么回事呀！
第四章 选举牧师助理
最近我们教区发生了一桩大事。一场关系重大的斗争刚刚结束；教区发生过骚动。随之而来的是辉煌的胜利，那是我们全国人民——或者至少是全教区居民——怎么说反正都一样——会长远铭记在心的一个胜利。我们进行过一次选举；是选举牧师助理。旧牧师助理制度的支持者的据点给击败了。选举牧师助理的伟大新原则的拥护者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我们的教区，像其他教区一样，自成一个小天地。它早已分裂成两派，他们之间斗争不休。即使沉寂了一阵子，只要遇上任何可能恢复斗争的机会，他们就会使其以不减于过去的激烈程度重新爆发。公安税、照明税、筑路税、阴沟税、教堂税、济贫税——各种税收都相继被提出作为重大斗争的主题；至于他们为了圣职授予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其粗暴和坚决真使人难以置信。
官方派的领袖是住在我们这排房子里的一位老先生。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教区委员，而且毫不畏缩地支持教区专管救济的人员。他拥有这排房子中的六幢，他出入时总是在对街走，因为那样他能一下子把他的全部财产尽收眼底。他的身材高而瘦，骨骼大，鼻子长得好像老是在询问什么似的，两只小眼睛东张西望，他长了这双眼睛似乎光为窥探别人的事情似的。他深感教区事务的重要性，对于自己向参加教区会议的教区居民所作演说的格调，感到得意非凡。他的见解局限性大而不开阔；他所持的原则狭隘而不开明。人们曾经听见他为了支持出版自由大声疾呼。他拥护取消报纸的印花税，这是因为如今业已垄断了公众舆论的日报向来不逐字报道教区会议。尽管他十分不愿意显得自高自大，然而他仍然认为：有的演说，——比如说，他自己那篇著名的关于教堂司事的薪水和该职位的任务的演说——却大可公之于世，使公众获益不浅。
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对手是珀戴上校，就是我们已经向读者作了介绍的那个领半薪的海军军官。由于上校是合法当局的死对头——不管当时当官的是哪些人；而另一位老兄则是合法当局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也同样不顾这些人究竟有何优点；因而不难设想，能引起双方直接冲突的机会，既不会少也不会稀疏。他们为了一项改用热水代替煤炭给教堂提供暖气的动议，竟然使教区委员会分裂了十四次，作了关于自由和经费以及挥霍和热水的好多次演说，闹得全区居民好不激动。后来，在上校担任视察委员会成员时，那个专管救济的人员，亦即他的死对头，对济贫院的管理方法提出一些明确具体的指责，他便大胆地表示自己对现当局完全不信任，并且提议要当局交出“一份救济汤粥的烹饪法及其一切有关文件”。对于这一层，专管救济人员坚决反对；他以先例来为自己辩护，乞灵于既定惯例，拒绝交出那些文件，理由是：如果由于教区委员会中任何一个成员的动议，就把传递于院长和厨师之间的绝密文件强行公布，那会对公益事业造成损害。结果该动议以少两票而被否决。而上校是向来不服输的，于是又动议组织调查委员会来处理整个问题。事态变得严重了。这一问题在一个又一个会议上、一次又一次的教区委员会上反复讨论；双方发表了好多讲演，把对方的抨击顶回去，相互进行人身攻击，又接到对方的解释等等，弄得大家十分激动。最后，到了终于要对这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教区委员会发现他们在一个有关形式的问题上被缠住了，无法得体地从中摆脱出来，于是动议被取消了，所有的人都装出十分了不起的样子，似乎认为这一场论战自有其值得称颂的性质，因而感到十分满意。
这便是在牧师助理西蒙斯突然去世后一两个星期中本教区所处的状态。这位令人痛惜的死者在去世前一两天，在送一个酩酊大醉的老妇人到济贫院的保安房间去的时候，过于劳累了。如此引起的兴奋激动，又加上另一件事：这位永不倦怠的办事员以教区救火车的指挥员的身份，漫不经心地把水浇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去对付火灾，以致着了凉，这两件事对于一个已经年老体弱又患了重感冒的人说来，结果证明是受不了的。这一消息是在一天晚上送到委员会的，说是西蒙斯死了，留言向大家致问候之意。
那位亡故的官员刚刚咽了气，现场已经挤满了竞相争夺这个遗缺的人了。他们个个都以家庭人口众多为理由，要求公众支持，仿佛牧师助理这个职位原先就是为鼓励繁殖人种而设立似的。“选本恩当牧师助理，他有五个小小孩！”——“选霍普金斯当牧师助理，他有七个小小孩！”——“选蒂姆金斯当牧师助理，他有九个小小孩！！！”在墙上和主要的店铺橱窗上张贴了许多这样内容的招贴，大大的黑字写在白色的底子上。大家认为蒂姆金斯必胜，好几家人家的妈妈都已经大体答应投他一票了，而且要不是又贴出了一张招贴，宣告有一位更优秀的候选人，蒂姆金斯的九个小小孩早已胜利在望。那张招贴上写的是：“选斯普勒金斯当牧师助理，他有十个小小孩（其中有一对孪生儿）和一个妻子！！！”这可没有谁敌得过了。即使没有那对孪生儿，十个小孩本身就差不多可以压倒一切了，而那句关于有趣的天生产物的动人插入语，和那句涉及斯普勒金斯太太的更动人的话必然保证胜利无疑。于是斯普勒金斯一下子大受欢迎，再加上他的夫人亲自出马，为选票到处奔走求情（她的露面使人深信斯普勒金斯一家不久又将添丁），使人们对他的好感普遍增加了。其他的候选人，除了本恩一人以外，统统因丧失信心而弃权了。选举日确定了，竞选双方进行着不懈而紧张的活动。
我们可不能认为教区委员会的成员们能够逃过与这件事无可分割的、带有传染性的兴奋情绪。教区内大多数的女性居民即刻宣布拥护斯普勒金斯，过去专管救济的那个人表示赞成，理由是过去一向是选举多子女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的，而且尽管他得承认，斯普勒金斯在其他方面不如另外那一位适合当候选人，可是惯例还是惯例，他认为没有理由去违反惯例。那位上校忍无可忍了。他马上支持本恩，亲自在各方面为他活动拉选票，写讽刺斯普勒金斯的短文，让肉店老板用串肉扦把它们串在店铺正面显眼的、带骨的腿肉上；他破口大骂斯普勒金斯派，把与他为邻的那位老太太吓得心头怦怦跳。他蹦进蹦出，跳上跳下，奔前奔后，直到教区中脑子冷静的人都认为早在选举开始之前，他准会死于脑炎。
选举的日子到来了。现在已不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一场在朝派和在野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了。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允许专管救济人员的可怕影响、教区委员们的控制力量、教区会的管理员们那种能扼杀人的霸道行径来使牧师助理选举流于形式——成为无足轻重的事情；是否应该由他们把一个教区会选出的牧师助理硬塞给教区，按他们的意旨行事，传达他们的观点呢，还是由教区居民大胆地坚持他们那毋庸置疑的权利，来选举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牧师助理？
原本已经决定在教堂的附属室里举行提名式，可是有那么一大群焦急的观众，他们认为有必要移到教堂里去举行，在那儿进行适当而庄重的仪式。教区委员、救济管理员、前任教区委员和前任救济管理员们都到场，后面跟着斯普勒金斯，这引起了观众的普遍注意。斯普勒金斯是个瘦小个子，穿着一身已经泛黄了的黑色衣裤，苍白的长脸，那副心事重重、疲乏不堪的面容可能是由于家累过重，也可能是由于心情焦急。他的对手也露面了，身穿一件已经穿旧的海军上校上衣——配着发亮的纽扣的蓝色上衣，白色裤子，一双俗称“高帮低口” [1] 的那种鞋。在本恩的直率的面容中显出一种安详神态——他那充满信心的神情中带有的一种大义凛然的样子——他的眼神中有一种“但愿你能得到它”的表情——这鼓舞了支持他的人，也显然使他的对手气馁。
前任教区委员站起身来建议由托马斯·斯普勒金斯任牧师助理。他说他自己已经认识他很久了。他已经密切地注意了他几年；已经加倍细心地观察了他好几个月。（这时候一个教区居民建议把这称为“加倍注意”，可是这个意见让“遵守秩序！”的响亮喊声淹没了。）他坚持要再三说自己已经观察他好几年了，他还要坚持说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为人比他更好、品行比他更高尚、比他更理智、更文静、头脑更有条理的人了。他也从没见过子女比他再多的人（观众喝彩了）。教区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支持斯普勒金斯的一方喊道“说得对！”，紧接着是来自支持本恩的一方的喝倒彩声）。他现在推荐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方喊：“不行！”另一方喊：“好啊！”）。他不愿意影射任何人（前任教区委员以伟大演说家所使用的脍炙人口的那种风格继续说了这句否定的话）。他不愿意提及在陛下军队里曾经拥有很高的军衔的一位先生；他不愿意说，那位先生没有教养；他不愿意断言那个人没有男子气概；他不愿意说他是一个好捣乱的教区居民；他不愿意说这人不仅在这一次，而且在过去所有的场合中，行为都十分不端；他不愿意说他是那种充满心怀不满的叛逆之徒，这种人到哪里就把哪里弄得一片混乱；他不愿意说，这人心中充满妒忌、怨恨、恶意而且为人百般刻薄。不，他不愿意说这些！因为他希望一切都使人感到舒适愉快，所以呀，关于那个人的事，他什么也不愿意说（于是听众大声喝彩）。
那位上校用与此类似的议会词令作答。他说，他不愿意说自己对于刚才听到的演说感到惊讶；他不愿意说自己对此感到厌恶（一阵喝彩声）。他不愿意去回敬对方对他所使用的那些坏字眼（又一阵喝彩声）；他不愿意暗指那些一度担任过公职、而如今有幸已经丢了官的人，他们过去对济贫院管理不善，压榨穷人，用水掺啤酒，烤面包马马虎虎，把肉偷割掉剩下骨头，加重了活儿，把汤煮得稀稀的（响起哄堂的喝彩声）。他不愿意问这种人该受什么报答（一个声音说道：“什么也没有。要由他们自己去找！”）。他不愿意说，在群情激愤之中，就会把他们从让他们玷污的教区撵出去（“让他尝一尝味道！”）。他不愿意暗指那个被提名的不幸者——他不愿意说那人只不过是作为教区委员会的工具、而并非作为牧师助理而被提名的。他不愿意提及那个人的家庭；他不愿意说九个孩子、一对孪生儿、一个妻子是不值得穷人仿效的榜样（大声的喝彩）。他不愿意具体地提及本恩的资格。这个人就站在他的面前，他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出自己背着他时要说的涉及他的话。（这时候本恩先生在他的帽子的遮盖下，眯起了左眼，把右拇指按在鼻尖上，对在近旁的一个朋友作了暗示）。曾经有人反对本恩；因为他只有五个孩子（对方喊道：“说得对！说得对！”）。好，这种人还得去了解了解立法机关在牧师助理这个职务的条件方面，有没有明确规定其应有的子女人数；就算子女多是一项重要的必备条件，那么他请求他们注意事实，再比较一下确凿的数据。本恩三十五岁。斯普勒金斯——他希望尽可能尊敬地提到他——五十岁。等到本恩达到后面这个年龄，他可能有一大堆子女围着他，他们甚至还可能超过斯普勒金斯目前自称拥有的子女人数——难道这不是很可能的——大有可能的事吗（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一条条手帕挥舞了起来）？最后上校请教区居民们敲响警钟，奔向投票处，把自己从别人的支配中挣脱出来，要不就永远当奴隶。接着便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他们的讲演。
第二天开始投票了。自从我们组织那次著名的反奴隶制请愿以来，在我们教区还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请愿，经本区议员提议，下议院下令将请愿书付印。那天上校为本恩这边的人雇了两辆四轮大马车和一辆小马车——小马车由喝醉了酒的投票人乘坐，两辆大马车则由老太太们乘坐。由于上校是急性子，大部分的老太太都用马车接送，等到她们从投票处给送回家的时候，她们激动的心情还没有恢复平静，因此对于自己曾经干了什么事也就一无所知。对立派却完全疏忽了这些谨慎措施，结果由于那天酷热，许多太太小姐是慢吞吞地朝教堂走去，她们原来打算投斯普勒金斯的票，却给巧妙地引上了马车，后来就投了本恩的票。上校的那些论点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教区委员会企图对选举施加影响的这一举动则起了更大的作用。教区委员会办事员采取排他手段，威胁投票者的行径已经罪证确凿——那是一个残忍的放纵的暴行。原来这个有过失的人过去惯常每星期向一个老婆子买六便士的松饼，那个老婆子在本教区租了一间小房子，与最早的一批移民为邻；当她最后一次送饼上门时，厨师向她转达了一个通知，虽然措词相当玄妙，但仍能明白地表示：教区委员会办事员今后对松饼的胃口，完全要看她投票投什么人当牧师助理而定。这一下子可够了：那条小溪原先已经在蜿蜒流转，这一股推力就最终决定了它的流向。本恩那一派人向那个老婆子订购松饼，让她此后每星期供应一先令价值的松饼直到老死；教区居民们大为感叹；斯普勒金斯的命运就此决定了。
那对孪生儿穿着同样图案的衣服，戴着相配的睡帽，白白在教堂门口展出；斯普勒金斯太太用右臂抱着的那个男孩和她用左臂抱着的那个女孩——连同斯普勒金斯太太本人，都不再是使人同情的对象了。本恩获得了多数选票，总数为四百二十八票。教区居民胜利了。
* * *
[1] 原文为high-lows，一种齐脚踝的系带鞋。
第五章 扣押财产估价人的雇员
最近那次选举所引起的激动情绪平息下来了，本教区再次恢复到比较宁静的状态，这就使我们能够去注意某些居民，他们很少参与派系竞争，与乱哄哄和忙忙碌碌的社会生活也无甚关系。本恩先生亲自大力帮助我们为这项工作收集材料，我们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他的恩惠，我们是无法报答的。这位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坦的。他有过许多转变——不是从阴沉的性情变为轻快，因为他向来不阴沉——也不是从活泼变成严肃，因为严肃并非他气质的组成部分；他的变化是从赤贫变为不那么太贫困，或者，用他自己有力的语言来说，是从“没有饭吃”变成“半饥饿状态”。按照他强有力的说法，他自己不是“那种幸运儿之一，如果他们得一丝不挂地从驳船的一侧跳入水中，他们会从另一侧爬上船来，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背心口袋里还装着一张粥券哩！”他也不是那种让不幸和贫困折磨得心灰意懒到无可挽回的地步的人。他只是那种随随便便、高高兴兴、没用的饭桶，像个软木塞浮在水面上，让世人当作曲棍球玩儿，到处丢抛，一会儿朝右，一会儿朝左，飞到空中，又掉下来，可总是随波逐流一再出现，轻快欢乐地弹跳着。在他被人劝说去参加竞选牧师助理职务之前没几个月，迫于生计，他受雇于一个经纪人。这使他有机会弄清教区大部分比较贫困的居民和他的恩人那位上校的状况，并据此争取社会的支持。不久以前，我们不期遇上这个人。开头，他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他在竞选中表现的冒失无礼使人产生好感。不出所料，我们同他进一步熟悉之后，就发现他是一个机灵而世故的人，观察力也不错，同他稍为谈了一阵子后，我们多少被一种力量所感动了（大概我们的读者们在其他情况之中也常会受到这种力量感动的），有些人似乎具有这种力量，他们不仅能同情别人，还显然能理解自己完全缺乏的感情。后来我们把话题逐渐引到一两桩涉及某些职业的轶事，我们就对他竟然干过我们刚提到的那一行表示惊讶。由于我们考虑用接近他原话的文字来叙述这些事情，要比我们的加工美化能表达得更好，因此我们立即把故事内容定名为：
本恩先生的自述
“先生，您说的正是，”本恩先生打开了话匣子说，“扣押财产估价人的雇员生涯确实不会惹人眼红。虽然您不说，慢慢您会跟我一样清楚地知道人们憎恨而且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像是给穷人带来苦难。可是，先生呀，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并不因为是我干的、不是别人干的而变得更糟；而且如果让我看守一家人家可以使我每天挣到三先令六便士，如果扣押别人的财物就可以减轻我和我家人的痛苦，那么我当然会接受这个活儿干下去的。老天爷知道，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活儿；我一直在找其他工作，只要一找到，就会马上丢下这份工作。如果说，由于自己在这类事中起了作用而有什么罪过的话——请注意，我起的不是主要作用——对于一个像我那样的生手来说，我可以肯定那种事情总是包含着一定的报应的。我一再巴不得人们把我大骂一顿，要不然把我痛揍一阵——要是那样，我毫不在乎，因为我对此是很习惯的；可是事情却是这样：你把自己一连五天关在一间屋子里，连要看看一张旧报纸都没有，往窗外望去，除了房子后面的屋顶和烟囱，什么都看不见；而且什么也听不见，除了可能是一口旧式荷兰钟的滴答声、主妇的抽噎声、邻屋里朋友们断断续续的低声交谈，他们压着嗓门说话，生怕让‘那个人’偷听了；偶然房门给推开，一个孩子从门缝里偷看你一眼，又有点儿害怕地跑走了——这一切使你不知怎么的有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使你感到害臊。还有，遇上冬天他们给你生那么点儿火，使你盼望再暖和些，送来的伙食好像他们存心要噎死你似的——对于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是巴不得把我噎死的。碰上他们非常讲礼貌的时候，晚上他们会在屋子里给你铺上一张床，没有人来铺床的话，你的东家会给你送一张床来；可是你就是那么样，一直既不洗脸又不刮胡子，人人都避开你，没人跟你说话，除了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人进屋来问你还要不要添饭，说话的口气等于是‘我希望你不要添饭了’；或者在晚上，让你在一片黑暗中坐到半夜的时候，有人来问你可要点上一支蜡烛。我在这样的处境中的时候，就坐在那儿想啊想的，直到觉得自己孤独得像一只小猫，给关在洗衣作的上了盖儿的铜锅里；不过我相信那些老雇员们，他们由于经常受锻炼，所以什么也不想。可是我确实听见过他们当中有几个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想才是！
“我在那期间曾经多次执行过扣押令（本恩先生接着说下去），后来不久我就发现有些人并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值得人家同情，有的人收入很多，他们陷入困难以后，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不断设法弥补，到了一定的时候对这种事变得十分习惯了，最后变得几乎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一切了。我记得我头一次被派去看守的是本教区一位先生的家，大家都认为只要他肯尽力，准能弄到钱的。有一天早上八点半钟左右，我同我过去的老板老菲克逊一起，到一家人家去，按了地下室门铃 [1] ，开门的是穿着制服的男仆。‘老爷在家吗？’‘他在家，’那仆人说，‘不过他正在吃早饭。’‘没关系，’菲克逊说，‘你就告诉他，来了一位先生，特别要跟他说话。’于是那个仆人睁大着眼，朝四下里瞪去——使我认为他是在找菲克逊说的那位先生，因为我认为除了全瞎的瞎子，是没有人会把菲克逊当作一位‘先生’的；至于我呢，我跟一根便宜的黄瓜一样脏。然而，他还是转身到早餐室去了。那是处于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巧舒适的房间。于是菲克逊（我们干这一行的总是这样的）不等那仆人通报来客，趁他还没能退出来，便跟了进去——‘先生，这儿有个人有话跟您说，’菲克逊尽量摆出一副亲热和讨人喜欢的嘴脸在门口探进头去。‘你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胆敢未经许可就走进公馆里来？’屋主说道，他像一头发脾气的公牛一样凶猛。‘我姓——，’菲克逊边说边向那屋主使眼色，让他遣走男仆，同时把一张扣押令折得像一张纸币那么大，摆在手中。‘我姓史密斯，我是从约翰逊那儿来的，是关于汤姆生那件事。’——‘哦，’对方立刻明白了，说道，‘汤姆生好吗？史密斯先生，请坐；约翰，出去。’男仆出去了；那位绅士和菲克逊两人对望着，直到不能再望下去的时候，便改变一下他们的取乐方式，都朝我望过来，而我始终是站在蹭鞋垫上的。‘一百五十英镑，我明白了，’绅士终于开腔了。‘一百五十英镑，’菲克逊说，‘不包括税款、行政司法长官的费用和所有其他有关杂费。’‘嗯，’绅士说，‘明天下午之前我是无法付清这笔款子的。’——‘很抱歉；那么我不得不在你付清以前，把我的雇员留在这儿。’菲克逊装出对这事感到很难过的样子答道。‘非常不巧，因为今晚我家要举行大型宴会，只要我的那些朋友对那件事略有所闻，那我就完蛋了——请到这边来，史密斯先生。’绅士稍微顿了一下之后添上后面这句话。于是菲克逊同他一道走到窗前去，两人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子，接着传来硬币 [2] 的叮当声，之后，菲克逊的一双眼睛盯住我，走过来，说：‘本恩，你是一个会干活的人，而且我知道你也是很诚实的。这位先生今天需要一个助手，洗洗盘子和侍候吃饭，如果你不特别忙的话，’说到这儿，老菲克逊像疯子似的龇牙咧嘴，胡乱地往我手里塞了两个硬币，‘他很希望你能帮他干点活儿。’于是我笑了，绅士也笑了，我们全都笑了；接着菲克逊留在那儿，我回家去梳洗了一番，再回到那儿，菲克逊便走了，我就把盘子擦亮，又侍候大家吃饭，把所有的仆人全都给哄了，所有的人都一点儿也没想到我是担任看守哩，不过结果还是差点儿露出马脚来；因为留下的最后一批绅士们之中，有一位在深更半夜下楼来，走进大厅，我正坐在那儿，他给了我一个两先令半的银币，说道：‘喏，伙计，去给我叫辆出租马车来，好吗？’我想这是个骗局，是要把我引出房子去，我十分恼火，正要把这个想法说出来，那位样样事都要管的绅士直奔下楼来，好像担着极大心事似的。他装出要大发雷霆的样子，说：‘本恩！’我答道：‘是，老爷。’‘你究竟为什么不照料餐具呀？’那另一个绅士说：‘我正要打发他去给我叫一辆出租马车来。’我说：‘我正要说——’屋主人打断我的话，为了免得我碍事，把我朝走廊推去，说道：‘我亲爱的朋友，叫别人去吧，叫别人去；我已经让这个人看管我所有的餐具和贵重物品，我绝对不能让他离开这幢房子。本恩，你这个坏蛋，马上给我去点一下早餐室里的那些叉子。’你完全想得到，当我见到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一路走着笑得有多厉害。那笔款子在第二天讨清了，还另外赏了我，这是我干这一行收入最大的一次（而且我猜想，对菲克逊来说也是如此）。
“可是，先生，这毕竟是这类事光明的一面啊，”本恩先生重又开始说话，他刚才谈前一桩轶事时的那种会意的眼色和浮夸的神态消失了。“而且遗憾的是，与它的黑暗面比较之下，它是人们很少、很少看到的一面。没有钱的人很少能受到金钱所能买得到的礼遇；甚至由于自己能够暂时渡过一个难关，又进入另一个困境，都成为一种安慰，而这种安慰对赤贫者是绝对无份的。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名叫乔治的院子里的一幢房子里去——就是煤气厂后面的那个邋遢的小院子里，天哪！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人的悲惨状况，那是由于他们拖欠了半年房租而派我去扣押财物的——我想一共是两镑十先令吧。那幢房子只有两个房间，而由于没有过道，住在楼上的人家进进出出总要穿过那家人的房间——平均每一刻钟大约走过四次，每次走过那儿，他们都大吵起来，因为他们的东西也给拿走，并且登进财产目录里去。在房子门前有一小块围起来的泥地，有一条煤渣路由此通过门前，旁边有一口盛雨水的大桶。窗上挂着一块有条纹的脏窗帘，串在一根很松弛的绳子上，窗台上放着一面三角形破镜子。我猜想它是让人照脸用的，可是那些人又脏又可怜相，如果他们已经对镜子看过自己的芳容而吃了一惊，我肯定他们再也鼓不起勇气看第二眼了。房间里有两三把椅子，估计在它们最新的时候每把可能值八便士到一先令；一张松木小桌子，一口墙角食橱，里面空无一物；一副床架，可以翘起一半，让床腿突出来，让你的脑袋去碰撞，或者让你挂挂帽子；没有床铺，没有被褥。在壁炉前的地板上铺着一个当地毯用的旧麻袋，四五个孩子在撒着沙子的地上爬来爬去。执行令只提出把他们撵出屋子去，因为没有可以抵债的东西可拿。我在这个人家待了三天，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们大家全都知道，到时候他们是怎么也付不出这笔钱的。在原该生着火的地方，有一把椅子放在一边，上面坐着一个老婆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丑、这么脏的人。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着，摇啊摇的，除了不时停一下紧握她那双干枯的手之外，始终不停地摇着，不住地用手摩擦膝盖，只用手指一上一下抽搐着，动作同椅子前后摇动的节奏完全一致。壁炉的另一边坐着一个怀中抱着婴儿的母亲，那婴儿哭个不停，直哭得入睡，等到醒来又哭开了，又哭到入睡。我始终没有听见那个老婆子说话的声音，她似乎完全麻木不仁了。说到那个母亲的嗓子，要是她也完全麻木不仁就好啦，因为苦难已经使她变成一个恶魔了。如果你听见过她怎样咒骂在地上打滚的那些光着身子的小孩，看见她多么凶狠地打那个饿哭了的婴儿，你会同我一样不寒而栗的。他们一直待在那里。那些孩子们偶尔吃一口面包，我把我妻子送来的饭菜大半都分给他们吃，可是那个女人什么也没有吃；他们甚至从来不去躺在床架上，房间也始终不打扫和洗刷。邻居们全都穷得自顾不暇，也管不了他们，不过我从楼上那个女人的谩骂声中听出这家的男人似乎在几星期以前给流放了。等到限期满了的时候，房东和老菲克逊都让这家人的情况给吓坏了，他们慌了手脚，把他们都往济贫院送去。他们为那个老婆子送来了一只病人用的躺床；到了晚上西蒙斯把孩子们带走。老婆子进了医院，很快就死了。孩子们直到今天都还在济贫院里，与以前的日子相比，他们如今是舒适多了。至于那个母亲，根本无法叫她听话。我相信过去她是一个温和勤勉的女人，她的苦难竟然逼得她狂暴了。她向专管救济的人员扔墨水台，用渎神的话辱骂教会执事，不管什么人走近她都挨她打，因此给送进过教养院六次，有一天终于血管破裂，也死了。不论对她本人或者对那些年老的男女贫民来说，这都是一种值得庆幸的解放，因为她过去经常朝四面八方撞去，仿佛他们是保龄球戏 [3] 里的木柱，她自己则是球，把他们一一碰倒在地。
“唉，这真够惨，”本恩先生接着说下去，一边朝门口跨一小步，好像暗示他的话就要说完了。“这真够惨，可是还有一种人不声不响地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就格外使我难过了——先生，如果您明白我指的是什么。那是关于一位太太的事，我被派去看守她的房子。那房子的确实地址无关紧要；我其实也不愿意说出来，然而反正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跟惯常一样同菲克逊一块儿去——那家人欠了一年的房租。一个小女仆开了门，把我们带进前客厅里去，有三四个长得很好看的孩子在那儿，客厅收拾得很干净，但是家具很少，孩子们也这样，干净，穿得很单薄。有一会儿工夫客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菲克逊压低嗓门说：‘本恩，对于这家人家我有点儿了解，我看是不行了。’‘你认为他们付不清欠款吗？’我焦灼地问道，因为我很喜欢那些孩子的相貌。菲克逊摇摇头，正要作答，门给打开了，走进来一位太太。她除了眼圈哭红了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脸色那么惨白的人。她走进屋子里来的步伐很坚定，换作我，走起路来也不过如此。她进屋子以后小心地把门关上，然后坐下，脸上毫无表情，像块石头似的。她用令人吃惊的平静嗓音问道：‘先生们，什么事？是来执行法律吗？’菲克逊回答：‘是的，太太。’那位太太眼睛盯着他，好像并不理解他的话。于是菲克逊又说了一句：‘是的，太太。这是我的扣押令，太太。’说着彬彬有礼地递过去，就好像它是一张下一个绅士所预定的报纸一样 [4] 。
“那位太太接过那张铅印的纸时嘴唇发抖了。她的目光扫过那张纸，菲克逊便开始把那份表格说明一番。可是我瞧见她分明没有看进去，可怜的人儿！‘天哪！’她突然哭起来，听任那张扣押令掉在地上，双手掩住了脸，说道：‘天哪！我们会处于什么境地呀！’她的哭声引来了一个大约十九或二十岁的少女。我猜想她刚才始终站在门口偷听着，她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孩，什么话也没说，便把孩子搁在那位太太的膝上，后者便把可怜的小家伙紧紧地压在自己的胸口，对着他哭，直哭得连老菲克逊也戴上他那副蓝色眼镜，来遮住顺着他那肮脏的双颊淌下来的眼泪。‘好啦，亲爱的妈妈，’那个少女说，‘你知道你自己已经忍受了多少苦难。为了我们大家的缘故——为了爸爸的缘故，别为这件事过分悲伤了！’那位太太急忙打起精神来擦干眼泪，说道：‘不，不，我不会过分悲伤！我真傻，不过这会儿已经好些了——好多了。’于是她振作起精神来和我们走进各个房间，同时我们便把所有的东西都列入清单。她主动地打开全部抽屉，把孩子们的小衣服分类整理好，使我们的工作方便些。她除了在一举一动中显出一种奇怪的匆忙样子之外，似乎镇静自若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等到我们又走下楼来，她犹豫了一两分钟，终于说道：‘先生，我恐怕做了一件错事了，可能会给你们带来麻烦的。刚才我藏起了我还留在世间的唯一小饰品——就是这个。’说着她把一张镶嵌在一块金子上的小画像放在桌子上。‘它是我可怜的亲爱的爸爸的小画像！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因为上帝把这画像的本人从我这儿夺走而感谢上帝，可是我现在感谢上帝了，而且已经十分热诚地感谢了好几年了。先生，拿去吧。在我遭到病痛和不幸的时候，这张脸从来也不曾抛弃我。上帝知道我眼前的病痛和不幸都不是一般的了，我此刻实在不忍抛弃它。’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正在填写财物清单，于是抬起头来，望着菲克逊；那老家伙意味深长地向我点了一下头，于是我便用笔划掉那个我刚写上的‘小’字，让那个小画像留在桌子上。
“好吧，先生，让我长话短说，我奉派守在那儿，一直留下来；虽然我是个笨人，那个屋主是个聪明人，我却看到他从来没有看到的事，要是他能及时看到那一切，今天他是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的。先生，他的妻子对于自己的精神负担从不抱怨，对于伤心的事也从不吐露只字，我眼看她因之消瘦下去。我眼看她在他的眼前越来越接近死亡；我知道只要他尽一下力就可能挽救她，可是他就是没有尽力。我并不责怪他，因为我认为他无力 自拔。长期以来，她不等他开口说，一一满足了他的愿望，代他办了种种事，以致一旦离开了他，他便手足无措了。我瞧见她经常穿的那一身衣服，即使穿在她身上也显得褴褛，如果穿在别人身上简直就不体面了，在那种时候我总要想，如果我是个有教养的人，眼看这位女人因为爱我的缘故，变成这副样子，我准会悲痛欲绝——以前我向她求爱的时候，她是那么漂亮、那么快活的一个姑娘。当时天气严寒而且潮湿，而她呢，衣服既单薄，鞋子又不像样，为了设法筹集款子，整整三天从早到晚在外奔波。款子筹全，欠款付清，执行令状便撤销了。当款子送来的时候，全家人都挤进我待着的那间屋子里来。由于烦扰的事没有了，那父亲很高兴——我相信他根本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办妥的；孩子们又兴高采烈起来了；大女儿东奔西跑，准备着财物被扣押以来的头一顿美餐；母亲见大家如此快乐也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我在一个女人的脸上见到过死亡的阴影，那就是当天晚上我在她的脸上见到的了。
“先生，我是看对了，”本恩先生急忙用上衣的袖子抹一下脸，继续说道。“那户人家后来变得富裕起来，交了好运。可是太晚了。如今那些孩子失去了母亲。为了再得到他失去的妻子，那个父亲是宁肯放弃以后所获得的一切的——住宅、家庭、财产和金钱，放弃他所有的一切，或者他所可能得到的一切。”
* * *
[1] 地下室的门专供商人等出入，所以这里特别说按地下室门铃（area-bell）。
[2] 原文为suverins。书中表明本恩先生的文化水平低，将sovereigns一词误说成suverins。sovereign是一金镑硬币，现已不通用，面值一英镑。
[3] 保龄球戏，一种游戏，用一只木球沿着球道滚去，以击倒位于球道尽头的瓶状木柱多寡为胜负。
[4] 指在公共场所供人轮流阅读的报纸，凡欲看报者先向正在看报者预定让他下一个看。
第六章 妇女团体
本教区的妇女组织了很多慈善机构。在冬天，多雨雪，脚容易湿，感冒流行，我们就有妇女施粥团体、妇女供煤团体和妇女分发毯子的团体；在夏天，核果大量上市，胃病流行，我们就有妇女施药所和妇女探望病人委员会；我们一年到头常设着考核儿童的妇女组织、发行《圣经》和《祈祷书》的妇女团体和按月出借分娩床单的妇女团体。后面这两个组织显然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说不准它们所产生的好处是否比其他那些组织多，不过我们却可以最庄严地断言，即令其他所有的组织合在一起，它们所引起的轰动和奔忙，也没有这两个组织那么多。
我们刚一接触到这事，理应被认为：《圣经》和《祈祷书》的团体不如分娩床单团体那么受人欢迎；不过，近一两年以来，前者被人们大大重视起来了，这是因为考核儿童的团体中好闹派性的反对派给了它们意想不到的外援。这个反对派是在下述情况下产生的：当这位年轻的牧师助理深得众望、同时教区里所有未婚的姑娘们都变得认真起来以后，靠赈济的儿童们一下子成了特别受关怀的对象了。热情赞赏这位临时代理牧师的那三位布朗小姐对那些不幸的儿童进行教育，考核和再考核，由于学习和疲劳，男孩子个个脸色苍白，女孩子们得了结核病。三位布朗小姐很出色地坚持了工作，因为她们可以彼此换班，而孩子们却一班到底地学下去，因此明显地露出了疲惫不堪、心事重重的征候。在本教区中那些没有脑筋的居民对这一切都一笑置之，而那部分有脑筋的居民则在摸透临时代理牧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之前，都避不发表任何意见。
不久机会就来了。那位临时代理牧师代表慈善学校宣讲了慈善之道；而且在上述布道中，用热烈的措词阐述了某些可敬的人所作出的令人钦佩的不懈努力。从那三位布朗小姐所坐的那排长凳上传来了啜泣声。只见那里的领座人急忙从中央过道走到小礼拜室的门那儿去，又立刻拿着一杯水赶回来。接着听见一声低吟，又有二位领座人冲到现场，三位布朗小姐便各由一个领座人扶着带去教堂，过了五分钟又被带回来。她们各用一方白手帕掩着眼睛，好像刚参加过毗邻墓地上举行的一个葬礼似的。如果对于刚才那番话针对的是谁，曾经一度存在什么疑问的话，此刻便完全清楚了。于是大家都希望去教化那些靠赈济的儿童，一致要求三位布朗小姐把学校分为若干班级，每个班级派两位年轻女子负责。
一个人掌握一点点知识是件危险的事，一个人能对别人略施小惠更是如此；三位布朗小姐小心翼翼地把年轻女子排除在外，而聘请了所有的老处女。没有出嫁的阿姨和姑姑们获胜了，妈妈们坠入了绝望的深渊，要不是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于天意的事扭转了公众的情绪，真不知道大家对三位布朗小姐所怀的怒气可能通过怎么样的暴行发泄出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七个全都未婚并极其好看的女儿的约翰生·派克太太，急忙向好几个分别有若干未婚女儿的妈妈报告说，有五个老汉、六个老妇和数不清的孩子习惯于每星期日到教堂来，坐在她专座附近的一些免费座位上，他们既没有《圣经》也没有《祈祷书》。在一个文明国度里能宽恕这等事吗？在基督教的国土上能容忍此类事吗？绝对不能！一个分发《圣经》和《祈祷书》的妇女团体马上组织起来。约翰生·派克太太担任主任，三位约翰生·派克小姐则分别担任财务员、审计员和秘书；开始捐款了，书买来了，供给教堂里所有在免费座位上的人。在这些事发生后的头一个星期日上头一课时，只听得一片书本落地和翻书的沙沙声，以致在以后的五分钟中根本无法听到牧师的讲道。
三位布朗小姐和她们的一帮人见到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便拼命用嘲笑和讽刺的话来挡开它。三位布朗小姐说，如今那些老头子和老婆子有了书，却不会念。约翰生·派克太太答道：不要紧，他们可以学呀。三位布朗小姐又提出：孩子们也不会念。约翰生·派克太太反驳道：那有什么关系，可以教他们嘛。于是出现了势均力敌的局面，布朗小姐们当众对儿童进行考核——使公众感情倾向于考核儿童的团体。约翰生·派克小姐们当众分发书本——从而又产生了赞成分发《祈祷书》的反应。只要一根羽毛就会使天平失去平衡，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一情况。因为有一位传教士从西印度群岛回来；他同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后就被介绍给不信奉国教的传教士团体。约翰生·派克母女向那个不信奉国教团体提出了建议。她们说，既然他们双方的目的相同，两个团体又何不举行联席会议呢？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正式对公众宣布举行会议，那天会议室内挤得水泄不通。那位传教士登上讲坛时，全场热烈欢呼。他把自己听到的两个黑人的对话讲了一遍，听众表示赞许之声有如暴风雨。那两个黑人在树篱后面谈论的是有关分发《圣经》和《祈祷书》的事。他模仿他们说的蹩脚英语，引起的鼓掌声几乎要把屋顶都震裂了。打从那个时期以后，除了一次微不足道的例外，对于分发书本的团体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我们逐日进行记载，而来自考核儿童团体的那软弱无力的反对，只有使它更得人心。
说到按月出借分娩床单的团体，它的重大特点是：它不像分发书本和考核儿童那两个团体那么受舆论变化的影响；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它是从不缺少施惠的对象的。本教区人口非常稠密，而且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它对伦敦和它周围地区的人口出生总数作出了超过本分的贡献。结果就使这个搞按月出借床单的团体兴旺起来，使它的成员们带有令人不胜羡慕的忙忙碌碌的恩主气派。那个团体在时间划分上仅有一个概念，那似乎便是只把时间划分为若干月份。它每月举行一次茶会，在会上接受每月的工作报告，为下个月选出秘书并且仔细检查了当月刚好没有出借的按月供应盒。
我们从来没有出席过这种会议；几乎不必说，她们非常注意不让男人参加所有这种会议；不过本恩先生有过一两次被请到会议桌跟前，而且我们得到由于从他那里得到足够证据可以这么说：会议进行得井井有条，十分正规。不论有什么口实，在会议上同时发言者不得超过四人。正式的委员会全部由已婚妇女组成，不过却吸收了大量从十八到二十五岁的未婚女子为名誉会员，一则是因为她们在装盒子和探望坐月子的妇女这两件事上都很有用；二则是因为这个团体希望她们趁早学习一下怎样担负起下半生更严肃的主妇职责；三则是因为人们常听说精明的妈妈们在考虑女儿婚姻问题时能极其巧妙地利用这一点。
每月供应盒总是漆成蓝色，盒盖上的白色大字写的是该团体的名称。这个团体在出借每月供应盒之外，偶然还发给牛肉汤以及一种由热啤酒、香料、鸡蛋和食糖混合而成的饮料，后者被产妇称为“caudle” [1] 。这事又得用上名誉会员，而且她们欣然同意。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的代表团被派去探望产妇。在这种场合，产妇们尝了caudle热饮料又尝牛肉汤；在炉旁铁架上小小的平底锅里煮少量食物忙得不亦乐乎；给小婴儿一会儿穿衣一会儿脱衣，系带子呀、折衣服呀、用别针别住呀；照料小宝宝，在炉火前暖暖他们的小腿和小脚；大家乱哄哄地边谈边煮，真是有趣，有的东奔西跑，一副了不起的模样，管这管那，除了在类似的场合，否则这么大的乐趣在哪儿也享受不到的。
在这两个机构竞争中，为了争取本教区居民的拥护，那个考核儿童团体的成员们作了垂死的努力，在几天前决定要对学生们进行一次重大的公开考试；将经教区当局的同意，国立神学院的大教室被指定为考场。于是将邀请出席的通函发给本教区所有的主要居民，当然也包括另外那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其实就是为了使她们从中得益并为了开导她们，才特意如此表演一番。这个团体确信将有许多听众到场。因此，前一天在三位布朗小姐的直接指挥之下，地板给仔仔细细地擦洗了一遍；为了方便参观者，在教室中安放了各种表格；她们还精心挑选出了学生书法作业样本，再同样细心地把它们修改润色一番，其结果使当初写那些字的孩子们自己见了都十分惊讶，其程度远超过客人所感到的惊讶。又让他们把一道复名数加法题的得数背了又背，直到所有的孩子把全部得数都牢牢记住；这个团体费尽心机、面面俱到地进行整个准备工作。那个早晨终于来临了。她们用廉价的肥皂擦洗孩子们的脸，用法兰绒揩，再用毛巾擦，直擦到个个脸蛋儿都发亮了；细心地把男女孩子的头发都梳到齐眼睛的地方；用雪白的披巾给女孩子们打扮，又用单根紫色缎带把帽子裹住脑袋；年龄较大的男孩子们的脖子则给套上大得惊人的衣领。
门打开了，布朗小姐们和她们的一帮人出现了，全都穿着朴素的白细洋布衣服，戴的也是同色同料子的帽子——这是孩子的考试制服。屋子里挤满了人，朋友相互问候声又响亮又亲切。那些分发书本主义者发抖了，因为他们的声望面临危险了。年岁最大的那个男孩子走上前来，从他那大衣领背后发表了一篇博得人们好感的讲话。发言稿是出自亨利·布朗先生之手，这引起了满堂鼓掌声，约翰生·派克家母女全都吓呆了。考试成功地进行着，在胜利凯歌中结束。考核儿童团体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约翰生·派克家母女绝望地退却了。
当晚分发书本主义者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由约翰生·派克太太担任主席，要商讨一个最好的办法来重新获得在教区中已失去的支持。该怎么办呢？再举行一次会议！哎呀！由谁出席呢？传教士可不愿再度出席；再说，奴隶也已经解放了。必须采取一个大胆的步骤。必须想个什么方法使教区的全体居民吃一惊；可是谁也想不出该采取什么步骤。最后听得一位年纪极大的太太用含糊的噪音咕噜了一声：“埃克塞忒会堂” [2] ，与会者突然得到启发。于是一致决定由年老的妇女组成一个代表团，晋谒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向他求援，请他来作一次演讲。这个代表团还要去拜访两三位不住在本教区的笨老太婆，请求她们来参加听讲。请求成功了，于是便举行了会议。这位演说家是爱尔兰人，他来了。他谈到一片葱茏的小岛——他处的海滨——无边无际的大西洋——大海的中央——基督徒的博爱——血统和灭绝——内心的怜悯——手中的武器——祭坛和家——家神。他揩眼睛，擤鼻子，引用拉丁文。这一切起了极大的作用——拉丁文的确是个绝招。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那些拉丁文的含义，可是个个都知道那肯定是非常感动人的，因为连演说家都感动了。于是分发书本的团体在本教区妇女们中间的名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考核儿童的那个团体则急速地趋向衰微。
* * *
[1] caudle，病人食用的粥汤，粥中加葡萄酒、香料、鸡蛋等。
[2] Exeter Hall，伦敦河滨马路上一个曾作宗教和慈善集会用的会堂。
第七章 我们的近邻
当我们走过一条街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推测那里居民的性格和职业；在进行这种推测时，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提供帮助的莫过于屋门的外表了。要说人类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提供了绝妙而有趣的研究对象，街门门环的外观几乎也同样各有千秋，而且也同样地不会被人搞错。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初次访问一个人，总是怀着最大的好奇心注视他的门环的特征，因为我们十分明白，在这个人和他的门环之间，必然或多或少存在着相似和共同之点。
譬如说，有一种在过去很普通、如今正被急速淘汰的门环——圆形的大门环，上面有一张狮子的快活面孔，它显得乐呵呵的，当你在等开门的时候，你把自己的鬓发扭成一个卷儿，或者把自己的衬衫领子往上扯，那张面孔便和蔼地冲着你笑；在吝啬鬼的门上面我们就绝对瞧不见这种门环——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看来，这种门环往往预示这家主人的好客和频频劝酒。
在一个小律师或者证券经纪人的门上，就从来没有人见过这种门环；他们总是恩宠另一种狮子；它是一个长着一副凶相的大家伙，面部的表情又野蛮又愚蠢——是所有门环中的长老，受到自私蛮横者的宠爱。
还有小巧别致的埃及门环，上面有长长的脸，带着朝上翘的尖鼻子和极瘦削的下巴颏；它最受政府机关人员的欢迎，那些人身穿淡褐色厚呢衣服、系着浆硬的领带，无所事事，是自命不凡的小人物，他们沾沾自喜、自高自大、目空一切。
几年前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门环，使我们大感困难。那种门环上面没有任何脸像，仅有一只环悬挂在一个把儿或者一小截粗短的棍棒上。不过，稍为费心注意一下也就能克服这个困难，并使这个新装置同我们所最喜爱的理论取得一致。你常常会在冷冰冰的、一本正经的人家的门上瞧见这种门环，这种人老是问你为什么不上他们家去，却从来不说你一定 要去。
大家都知道城郊别墅和大的寄宿学校普遍都用铜门环。注意到了这一类门环就等于把所有最突出而且已明确地下了定义的那些种类作了概括的说明了。
有些颅相学家断言，人的脑子受到不同感情的刺激后，脑壳的形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请不要误认为我们要我们的理论加以推广，以至于宣称不论人的性情起什么样的变化，都会对他的门环的特征产生明显的影响。我们的见解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必然存在于一个人和他的门环之间的磁力，会诱导他搬家，去寻找一个对他变化了的感情更相宜的门环。如果你发现一个人提不出任何合乎情理的借口就搬家，那么毫无疑问，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有发觉，他搬家的原因是因为他与他的门环发生了分歧了。这是一个新的理论，然而我们还是大胆提出来，因为它与成千上万种学术性的设想同样巧妙和可靠，它们都是为了公益和个人的发财天天给提出来进行讨论的。
不久前我们看见邻居和我家门上的门环全被拆掉，换上了门铃，而由于我们对门环这个问题怀着这样的想法，读者们不难想象当时我们是多么惊恐万状。这可是一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祸患啊。认为一个人没有门环还能生存的这种想法似乎是那么荒谬而不切实际，所以我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它。
我们闷闷不乐地从这个地点向当时正在建造的伊顿广场漫步。当我们发现使用门铃很快地成为通例，而门环却成为例外之物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惊讶而愤慨！我们的理论在震惊之下动摇了。我们急忙赶回家去，认为在急转直下的形势中，自己预见到了门环将被彻底废置不用，于是便决定从那天开始在我们隔壁邻人们身上进行推测。紧贴在我们左边的那房子没有人住，因此我们尽有时间观察住在我们右边隔壁的那些人。
这幢没有门环的房子里住着一个在市区工作的职员。在他的客厅窗户上有一张笔迹秀丽的招贴，说明本屋内有供一位单身汉住宿的房间出租。
那是一幢简洁阴暗的小房子，坐落在街道背阴的一边，过道的地板上铺着崭新的狭窄的厚漆布，楼梯上有崭新的狭窄的地毯，一直铺到二楼。墙纸是新的，油漆是新近才刷上的，家具也是新的；从这三样东西——墙纸、油漆和家具——都可以看出这家租户的财力是有限的。客厅里铺着一小块红黑夹色的地毯，周围露出了地板；几把着了颜色的椅子和一张折面桌。两个小餐具架上各放着一个淡红色的贝壳，壁炉架上还有一只茶盘、一只茶叶罐以及另外几个贝壳，在这些东西上面风雅地排列着三根孔雀羽毛——这些是这个房间里的全部装饰品。
这就是指定用来白天招待那个单身汉的房间，在同一层楼上的一间小小的后房则被指定为他晚上用的卧室。
那张招贴在窗上贴了没有多久，就来了一个要求租屋的人，这位先生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人很结实，看上去脾气挺好的。不一会儿工夫，条件就谈好了，因为我们瞧见他初次登门后那招贴便扯去了。一两天之后那个单身汉便搬来了，随后不久他的真实性格就显露出来。
首先，他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癖好，那就是每天晚上又喝掺水的威士忌又抽雪茄烟，要闹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还邀请朋友来家里，他们总是在晚上十点钟来，而且总要到半夜一、两点钟兴致才开始上来，于是纵情放声歌唱五、六首两行诗，接着是十人大合唱。他们全体拼命喊叫，个个热情奔放，大叫大嚷，闹得邻居们不胜其烦，尤其是住在楼上的另一个单身汉，给闹得更苦。
真糟糕，他们平均每星期都要这么闹三次，可是话得说回来，糟糕的事还不限于此呢——因为当那帮客人终于 离去的时候，他们不像其他任何人家的客人那样，在街上一路安安静静地走去，却发出吓人的喧哗声取乐，还假装女人在危急时发出的尖叫声；有一天晚上，一位头戴白帽子、脸色微红的绅士，急不可待地去敲三号房屋的门，屋主是一个在假发上撒了粉 [1] 的老人，他以为一定是自己出嫁的哪个女儿过早地得病了，于是他摸索着走下楼去，又是拉门闩，又是转动钥匙，闹了好一阵子才打开了门，那个头戴白帽、脸色微红的男子说，他希望对方原谅他这样麻烦他，并说如果对方能够给他一杯清凉的泉水，再给他一个先令乘出租马车回家去，他将非常感激。那老人听了砰地一声关上门，走上楼去，把一大壶水往窗外泼去——泼得很准，只不过是把水泼在别人头上，使全街的人陷入了混乱状态。
开玩笑就是开玩笑；只要你能够使对方明白其中的乐趣，连恶作剧也有其妙处。可是我们这条街上的居民的悟性很差，对这一行动滑稽之处木然无动于衷。其结果是：我们的隔壁邻人不得不通知那个单身汉说，除非他此后不再在家里招待他的朋友，他就真的非同他分手不可了。那个单身汉的脾气确实再好也没有，他接受了那一番告诫，答应从此以后天天晚上都去咖啡馆消磨时光——这个决定使大家都满意得没二话。
第二天晚上过得很好，大家为这个变化感到高兴；可是第三天晚上又闹起来了，而且变本加厉。那个单身汉的朋友们由于不能隔天在他家里见到他，便决定每天晚上到他家里来看他；分手时朋友们嘈杂的招呼声、单身汉在他楼上的过道里发出来的闹声，再加上接下来他使劲挣脱靴子的乒乒乓乓声，闹得人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我们隔壁的邻居便给这个在其他方面都非常好的房客下了逐客令；单身汉也就搬走，到其他住所去招待他的朋友们了。
下一个申请租用二楼那个空房间的人，是一个跟刚搬走的那个惹人烦恼的单身汉迥异的人物。他是一位又高又瘦的年轻绅士，一头蓬松的褐色头发，胡子带上一点儿红色，还稍微留着一点儿髭须。他穿着一件镶边的、大礼服形的大衣，后面有一个个挂武器的圈儿，浅灰色的裤子，戴着软皮手套，看上去完全像一名军人。他跟那个喧闹的单身汉多么不相同啊。他举止逗人乐，言词讨人喜，而同时又那么持重！他初次来看出租的房间时，特别询问他是否肯定能在教区的教堂里得到专座；等到他同意承租的时候，便索取一张列有当地各慈善团体的名单，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小小施舍捐赠给其中最应该得到的团体。
这下子我们的隔壁邻居高兴极了。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正合心意的房客啦——这是一位持重而心眼儿好的人，厌恶热闹，喜欢安静。他轻松愉快地取下那张招贴，想象着一长串宁静的星期日，在那些日子里，他和他的房客将相互寒暄和交换星期日报纸。
那个持重的人来了，他的行李要在次晨从乡下送来。他向我们的隔壁邻居借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和一本《祈祷书》，很早就退到自己的屋子里休息，要求次晨十时整唤醒他——时间不得早于十时，因为他非常疲劳。
房东按时 叫唤了他，可是没有回答；又叫唤，还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隔壁邻居惊恐起来了，于是破门而入。那个持重的人已经神秘地离开这幢房子了，并且带走了衬衫、《祈祷书》、一把小茶匙和所有的被褥。
至于这个事件加上前一个房客那些越轨的行为，有没有使我们的隔壁邻居对单身汉抱有反感，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下一张在客厅窗户上出现的招贴是一般的通告，说在本屋二楼有一间备有家具的房间出租。不久招贴又拿下来了。新的房客开头吸引了我们的好奇心，后来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他们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和他的母亲——一位五十岁左右或者可能更年轻一些的太太。母亲穿着寡妇的丧服，那个男孩子也穿着重丧服。他们很穷——非常穷；因为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那男孩子所挣的菲薄收入，他为书商搞抄写和翻译工作。
他们是从一处农村搬来伦敦定居的；一半是因为那个男孩子在这儿可以得到较好的就业机会，一半也许是出于一种正常的愿望——要离开他们光景较好时居住的地方。在那儿人家都知道他们如今衰败了。他们处在厄运之中而傲气犹昔，不肯向陌生人吐露自己匮乏和贫困的情况。他们贫困到什么程度，那男孩子为了摆脱贫困又怎么拼死拼活地干活，这一切除了他们自己，什么人也不知道。午夜以后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们夜夜听见隔壁有人时而把一小炉火炭耙拢来的声音，或者半抑制住的干咳声，这表明他还在干活；而且每过一天，我们都更清楚地看出：天地造化已经使他那张忧郁的脸上露出了可怕的红晕，这是最厉害的疾病的警报呀。
我们希望自己受到一种比单纯的好奇心更高尚的感情的驱使，设法先跟这两个陌生的穷人结识，然后再建立亲密的关系。可是我们最大的担忧成为现实了——那个男孩子急速地衰弱下去。他的病痛拖得很久，从冬天一直拖过整整春夏两季；那个母亲则试图设法弄针线活儿、刺绣活儿来做，为了挣面包什么活儿都干。
她只能偶尔挣到几个先令。男孩子照旧继续工作着，一分钟一分钟地接近死亡，但是他始终不发半句怨言，也不咕哝一声。
在一个美丽的秋天傍晚，我们像惯常那样去看望那个病人。两三天以来，他仅存的一点儿体力在急速衰退中。这时候他正躺在一扇打开着的窗前的沙发上，凝视着西下的太阳。他的母亲刚给他念过《圣经》，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见她把书合上，走上前来欢迎我们。
“我刚才正告诉威廉说，”她说道，“我们一定要设法带他到乡下一个地方去，那样他就会好起来了。你们知道他并非得了什么病，他可就是不太强壮，最近又操劳过度了。”可怜的人儿呀！当她转过脸去，似乎是在整理一下紧贴在头上那顶寡妇帽子的时候，泪水从她的手指缝中间流出来，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她想欺骗自己是毫无成效的。
我们在沙发的靠头的那一边坐下，但是却保持沉默，因为我们看见生命的气息已经从我们眼前的这年轻的形体中悄悄而又迅速地溜走了。每呼吸一次，他的心脏就跳动得慢了一点。
男孩子把一只手安放在我们的手中，另一只手抓住他母亲的手臂，急速地把她朝自己这边拉过来，热烈地吻她的面颊。接着停了下来。他又颓然倒在枕头上，两眼长时间热切地盯住他母亲的脸。
“威廉，威廉！”那母亲过了好长一会，轻声唤道。“不要这么看着我——对我说话，亲爱的！”
男孩子无力地笑了，但是一瞬间，他的面容重又恢复了先前的神情，冷冷地、严肃地望着她。
“威廉，亲爱的威廉！打起精神来，亲爱的；别这么看着我，我的心肝——请别这样呀！哦，天啊！我该怎么办呢？”那寡妇哭喊了起来，悲痛地紧握双手——“我的心肝宝贝！他快死啦！”
男孩子拼命使劲抬起身子来，合上双手，说道。“妈妈！我亲爱、亲爱的妈妈！把我埋在旷野上——哪儿都可以，就是不要埋在这些可怕的街道上。我希望埋在你能瞧见我的坟墓的地方，但是不要在这些狭窄拥挤的街道上；它们害死了我；再吻我，妈妈；抱住我的脖子——”
他朝后倒下了，他的脸悄悄地显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痛苦或者受难的表情，而是一切条纹、一切肌肉全都固定下来的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
这男孩就这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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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假发上撒粉是英国当时的一种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