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的新招牌(4)
按用现代护照的规则，他只是“过境者”，再过二十四小时就离境，但他误了船，为此丧了命。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故事。
麦格尔·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尊敬的公证人（这在欧洲有半法律的地位，不只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使索取两毛五的年轻人）。麦格尔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被送到土鲁兹大学。那些日子很快洁，所有教学都用拉丁文，学习范围广及各业，整个世界的智慧对所有人都敞张，只要学会五个词尾变化和几个不规则的动词就行。
塞维图斯在法国大学里认识了胡安·德·金塔那。金塔那不久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很象现代的国际展览会。一五三〇年查理在波罗那加冕时，金塔那把麦格尔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明的年轻西班牙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他象当时的许多人，有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在以后的十年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有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莱文、希腊文、还有最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力的医生，在研究神学时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可以在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找到，检查过塞维图斯著作的人竟没有看出他做出了这样一项最伟大的发现，这充分说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塞维图斯要是坚持医学研究该有多好啊！他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但他简直不能避开那时被激烈争论的紧要问题。他认识了里昂的印刷厂，便开始对形形色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说服一所学院把“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种流行烟草的商标，而且还安然无事。宣传机器说，“丁古斯先生如此大方解囊，难道不好吗？”大家便说：“阿门！”
今日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对亵渎神明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而要想描绘过去的情况——在那时，仅仅怀疑一个市民对三位一体说了些不敬之言，便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惊恐——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要是不充分体会这些，就不能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造成的恐怖。
他根本不是激进派。
他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自由派。
他抵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认的三位一体旧信仰。由于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使给加尔文写信，建议到日内瓦和他进行私人会晤，彻底讨论整个问题。他写信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没有被邀请。
其实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此事，塞维图斯人狱了。法官早已风闻这个年轻人的亵渎行为，因为他秘密收到了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瓦人送来的一封信。
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职，塞维图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可是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塞维图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者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三十八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日内瓦城，而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论，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出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者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维图斯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已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象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为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给塞维图斯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维图斯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个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争辩着，唾星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维图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到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时浑身战栗，生怕亵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采取行动啦。”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中的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