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帝和金钱
四 上帝和金钱
每个周日，梵高一家都会身着肃穆的黑色服装，从津德尔特牧师公馆来到附近的教堂。然后，他们会挑又高又窄的讲道坛前方一排特殊的位置就坐。文森特坐在讲道坛脚下的位置，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仪式。脚踏式风琴奏出尖声的和弦，将四五十个礼拜者召唤到跟前。音乐还召来了身着黑色长袍、面容冷酷、踱着步子进场的执事，最终，牧师出现在了眼前。
这是个小个子男人，在人群中几乎不显眼。但在这儿，仪式令他出类拔萃。灯光反射在他的银发上，脸庞在黑袍的映衬下熠熠发光。硬领上颠倒的V字将他的身体衬托得像是一支箭。
接着，他登上讲道坛。
顶上罩着锈迹斑斑的扩音板的讲道坛悬在半空，四周围有护栏，勉强能够容下一个人。整个讲道坛看起来就像一个众目期待的贵重盒子，刚刚被打开，展示着其中的宝物。每个周日，多洛斯·梵高都会隆重地登上陡峭的阶梯步入讲道坛。文森特离得那么近，以至于必须仰着脖子才能看着他的父亲登上讲道坛。
高高在上的多洛斯掌控着整个仪式：颂赞美诗，指挥奏乐，引导圣会进行祷告。在布道时——这是整个仪式的核心，他用的是高地荷兰语，在布拉班特这类小地方鲜有人使用这种语言。如果他沿用本地风俗进行布道，那么小小的教堂里就会回荡着维多利亚式华丽的辞藻和戏剧性的夸张手势：慷慨激昂的演说、抑扬顿挫的音调、急缓不一的语速、强迫性的反复、雷鸣般的高潮。他的手势比平日里的幅度更大，更夸张：每一次摆臂或每一个手势都因巨浪般翻滚的袖口而得到了戏剧性的无限放大。
在津德尔特的新教徒眼里，多洛斯·梵高不仅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还是他们的领袖。不像其他教区的牧师，在这个边区村落，多洛斯担负起了小小新教群体的精神向导和领路人的双重角色。新教圣会已经与周围的天主教全体信众割裂了所有必要的联系，牧师公馆就成了会众社交的场所和精神的寄托。梵高家的前屋每天都挤满了阅读、学习或到访的教徒。
多洛斯还扮演着使节的角色，负责与大型天主教团体斡旋商谈。当然，他的任务并非劝说津德尔特的天主教徒，而是避免在这个是非之地形成一教垄断的局面。每当有什么公众庆典，文森特总会看到他的父亲与镇上显赫的大人物们站在台上，身边是刚当选的官员以及天主教的牧师。尤其是像公众筹款、洪水赈灾之类的活动，多洛斯责无旁贷地主持大局，地位举足轻重，比镇长捐赠的荷兰盾还更受欢迎。这些公众活动，和他戴着礼帽、拖着家小在镇上漫步的情形，统统是在向津德尔特的天主教徒们宣示：新教徒们在这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对于居住在广袤又偏远的镇外的乡村教徒来说，多洛斯还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被禁止与信奉天主教的邻里来往的宗教先锋们，不但仰仗着牧师每周为他们带来上帝的眷顾，更期盼另一样更为重要的东西的到来：救济金。连年的歉收给这个地区的农户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食不果腹的农民只能依靠领取教堂的救济金过活。作为匮乏的救济金的配发者，多洛斯·梵高手中执掌着这些偏远子民的生死大权。当文森特跟着父亲来到乡下时，农民们不只报以崇敬的目光，他们往往感激涕零，几乎要叩头言谢。
当生存本身都成问题的时候，多洛斯基本上抛弃了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尤其是在津德尔特这个边陲之地，重要的是男人的斗志、女人的多产，而不是教义的纯洁与否。“我们都知道，现在讨论宗教与道德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安娜·梵高表示。教区成员的名单，从路德会、门诺会到抗辩派，说明了一个真理：牧师和教会的存在需要具备实际的功用。多洛斯虽然不看重教条，却对纪律要求甚严。只要没有正当理由缺席一次礼拜，那么生气的牧师会立马找上门来。人们戏称他为“名副其实的新教小教皇”。对于懒散的教徒，他坚决严肃处理，痛斥那些敢于挑战权威的“渣滓”。职位给他带来的权力却也让他常常声泪俱下地向教会控诉与自己的身份不相匹配的微薄薪水。
多洛斯也不知不觉地把领袖作风带回了牧师公馆。在梵高家，礼拜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它只不过转移到了前厅。那儿的碗柜里堆满了圣餐饼盘、圣杯、《圣经》及各类赞美诗。衣柜顶端放有一尊耶稣像。门厅上悬着用成双的玫瑰装饰的十字架。整整一周内，梵高家的孩子们都要听父亲用怪异的教堂腔调讲道。前厅圣坛的声音可以抵达小小牧师公馆的每个角落。每晚在餐桌前，他们都能听到同样的祷告：“主，让我们团结一心。让我们因对你的爱而更亲密无间。”
不讲道和不祷告的时候，多洛斯总远远地离开他日益拥挤的家庭。情绪化且不喜热闹的多洛斯总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阅读和准备布道，只与他的猫做伴。爱好填补了他的孤独：他爱抽烟斗、雪茄，还爱小酌几口。几小时的独处之后，他会“轻松地散会儿步”。这些漫步在他看来是“大脑的滋养品，最能启发人心”。多洛斯时常生病。一旦病倒，他会变得更情绪化，拒人于千里之外，因为他笃信“少露面，病就去得快”。自我监禁的日子让多洛斯变得“烦躁、古怪”，他甚至拒绝食物，一心认为禁食可以加速他的康复。
就像那个年代多数的父亲一样，多洛斯自视为“上帝的化身”，在家“可以行使等同于上帝的权力”。不论是管辖的教区还是家庭，他的眼里容不下“分歧”的存在。一旦他的权威——上帝的权威——被挑战，多洛斯二话不说，便“勃然大怒”。文森特很早就知道，让父亲失望就意味着让上帝失望。多洛斯认为：“赋予天下父亲以荣耀，与上帝恩宠万物如出一辙，天经地义。”冒犯了前者就等于冲撞了后者，拒绝了其一就好比拒绝了全部。后来的日子里，当文森特试图为自己的罪孽找寻救赎时，他无可救药地将“父亲（father）”与“主（Father）”混为一谈，并发现无法得到任何一方的救赎。
然而，除了“教皇般”威严的一面，多洛斯·梵高也会循循善诱，让孩子们规规矩矩。这个多洛斯不会“怀疑”，或者“评头论足”，他只会提供“支持和鼓励”。倘若不小心伤害了孩子们的感情，这个多洛斯会主动赔不是。倘若孩子们病了，他会陪伴在他们床头。这个多洛斯宣称他“人生的目标便是与我的孩子们相伴，为我的孩子们而活”。
文森特有“两个”父亲。因为在那个时代，父性本身就面临着危机。19世纪中叶，法国大革命挑战了世俗世界与教会世界等各个领域的权威，深入到了以社会契约为本质的家庭的核心。当时最流行的父亲手册上说，“像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一般的”主宰家庭的传统父权形象，已成为了旧体制的化石和遗骸。现代家庭应该像现代城邦一样“拥抱民主”，应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非等级观念或恐惧。书中建议，父亲应该走下他们的“宝座”——和圣坛，“多参与孩子们的生活”，“聆听他们，做他们的朋友”。
多洛斯·梵高牢牢记住了这些。在信中，他告诉九岁的儿子提奥：“爸爸希望成为你的兄弟。”
边陲小镇津德尔特要求他做一个严父，而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却期望他成为一个现代的父亲，多洛斯在两个角色间摇摆不定。面对文森特危机四伏的童年，多洛斯的为父之路格外曲折。热切的示爱中总隐藏着猛烈的批判（“倘若你们阴云笼罩，还叫我们如何安心”），苦口婆心、好意奉劝之后总有一番疾风骤雨的谴责（“我只想让你知道有些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去解决……如果我们不坦白我们的想法或者隐瞒事实，那就毫无忠诚可言”）。他声称尊重儿子的“自由”，但却不遗余力地对其加以声讨，以“胡闹”责备儿子让父母“伤心难过”。
对于一个孤独和需要抚慰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无以抗拒的陷阱。文森特开始情不自禁地效仿这个每逢周日便登上讲道坛的遥不可及的人物。他用同样婉转迂回的方式说话，用双重标准看待问题。在公众场合，他同样会感到羞怯，而私下里，他同样会被理性主义误导，试图一一剖析自己的情感。一如父亲多洛斯，他小小翼翼地接近外面的世界，笨拙地应对挑战，一旦觉察到藐视，便同样偏执地愤恨相对。儿子的孤僻内向源自父亲的深居简出，父亲的多愁善感导致了儿子的喜好沉思。和父亲一样，文森特急于弥补自己的挫败。后来的收藏和绘画都说明文森特下意识地模仿多洛斯长年在阁楼书房的独处。父亲雪中送炭，替人解忧——因而被敬重爱戴，这成了成年后的文森特梦寐以求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也成了他的生活和艺术抱负的驱动力。他曾由衷地表示：“像爸爸那样生活该有多么荣耀。”
千方百计试图赢得父亲眷顾的文森特面对的却是一个苛刻顽固的多洛斯。多洛斯坚称快乐来源于“纯真信仰”，一个像文森特那样闷闷不乐的儿子注定无法得到上帝的厚爱。多洛斯笃信“与人结交，才能成人”，文森特的自闭让他永远只能做一个游离的流浪者。多洛斯竭力敦促他的孩子们“为团结与相聚而独立”，但文森特的倒行逆施只能不断成为家庭和谐的绊脚石。多洛斯劝诫孩子们“总对生活保持热情”，但文森特在学校，甚至牧师公馆里表现出的孤僻像是摆出了一副否定生活的姿态。
发自内心想要为儿子提供帮助的多洛斯还是没能在心底接受文森特。他总忘记他的承诺，忍不住不苛责他那个随心所欲、古怪执拗的儿子。父亲一次次违反诺言让父子俩不断被激怒，不断否定与自责。文森特不论如何挣扎，都难以逃脱这样的状况。
在被家庭占据了一切的童年中，只有另一个人物有分量匹敌多洛斯在文森特心中的地位，那便是他的伯伯，画商文森特·梵高。其他的亲戚要不是经常来访，就是在外过着精彩的生活（比如伯伯简就曾环球航行，还曾在东印度群岛服役）。但“森特伯伯”有双重理由来占据文森特内心的位置。首先，他娶了安娜·卡本特斯的妹妹科妮莉亚，让梵高家与卡本特斯家亲上加亲；其次，由于某些至今仍不得而知的原因，他与妻子并未生育子女。这些因素让森特把兄弟的孩子们视为己出，也让他和小文森特，这个同名的侄儿，如父子般亲密。
文森特小的时候，住在海牙的森特伯伯时常来访。分别两载，森特和多洛斯的相貌还是这么相似（一样矮小的身板，一样沙褐色的头发）。但两人的相似也仅止于此。与不苟言笑的父亲多洛斯比起来，森特伯伯整天一副俏皮快活的样子。多洛斯喜欢引经据典，而森特伯伯有一肚子故事。他们选择的妻子也性格迥异。母亲安娜实施严格的棍棒政策，而姨妈科妮莉亚却把本该留给自己孩子的溺爱统统倾注到了姐姐的孩子们身上。
两个家庭最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每次碰面时总格外醒目——就是钱。森特伯伯很富有。夫妇俩总打扮得一丝不苟。他们的故事中充斥着国王、王后、贸易大亨，绝不会有农民、商贩的影子。他们住在海牙一座豪华的宅邸里，而不是乡下拥挤的牧师公馆。文森特九岁时，森特搬往巴黎，连续购置了多处能让他们不停吹嘘的漂亮公寓和别墅，与几乎从未走出津德尔特这个贫瘠岛屿的父亲相比，森特伯伯似乎踏足过全世界。在父母骄傲地给孩子们读的一封又一封来信中，文森特跟随伯伯的足迹一一走过了意大利的古城、瑞士的山川（少年文森特一直向往山川），以及南法的沙滩。森特在里维埃拉过夏天，每个圣诞节，他会从一个个“迷人”的地方给冰冷的牧师公馆捎来问候。在那儿，“随处可见”各种只能在荷兰大棚里生长的奇珍异果。
文森特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形貌相似的父亲和伯伯会过上如此不同的生活，为什么同一个家庭会哺育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男人。
这样的矛盾深深扎根于梵高家族的历史。15世纪，定居于威斯特法利亚一个名叫“高”的小村庄的先民们走出了莱茵河谷，开始了他们的神职生涯。梵高家族的后人们呈扇形散布在了各个低地国家的修道院里。据家史记载，一个世纪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传教过于狂热，以至于“挑起了争端”——在一个饱受宗教战争蹂躏的世纪里，这算得上是一项相当严厉的指控。
这些早期的传教士身处在一个对上帝和金钱抱有复杂矛盾情绪的社会里。初来乍到的加尔文教徒们对“肮脏的不义之财”的谴责显然与这片需要依靠资金来维持产业与贸易的贫瘠土地格格不入。但是，独出心裁的荷兰人总能将追逐利益的本能与精神抱负奇妙地相结合：富人们会为他们的“财富”而略感惭愧，同时又宣称这是上帝的恩赐；生意失败或者破产则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大罪。
17世纪定居海牙的梵高家族同样嗅到了荷兰独有的商机。他们率先做起了裁缝生意，利用自己的技术来满足对奢侈品的新兴需求。既要保持新教徒式的质朴，又要竞相卖弄精致的财富，黄金时代的荷兰市民们纷纷指望他们的裁缝想到好办法。肃穆得体的黑色荷兰礼服上开始跳跃着金线和银线。17世纪中叶，梵高家族已经不再致力于塑造人的心灵，而是开始摆弄贵金属。备受褒奖的裁缝大师格里特·梵高将无数沉甸甸的金线绣进背心、披肩和夹克。自大卫·梵高出世的1697年起（同年出世的还有格里特·卡本特斯），梵高家族已经完全开始专注于他们的贵金属买卖：从制服到尿布，他们制造的金线已经遍及荷兰上流资产阶级文化圈的每个角落。
梵高家族的另一些成员则将精神与世俗追求结合起来：有的成为了修道院律师，有的同时担任医生和牧师二职，在治疗身体的同时疗愈心灵。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家庭的儿子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卫·梵高的小儿子简继承了家族的贵金属买卖，哥哥文森特则成为了一名艺术家。这位文森特于18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来到了法国首都。也许就在那时，巴黎人记住了“梵高”这个名字。与其他同名的祖先一样（每一代都有那么几个文森特），这位画家文森特一生坎坷，走过了一段非比寻常的人生道路。闯荡欧洲大陆之后，画家文森特又自诩为雕塑家。他有过四次婚姻却无子无女。弟弟简的儿子约翰内斯继承了家族利润丰厚的金线生意，最终却全身而退，专注于福音布道——至此，绕了一个大圈子后的梵高家族又回到了起点。
约翰内斯用他无后的艺术家伯伯的名字文森特来命名自己的独子。64年后，这位文森特又将同样的名字传给了自己的孙子，也就是画家文森特·梵高。
约翰内斯的儿子文森特选择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牧师。但他依然陷入了选择金钱还是选择宗教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情绪萦绕了他的家族足足两个世纪。同父亲一样，文森特娶了个家境殷实的妻子，并且只在富裕的圣会物色职位。布雷达是拿骚王室的旧址，在天主教管辖的布拉班特的北部。在那儿，文森特为一位前程似锦，又对物质生活极有品味的牧师谋得了一个理想的职位。他把自己的大家庭（最终有13位成员）安置在了城市主干道凯瑟琳大街上的一幢大房子里。
这个体面的差事让文森特很快进入了教会在天主教管辖的南部的传教组织“繁荣社”的领导阶层。繁荣社将其职责定位为投资，而非传统的慈善。它在天主教区域内秘密地——为了避免与天主教势力冲突——购置农场和宅地，然后安排有需要的新教徒来经营。像所有投资者一样，繁荣社期望投资带来回报——租金以及人口的回报，为布拉班特岌岌可危的新教教会输送新鲜血液。42年以来，文森特一直扮演着教会“出纳员”的角色，以经济回报和精神救赎的双重许诺成功招募了成百上千名农民。
梵高牧师鼓励他的孩子们努力工作，勤于祷告，认真生活，但也在不经意间向他们灌输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理想。打开家史，可以看到满是对瓷器、银器、家具和地毯的热切描述，薪水增加和支付开销的种种细节，对错失的晋升机会和挥霍的遗产的惋惜，以及对拥有胜过租借的赞颂。
然而，不足为奇的是牧师的六个儿子没有一个对神职抱有兴趣。接二连三地，他们一个一个雄心壮志地开始了他们的社会或者金融事业。大儿子亨德里克（昵称海因）在图书市场发现了商机，并在21岁时在鹿特丹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他也娶了一位有钱人的女儿为妻。二儿子约翰内斯（昵称简）在荷兰海军服役。三儿子威廉成为了一名军官，小儿子康纳利斯（昵称科尔）则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继承衣钵的愿望至此落在了与牧师同名的文森特（昵称森特）身上。但森特的身体很快被猩红热击垮。他虚弱的身体已经无法应对成为牧师需要付出的学习努力。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到底是如他所述的他那“剧烈的头痛”，还是他对父亲宗教事业的冷漠，让他立即终止了学业。在鹿特丹给兄长海因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徒后，他前往海牙，在那儿的一间颜料店里工作，过着击剑、社交和玩弄女人的单身汉生活。
这样看来，提奥多洛斯成为了唯一的人选。
在40年的布道生涯中，多洛斯·梵高赞颂过上千个意象、诗篇和寓言。但只有一个意象对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播种者。“因为人种什么，”保罗曾在《加拉太书》中写道，“就会收什么。”对多洛斯而言，保罗的收获不仅指世俗的欢乐，更意味着精神上的回报。每当他给在津德尔特的盐碱地里劳作的农民讲述这个故事时，播种者便成了面对困难坚持不懈的楷模。他那徒劳的努力，和他们的一样，彰显了克服任何阻挠、战胜任何挫折的坚持的力量。“只管想一想被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拒绝的土地，”多洛斯讲演道，“终究因为播种者辛勤的劳动结出了美好的果实。”
如果说坚韧的播种者的故事确实对多洛斯·梵高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话，那只能说他本人便是这样一个播种者。
多洛斯的整个童年可以说是一场挣扎。根据妹妹米特耶在家史中的记载，他自1822年出生，便“身体羸弱”，之后似乎再没有恢复过健康或精力。他直到两岁多才学会走路。一辈子都顶着一副矮小的身材。作为11个孩子中的老七，六个儿子中的第五个儿子，他几乎不了解他的父母。他遗传了父亲“英俊姣好的容貌”，却没有继承他机敏的头脑。学业上的体面和成功来自他的勤奋练习而非卓著的能力。多洛斯向来以“有条不紊”和勤奋著称——他是个每天清晨5点便开始学习的“好学生”。
疾病是多洛斯童年时代的常客，他甚至曾想过当一名医生。1840年，对于一个内心萌动着完美主义的上进男孩，一个家教甚严、父亲的职业仍处于上升变动期、无法获取安定感的牧师之子来说，医生是个理想的职业。他甚至考虑去东印度群岛应征入伍，因为在那儿他可以享受免费的医学训练。但当父亲将希望最后寄予在了多洛斯身上时，他无法违抗父命。
神职决不是多洛斯的第一选择。像哥哥森特一样，多洛斯很享受加拉太人曾沉溺于其中的世俗快乐。多洛斯曾引用他最喜爱的一首诗歌来形容他的青春年代，其中的措辞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青春被他比作了“一块赏心悦目的麦田，在清晨的风中咆哮、扭动和膨胀”。他承认，学生时代充斥着种种“亲密关系”和“疯狂之举”。多年后，面对被荷尔蒙打败的儿子们，多洛斯也不禁承认：“我在年轻的时候何尝不也是这样。”
他在乌特勒支的大学生活过得十分孤僻。但在冥冥之中，他被赋予了这项责任，不论这片理想的土地多么贫瘠，多么毫无希望，他也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选择成为一名牧师我很高兴，”抵达乌特勒支后他这样写道，“我发现这是一份美丽的职业。”他在学业上呕心沥血，以至于屡次病倒，有一年甚至还生命垂危。
在19世纪中叶的荷兰，只有少数怀有盲目理想的人会将神职视为一份“美丽的职业”。事实上，1840年，荷兰归正会正经历剧变。在革命和科技的双重浪潮下，神学已经渐渐不被视作真理。仅仅五年前，德国神学家出版了《耶稣的一生》一书，书中不仅将《圣经》视为历史书籍，更宣称耶稣不过是肉体凡胎，这给西方基督教带来了致命的一击。
多洛斯开始牧师学习之际，神学对荷兰的思想垄断渐趋瓦解。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少惩罚、多宽容的宗教——一个能够允许他们一面沐浴上帝的恩泽，一面享受新积累的财富的现代宗教。由此，新型的荷兰新教应运而生。自称为格罗宁根运动（名称来源于多数支持者在荷兰北部接受教育的大学的名称）的荷兰新教以《圣经》中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为典范，拒绝旧教条。它信奉的是新型的基督，将历史上的基督（譬如他曾在1800年前生活在地球上）与作为精神象征的基督合二为一，后者使得“人类更接近上帝的形象”。作为对《耶稣的一生》毁灭基督神话的反击，格罗宁根人重新推出了托马斯·厄·坎佩斯的《效仿基督》，这是一本创作于15世纪、指导世俗世界的人们如何像基督一样生活的袖珍指南。“在世俗世界渴望永恒。”《效仿基督》这样建议。这就意味着，只要在心中“与基督合为一体”，那么即便是富人也能受到神佑。
即便是多洛斯的家人也曾认为他没有公众演讲的“天赋”。他的布道长篇大论，令人费解，充满了格罗宁根人的枯燥沉闷——一如他的字迹，像儿子提奥形容的那样，“精美却难以辨认”。更糟的是，他的声音也不平稳，还常常忘词甚至混淆词义。在早年的一次布道中，多洛斯为了清嗓，含了一粒糖，搞得大伙十分费解，圣会甚至“以为他的发声器官出了问题”。
但多洛斯坚持了下来。最终，在1849年1月，在经历了三年的拒绝后，他获得了靠近比利时边境一个叫作津德尔特的偏远镇区的职位。这位即将就职的牧师把他的教区称为“充满希望的土地”，但事实上，坚韧的农民已经找不出比这更为贫瘠的土壤了。家史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乐观，将这份新工作称为多洛斯的“理想职位”，并附上了一首名篇赞颂古朴的乡村教区。但津德尔特的现实与诗人浪漫的遐想相去甚远。这个新教区被虎视眈眈的天主教重重包围，势单力薄。家人的欢欣雀跃也掩盖不了津德尔特教区处于荷兰归正会最底层且前途未卜的残酷事实。“这个群体一开始就势单力薄，”多洛斯不无忧虑地写道，“近两个半世纪以来都没有起色。”
未来似乎更加灰暗。连年的土豆疫病和庄稼歉收让农户们穷困潦倒，甚至食不果腹。如果能找到喂牲口的粮食充饥已是幸事。去教堂的路上，总能遇上成群绝望的破产农民游荡在乡野，他们乞讨或偷盗。小小的教区还多次被伤寒侵袭，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没有逃过疾病的肆虐。面对死亡和贫困，津德尔特少量的新教人口在十年内就萎缩了一半。
1849年4月，多洛斯开始在这片毫无希望的荒野之上耕耘。他带来了从海牙迎娶的妻子安娜·卡本特斯，表现出了对未来的信心。他从津德尔特一小拨富有的新教徒那儿筹措资金，买进一架风琴。在繁荣社自助精神的指引下，他安排布雷达的地毯制造商为教区寡妇提供纺车，后者按生产出的纱线数量获得酬劳。尽管百般艰难，他还是削减了教堂的福利救济金——要把农民从教堂所有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必要时还须使用武力，结局通常很悲惨。
对多洛斯·梵高来说，播种与收获并不仅仅只是隐喻。像父亲一样，除了没有亲自去耕地，多洛斯一直在为布拉班特奔波忙碌。作为教会的行政首领，他确定要购置的土地和田产，评估土壤、排水系统和牧场，协商租约，指导农民如何排水、播种和施肥（对津德尔特的盐碱地而言，这些都至关重要）。他还是个严格的经理人，根据租户的技能、举止、清洁度和勤奋程度将他们划定等级。他的老婆是否愚蠢、轻浮或者邋里邋遢？他是有太多的孩子要养育，还是没有足够的牲口堆肥？对于那些表现良好的农户，他会帮助他们免于贫困和债务。作为代表，多洛斯还向致富委员会——“布雷达的大人物们”，他这样称呼他们——申辩教会有特殊的职责来庇佑“这一小群在生死关头的同胞”。
但即使是生死关头的士兵们也需要先接受审判。荷兰上帝善解人意，但他的耐心和钱袋都是有限的。倘若一位农民去世，他的妻子无法过活，那么多洛斯就会驱逐他的妻子，公开拍卖他的财产。感染伤寒的家庭也逃不过同样的命运。在教会的指示下，多洛斯驱逐了死者的遗孀和十个子女。有个寡妇恳求说，她无力养育五个孩子，除非走上卖淫之路。“大人物们”也依然无动于衷。在多洛斯以工代赈的计划中，当地毯商埋怨寡妇们生产的纱线质量低劣时，教会二话不说便将合同终止。士兵和寡妇统统属于无利可图的群体，所以他们只能自寻活路。况且正如津德尔特的镇长所说的：“教会的仁慈只会养出一群懒人。”
不论事关上帝还是金钱，在荷兰人眼中，成功的核心在于自给自足。荷兰人的精神追求与世俗抱负在这个基本层面上取得了一致。不论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单有虔诚或者虔诚的劳作——用“眉间的汗水”挣得“一日三餐”——还远远不够。没有起码的世俗成功，又谈何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成功呢？
这就是多洛斯对他的佃户和儿子文森特的教诲：“顶天立地便能光耀门楣。”不能自立就不能获得自尊。“一定要学习独立，”提奥·梵高在给弟弟科尔的信中写道，“否则会给你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多年后，在圣雷米精神病院，文森特从病房装有铁条的窗口望着荒野中的播种者——那个在他的画作中永恒不朽的播种者，他也不禁要悲悼呈现在他眼中的懒惰与荒芜。在一封家信中，他曾责备农夫们的懒散。他写道：“要是他们耕种得更勤快一点儿，这些农田完全可以产出三倍的收成。”
文森特和多洛斯一样，认为世俗世界空无一物：没有自然，没有宗教，没有艺术。一切人和事，都只有在这一世取得成功，才能在下一世获得希望。
多洛斯·梵高继承了祖先的神职工作，他的哥哥森特则投身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项传统追求：发财致富。海牙两年奢华的单身汉生活已经引起了父母的极度不满。家史曾隐晦地记载：“他们有众多不满。”显然在父母的坚持下，森特离开了家，也不再继续给他荒淫的堂兄工作。他在1841年在离史佩街几个街区的地方开了一家卖颜料及美术用品的商店。
光顾商店的客人大多像他一样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他们属于锦衣玉食的资产阶级，有时间和闲暇来享受艺术。魅力十足、擅长交际、机智爽朗的森特自如地出入于海牙艺术圈里的顶级画室和一个个烟雾缭绕的艺术家酒馆。他白天练剑，晚上参加派对。他打扮帅气，在业余戏剧演出中崭露头角，还爱好歌唱。他的某个伙伴这样回忆：“我们这一伙是多么欢快，多么神采飞扬。”
也许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交圈里的如鱼得水让森特发现了致富的商机。19世纪中叶，荷兰乃至欧洲的中产阶级正争相买进艺术品。欧洲人广泛持有巨额资金，喜好攀比的人口不断拥入，不论是廉价的木版画还是昂贵的蚀刻铜版画，奢侈艺术品的销量剧增。资产阶级新贵的家中堆满了古典历史人物画、自然风光画、静物画和宗教画。
在尼德兰，同一波怀旧的浪潮不但导致了成百上千本荷兰历史书籍的出版，同时也催生了一大批奇诡、瑰丽、自我陶醉的荷兰历史风俗画。以黄金时代的胜利与辉煌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是伦勃朗的作品）炙手可热，被挂在客厅的墙上。荷兰人，像欧洲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也感受到了从南方辐射而来的这股狂热潮流。这些流行画作不是营造了一个个神话般的场景，就是塑造了一个个盛装的骑士。报纸和杂志不遗余力地吹捧年度巴黎沙龙评选出的画家和画作，推波助澜地刺激了对艺术品的需求。而资产阶级新贵们纷纷争先恐后，不遗余力地在这波新兴的潮流中大肆购买。
19世纪中期，森特·梵高的小颜料店成了海牙为数不多的几个出售艺术品的场所。1846年，店铺生意蒸蒸日上。当年3月，森特前往巴黎拜访画作的供应商——准确说来，几乎全欧洲出售的画作都由他供应——阿道夫·古庇尔。这个高个、刻板的法国男人很快喜欢上了这个身材矮小、伶牙俐齿的荷兰年轻人，后者身上散发出来的逼人的青春气息尤其令人折服。古庇尔本人也是年纪轻轻白手起家。从1827年蒙马特大道上的一家小店面开始，他已经创建了一个艺术品的帝国：在他的垄断体系中，除了巴黎的几家店铺、伦敦的一个分行和纽约的一个代理，还有一个庞大的艺术品生产机构。在那儿，各个等级的雕刻师和画家给他的店铺——以及全欧洲像森特·梵高这样的经纪人——提供任何尺寸、主题和价位的画作。
从巴黎回来的森特有了新想法。同年，多洛斯成为了一名准牧师。1846年，森特·梵高立志发财致富。结束了浪荡生活的森特终于在30岁时，选择了与另一位生意蒸蒸日上的荷兰商人，书籍装订师格里特·卡本特斯的小女儿科妮莉亚·卡本特斯结为连理。当发现妻子无法生育时，他便让妻子也加入自己的生意，以便节省开支（对精明的森特来说，开源节流向来是件要事）。
凭借足以打败虚弱身体的活力，以及有如他那位法国导师般敏锐的经纪人头脑，森特很快在荷兰复制了阿道夫·古庇尔的成功（一位朋友形容他是个“细心……聪明……深谋远虑的商人”）。他的座右铭是：“没有什么是卖不出去的。”
森特很快领会了古庇尔精神的精髓：画作是商品，而非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一个成功的画廊经纪人只有摸准了大众的品味，才能寻找到与之匹配的画作。古庇尔对流行画作的眼光是惊人的。森特很快练就了同样的本事。不久以后，巴黎对海牙的单向供货变成了巴黎与海牙间双向的互补：古庇尔送来模仿法国油画的最新潮作品，森特向古庇尔的复制工厂输送他认为“有销路的”荷兰艺术家的作品。在马不停蹄的传输中，他向欧洲大陆输送了画作、画家，甚至整个流派，满足了对抚慰、感伤、时髦、装饰等各类艺术源源不断的需求。像古庇尔一样，他出售各种形式、尺寸和价位的油画。19世纪50年代中期，照相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两人得以利用廉价又不限量的凹版印刷扩大存货，他们开发了面向中产阶级群体的庞大市场。50年代末期，古庇尔已经建立了一整个工厂来满足大众的新需求。
当森特不遗余力地购入和在橱窗中展示热门艺术家的畅销作品时——譬如阿里·谢弗的宗教喜剧和罗莎·博纳尔的动物画作，他也在不断提携那些尚不知名，但他认为潜力无限的荷兰、法国与德国艺术家。他在店内陈列（有时甚至买入）他们的作品。他时常向年轻的、有前途的艺术家提供物资（甚至金钱）并以此而出名。但这算不上施舍。像“布雷达的大人物们”一样，森特将这些视为额外投资。他一定会收入他们的作品作为交换。他从不买入、售出或支持那些风格不入眼的艺术家。最终，这些艺术家还得像那些寡妇一样，依靠自己过活。
森特的努力得到了荷兰商业之神的眷顾。1848年，另一场法国革命爆发，铁路设施大肆兴建，殖民帝国危机四伏，欧洲大陆的经济风雨飘摇。面对世事无常，人人似乎都开始向往艺术。海因·梵高受到弟弟成功的鼓舞，开始在自己的书店里出售油画。1849年，他最小的弟弟科尔也在阿姆斯特丹开起了售卖书籍和油画的店铺，并因此发财致富。40年代末，森特位于史佩街的小店被冠上了新名号：梵高国际艺术馆。从此，在荷兰内外，梵高这个姓氏成了画商的代名词。
随着生意的兴隆与扩张，森特迟早会与阿道夫·古庇尔抗衡较量或通力合作。1861年2月，在会面以后第15个年头，两人坐在古庇尔位于夏普塔尔大街气势恢弘的酒店中的新巴黎总部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多年来，与森特相比，古庇尔变化更大。几十年来红红火火的生意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但没有什么比夏普塔尔大街9号更能彰显他的成功。这座五层的石灰岩建筑，沿袭了豪斯曼男爵重建巴黎时的宏伟气势与帝国式的精致风格。里面有堪比皇家博物馆的画廊，有为声名显赫的艺术家准备的画室及绘画设施，还有供参观的显贵小憩片刻的富丽堂皇的休息室。
不能不说这桩买卖是布拉班特40岁的牧师之子的人生转折点。虽然严格说来，森特将扮演合伙人的角色（古庇尔持有40%的绝对股权，森特持有30%，剩余的30%在古庇尔的合伙人利昂·波索手上），但事实上，这项协定免除了森特所有的经纪人职责，为他创造了一生享受特权的机遇，并迅速将他推上了新贵的宝座。
当年年底，海牙的店铺从窄小的史佩街搬往繁忙的普拉茨大街奢华的新店面，并且有了新的名字——“古庇尔和西”。新店铺名义上由梵高家的一位亲信打理（海因已于1858年卖掉了鹿特丹的书店，现在为他成功的弟弟工作），并引进了大量法国油画——热罗姆的东方幻想和布格罗眼神悲伤的女孩，与价格低廉的荷兰风景画和风俗画一道成为了主打产品。当然，画廊会提供“画作的完整目录库存清单”，森特在感谢信中对客户这样保证。新店开张的几个月后，森特就与夫人离开海牙，前往古庇尔在巴黎的高级寓所。
他周游各地，似乎肩负起了古庇尔帝国国际大使的职责。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古庇尔的印刷品获得金奖，并由森特作为礼物赠送给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维多利亚女王也对油画颇有兴致，森特来到巴尔莫勒尔堡，代表古庇尔公国面圣。只是虚弱的身体使他不能前往公司位于纽约最繁忙的分行。但不论公事还是家事让他回到荷兰，他都会坐镇普拉茨的新店。人们也继续称那儿为“梵高大本营”。1863年，他说服新合伙人在布鲁塞尔开设了另一家分店，并任命海因为经理。
坐享财富的森特生活得越来越闲适。像那些让他发迹的上流阶层那样，他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收藏。一开始，他购置油画只是为了支持艺术家朋友，稳固版权，或仅仅为了增加库存。而现在，收藏对他而言，纯粹象征着占有的乐趣，成为了炫耀的资本。他忙着悬挂日益增多的藏品，乐此不疲地在一间间富丽堂皇的藏室里变换着藏品的摆放方式。1865年，他在堪称巴黎最为时髦的漫步道（女王大街旁的马拉科夫大街）觅得一处宫殿般的城市住宅。森特的新宅坐落在高耸的凯旋门与布洛涅森林之间，可以近距离俯瞰来往游人的环湖之旅。在巴黎生活得最为“精致”的人们，每天也在此川流不息。
但巴黎也不是每个季节都如此完美。因此，1867年到1868年的冬季，森特动身前往南部过冬——侄子文森特在20年后也是如此，同时也躲开了妨碍他享受闲暇的呼吸道疾病。他在尼斯外的海滨小镇芒通安顿下来。从那儿，可以俯瞰蔚蓝海岸的蓝色海水。20年来，他和科妮莉亚几乎每个冬季都会来到这里。镇上大饭店的服务让人如此着迷，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花费心思购置宅邸了。
夏天，森特会回家乡避暑。在普凌桑那格，他建造了一栋甚至比津德尔特镇公所更为坚固宏伟的别墅。里面有一个英式大花园，除了温室、马厩和马车夫的居室，眼下最时髦的贵族装饰品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画廊”，令那些旧式大宅黯然失色。
1867年11月，未老先衰、气喘吁吁的森特在47岁那年摘取了国家最高荣誉。奥兰治王储之子，威廉三世国王授予了金线商之后文森特·梵高橡树桂冠骑士的爵位。
森特受封四个月之后，他那桀骜不驯的同名侄子就从蒂尔堡学校出走，毫不光彩地回到了津德尔特牧师公馆。对他的父母来说，荣与辱之间的落差尤为难以接受。文森特如果不能延续家族的良好名声，不能肩负效忠上帝的使命——事实越来越说明他不能或者不愿去做，那么唯有在商业上大展宏图才能顾全体面，光耀门楣。
文森特本人十分犹豫不决。“我必须要选择一份职业，”他这样回顾这段岁月，“但毫无头绪。”接下来的大半年（1868年）里，他都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离开太可怕了。”他表示）：他对牧师公馆，对家百般留恋。父母则一次又一次试图将他推往外面的世界。他却流连在旷野，搜集甲虫，在阁楼上把玩“藏品”，充耳不闻街坊教徒对这个古怪、懒惰的男孩的议论与闲话。
森特伯伯愈是事业有成，安娜夫妇对文森特就愈加期待。膝下无子的伯伯一生揽得无数荣誉，他的财产也雪球一般越滚越大——长久以来，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继承权会落在文森特身上，文森特却拒绝抓住这个机会，这不得不让人匪夷所思。无疑，大家都认为森特一定对自家人格外慷慨。这一点早在文森特开始田园游荡之前就已明确了。那时，海牙总店的经理意外去世，森特将这个炙手可热的职位给了一个23岁的外姓职员。显然，对这个年轻、活力四射的外姓人的任命给大家传递了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息——唯有文森特似乎还茫然未觉：森特伯伯早就决定，他要提拔的第一个梵高家的后辈必须实至名归。
最终，在1869年7月，在离开学校16个月后，文森特妥协了。是因为羞辱的压力、大家的哄劝，还是因为善于游说的森特的干预（在这16个月期间，森特频繁造访津德尔特），或许连文森特本人也弄不清楚。为了确保他那倔强、反复无常的儿子不会出尔反尔，多洛斯陪伴他搭上了去往海牙的火车。在那里，刚过16岁的文森特成为了“古庇尔和西”公司的一名“职员”。父亲留下几句祝愿后便匆忙离开。当然，这祝愿中除了鼓励和告诫，分明还夹杂着些许的疲惫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