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挣脱困境
19 挣脱困境
2011年4月4日
《60分钟》的报道“下一波住房冲击”将会因杰出的商业报道获得著名的杰拉尔德·勒伯奖。就在它播出的第二天，琳恩参加了她的止赎案件听证会。她的律师马克·库伦转告了一则来自法警的消息：“请告诉琳恩，我们都支持她。”在迈克尔·雷德曼、迈克尔·奥兰尼和丽莎，爱泼斯坦的注视下，琳恩的案件被法官驳回了——当然，是无偏见驳回，德意志银行有权在三十天内再次起诉。但至少，那些针对她的辩论带有敌意的声音暂时平息了。房屋所有人维权人士在当月的欢乐时光聚会活动上称赞了琳恩。丽莎和迈克尔在聚会上分发了姓名标签。不久，人人都知道琳达·格林这个名字了。
由于她在网络上发布的那些文章，琳恩时常收到电子邮件、信件和电话。《60分钟》的报道播出后，来自全美各地的电话不分昼夜地响个不停。一周之内，联系她的人就超过了两千。邻居们来敲门，邮递员也来敲门，不仅是为了投递信件。因为他们也有止赎案件。很少有人因为她曝光了欺诈事件而赞扬她，那些来访者主要是来寻求帮助的。有的房屋所有人想要联系斯科特·佩利，这样才能叙说他们的遭遇。那么多的电子邮件，让琳恩的电脑都崩溃了。琳恩成了他们的倾诉对象，倾诉他们眼睁睁看着奋斗一生得来的资产化作尘土的悲伤。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他们甚至觉得自杀也许能带来解脱。
琳恩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整晚都在劝说绝望的房屋所有人，他们甚至绝望到决心开枪打死来驱逐他们的警察。但是，她没有能力把平静带给每个人。她被众人看作能提供救助的唯一希望，这给了她很大的心理负担，几乎把她压垮。琳恩相信，她的努力很快就会见到成效。因为检方不可能无视《60分钟》的报道，一定会提起诉讼。公诉人会控告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并且会顺藤摸瓜，找出到底是银行的哪些人授权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制作虚假文件。然而，尽管她深信不疑，在接下来几天中，琳恩只是接到了来自执法部门联系人的一些问候电话，并没有重大的通告。
有人开始在暗地里监控琳恩。几乎每一通电话，她都能听到咔嗒声——这意味着有人开始窃听她的通话。丽莎和迈克尔也听到了这种异响。有时候，他们在通话时会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录音正在进行”。有位亚特兰大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生气了，斥责道：“你在录音吗？”琳恩说：“肯定是你在录音。”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立刻转变了语调：“现在立刻挂上电话。”
琳恩存了八个月邮件的电子邮箱被洗劫一空，联邦检察官、律师、调查员或是朋友发来的邮件，无一留存。也没有任何一个数据恢复专家能够找回信件。她的车在自家的行车道上被砸，还是在一个有铁大门、有保安的小区里。窃贼仅仅拿走了车载GPS。一天晚上，琳恩听到类似火警警铃的嘀声，每三十秒响一次。她叫来保安，花了半个小时循着声源向地底下挖掘，试图找到噪声来源。“我确定，这是泳池报警系统发出的声音，它告诉你收纳落叶的篮子已经满了。”保安说。但琳恩表示她并没有安装这样的系统。
这些怪事，在止赎欺诈领域并不罕见。律师经常告诉琳恩，有人窃入他们的办公室翻找文件。这让她想起了大学时的那个激进年代，无论走到美国的哪个角落，联邦调查局探员都在监视跟踪她。四十年后的今天，被银行而不是政府监视的感觉，让人并不愉悦。
丽莎收到了一个写着迈克尔名字的包裹。里面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机械装置，闻起来有股煤油味，像是一把低成本科幻电影里的射线枪。丽莎并不记得迈克尔跟她提过有个包裹。她打电话告诉琳恩，琳恩问她：“你认为这是个炸弹吗？有嘀嗒嘀嗒的声音吗？”
琳恩开车来接她参加一个早已安排好的会议，丽莎带上了这个奇怪的装置，想把它带给迈克尔。琳恩不想让这东西出现在她的车里，大喊道：“从窗户把它扔出去！”她们后来发现，这玩意儿只是迈克尔在eBay上买的二手机动车燃油输送模块。迈克尔在与詹妮弗分手并搬出去之后，没有固定的住处，常常寄宿在朋友家。他告诉丽莎会寄一个东西到她家，但她完全忘了这件事。
琳恩想起了联邦调查局反间谍行动的一项关键内容：让目标怀疑他们的组织里有内鬼。她猜测，这些心理战术估计一直以来都没变。
两位公共土地登记系统的官员看了采访琳恩的那期电视节目之后大受振奋。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县的约翰·奥布莱恩，1977年首次被选举为契约登记员，他把令人倦怠的办公室工作比作运营一座公共图书馆。但他以自己的管理工作为傲，因为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土地登记工作之一。奥布莱思从2008年起就开始抗议郡县登记工作的腐败。一位名为玛丽·麦克唐奈的法院审查员在无偿审计一百份样本文件时，发现大多数文档都是无效的。奥布莱恩向州首席检察官玛莎·科克利申请资金以进行一次完整审计，并要求抵押贷款电子注册系统补齐房屋转让的登记费。然而科克利几个月都未曾做出回应。
奥布莱恩决定公开宣布，不再对欺诈性文件进行登记，从而无法完成抵押贷款交易。银行开始向埃塞克斯县发送附有全新签名和公证的替代文件。对此，奥布莱恩并不买账：“我相信银行的行动比语言更能展现他们的罪恶感。”
大西洋海岸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登记员杰夫·西格彭联系了奥布莱恩。他们完全是两种人：奥布莱恩是一个脾气暴躁、爱吵闹的爱尔兰人，西格彭则是一个温和的、笃信宗教的社区维权人士，他亲自处理了止赎危机。年轻的时候，西格彭的父亲在一次农业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同年，他的母亲又暂时失明。社区的团结互助拯救了他的家庭，后来的有生之年他一直都在报恩。
西格彭在《 60分钟》节目中看到琳恩时，感到非常恐惧。那些伪造文件正在侵蚀他的办公室。西格彭和奥布莱恩起草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所有过去和现在的抵押贷款电子注册系统的转让协议都必须正确归档，完善产权链条，并允许登记人员征收过去未收取的注册费用。几天后，琳恩联系了他们。她向西格彭发送了他所在地区的伪造文件，因此他动员办公室人员专门搜索了在《60分钟》中提及的DocX/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文件。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发现了六千一百份文件——这些都是为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等专门制作的，其中四千五百份的签名看起来各不相同，像是伪造的。有些文件的日期是在杰夫瑞·斯蒂芬的爆料在全国范围传播开之后。换句话说，即使在接受调查期间，银行仍在使用“机器签署人”。西格彭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琳恩坐在身旁，还有她的海报板。西格彭称这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
在县政府登记员大会上，西格彭和奥布莱恩试图引起同事们对抗击欺诈的兴趣，但回应者寥寥无几。大多数登记员都是朝九晚五地工作，只想要在没有揭露全国性阴谋的负担下正常打卡上下班。西格彭把他的报告寄给了五十州大调查委员会的总检察长，并没有得到回应。所有这些确凿的罪证，数以百万计的文件，都躺在法院和县政府的办公室里，却没有人去费心核查这些文件。
事实上，到2011年2月，媒体急切地散布有关止赎欺诈“全球性和解”的消息。《华尔街日报》称，这将花费200亿到300亿美元，主要用于为陷入困境的房屋所有人提供贷款条款修改的资金。密苏里州消费者保护部门的负责人在一次社区会议上说，五十州大调查发现了“大量的欺诈行为”，但却没有发现可以起诉的对象，他们在谈判中陷入了窘境。批评人士指出，政府有500亿美元的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但却没有奏效，因为它依赖于人手不足、贪赃枉法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这次提议的解决方案听起来就像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的2.0版。
艾奥瓦州的维权人士再次问汤姆·米勒，他是否会像以前所说的那样，“把人们关进监狱”。他回答说：“我觉得我不应该谈论协议中将会出现的内容。”3月，米勒向银行提交了一份二十七页的“和解条款单”，其中包括了贷款条款修改基金和一系列抵押贷款服务机构的标准，主要是重申禁止那些原本就非法的行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将换来什么样的法定赔偿。“和解条款单”在会议上出现之前，米勒的检察官同事们对此毫不知情。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发出传票，也没有质证任何人，甚至没有同止赎欺诈专家交谈。执行委员会只收集了极小的样本，拼凑了有关抵押贷款市场与此毫不相关的报告，并从中推断负债总额。没有人从报告中看到所涉及的相关文件，只有一些总结。迈克尔在网上发布了这一条款单，评论道：“没有刑事起诉，就无法和解。”
维权人士发现，获得有关谈判的实质性信息非常困难，因为整件事都被白宫掌控了。白宫官员们认为，和解能够稳定住房市场，消除抵押贷款服务机构的不确定性。他们说，到底是做一些能立即帮助房屋所有人的事情，还是做一些与问题规模相称的事情，两种选择之间会有冲突。但所有的抵押贷款都规定了对违约借款人的强制性默认义务；抵押贷款条款修改中的“惩罚”只能迫使服务商达到规定义务的标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华盛顿对银行安全和稳健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房屋所有人的关注。
在数百名调查人员对银行进行的全面跨部门审查中，他们认为所有的止赎都是合理的，因为借款人未及时还款。没有人想去质疑为什么借款人会拖欠还款，这可能正是掠夺性服务造成的。他们没有费心研究产权链条，也不考虑银行缺乏止赎起诉资格的问题。调查只涉及了2800份贷款文件（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希拉·贝尔后来承认，其实只有100份止赎文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服务商自己评估的。尽管范围很窄，但审查发现，文件准备过程有“严重缺陷”并“违反了州和地方的止赎法律”。宣称止赎正当并不能反推犯罪行为是合法的。
2011年2月，摩根大通承认，确实对现役军人进行了错误止赎，在军人们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期间驱逐了他们。这违反了《联邦服役人员民事救助法案》，根据法案规定，相关人员应当被判入狱，但没有人因此提议对相关人员判处监禁。摩根大通迅速采取行动，解雇了负责抵押贷款的高管戴维·罗曼，并将住房归还给服役人员，并且免除了他们的债务。其他违反《联邦服役人员民事救助法案》的银行也做出了补偿，甚至设定了雇佣退伍军人的配额。尽管服役人员获得了公正对待，然而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仍然被冷落一旁。博主们将其比作那些提倡环保以吸引公众支持的公司。那是“绿色清洗”，而这是“迷彩伪装之下的清洗”。
4月中旬，也就是琳恩在《60分钟》节目上散布恐慌的一周后，货币监理局和美联储从和解谈判中退出，并宣布对十家抵押贷款服务商、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和抵押贷款电子注册系统采取强制措施。他们命令服务商为房屋所有人提供单点联系，并结束同时进行止赎和贷款条款修改的“双重追踪”的做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要求服务商不再违法。监管机构承诺，将对止赎文件进行“独立审查”以确定借款人的损失。当然，政府刚刚说过，所有经历止赎风波的人都理应得此待遇。银行不得不亲自挑选审核人员并承担相关费用。这些规定让犯罪机构自行决定对自己的惩罚措施。
维权人士认为，这些规定是一种削弱五十州大调查的花招。但至少它避免了银行只需开出一张支票的全球性和解方案。丽莎在联邦调查局的跨部门审查中发现了问题，就在发布执行命令的第三页，“审查结果显示，服务商拥有原始本票和抵押贷款票据”，这表明关键文件从未转让给受托人的托管人。第七页：“审查员注意到，在不提及附加信息的情况下，仅止赎单中的文件可能不足以证明止赎行为开始时他们拥有本票”。但随后，就像摆了个幌子似的又写道：“当要求提供额外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交给审查员时，通常足以确定产权。”在这一点上，丽莎注意到了“金融部门捏造证据的倾向”。你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审查员发现了有缺陷的文件，并要求银行做出解释，而银行就像在法庭上一样，魔幻般地制作出原始本票。对银行这种行为一无所知的审查员们，就此如释重负。
2001年过去了，全国各地的法院都宣布止赎无效。路易斯安那州的破产案法官伊丽莎白·曼格在一起案件中，因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伪造文件而对其做出处罚，她说：“如果法庭不了解抵押贷款服务商的行为，那么法庭、债务人和受托人将会受到令人震惊的欺诈。”在威尔诉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服务商的案件中，亚利桑那州一家破产法庭裁定，在将抵押岱款转让给信托时，让与人并不拥有抵押贷款。亚拉巴马州（荷蕾丝诉拉萨尔银行一案）和密歇根州（亨德里克斯诉美国银行一案）的法官一致认为，本票未能及时转让给信托，导致交易失效，产权仍归原始贷款方。纽约一家上诉法庭对纽约银行诉西弗堡一案作出判决，如果没有本票，抵押贷款电子注册系统无权取消任何房屋所有人的抵押品赎回权，也无权将这一权利转让给其他人。这台巨型止赎机器停在了悬崖边；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可以把它推下悬崖。然而没有人这么做。
那个春天，戴维·J·斯坦恩律所放弃了。该公司通知佛罗里达州各地的首席法官，他们无法再管理诉讼案件，并将撤回全州的十万起案件诉讼。他们提前一个月向法院发出通知。一个月后，另一家房屋止赎厂本·埃兹拉·卡茨律所也倒闭了。从此，止赎处于停滞状态；琳恩的公寓也是由斯坦恩律所提起止赎起诉，一年来没有任何审理安排。斯坦恩律所最终起诉八家银行违反合同。迈克尔发布这一消息后，一位开办职业介绍所的联系人透露，斯坦恩律所从未向他支付过安排律师助手的费用。到头来，斯坦恩律所才是真正的“老赖”。
斯坦恩事件之后，司法系统失去了巨额的起诉费用来源。因为返聘了大量退休法官以“火箭速度办案”处理积压案件，法院资金开始枯竭；州长瑞克·斯考特批准了司法部门的贷款，以挨过财政年度。棕榈滩县法院为斯坦恩律所的诉讼案件召开了案件管理会议，希望找到新律师。这次会议本应和其他司法程序一样，向社会公众开放。但他们禁止丽莎和迈克尔进入，因为会议室“太拥挤了”。
常规案件也受到了偏见影响。丽莎的一位朋友告诉她，辩护律师受到威胁，称他们对伪造证据提起了“毫无意义”的辩护，法院将会对他们处以罚金。奇普·帕克收到了一则佛罗里达律师协会的投诉，仅仅因为他向CNN做出了关于法院“火箭速度办案”事件的负面评论。马特·韦德纳也因与记者交谈而受到调查；法官在法庭上拿出这几篇文章并训诫了他。在法官听取律师马克·斯托帕的辩解之前，法警勒令他从法庭上退下。布劳沃德县首席法官威克多·托宾为马歇尔·沃森房屋止赎厂事件辞职，以示忠诚。火箭速度办案进入快车道后在九个月内清理了十四万起止赎案件。
在美国民权同盟的拉里·施瓦兹特尔和瑞秋·古德曼开始研究佛罗里达法院之后，所有的县法院中，迈尔斯堡附近的李县情况最为糟糕。该县法院集中精力清理案件，每天处理多达两百起。其中有一个极端案例，该县法官詹姆斯·汤普森无视州最高法院的命令，准许银行不提交验证止赎文件有效性的核查文件。被人发现之后，汤普森更改了命令，但仍准许使用不符合核查标准的证明书。
施瓦兹特尔和古德曼旁听了一些案件，并记录了辩护律师的证词。他们雇用了自己的庭审记录员，并把他们安排在李县法院。他们找到了珊瑚角的一位房屋所有人乔治·梅里根，他愿意起诉该县。乔治的丈夫在车祸中受伤后。她不得不辞去工作，照顾丈夫。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未能及时偿还抵押贷款，美国民权同盟认为，李县法院的火箭速度办案无法给予他们公平的止赎审判。他们提交了一项紧急动议，通过上诉来干预地方法院，并补充了一份五百页的公共记录和法庭记录的附录文件。美国民权同盟控诉说，在李县发生的事情，早已不像是法院应该做的。上诉法院并不这么认为，否决了美国民权同盟的要求。收到这一不利判决后，施瓦兹特尔和古德曼别无选择，只能离开佛罗里达。他们唯一的安慰是，火箭速度办案的资金很快就会耗尽。
那年春天，卡罗尔·阿斯伯里律师告诉丽莎和迈克尔，她有一个新的想法。当地广播电台WDJA允许任何人每周支付300美元，就可以在他们的频道上进行广播。该节目还将在互联网上播放。卡罗尔提出要租下这个电台；她称其为“公民战士电台”。丽莎和迈克尔造访了位于德尔雷比奇95号公路旁的电台工作室。在过去几年里，他们看到许多被取消赎回权的空置房屋年久失修。不过，这个地方看上去要更糟一些。他们的汽车在未铺设路面的车道上扬起一阵阵灰尘。下车后，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开路上的碎玻璃走到门口。走近后，他们看到那一层平房似乎在摇晃，旁边的树木倒是枝繁叶茂。工作室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来访客人的大头贴，从发型上看，这个工作室在1970年代就不再收集访客大头贴了。制作工程师拜伦·埃格斯总是拿着海盗主题的大手帕。他自豪地谈起前一天晚上在聚会上玩得有多投入。毫不奇怪，拜伦也丧失了房屋的赎回权。
不知怎么的，丽莎和迈克尔同意每周都过来一次。公民战士电台每周六上午8点录制节目。丽莎会提前约好嘉宾，比如她的朋友奈伊·拉瓦利或是止赎辩护律师等。他们讨论最近的新闻和法院判决，宣传集会和街头抗议活动，还接听打来的电话——只要节目还有时间。本来节目是有大纲的，但卡罗尔从不参考。
节目播出几周后，迈克尔在开车去和丽莎以及一些朋友烧烤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棕榈滩邮报》的金·米勒打来的。“我想对起诉做些评论。”
“哪个银行家被起诉了？”
“不，是卡罗尔·阿斯伯里。”
“什么？”联邦当局以一项欺诈抵押贷款机构的密谋罪名起诉了卡罗尔和其他二十多人。这一群体从迈阿密的贫困地区戴德县招募了一些假买家，他们利用虚假收入声明购买了一个名为凡尔赛的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这些骗子将销售作为一种双重交易：一份以实际价格出售的文件交给卖家，另一份文件标以虚高的价格交给贷款方。他们利用价格差获利，并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洗钱。这一阴谋破坏了社区稳定，凡尔赛的半数房屋陷入了止赎境地，废弃房产被一些人非法占有。起诉书中指控，在卡罗尔开始止赎辩护业务前，她开办的房地产经纪产权公司制作了那些双重交易文件。
迈克尔告诉金·米勒，他对此事一无所知，然后匆匆挂掉了电话。他打电话给卡罗尔： “他妈的发生了什么事？”——但卡罗尔并没有回答。迈克尔很慌，不仅因为卡罗尔给他提供了主要的收入来源，还因为他的名声会因为抵押贷款欺诈而受损。这将使他受到更为刺耳的批评。
在烧烤聚会上，迈克尔根本放松不下来。他想到了被电话监控的情形。“我们总认为有人在跟踪我们，事实上真有此事，”丽莎告诉他。迈克尔给金·米勒打了电话，他对她说：“我觉得很不安，政府总是动用一切资源攻击那些揭露欺诈和腐败事件的人。但是对银行、房屋止赎厂和文件制作商犯下重罪的指控又在哪里呢？”
《棕榈滩邮报》根据迈克尔的引述作了一篇报道。果不其然，批评家们开始大展身手。止赎博主斯蒂夫·迪伯特愉快地讲述了这一消息，并补充说2008年佛罗里达律师协会曾公开谴责卡罗尔，因为她没有告知执法部门，她的一名员工起草了一份伪造的托管函。卡罗尔将《止赎欺诈》网站作为自己律所的官网，迪伯特暗示，迈克尔为类似于塔拉集会的募捐筹款行为违反了州法律规定。迪伯特没有说迈克尔参与了阴谋，而是说：“他只想保住他的工作和信誉，而这两样东西看来都已经无影无踪了。”
卡罗尔终于告诉了迈克尔真相，或是一个关于真相的说法。房地产泡沫时期，卡罗尔的父母亲都病倒了。因此，她把办公室托付给下属，自己全心照顾家人。卡罗尔声称，是她的员工密谋了双重交易事件，而不是她本人。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了她的办公室，卡罗尔深知自己没有豁免权，只好配合他们的行动。卡罗尔告诉迈克尔，联邦调查局是在杀鸡做猴，因为她为房屋所有人辩护。但迈克尔认为，止赎辩护可能只是卡罗尔的一种公关策略，让她自己也成为抗争止赎欺诈的受害人。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愚蠢了，当初居然会为她辩护，尽管他认为她的罪行与银行的罪行相比微不足道。
10月，卡罗尔认罪了。她向《美国律师协会杂志》重述了跟迈克尔所说的那个过程，把她对房屋所有人的援助视为一种弥补过失的方法。她说：“即便发生了最坏的情况，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法官对她处以两年半的监禁。
5月下旬的一个周五，在劳德尔堡的经济犯罪部门的办公室里，琼·克拉克森正在仔细检查一堆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的文件，这项工作她已经做了一个月。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是琼和她的搭档特蕾莎·爱德华兹被允许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案件之一。在新领导层接管塔拉哈西之后，他们将止赎欺诈调查行动分给了五个不同办公室的检察官，这些检察官完全不了解琼和特蕾莎已经跟进了一年多。新领导层甚至不允许琼和特蕾莎向相关检察官们提供交接资料。
其中一个案件很快结案。总检察长帕姆·邦迪仅仅以200万美元与房屋止赎厂马歇尔·沃森律所达成和解，沃森律所承诺，它将合法止赎。尽管案件中存在伪造文件、制作虚假证明书和公证以及向不存在的被告提供递送服务等非法行为，但邦迪并没有要求沃森律所承认他们有非法行为。沃森律所划出止赎利润的一小部分作为“封口费”后便万事大吉。琼认为，邦迪的和解开价太低。
这并不是邦迪第一次的粉饰行为。她公开支持不对银行处以罚金以达成一项五十州的和解。她认为，迫使银行降低资不抵债的房屋所有人的贷款余额，会造成“道德风险”，因为房屋所有人可能故意停止还贷以获得本金减免。她认为，房屋所有人的欺骗比银行的欺骗更为严重。
琼和特蕾莎因“引发全国范围内对止赎行为的审查”而受到嘉奖，她们对县政府书记官讲解的演示文稿在纽约的一起案件中被用作证据。但当提起诉讼时，没有塔拉哈西领导给出的指示，琼和特蕾莎只能缄口不言。每当琼在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文件里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时，她就必须走到主管鲍勃·朱利安那里向他汇报。那个星期五，每当琼进入房间，朱利安的脸色就阴沉下来。后来他直接关上了办公室的门。那天下午三点半，特蕾莎在琼的办公桌前停了下来。“鲍勃要我们俩去他的办公室一趟。”
朱利安在法学院上学时就认识特蕾莎，他让两名检察官坐了下来。“你们俩的工作就到今天为止吧。要么主动辞职，要么被解雇。”
“为什么要被解雇？”特蕾莎问道。
“这是上面的意思。塔拉哈西那边并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理由。”
琼和特蕾莎匆忙地写了辞职信，并上交了门禁卡。她们不得不在周末再回去收拾私人物品。
在琼和特蕾莎离开后的几周内，前副总检察长乔·雅克成为贷款方程序处理公司负责政府事务的高级副总裁。前总检察长比尔·麦科勒姆时期的经济犯罪部门主管玛丽·莱昂塔奇纳科斯跳槽到马歇尔·沃森律所。在总检察长办公室工作期间兼职“机器签署人”的伊琳·库劳洛也被解雇了，不过是在丽莎向办公室反映其兼职活动之后的一年多。她跳槽去了房屋止赎厂夏皮罗·菲什曼律所。在佛罗里达，玩火的人自有奖赏，守规矩的却要承担后果。
当发给琼和特蕾莎的电子邮件被退回时，丽莎这才知道出事了。她听到两人被解雇的消息后，很不舒服。琼和特蕾莎是美国第一批调查止赎案件的检察官。她们坚信丽莎看似疯狂的理论，这些理论最终也被证明是正确的。看来整个行业正忙于完成扫尾工作，制订计划以免受处罚。
解雇两人后的一周，邦迪什么也没说。随后，她的发言人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琼和特蕾莎缺乏判断力和专业精神。但坦帕经济犯罪部门的前律师安德鲁·斯帕克发表了一封信，支持所有人的怀疑。“正如克拉克森和爱德华兹两位女士所发现的那样，我在七年半的工作生涯中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政府部门极少采取大胆的行动，”斯帕克写道，描述了经济犯罪部门经常在盛气凌人的公司律师和富有的捐赠者面前丧失立场的情形。斯帕克说，经济犯罪部门在帕姆·邦迪的领导下，只会越来越糟。
丽莎要求州总检察长对两位检察官的解雇事件开展正式调查。公民利益团体佛罗里达进步组织也响应了这一要求。随着丑闻的不断加剧，琼和特蕾莎接受了几次媒体采访，包括在公民战士电台上与丽莎和迈克尔的对话。在经过数天的压力之后，邦迪同意让州首席财务官作为总监察长，开展一次调查。
德意志银行对琳恩·兹莫尼艾克重新提起了止赎起诉，把她的儿子马克·埃利奥特列为共同被告，后者仍在纽约上诗歌课，已经有七年没在棕榈滩花园生活了。被卷入诉讼案件的记录将会损害他的信用记录和就业前景。这是一种故意使当事人家庭保持沉默的策略。此案距离首次提起诉讼后三年多，才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琳恩知道，《60分钟》这个节目是她可以用来迫使他们进行刑事调查的最后一张牌。她可以在《止赎文摘》博客上写文章，也可以出席欢乐时光聚会发出号召，直到诉讼时限临近，但都不会有她在CBS的节目里那么多的观众。然而杰克逊维尔没有让步。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给她的信息互相矛盾。有一次他们说肯定会提出刑事指控。然后又说不会提出刑事指控，因为起诉摩根大通违反《联邦服役人员民事救助法案》能够更好地发挥陪审团的作用。之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把注意力集中于房屋止赎厂。这种优柔寡断成了案件永远无法取得进展的借口。
琳恩想知道《 60分钟》是否可以帮忙推动国内收入署对此事进行相关调查。如果银行从未将抵押贷款转让给信托，事后又将不良贷款塞进信托，那就违反了REMIC的税法，将会导致一倍全额的罚金。琳恩的故事播出几周后，路透社报道了美国国内收入署针对REMIC中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进行“积极审查”的消息。但是，琳恩从《赤裸的资本主义》博主伊夫·史密斯那里听说，这条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有位国内收入署的高级官员最初似乎感兴趣，但白宫官员说他们不会利用税法作为政策工具，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伊夫在与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谈到REMIC时，他们就会立刻转换话题。他们不考虑用数万亿美元的税收罚金作为解决方案。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亚当·列维京把不对REMIC提起诉讼的行为称作“金融系统的后门救助”。琳恩最终还是决定不给国内收入署打电话了。
杰克逊维尔没有发布宣布起诉的新闻稿，也没有公布高管戴着手铐的照片，只是向琳恩索要了更多的文件。给我两百个律师事务所在提起止赎起诉后签署抵押贷款转让协议的例子，或是文件上有三十个琳达·格林的例子。琳恩在这些项目上要花费数小时，但她又觉得不能不做。联邦助理检察官曾向琳恩索要一份耗费十四个小时才整理出来的文件。她给合作过的联邦调查局保险欺诈专家亨利·“汤米”·克拉克发邮件，告知此事。几分钟之内，汤米就给她打了电话，甚至招呼都没打就开门见山地说：“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琳恩惊呆了。
汤米和她一样，也是个局外人，检察官办公室只让他们完成一些繁重的重复性劳动，比如浏览一万封电子邮件，从中寻找确凿的证据。汤米和杰克逊维尔的朋友们一起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认为他们值得尊敬，也愿意根据搜查线索寻找一切可能的证据。但他也意识到检察官办公室上层施加的压力。他对琳恩说：“我已经不再插手此事，还有很多其他的案子要做。”琳恩立刻明白了一切。一个伙伴让另一个伙伴放弃抵抗。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几个月过去了，琳恩只得到了零星的消息，还是以七拐八绕的方式。司法部对此案进行干预，拒绝了额外资源的要求，限定由大陪审团单独处理。她听说。司法部派了一名年轻律师前往南佛罗里达，出席了一场联邦调查局对现已破产的斯坦恩律所的谢丽尔·萨蒙斯进行质证的会议。律师阻挠调查，问出各种无聊的、不相干的问题来打发时间，阻止探员质证证人。
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威胁要退出调查，在上级面前挥舞着关键证据，大声疾呼，如果让此事不了了之的话，将违背正义。但无济于事。也许检察官办公室能够发现一名懦夫，作为替罪羊，把所有证据都栽赃到他的身上。但这完全不是三十个月前琳恩所期望得到的结果，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她曾连续七十二个小时没有睡觉。她客厅里的一叠叠文件，展示了无尽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