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译后记
“梵高先生！该醒醒啦！”
文森特甚至在睡梦里也期待着厄休拉的声音。
“我醒着，厄休拉小姐。”他高声应道。
“不，你没醒，”姑娘笑着说，“现在是醒了。”……
然后是文森特起床、剃须、梳头、穿衬衫、戴领结的描写。再然后是他下楼去吃早饭。又是各种对话。当然是虚构的。
这是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渴望生活》的开篇。30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此书时，跟那时的许多美术爱好者一样，立刻就被梵高的英雄形象，以及欧文·斯通的生花妙笔吸引住了。当年如痴如醉、如梦如电的光景，至今还在记忆深处闪烁。要为《梵高传》的中译本写个“译后记”，我情不自禁就想到了重读此书。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面对这样的开篇，只读了两页，我就读不下去了。于是，我翻到了这本书的结尾，也就是欧文·斯通定格“梵高自杀”的那个高潮迭起、惊心动魂的时刻。我读道：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
我合上了整本书。
必须承认，几十年以后，我对这本书的失望大大超出了预期，正如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位译者，奋战18个月完成了《梵高传》的翻译的话，我仍然会认为《渴望生活》是世上最好的梵高传记。事实上，《梵高传》并没有数典忘祖，它在介绍里说“尽管关于梵高已有无数著述，他那悲剧人生的模糊面目也已长期流行于大众文化中，但是在过去的70余年里，还没有一部书像此书这样，对这位艺术家的一生做出了如此严肃而又野心勃勃的探索”。显然，《渴望生活》是70余年前的一座里程碑。而如今，梵高传记，再宽泛一点讲，整个梵高研究的地平线，已经被改写。
我该如何将这部一言难尽的巨著相对客观地介绍给中文读者？在它已经获得无数的赞美和荣誉之后，难道我还能增加些什么吗？我认为与其夹缠于国外早有定评的大量评论中，还不如干脆将这些信息分门别类，与我国读者一起分享，从而将这个译后记的写作，当作一次本雅明所说的“以引文代撰述”的实践机会。
先看这部巨著的写作机制。此书作者虽然只署名“史蒂文·奈菲、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真正的研究工作却是由一个庞大的团队完成的。这个团队至少涉及8位研究者和18位翻译者。正是他们的有效合作，保证了这本书的学术质量。这一点诚如书评家所说：此书在任何一个意义上，都是纪念碑式的：《梵高传》的写作过程耗时十载，而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甚至发明了特别的软件来交叉研究他们多达10万张数码卡片的数据库……他们还拥有一个由8位研究者和18位翻译者组成的团队。谦虚地说，这不是传记写作的常规模式……从这种异乎寻常的资源重组中浮现出来的梵高家族……比以往的任何版本都要全面、充分得多。（迈克尔·普劳杰，《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则评论提到作者“发明了特别的软件来交叉研究他们多达10万张数码卡片的数据库”，这一点值得大书特书。它将传记写作和艺术史研究带进了数码时代。利用当代计算机技术对多达10万张卡片所作的数据处理，让这项本来有可能耗时30年的工作，得以在10年内完成。另据作者所说，他们为此书所做的注释多达28000条，打印稿达到了5000页。这对于一部既为专家，也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传记来说，显然是过于庞大了。因此，他们明智地将这部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置于为此书专门开设的网站上。对此，有评论家如是说：在《梵高传》里，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为我们的时代带来了一个新的梵高。他们书里的那位文森特也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时代：充满了冲突、困惑，现在还有数码技术。在梵高研究中，《梵高传》作为新的重量级冠军而独占鳌头，同时既为梵高研究，也为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写作，确立了新的标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小说家的笔法，所有这些传记研究都将一钱不值。最后，使得《梵高传》真正能够代表当今这个时代的，是它如何将传记导向数码技术……与此书相伴的网站对未来的学者和传记作家来说，既是一种邀约，也是一种挑战……《梵高传》作为文森特·梵高新的权威传记脱颖而出，也将参与塑造下一代眼中的文森特。（鲍勃·杜甘，《大思想》）
此书的海量信息受惠于当代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而前辈传记作者要么还处于与农耕文明相当的个人写作时代（例如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要么只是利用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便利[比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重要的梵高回顾展及其图录——当然包括重要论文：Susan Alyson Stein， Van Gogh：A Retrospective（1986）；Bogomila Welsh-Ovcharov， Van Gogh in Perspective（1973）]。而眼下这部书，却是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建立在个人之间、个人与机构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大规模的合作之上。除了动用乔·邦格（提奥的妻子，梵高的弟媳）亲自翻译的经典《亲爱的提奥：梵高书信》外，本书还大大得益于世上最好的梵高研究机构——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一项重大出版计划，那就是花了15年时间才编撰完成的《文森特·梵高书信全集》。如果没有这一点，眼下这部书也许根本不可能如此不同凡响，诚如论者所说：令人着迷……1991年普利策奖得主以其高嗓门的权威声音，以及无穷无尽的智慧，写出了对于这位荷兰画家绝对迷人的诠释之作。利用梵高几乎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大量书信，作者生动地重建了梵高的生活及艺术，将他刻画为“他本人狂热心灵的牺牲品”……以如此丰富而又迷人的手法，他们呈现了梵高的故事……这部优美的书，不仅将增强长期以来大众对梵高的广泛兴趣，而且必将为整整一代新人带来艺术史上最令人惊叹、最富有创造力的心灵的新启迪。
（乔纳森·洛佩兹，《华尔街日报》）
除梵高本人的书信外，这本书还利用了许多未经整理、从未出版过的他人的书信，特别是梵高的家人（他的父母、除提奥外的弟弟妹妹）之间的通信，从而更为客观，也更为完整地呈现了梵高的生平：这一巨大的成就，由将近1000页经过仔细研究的细节构成；两位美国人花了十年时间才写成……他们还发现了之前未曾用过的材料（例如有关梵高的书信，而不是他本人收到或发出的信），从而对他生命中的某些关键时刻做出了不一样的解读……显然它将成为未来传记的标准。（《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一点远不止是研究资料数量上的更新，更是质的变化。由于有了更多旁人的书信作为佐证，这些书信就与梵高本人的书信构成了某种意义上互相交叉、互相关联、互相引证，同时也彼此质询、彼此驳诘、彼此映照的效果。本人认为（如果说本人毕竟还有一得之见的话），此书最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对梵高书信本身的性质做出了新颖而独特的阐明。从交互的书信往来中，两位作者发现梵高的书信并非句句真实，里面充斥着夸大、隐瞒、说服，甚至欺骗（多半是针对提奥）。因此，本人从全书中得到的印象之一是：它改变了我以前脑海中的梵高是上帝派到人间来受苦的先知或天使的形象。梵高确实是天使，但是，在生活里，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黑天使。
再看这部巨著的写作思路。读者也许还记得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是以梵高在伦敦古庇尔画廊的工作，以及结识房东的女儿厄休拉，作为小说的引子的。而《梵高传》在写到1873年梵高前往伦敦时，早已有了整整五章作为铺垫。这部分就算是梵高的“前史”，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何况它还大量描绘了梵高最初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梵高形成了他的个人人格。这部前史还交代了他的母系和父系血统及家族的编年史，这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梵高遗传了整个家族的气质，以及，最终导致了他悲剧性命运的疾病。这部前史还交代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与梵高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荷兰社会和历史的背景。正如论者所说：他们的传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其洞见和详赡的信息让读者跃入梵高及其同时代的艺术家们的作品里，深化了人们观看艺术的经验……一部充满了生动而具体的细节的书……作者将梵高置于宗教传统、政治、家庭史的背景之下，他们最富有戏剧性地打破了有关梵高死亡的习见……然而，奈菲与史密斯并没有嘲弄流行的梵高传奇，他们重新阐明并解释了这一传奇的种种构成要素。（大卫·达克，《圣弗朗西斯科编年报》）
马丁·赫伯特则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它在“心理描绘方面”的功力：精妙绝伦……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真是现代艺术史的大玩家……《梵高传》冲在了研究浪潮的最前沿……在心理描绘方面堪称巨著……《梵高传》吞下了全部档案，来论证我们心中的那个狂暴、悲剧、浪漫的艺术家的形象确实是正确的，唯一的差别在于：他的流放或许与他那悲惨的、不可思议地多产的30余年尘世生活大体相吻：他无法控制自己。因此，此书立刻就成为学术研究和大部头圣徒传奇的典范。（马丁·赫伯特，《伦敦每日电讯报》）
最后看这部巨著的写作风格。对此，媒体基本上众口一辞，交声称赞。大体上则可分为三个具体的方面。第一，此书写作风格方面的巨大优势，得益于两位作者的具体分工。有位评论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书名是大胆的。规划的方案似乎也不可能实现……《梵高传》却设法达到了令人屏息的成功，它通过以下事实，重建了主题，创造了这位艺术家的生平：写作这本书的团队，构造了某种类似格式塔的整体，一个大脑的左半与右半，能够恰当地拼合并重建那些值得大书特书的人们的生活。史蒂文·奈菲是位研究者，观察者，他负责记录事实，并把它们交给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人……因此，既然他们所作的努力以及高超的技艺已经在这里得到展示，人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此书在文风上堪与该主题的最佳作品相媲美。（里克·克莱费尔，Bookotron.com）
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书名是大胆的”。原版书的书名是Van Gogh：The Life，而不是Van Gogh：A Life或Van Gogh：A Biography。后者的意思是“这是一部梵高传，是我们写出的梵高传，当然不可能是唯一的一部梵高传”。而前者却拥有“这就是梵高的生平”的那种唯一性和权威性的意涵。这种权威性，恰恰也是众口一辞的评论所提到的。《纽约时报》书评专栏的首席评论员角谷美智子说：在其权威性的新传记《梵高传》里，史蒂文·奈菲与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提供了对这位荷兰画家的个人生活及其作品的一幅导游图，对其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崭新的读解……奈菲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如此强有力地捕捉到了的东西，乃是梵高异乎寻常的学习意志、与陈规陋习不懈斗争的精神，以及，即使当早期的老师们蔑视其画作，当绘画天赋似乎有意回避他，当他的作品始终卖不出去时，仍然坚持作画的勇气。（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
《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显得更加热情洋溢：
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写出了最全面的梵高传记。一部始于其家族族谱，终于谁开了那致命一枪的推测的杰作，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阅读这部传记就像坐上了一辆无休无止的过山车……一本彻底权威、丰富多彩得令人瞠目结舌的书。（苏姗娜·麦凯尼克，《洛杉矶时报》）
第二方面是对作者深入的研究功夫和高超的写作技术的叹服，特别是对其细节处理的赞美。在这方面，评论者们的赞辞也毫不吝惜笔墨：这部由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撰写的、错综复杂而又全方位的《梵高传》，乃是一部有关这一狂人及其艺术的充满了挑战的著作……奈菲和史密斯用令人惊叹的细节来处理“生平”，尽管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长度，这本书的叙事却无比流畅。……这是一部新见迭出而又极其重要的著作，无疑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传记。（彼特·吉亚诺蒂，《纽约每日新闻报》）
《经济学人》则毫不犹豫地将这部传记标举为“年度书籍”：在一部新的梵高传记里，这种魔力在细节里……正如这部卷帙浩繁、巨细无遗的新传记所显示的那样，对于冲突的渴望是梵高的所有渴望中最强烈的。这部书就像一幅点彩派绘画，由成千上万个真实的细节构成。没有任何东西因为篇幅的缘故而被割舍……故事本身足以说明讲述它所需要的时间是正当的。（《经济学人》）
第三方面是对流畅文风和叙事能力的赞美：
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的大型传记的写作手法尤其值得称道，在此书中，海量的信息被塑造成一个可读性很强，甚至引人入胜的故事。它包含了每一件事，每一本书，每一位友人，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但是两位作者却总是以一种极其流畅的手法加以呈现，有时甚至像电影一样栩栩如生。[科恩·克莱因，Groene Amsterdammmer（荷兰）]
譬如，在对梵高割耳事件的描绘中，此书就充满了跌宕起伏的细节和急转直下的情景。“他回到黄屋子，摇摇晃晃地爬上了血迹斑斑的床，躺在猩红色的床单上，头晕目眩。他闭上双眼，等待——甚至期待——最坏的结果降临。”这是第三十六章的结尾。下一页的第一个句子是：“提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乔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这简直是戏剧。在这里，顺便说一句，作者仿佛有意要模仿梵高深深折服并身体力行的绘画中的补色对比理论，有意将文森特灾难性的病发，与提奥欢天喜地的婚事并置在一起。整部传记到处都是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和考量。因此，评论家们对其叙事的赞美几乎达到了空前一致的程度：尽管有着穷奢极欲的长度，这部书却写得才华横溢，富有吸引力，它呈现了这位艺术家立体的、充满了英雄色彩的一生。（《柯克斯书评》）
谈到学术性和可读性，这部巨著令人印象深刻。它充满了细节，而它的叙事却从不沉闷……一个完全立体的形象从这一神话的阴影中浮现出来。（英国《地下铁》）
现在，让我做个总结，看一看梵高研究专家更为专业的评论。他的评论好像有意要将我前面提到的这部巨著的三个方面（它的工作机制、写作理路、行文风格）全面地总结在一起。他说：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写出了文森特·梵高的权威传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称之为“未来数十年间权威的梵高传记”。《华尔街日报》称之为“迷人的作品”。类似的赞美纷至沓来。我敬佩早先的许多传记作者，但是奈菲和史密斯的作品，对从事梵高研究的学者和梵高的仰慕者来说，是脱颖而出的、唯一的传记。这本书花了十年时间写作与研究，而且，在这样一部大规模的著作中，人们很容易假设，他们的努力其实超过了20年甚至30年。《梵高传》是对文森特·梵高及其作品绝对令人惊叹的探索。其中的材料，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在之前已经有所涉猎，但是从未被如此彻底而又富有洞察地探讨过。奈菲和史密斯将陈旧的神话和错觉彻底推翻了，从而以崭新和令人震惊的洞见呈现了梵高的生活。除此之外，之前的不少梵高传记（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梵高研究文献）在写作风格上多有干涩之弊。《梵高传》在写作手法上却拥有立刻就抓住读者的优点。一部有如此深度的传记作品在以巨细无遗的翔实来探索主题的同时，还能做到如此赏心悦目，实在是一种罕见的盛举。因此，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的《梵高传》是一部绝对不同寻常、令人惊叹的书。无疑，这是迄今为止已经写出的最杰出的梵高传——事实上，是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所有传记中最杰出的传记之一。[大卫·布鲁克斯（梵高专家），www.vggallery.com]
回到本文开头导致我合上《渴望生活》整本书的真正原因：对《渴望生活》里“梵高自杀”的那段著名描绘的不满。在欧文·斯通那尽人皆知的描写后，特别是在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巨星道格拉斯出演文森特）风靡世界后，后世的人们终于在梵高的自杀中将一个现代先知和艺术家的浪漫形象推向了极致。然而，本书作者经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几乎彻底推翻了这一梵高传奇。这一推翻的意义非同小可，人们必然会问，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梵高神话还能存在下去吗？正如朱丽娅·弗雷在《华盛顿邮报》上所写的那样：至于梵高的死，奈菲和史密斯认真地查阅了证据，得出结论：梵高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自杀的。他是在一个院子里被枪杀，而不是在一片田野上；被几个调皮捣蛋的少年弄伤，也许是出于意外。尽管子弹以不大可能的角度，从太远的地方射入身体，但梵高却宣称“我弄伤了自己”，这样那几个孩子就不会受到指控。“不要指控任何人。是我想自杀。”如果是不可治愈的癫痫导致他发疯，他并没有为了一个妓女割下自己的耳朵，他是被几个小流氓枪杀的，那又会怎样？全部有关梵高的文化工业——展览、学术研究、咖啡杯、摇滚乐——还能保留下来吗？（朱丽娅·弗雷，《华盛顿邮报》）
我认为这正是这一新的梵高研究工程最值得重视的贡献之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澄清梵高死因本身（澄清这一点当然已经意义非凡）。由于梵高的死关乎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人格、他的艺术，关乎已经流行了近百年的浪漫形象，因此尽可能合理地还原历史真实，其意义将是全方位的。正如论者所说：他们挑战了他自杀的习见，提出梵高很可能是被一个来自巴黎富裕家庭的下流少年枪杀的；这个下流胚的恶劣行为包括折磨那古怪、衣冠不整的特立独行者，也包括玩弄枪支。他们的证据，就像他们那一点点削弱一直以来受人尊敬的传说的修正论观点一样有说服力。（大卫·达克，《圣弗朗西斯科编年报》）
当然，梵高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他杀（尽管可能出于意外），这一观点并不是本书作者第一次提出的。第一次指出这一点的，是著名艺术史家，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运动史专家约翰·雷华德。只不过雷华德的观点来自他在奥威尔听到的梵高死亡的另类版本，而且他并没有深入考究。而本书作者则对这一另类版本详加研究，他们对梵高死因的重新描述和推理，达到了最精明的法医、最高明的侦探所能达到的程度。几乎所有论者都对这一点津津乐道，例如：他们以令人震惊的细节，讲述了梵高那充满了惊厥的生活中的熟悉故事……也许，他们最大胆的推理（以“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作为开端的免责声明）就是，梵高并不是自杀的。他们驳斥了当时的人们那些前后矛盾、自私自利的解释，相反却依赖于关于伤者弹道的医学分析，以及一个承认自己当年在奥威尔拥有一支手枪的少年数十年之后的自白性声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梵高……选择了“像一个殉道者”那样死去，而不愿将折磨他的年轻人卷入案件中。（凯瑟琳·朗，《达拉斯晨报》）
除了历史学家的严谨，这一点当然也得益于他们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育背景。他们对法律的熟悉，无疑强化了描述和推理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他们甚至还咨询了两位职业律师（一位被告律师，一位原告律师），重点查证了当年的警察局（包括梵高本人在内）的笔录。他们对梵高及其他人的笔录的探究，堪称司法鉴定的奇迹。所以，不奇怪的是，我所看到的书评，高度一致地认为他们的结论是可信的：在对梵高的品行作出解释后，奈菲和史密斯的理论——文森特不是死于自杀，而是被一个法国少年枪杀的——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他们指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异常现象（特别是枪支神秘消失，从未找到）。（马文·盖福德，《每日电讯报》）
在其权威性的新传记中，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戏剧性地改写了最后一幕。在对与艺术家之死相关的证据和证词做了一丝不苟的查阅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梵高可能是被两个他认识的兄弟俩当中的一个枪杀的——很有可能是一次意外……我觉得他们的论述令人信服，无懈可击……（爱德华·苏赞斯基，《费城询问报》）
因此，当我读到欧文·斯通在《渴望生活》的“跋”中所作的声明时，我先感到有些吃惊，随后又无可奈何地微笑起来：“除了这些写作技巧上的自由外，本书是完全真实的。”当然，我得立刻补充说，这决不表明我对此书失去了尊敬。远不是这样。而是，它确实是农耕时代最好的梵高传，是那个年代的里程碑。但里程碑的意思是：道路总要向前延伸。
对于这样一部几乎举世称誉的杰作，译林出版社果断引进，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我感谢他们邀请我迻译此书的信任和美意。不过，如果没有我的三位合作者，要想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完成这部卷轶浩繁的巨著的译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浙江理工大学外语学院的宋倩女士、何卫华先生，以及同济大学外语学院的匡骁老师。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第1-13章，及序言，宋倩译；
第14-26章，何卫华译；
第27-36章，沈语冰译（宋倩帮助翻译了第35章和第36章初稿）；第37-43章，及后记、附录、致谢、资料来源说明，匡骁译。
最后由我通读了全部译稿。对现代艺术，特别是梵高艺术的热爱，使我们的合作卓有成效。可是，版权交易合同惯例所容许的出版期限（包括翻译、编辑、印刷等），留给我们的时间实在太紧张了。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译文仍不免留有遗憾，希望读者诸君包容海涵，批评指正。
沈语冰
2014年8月31日初稿于海德堡
2014年12月10定稿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