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雅各和以扫
第十九章 雅各和以扫
提奥在巴黎收到哥哥的来信后，心头再次涌起惊愕和恐慌。将施恩韦格公寓改造为私人施粥场的怪异计划集中体现了文森特风雨飘摇、错漏百出的艺术家生涯之中的极端举动和错误方向——如同文森特的其他事业一样，他的艺术事业越来越走向失败。
提奥曾尽心尽职地想要把文森特引入正轨——却一直都是枉费心机。确实，回顾过去的两年，他似乎将全部的时间都花在了与哥哥争辩他的艺术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上。自1880年秋天起，围绕艺术事业上大大小小的事项，兄弟俩一次又一次争得面红耳赤。在提奥看来，文森特早期的作品已经落后于时代，新教徒式的简洁与矫饰的情感已经不再流行——对哥哥夸张的怀旧热忱而言，这一抨击非常直接。他抱怨这些作品不仅太大，无法吸引买家，而且“太干”（对文森特偏爱用铅笔作画的抱怨），太暗，太贫乏——文森特所钟爱的黑白画的各个方面几乎全都被指责了。提奥督促哥哥寻找更欢快的题材，而不是他所喜好的乏味的工人和可怜的老人。提奥告诉文森特说，顾客喜欢“令人愉快的和令人着迷的”意象，而非“带着阴郁情绪的东西”。
一次又一次地，提奥劝文森特多画些风景画——对此，文森特似乎有一些天赋。他还不断游说文森特要注意色彩的丰富性，使用更细腻的笔触。他苦口婆心地告诉哥哥，空白背景下形单影只的人物形象永远都不可能有销路。以自己十年来在艺术领域做生意的经验，他确定无疑的是：人们买画，是出于对画的喜爱，他们认为那些画很迷人，让人心情愉悦。文森特热诚的原则或令人厌烦的论调，人们根本不屑一顾；他们想要的是“细节”和“完整”。
无论什么建议，文森特的回应都是无休止的争辩。在那个冬天，为了说明自己节节攀升的开销和依然故我的艺术风格的合理性，文森特的争辩开始全面升级。每周，提奥在古庇尔画廊的信箱之中，至少会收到两封厚厚的信，信中都是文森特的辩护之辞以及对提奥的承诺，文森特声称未来情况定会有好转。时间一久，提奥肯定意识到，直白的批评可能会导致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反抗。于是，就像父亲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开始避免正面冲突，只是通过泛泛地谈论“鲜艳的”色调与自然之中的美景，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信中，他会花很多笔墨去描绘一些绚丽多彩的场景，指出这些场景画出来会是非常好的作品，还极力赞扬善于使用色彩和画风景的成功画家。
然而，对提奥在信中的良苦用心，文森特完全不予理会；对于提奥在信中描述的场景、提到的艺术家和作出的暗示，文森特则写下了自己倾心的场景、艺术家的名单和作出的暗示进行回应，这种间接战斗的激烈程度完全不亚于公开争论。他不断征求意见，通常言辞极为肯切，但几乎总是拒绝遵照执行。他重申对水彩画和风景画的喜爱，却从来不会付诸行动。对于弟弟的催促，他有一种特别聪明的回避方式。他大力赞美提奥在信中生动的文字描绘，指出这说明提奥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职业，并再次呼吁提奥努力成为一位画家——从而将实现潜能的重任推回到弟弟的肩上。
他抱怨说自己的画作之所以“太干”是因为提奥提供的资金太少（“我的生活太受限制，太穷困”），并且他抗议说类似的问题，所有的起步者都会遇到。为了回应提奥提出的多画些欢快愉悦的形象的要求，他画了一幅模特推着“一辆装满粪便的手推车”的画。当提奥要求他画得更细腻一些时，他则转而赞美起自己未修饰的画作，说它“真诚、质朴和真实”。尽管莫夫、泰斯提格和提奥都要求他创作一些更小型的作品，但他仍旧激烈地辩护，并坚持使用巴尔格课程上用到的那种大尺寸的纸张。在文森特看来，一切反对的观点都是“荒唐可笑的”，他发誓决不会改弦更张。最后，他拒绝提奥在看到自己的全部作品同时放在画室中之前，评论自己的作品。
提奥的大多数建议都煞费苦心，希望自己桀骜不驯的哥哥能够朝印象派这一新的艺术流派发展。在巴黎的五年里，提奥亲眼目睹了许多像马奈、德加和莫奈这样的艺术家从1876年德鲁奥酒店那次羞辱性的拍卖中重新站起来。他们的作品色彩丰富，富有挑战性，虽然还没能取代布格罗和热罗姆等市场宠儿（古庇尔画廊的奢华展厅之中依然陈列着这些人的作品），但他们显然代表了未来的趋势，并且已经成为资本追捧的对象。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882年，法国撤销了对艺术家沙龙的官方支持，因此，所有的艺术家都只能在市场中自生自灭。这些印象派画家举办年度群体展已经连续七年，对一套新的成功法则已经是驾轻就熟。作为古老的艺术体制之中的一位年轻的经纪人，提奥虽然在近些年不会销售莫奈和德加等艺术家的作品，但他可以预见，这些人在未来必定会成功。“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的是，”在给哥哥的信中，他在谈到这一尚在酝酿中的艺术变革时说，“人们期盼的改变必将发生。”在提奥看来，米勒与布莱顿的精巧的绘画与机敏的构图，文森特永远都无法掌握，尽管这两人都是文森特的偶像；但提奥发现，印象派突兀的、缺乏完整性的意象，对哥哥缺乏耐心的眼睛和不服管束的手而言，是绝佳的选择。
但对于任何劝诱他放弃迷恋过去的努力，文森特都加以抵制。在他看来，印象派画家带来的变革既不自然，亦无可取之处。他尤其不能接受提奥的看法，因为提奥竟认为这些印象派画家将会让自己永远钟爱的米勒和布莱顿黯然失色。在他看来，印象派画家代表的是一股颓废的力量，贺寇梅儿也曾为此“敲过警钟”。“在艺术领域，现代派的变革并不总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他警示弟弟说，“无论就艺术作品而言，还是就艺术家本身而言。”他指责印象派画家“无视艺术的本源和目的”。这些艺术家使用的糖果一般鲜艳的色彩及没有重点强调的中心的形式，被文森特与现代生活的“匆忙和喧嚣”、席凡宁根丑陋的避暑别墅、布拉班特濒临消失的沼泽地以及其他一切了无生趣的事物关联在一起。他抵制这些画家描绘现实的“粗略”方式，并不屑地认为他们关于色彩的科学说法不过是一种“投机取巧”。在他看来，投机取巧永远都无法拯救艺术，只有真诚才可以。
文森特对印象派的敌意如此强烈，就连左拉也无法让他心平气和。事实上，在攻击新艺术时，他援引了左拉笔下的颓废前卫画家克劳德·朗捷。1882年11月，与提奥争吵得最为激烈的时候，文森特写道：“人们希望看到另一种风格的画家，像左拉那样的，而不是像朗捷那样的。”文森特曾听说，印象派的先锋马奈，就是左拉的朗捷的原型——“在被称作印象主义还是什么的那一流派中，马奈还不是最糟糕的。”文森特评论说，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尽管他承认马奈挺聪明，但他依然指责左拉关于艺术的现代观念是“肤浅的”、“错误的”、“不准确的和不正当的”，并且不屑地认为，马奈那一帮人“处于艺术圈的边缘”。不仅没有追寻既往大师们的脚步，这一新的风格“完全是背道而驰”。“你注意到了吗？”文森特以惊恐和难以置信的语气指出，“左拉竟完全没提到米勒。”
印象主义的一个关键性理念尤其让兄弟俩吵得面红耳赤：在大自然当中，真正的黑色根本就不存在。对于一个将不确定的事业寄托在黑白画作上的画家而言，这种说法无疑是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挑战。虽然文森特在原则上漫不经心地承认这种说法，但他坚持认为是提奥和印象派画家完全弄反了。在他们看来，黑色是由各种色彩融合而形成的，但文森特却认为，所有的色彩事实上都由黑白两色构成。他解释道：“几乎所有颜色都带有灰色，在大自然中，人们只能看到那些阴影和色调。”在他看来，“在调色盘中找出大自然中的各种灰色”，是色彩大师们最大的责任。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给弟弟寄去了一些充满各种阴影与色调并且画得非常细致的画作：如有着“棕灰色”土壤的田野、略带“灰色条痕”的地平线，以及“带着些许淡黄色但却是灰色的”远景。
在画室中，文森特一整个冬天都在着迷地寻找最黑的黑色，似乎是在抗议弟弟谨慎地鼓励他采用印象派的光与色。
早在1882年4月，提奥就已听闻了文森特这些背道而驰的做法——恰好是在文森特和莫夫断绝关系并且发誓他对水彩画的热情降温之时。文森特决心证明自己选择黑白画是正确的，并且证明它可以与被他否弃的水彩画并驾齐驱，为此，他不断寻找各种方式，将心爱的钢笔素描浸染出来的黑色同铅笔草图的有力构图和各种色调结合起来。他喜爱木炭的那种煤灰般的黑色，但在完稿之前，他几乎总会疯狂地将画面涂抹得一团糟，或是画得有些过了头。之后，他又尝试以湿透的定色剂去掉铅笔素描的光泽，从而让铅笔素描看起来更黑，更接近木炭的颜色。他这样描述这一非正统的流程：“只要将一大杯牛奶或水和奶的混合物倒在素描上，就会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浸染出来的黑色，效果比一般的铅笔素描要有效得多。”1882年，一位施恩韦格画室的来访者吃惊地发现文森特“不断地在一桶又一桶的脏水之中擦拭自己的画”。
当提奥开始施加压力，让文森特使用更丰富的色彩时，平版印刷术的强大魅力使他重新燃起了对黑色的狂热。他让自己相信，之前尝试制作可复制的素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己所使用的黑色——不论是铅笔、木炭还是粉笔——都还不够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文森特都觉得石印蜡笔能让他得到一直在寻找的黑色。与普通蜡笔不同，石印蜡笔会黏附在铅笔的印迹上，这样一来他就能先用铅笔完成素描，倒上牛奶使其固定下来，然后用蜡笔重新加工，获得他所渴望的“最纯粹的黑色”。他还发现如果将素描浸在水中，蜡笔的印迹就会充分软化，他就可以像画画一样使用画笔在上面描画，获得深色的天鹅绒般的黑色，这种黑色会让他想起英国的那些插画。他把这个奇怪的冒险过程称为“用黑色画油画”。
即使在平版印刷计划进展不顺时，他依然使用石印蜡笔，声称：“使用它能获得像油画一样深沉的效果以及像油画一样丰富的色调。”但没过多久，文森特又找到了一种更黑的黑色。他在凌乱的画室里到处翻找，发现了提奥去年夏天从巴黎带回的几支“天然的”黑色粉笔。“这种美丽的黑色以及美丽而温暖的色泽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向拉帕德汇报说。也许是因为喜欢它那质朴的真实（那时候大部分的粉笔都是人工制造的），文森特给它起名叫作“山粉笔”。“这东西有灵魂、有生命，”他声明，“没有什么比用它画画更能让我开心的了。”
拿着这支五英寸长的削尖了的黑粉笔，文森特将提奥对欢快的画风、色彩、亮度，以及让他向印象主义靠拢的要求搁在一旁。1883年3月文森特为施粥场作出精心准备后，提奥收到的画几乎明确反映了文森特长期以来一直潜心练习的黑色画风：结合了“山粉笔”、石印蜡笔、黑色的水彩和墨水。在提奥看来，这些无从改变的形象无疑看起来和他去年夏天在文森特画室里（甚至更前一年夏天在埃滕）看到的画作没有任何的区别：黑暗的、阴郁的、没有任何魅力的形象——充满着反抗与否定的习作。
由艺术而引发的口角只加深了二人之间的敌意，这敌意因文森特对弟弟的完全依赖而引发。文森特要钱要得越来越急切。他在信中说：“我迫切地需要钱，就像久旱的草地渴望着雨露一样。”不管提奥寄过来多少钱，他总会要求再多寄一些。文森特随心所欲、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确实使弟弟惊骇不已，他常常赊账买东西，没完没了地装修自己的画室。一如既往，高消费被文森特归结于自己繁重的工作和艺术的需求，但是当他隐晦地提到“家庭生计”和“沉重负担”时，提奥肯定怀疑过他慷慨赠与的钱财会被文森特用在其他不可告人的地方。
5月，当提奥指出古庇尔画廊生意清淡，自己的财政状况“相当拮据”时，文森特仍然毫无收敛之意。相反，他开始对提奥进行说教：“让我们都加倍努力，我会加倍地致力于我的绘画事业，而你则必须加倍努力给我汇钱。”钱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他警告提奥说：“经济来源被切断，就像是要让我窒息或淹死一样。我是说，如果没有钱，我就会像离开了空气一样什么都做不了。”提奥让他有点耐心并少找些模特，他却置之不理，并且驳回了让他找份工作赚钱的要求。
为追求自我舒适而肆意挥霍和松懈懒散，这也受到了来自巴黎的强烈斥责。但面对提奥的反对，他并没有退缩，反而备受鼓舞。他公然拒绝去找一份工作，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噩梦”，他还暴躁地提醒提奥说，作为弟弟，责任应该是“安慰”哥哥，而不是要使他“痛苦、气馁”。
文森特似乎越来越被暗藏的敌意所操控：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他把对弟弟的依赖说成是一种束缚——“就像被线绑住的甲虫一样，只能飞一小段距离，总无法避免地受到阻挠。”他偶尔会表露出缓和的态度和宣称兄弟情义，但是他的反击也变得更为激烈。他多次拒绝了提奥让他进行一些职业性的拜访并且穿着更体面一些的要求（反驳说如果改善自己的外表，艺术水准将大打折扣）。当提奥壮着胆子暗示文森特作为一个艺术家并未在过去两年里有较大成就时，文森特会反过来责备提奥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自己慢慢地取得的一些成绩，并责备提奥在经济上没有给予充足保障。他对交易商的评价越来越恶毒，这不仅表现在他同拉帕德之间阴险的责骂之中，甚至出现在与提奥的直接通信中。
提奥越是敦促文森特创作一些在市场上有销路的作品，他就越是苦苦地抵制，直到1883年夏天，他试图用一种恶意的威胁来一次性解决争端，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你非要坚持让我说服人们来买我的画，我会一一照做，但长此以往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得抑郁症……亲爱的弟弟，人的大脑无法忍受一切；一切事物都总会有一个限度……强迫我走出画室并和人们谈论我的画作，这只会让我更为惴惴不安，将有损于我的身体健康。”
尽管二人关系紧张，提奥计划在1883年8月利用年假去一趟海牙。自前一年的夏天起，兄弟俩就一直没再见过面，当时，提奥想把西恩从施恩韦格公寓赶出去而未果。一年后，二人所有的争吵仍绕不开这个话题。对于即将到来的另一场对峙，文森特的信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以及对过去背叛经历的回忆，一连串没有间断的记忆可以一直追溯到津德尔特的牧师公馆。“过去，父亲常常提到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并把它联系到你我二人的身上，”几个月后，文森特回忆起圣经故事之中另一个篡位的弟弟，于是在信中写道，“父亲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对长期不和的兄弟，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绝对的共识：提奥的情人。
女人一直是提奥的软肋。心的远足给了提奥唯一的逃逸机会，否则生活就只能被责任和苦行僧般的无私忘我所束缚。提奥处在社交活动最频繁的城市里，作为一个有魅力又好交际的25岁单身汉，他身边就有机会。在巴黎，有的是不断伺机寻找浪漫情缘的女性。整个欧洲，特别是法国农村地区出现的经济混乱，使得成千上万的未婚女性拥向这座不夜城。其中，许多是地方上一些商人或店主的女儿，她们受过教育，甚至有良好的修养。并非所有女性都是去卖淫的——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通常，带着家人的祝福，这些女性热切地、自愿地参与到社会流动大潮之中，所有的一切，甚至爱情都被带入到这一全新的资产阶级程式之中。她们来到巴黎寻找婚姻和金钱——虽然不一定要两者兼顾，也不一定是按照先婚姻后金钱的顺序。
其中，有一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名叫玛丽的姑娘。
玛丽的姓氏，就像她的其他一部分经历一样，已经无据可考。很明显，提奥遇到她是在1882年下半年，当时的情景，按照文森特绘声绘色的描述，极具“戏剧性”。提奥有着大都市人特有的生活规律，白天穿梭于各大画廊和豪华的商店，晚上则出入于时尚的餐厅和咖啡馆。在巴黎，金钱的魅力与闪耀的灯光可谓无处不在，因此，每一次邂逅都好像是“戏剧性的情景”。文森特可能指的是玛丽当时出现在提奥面前时所处的窘境：被某位不负责任的情人抛弃，为了帮助他还债而变得一贫如洗，并且还因为一件残酷却没有言明的伤心事而倍受打击。
对她的外貌没有任何描述留存下来，但提奥显然觉得她有魅力，并且很迷人。据文森特所述，她没有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家庭，应该还很年轻。她能识字，并不是“没有文化”。甚至在谈到她用带有地方口音的法语说“我什么都不懂”时，提奥都会充满爱意，尽管她的天真烂漫有时也会让他有一些甜蜜的烦恼。在文森特面前，提奥将她描述成一位清纯的乡下姑娘，头发中还散发着布列塔尼海岸边咸湿空气的味道，仿佛朱尔斯·布莱顿画作之中的一个嬉戏的少女（布莱顿是兄弟俩都非常喜欢的画家），陷入如左拉的小说中所描述的发生在肮脏城市中的不幸事件。如提奥一贯的尽职做法，他承诺自己和玛丽之间不会仅仅只是性关系，他要让她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为了她，他去向形形色色的官员游说，把她安顿在旅馆的房间中，还努力帮她找工作。提奥在爱情上的冲动完全可以媲美他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谨慎，他恨不得立刻和玛丽结婚。
几乎是带着极度亢奋的热情，文森特回应着弟弟爱情告白中的每一个细节。之前关于艺术和金钱的争议，现在被真挚的关心和愿意作出牺牲的种种承诺取而代之。他在信中写道：“拯救一个生命是伟大而美好的事情，不要因为我而剥夺了她的生存权利。”当提奥的喜悦因为担忧未来而减退时，文森特发起了一场和前些年的诗歌簿运动一样的慰问运动，一封接一封的信中满是他为正饱受相思之苦的弟弟提出的建议和安慰。文森特声称在爱情方面很有见解，给弟弟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如何照顾好恋人的实用技巧（“不要把她安顿在一个阴沉的旅馆房间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好”），到求爱的细节性指点（“准确无误地告诉她没有她你活不下去”）。他给提奥寄了一系列爱情作品的书单（尤其是米什莱的作品），以及大量恋人们通常会收藏的画作，其中当然包括必不可少的《圣母玛利亚》。
由于提奥的爱情窘境，文森特得以不必沉默，他大力渲染玛丽和西恩之间的类似（“我们都因为自己内心的人性冲动而停留，并追随这种冲动”）。2月，当玛丽因为手术而住院时，文森特认为这是西恩的医疗危机再次上演，并以此来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辩护，要求恢复过去的特权。他一一列举了此事同西恩事件的相似性，并且长篇大论地向提奥说明了“爱情与忠诚”的治疗性力量。“是的，我真的认为她的性命就靠它了。”他说道。
5月，提奥终于鼓足勇气请求父母同意他和玛丽的婚事。当父母拒绝同意时（“同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扯上关系，这是不道德的。”多洛斯解释说），文森特想为弟弟婚事辩护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他暴风骤雨般地谴责牧师和他的妻子，说他们“难以名状地虚伪，且根本不虔诚”。以最为极端的语言，他力劝弟弟和父母决裂，和自己一起公开反抗他们。在反复了几个月之后，文森特开始吵闹着游说弟弟结婚，坚持认为这才是正确的事情，“即使无法预知这个女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他甚至催促提奥作出最终的承诺——和父母作最确定无疑的、最无法挽回的决裂：“在我看来，生一个孩子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为加深弟弟和父亲之间的裂痕，文森特可谓不遗余力。他责骂多洛斯，指责他的行为是不人道的、邪恶的。“阻挠一个弱女子获得自己的幸福，阻止她获得拯救，简直是罪大恶极。”他写道，“有时，你和我也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并非蛇蝎心肠，我们有怜悯之心。”对自己挑拨离间的意图，文森特几乎毫不掩饰，称关于玛丽的争端为“一场危机，这能让一些人的感情更为亲密，而让一些人的感情更为疏远”。
尽管文森特对父亲大发脾气，但另一股反向的力量使得他更为亲近父亲，而远离提奥。5月，多洛斯到海牙旅游，根据文森特的说法，自1877年多洛斯和他在多德雷赫特一起度过“非常愉快的一天”以来，这是两人最友好的一次见面。尽管文森特的信中有无法压制的怨恨，但他们只是非常简要地谈了谈西恩，对玛丽则只字未提。后来，文森特计划画一幅父亲的肖像，并且以温暖、宽容的口吻谈论他，在他们漫长的敌对过程之中，这样的事情还前所未有。在这一彻底的角色逆转中，文森特把自己定义为家庭调停人。他写信给提奥，字字句句只会让后者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如果一点点善意能让大家和平相处，我将会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最后，提奥延续了自己的一贯做法，责任优于爱情，家庭优于手足。文森特对父母的抨击毫无疑问使提奥大为不快，同时他还因为文森特战斗性的指导而感到心神不安（也许对他的意图也有一定的警惕），提奥决定与玛丽保持距离，在经济上支援她，把她的父母安顿得妥当周全，并且继续去看望她——这和文森特的建议恰好相反。
7月底，在计划去海牙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提奥重新获得了父母的支持，文森特企图修正他和弟弟之间的“错位”的幻想最终破灭。由于自己刚刚作出了牺牲，在参观文森特在施恩韦格的画室时，提奥将更为理直气壮地要求文森特作出同样的牺牲。
随着清算的日子一步步地逼近，文森特开始手忙脚乱。自提奥上次访问以来的这一年之中，充满着纷争和失望，文森特现在开始忙于补救。友爱、内疚和怨恨等情感在他内心之中纠结，在这些情感的驱动下，文森特开始采取行动，试图用画作和文字来安抚弟弟。5月和6月，他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以表明自己一直都在致力于提奥敦促自己从事的细致工作。画面之中挤满了人物的宏大场景，刻画的是人群在从事日常劳作：挖土豆、托运煤炭、粉碎泥煤和运沙。他向提奥吹嘘这些作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让他放心：“比起单个人物，这些会更让你满意。”
6月，文森特答应提奥，不久以后，他会重新开始画水彩画——“也许就在你抵达之前”。然而，直到一个月后，他才将很少使用的颜料盒带到郊外，敷衍了事地画了“几幅水彩画，随便换个花样”。他没有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尝试，直到弟弟来访：“等你来了之后，我们应当共同决定是否应当为你创作几幅小型的水彩画——仅仅是实验一下而已。”同样，在提奥到访之前的几个月，文森特也心血来潮地画过一次油画。文森特发现一些“非常美丽的可以用于作画的东西”，并宣称“正处于画画的状态之中”。他汇报说，在去乡间和席凡宁根海滩写生的途中，他画了些弟弟挚爱的风景画。
7月，他用黑色墨水画了一块依偎在沙丘之间的种植土豆的田地，一排一排的农作物同由田野、灌木丛和群山构成的层叠的地平线汇聚在一起——这幅作品画的是大自然，宁静而又辽阔，和之前任何一件作品比起来都毫不逊色。另一幅作品现在只能通过给提奥的信中一幅匆匆而就的草图而有所了解，他画了一排生长在海边路上的灌木，“由于狂暴的海风而缠绕撕扯在一起”。六棵惨遭海风蹂躏的灌木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被风吹弯了腰，宛若风中跳动的火焰。摆脱了“乱涂乱画”，文森特用旋涡式的钢笔线条来描绘这一场景，唯一的不足就是缺乏画笔笔触的色彩。
在提奥到来前夕，文森特开始实施自己精心构想的计划，储备了一些绘画材料，并且匆忙地重新布置画室，一些在去年夏天心血来潮时画的油画写生取代了无处不在的人物习作。“真让我吃惊，其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他安慰弟弟说。
没有提奥想要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画作，文森特使用了大量的甜言蜜语。4月，在这次灾难性的访问快要到来之前的几周中，他写信的频率从一周一封增加到一天一封，文森特忙于用一些美轮美奂的言辞来吹捧那些稀松平常的作品。“在我的身上，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声称，“时机已经成熟……我已经松开了缰绳。”他一再向提奥保证，再有几天时间，再多几位模特，再多几幅草稿，他就可以创作出一些“既广阔而又大胆”、“能给人带来慰藉，并促使人思考的东西”。
《通往海滩的路》，1883年7月，信中速写，纸上墨水，3英寸×英寸。
他挑出最近的群体画像作为证据，证明自己能够创作出有销路的作品的“时刻”并不遥远，他自信地预言道：“对我所做的或所计划的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人们将会改变看法。”一方面，他承诺说如果提奥有足够的耐心，前途一定会一片光明；但另一方面，他则警告说，如果提奥没有足够的耐心，后果将会很严重。“除了工作，我什么都不在乎，”他说，再次暗示自己的精神不稳定，“当无法继续工作时，我会变得忧郁。”随着提奥到访的临近，想到自己可能会被迫放弃时，文森特心情沉重地暗示提奥说：“我很懊恼，在博里纳日，我就应该卧床不起并一命呜呼，不该活到现在并开始绘画。”
提奥的即将来访也促使文森特开始进行另一项他最为讨厌的活动：社交。在施恩韦格，他度过了一年多鲁滨逊·克鲁索式的生活，现在，他开始汇报自己同交易商及其他艺术家之间的友好接触。此时，布赖特纳已回到海牙避暑，他们交换了书籍，并且前往彼此的画室参观。在去席凡宁根的旅途中，他曾拜访了伯纳德·布隆默斯，一位成功的海牙画派画家，大约也是在这段时间，此人和安东·莫夫从文森特的生活中消失了。7月，文森特开始勇敢地面对过去的这些记忆，向布隆默斯展示了自己最近的作品，之后他高兴地汇报说：“他让我坚持下去。”
他还拜访了特奥菲尔·德·波克，虽然他已数次与梅斯达赫的这位门徒闹翻。德·波克已经租了一套房子，距离从海牙通往席凡宁根的路不远。向提奥汇报时，文森特并没有嘲讽德·波克资产阶级式的做作（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也没有批评他没有更多地使用模特，相反，文森特非常直接地赞美了这位艺术家“美丽的”、“金黄色的”景观，并且也不再猛烈地攻击印象主义。“我不介意它有没有完成，”在谈到德·波克的作品时，他说道，“它一半是浪漫主义的，一半是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组合，我并不讨厌。”他甚至使用德·波克的房间作为落脚处，在这里储存绘画材料，这样去海滩也就更容易了——在对提奥提到这一安排时，他说这样可以切实地保证自己可以画更多风景画。
为了践行出售作品的承诺，文森特不再巧言辩解，而是再次开始联系已经和自己关系有些疏远的家人。他挑选了两幅群体像作品，寄给了在阿姆斯特丹的科尔叔叔，同时还表达了自己苍白的愿望：“借此可能找到新的关系，也许还能重新建立一些关系。”他向提奥保证说，他“非常急切要再次与莫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甚至一度头脑发热，让提奥说服莫夫再次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要想再次获得森特伯伯的好感，普拉茨、古庇尔画廊以及泰斯提格后面的那间办公室是必经之路。要想扭转局面，难度要大得多。仅仅在一个月之前，文森特还将自己一年以来的全部磨难都归咎于泰斯提格，并发誓：“我永远都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文森特最初希望提奥能够“写上几句话”，并且“作一些安排”，以便让他和这位充满敌意的经理和解。他提议让弟弟来帮助他们重归于好。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丝毫回应。由于新的画作带给他的勇气，以及希望泰斯特格能与自己“冰释前嫌”的急切心理，一年多之后，文森特又一次回到古庇尔画廊，直面无法逃避的惩罚。泰斯提格正式接待了他。文森特敏感地从他的态度当中，读到了一种冷淡的问候：“你又来啦，再次打扰我——不要再烦我。”他带来了自己的一幅关于劳动者的群体画，画的是一排挖地的人，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泰斯提格。“我非常理解，这幅素描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他一边将这幅很大的画作铺在泰斯提格的办公桌上，一边说，“但我来向你展示这幅作品，是因为自从你上次看到我的作品，已经有一些时日；同时还因为我想要说明，关于去年发生的事情，我并没有什么恶意。”
“我也并没有什么恶意，”泰斯提格不耐烦地说，面前的作品看都懒得看一眼，“至于画画，我去年就已经告诉你，得画水彩画才行……这种作品没有市场，销路最重要。”再一次，在这位经理的态度中，文森特读到了一个更为严峻的信息：“你不仅只是一个平庸之辈，而且傲慢，对他人的意见置若罔闻，尽管你创作的不过是一些平庸的、没有价值的东西：你所谓的‘追求’，在别人眼里，十分荒唐可笑。”
为免于陷入消沉，文森特跑回家，余下的一整天都在不断地重新画这幅画，“为得就是将人物画得更好”。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失败：愤怒、痛苦与绝望的情感写满了几封长长的、充满哀怨的信件。“有时候，人会为此感觉非常压抑，万分痛苦，甚至震惊，”他写道，“生活有时变得阴郁，未来一片黑暗。”他诅咒泰斯提格和所有像他这样的人——“头脑昏庸、无能、愤世嫉俗、白痴一般和愚蠢的嘲讽者。”“他坚持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如果他觉得我的作品糟糕透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惊奇。”
以坚韧的意志，他发誓不去理会周围的疑惑，并坚持不懈地继续工作——“大踏步地前进，走自己的路。”但是在一切勇敢的言辞之中，我们听到的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泰斯提格恶毒的言辞可能只是先兆，预示着提奥在8月将会开出苦涩的药方。
尽管文森特抗议泰斯提格的“永远的否定”，但他要在海牙过独立生活的想法——他想要将这一想法告诉提奥——不被周围的人所认同。
债务在不断增加。7月底，债主们堵在了家门口。文森特提到了一位讨债人特别卑劣的“伏击战”——现在这在施恩韦格已经是司空见惯：我告诉他，只要一收到钱，我会付钱给他，但其时我确实是身无分文……我恳求他离开家，最后我把他推出了门；但他也许正在等待这一刻，他抓住了我的脖子，先是将我推到了墙边，然后把我直挺挺地扔在地上。
几个月的税收账单，文森特一概置之不理。当征税人员来收税时，他挑衅地告诉他们：“账单被我用来点了烟斗。”但当他们再来，威胁没收并拍卖他所有的财产时，他大声抗议并义愤填膺地号叫（“在账单送达时，米勒和其他的大师们仍然没有停止工作，在他们之中，有些人还蹲过监狱”），不断地诉说自己的贫困。但与此同时，他迅速地确认了提奥对所有作品的所有权（这样债主们就无法拿走这些作品），并考虑以溜之大吉的方式宣告破产：首先可以躲在自己在席凡宁根的落脚处，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搬去乡下。
一直以来，提奥都拒绝哥哥寄更多钱的要求，几个月后才又汇出50法郎，以便让文森特可以在他们8月重聚之前，先渡过眼下的难关。但没过几天，文森特就宣布说买了一个新画架。
债务不断攀升，文森特同时还越来越深地陷入孤寂之中。6月，他被拒绝在救济院画画，这切断了他和桑德兰以及救济院其他人之间的联系。不久后，另外一个模特，也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位木匠，也与他断绝了往来。7月中旬，朋友范·德·威尔去了乡下，在夏日沉闷的空气中，拜访德·波克和布隆默斯的雄心也化为乌有，最后只剩下他独自一人穿越沙丘，长途跋涉。
同一时间，文森特在施恩韦格的“家庭”开始走向不可避免的破裂。在孤独和贫穷的压力下，西恩开始变得越来越反叛。“有时候，她的脾气令我几乎无法忍受，”文森特承认说，“我有时会感到绝望。”绝望地维持着自己救赎的幻想，他到处寻找反面人物以便解释西恩的懒惰、邋遢和越来越暴躁的脾气。其中主要有她的母亲玛利亚·威廉米娜·霍尼克，她在冬天的时候搬进了施恩韦格的公寓，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开始带来麻烦。
在文森特的狂想中，周围到处都充斥着背叛。他坚信玛利亚并不是独自在行动，而是扮演着一个“爱管闲事的、爱诋毁的、令人恼怒的家庭”的工具的角色，他将他们称为“狼”。他控诉他们到处散播不满和不信任，“试图将西恩带走”，并将她带回原来的生活。他想象他们在西恩耳边窃窃私语：“他挣的钱太少”，“对你不合适”，“终有一天，他会弃你而去”。甚至在玛利亚5月离开之后，文森特仍然将西恩的“故态复萌”归咎于她的家庭。他恳求西恩和家人断绝联系，但西恩没有听从。他痛苦地说道：“她宁愿听信那些告诉她我会抛弃她的人。”但是文森特仍然依恋着她——尤其是她那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威廉。“他经常和我一起坐在画室里，看着那些画欢呼，”他在另一个关于家庭的幻想之中写道，“当他手脚并用地爬向我，因快乐而欢呼时，对这一切的正确性，我丝毫都不怀疑。”
当经济和家庭生活都在崩溃的时候，文森特的健康状况也在持续恶化。
文森特的病痛似乎从未好转，相反却在不断地加剧。整个春天和夏天，文森特接连不断地报告说紧张不安、狂躁、昏厥和头晕，在弟弟到来之前，出于为自己开脱的目的，所有的状况都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之前也经常发生。他一会儿抱怨部分身体器官不适（肚子痛、“肩膀之间疼痛”），一会儿抱怨全身性的毛病（“虚弱的感觉”或者仅仅是“我感到痛苦”）。大部分毛病最终都会被他归结到金钱上，他把自己的苦楚化成对弟弟的吝啬的控诉。“我的胃有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他写道——可事实上，在置办模特的服装并装饰画室时，他那时可没说差钱。当然，这些病痛的确是言之有据。即使正常饮食，他的胃还是会难受，引发头痛和眩晕并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和父亲一样，文森特相信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有所关联，这些顽固的疾病激起了最黑暗的恐惧。威胁和恐惧参半，他开始推测“过度紧张”的影响、忧郁的危险以及疯狂的致命性。7月，当文森特去参观乔治·布赖特纳的画室时，这些预感让他的生活充满恐惧。在踏入布赖特纳的阁楼的那一刻起（阁楼里面只有“一把剃须刀、一个盒子和一张床”），文森特感觉到了一颗备受折磨的灵魂。在四周墙壁上，他看到一些各个创作阶段的画作——以粗犷草率的笔触描绘出来的阴暗晦涩的画，他边看边说：“就像在褪色、腐坏和发霉的墙纸上的碎片。”
在一通少有的批评中，他不屑地认为布赖特纳的画是“荒诞不经的”、“可笑的”、“笨拙的”和“奇怪的”——“即使是在绝大多数最荒诞的梦里，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毫无意义的。”他断言，创作一些这样的作品，这位艺术家肯定是“头脑发热”，如果不是完全疯了的话。他推测布赖特纳已经“完全无法冷静地、理性地思考问题”，并且神经衰弱已经使他“无法心平气和地画出任何有意义的线条和笔画”。艺术和精神上的崩溃让他想到了爱弥尔·沃特斯的《雨果·范·德·高斯的疯狂》这幅画，画作的内容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描绘的是15世纪一位著名的疯子画家蜷曲着身体坐在那里，双眼圆睁，被看不见的魔鬼们捉住的景象。
从布赖特纳的画室回来时，文森特“被难以名状的沮丧所笼罩”，他立刻给提奥写信，细致地描述了一番，不仅是为了引以为戒，也是为了在弟弟到来前夕充满恐惧地呐喊出声。他抗议说，为击退“如潮水般涌来的困难”以及“令人崩溃的怀疑”，这是他所能做的一切。如果输了这场战争——或者因它而丧失勇气，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一个人千万不要相信事情像他们所认为的那般令人沮丧，”他警告说，“谁要是这么做了，这会让他发疯。”
随着提奥来访日子的临近，一想到这事，文森特就满心焦虑，甚至在夜里连觉都不敢睡。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不断地抽烟，心烦意乱地反复画自己熟悉的画面，直到“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他反复地强调自己作品之中的“平静”，但信中却充满了戒备。当朋友范·德·威尔的一幅画获得银奖时，他向提奥保证说：“我，将来也会创作出同样优秀的作品。”当提奥建议文森特先到乡下去疗养几个月，以恢复身体健康时，文森特立刻怀疑提奥不想再继续支持自己，因此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休息绝无可能。”
当然，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他对完美的兄弟情义的幻想。同提奥一起在通往赖斯韦克之路上散步的景象，与他们每天的争执所引发的敌意和愤恨形成了永久的对立。他只能独自漫步于席凡宁根的沙丘上（过去二人常常在那里散步），再次去感受那种令人神往的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断增加的希望。“如果你也记得这个地方我并不惊讶，”他在一次散步后写道，“我想如果我们再回到那个地方，它一定会把我们带入理想的状态，对自己的工作，我们将不再有犹豫，而是更加坚定不移地做自己要做的事。”
但提奥对哥哥的态度也受到情绪大幅波动的影响（文森特称之为“情绪振荡”）。数年来争执不断，付出也没有获得丝毫的感激，兄弟间的情义已经变为干涩的责任。7月末，在这次他无疑有些畏惧的使命的前夕，提奥向哥哥预告了自己将带去的残酷消息：“对于未来，我无法给你太多希望。”不管是粗心大意、不耐烦还是无法抑制的愤怒，对文森特来说，这些话是毁灭性的打击。“它们出乎意料地正好击中了我的心，”他立即回信道，“我感到自己的热情正在消失……在我听来，你似乎对我信心不足。是这样吗？”在同一天的第二封信里，他将数月反叛之中的自我怀疑和谴责都发泄了出来：所有的困难都一起奔涌而来，将我压垮，这已经超越了我承受的极限，因为我已经再也无法一清二楚地看到自己的未来。我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对待它，在事业上无法成功，我自己也不明白缘由。在工作之中，我已经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但是至少在目前来看那是一个错误……有时候会非常地艰难，人会无可奈何地感觉到非常痛苦……对你而言，我仅仅是个负担而已。
在提奥到来前的几天，他独自一人在沙丘之中漫步。静寂之中，死亡的念头不断盘旋在他的脑海之中。孤独的海滩和“沮丧的心情”让他想起杂志封面上一位艺术家的图片，在年仅38岁时，这位艺术家英年早逝，他告诉提奥，这无情地引发了一系列不太正常的想法。“我作画不仅起步晚，而且我想我的有生之年可能也不多了。”对死亡的恐惧被文森特转化为对同情和耐心的请求，为了得到弟弟的理解，他小心翼翼地总结出一个教训：我将以素描和油画的形式留下一些纪念品……在几年时间内，我必须创作出一些充满情感和爱意的作品，并且以坚定的意志力去完成这件事。如果我能活得更久一些，那就更好了，但这现在不用去想。在这几年之内，必须得取得一些成就。
数月不知疲倦的争辩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请求：“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创作出一些好的作品。”
8月17日傍晚，提奥乘火车抵达，那天是周五。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意料之外，没一件事情按照文森特几个月之间的构想进行。提奥没有在这边过周末，只待了换乘火车那么长的时间。提奥并没有给文森特的作品提任何详细的建议，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去过施恩韦格的画室（可能是为了避开西恩）。他对哥哥艺术作品的评论只有“富有阳刚之气”这一模糊的称赞。兄弟俩没有去席凡宁根的沙丘进行“一次愉快的长途漫步”，只是把整个城市的街道兜了一圈，直到夜幕降临，灯夫们开始出来点街灯。并没有出现文森特所想象的兄弟一心，相反，两人发生了激烈地争吵。
抛开信件之中的小心谨慎，自上次见面一年以来所有伤口现在又都被撕开，双方暴怒不已，并保持一种愤怒的沉默。这一次提奥坚持让文森特找个工作并且更加努力地出售作品。古庇尔画廊生意不好（在1882年-1883年的经济衰退期，所有地方都在遭受打击），提奥的经济状况十分紧张，几乎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他的薪水要分成六份——父母、兄弟姐妹和情人，他无法保证继续每个月向文森特提供150法郎。
被提奥悲伤之中所隐含的控诉所刺激，文森特抨击弟弟在巴黎的肤浅生活。对于找个工作作为兼职的要求，他断然拒绝，傲慢地拒绝出售自己的作品（在他看来，这和“乞讨”并无二致）。“要我去和别人交谈，这件事情将让我痛苦不堪，”他反驳道，“最好的事情就是继续自己的创作，直到艺术爱好者自愿地受到吸引而青睐我的作品。”他转而控诉弟弟的懒惰，责怪提奥没有全力以赴去卖自己的画，对于自己与泰斯提格、莫夫以及有权有势的伯伯和叔叔们之间的嫌隙，也没有尽力去弥补。
提奥说实际上自己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和科尔叔叔谈过这件事情，科尔叔叔答应委托文森特另外创作一系列的作品。甚至准备要给他一大笔预付款。但是有一个条件：文森特必须离开西恩。
这个最为敏感的话题将他们之间的仇怨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文森特谴责弟弟和父亲残忍地破坏了自己与凯·沃斯之间唯一的真爱——“这是一个在我身上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使得他现在不得不接受“一位花残叶败的妓女”以及她的“那些杂种”。提奥争辩说正是由于西恩，文森特最需要的那些人现在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比如泰斯提格。最后，提奥也说出了自己最具攻击性的指责：文森特是西恩孩子的父亲。
随之而来的愤怒（“我彻底地愤怒了。”文森特承认说）让他们之间仅存的兄弟之情支离破碎。在弟弟的控诉中（不管真实与否），文森特无疑又一次听到了父亲责备自己的声音。那天晚上，当提奥的火车驶离站台时，文森特在离别时的想法是弟弟已经变成了父亲。
当提奥离开时，显而易见的是，文森特将会离开西恩。他会选择之前的那个家，而不是现在的这个新家。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离开显得合情合理，这是余下的唯一问题。“在这么多无法马上解决的事情上，请不要催促我，”从火车站回来之后，文森特以一种愧疚之情给弟弟写信说，“作出决定，我需要一些时间。”
接下来的三周里，在十几封冗长的、充满痛苦情感的信中，他不断与这一无法避免的结局作斗争。当文森特陷入爱情和憎恨、默许和反抗的纠葛之中时，他会一边诉说着自己永远的忠诚，不断地请求理解，一边自以为是地严厉谴责提奥的疏忽。他捶胸顿足地忏悔，但在连篇累牍的、充满挑衅的附言之中，又会收回全部的忏悔。一会儿发誓要合作（“我随时听你吩咐”），一会儿又强烈地要求“让我走自己的路，做自己”，两种情感此起彼伏，相互抗争——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在同一段文字之中。前一天他还在说宁愿去做投递员这样低贱的工作，“也不愿意让提奥的肩上有太多的重负”；然而，第二天，他就毫无忌惮地宣称“除了自己的工作外，绝无可能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文森特不是去解决矛盾，而是想要逃避“在我思想深处的斗争”。仅在提奥来访之后的第二天，他就打算离开海牙。他宣布：“我想要独自在大自然之中待一段时间，远离城市。”
在他的心头，乡村之旅的想法盘旋了一年多，因为文森特一直想要模仿那些富有艺术家的做法，比如莫夫每年都会回到自己的乡村别墅小住，又如安东·范·拉帕德经常会去遥远的地方来一次惬意的写生之旅。不久之前的8月初，提奥就建议文森特离开炎热又闭塞的城市，去荷兰的低地地区度假，待上几周。现在，来自债主和收税人员的压力，使得实现这一资产阶级式的享受有了现实的紧迫性。现在，文森特打算在“有着荒野和沼泽的乡村”长住，他想在那样的乡村，“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向提奥鼓吹说这是一种经济实惠的方式——是一种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更便宜、更健康；在那里，不仅有更好的（更有销路的）绘画题材，还有更多的模特，这样他不仅能创作出提奥喜欢的风景画，还能保证提奥在经济上可以承受。
文森特的首选目的地自然是家。一个月前，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思乡之情之中，家乡布拉班特省的石楠和松树都让他魂牵梦绕。在脑海中，他又一次描绘出回家的完美场景，父母不仅热烈地欢迎自己的归来，还会为他当画画时的模特，就像在施恩韦格的那个家里一样。“父亲在石楠丛中的小径上漫步，这是我最想要画的一个场景……对了，父亲和母亲最好是手牵手。”但是摆姿势，他们得有足够的耐心，文森特坚定地补充说，“必须明白，这件事十分严肃……对于选择的姿势，我要委婉地提醒他们必须接受，摆好姿势之后，还必须得保持不动。”
然而，在现实中，提奥已经将纽南——事实上是整个布拉班特省——都列为禁区——只要文森特不放弃他自己那个丢人的“家”。兄弟俩见面时，他肯定已经反复地重申过这一点，所以当文森特不久后宣布要搬去乡村的计划时，他已选择了另一个目的地：德伦特省。
德伦特几乎是荷兰最北边的一个遥远的省，但在文森特所熟悉的艺术和家族地形图之中，这里早就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881年秋，莫夫就曾想前往那里并邀请文森特同往，但由于他身体不适，行程被取消。拉帕德也先后于1882年和1883年去过那里，满心喜悦地带回了关于“在路上”的各种汇报和许多作品，在拉帕德位于乌特勒支的画室之中，文森特曾久久地凝视这些作品。仅仅凭这些，文森特就已经在脑海中无数次勾勒出遥远的德伦特省，认为这里“与小时候的家乡布拉班特一样，有着同样的美景”。事实上，正是拉帕德在海牙的再次出现——在他再次前往德伦特的路上——让文森特打定了主意。他紧紧地抓住这个家人心仪的朋友，想象着拉帕德能够更频繁地到德伦特来拜访他，还一一列举了他们“从相互陪伴之中能够获得的好处”。他预想，他们二人可以在那里建立一块专门属于他们的乐土，当然其他的艺术家们也可以前来，“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宁静之中”。
他还想象着带上西恩。“我想要和她一起住在一个类似小村庄的地方，这样她就可以远离城镇，从而过上更自然的生活”，他将原先那个拯救的想法与逃离到乡村的新期待结合在一起。在激烈的争论中，他努力挽救自己关于家庭的美好幻想，而不愿顺从提奥的那个残酷建议。“如果我抛弃那个女人，她一定会发疯”，此外，“那个小男孩真的太黏着我了”。在激烈的自我辩白之中，他甚至再次提出要和她结婚。
但文森特已将自己命运的决定权交给了提奥，而提奥的态度是毫不妥协的。自然而然地，文森特将他们之间关系破裂的责任全部推给西恩，指责她背信弃义，怪她拖后腿以及拒绝和她险恶的家庭断绝关系。9月2日，这天是周日，在施恩韦格的公寓里，他让她坐下，然后把提奥带来的残忍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他说，“我们让双方都不开心。”他催促她“改过自新”，但怀疑她是否能做到。至于将来，他给了她一个严肃的建议，这个建议也是提奥经常向他提出的：“找一份工作。”
直到9月11日，当文森特的火车离开海牙时，怀疑和后悔都仍然一直在折磨着他。甚至在他用从科尔叔叔那里得来的钱将债务还清，并且将行李寄存在房东的阁楼之中时，他仍幻想着西恩能够和他一起去，或自己可以留下来。他加快了临行之前的准备工作，因为他确信只要多停留一天，自己就会在西恩的“不幸的迷宫之中越陷越深”。他非常急切地想要离开，甚至当提奥建议他该多了解一下目的地时，他都没有理会。在他看来，拉帕德从德伦特寄来的信中已经有了他要了解的一切：“乡村有一种非常庄重的氛围，这些人物经常让我想起你的习作。”他恳求提奥额外再寄一些钱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尽快出发……越快越好”。如果提奥无法寄足够的钱让他去德伦特，他说自己可以去任何其他的地方，只要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地遥远”，并且马上就能一走了之。
钱最终汇到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告诉西恩自己要离开，但她还是出现在车站同他道别，怀里抱着只有一岁大的威廉，这正是他所担心的会让自己心碎的一幕。“小家伙很喜欢我，”他在给提奥的信中提到离别的那一幕，“甚至在我已经上车之后，他还一直坐在我的膝盖上。我想，离别让我们双方的心中都充满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悲伤。”
文森特举起了“责任”的大旗，以便掩盖自己颜面尽失地离开海牙。在那里的最后一晚他写道：“工作是我的责任，它甚至比女人更重要，并且前者一定不能因为后者而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行动的力量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然而，这一领养家庭的破碎，让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真实的家。最后从海牙寄出的信中，充满了对提奥的想念。他保证下一次提奥回家时，自己会从德伦特回去看他，之后他会加入水彩画家协会（莫夫和泰斯提格都是其会员），然后再去伦敦找一份有报酬的工作。他想象着能再次得到伯伯和叔叔们的欢心。“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多画一些画，”他声称，“大自然的宁静会带给我们最后的胜利——不要怀疑这一点。”
文森特离开海牙为的是去寻找提奥。在德伦特的荒野中，他似乎在想象，兄弟俩可能最后找到通往赖斯韦克之路上向对方保证的神秘联合。这次救赎仅次于从更遥远的荒野一直召唤着他的那一次。文森特牺牲了所有的一切——妻子、家人、家和艺术，为了这缥缈而完美的兄弟情义。不久之后，就轮到提奥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