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一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夜里，他梦见自己冒着蒙蒙细雨，穿过一片榕树林，这短暂的梦境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但醒来时，仿佛觉得全身盖满了鸟粪。“他总是梦见树木，”二十七年之后，他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回忆起那个不幸的礼拜一的细节时，这样对我说。“前一个礼拜，他就梦见自己单身一人乘坐锡纸做的飞机，在扁桃树丛中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对我说。她以善于为别人圆梦而著名，只要在饭前把梦境告诉她，她都能作出准确无误的解释。但在儿子这两个梦中，她并没有看出任何不祥之兆。儿子在被杀的前几天早晨，曾几次给她讲一些与树木有关的梦，她却没有看出任何征候。
同样，圣地亚哥·纳赛尔也没有任何预感。那天晚上，他和衣而睡，睡得很少，很不好，醒来时感到头痛，嘴里有一股干渴苦涩的味道。他以为那是参加婚礼的后遗症——那场婚礼一直闹到午夜之后方才结束。从他早晨六点零五分出门，直到一个钟头之后他象一头猪似的被宰掉，有许多人见到过他，他们记得，他当时稍带倦容，但情绪很好。凑巧，他遇到每个人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真是美极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他指的究竟是不是天气。不少人回忆说，那天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海上的微风透过香蕉园轻拂而来，确是这个季节中典型的美好的二月风光。但是大多数人都说，那天天色阴沉，周围散发出一股死水般的浓重的气味；在那不幸的时刻，正飘着蒙蒙细雨，正象圣地亚哥·纳赛尔在梦境中看到的森林景色一样。那时，我正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温存的怀抱里，从前天夜里婚礼的狂欢带给我的疲劳中逐渐复苏。当教堂警钟齐鸣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睡醒，还以为那是向主教表示欢迎的钟声呢。
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前天参加婚礼时一样，穿的是未经浆过的白亚麻布的裤子和衬衫，那是他的一套礼服。要不是为了迎接主教，他大概会穿一身卡其布衣服和马靴了。通常，每逢礼拜一，他总是以这副打扮出现在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这牧场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尽管资金不算雄厚，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山上，他腰里总是别着一支型357马格南左轮手枪。据他说，这种枪的穿甲弹能够把一匹马拦腰削断。在打鹌鹑的季节里，他总是随身带着猎鹰。在他的柜子里还放着一支马林彻舒纳牌7.77毫米的来复枪；一支荷兰造的马格南300型来复枪；一支带有双距离望远瞄准器的22型大黄蜂牌步枪和一支温彻斯特牌自动枪。他总是象他父亲那样，睡觉时把枪支藏在枕套里。但是那一天，在离家之前，他取出子弹把武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的枪从来不上子弹，”他母亲对我说。这一点，我也知道。我还知道，他总是把武器放在一个地方，而把弹药藏在另一个冷僻的所在。因此，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在他家里也没有人能够出于好奇面把枪装上子弹。那是他父亲定下的一个明智的规矩，因为一天早晨，一个女佣人抽出枕头来换枕套，手枪被抖搂到地上，走火了，子弹击毁了房间里的立柜，穿透了客厅的墙壁，象在战争中似的呼啸着从邻舍的餐厅穿出，最后把位于广场另一端的教堂大祭坛上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石膏圣像打得粉碎。当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尚在幼年，他从未忘记那个倒霉的教训。
母亲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从卧室里匆匆出来当时，他想在黑暗中摸进浴室，打药箱里取出一片阿司匹灵来。他把母亲吵醒了。母亲开了灯，见他正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向她讲了刚作的梦，但她却没有注意到梦中的树。
“凡是梦中出现小鸟，都是身体健康的一种预兆。”
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重新拼凑那面支离破碎的记忆的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正跪在吊床上面，过去，她就是在这同一张吊床上以同样的姿势注视着她的儿子的。尽管是在大白天，我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由于长年头痛，她在太阳穴上贴着草药的干叶，那是儿子在最后一次穿过卧室时给她的。她侧着身子，抓住床头的龙舌兰吊绳，想挣扎着坐起来，在房间的暗处，散发出一种洗礼盆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那发生凶杀案的早晨也曾经突然向我袭来。
我刚一出现在门洞里，她就想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仿佛我就是她儿子似的。“他就在那儿，”她对我说。“穿的是一套用清水漂洗过的白亚麻布衣服，因为他的皮肤很细嫩，受不住浆过的衣服的磨擦，”有好长一段时间，她呆在吊床上，嘴里嚼着独行菜子，直到儿子回家的幻觉在她眼前消失以后，才叹息道：
“他是我的心头肉。”
我在她的回忆中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在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度过了二十一周岁。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发。他是一对由于利害关系而结合、没有过上一天幸福日子的夫妇的独子。不过，他和父亲在一起时似乎很幸福。三年前父亲突然死去，他继续和守寡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得也很幸福，直到他在那个礼拜一死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但是，从父亲那里自幼就学会了使用武器、爱护马匹和训练猎鹰，他还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勇敢和谨慎的优良品德。他跟父亲讲阿拉伯语，但跟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却不讲，以免使她感到意外。他们在镇上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他们带着训练过的猎鹰到集市去做劝募性高空飞翔表演。父亲的死，使他不得不在中学毕业后中辍学业，转而经营自己家中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赛尔生性快乐和善，平易可亲。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着到他穿着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对我说。但是他向母亲解释，他穿礼服是为了如果遇到机会，他想吻一吻主教的戒指。她对此却毫无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对他说。“象往常一样，他为大家祝福以后就沿原路回去了。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这话是真的，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场景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就象是电影院，”有一次他曾对我这样说。而他母亲则相反，在主教到来这件事上，她唯一关心的只是儿子不要淋着雨，因为她听到他睡觉时打过喷嚏。她劝他带上一把雨伞，但他摆摆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门。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八月份还厉害。”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时，她正在宰杀三只兔子，准备午膳，几只狗喘着气围着她打转转。“他起床时没精打采的，看上去晚上没有睡好，”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毫无同情心地回忆说。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当时还是个豆蔻年华的少女。象每个礼拜一那样，迪维娜·弗洛尔给圣地亚哥·纳赛尔端上一杯搀了一点白酒的粗咖啡，为的是帮他解脱前天夜里的疲劳。这间厨房很宽敞，炉火呼呼地燃烧着，母鸡卧在栖木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圣地亚哥·纳赛尔又服了一片阿司匹灵，便坐下来慢吞吞地喝咖啡，他安静地思考着，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两个炉口宰兔子的女人。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尽管年纪已不轻，还是保养得很好，而女儿却显得有点粗野，仿佛她的情欲受到了压抑。她去接空杯子时，圣地亚哥·纳赛尔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到了该变成小羊羔的时候了，”他对她说。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向他扬了扬沾满鲜血的刀。
放开她，白人，”她厉颜疾色地命令道。“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吃这块天鹅肉。”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在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了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给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肉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的那副骇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而，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镇人从梦中唤醒。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鹫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着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大厅里唯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次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空建了一个木制阳台，三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口。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但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面对广场的大门，正象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死神之门”。实际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并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但是时光一年年过去，她终于承认，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早晨五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而她本人所以也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象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时，竭力不让他赶上。但是，当她推开门同时，她又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象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淋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打鸣了，”她对我说。“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便是违背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有一个人——此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六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象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接上去的。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象一个垃圾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活象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二十四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的宽大和庄重了。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象是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了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你们过一会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
“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在盯着他。“他们简直是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广场。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象一条龙似地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画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的西班牙随从人员。“那时的情景就象圣诞节一样，”我的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一点没有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答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但那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象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灵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众人惊讶。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了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四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还有四头小牛犊，这四头牛犊新郎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他说喝去了二百零五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两千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
“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
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要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你想想，他漂亮，端庄，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放在床头柜上了“，几点钟了？”
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因此，有时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去阉小公牛。他就象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杀害。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十一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唐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也没有在意。“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有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象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三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座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廓里，让病人在那接受圣药。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吃食。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船。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在等着杀死他。
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天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题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
“撤掉吧，”我妹妹说。
于是，她对妈妈说了。“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就象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亲缘关系。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悼唁仪式时用的头巾。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睡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
“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所有人都知道要杀死他儿子，可唯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
“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
“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
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睬她的丈夫。
“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
她已经在大街上了。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
“你陪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
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她一边走，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这些坏蛋，”她低声说，“不齿于人类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
“您不必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
“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
二
那个休掉妻子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他是在前一年的八月，也就是婚前六个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趣。他大约有三十岁光景，但看上去却要年青得多。他的身材象斗牛士那样细瘦，长着一双金色眼睛，皮肤被硝石常年烘烤而变成古铜色。他身穿一件短大衣和一条非常瘦窄的裤子，都是小牛皮的；小羊羔皮手套和衣服也是同样的颜色。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到达。整个旅途中，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他。“他象是个女人，”她对我说，“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她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下面这种看法的女人：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透的男人。
我母亲在八月末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正好有这样一句话：“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下一封信里她对我讲：“这个奇怪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人们都说他很迷人，但是我却看不出。”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在举行婚礼前不久，有人实在憋不住，曾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所以走村串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可能是真情，不过，随便他怎么回答都是一样，因为他讲话时的那种姿态，与其说是想说明点什么，还不如说是想掩盖点什么。
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宣称他是机车车辆厂的工程师，说是在河水泛滥之前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立刻发了个电报，并且是他自己亲手发的，他还把自己的一套本事教给电报员，即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饶有兴趣地和那几个月正在当地征兵的一个军医谈了边境地区的疾病。他喜欢和大家热热闹闹地呆在一起，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嗜酒成习，乐于为人调解纠纷，但不喜欢变戏法。有个礼拜天，做过弥撒之后，他向许多第一流的游泳运动员挑战，结果在河里游了个来回，将他们中最优秀的甩在后边十多米远。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中告诉我的，她还在信的末尾作了她特有的评论：“他也象是在金钱上游泳。”这同早已传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巴亚多·圣·罗曼不仅什么都能干，干得非常出色，而且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在十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赞扬。“人们非常喜欢他，”她对我说，“因为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并且用拉丁文做了弥撒。”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但是我的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讲清说透时，总爱做这种多余的说明。在做了这一颇有见地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写过两次信，但对巴亚多·圣·罗曼却只字未提即使在巴亚多打算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在那不幸的婚礼过了许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等她认识了巴亚多的时候已来不及修改十月信中的说法了；她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使她不寒而栗。
“我觉得他象个魔鬼，”她对我说，“你亲自对我说过，这类事不要写在信里。”
我认识巴亚多·圣·罗曼比母亲要晚一些，是在我回家来度圣诞节的时候认识的，我并不觉得他象人们说的那样奇怪。我认为他确实有魅力，但远不似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说得那么理想。看上去他很顽皮，过分的诙谐掩饰不住他内心的不安，可我却觉得他实际上要严肃些。但我更认为他是个忧郁的人。那时他已经和安赫拉·维卡略正式订婚。关于他们是怎样相识的，一直没有人说得清楚。据巴亚多·圣·罗曼寄宿的男子单身公寓的老板娘说，九月末的一天，巴亚多正在摇椅上睡午觉，这时安赫拉和她母亲挎着两篮绢花走过广场。巴亚多·圣·罗曼当时半醒着，看到了这两个身穿重孝的女人。在下午两点的沉寂中，那儿似乎只有她们两个活人。巴亚多问那个姑娘是谁，老板娘告诉他，那是同她走在一起的女人的小女儿，名叫安赫拉·维卡略。巴亚多一直目送她们到广场的另一端。
“她的名字起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把头靠在摇椅的靠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
“等我醒来时，”他嘱咐说“，请提醒我，我要跟她结婚。”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在巴亚多·圣·罗曼向她求爱之前，公寓老板娘就对她讲了这段插曲。“我吓坏了，”她对我说。公寓里有三个人证实确有其事，但另有四个人却不相信是真的。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使所有人都说安赫拉·维卡略和巴亚多·圣·罗曼是在十月国庆期间的一次募捐晚会上第一次见面的。安赫拉·维卡略在晚会上担当唱彩票的差事。巴亚多·圣·罗曼来到后，直奔全身重孝、神情凄楚的安赫拉照管的柜台，并且问她那镶有珍珠的手摇唱机要多少钱，这乐器无疑是集市上最诱人的东西。姑娘回答他说那东西不是拿来卖的，而是为了摸彩。
“那更好，”他说。“这就更好办了，而且会很便宜地弄到手。”
安赫拉·维卡略向我坦白说，巴亚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是由于爱，而是别的原因。“我讨厌高傲的男人，从未见过一个男人象他这样傲慢，”她在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时，这样对我说。“此外，我以为他是个波兰人。”她在焦急等待的众人面前唱出了手播唱机的彩票，结果真的是巴亚多·圣·罗曼中彩，这使她更加反感了。真是难以设想，仅仅是为了打动她的心，他买下了全部的彩票。
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回家时，发现手摇唱机已经用彩纸包着，并且系了一根丝带，放在她家里。“我怎么也想不出他是怎样知道我的生日的，”她对我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让父母相信，她绝没有给巴亚多·圣·罗曼提供任何理由让他送来这件礼品，更没有同他做过什么招摇过市的事情。于是，她的两个哥哥彼得罗和巴布洛，把手摇唱机拿到饭店准备还给它的主人，他们办事情是那样迅速，结果谁也没能得知手摇唱机的风波。这家人唯一没考虑到的是巴亚多·圣·罗曼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对孪生兄弟直到第二天黎明才重新露面，他们喝得醉醺醺的，手里不但拿着手摇唱机，而且还把巴亚多·圣·罗曼带到家中继续寻欢作乐。
安赫拉·维卡略家境清苦，她是这家人家的小女儿。她的父亲庞西奥维卡略是个穷金银匠，为了维护店子的声誉，他是那样精心制作金银首饰，最后双目失明了。她的母亲婚前叫普里西玛德尔卡门，一直做小学教员。她那温顺而略显忧伤的面容，把她的严厉性格掩饰得一丝不露。“她象个修女，”梅尔塞德斯回忆说。她以如此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来服侍丈夫和养育子女，以致使人常常忘记她还存在。两个大女儿很晚才结婚。除了一对孪生兄弟之外，中间还有个女儿，是害疟疾死的，已经过去两年，亲人们在家中仍然为她穿着简孝，上街时则是一身重孝。妈妈教育两兄弟长大后要象个男子汉，教育女儿们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她们会刺绣、缝纫、钩花边、洗熨衣服、做绢花和什锦甜食，还会撰写信函。当时的姑娘们对悼念死人的礼仪已漠不关心，可这家的四个姑娘却不同，她们熟悉昔日的知识，知道如何
守护病人，安慰临终的人和为死者穿寿衣。我母亲唯一看不惯她们的是睡前梳头。“姑娘们，，她对她们说，“不要在夜晚梳头，这会倒霉的。”除此之外，她觉得没有比她们更有教养的女孩子了。“真是些十全十美的姑娘，”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随便哪个男人找她们做妻子都会幸福的，因为她们从小就学会了任劳任怨。”不过，同两个大女儿结婚的人，却难以打破她们的圈子，她们走到哪儿都形影不离，组织舞会只让女人参加，在跟男人打交道时，随时提防他们的不良企图。
安赫拉·维卡略在四姐妹中长得最俊俏，我妈妈说她跟历史上有名的王后一样，生下来时，脐带是绕在脖子上的。但她总是神态恍惚，精神萎靡，这预示着她前程未卜。我每年度圣诞节假期时都看到她，她在窗前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迷茫，下午她坐在那儿制作绢花，和邻居的女人们一起唱姑娘们喜爱的华尔兹舞曲。圣地亚哥·纳赛尔对我说：“你的这个傻表妹瘦极啦。”在她为姐姐服丧之前不久，我在街上同她不期而遇，第一次看到她穿得非常漂亮，还烫了发，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但是，这只是一刹那的印象，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发显得萎靡不振，没有生气了。因此，当获悉巴亚多·圣·罗曼打算和她结婚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外乡人是在开玩笑。
可是安赫拉·维卡略全家不仅对他的求亲信以为真，而且兴高采烈。只有普拉维卡略例外，她提出了条件，坚持要巴亚多·圣·罗曼出示他的身份证明。直到那时，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对于他的历史，人们最多只了解那天下午他穿着艺术家的衣服下船以后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来历只字不谈，甚至他是否是个疯疯癫癫的怪物也不知道。据说，他曾指挥军队夷平过一些村镇，在卡萨雷纳河一带播下一片恐怖；还传说他是卡曼的逃犯；有人甚至看到他在巴西的佩南布科州想用两只驯服的狗熊发财；也有人说他在宾托斯运河打捞出一条装满金子的西班牙沉船。巴亚多·圣·罗曼为了使这种种揣测不攻自破，把全家人带来了。
他家中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调皮的妹妹。他们是乘坐一辆福特牌型汽车来的，上边有正式的牌照，那嘶哑的喇叭声在上午十一点钟惊动了镇上的大街小巷。他母亲阿尔贝达希蒙特斯是个又高又大的库拉索岛黑白混血女人，她讲的西班牙语掺杂着不少那个岛的方言，她年青的时候曾被宣布为安的列斯群岛两百个美女中的第一号大美人。他的两姐妹正值青春年华，犹如两匹永不安静的小母马。但是，家中最了不起的人物是父亲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是上个世纪内战中的英雄，并且由于在国库林卡太难中解救了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成了保守党政府最受崇拜的人物之一。当知道了他的身份之后，我母亲是唯一没有去向他致意问候的人。“我觉得他们结婚很好，”她对我说，“但是结婚是一回事，而解救一个向赫里内尔多·马尔盖斯打暗枪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挥动着白色礼帽向人们致意时，大家都认出了他是谁，因为这个名人的照片是尽人皆知的。他身穿金黄色的麻布衣衫，脚蹬交叉系着带子的科尔多瓦靴子，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并用一条银链系在坎肩的扣眼上。他的翻领上戴着“勇士奖章”，手持一把手杖，把柄上雕刻着国徽图案。他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由于我们这里道路不佳，他身上盖满了一层灼热的尘土。当大家看到巴亚多·圣·罗曼也同车而来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他随便要同哪个姑娘结婚都能如愿以偿。
然而，安赫拉·维卡略不想同他结婚。“他男子气太重了，”她对我说。另外，巴亚多·圣·罗曼压根没有去引诱她，而是以他的魁力征服她的家人。安赫拉·维卡略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可怕情景，她父母、两个姐姐连同他们的丈夫聚集在客厅里，强迫她同一个刚刚见面的男人结婚。两个孪生兄弟没有介入。“我们认为这是女人们的事，”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父母下决心这么办的理由是，一个有谦恭美德的贫寒之家没有权利蔑视命运的这一恩赐。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刚刚露出一点缺乏爱情基础的意思，母亲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
“爱情也是要慢慢培养的。”
按照当时的习惯，恋爱关系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男女双方都要受到监视，而巴亚多·圣·罗曼和安赫拉·维卡略却不同一般，由于巴亚多一再催促，他们只恋爱了四个月时间，所以没有再短，是因为普拉维卡略坚持一定要等待过了家里的丧期。不过，由于巴亚多·圣·罗曼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时间还是绰绰有余。
“一天晚上，他问我最喜欢哪幢房子，”安赫拉·维卡略告诉我说。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答他说，镇里最漂亮的房子是鳏夫
希乌斯的别墅。”要我，也会这样回答的。那幢别墅座落在一座小山上，微风习习，凉爽宜人；站在屋顶平台上，只见那广阔无限的沼泽地上，盖满一层深紫色的银莲花，宛如极乐世界；在夏天晴朗的日子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加勒比海水平线和载着卡塔赫纳游客的远洋巨轮。巴亚多·圣·罗曼当天晚上便去社会惧乐部，并且在鳏夫希乌斯的桌旁坐下来，玩了一局骨牌。
“老光棍，”巴亚多·圣·罗曼对希乌斯说，“我想买下您的房子。”
“房子不卖，”希乌斯说。
“我把房子连同里边的东西一起买下。”
鳏夫希乌斯按照古老的方式彬彬有礼地对他解释说，房子里的东西是他妻子花费了一生的心血置办的，对他来说，那仍然是她的组成部分。“他说的也是心里话，”当时同他们在一起玩骨牌的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我肯定他宁可死去也不愿卖掉一所在里面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的房子。”巴亚多·圣·罗曼也理解他的心情。
“这样好了，”他说“，您只把空房子卖给我吧。”
但是，直到那局骨牌玩完，老鳏夫还没有松口。过了三个晚上，巴亚多·圣·罗曼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又回到了骨牌桌旁。
“老光棍，”他又重新谈起这件事“，您的房子值多少钱？”
“没有价。”
“随便开个价吧！”
“很遗憾，巴亚多，”老鳏夫说，“你们年青人不懂得老人的心事。”
巴亚多·圣·罗曼丝毫没有思索老人的话。
“就算五千比索吧，”他说。
“您倒真痛快，”老鳏夫尊严而警惕地回答道，“这房子不值那么多。”
“给您一万比索，”巴亚多·圣·罗曼对他说“，就这样说定了，马上付款。”
鳏夫看了看巴亚多·圣·罗曼，眼睛里滚动着泪珠。“他是由于极度气恼而哭了，”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对我说，他除了当医生外，还是个文学家。“你想想，这么一笔巨款，伸手可及，然而由于精神脆弱却不得不拒绝，”鳏夫希乌斯说不出话，但他毫不犹豫地摇头表示不接受。
“那么请最后帮我一下忙，”巴亚多·圣·罗曼说，“在这儿等我五分钟。”
果然，五分钟之后，他挎着装满了钱的褡裢回到了社会俱乐部。他把十捆一千比索的纸币放在桌子上，印着“国家银行”四个字的纸条仍然捆在上面。鳏夫希乌斯两个月之后死去了。“他就死在这件事上，”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说，“他比我们都健康，但是当给他听诊的时候，可以感到他的眼泪在心脏里翻滚。”他不仅将房子和里边的一切东西全部卖掉，而且还要求巴亚多·圣·罗曼慢慢地付钱给他，因为他连一个可以保存那么多钱的箱子也没有了。
根本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说过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她在和巴亚多·圣·罗曼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铁面无情的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普拉维卡略也不允许她单独和巴亚多·圣·罗曼去看他们即将安家的新房，而是由她和双目失明的父亲陪着她，以保护她的童贞。“我唯一祈求于上帝的是给我以自杀的勇气，”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我。”她是那样的心慌意乱，决心把事情如实地告诉母亲，以便从那一折磨中解脱出来。这时，她的唯一的两个知心女友却一片好意地劝阻了她。“我盲目地听从了她们的话，”她对我说“，因为她们使我相信她们是对付男人们卑鄙手段的行家。”她们向她担保说，几乎所有的女子都在童年因为某件意外的事而失去了处女膜。她们再三对她说，即使最难对付的丈夫，只要没有人知道，他们任何苦果都会吞下去。总之，她们说服了她，使她相信大多数男人到了洞房的夜里都是惊恐不安的，以致没有女人的帮助他们什么也做不成；到了办正事的时候，他们已经无力自持了。“他们唯一相信的是在床单上看到的东西，”她们对她说。于是她们把产婆的诡计教给了她，让她如何假装没有失掉那宝贵的东西，要她在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将床单拿到院子里去晒，让人们看到那表示贞节的污痕。
安赫拉·维卡略带着这样的侥幸心理结了婚。而巴亚多·圣·罗曼在结婚时则大概想的是他以无限的权势和金钱买到了幸福。婚礼的计划越庞大，他越是想把事情办得更有排场。当他听说主教要来访时，曾打算把婚礼推迟一天，以便让主教为他们主婚，但是安赫拉·维卡略反对这样做。“说真的，”她对我说“，我不愿让一个用鸡冠作汤，而把鸡身全部扔掉的人为我祝福。”不过，就是没有主教祝福，婚礼也大得到了难以驾驭的地步，就连巴亚多·圣·罗曼本人都感到束手无策了，结果变成了一桩公众的大事件。
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及其家属，这次是乘坐国会礼宾船来的，船在码头上一直停泊到婚礼结束。同船来的还有许多名人，但他们在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中并没有被人注意。他们带来了那么多礼物，以致不得不修复已被遗忘的第一座电厂的旧址来展出最令人赞赏的物品，其余的则全部送到鳏夫希乌斯原来的房子里去，那儿已收拾停当，只待新婚夫妇居住了。送给新郎的礼物是一辆折叠篷式汽车，并用哥德体文字在厂徽下边刻上了新郎的名字。送给新娘的是一盒可以供二十四个客人使用的纯金餐具。此外，他们还带来了一支舞蹈队，两个华尔兹舞曲乐队，他们使许多地方的军乐队、许多头顶木瓜叫卖的女人以及在欢闹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拉奏手风琴的人大为逊色。
维卡略一家住在一所简朴的房子里，砖墙，棕榈叶屋顶，上边开有两个天窗。每年一月，燕子便在那儿筑巢孵卵。房前的花坛上几乎摆满了一盆盆的鲜花；宽敞的院子里栽着果树，老母鸡咯咯地叫着跑来跑去。院子的尽头，孪生兄弟有一个猪圈，旁边有块杀猪石和肉案，自从父亲庞西奥维卡略双目失明之后，这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这项生意先由彼得罗·维卡略开始经营，但是他去军队服役以后，他的孪生哥哥也学会了杀猪的本领。
一家人住在这所房子里十分拥挤。因此，当知道婚礼的规模很大时，两个姐姐便打算借一所房子。“你想想，”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她们想到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但是幸好我的父母坚持，两位老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的女儿要么在我们的猪圈里结婚，要么不结婚。”就这样，他们在原来米黄色的墙壁上又加刷了一层米黄色的墙粉，并整修了门窗，补平了地板，尽量使得它同那豪华的婚礼相称。孪生兄弟把猪赶到了另外的地方，用生石灰把猪圈刷得干干净净，但是，即使如此，地方还是显得窄小。最后，巴亚多·圣·罗曼想出了主意，把院墙推倒，借用邻居的地方跳舞，搬出木匠的工作台让人们坐在枝叶茂密的罗望子树下用餐。
唯一意想不到的令人惊恐的事情在婚礼的那天上午发生了，
那是新郎引起的。他去找安赫拉·维卡略时迟到了两个小时。而安赫拉·维卡略在新郎迎娶之前，拒绝穿结婚礼服。“你想想，”她对我说，“我甚至希望他不来，永远别让我穿新娘衣服。”她如此谨慎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讲，再没有比穿好结婚礼服站在众人面前等候新郎到来更难为情的了。可是，安赫拉维卡略不是处女却竟然蒙起了面纱，戴上了桔花，这件事后来被认为是对贞节象征的亵渎。唯有我母亲认为安赫拉·维卡略不惜一切将牌玩到最后是勇敢的举动。“在那个时候，”她对我说，“上帝是理解这类事的。”然而，至今谁也不知道巴亚多·圣·罗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他终于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出现，到他带着新娘从舞会上走掉时，一直是个幸福新郎的完美形象。
圣地亚哥·纳赛尔玩的什么牌，也从来不得而知。从教堂到舞会，我一直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克里斯托·贝多亚和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我们谁也没有看出他的举动有任何反常。我不得不多次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四个人在学校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度假，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之间会存在什么秘密，更不必说那么大的秘密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个爱热闹的人，他最高兴的时刻是在他死之前，当时他在估算着婚礼花销的数目。在教堂里，他说单就装饰鲜花而言就相当于十四个第一流葬礼的花费。这一精确的估计，多年来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时常对我讲，在他看来，室内鲜花散发的香气是与死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天在走进教堂时，他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我的葬礼不要鲜花，”他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我真的不得不为他操心废除鲜花。在从教堂去维卡略家的路上，他数着装饰街道的五彩缤纷的花环，估算着乐队的开销，鞭炮的支出，以及舞会上为欢迎我们而撤下的那么多米粒要花多少钱。在中午朦胧的气氛中，新婚夫妇绕院子转了一圈。巴亚多·圣·罗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正如当时所说的，是酒肉朋友，他在我们的餐桌上，看上去非常高兴。安赫拉·维卡略已经摘去面纱和花冠，穿着的缎子衣裳已被汗水湿透，竟这么快就呈现出了一副已婚女子的容貌。圣地亚哥·纳赛尔估计着，并且把自己计算的结果告诉了巴亚多·圣·罗曼，到那时为止，婚礼大约花了九千比索。显然，安赫拉·维卡略认为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我母亲教育我决不能在别人面前提钱的事情，”她对我说。相反，巴亚多·圣·罗曼听了以后喜形于色，甚至有点自鸣得意。
“差不多，”他说，“但是我们的婚礼几乎是刚刚开始。到最后花的钱可能要翻一番。”
圣地亚哥·纳赛尔打算核实到一分钱不差，他的生命恰巧让
他做完了这件事。果真，根据克里斯托·贝多亚第二天于圣地亚哥·纳赛尔死前四十五分钟在码头上向他提供的最后材料，证实了巴亚多·圣·罗曼的预言是精确的。
我决定根据别人的记忆把那次婚礼的情景一点一点地追记下来，因为我对当时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家中多年来一直谈论着：为了向那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我父亲重新拉起了他年青时代的小提琴，我那修女妹妹穿着修道院看门人一样的教服跳了一个梅伦格舞，我妈妈的表兄弟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大夫彼人用官船带走了，免得第二天主教来时他在这里。在为这篇记事文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还附带得到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中包括对巴亚多·圣·罗曼的姐妹娇媚的回忆。她们穿着天鹅绒衣服，大蝴蝶翅膀样的东西用金丝系在背上，比她们父亲的羽冠和挂着战功奖章的胸甲更引人注目。许多人知道，在昏昏沉沉的欢闹中，我曾建议梅尔塞德斯·巴尔查和我结婚，而当时——正象十四年后我们结婚时她提醒我的那样——她刚刚读完小学。在那个令人厌恶的礼拜天，给我留下印象最强烈的是老庞西奥维卡略，他独自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方凳上。那是人们让他坐在那儿的，大概以为那是荣誉席，可来宾们碰到他时，都不知他的身份，因而要他换个地方，不要坐在那儿碍事。他把白发苍苍的脑袋摇得象货郎鼓一般，由于刚刚失明不久，脸上露出变幻莫测的表情。他答非所问，人家没有向他表示问候，他也要回答一下。他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衣，手握愈疮木手杖——那是为了婚礼特意给他买的，——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仍然感到幸福。
下午六点钟，正式仪式结束，贵宾们告辞而去。轮船上灯火通明，启航后，自动钢琴奏出的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还不断地传来。一时我们陷入犹豫不决的深渊之中，不知如何是好，直到我们重新互相认识对方，一齐投入那欢乐的人群之中时，才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感觉。片刻之后，新郎新娘出现在敞篷汽车上，汽车艰难地在人群中边开路边前进。巴亚多·圣·罗曼燃放了鞭炮，喝了人群中递给他的一杯杯烧酒，并且和安赫拉·维卡略一起从车上下来加入了狂舞的人群。最后他吩咐由他出钱，让我们继续跳下去，能跳多久就跳多久，而后他带上恐慌不安的妻子到他日夜盼望的新居去了，也就是鳏夫希乌斯在其中幸福生活过的那幢房子。
众人大约狂欢到半夜方才三三两两地散去，那时只有位于广场一侧的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铺子还开着。我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还有我的兄弟路易斯·恩里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去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去那儿的还有许多人，维卡略兄弟也去了。在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五个小时之前，两兄弟还在同我们一起喝酒，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唱歌。那时，这一独特的婚礼的余热尚未消失，因为从四面八方还传来一阵阵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直到主教乘坐的轮船汽笛长鸣之前的一刹那，那些声音还依稀可辨，只是越来越凄婉了。
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婚礼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在大
女儿们帮助她稍稍收拾了一下以后，她才上床就寝，那时已是夜里十一时。大概十点钟的时候，还有些醉鬼在院子里唱着，安赫拉·维卡略派入来要放在卧室衣柜中的盛私人衣物的那只小箱子，她母亲想给女儿一只盛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但是来人等不及了。当有人敲门时，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已经睡熟了。“门敲了三下，敲得很慢，”普拉维卡略告诉我母亲，“令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不是好兆头。”她说她开门时没有开灯，免得吵醒别人。她看到巴亚多·圣·罗曼站在街灯下，身上的丝衬衣没系扣子，考究的裤子只是系了松紧吊带。“他脸色很难看，象是缺觉的样子，”普拉维卡略对我母亲说。安赫拉·维卡略站在阴影中，因此，只是在巴亚多·圣·罗曼抓住她的胳膊将她拉到灯光下时母亲才看到她。她穿着劣质薄纱缎子衣服，浴巾一直裹到腰部。普拉维卡略以为他们的汽车坠进悬崖，他们已经葬身于深涧了。
“天哪！”她吓坏了“，请告诉我，你们真的还活着吗？”
巴亚多·圣·罗曼没有进屋，只是把妻子轻轻地推进门口，什么也没有说。随后，他在岳母普拉维卡略的面颊上吻了一下，用一种低沉无力然而却是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她讲了话。
“谢谢您作的一切，妈妈，”他对她说“，您是个太好人。”只有普拉维卡略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做了什么，可是直到死去她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我只记得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一只手没命地打我。她是那样的怒不可遏，我真以为她要把我打死，”安赫拉·维卡略这样告诉我。但是，这件事普拉·维卡略是偷偷做的，直到黎明来临，这场灾难结束之前，睡在另外屋子里的丈夫和大女儿们还一无所知。
孪生兄弟接近三点时回到家中，他们是被母亲紧急召回的。两个人看到安赫拉·维卡略趴在饭厅的一张沙发上，一脸伤痕，但是已经不再哭泣了。“我那时并不害怕，”她对我说。“相反，我感到象是完全甩掉了死神的纠缠，当时我唯一希望的是这一切赶快过去，以便躺下去大睡一场。”两兄弟中最果断者彼得罗·维卡略拦腰将她举起来，让她坐在饭厅的餐桌上。
“喂，不要脸的，”他说，浑身气得发抖。“告诉我们他是谁。”
她没有拖延时间，几乎马上说出了那个名字。她在黑暗中寻找着，第一眼就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混杂的名字中找到了那个名字，并且用她那百发百中的标枪将它象一只没有意志的蝴蝶那样钉牢在墙壁上，对它的判决就这样一直留在那墙上。
“圣地亚哥·纳赛尔，”她说。
三
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的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愧的。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孪生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自从他们在作案几分钟后去教堂投案以来，就预料到一定会说他们是为维护荣誉而杀人。当时，一群激愤的阿拉伯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两兄弟气喘吁吁地闯进神父住处，将光洁无血的宰猪刀放在神父阿马多尔的桌子上。他们在干了残忍的杀人勾当之后，已经精疲力尽了，衣服和双臂浸透着汗水，脸上除了汗珠之外，还沾满了鲜血，不过，神父把他们主动投案视为十分高尚的举动。
“我们是有意杀死他的，”彼得罗·维卡略说。“但是，我们是无罪的。”
“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神父阿马多尔说。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都是无罪的，”巴布洛·维卡略说。
“这是一件荣誉的事。”
更有甚者，在回忆作案过程时，他们把凶杀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还要残忍得多，甚至说用刀砍坏了的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大门，不得不用公款修理好。在里奥阿查监狱里，他们等候审判达三年之久，因为无钱求人保释。最早关押在那儿的老犯人记得他们性情温顺，为人随和，然而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悔意。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好象是维卡略兄弟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以偿罢了。
几年之后，维卡略兄弟告诉我，他们先是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找圣地亚哥·纳赛尔，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且同他一直呆到两点钟。这个材料，同其他许多材料一样，没有写进预审档案。实际上，孪生兄弟说他们在塞万提斯家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那个时候，他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已经到街上一边走着一边欢唱小夜曲去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他。“他们如果来了，是绝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说。我对她非常了解，对她这句话坚信不疑。实际上，维卡略兄弟是跑到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家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在那儿他们打听到，除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外，还会有许许多多人去那里。“那是唯一的一个公众场所，”他们对预审法官供认说。“他早晚会在那里露面的，”他们在被宣布释放后对我说。不过，尽人皆知，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大门就是大白天也都是闩得严严实实的；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总是随身带着后门的钥匙。果然，维卡略兄弟在前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回家时却从后门进去了；可他去迎接主教时，却是从对着广场的前门出去的，这一点谁也没有预料到，就连预审法官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从来没有过象这样事前张扬的凶杀案。维卡略兄弟俩在妹妹向他们透露了名字之后，便到猪圈储藏室去了，那里放着杀猪具，他们选了两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是砍刀，长十英寸，宽二英寸半；另一把是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他们将刀用一块布包着，拿到肉市去磨，当时那儿刚刚有几家店铺开门。开始来的顾客很少，但是有二十二个人声称维卡略兄弟俩讲的话他们全听到了，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说那些话唯一的目的便是让人听见。卖肉的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是他俩的朋友，在三点二十分时看见他们走进了屠宰场，那时他刚摆好肉案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礼拜一到他这儿来，而且时间又那么早，身上还穿着参加婚礼的深色呢料礼服。他们一般都是在礼拜五上他那里去的，而且时间要稍晚一些，身上系着宰猪的皮围裙。“我想他们是喝醉
了，”法乌期蒂诺桑托斯对我说，“他们不仅弄错了时间，而且弄错了日期。”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是礼拜一呀，笨蛋，”巴布洛·维卡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只是来磨磨刀。”
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象平常一样，彼得罗手持两把刀，交替着放在砂轮上，巴布洛摇动砂轮转柄。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同其他卖肉人讲着婚礼的盛况。有几个人在埋怨，尽管是同行，可是没有吃到喜庆蛋糕，他们答应以后补上。最后，他们又在砂轮上把刀鐾了几下，巴布洛将他那把刀放在灯旁照了照，锋利的钢刀闪闪发光。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巴布洛说。
两兄弟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因而谁也没有理会他们。“我们想他们一定喝醉了，”几个卖肉的人说。后来见到他们的维克托丽姬库斯曼和几个别的人也都这样说。有一次，我不得不询问屠夫们，是否从事屠宰这个职业的人不易彼人看出事先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反驳说：“我们在宰牛时，连牛的眼睛都不敢看。”其中一个屠夫对我说，他吃不下自己亲手宰的牲口肉。另一个屠夫对我说，他不敢杀自己熟悉的牛；如果喝过这条牛的奶，那就更不敢下手了。我提醒他们说，维卡略兄弟就是屠宰他们自己饲养的猪，他们对这些猪是那样熟悉，甚至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是这样，”一个屠夫说。“可是，您应该知道，他们不是给猪起人名，而是以鲜花命名猪的。”只有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在巴布洛·维卡略威胁的语言中嗅出一点他们真要杀人的味道，并且开玩笑地问他，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为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是过了一小会儿来的，他来买一磅猪肝给镇长准备早餐。据预审档案记载，这个警察叫利昂特罗被尔诺伊，这人第二年在一次保护神狂欢节上被斗牛戳中颈部而丧生，所以我不可能同他交谈。不过，克罗迫尔德·阿尔门塔向我证实说，在维卡略兄弟俩坐下来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后，那警察是第一个来她店里的。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店里的习惯是这样的：早晨卖牛奶，白天卖吃食，从下午六点开始又变成了酒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她的老实厚道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承担酒馆业务，直到关门为止。可是，那天婚礼散后来了那么多顾客，时过三点还没有关门，他只好先去睡了。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已经起床，她起得比平时早，因为打算在主教到来之前把牛奶卖完。
维卡略兄弟是四点十分来到店里的。那时店里还只卖些吃的东西，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白酒，这不仅因为她尊重他们，而且也因为感谢他们叫人送来了喜庆蛋糕。维卡略兄弟两大口就把整瓶酒喝光了，可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都麻木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就是弄一船石油来也无法燃起他们的感情。”随后，他们脱掉呢子外衣，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白酒。他们的衬衣汗迹斑斑，胡子是前一天刮的，看上去象山民。第二瓶酒喝得慢些，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用眼睛盯着对面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是关着的。凉台上最大的一扇窗户连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彼得罗·维卡略问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是否看见过那窗户中有灯光，她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觉得这问题提得奇怪。
“您怎么啦？”她问道。
“没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我们只是在找他，要把他杀死。”
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以致她不可能想到那是真的。可是，她发现孪生兄弟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袜布里。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真地打量了他们一番。她对他们是那样地熟悉，特别是彼得罗·维卡略服役回来后，就是不用眼睛也能辨认出来。“他们还象孩子呢，”她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过去她一向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她一把奶具准备停当，就去叫醒丈夫，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罗赫略德拉弗浴尔半醒半睡地听她讲。
“别瞎扯了，”他说，“他们哪能杀人呢，特另别是杀象圣地亚哥·纳赛尔这样的富翁。”
当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回到店里时，孪生兄弟正在和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交谈，那警察是来给镇长取奶的。她没有听到他们谈些什么，不过从警察临走时看屠刀的那种样子，她推测他们对警察可能透露了点他们的想法。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是四点差几分钟起床的。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刚刮完脸。前一天夜里他处理了那么多朋友之间的纠纷，又一个这类的案子，何必着急呢。他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蝴蝶领结，才感到满意，然后把玛利娅教团的神符挂在脖子上，准备去迎接主教。早餐是洋葱炒猪肝。在他用早餐的时候，妻子十分激动地告诉了他巴亚多·圣·罗曼将安赫拉·维卡略休回的事，可是上校并不象妻子那样觉得此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上帝！”他打趣地说。“主教该怎么想吸？”
不过，还没有用完早饭他就记起了警察刚刚对他说的事。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立刻发现这不正是一个谜语的答案吗？于是他沿着“新港”大街向广场走去，由于主教要来，那里的住户已开始活动起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快五点了，并且开始下起雨来，”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对我说。路上，有三个人截住他，偷偷地把维卡略兄弟正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杀死他的事告诉他不过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上校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找到了维卡略兄弟。“我看到他们时，以为他们只是说大话吓唬人，”上校按照他个人的逻辑推理对我说。“因为他们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烂醉如泥。”他几乎连问都没有问他们要干什么，只是没收了他们的屠刀，叫他们回去睡觉。他对他们和蔼可亲，就象在惊恐不安的妻子面前一样表现得若无其事。
“你们想一想，”上校对两兄弟说。“如果主教看见你们这副模样，他该怎么说呀！”
维卡略兄弟俩离开了牛奶店。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镇长轻率地处理这件事又一次感到失望，因为她觉得镇长应该把孪生兄弟关起来，直到把事情搞清楚。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把屠刀拿给她看了看，就算了却了此事。
“他们已经没东西杀人了，”上校说。
“不是为了这个，”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而是为了把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凭着她的直觉看出了这个问题。她敢肯定，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可是拉萨罗·阿蓬特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上校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醒圣地亚哥，纳赛尔；好，新年好。”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大概会永远记着拉萨罗·阿蓬特那副使她有点讨嫌的矮胖的样子，可是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幸运儿留在记忆里，尽管他由于偷偷搞那种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而有点神魂颠倒。他那个礼拜一的举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办事轻率。事实是，直到在码头上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他才记起了他，那时他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十分得意。
维卡略兄弟俩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十二、三个去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六点钟以前早已把事情传得家喻户晓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对面街上的那家人不可能不知道。她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在家里，因为一直没有看到寝室的灯打开过。凡是有可能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她都要他们碰到他时提醒他。她甚至叫来给修女买牛奶的新人教的女仆把事情转告给神父阿马多尔。时过四点，她看见普技西达里内罗家的厨房灯亮了，于是便叫每天都来要求施舍点牛奶的乞丐婆最后一次给维克托丽姬库斯曼捎去紧急口信。当主教的轮船鸣笛进港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起了床准备去迎接，那时只有我们很少几个人不知道维卡略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其他人不但知道此事，而且连全部细节都了解。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还没有卖完牛奶，维卡略兄弟俩又回来了。他们带着另外两把屠刀，用报纸包着。其中一把是砍刀，刀面生了锈，工艺粗糙，有十二英寸长，三英寸宽，那是彼得罗·维卡略以前用一把钢锯自己改制的，当时由于战争原因不能进口德国刀。另一把比较短，但是又宽又弯。预审法官在案卷上画了图案——这可能是因为他无法用文字描述，——大着胆子说那把刀象小砍刀。他们就是用那两把刀作的案，两把刀都很粗笨，并且用过多年了。
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对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他们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对我说。“又一次说是要去掏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五脏六腑，他们大叫大嚷，声音很高，为的是让人听见；所以，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特别是因为我没有注意他们的刀，还以为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他们一进来，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就发现他们的决心不象以前那么大了。
实际上，两兄弟之间首次产生了分歧。其实他们的谈吐举止并不相同，思想就更不同了，在困难的紧迫时刻，两个人的性格也是你我各异。从在小学念书时，他们的朋友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布洛·维卡略比弟弟只大六分钟，一直到少年时代还富于想象，办事果敢。我觉得彼得罗·维卡略一向很重感情，因而也更有主意。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们一起去登记服兵役，巴布洛·缎卡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管家庭。彼得罗·维卡略在公安巡逻队里服役十一个月。由于士兵贪生怕死，军队中章程严厉，这就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干，养成了他替哥哥出主意的习惯。服役期满返回家园时，他身染严重的淋病，军队医院各种残忍的治疗方法、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泻药对他都没有效果。后来关进了监狱，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致认为巴布洛·维卡略所以会突然对他弟弟俯首帖耳，是因为他弟弟退役时带回来了一套兵营式的作风，还随时“有求必应”地撩起衬衣让人看他左肋被子弹击中留下的伤疤。对于他弟弟把严重的淋病当作战功到处炫耀，巴布洛·维卡略甚至感到十分光彩。
据彼得罗·维卡略本人供认，是他决定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开始哥哥只不过随着他罢了。可是，在镇长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之后，也是他觉得那件事可以适可而止了，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变成了指挥者。在预审法官面前，他们在各自的供词里谁也没有提到这一分歧。不过巴布洛·维卡略曾多次向我们证实，说服他弟弟下定最后决心实在不容易。也许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瞬间而逝的惧怕，可实情是巴布洛·维卡略一个人到屠宰场去拿了另外两把刀子，那时他的弟弟正在罗望子树下痛苦地一滴滴地撒尿。“我哥哥从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唯一的一次会见中，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这样说，“那就象往外尿玻璃碴子一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杀猪刀回来时，他还搂住大树站在那里。“他痛得浑身出冷汗，”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他想说服我，叫我一个人去，因为他已经无力杀任何人了。”他坐到一张为吃喜酒而摆在树下的木匠工作台旁，褪下了裤子。“他换纱布，大约换了半个小时，”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实际上，只不过换了十来分钟，可是巴布洛·维卡略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难熬和神秘莫测，以致他觉得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因此，他把刀放在弟弟手里，几乎是强迫他去为妹妹挽回荣誉的。
“没有办法，”巴布洛·维卡略对弟弟说“，事情只能这样了。”他们从屠宰场的正门走出去，手中的刀子没有用东西包住，院子里的狗狂吠着跟在他们后边。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布洛·维卡略回忆说。“不但没有下雨，”彼得罗回忆说，“还刮着海风，天上只有几颗天亮时的星星。”那时那桩事情已经传开，当他们从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家门口走过时，她正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流下眼泪的。“我想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她对我说，“因为我借着路灯看见他们手里的杀猪刀，觉得刀上还在滴着血。”在那条偏僻的街道上，为数不多的几家店铺都已开门，其中包括巴布洛·维卡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家的店铺。维卡略孪生兄弟每回这个时候经过这儿时，特别是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总要进去喝第一杯咖啡。他们
推开院子的大门，狗在黎明的昏暗中认出了他们，围了上来。兄弟俩进厨房向普鲁登西娅·科德斯的妈妈问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我们回头来喝吧，”巴布洛·维卡略说。“现在有急事。”
“我知道，孩子们，”她说。“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兄弟俩只好等咖啡煮好。这时彼得罗·维卡略以为哥哥是在有意拖延时间。
在他们喝咖啡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普鲁登西娅·科德斯走进厨房，拿来一卷旧报纸，想把炉火扇得更旺。“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对我说，“我不但同意他们，而且如果他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就不会同他结婚。”在离开厨房之前，巴布洛·维卡略从她手中夺道两叠报纸，递给弟弟一叠，让他把刀子包起来。普鲁登西娅科德斯在厨房里等着，直到看他们从大门里走出去，而后她又等了三年之久，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布洛，维卡略出狱，成了她的终身伴侣。
“你们可要好好当心，”她对他们说。
因此，牛奶店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觉得孪生兄弟不象以前那样坚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于是她给他们上了一瓶烈性白酒，企图最后打掉他们杀人的念头。“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发现我们这些世界上的女人是多么孤单！”彼得罗·维卡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和换上新刀片的刮胡刀，可是他却用剔肉刀刮了胡子。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为那是男人的一种野性。“他象电影里的暴徒，”她对我说。后来被得罗维卡略亲口告诉我说，这事是真的，他是在军营里学会用剃头刀刮脸的，这种习惯一直没能改变。可他的哥哥则谦恭地借了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刮胡刀刮了脸。最后，他们俩默默地、慢吞吞地将那瓶酒喝完，睡眼惺松地看着对面那幢房子的紧闭着的窗户。此时，有些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并不需要的牛奶，询问一些店里没有的食品，实际上是想看看维卡略兄弟是否真的在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要把他杀死。
维卡略兄弟大概一直没有看见那扇窗户透出灯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四点二十分回家的，但是他不必开灯就可以到卧室去，因为楼梯的灯是彻夜不熄的。他走进漆黑的卧室，一头倒在床上，连衣服也没有脱，因为他只能睡一个小时了。当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上楼叫他去迎接主教时，他就是这样躺在床上的。我们一起在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一直待到三点过后，那时她亲自打发走乐师们，将庭院里舞场的灯全部熄灭，让她的卖笑的女人们单独回房间休息。这些舞女已经劳累了三天三夜，开始是偷偷地招待那些上宾，其后是公开地来到我们跟前，同我们这些比贵宾低一等的人调情。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这个女人，我们应该说，只要和她睡上一次觉死了也劳动甘心，我从未见过那样标致、那样温存的女人；她是最会向男人献殷勤的，但是，她也是个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所谓“这里”就是指她办的一所公开的妓院，有几间供租用的房子。还有一个供跳舞用的大庭院，那儿悬吊着从帕拉玛里波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形如大圆瓜的灯笼。是她毁掉了我们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学的多得多，而最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比一张空床更可悲的地方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第一次见到她就神魂颠倒了。我提醒他：“秃鹫抓苍鹭，不知是祸福。”可是他没有听进我的话，他被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迷魂汤灌得晕头转向。他完全被她迷住了，在他十五岁时，她成了他寻花问柳的导师，直到易卜拉欣·纳赛尔揍了他一顿皮带，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并且关进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罗牧场达一年多之久，才算把他们拆散。那以后，他们依然感情很深，但那是严肃的，已经没有爱情纠葛了；她是那么尊重他，只要他在，绝不撂下他而去陪其他嫖客。在最近那次假期里，她托辞劳累——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把我们早早打发走，但是大门并不上校，走廊里还留下一盏灯，为的是让我偷偷地回去。
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一种几乎是神奇的化装本领，他最喜欢将舞女们装扮成另外的样子。他常常将一些女人的衣服抢出来给另外的女人穿上，这样每个女人都变得和原来不一样，变成了别的女人的相貌。一次，有个女人为自己被打扮得和另一次一模一样而痛哭一场。她说：“我觉得自己象是从镜子里走出来的一样。”可是那天夜里，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赛尔最后一次高高兴兴地变他的戏法，借口说那次不愉快的回忆使她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所以，我们拉着乐队到大街上游逛演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略兄弟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害时，我们正在娱乐。快四点钟时，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出主意叫我们登上老鳏夫希乌斯住的小山为新婚夫妇演唱。
我们不仅在窗下为他们唱了小夜曲，而且在花园里燃放了焰火和鞭炮，可是我们觉得别墅里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我们没有想到里面没有人，特别因为新汽车就停在门口，车篷还折叠着，为婚礼接上的彩带和蜡制柑桔花完好地摆放着。我弟弟路易斯思里盖当时象个专业乐师似的弹奏着吉他，他为新婚夫妇即兴演奏了一首夫妻打趣的歌曲。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而是明月当空，空气清澈，山下墓地中磷火在闪动。另一边，远远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和荒凉的沼泽地，天边的加勒比海彼光粼粼。圣地亚哥·纳赛尔指着一盏导航灯，告诉我们那是遇难者的鬼魂，因为有一艘满载塞内加尔黑奴的轮船沉没在卡塔赫纳港湾里。无法想象他心中有汁么不快，尽管当时他不知道安赫拉·维卡略的短暂婚姻生活在两个小时之前已经结束了。巴亚多·圣·罗曼是徒步将妻子送回她父母家里的，免得汽车马达声过早地宣布他的不幸；他又孤单一人了，在老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坐守漆黑无灯的空房。
当我们走下山时，我弟弟邀请我们到市场饭店去吃炸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和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边走去，路上看到旧港一带穷人下榻的小客栈开始亮起灯来；他在拐过街角之前，摆摆手向我们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他家的后门同圣地亚哥，纳赛尔告别的，他们商定过一会在码头会面。当狗听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家门时，象往常一样，汪汪地叫起来，但是他在暗影里摇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当他穿过厨房向卧室走去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正在炉灶上照看着咖啡壶。
“白人，”她叫住他说，“咖啡就好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稍等一会再喝，并且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五点半叫醒他，给他送一件和身上穿的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躺下，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就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打发讨奶的乞丐婆送来的口信。五点半她按时叫醒了他，不过她没有打发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亲自拿着亚麻布衣服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的，因为她时刻都警惕着不让女儿落入贵人们的魔掌。
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穿过走廊——妓女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中间——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卧室。房间里没有灯光，可是我一进去马上就嗅到了女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看到了黑暗中那双失眠“母狮子”的眼睛，随后我便心荡神移地忘掉了一切，直至教堂的钟声挡挡地响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弟弟走进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里买香烟。他喝得太多了，因此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一直模糊不清，可是他从没有忘记彼得罗·维卡略让他喝一杯酒，那杯酒几乎要了他的命。“纯粹是惩罚我，”他对我这样说。巴布洛·维卡略正在打盹儿，我弟弟进去把他惊醒了，他便将刀拿出来给我弟弟看。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说。我弟弟却记不清他讲过这句话。“即使我记得他说了这句话，也不会信以为真，”他多次这样对我说。“鬼才想到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更不用说是用杀猪刀去杀人啦！”接着两兄弟问我弟弟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因为他们曾看见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呆在一起。我弟弟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和维卡略兄弟听了他的回答异常惊愕，此事在预审时两兄弟分别作了供认，并记录在案。据他们声称，我弟弟当时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死了。”随后，我弟弟为主教祝了福，身子碰到门框上，趔趔趄趄地走了出去。在广场中央，他遇到了神父阿马多尔。阿马多尔身穿法衣，正向码头走去，后面跟着个辅祭，手敲小铃铛，还有几个助手指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做露天弥撒而准备的。一看到这些人走过去，维卡略兄弟在胸前画了十字。克罗迪尔德
阿尔门塔对我讲，当神父若无其事地从她家门前走过去时，维卡略兄弟大失所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不过，许多年以后，当神父阿马多尔在卡拉弗尔神秘的疗养院隐居下来时对我透露说，实际上他收到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口信和别人的告急信，当时他正准备到码头去。“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不是我的事，而是民政当局的事，但是，后来我决定顺路把事情告诉给普拉西达·里内罗听。”不过，在穿越广场时，他已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您应该理解这一点，”他对我说。“在那个例霉的日子里，主教要来。”在杀人的那一瞬间，神父感到那样绝望，那样卑视自己，除了叫人敲钟报警之外，什么也没有想到。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是从厨房的门走进家去的，我妈妈怕爸爸听到我们回来的脚步声特意没有闩门。路易斯睡觉之前去上厕所，但是坐在马桶上睡着了；当我另一个弟弟哈依梅起床去上学时，看见他脸朝下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中哼着歌。我那个修女妹妹不去迎接主教，因为头一天的醉意末消，她叫了好长时间也未把路易斯叫醒。“当我去厕所时，钟正敲五点，”她对我说。后来，当我妹妹马戈特进去洗澡准备去码头时，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路易斯拖到卧室去。在睡意蒙陇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拉响了头几声汽笛。后来由于彻夜唱歌跳舞，累得精疲力尽，便酣然入睡了，一直睡到我的修女妹妹一边急急忙忙穿着法衣，一边闯进卧室，发疯般地把他唤醒：
“他们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杀死了！”
四
那血淋琳的刀口只不过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解剖的一个开始。由于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动手。“那就象他死了之后我们再杀他一次，”这个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尔隐居地对我说。“但那是镇长的命令，那个野蛮的家伙，他的命令即使再愚蠢，也要执行的。”他命令这样做并非百分之百正确。在那个荒唐的礼拜一的混乱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长通了紧急电话，省长授权他在预审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处理。镇长以前是军官，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毫无经验，去向内行的人请教应该从何着手，他又觉得太失体面。他首先关心的是解剖问题。医学院学生克里斯托·贝多亚，由于同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密友，得以免除这项工作。镇长认为尸体可以保存在冰箱里，等待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回来，可是找不到一个能装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唯一的一个合适的冰箱又不能使用了。当时尸体放在一张窄小的铁床上，停在大厅中央，任人观看，因为正在为死者赶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寝室里的电扇已全部搬来还不够，又从邻居家借来一些。但是由于那么多人挤着要看尸体，以致不得不搬走家具，摘下鸟笼，挪走欧洲蕨花盆。即使这样，大厅里依然热得透不过气来。另外，一嗅到死人气味，狗纷
纷跑来，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气氛。从我走进家里，狗一直汪汪叫个不停，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还在厨房里挣扎着，尚未咽气。我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一边哭一边喊叫着，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挡住。
“帮我一下，”她向我喊道。“这些狗要吃他的内脏。”
于是，我们把狗锁在畜栏里。死者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后来叫人把狗送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直到葬礼以后再放回来。但是，中午时分，谁也不知为什么它们一下子逃了出来，疯狂地闯进家里，普拉西达·里内罗顿时骂了起来。
“这些该死的狗！”她喊道。“把它们都打死！”
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依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象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一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手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礼拜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作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象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唯一的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六十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对我说，“他最多只能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十二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依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作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过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象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了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象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象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上一顿，向来是她唯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至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了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的情况，脱口而出道：“我好象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那间牢房三米见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铁条，有一个活动厕所，盆架上摆着脸盆和水罐，两张石砌的床铺上铺着草席。这牢房是根据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说，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馆了。我弟弟路易斯·恩里盖同意这种说法，一天晚上，由于乐师们之间发生争吵他被关在那里，镇长大发慈悲，允许一个妓女陪着他。当维卡略兄弟俩早晨八点钟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威胁以后，也许想到会有同样的美事。那时，由于他们已经服罪而受到了优待，他们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气味持久不消。他们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丝瓜瓤，洗去了臂膀和服上的血迹，另外，把衬衣也洗了，不过就是没法睡着。彼得罗·维卡略还要了洗涤剂和利尿剂，以及一卷消毒纱布，上午他小便了两次。不过，那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彼得罗·维卡略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了，以致气味的问题退到了第二位。下午两点钟，当热浪简直要把他们熔化的时候，他累得无法躺在床上，同样也无法站立。腹股沟的疼痛一直影响到脖颈，尿闭了，他恐怖地断定这辈子再也难以睡觉了。“我十一个月没合眼，”他对我说。我对他相当了解，知道他的话是真的。那天他没吃下午饭，而巴布洛·维卡略呢，给他送去的东西每样只吃了几口，一刻钟之后，就上吐下泻起来。下午六点，在解剖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尸体时，镇长被紧急召来，因为彼得罗·维卡略坚持说有人给他哥哥下了毒药。“我水泻不止，”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阿拉伯人干的勾当。”到那时活动厕所已经溢出过两次，看守还带他去了六次镇政府的厕所。阿蓬特上校在那里看见了巴布洛·维卡略。
看守把他领进无门厕所，他便哗哗地泻起来，他认为中毒这一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当断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饭都是普拉维卡略给他们送去的时候，这种看法立即消失了。尽管如此，镇长还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带到自己家中，进行特殊的看守，后来预审法官来了，才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监狱去。
孪生兄弟的担心和外边人的情绪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报复，但是除了维卡略兄弟两人外，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投毒。人们更多的猜测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从天窗里倒进汽油，将两个囚犯烧死在牢房里。不过，这种猜测也是很荒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们在本世纪初来到加勒比海地区的村镇定居，当然，也有到穷乡僻壤定居的。他们在那儿卖彩带和零零碎碎的小杂货。这些人团结、勤劳、诚实，他们在自己人之间通婚，从外地买进小麦，在院子里养羊，种牛至和茄子，他们唯一的癖好是玩纸牌。成年人还象在他们国家那样继续讲农村阿拉伯语，在家里，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这种语言，到了第三代——圣地亚哥·纳赛尔例外——只是听父母用阿拉伯语讲话，而回答他们时则用西班牙语。所以，不能设想，他们一夜之间就改变了自己的平和气质来为一个人的死报仇，而对这个人的被害我们大家都是负有责任的。同样，没有一个人想到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家会报复，虽然他们家在破落之前有权有势、战功累累，而且当初在权势的庇护下，这个家庭中还曾出现过两三个狂饮无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听了流言很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万分，祭坛上放着服丧的标志，有的人还坐在地上嚎陶大哭，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报仇的念头。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早晨，由于当时的气氛，他们有过反应，但是就连罪犯本人都承认，他们并没有挨阿拉伯人打。不仅如此，还是阿拉伯人的百岁族母苏塞梅。阿布达拉建议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莲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维卡略的类霍乱症，并使他的挛生兄弟尿道畅通。这以后，彼得罗·维卡略终于沉沉睡着了，而他的哥哥在复元以后也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当镇长在礼拜二凌晨三点把普拉维卡略带去跟她的儿子告别时，就是见到他们这样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议下，普拉维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儿们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们定时，众人都在沉睡，谁也没有发现他们，当时我们这些在那个不可挽回的日子里醒着的人，正在安葬圣地亚哥·纳赛尔。他们是遵照镇长的决定出走的，走时心情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可是再没有回来过。普拉维卡略用一块布为被休的女儿安赫拉·维卡略包上了脸，不让别人看到伤痕，并且给她穿上大红的衣服，避免人们怀疑她为私通的情夫穿孝。临行前，普拉维卡略请求阿马多尔神父为狱中的儿子仟悔，但是彼得罗·维卡略拒绝忏悔，他还说服了哥哥，让他相信他们没有任何可后悔的。就这样，两个人孤孤单单地留了下来。在把他们转移到里奥阿查去的那天，兄弟俩精神已完全恢复，坚信他们做得有理，因而不愿意象家里人那样在夜间被带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离去。父亲庞西奥维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为精神上的创伤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维卡略对我说。孪生兄弟被赦以后，便留在里奥阿查，这儿离马那乌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全家就住在那里。普鲁登西姬科德斯去那里同巴布洛·维卡略结了婚。巴布洛·维卡略在他父亲的作坊里学会了做金银首饰的手艺，并且成了个有名的师傅。彼得罗·维卡略，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职业，三年之后又重新入伍，荣获了上士的官衔。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他带着巡逻队唱着淫秽的歌曲深入游击队活动区，从此下落不明。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一个受害者，即巴亚多·圣·罗曼。悲剧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严地、乃至颇为杰出地完成了生活赋予他们的使命。圣地亚哥·纳赛尔受到了惩罚，维卡略兄弟俩表明了他们象个男子汉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获得了荣誉。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亚多·圣·罗曼“，可怜的巴亚多，”人们多年来想到他时都这样说。不过，凶杀案发生后，直到第二个礼拜六的月蚀之前谁也没有想起他，那天老鳏夫希乌斯告诉镇长说，他看见一只磷光闪闪的小鸟在他原来的房子上空盘旋，他以为那是他妻子的阴魂来索取她的东西。镇长在自己的额头拍了一下，根本没有理睬老鳏夫的幻觉。
“他妈的！”他叫了一声。“我怎么把那个可怜的人给忘了呢！”
他带了一支巡逻队上了小山，敞篷汽车仍然停在别墅门前，寝室里有一盏孤灯，他叫了一阵，但是没有人回答。于是他们从一例破门而入，察看了由月蚀的余光依稀照亮的各个房间。“屋里的东西好象是搁在水底下似的，”镇长对我这样讲。巴亚多·圣·罗曼不省人事地躺床上，仍然和礼拜二清晨普拉维卡略看见他时那样，那条考究的裤子和丝绸衬衣，但没有穿鞋。地上扔满空酒瓶，床边还有更多的没有打开的酒瓶，但是没有一点吃食。
“他已严重酒精中毒，”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对我说，当时对他进行了急救。没过几个小时他就恢复过来了，一有知觉，他就毫不客气地把那些人打发了出去。
“谁也别来扯淡，”他说。“就是我的亲爸爸也别来管我。”
镇长把这件事用加急电报报告了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
在电报中连将军儿子说的最后那句话也一字不少地写了进去。圣罗曼将军可能完全顺从了儿子的意志，因为他没有来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带着女儿们来的，另外还来了两个成年妇人，看来是将军的姐妹。她们乘的是货轮，她们为巴亚多·圣·罗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头散发。在登岸之前，他们脱掉鞋子，在中午滚烫的土路上赤脚穿过大街，向小山走去。她们不时地揪抓头发，放声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仿佛是由于高兴而发出来的。我站在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家的阳台上看着她们走过。我记得我曾这样想：装出那样一副痛苦的样子只能是为了掩盖其他更大的羞耻事。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陪同她们去了山上的别墅，过了一会，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骑着他紧急出诊时骑的骡子来了。当炎热稍退的时候，镇上的两个男人在吊床上穿了一根棍子将巴亚多·圣罗曼始下了山，他的整个身子被毯子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群哭丧妇跟在后面。玛格达莱娜奥利维认为巴亚多·圣·罗曼已经死了。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惨呀！”
由于酒精中毒，巴亚多·圣·罗曼再次昏迷过去，但是很难相信抬着的还是活人，因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亲多次把它放到吊床里，可是马上又耷拉下来，结果从悬崖边到轮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长道印迹。那是巴亚多·圣·罗曼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种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来。每当休假时，在狂欢的夜晚，我都和弟弟们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遗弃的房舍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那是结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向她母亲要的，不过我们根本没有重视它。里面装的着来都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用品。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略告诉了我，为了骗过她的丈夫，别人教给了她一套产婆用的法子，我这才知道了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个只过了五小时婚姻生活的家中的唯一的东西。
过了些年，当我回去为这篇记叙文搜集最后一些材料时，连约兰达·德·希乌斯珍贵的遗物也不复存在了。尽管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再三叮咛要对这幢房子严加看守，可是里面的物品还是渐渐地不翼而飞，包括有六块穿衣镜的大衣橱。这衣橱由于从门口抬不进去，蒙帕斯的歌唱家们只好在房子里边组装它。老鳏夫希乌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遗物，她的阴魂自己会来拿走的，因而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为此，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曾耻笑过他。
可是，一天晚上上校突然想到要举行一次招魂弥撒，以澄清家具等等怎么会神秘地失踪的。据说，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亲自向他证实，确实是她通过那件人命案来索回她在幸福的生活中使用过的用品的。别墅开始损坏了。门前新婚夫妇的汽车渐惭地被糟蹋坏了，最后只剩下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破烂不堪的空车皮。多年以来，对这汽车的主人的情况一直不得而知。预审档案上有他的一条供词，但是简短、一般，看来是最后一刻在别人的建议下履行公事作出的。我唯一和他作的一次交谈是在二十三年以后，他带着敌视的目光接待了我，断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有助于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说实在的，关于他，就是他的父母也不会比我们知道得多，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为什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而看上去除了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结婚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相反，关于安赫拉·维卡略，我却一直不断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从而在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个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过一些日子，想说服最后几个她所崇拜的人人教，在那个被加勒比海水环抱的村子里，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谈。她母亲把她送到那里，目的是使她与世隔绝。“你的表妹问候你，”我的妹妹马戈特总是这样对我说。她头几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维卡略，她说家里给安赫拉购置了一幢简陋的房子，有一个大院落，海风能时常迎面吹来，唯一的问题是，在夜晚海水涨潮时，厕所的粪水常常漫溢出来，黎明时海鱼在卧室里乱蹦乱跳。那期间所有看见过安赫拉的人都说她在全神贯注地、熟练地用机器绣花，在忙碌中忘却了过去的事情。
许久以后，确切的时间已记不清了，我想了解一点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带的村镇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偶然来到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边一幢房子的窗前，有个女人在用机器绣花，那时天气很热，她半穿着丧服，戴着金丝边眼镜，金黄色的头发已开始花白，头的上方接着一只鸟笼，一只加那利小鸟不住地歌唱着。看见这个女人这般模样坐在富有诗意的窗户里，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终竟是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确实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之后的安赫拉。维卡略。
她象从前一样，把我当作一个远房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十分风趣。她是那样的成熟和机敏，真难相信那是原来的安赫拉·维卡略。最使我惊愕的是她是怎样终于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她不象我第一眼见到时那样衰老，而是象我记忆中那么年青了，可是跟她二十岁那年被迫毫无感情地结婚时没有半点共同之处。她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象对待一个难以对付的幽灵似的接待了我。她拒绝谈及往事，因而在这篇记叙文中我只是摘录了她同我母亲聊天时的片言只语，以及我记得的她的一些话。她竭力使女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但是女儿并没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为她从不隐瞒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对所有愿意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详详尽尽地讲述一番，当然那个永远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谁、以什么方式和何时真正损害了她，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干的。
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谁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单独在一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分高傲，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你表妹是个傻瓜，”当不得不提到她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其次，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他是一只专门捕捉小鸟的老鹰。他象父亲一样，总是只身行动，在那带山区长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没有哪一个不在他的涉猎之内。但是，在这个镇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盖尔保持一种正常关系以及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曾使他丧魂落魄达十四个月之久外，不知还有别的什么风流韵事。人们都说——也许这种说法最含恶意，——安赫拉·维卡略为了保护她真正爱着的人，才说出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嘴里掏出实话。可是，她继续绣着手中的花，头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再拐弯抹角啦，”她对我说“：就是他。”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灾难，她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听。她说她的女友们教给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觉，要装得羞羞答答，让丈夫关上灯，为了伪装贞洁，要用红汞水染在床单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里晾晒。这些专拉皮条的女人只有两件事没有考虑到：一是巴亚多·圣·罗曼坚决滴酒不进，二是安赫拉·维卡略由于自己的偏见面无法摆脱愚笨，内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贞洁。“她们说的那些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纯粹是卑劣的行为，对谁也不能那样做，何况是对那个同我结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顾她的一生会毁掉。“事情很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决心死。”
事实上，她毫无羞耻地讲她的不幸，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幸，即真正的不幸，这不幸使她痛苦万分。在她决定告诉我听之前，谁也不曾想到，自从巴亚多·圣·罗曼将她送回她家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对她的最后一次打击。“妈妈一开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他，”她对我说。拳头打在她身上她却并不觉得痛，因为她知道那是为他而挨打。当她倒在饭厅的沙发上鸣咽时，还在继续思念着他，对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惊讶。“我不是为挨打，也不是为发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对我说。
“而是为他而哭。”在母亲给她脸上敷上山金车花酊药布时，她仍在想着他；当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教堂钟楼的钟声齐鸣，母亲进来告诉她，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她可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想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去。普拉维卡略在冷饮部要了一杯饮。当她背着女儿喝饮料时，女儿在大厅的多面镜里看到了她自己脑子里思念的人。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回过头去，看见了这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他没有看见她，她看见那个人走出了饭店。然后她又万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亲。普拉维卡拉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镜在柜台那儿对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维卡略生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尽力掩饰她的缺点的可怜的女人。“混帐，”安赫拉自言自语地说。她完全神经错乱了，回家时一路上高声唱着歌，回到家里就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宁，她便给他写了第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的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恨。“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礼拜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的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绘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礼拜五下午都来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十七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象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上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若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的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五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的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唯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了，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罗赫略德技弗洛尔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了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样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子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之极的入。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赶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的神气。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二十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司令部9，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了助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三百二十二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件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件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他没有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玷污了安赫拉·维卡略的任何线索，更不用说可信的线索了。给安赫拉·维卡略出谋划策，要她欺骗丈夫的女友们，很长时间里一直在说，婚礼之前她就将她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但是没有向她们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们的证词：“她把那个奇异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但没有说出名字。”而安赫拉·维卡略呢，一直坚持原来的说法。当预审法官侧面问她是否知道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谁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就是侮辱了我的那个人。”
案卷上就是这样记录的，但是怎样侮辱了她，在什么地方侮辱了她，都没有任何说明。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审判过程中，民众代表一直坚持认为那种指控是软弱无力的。看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控告缺乏根据，预审法官十分困惑，他为自己辛勤的工作于顷刻之间就变得毫无价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百一十六页上，有他用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的一条旁注：“请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在那个气馁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红的墨水熟练地画了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脏。和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亲密朋友们一样，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纳赛尔本人最后几小时的表现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确实，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圣地亚哥·纳赛尔一刻也没有心虚的表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罪归于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围人们是虚伪的，也应当知道维卡略兄弟俩头脑简单，经不住嘲弄。没有人十分了解巴亚多·圣·罗曼，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却相当了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人一样，有着自己天生的偏见。因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于是自杀。此外，当他在最后一刻终于得知维卡略兄弟俩在等着杀死他的时候，正如众人纷纷议论的那样，他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无辜者的惶恐不安。
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在他答应我妹妹马戈特到我家吃早饭以后，克里斯托·贝多亚便拉着他的胳臂在码头上走着。两个人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们产生了幻想。“他们显得很高兴，”梅梅洛阿伊莎对我说“，我感谢了上帝，因为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很喜欢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电厂厂主波罗卡里略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者的镇静，而是无耻之徒的镇静。“他以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厂主对我说。厂主的妻子法乌斯塔洛佩斯评论说：“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菌达列西奥。帕尔多刚刚走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店门口，那两个孪生兄弟就告诉他，等主教一走，他们就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茵达列西奥帕尔多象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以为那是醉汉在说胡话，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告诉他那是确实的，并且要他赶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劳神了，”彼得罗·维卡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定了。”
这种挑战是再明显不过了。孪生兄弟了解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可能认为他是可以在他们弟兄俩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出面阻止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适当人选。可是，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见到
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拉着胳膊向前走去的时候，却没敢把事情告诉他。“我胆怯了，”他对我说。他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后便让他们走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估算着婚礼的开支。
人们也沿着和他们一样的方向朝广场散去。人群拥挤，但是埃斯科技斯第卡希斯内罗斯仿佛看到克里斯托·贝多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这对朋友在人群中间一个空荡荡的圆圈中毫无阻挡地走着，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被杀害，不敢靠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异常。“他们那样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画着花脸似的，”他对我说。当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萨拉，诺列加的鞋店前走过时，这位女店主正在开店门，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脸色灰白，她吓了一跳。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使她镇静了下来。
“您看看，萨拉姑娘，”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边走一边对她说，
“他醉成这个样子。”
塞列斯特唐孔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己家门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去欢迎主教的人。她请圣地亚哥·纳赛尔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虑如何回答我时，拖住他几分钟，”她对我说。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他要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同我妹妹共进早餐。“我装起傻来，”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对自己要做的事那样有把握的话，维卡略兄弟俩不会杀他。”雅米尔沙尤姆是唯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他一得知那个传闻，就立刻跑到他的布店门口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以便把事情告诉他。此人是同易卜拉欣·纳赛尔最后一批来这儿的阿拉伯人之一，直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去世一直是他的牌友，当时仍是他家的传统顾问。要找圣地亚哥·纳赛尔谈事情，谁也比不上他有威信。可是，他转念一想，如果传闻不可靠，那会给圣地亚哥·纳赛尔造成一场虚惊。于是他决定先向克里斯托·贝多亚问问，他可能知道得更清楚。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过时，雅米尔沙尤姆叫住了他。那时圣地亚哥·纳赛尔已经走到广场的拐角上，克里斯托·贝多亚拍了拍圣地亚哥·纳赛尔的背，然后朝雅米尔沙尤姆走去。
“礼拜六见，”他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答他，而是用阿拉伯语对雅米尔沙尤姆说了一句话，雅米尔沙尤姆笑得直不起身子，也用阿拉伯语回敬了他。“那是一种双关语，我们经常用它来取乐，”雅米尔·沙尤姆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边走边向他们打手势告别，然后拐过了广场。那是他俩最后一次看见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一听完雅米尔，沙龙姆提供的情况，立刻跑出店铺去追圣地亚哥·纳赛尔。他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拐过了广场，可是在开始散去的人群中没有找到他。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好几个人打听，他们的回答都是同样的：
“我刚刚看见他和你在一起。”
他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回到家里，但是他还是走进去问了一下，因为前门没有闩上，是虚掩着的。进去时，他没有看见地上的信，穿过黑暗的客厅时，他尽量不弄出声响，因为还不到客人来访的时间；但是狗在院子的尽头叫了起来，并且直奔他来。他晃着钥匙让狗安静下来一‘这是他从狗的主人那里学来的，然后走到厨房，狗一直尾随着他。在走廊里，他碰见了迪维娜·弗洛尔，她正拎着一桶水，拿着拖把，准备去擦客厅的地板。她十分有把握地告诉克里斯托·贝多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回来。在克里斯托·贝多亚走进厨房时，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刚刚把兔子肉放在炉灶上。她立刻明白了。“她的心都要跳出来啦，”他对我说。克里斯托·贝多亚问她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在家，她假装天真地回答说他还没有回来睡觉。
“可不是闹着玩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对她说。“维卡略兄弟正在找他，他们要杀死他。”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不再是天真的样子了。
“那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不会杀人的，”她说。
“他们从礼拜六起一直在喝酒，”克里斯托·贝多亚说道。
“正因为喝酒才不会杀人，”她反驳说。“从来没有哪一个醉汉吃自己的大便。”
克里斯托·贝多亚又回到了客厅，迪维娜·弗洛尔刚刚把客厅的窗户打开；“显然没有下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还不到七点，金色的阳光已经从窗户中射进来。”他又问迪维娜·弗洛尔，是否敢肯定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从客厅的门走进家来。这次她不象第一次那么肯定了。他又向她问起普拉西达·里内罗，她回答说，她刚刚把咖啡放在她的床头柜上，但是没有叫醒她。普拉西达·里内罗一向如此，七点钟起床，然后喝咖啡，下楼安排准备午饭。克里斯托·贝多亚看了看表，是六点五十六分。于是他上了二楼，想证实一下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没有回家。
寝室的房门反锁着，因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从他母亲的卧室走出去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不仅象对自己的家那样熟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家，而且同这一家人不分内外，于是他推开了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门，想从那儿穿过，到隔壁的卧室去。一束阳光照着飞舞的尘埃从天窗里射进来，那个美丽的女人侧着身子睡在吊床上，一只白嫩的手掩着面颊，看上去不象原来那个人。
“她象一个仙女，”克里期托贝多亚对我说。他被她的美丽吸引
住了，仔细地欣赏了一刻，然后悄悄地穿过卧室，经过浴室，走进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床铺没有动过，熨好的骑马装放在扶手椅上，衣服上有一顶骑士帽，地上摆着一双靴子，旁边是马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手表放在床头柜上，时针指着六点五十。“我突然想到他拿了枪又出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他发现马格南手枪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武器，”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但是我还是决定拿着那支左轮手枪送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克里斯托·贝多亚从衬衣内侧把手枪掖在腰带上，只是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以后，他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在他关床头柜的抽屉时，普拉西达·里内罗端着一杯咖啡出现在门口。
“我的老天！”她叫了起来。“你可把我吓了一大跳！”
克里斯托·贝多亚也吃了一惊。他看见她站在明亮的阳光下，穿着金黄色的云雀图案的晨服，头发蓬乱，令人倾倒的姿色已逝而不见。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些含糊地解释说他是来找圣地亚哥·纳赛尔的。
“他去欢迎主教了，”普拉西达·里内罗说。
“主教没下船就走了，”他说。
“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说“，这狗娘养的。”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她发现克里斯托·贝多亚那时的神情。“但愿上帝饶恕了我，”普拉西达·里内罗对我说。“看到他那样狼狈，我忽然想到他是来偷东西的。”她问克里斯托·贝多亚有什么事。克里斯托·贝多亚明白自己受到了怀疑，但是他没有勇气道出真情。
“您看，我一分钟的觉也没有睡，”他对她说。克里斯托·贝多亚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总之，”他对我说，“她总是认为别人在偷她的东西。”他在广场上遇见了阿马多尔神父，弥撒没有做成，他拿着祭衣正回教堂去。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觉得他除了能拯救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灵魂以外，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他再次向码头走去，这时听到有人从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牛奶铺里叫他。彼得罗·维卡略站在铺子的门前，面色苍白，头发蓬乱，敞胸露怀，衬衣袖子一直挽到胳膊肘，手里拿着他自己用钢锯条改制的粗笨的杀猪刀。彼得罗·维卡略装出巧遇的样子，然而那神情却显得过分骄横无礼了。虽说如此，这还称不上是在最后几分钟内唯一的和最明显的一次让别人出面阻止他去杀人。
“克里斯托，”他喊道“，你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我们在这里等着杀死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本来可以做件好事，阻止他们杀人的。“如果我会使用左轮手枪的话，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会死的，”他对我说。可是，他听说过一颗穿甲弹的破坏力非常之大，这想法把他吓住了。
“我告诉你，他可带着一支马格南手枪，子弹能打穿马达，”克里斯托·贝多亚喊道。
彼得罗·维卡略知道那不是真话。“他不穿骑马装是从来不带手枪的，”彼得罗·维卡略曾对我这么说过。但是，话虽这么说，彼得罗在决定为妹妹洗刷耻辱的时候，还是作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带着手枪的准备。
“死人是不放枪的，”彼得罗朝克里斯托喊叫着说。这时巴布洛，维卡略出现在门口。他象弟弟一样面无血色，仍然穿着参加婚礼时的外套，一把刀用报纸包着。“如果不是由于那件事，”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我决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随着巴布洛·维卡略走出来，并且对克里斯托·贝多亚高喊着，叫他快一点，因为在这个人人都是女人胆的镇子上，只有象他那样的男人才能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从那以后，一切都是在众目睽睽下发生的了。从码头回来的人听到喊声都警觉起来，并且开始在广场上找好位置，准备观看那场凶杀案。克里斯托·贝多亚向几个熟人打听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哪里，可是谁都说没有看见。在社会俱乐部门口，他碰上了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把刚才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牛奶铺门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不会的，”阿蓬特上校说“，我已经吩咐他们去睡觉啦。”
“我刚刚看见他们拿着杀猪刀在那儿，”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不会的，我在吩咐他们去睡觉之前，把他们的刀没收了，”镇长说。“您可能是在那以前看到他们的。”
“我是两分钟前看见他们的，每个人拿着一把杀猪刀，”克里斯托·贝多亚说。
“啊，他妈的！”镇长说，“那大概是他们又拿了另外的刀回来啦。”
他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进了社会俱乐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人已经被杀死了。克里斯托·贝多亚当时犯了他唯一的一个致命错误：他以为圣地亚哥·纳赛尔到后来决定先去我家吃早饭，而不是先去换衣服，于是便到我家去找他。他沿着河边急急忙忙地走着，碰到谁都问一问是否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去了，但是人人都说没看见。他仍然没有惊慌，因为去我家还有别的路。时髦女人普罗斯帕拉阿兰戈说她父亲躺在门前的台阶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求克里斯托·贝多亚帮帮忙，因为老人接受了主教短暂的祝福也没好转。“我看见他过去了，”我妹妹马戈特对我说，“他的脸象死人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为了进去看看病人情况，耽搁了四分钟，他答应过一会回来给病人急救，他帮助普罗斯帕拉，阿兰戈把她父亲送到卧室里去，又耽搁了三分钟。当他出来时，听到远处一片喊声，他以为是广场那边在放鞭炮。他想跑快一些，但是手枪在腰间没放好，跑不起来。当他拐过最后一个街角时，从背后认出了我的母亲，她几乎是拖着小儿子往前走着。
“路易莎·圣地亚加，”他喊我母亲“，您的教子在哪儿？”我母亲稍稍回过身来，满脸泪痕。“啊呀，我的孩子，”她答道“，听说叫人给杀啦！”事情一点不假。圣地亚哥·纳赛尔在克里斯托·贝多亚最后一次看见他拐过广场之后，立即进了他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的家，因此在克里斯托·贝多亚到处去找他时，他在未婚妻家里。“我没想到他会去那，”他对我说，“因为那一家人中午十二点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人人都说，全家人是遵从本族的老贤者纳希尔米盖尔的命令睡到十二点的。“所以弗洛拉·米盖尔肤色细嫩，犹如一朵玫瑰花，”梅尔塞德斯说。实际情况是，他们象很多人家一样，很晚的时候才关门，而起床却很早，是些勤于劳作的人。圣地亚哥·纳赛尔和弗洛拉·米盖尔的父母早已为他们订婚。圣地亚哥·纳赛尔年幼时就接受了这门亲事，并决心履行婚约，这也许是因为他和父亲一样，觉得和弗洛拉·米盖尔结合有利可图。弗洛拉·米盖尔颇有风姿，但缺乏情趣和头脑，她给所有同龄人都做过傧相，所以定下终身大事对她来说真是天意。他们一直顺利地相爱着，既不进行形式主义的互访，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已经多次推迟的婚礼最后定在圣诞节举行。
那个礼拜一，弗洛拉·米盖尔听到主教乘坐的轮船头几声汽笛声就醒来了，片刻之后，她就得知维卡略孪生兄弟在等着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她对我那个修女妹妹——在不幸的事情发生后唯一和她谈过话的人——说，记不清是谁告诉她的了。“我只知道早晨六点钟时人们都知道了那件事，她对我妹妹说。不过，她觉得维卡略兄弟俩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她当时想到的是他们俩要强迫他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以便挽回声誉。于是她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镇上许多人去等候主教时，她气得在寝室里大哭起来，同时整理着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学校开始就寄给她的那一箱子信。
圣地亚哥·纳赛尔每次经过弗洛拉·米盖尔的家，不管里面有没有人，都要用钥匙刮一刮窗户上的铁纱。那个礼拜她怀里抱着那一箱子信，一直在等圣地亚哥，纳赛尔到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街上看不见她，可她在他用钥匙刮铁纱之前，就透过纱窗看见他走来了。
“进来，”她对他说。
早晨六点四十五分钟，莫说一般人，就连医生也从未进过这个家。圣地亚哥·纳赛尔刚刚在雅米尔沙尤姆的店铺门口跟克里斯托·贝多亚分手，广场上又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他，但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进了他未婚妻的家，真是令人费解。预审法官想找到哪怕是一个看见过他的人，法官象我一样，坚持不懈地找了许久，但没能找到。在预审案卷第三百八十二页上，他又用红墨水写了一个旁注：不幸的命运使我们都变成了瞎子。实际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正门走进未婚妻家中的，毫无躲开别人的意思。弗洛拉·米盖尔气得面色铁青，身着常常在哀伤日子里穿的缀着环饰的服装，在客厅里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她把那箱信放在他手里。
“还给你，”她对他说。“但愿把你杀死！”
圣地亚哥纳赛欠顿时一怔，箱子从他手中掉了下去，那些干巴巴的毫无感情的信撒得满地。他想到卧室去追弗洛拉米盖欠，但是她把门关上了，并且闩上了插销。他敲了几次门，用急切的声音叫她，那声音清晨听起来太叫人惊讶，以致全家人都惊慌地跑来。把家人和亲戚、大人和小孩都算上，共有十四、五口人。最后出来的是父亲纳希尔米盖尔，他留着火红的胡顺，穿着从故乡带来的贝督因人那种带有兜帽的长衣，在家中他总是穿这样的衣服。我见到他的次数很多，他身材魁梧，举止稳重，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很大的权威。
“弗洛拉，”他用他本族的语言叫道“，把门打开。”
他走进女儿的房间，而全家人则凝视着神情茫然的圣地亚哥·纳赛尔。他跪在客厅里，捡起地上的信件放到箱子里。“他好象在做忏悔，”那家的人对我说。过了几分钟，纳希尔米盖尔从女儿房间走出来，打了个手势，全家人便都离去了。
老人继续用阿拉伯语同圣地亚哥·纳赛尔谈话。“从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对于我跟他讲的事情一无所知，”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当时我偷偷地问他是否知道维卡略兄弟俩正在寻找他，要把他杀死，他面如白纸，茫然不知所措，没法相信他是伪装的，”老人对我说。他也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更多的不是害怕，而是茫然。
“你大概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老人对圣地亚哥·纳赛尔说。“不管怎么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要么躲在这里，这是你的家。要么拿上我的来复枪出去。”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圣地亚哥·纳赛尔说。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他象只落水鸟，”纳希尔·米盖尔对我说。他不得不把箱子从圣地亚哥·纳赛尔手中夺下来，因为他连放下箱子开门都不知道了。
“那将是两个对一个，”老人对他说。
圣地亚哥·纳赛尔走了。人们象游行的日子那样来到广场。大家都看见了他走出来，并且也看出了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是那样的惊慌，以致找不到回家的路途。据说有人在阳台上喊了一句：“别从那儿走，阿拉伯人，从旧港那边走。，圣地亚哥·纳赛尔看了看是谁在喊。雅米尔沙尤姆呼喊着叫他到他店里躲一躲，并且进店去找他的猎枪，但是他不记得枪弹藏在什么地方了。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朝着他喊，圣地亚哥·纳赛尔转过来又转过去，无所适从，他被那么多同时而来的喊声弄得晕头转向了。很明显，他是想从厨房门进家的，但是，可能突然想起了前边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转身向那儿走去。
“他来啦，”彼得罗·维卡略说。
兄弟俩同时看见了他。巴布洛·维卡略脱下上衣放在凳子上，
拿出一把弯形杀猪刀。他们在离开店铺前，不约而同地画了十字。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抓住彼得罗·维卡略的衬衣，高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喊着，叫他赶快跑开，说他们要杀他。她的喊声是那样的急促，淹没了所有其他的喊声。“起初他吃了一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因为他不知道是谁在喊他，也不知道喊声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当他看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时候，也看见了彼得罗·维卡略，后者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一下子推倒在地，然后赶上了他的哥哥。这时，圣地亚哥·纳赛尔离家不到五十米远，他拔腿向大门跑去。
五分钟以前，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在厨房里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普拉西达·里内罗。普拉西达·里内罗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样子。她问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是否把事情透露给了她儿子一点，她有意说了谎，回答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去喝咖啡的时候，她还一无所知。迪维娜·弗洛尔继续在客厅里擦着地板，同时她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临广场的门进了家，上了小楼梯回卧室去。“我看得清清楚楚，”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他穿着白衣服，手里拿着什么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看象是一束玫瑰花。”这样，当普拉西达·里内罗问迪维娜·弗洛尔时，迪维娜·弗洛尔还要她不必担心呢。
“一分钟以前他上楼回房间里去了，”她对普技西达里内罗说。
普技西达里内罗当时看见地上有封信，但是没有想到去拾起来。只是后来在那场悲剧的混乱中有人把那封信拿给她看时，她才知道了上边写的是什么。她通过家门看见维卡略兄弟俩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向她家跑来。从她站的地方可以看见他们，但是看不到从另一个方向朝大门跑来的儿子。“我以为他们想闯进来，把我儿子杀死在屋里，”她对我说。于是向大门跑去，一下子将门关上了。她正在拴门闩时，听到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喊声；听到用拳头拼命敲门的声音，可是她以为儿子是在楼上，从他卧室的阳台上责骂维卡略兄弟俩呢。她赶紧上楼去帮儿子的忙。
圣地亚哥·纳赛尔只消几秒钟就可以跑进家门了，但这时门却关上了。他争取了一点时间用拳头敲了几次大门，随后便马上转过身去赤手空拳对付他的两个敌人了。“当我面对面地看他时，我胆怯了，”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因为我觉得他有平时两倍高大。”圣地亚哥·纳赛尔举起手挡住彼得罗·维卡略砍来的第一刀，那是用尖刀从右侧砍过来的。
“狗娘养的！”他喊道。
尖刀扎穿了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右手，接着又从右肋深深地扎了进去。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掺叫声。
“啊哟，我的妈呀！”
彼得罗·维卡略使出屠夫的野劲将刀拔出来，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又捅了第二刀。“奇怪的是，刀拔出来时滴血不沾，”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供认说。“我至少给了他三刀，他一滴血也没有流。”挨了第三刀以后，圣地亚哥·纳赛尔双臂抱着肚子弯下了腰。他象牛犊一样哀叫了一声，企图转身背对他们。巴布洛·维卡略拿着弯刀站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左边，当即在他的背上砍了唯一的一刀，一股鲜血迸了出来，染红了他的衬衣。“那血同他身上的味道是一样的，”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圣地亚哥·纳赛尔受了三处致命伤以后，再次转身面对他们。他背靠在他家的大门上，毫不抵抗，仿佛只是想帮助他们各处都砍几刀，最后把自己杀死。“他没有再呼喊，”彼得罗·维卡略对预审法官说。
“相反，我象是看到他在笑。”这时维卡略兄弟对着大门继续你一刀我一刀地、毫不费力地砍了起来，他们顾不上害怕，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光使他们完全沉浸在欢愉之中。看到他们这样行凶，全镇的人吓得喊声不绝，可是他们却听不见。“我觉得仿佛在骑着骏马飞奔一样，”巴布洛·维卡略供认说。但是，兄弟俩猛然面对现实醒悟过来，因为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还觉得圣地亚哥·纳赛尔永远不会倒下。“他妈的，表哥，”巴布洛·维卡略对我说，“你不知道杀一个大活人可真是不容易呀！”彼得罗·维卡略想最后结果圣地亚哥·纳赛尔的生命，便找他的心窝下手，但是他几乎到腋下去找了，因为猪的心脏是在那个地方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没有倒下，因为正是那两兄弟的刀不断砍来将他支撑在门上。巴布洛·维卡略绝望了，他拼命在圣地亚哥·纳赛尔肚子上横砍了一刀，肠子顿时全部涌了出来。彼得罗·维卡略也想这么干，但是由于害怕，手腕不听使唤，一下子砍在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大腿上。圣地亚哥·纳赛尔倚在门上继续站了一会，直到在阳光下看见自己洁净发绿的肠子时，才跪倒下去。
普拉西达·里内罗在各个卧室呼喊着找圣地亚哥·纳赛尔之后，听到不知从何处传来另外的喊叫声，那不是他儿子的声音，那时她把头探出那扇朝向广场的窗子，看见维卡略兄弟向教堂跑去。雅米尔，沙尤姆手里拿着打老虎的猎枪紧紧地追赶着他们，另一些赤手空拳的阿拉伯人也在追赶。普拉西达·里内罗以为危险过去了。后来她走到卧室的阳台上，发现圣地亚哥·纳赛尔朝着大门趴在门前的土地上，想从自己的血泊中直起身子。他斜着身子站了起来，用手托着接在外面的肠子，悠悠忽忽地迈起了步子。
为了绕房子转一圈后从厨房门走进家里，他走了一百多米。那时他还相当清醒，不从街上走——那样走要远些，——而是从邻近的房子穿过去。庞乔·拉纳欧、他妻子和五个孩子，还不知道在距他家门口只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到了喊声，”庞乔·拉纳欧的妻子对我说，“但是我们以为是欢迎主教呢。”他们正要开始吃早饭的时候，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满身鲜血、用手捧着一串肠子走进来。庞乔·拉纳欧告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股刺鼻的粪便味。”但是，大女儿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却说，圣地亚哥·纳赛尔仍然象往常那样潇洒地走着，那张撒拉逊人的脸，配上被弄乱了的鬈发，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英俊。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过饭桌时，对他们笑了笑，随后穿过卧室从屋子的后门走出去。“我们都吓瘫了，”阿尔赫尼达拉纳欧对我说。我姑母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正在河对岸她家的院子里刮鱼鳞，看见圣地亚哥·纳赛尔从旧港的阶梯上下来，迈着坚定的步子朝他家的方向走去。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她向他喊道“，你怎么啦！”圣地亚哥·纳赛尔认出了她。
“他们把我杀了，维内弗里达，”他说。
他在最后一道阶梯上绊倒了，但是立刻又站了起来。“他甚至想到用手掸掉沾在肠子上的尘土，”我姑母维内弗里达对我说。后来圣地亚哥·纳赛尔从那扇打六点钟起就开着的后门进了家，一下子扑倒在厨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