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两条路
第三十七章 两条路
提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乔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就在18个月前，她拒绝了他的请求，而现在她奇迹般地重新走进他的生命之中，并在两周内闪电般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提奥在12月21日向母亲宣布了这个“重大消息”，无异于给了她最美妙的圣诞礼物。“最近几天我们经常见面，”他写道，“她告诉我她也爱我，接受真正的我……哦妈妈，我的兴奋简直无以言表。”
提奥的家人们纷纷庆祝了这个好消息。“多好的消息，我们实在太开心了！”妹妹惠尔回应道，“谢天谢地，你终于不再孑然一身，你本就不适合孤身一人。”“我们企盼这一天很久了。”妹妹利兹接着说道。提奥的母亲感谢“上帝垂听了祷告”。到了圣诞夜，提奥订下和乔去荷兰旅行的计划，并向双方家人正式宣布了订婚的消息。“这将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他预言道，“我已经兴奋得飘飘然了。”
这天晚些时候，一名信使带着从阿尔发来的电报来到画廊。文森特“重病缠身”。提奥必须即刻赶过去。高更没提供太多的细节。提奥想到了最糟的情况。“噢，但愿令人害怕的苦难不要降临在我头上，”他草草写了张给乔的字条，急匆匆地出门，“一想到你，我就会打起精神来。”傍晚的七点一刻，当圣诞夜的蜡烛、路灯和电灯照亮整个巴黎时，提奥登上了开往阿尔的火车，这段长达450英里的旅程是他一直以来都竭力回避的。乔在车站向提奥告别。
阿尔的医院在圣诞节清晨异常空旷。医护人员、访客和尚能行走的病人都拥入普罗旺斯的天主教堂里，或是和家人团聚——这家医院就有一间附属的教堂。这家建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医院入口很少，狭小的窗户镶嵌在高高的石墙上。当人被致命的病魔折磨时，医院看起来宛若一所监狱。医院的创建者给它取了个既充满希望又无助的名字，并将其刻在正门上：H?tel Dieu（主宫医院）。在寻找哥哥的时候，提奥的目光捕捉到了那些遍布于空洞大厅中的十字架、牌匾和铭文——这些都让人们注意到医院的宗教背景。提奥本可以先去车站附近的黄屋子找高更，让他做向导。不过即便他去了，高更也会拒绝。（文森特苏醒后几次大声呼唤他的室友，试图阻止他去叫提奥过来，可室友还是这么做了。）
医护人员稀少，病床却很多，因此要找到文森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由于文森特是24小时之前到达医院的，此刻很有可能已经被从“发热病房”——这种病房十分宽敞，有着挑高的天花板，几十张床被薄棉布帘隔开——转移了。前一天早上，警察把血流如注、昏迷不醒的文森特送到这个病房。他刚恢复意识就大喊大叫，其中夹杂着令人费解的荷兰语和法语，病人和医护人员都不堪其扰。最后，他被转移至一间独立病房——这个小房间配备了填充墙、带栅栏的窗户，以及装有脚链的病床。
当提奥找到文森特时，他已经平静下来，并被送回最初的病房里——这样来回折腾了很多次。“他开始看起来还不错。”提奥向乔汇报道。有时，文森特会躺在提奥身边，两人回忆着在津德尔特牧师公馆的阁楼房间里一起度过的童年。“多凄凉啊，”当提奥把这一幕讲给他们的母亲听时，母亲说道，“两个孩子躺在一个枕头上。”提奥还问文森特是否赞许他与乔结婚的计划。文森特的回答却令人难以捉摸：“婚姻不该被看作是人生的主要目标。”但很快恶魔再次降临。“他陷入了对哲学和神学的思考，”提奥说道，“他的感伤情绪会时不时地突然迸发，他试着哭泣却无法出声，这太令人悲伤了。”
如果文森特身边有个像乔那样的人陪伴左右就好了，提奥暗自思忖。“可怜的斗士，可怜的受害者，”探病之后提奥在给乔的信中这样写道，“哪怕他能找到一个倾诉衷肠的人，也不至于落到如今的地步。”
之后提奥离开了。
在医院停留仅数小时之后，提奥到黄屋子作了短暂的拜访，接着便返回车站，登上了当晚七点半的火车，离开了阿尔——这距离他抵达阿尔仅仅过去了九个小时。在提奥回巴黎的漫长旅途中，可能还有高更随行，后者带了许多文森特的画作，作为在阿尔两个多月以来的战利品。在给乔的信中他竭力解释着自己匆忙离开文森特病榻的原因：“他无法承受那么深重的痛苦”，但是“现在无论怎样都无法缓解他的苦楚”。
在医院短暂的停留期间，提奥与一位23岁的实习医生菲利克斯·雷进行了交谈。作为医院里级别最低的医护人员，雷抽中了节日值班的下下签。雷是个和善的土生土长的法国南方人，他虽然还没获取医学学位，但是也完全有能力向提奥描述文森特遭遇“意外事件”时的奇怪场景，以及他在医院度过的漫长而又痛苦的第一天。主宫医院的所有医生都对文森特的状况感到惊讶和困惑：暴虐的自残倾向、强烈的焦虑感，还有怪异的行为举止。没人敢尝试着作出诊断。他的思绪显然已变得十分混乱。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文森特的伤口和高烧可以医治，但有些医生已经直接宣布他精神失常，并强烈要求他转院到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能接受更专业的治疗。
雷刚刚完成了关于尿路感染研究的博士论文，他对精神疾病所知甚少，但也尝试着提出了自己对病情的推测，以便给烦躁不安的提奥些许安慰。他说，文森特只是受了“过度刺激”——这是“极端高度敏感”人格的自然产物。这些症状很快就会减轻的，他自信地预测道：“不出几天他就能恢复常态。”
如果提奥在阿尔多待上一天，就会遇到医院的医疗顾问或主管，并听到更多令人沮丧的意见。但是正式的会诊要求对家庭成员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秘密展开令人痛苦的调查：这一求医的常规过程是兄弟俩都十分惧怕的。（文森特的住院记录上没有任何背景信息，而这些信息本该是由提奥提供的。）雷的意见也许比较草率，缺乏经验，或不够专业，但这给了提奥最想要的许可：返回巴黎。正当他过去的生活行将走向尽头时，一种新的生活在召唤着他。“失去哥哥的可能性，”他在给乔的信中写道，“让我意识到，如果他不在了的话，我将会体验到多么可怕的空虚感。然后我就想象着你在我面前。”
这是一个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不断重复的模式，文森特在医院、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之间穿梭，时而清醒，时而神志不清：兄弟俩一个沉默寡言，饱受自责之苦，另一个优柔寡断，遇事就退避到乐观主义中去；一个沉溺于过去，另一个放眼未来；两人每次对恐惧都不屑一顾，哪怕有一线希望也决不放弃，他们对彼此的否定和拒斥像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旋涡，将二人推向更远的距离。“我们不要再去竭力向对方表示慷慨和包容了，这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让人精疲力竭，”提奥离开后，文森特清醒而又无奈地写道，“你尽你的本分，我也尽我的本分……也许我们会在路的尽头再次相遇。”
提奥离开的消息让文森特恢复了意识，之后他又陷入黑暗之中。文森特对他的攻击事件几乎毫无印象（“我对自己的所说、所想和所做一无所知。”他写道），但是他却对黑暗记忆犹新。黑暗毫无预兆地降临。顷刻间，“时间的面纱似乎被撕开，环境的灾祸似乎在降临”——他仿佛突然从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一个曾在医院目睹攻击事件经过的人用“迷失”来描述文森特的状态。黑暗之中，无名的恐惧淹没了他。他感到“痛苦和恐惧”以及“可怕的焦虑”如潮水般向他汹涌袭来。他向目所能及的任何威胁发起狂暴的攻击，冲医生大发脾气，赶走任何靠近病床的人。暴怒停歇之后，他退到角落里，或蜷缩于床罩下面，在“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中瑟瑟发抖。他不相信也认不出任何人，怀疑一切所见所闻，不吃不睡，既不写信也不言语。
黑暗中，无形的阴影跟随着他。幽灵——“难以承受的幻觉”——如烟雾般时隐时现，却又如同他自己的血肉一样鲜活可见。“在危险期，”他后来写道，“我以为自己想象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些幽灵同他对话，指责他犯下的可怕罪行。它们叫他“可悲的、犹豫的失败者”，“意志薄弱的人”，“悲惨的可怜虫”。他则绝望地对着空气大喊大叫，竭力为自己辩护。然而没人能听见他在说什么。在经历了一生的争辩与劝说之后，他被困在自己最糟糕的梦魇里难以脱身：仿佛一个受到制裁的囚徒，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而噤声不语。“攻击时我大声疾呼，”他回忆道，“我想为自己辩护却无能为力。”这些他未能辩白的指责让他滑入自我憎恶和“极度懊悔”的深渊。
文森特从未确定那些幻觉中的指责者是谁。但是在“极端痛苦时……当我神志不清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眩晕”，他喊出了几个名字：德加（他的画中简洁、优雅的线条让文森特觉得难以捉摸）、高更（他拒绝留在阿尔，这让文森特更加确定自己宏大的中央高原之梦破碎了）、提奥（他的到来不合时宜，且为时太晚）。当然，还有该受到诅咒的牧师，他无情地记录着每次失败，从十字架背后监视着一切。“在我患病期间，”文森特写道，我又看到了津德尔特房子里的每个房间、每条小径、花园中的每株植物、田地周围的景致、邻居、墓地、教堂、后屋的果菜园——一直到墓地中高大的刺槐上的喜鹊巢。
在这种产生幻觉的“迸发的记忆”（福楼拜语）中，文森特再次审视了过去经历过的所有伤痛。“在狂乱中，”他回忆道，“我的思绪穿越海洋。”对他而言，记忆一直都是想象的第六感，怀旧则是灵感构成的水流湍急的内海。精神的错乱打破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界限。同样经历过精神失常的福楼拜曾描述道，各种意象汹涌而来，“仿佛如注的血流……脑中万物在一瞬间爆炸”。
其他人眼中的胡思乱想，却被文森特当作记忆。他和病友一起爬上病床，就像当初和提奥在津德尔特时那样。他身穿睡衣追赶护士，正像他和西恩在海牙时那样。他甚至像在博里纳日时那样，用煤块把脸涂黑。在雷看来这是精神失常的行为——“他竟然跑到煤仓里去洗澡。”医生难以置信地记录着。文森特看到的是一段被嘲笑和被拒斥的过去，还有他如何谦卑地和矿工们打成一片，仿佛在参加一个熟悉的仪式，这些人同他一样，“行走于黑暗中”，而这些都是雷无法看到的。
有时黑暗稍纵即逝——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暴瞬间或一小时内遮住了太阳。有时黑暗则徘徊数日，一阵阵的暴风雨摧毁了他的理智，似乎将太阳永远驱逐出天空。
到了12月30日，黑暗消散了。或者说看起来消散了。“他的情况已有所好转，”雷写这封信给提奥时，距离文森特拿起剃刀的时间恰好已经一周了，“我认为他没什么生命危险，至少目前是这样。”当文森特清醒时，他发现自己被单独隔离起来。“他们为何把我像罪犯一样囚禁在这儿？”他气愤地质问道。他不再能回忆，只感到内疚。“他陷入绝对的沉默中，”一位来访者记录道，“他将自己藏在被褥下面，时而哭泣，不发一语。”他的愤怒和羞愧会激起又一次的疯狂行为。另一位来访者则形容文森特“镇定沉静，思路清晰”，他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如此“震惊和气愤”（“把他囚禁起来，而且完全剥夺了他的自由”），以至于下一次袭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愤怒促使他连续数日对持续的禁闭提出抗议。他一度拒绝与医护人员合作。“当他看见我走进他的房间时，”雷写道，“他说他不想和我扯上任何关系。”
医生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解决办法：将病人移交至精神病院。在病人极具攻击性的阶段，医生们曾发出一份“精神隔离许可证”，宣布文森特患了“严重的精神错乱”，并证实他需要到艾克斯或马赛的公立精神病院接受“特殊护理”。连雷都似乎对此深信不疑。他写信给提奥，表达了自己更倾向于选择马赛精神病院的想法，最近他刚在那里实习过。到了12月底文森特突然从黑暗中清醒过来，在此之前，未来的计划似乎已安排妥当。他不想将来再给提奥添麻烦，因此竭力想要恢复自由，并差遣邮差鲁林就他的病情向医院官方提出申诉。然而无论是文森特表现出的冷静和清醒、鲁林答应会照顾他的承诺，还是他头部伤痕的迅速愈合，都没能使医生解除对他的禁闭。即便是医生中最乐观的雷也担心旧病复发之后的暴力行为。另外，将病人交送精神病院的程序已经开始启动了。
为了竭力避免冲突和矛盾，雷写信给提奥，提出另一种解决方案。“你愿意把你哥哥送到巴黎附近的精神病院吗？”他询问道，“你有这方面的资源吗？有的话可以送他过去。”
但是提奥心里却惦记着其他事情。“现在告诉我该如何按照荷兰习俗筹办婚礼，”在接到雷的信的当天，他在写给乔·邦格的信中问道，“我们可以开始发出订婚通告了，不是吗？”
提奥在圣诞节的第二天已经返回巴黎，决心重新抓住被阿尔事件打断的完美幸福。“我总是想着你，多么渴望与你在一起。”他在给乔的信中写道，而乔则在提奥返回之前的几个小时内刚刚离开，即将前往阿姆斯特丹。想到二人未来能一起生活，提奥熬过了画廊漫长的旺季，以及勒皮克路空荡荡的公寓里的漫漫长夜。“我时常注视着房间的那个角落，在那儿我们一起享受着宁静的生活，”他在信中写道，“我何时能唤你我的小爱妻？”
朋友和亲人铺天盖地的祝福立刻又重新涌向提奥，让他距离在阿尔的短暂停留越发遥远。“上帝保佑你们未来的生活，”利兹在提奥回来的当天写道，“知道你的生活不再孤单，这对妈妈来说犹如一缕阳光。”只是文森特命运的不确定（仿佛一片“阴霾”笼罩在节日的上空，提奥说）让提奥无法火速赶往荷兰，按照圣诞节前的计划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除非实在不得已，否则我一天都不愿耽搁，”他向她保证道，“我太渴望与你在一起了。”与此同时，他忙着为新生活的开始作准备：刊登订婚通告，计划拜访亲友，找一间新的公寓——“我们俩共筑爱巢的地方”。
对乔的渴望让提奥无法集中精力关注哥哥的命运，同样，来自阿尔的消息又使他心烦意乱。“我一直在希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他写道。雷在最初的报告中对文森特病情的总结颇为详细，但这份报告透着专业的冷静、客观和谨慎，没能捕捉到提奥所了解的他哥哥的情绪波动。作为一个有志向的绅士，雷有时绕开与病情相关的话题，巧妙地暗示提奥能否在他取得医学学位后将他引荐给巴黎的社交圈。雷的彬彬有礼以及他不确定的态度（“很难直接回答你问我的所有问题。”雷反对道），也许没能让提奥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实习生开始逐渐赢得了文森特的信任，而文森特也已经掌握了雷与提奥共享的一些信息。
在阿尔的时候，提奥已经接受了约瑟夫·鲁林要去探视文森特并汇报其病情的请求。文森特在书信和作品中，曾这样描绘鲁林：他不仅是一位模特，还是一个朋友兼颇有声望的社区领袖。提奥显然是圣诞节那天在医院见到了这位仪表堂堂的邮差，并且听说了（可能是从鲁林那儿）鲁林前一天是如何从鲜血浸透的床上把文森特救下的。鲁林出现在医院也说明了他对文森特健康状况的关心。当鲁林自告奋勇要为这位来自巴黎的著名经纪人充当记录员时（鲁林对提奥昔日寄来的高档信笺和频繁汇款十分熟悉），提奥欣然接受，并许诺对于鲁林的付出一定会给予某种形式的补偿。
然而当提奥返回巴黎时，鲁林的汇报加剧了因距离而产生的对事实的歪曲。鲁林喜欢夸大其词，自我标榜，他那夸张的、颇富戏剧性的叙述和浮夸华丽的语言将提奥引上了一条歧路。“我本希望能荣幸地宣布你哥哥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的第一封信开头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我无法这么做。”鲁林时而说文森特生命垂危，然后在第二天宣布他“大有好转”；时而又说他遭受“重病的突然袭击”，第二天就“完全康复”。在一周的时间里，他先是赞同将文森特移交精神病院的提议，说这么做令人伤感，但十分必要，而后却又谴责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暴行。
到了12月底，鲁林汇报过文森特的病情之后仅仅过了几天，提奥在无奈中又向一位陌生人打听关于哥哥的消息。作为当地的神职人员，弗雷德里克·萨勒斯为医院的一些信奉新教的病人充当非正式的牧师。也许是通过雷的举荐，提奥安排47岁的萨勒斯定期探望文森特并汇报他的最新情况。既老于世故又精力充沛——这些都是在主要信奉天主教的普罗旺斯地区担任地方牧师所必备的条件，萨勒斯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的通信员和守护者。“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哥哥过得更舒服些。”他向提奥保证。
然而，和鲁林的虚张声势一样，萨勒斯的同情心和乐观并没有给提奥带来太多帮助。他的汇报同样也在关于“精神错乱”的悲观暗示和关于恢复健康的乐观预测中来回跳跃。当提奥需要别人的意见时，萨勒斯为他祈祷；当提奥需要指引时，萨勒斯予以劝责；当文森特的命运微妙地悬于科学和直觉之间时，萨勒斯又给予提奥以信心。在谈及是否将文森特移交至精神病院时，萨勒斯忠实地记录着医生们的犹豫不决，并如实传达了文森特的强烈反对，但并未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这种麻木的缄默与提奥的态度并无二致。
缺乏准确的信息和权威的建议让提奥心生绝望。“希望渺茫，”他写信给乔，“如果他注定要告别尘世，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雷已经向提奥保证过文森特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可是几天过去了，提奥仍害怕随时会接到来自阿尔的电报，通知他赶往哥哥的临终之榻，因此他说话的样子让人感觉仿佛文森特已经过世了。“无论远近，我都希望他仍然是我们俩的哥哥，为我们出谋划策，”他告诉乔，“这个希望现在破灭了，我们都很可怜……我们要珍藏关于他的记忆。”
对于提奥一直以来的这种灰心丧气的宿命论调，乔给予了严厉的责备：“别总是往最坏了想。”但是她也加入了悼念和赞颂的行列。“如果文森特也愿意做我的哥哥，”她写道，“我将会非常高兴和自豪。”其他亲朋好友表现出明显的冷淡，或是公开的宽慰。大多数人都同意他母亲的看法，文森特的死是早就可以预见到的，对他来说也是最好的结局。“我相信他的精神一直就不正常，”安娜冷冷地总结道，“这是他自己和我们的痛苦的根源。”尽管提奥十分伤感，但也不得不赞同母亲的想法。“我几乎对他的完全康复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向乔吐露说，“因为这场病是很多事情长期在他身上产生作用的结果。我们只能期待他的痛苦尽可能少一些。”
但是，当来自阿尔的消息有了好转时，当鲁林那令人忧心的叙述让位给了萨勒斯充满希望的讯息时，提奥的态度又从绝望转向了积极。“还有一线希望，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他在1月3日给乔的信中写道。文森特的“情绪爆发”如果能阻止他对自己“提出非同寻常的要求”，这也许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提奥的态度由无奈变为乐观，他接受了雷针对文森特作出的“情绪过分激动”的良性诊断。提奥认为哥哥“本性宽厚，充满善意”，他以为这次发病只不过仅仅是为了“释放压抑已久的情绪”。也许哥哥需要的是在乡下待一段时间，提奥提议道。“一旦春天来临，他就能重新在户外工作，我希望这能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宁。大自然是多么生机勃勃。”
在这次大转变中唯一恒定不变的就是阿姆斯特丹。无论是经历悲伤还是变得乐观，提奥总能在乔那里找到安慰。“让我们怀着最美好的希望吧，”他写道，满心欢喜地准备翻开生命新的篇章，“没有任何理由再推迟我的行程了，能和你重逢我会欣喜若狂的。”
任何事都无法打断这种对新生活的叙述。在12月底漫长而漆黑的夜晚里，提奥给乔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却不曾给哥哥写过只言片语。除夕那天，萨勒斯向提奥描述了文森特的“震惊”，因为自圣诞节那次短暂而梦境般的相聚之后，提奥再没有给文森特写过一封信。“他甚至想要我发封电报提醒你写信。”萨勒斯责备道。当提奥最后终于被迫发来了新年祝福时，他却只谈到了乔，绝口不提回到过去的事情。即便是雷发出的关于将文森特移送至精神病院的紧急信件也没能打断提奥对未来的展望。提奥告诉过乔，掌握最后决定权的是医生，而不是他。他从未和她提过，雷在信中建议提奥接回文森特并小心地将他安置在巴黎的精神病院里。在收到雷的信的第二天，提奥写信给乔：“我一直在想着你以及我们未来的生活。”接下来的那天，他还未来得及给雷回信，就登上了驶往阿姆斯特丹的夜车。
1月7日，也就是提奥抵达荷兰的第二天，文森特回到了黄屋子。在不到一周内，关于是否移送精神病院这件事发生了逆转。无论是热心的萨勒斯，还是和善但喜欢吹牛的鲁林，都努力让文森特从医院里“解脱”出来，前者相信他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鲁林当然声称医生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我去见了医院的一位主管，他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提奥，“他说他会按我说的办。”但实际上真正能为文森特的自由负起责任的人只有他自己，文森特也在1月2日参与了关于他出院问题的讨论。“我亲爱的提奥，”他在信的开头写道，对我而言，给你写下这寥寥数行只是为了让你安心……我会在医院里多待上几天，然后我希望能平静地回到黄屋子。现在我只求你一件事，别为我担心，因为那也会让我忧心忡忡。
文森特从持续一周的梦魇中醒来只有一个目的：让弟弟放心。为达此目的，他极力展现出理智的一面。在医生们签署了证实他精神失常的文件之后的几天内，他开始奋起反击，力图证明医生们是错误的——“否认”过去一周发生的事件，并竭力说服提奥一切都已恢复正常。
这场反击从菲利克斯·雷开始，提奥已对雷建立了绝对的信任。文森特这次并没有像他在精神错乱时那样大声抱怨所遭受的被单独监禁的不公正待遇，而是竭力讨好这位年轻而敏感的医科实习生——就像他曾讨好拉帕德、贝尔纳和提奥那样，用他渊博的学识、动听的恭维话、深刻的探讨、不留痕迹的示好，甚至灵光一现的幽默。雷邀请文森特去他的办公室进行“愉快的闲聊”。他们在医院的庭院里漫步，文森特的话语颇具信服力，他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艺术抱负、互补色的神奇魔力、伦勃朗的天赋和才华，以及艺术家和医生之间相互慰藉的共同使命。“我告诉他我自己常常为没能成为一名医生而后悔，”文森特写道，“现代医生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啊！”
雷说自己也“喜欢画画”。文森特劝雷做一个艺术收藏者，并主动提出将《解剖课》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雷，以此开启他的艺术收藏之旅，这件作品是伦勃朗献给医生的著名赞歌。当雷谈起在一个新的行业里起步所面临的挑战时，文森特许诺提奥会帮助他在巴黎牵线搭桥。
文森特对其他级别较高的医生亦十分友好。他发现医生中有一位巴黎人，这位医生知道德拉克洛瓦，看起来对“印象派十分好奇”。“我想我会希望和他更熟悉些。”文森特兴冲冲地写道。1月5日，他带领包括雷在内的一队医生到黄屋子参观了他的画作。正是在那儿，文森特许诺，在他被解除监禁之后，他要为这位衣冠楚楚的年轻实习生画一幅肖像——以此证明他心智的“平衡”。他还郑重地发誓，“一旦有严重病症的迹象”，他会重新住院治疗，并自愿把自己交给雷来照看。
把一个胡言乱语的精神病患者——不过是一个信奉新教的荷兰人——送到偏远的精神病院倒不是什么难事。在雷看来这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仅仅因为一次情绪的发作就将一个思想深邃、天性敏感的艺术家扔到一群疯人中间吗？一旦文森特操着过得去的法语为自己辩护，平静而条理清晰地对自己被监禁的境况提出质疑时，雷除了将他放出来还能做什么？“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在文森特一封信的背面上写信给提奥，“这种情绪的过分激动只是暂时的。我有种强烈的感觉，他数日内即会恢复常态。”
为了保险起见。雷在1月4日安排文森特回到黄屋子待了一天，由鲁林陪同，在此之前还雇了女清洁工将圣诞节留下的一片狼藉打扫干净。雷随后对黄屋子的几次拜访让他不但得以欣赏到文森特的作品，还对他的生存境况有了个人的判断——在没有家人在身边照顾的情况下，这种了解也是必要的防范措施。雷的态度也许还有所保留，但一边是文森特的真切恳求，另一边是提奥明显的缄默不语，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前提下，雷签署了出院文件。
文森特重写过去的努力接下来转向了他的弟弟。“我亲爱的伙计，”他在获得自由后的第一天写信给提奥，“对你这次的阿尔之行我感到十分苦恼。我希望它没给你带来困扰，因为毕竟我没受什么伤害，你也没理由给自己找麻烦。”在萧瑟而寒冷的1月接下来的几周里，文森特隐身于否定和幻觉中，将内心的负罪感全部倾吐出来。他对自己受的伤不屑一顾，称其为“小事一桩”——一个不值得提奥注意的意外事件，他又说自己的精神崩溃仅仅是偶感微恙，并宣称这场病的痊愈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他开玩笑说，这类事在“这一地区”十分常见。“在这个美丽的塔拉斯孔地区每个人都有点疯疯癫癫。”其他时候，他把自己的病解释为一种职业危险——可能会发生在任何画家身上的“艺术家反复无常的冲动情绪”。文森特坚持说，高更在巴拿马时也“受到过同样问题的困扰”，“就是这种过于敏感的情绪”。
文森特在幻觉中驰骋时称是自己主动住进医院的，其间他恢复了清醒，精神也“焕然一新”。他向提奥汇报时，吹嘘自己食欲旺盛，消化正常，血液系统也很健康——紧接着总是强调“请务必忘记你这次不愉快的行程和我的伤病”。他一再向提奥保证他已完全康复，“大脑日益恢复宁静的状态”。他收回了圣诞节前在信中写下的、关于自己的艺术的、目中无人的、充满挑衅意味的豪言壮语。“如果你需要画作，我当然可以送几幅给你，”他恭顺地写道，“至于独立艺术家沙龙的展览，你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也可以参考其他人的意见。”
只要能将过去一笔勾销，无论多么宏大的誓言、多么不可信的借口和多么大的谎言，在文森特那里似乎都不过分。他自称和高更仍是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提奥（他当然更清楚实情）高更“基本上一直守在医院”。既然他和高更已经扫除了共同料理家务的矛盾，他设想其他的画家也会过来和他共处。
由于担心提奥可能会强迫自己重返巴黎——也许是雷泄露了这个消息，文森特又满怀热情地谈起自己的中央高原之梦，声称他重新和阿尔的当地人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而实际上这些人对他仍是抱着嘲笑和鄙夷的态度。“这儿的每个人都对我很好，”他坚持说，“就像家人那样对我和善又体贴。”他将自己比作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在美好的理想世界里愉快地安身立命。他给荷兰的朋友写了热情洋溢的信，仅以玩笑的口吻提及自己是在重新赢回泰斯提格的青睐之前“脑子出了点小问题”。文森特并未意识到提奥（和鲁林）已经将事情的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和妹妹们，在给她们的信中，他将住院经历描述成温泉疗养式的短期休假（“没什么值得告诉你们的”），既让他的精神重新焕发，又“给了他结识不少人的机会”。
高更也感受到了文森特高度的妄想倾向。文森特自出院之后，对自己的画家朋友表现出了谅解和悔意。“现在让我们谈谈我的朋友高更吧，”文森特于1月2日向提奥询问道，“我是不是吓到他了？为什么他还没给我任何消息？”然而高更几天之内也被迫加入了安慰者的行列。“听我说，”两天之后文森特在雷的办公室里写信给高更，语气严肃，“老兄，我弟弟提奥的这趟旅程真的有必要吗？”在同一封信里，他吩咐高更要“尽可能地安慰到每个人”——尤其是提奥——并警告他“避免诋毁我们可怜的小黄屋子”。
自打出院以来，文森特就埋首于如何尽职尽责地做一位好主人，他把高更匆忙之间留下的一些习作和其他物品（包括筑栅栏用的工具）寄送了出去。他以闲聊式的轻松口吻给高更写信，称其为“我亲爱的朋友高更”，向其询问有关巴黎、工作以及未来计划的信息。文森特还向提奥表达了自己善意地崇拜高更的作品（甚至高更为文森特所作的充满嘲笑意味的肖像画），以及“发自内心地赞成”高更回到马提尼克。“我对他的离开自然是深感遗憾的，”他温和地补充道，“但是你知道只要他一切顺利，我就如愿了。”
当高更用对于向日葵画作的赞美来回应文森特那些主动提供帮助的古怪行为时——有两幅向日葵是高更离开阿尔时就带走的，文森特抓住那句含糊其词的赞美（“这基本上是你独有的风格”），极力证明他的南方计划仍在实行中——即便不是在黄屋子里，至少它仍存在于曾经参与其中的人的心中。“我非常希望能真正地帮到高更，”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毕竟我很愿意继续和他交流自己的想法。”
到了1月底，关于和解的幻觉已经完全占据了文森特的想象。“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写道，漫不经心地思虑着不可能的事情，“我和高更彼此具有天生的好感，只要需要，完全可以重新聚在一起。”他向高更承认：“也许是我太过坚持让你继续留在这儿，也许我才是你离开的原因。”最后，他邀请这位曾经的室友和他一起重写过去。“不管怎样，”他试探地说道，“我希望我们仍彼此喜欢并能在需要时重新开始。”
为了让这些关于康复和重新开始的说法更真实可信，文森特极尽所能发挥了他用画笔编织故事的功力。实际上文森特一回到黄屋子就开始创作雷医生的肖像，他再次着手绘制伟大的漂亮朋友的授权作品（被高更所放弃），要“在肖像画中取得克劳德·莫奈的风景画所取得的成就”。在他的画中，这位蓄着山羊胡子、涂着发油的实习医生身穿橙色镶边的蓝色大衣，背景是红绿相间的普罗旺斯风格的装饰性墙纸——这既是互补色的典型例子，也是为了证明他稳健的手法和镇定的头脑。
为了记录精神和身体的康复，他作了一幅静物画，画中展示了几件帮助他痊愈的物品。在被阳光晒得褪色的画板上（它本身也象征着创作的多产），文森特画了一本F.V.拉斯佩尔的《健康年鉴便览》，这是一本关于急救、卫生和家庭治疗方法的大众指南。在厚厚的手册旁边，他放了一盘发芽的洋葱头，这也是拉斯佩尔推荐的众多健康食品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大蒜、丁香、肉桂和肉豆蔻）。为了展示拉斯佩尔那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樟脑（被他用来治疗从肺结核到手淫等各种杂症），文森特还画了一支可能是樟脑味的蜡烛，以及一罐樟脑油。（连文森特耳朵上每天需要在医院更换的绷带也被浸上了樟脑油，出于拉斯佩尔对樟脑油杀菌功效的宣传。）为了让他健康的新生活看起来更完整，他还在桌子上放上了他的烟斗和烟丝袋——这是内心已风平浪静的象征，此外还有一封提奥写给他的信——这是他与过去的纽带。画布边缘那个喝干了的酒瓶也是对未来节制饮酒的承诺。
文森特的画笔也伸向了高更。从医院返回的那一天，他就开始了一系列静物画的创作，通过描绘一对对的鱼和螃蟹，他再次沉迷于对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表现，这种痴迷曾持续了数月，直到高更到来。执拗地幻想着高更在信中对他的赞许，文森特又开始了描画向日葵的庞大创作计划，他先是临摹了挂在“高更的房间”里的两幅画。“你知道，高更特别喜欢我的画，”他夸耀说，“他被我画的向日葵完全迷住了。”高更曾给正为向日葵作画的文森特画了一幅讽刺性的肖像，文森特对此却欣然接受，并宣称向日葵就是代表他的形象的签名。“从某种程度上说向日葵是我自己独有的，”他赞同说，“长时间凝视它，会发现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与此同时他还画了一些橘子和柠檬的静物画，他在画中虽然改变了主题，配色却保持不变。他向提奥吹嘘这种亮黄色的图像“别有一番雅致”——他知道高更对这种画颇为赞许。
毫无疑问，强烈渴望得到高更垂青的文森特重新坐在画布前，继续描画在圣诞节就开始创作的图像：未完成的《摇篮曲》。这位前室友一句含混的赞美给了文森特莫大的鼓励，他设想着要完成受洛蒂启发的母性的圣像画，这幅画见证了他与高更共度的时光，他把画置于两幅向日葵中间，将自己对南方的杜米埃尔式的想象与高更那独具特色的时髦色彩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幅无比虔诚的三联画。在漂亮的言辞（像以往热烈的布道词一样：“我们脚下有光，路上有灯”）下，他设想这种意象的融合最终不但能挽救他与高更的合作，而且还将补偿他在中央高原经历的所有痛苦和作出的牺牲。“为了印象派我们已经全力以赴，”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他还提到自己为一系列《摇篮曲》和向日葵装饰画制订了计划，“如今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正在尽力完成这些油画的创作，毋庸置疑，这些作品会让我在艺术史上永远享有一席之地。”
《菲利克斯·雷医生的肖像》，1889年1月，布上油彩，英寸×英寸。
文森特还画了两幅自画像送给他的医生，画中他左耳绑着绷带，身着整洁的病服，裹着深绿色大衣，头戴崭新的绒帽，这是为了抵御1月的严寒：显然是在向雷或其他人保证自己遵照医嘱（他们以及拉斯佩尔的嘱咐）常常出去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两幅画中他都向画外凝视着，目光专注，神态平和。在其中一幅自画像里，他平静地抽着烟斗。而在另一幅里，他站在画架前——暗示自己在辛勤创作，墙上还挂着一幅日本版画，这是在向热爱艺术的地方医生们宣布自己的艺术合法性，表明自己对前卫艺术的诚意。
然而在给提奥的画中，文森特却在镜中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形象（绝口不提那个受了伤的、缠着绷带的形象）。这幅送给弟弟的自画像，与文森特和提奥在巴黎同住时创作的那些作品一样，画幅较小，配色鲜艳，它表现了文森特的另一面——健康、朝气蓬勃的一面（在医院里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将那些展示给医生们的绷带和伤口完全隐藏起来。面对提奥，他将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轻松地说成引人发笑的趣事。“对我来说，如今身处在这个自己的小王国里，我没必要到热带去，”他写道，“就我个人而言，我年事已高（尤其是还要戴上假耳），身体状况很糟糕，不适合去那儿。”
《耳朵缠绷带的自画像》，1889年1月，布上油彩，英寸×英寸。
在给乔·邦格的信中，提奥开玩笑地将自己比喻成“壳中的牡蛎”，并邀请他的未婚妻来把壳撬开。他刚刚从荷兰回来，充满对幸福的期待。和乔共度的这一周令人心醉神迷，对乔狂热的迷恋与圣诞节之前那了无生气的几周形成了鲜明对比。“你不知道你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改变。”他回来后立即写信给她。他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周”（用乔的话来说），会亲访友，但更多的是发现彼此。他们聊起莎士比亚和歌德，还有海涅、左拉和德加。她为他弹奏贝多芬的曲子。他则带她去参观画廊。他们彼此敞开心扉，坦露自己的诸多缺点，并反对两人不相配的说法。“你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阳光。”他对她说。“我真是你的阳光吗？”她羞涩地回应道。
从荷兰回来后，轻松愉悦的心情使提奥在巴黎日日夜夜的“沉郁情绪”一扫而光。他在社交活动中找到新的乐趣：时而和乔的兄弟安德里斯亲密地共进晚餐，时而出席满是衣着光鲜的陌生人的“盛大晚会”。乔开玩笑地责备他，说他“不知羞耻地到处闲荡”。在家里，他很乐于享受荷兰画家梅耶·德·哈恩的陪伴，每晚提奥倾吐爱意的时候，梅耶都在旁聆听，他几乎取代了文森特住在勒皮克路公寓时的位置。即使独自一人也不再让提奥害怕。“我有时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吹着口哨或哼着小曲，”他告诉乔，“这都是你害的。”
无论是在深夜，还是在工作日的休息间歇，提奥都会抽出时间写信——像文森特那样将赞美和爱意一股脑地倾泻而出（“我多想把头深埋于你的双腿间，尽情徜徉在你爱的海洋里”）。尽管工作日程繁忙，而且还要为2月的另一场莫奈展作准备，提奥仍坚持每天写一封信，有时是两封。他还会寄几本书（作者是米什莱，恋人们的守护神）或自己的照片，甚至还有德·哈恩为他作的肖像画。他说自己要是个画家就好了，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给你拍张清晰的照片，然后为你画像”。他渴望向乔展示“最美好和内心最深处”的自己，并且赞同她的想法，“把我和过去的生活捆在一起的绳索正在缓慢而不易察觉地松脱，我现在更多地是活在未来”。
梅耶·德·哈恩，《提奥·梵高素描》，1888年，纸上粉笔，英寸×英寸。
在这个一片光明的未来里，没有饱受困扰的哥哥的一席之地。提奥从荷兰回来之后的三周里共给乔写了15封信——厚厚的信纸写满了日常生活细节、亲密的询问和对爱情的渴求。这段时间他给文森特写了三封信，每封都和生活费一起寄出。信中没附过照片。文森特回信很迅速（有时一天回两封），并且总是长篇大论（有一封写了12页），而提奥回信总是很拖沓，在信中反复谈的都是有关钱的问题。对于文森特抱怨出院之后生活困窘的问题（因为提奥漏寄了1月的费用），他要求哥哥做一份年度开支预算。婚姻生活为他的财政开支增加了新的负担，他提醒说。
在提奥离开荷兰后从巴黎寄往阿姆斯特丹的洋洋万言中，文森特的名字很少被提及。乔不禁询问道：“关于他……你对我只字不提，没出什么事吧？”一周多后，提奥用含混而隐晦的比喻回应了乔的询问，他将“对某事有着狂热渴望的人”比成向日葵。他想了想说，“要阻止他们向阳而生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们会枯萎得更快！”他含糊地写道，文森特“肯定就是这类人之一”。面对精通文学的乔，他援引了高贵又充满幻想的唐吉诃德，后者拥有“异乎寻常的善良品格”，这一点很像他哥哥。之后话题很快转移到了婚礼计划和“想念中的亲吻”。
阿尔出现了新的麻烦。出于以上那些原因，提奥对新问题的蛛丝马迹视而不见。对文森特信中流露出的越来越多的“焦虑”和“悲伤”，提奥予以干脆的回应，建议他选择认命。提奥吸收了父亲恬淡寡欲的虔诚态度，以及母亲谨小慎微的宿命观点，他教诲文森特“不要让自己对生活抱有幻想”，“要学会接受不可避免的悲惨现实”。文森特告诉提奥自己不停地出现幻觉，噩梦不断，十分害怕旧病复发，后者却将这一切看成是“好转的迹象，而不是病发的症状”。提奥全力投身于婚礼筹备计划，关心的是家族的好名声和自己获得幸福的最后机会，因此反复强调他哥哥不过是“身体欠佳”，是过度工作和自我疏忽影响了健康。
提奥自我保护式的宿命论调是他对自己的双重否认态度的掩饰。文森特的病不但给即将如期举行的婚礼（还有提奥和乔未来的孩子）蒙上了一层阴影，还让提奥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状况的秘密，其时人们普遍认为精神病是家族遗传的。他还没告诉乔和梅毒病魔斗争的事——这是对未来幸福婚姻的威胁。（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梅毒不但通过性交传染，还能传染给子宫里的胎儿。）由于错误地以为文森特把真相透露给了雷医生，提奥愤愤地痛斥他哥哥，吓得文森特赶紧道歉：“我觉得自己没做任何伤害到你的事情。”
但是很快提奥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令人兴奋的话题上去：找房子。“我把所有闲暇时间都花在找房子上，看遍了各式各样外形丑陋的公寓和有着无数阶楼梯的糟糕房子，”他在1月末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却对雷医生的信和文森特的痛苦置之不理。看了一百多套房子之后，提奥于2月初告诉乔，自己终于找到了他们“舒适的小窝”。他在信中兴奋地写道，这套房子“离画廊很近，可以回家吃晚饭”，透过窗子还能看到花园，因为窗下“种了梓树，开花的时候景色会非常美”。
三天后，警察于两点来到拉马丁广场，将文森特从他心爱的黄屋子里拖走。他们把他带到主宫医院，将他铐在隔离病房的床上。文森特的女杂工赶到萨勒斯牧师那儿，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萨勒斯立即前往医院，发现文森特蜷缩在被子里，强忍泪水，拒绝任何人提供的帮助。“我刚见过你哥哥，”当日萨勒斯就向提奥汇报道，“看到他现在的境况我非常难过。”
一个月前，自打文森特出院后，事态开始迅速失控。提奥在1月中旬提出的预算问题，激起了文森特的阵阵罪恶感。医院的治疗费用已让他心烦意乱（每条绷带和染上血迹的床单都被单独记账），而回到家之后他又看到了来自房东的租约终止通知单，因为他没交1月的房租。提奥的本意可能只是将财务支出好好整理一下，因为要为购买新房和组建家庭作打算，而文森特却把弟弟整理账务的要求看成对自己一生所为的惩罚。“该怎么办呢？”他无助地喊道，“我的画一文不值，它们还花了我不少钱，而且血液病和脑病的治疗甚至会花费更高。我不想唠叨这些事，有什么好跟你说的呢？”
出于条件反射式的自我辩护，文森特不但没有给出提奥要求的支出预算，还在往事中搜罗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花销是合理的，抗议提奥的精打细算，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津贴，并为自己作品的滞销作出了解释——不过很快就会卖出去的。他写道，“我要以钢铁般的意志再次投入到创作中去”，心里思忖着他的向日葵有朝一日会和蒙提切利的作品一样价值不菲，“让我用尽全力地开始工作吧……如果我没疯掉，总有一天我会向你证明当初对你承诺的一切”。文森特向弟弟提出挑战，如果他失败了，“那么立刻将我关进疯人院——我不会作任何抵抗”。
1月，对于还幻想着与高更重归于好的文森特来说，是残酷的。在可能不了解高更所付出的努力的情况下，文森特在逃离阿尔几天后就开始自吹自擂，把12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演绎成引以为豪的神话（高更的努力适得其反）。他从未完全相信高更，到1月中旬为止，他非常清楚关于“避免诋毁我们可怜的小黄屋子”的指令也被完全忽视了。他对高更和提奥的交流异常担心，提奥一直给高更寄钱，并在阿尔的决裂之后仍满怀热忱地支持他的创作。
起初，文森特对这种援助表示支持，希望这样可以安抚高更，让他保持沉默。但是当提奥暗示说高更曾控诉他们兄弟俩剥削了他，并要提奥把他爱惹麻烦的哥哥排除于任何交易之外时，文森特郁积已久的委屈和不满马上爆发。“我见过他做出我们兄弟俩永远也不会允许自己做的事情，”他刻薄地写道，“因为我们有良心。”他把圣诞节的那场“灾难”归咎于高更，指责他蓄意破坏黄屋子，既辜负了提奥对他的慷慨大度，又背叛了印象派事业。他用尖刻的语言将高更描述成小丑和傻瓜，并嘲笑他因莽勇而闻名，看似强悍实则胆小如鼠。他还将高更的击剑装备嘲弄一番，称其为不值钱的“玩具”，并竭力贬低对方的好战斗勇，称高更为“印象派中波拿巴式的小老虎”——“总是让自己的军队陷入绝境”的“小个子中士”。他愤愤地要求高更归还从画室偷走的向日葵画作中的至少一幅，并敦促他弟弟与这个忘恩负义、不忠不义的“背弃者”一刀两断。到了月底，他对高更的嘲讽愈加扭曲，称其为一个自命不凡的水手，控诉他弃船而逃的恶行，并含沙射影地暗讽说，一位邪恶的画家在12月从黄屋子进入了疯人院的病房。
对于文森特完全康复的幻想，最早拒绝相信的人就是高更，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1月末，邮差约瑟夫·鲁林搬到了马赛（“只为了微乎其微的加薪”，文森特同情地提到），暂时将家人抛在一边。他在月底回家作了短暂的停留，身着光鲜的新制服，拜访了黄屋子，并对大城市的政治事件大加评论。但不久之后，曾为《摇篮曲》做过模特的奥古斯汀·鲁林，就带着孩子回到她母亲在乡下的房子，后来她承认，有文森特在周围让她很害怕。身边没有家人和朋友的文森特又去了阿尔大街的妓院，圣诞夜他曾在那儿留下自己的一片肉作为礼物。“昨天我去见了那个我曾经在精神错乱时找过的女孩。”他在2月初提到。但显然即便是妓女瑞吉尔也拒绝见他。
几乎同时，他收到了提奥的信。然而为了把财务理顺，提奥又一次笨拙地回应了文森特索要更多生活津贴的大胆要求，固执地将目光投向未来的生活。提奥用可怕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的病情，并提到病情显然又一次加重了（每年冬天都如此）。他证实了文森特的担心，后者害怕提奥会因健康原因而不再来阿尔。考虑到未来自己病情恶化的可能性，以及它会给即将组建的家庭带来的后果，再加上文森特接二连三的不幸，提奥不得不作出冷静而残酷的估测。他沉静理性，头脑清醒，让沉浸于幻想世界中的文森特感受到了震动，被刺激回现实中。提奥设想了自己去世后的一切可能，并为这些后果作了安排。他让文森特放心，自己的遗嘱不同于森特伯伯的遗嘱，会为继续“慷慨地”资助文森特而作好打算，他甚至许下诺言，文森特可以分享他生意的利润——就像文森特在绘画事业上给他帮助一样。
毫无疑问，提奥的本意是用冷静、直白的语言让他哥哥安心——这是要在他的婚礼前夕表明手足之间的休戚与共。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高更的背叛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鲁林的工作调动、他妻子的退避三舍、瑞吉尔的断然拒绝，以及提奥关于债务和生死的讨论，这些都给了文森特毁灭性的打击。“眼下你为何要思考婚姻契约和死亡的可能性这类问题呢？”他写道，内心十分恐惧。在一封长信中，他用时而充满慰藉，时而充满绝望的语言对提奥进行了狂热的反驳。他拒绝接受弟弟悲观的推测（“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收回了之前提出的要求，并将所有关于生老病死的讨论斥为精神错乱者的胡言乱语——和他自己的情况没什么两样，因此不足以当真。“每当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我深爱的一切都处于混乱中，”他写道，“因而我不会把这些和现实混淆，我也不会去扮演冒牌的预言家。”
任何遗弃的威胁——无论是被死亡还是被婚姻——让死亡的幽灵以及作为它的伴侣的宗教复活了。“对我来说疾病和死亡构不成恐惧，”文森特宣布说，并否认圣诞节时的那场风暴会再次袭来，“雄心抱负与神对我们的召唤并不相配。”在2月的第一周里，梦魇——从未停止过折磨他的睡眠——重现于现实世界。他眼前出现幻觉，在街上大喊大叫，胡言乱语，跟踪陌生人到他们家里。“我时而满腹热情，时而歇斯底里，时而又觉得自己能预知未来，这些时刻交替上演，让我十分痛苦扭曲。”他向提奥承认说。他很少吃东西，经常酗酒。昔日的许多时光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殆尽。
面对提奥，文森特仍坚称阿尔人待他“很好”。“这儿的每个人都患有热病、癔病和疯病，”他写道，用幽默来掩饰自己的忏悔，“我们相互理解，亲如一家人。”而在现实中，关于12月事件的谣言四起，这让他的邻居变成了指指点点的围观者，或是心存恐惧的监视者。他在阿尔的人际关系逐渐恶化，并且他还怀疑高更在四处散播诋毁他的谣言，尤其是在提奥面前造他的谣，这一切让他产生了近乎偏执的臆想：有人试图毒死他。“他坚信他被人下了毒，所见之处无不是投毒者和被毒害的人。”文森特那受了惊吓的女杂工将这些如实汇报给萨勒斯牧师。
在遭受了失败、孤独和妄想症的接连打击之后，文森特像洛蒂笔下的水手那样，在船只遭受暴风雨袭击而严重损坏时，紧紧抓住救生索，而对于文森特来说，这条救生索就是那个母性意象：被他称作《摇篮曲》的画中的彩陶圣母。他反复地画着她，小心翼翼地复制着她光亮的头发和僵冷的眼神。他“拼命地工作……从早到晚”，反复勾勒她身后墙纸上的花饰图案——这既是对中央高原（因带花饰的墙纸而闻名）的致敬，也是对他和已弃他而去的好友所共同信仰的分离主义信条的纪念。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里，每次的风浪或挫败总会让文森特到圣像那儿去寻找慰藉。
当提奥谈起婚姻和组建新家庭的时候，文森特的思绪便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他回想起来，在津德尔特与弟弟同住的阁楼里面，自己给还是婴儿的提奥“唱着关于色彩的摇篮曲”。当提奥要求他考虑中央高原的创作计划时，他在他反复描绘的、蒙提切利曾经画过的普罗旺斯墙纸中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的确确一直追随着蒙提切利的足迹”，并且又创作了一幅《摇篮曲》。当文森特重返阿尔舞厅以追忆他和高更的点点滴滴时，他看了一出田园式歌剧，剧中“神秘的婴儿床”的舞台场面和造型颇有伦勃朗的风格，一位年迈的农妇“用天使般的声音”为孩童吟唱，这一切都让他潸然泪下，他立即回家开始另一幅《摇篮曲》的创作。当鲁林一家于1月末最后一次到画室作短暂拜访时，文森特让他们在他创作的所有《摇篮曲》中任意选择一幅，继而又立刻画出一幅与他们所选的画完全相同的作品，仿佛他与这些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中的任何一幅都难舍难分。
2月7日那天，当警察来到黄屋子将文森特拖到医院时，他所有的彩陶圣母像都已绘制完毕，她们身处繁花盛开的另一个世界，目光沉静。经那些担心自己安全的邻居们的提醒，宪兵还密切监视了这所房子几天。一周多的时间里，圣像在文森特脑海中挥之不去，而雷和其他医生则试图解开让他疾病缠身的谜团，结果却一筹莫展。起初文森特没认出他们来，数天内不发一语。他最后终于开口说话时，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口齿不清。在医院的病房里他收到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向他描绘说，荷兰刚下过的一场暴风雪很快就融化了，她希望“自然之主”也会将同样的奇迹降临在文森特的生活里。当文森特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在白天外出时，他又回到了黄屋子，开始着手创作另一幅母性守护神，也是该系列的第四幅作品，以帕拉杜墙纸为背景的中央高原的美丽女士。
几乎同时，远在北部400英里之外的提奥也在盘算着墙纸的事。“我随信附上几个他们提供给我的墙纸样本，”他向乔汇报说，他们新公寓的装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你的确应该把所有样本都看看，好判断一下是否合适。”就在几天前，他刚刚寄去了他准备贴在餐厅的、“圣光闪耀的窗帘”式的墙纸样本。“喜欢绒毛或缎子的人可能会觉得它有点俗气，”他提醒说，“但是任何有色彩感的人都会注意到它的华美。”
由于对文森特妄想式的宽慰深信不疑，提奥完全忽视了他哥哥病情恶化的诸多从未被提及的征兆，因此当听到从阿尔传来的最新消息时，他惊呆了。听说文森特被警察抓走并被强制性禁闭时，他尤为害怕。在当天写给乔的信中，他有意忽略了萨勒斯对整个事件的叙述。“好可怜的家伙，他的日子太艰难了，”他写道，“亲爱的，整个事态令人十分遗憾，你说是不是？我知道你对此事也十分关心，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安慰。”在该将文森特送到普罗旺斯还是巴黎的精神病院这个问题（是由萨勒斯提出来的）上，提奥与乔意见一致，不过他将其作为替哥哥全力辩护的前奏，称文森特是一个遭人误解的拜伦式英雄：长久以来，他专注于思考我们当今社会难以解决的问题，全身心地与之斗争……他关于何为人性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世界的观点十分激进，要想真正把握他的意思，必须首先放下一个人所有的传统观念。
信的内容很快游离到其他话题上，如艺术之美，尤其是莫奈的艺术（他的展览刚刚在夹层画廊举办过），以及对死亡的奇怪思考，这种思考是由展览上一件罗丹的雕塑作品引起的，作品刻画了放在盘子上的施洗者约翰的头颅。提奥说，圣人的头颅“与文森特的头惊人地相似……扭曲而紧锁的眉头象征着他勤于思考和奉行苦行主义的一生”。正如文森特考虑给长相酷似自己的布吕亚画肖像画一样，提奥在罗丹的死亡意象中看到了自己和哥哥的影子。“死亡在那张脸上既没有留下痛苦，也没有留下永恒的平静的光晕，”他写道，“它保留了一种安详的气氛和对未来的深切关注。”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当神志不清的文森特在隔离之中忍受黑暗的侵蚀时，提奥的心思仍放在装修公寓的“麻烦事”上。他一度给雷医生发过电报，要雷告知最新的消息，但对萨勒斯急切要求将文森特转移到巴黎的意见却置之不理。“你哥哥需要被长时间监视和密切关注，而这一切只有在精神病院或家里才能实现，”牧师在一周前的信中写道，“我想知道你是否想让他留在你身边。”萨勒斯甚至已经安排了文森特忠实的女杂工陪伴他长途旅行。“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果断作出决定，”他催促道，“在收到你的回信之前，我们会按兵不动。”
但是在提奥作出决定之前，雷发电报宣布了一个暂时令人宽慰的好消息：“文森特大有好转，未来的康复过程我们会在这儿照顾，你暂时不用担心。”几天以后，文森特亲自提笔写信，说自己临时（仅在白天）回到了黄屋子，并又一次将他的病痛轻描淡写地说成仅仅是“地方性的热病”。“不要总惦记着我，也不要过分担心，”他写道，“对命运我们无能为力。”提奥把文森特这封安抚人心的信以及餐厅墙纸的样本一同转给了乔看（并提到“文森特已经步入正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