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上校打开咖啡盒，发现果然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从火炉上取下锅子，把里面的水往地上倒掉一半，又用一把小刀在盒里刮了刮，直到把最后几片混有铁锈的咖啡末刮下来，倒进锅里，方才住手。
上校坐在用土坯砌成的炉灶旁边，神态天真而又自负。在等着咖啡煮开的时候，他感到肚于里好象长出了有毒的蘑菇和百合。已经是十月份了。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早晨。即使象他这样经历过许许多多个这样的早晨而依然活着的人，也是如此。从上次内战结束以来的五十六年中，上校除了等待外，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十月是能够等到的屈指可数的东西之一。
他的妻子看到他端着咖啡走进卧室，便撩起了蚊帐那天晚上，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仍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然而，她还是坐了起来，接住了杯子。“你呢？”她问。
“我已经喝过了，”上校骗她说“，还剩下一大勺呢。”
这时，外面敲起了时钟。上校把出殡的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妻子喝咖啡的时候，他把吊床的一端解下来，一直卷到门后的另一端上。妻子想起了死者。
“他生于一九二二年，”她说，“正好比我们的儿子晚一个月，是四月七日。”在艰难的喘气的间隙里，她继续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咖啡，她简直是个用白色的软骨支撑起来的女人，坚硬的脊梁骨已经弯曲得成了弓形。呼吸功能的紊乱害得她常常自问自答。咖啡喝完了，而她却依然思念着死者。
“在十月里被埋葬该是可怕的呀！”她这样说，可是丈夫并没
有理睬她。他打开窗子，十月已经在院子里降临了。观赏着那些骤然变得翠绿的树木和在泥土中筑起的一座座小巧的殿堂，上校肚子里又感到了这个不祥的月份。
“我身上的骨头都发潮了，”他说。
“那是雨季的关系，”妻子回答说。“从一开始下雨，我就不断地提醒你穿上长统袜睡觉。”
“一星期前我就穿着长统袜睡觉了。”
蒙蒙细雨不停地下着，上校本想裹上一条毛毯，再到吊床上去，可是那不断传来的破铜钟声使他想起了出殡的事。“十月了，”他喃喃自语，同时向屋子中央走去。这时，他才想起了拴在床腿上的公鸡。那是一只斗鸡。
上校把妻子用过的杯子拿回厨房，在堂屋里给挂钟上了弦。挂钟镶嵌在一只木雕的框架里。对一个哮喘病患者的呼吸来说，卧室实在太狭窄了，而堂屋却迥然不同，它比较宽敞，里面放着一张铺有台布的小桌子，上面摆着一只石膏做的猫像，周围有四把藤制的摇椅。挂钟对面的墙上，贴着一个女人的画像，头上披着薄纱，站在一艘满载玫瑰的船上，身旁围了一群神魂颠倒的小伙子。
上校上完钟弦已经是七点二十分了。过了一会儿，他把公鸡带到厨房里，拴在炉子的一根支架上。然后，他把罐里的水换掉，在旁边放了把玉米。一群小孩从支离破碎的栅栏中间钻了进来，坐在公鸡周围，默不作声地看着。
“不要再看这只鸡了，”上校说，“看来看去会把鸡看坏的。”孩子们没有理睬他，其中有一个掏出口琴，吹起了一首悦耳的流行歌曲。“今天你别吹了，”上校对他说，“镇上死了人。”那个孩子把口琴装进裤兜里，上校便走进里屋去换衣服，准备去送葬。
由于妻子有病，那件白色的衣服还没有熨好，校不得不决定穿那件自从结婚以后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穿的黑呢制服。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箱底里找了出来。衣服用报纸包着。为了防虫蛀，里面还放了樟脑丸；妻子躺在床上，依然在思念死者。
“那人大概已经见到阿古斯丁了，”她说，“也许那人不会告诉阿古斯丁在他死后我们的处境吧。”
“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正在为公鸡而争执不休呢，”上校说。
他在箱子里找到了一把又大又旧的雨伞。这把伞是妻子在一次为他的党募集资金而组织的政治抽彩中获得的。那天晚上，人们出席了一场露天晚会。天虽然下起了雨，但演出并没有中断。
上校、他的妻子和八岁的儿子阿古斯丁也去观看了这场演出。他们坐在雨伞下，一直坚持到散场。现在，阿古斯丁已经长眠地下，这把闪光发亮的绸伞套也已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了。
“你瞧我们这把马戏团里小丑式的雨伞成了什么样！”上校说了一句他很久以前曾经说过的话。他把伞举到头顶；打开了神秘的金属伞骨。“现在只能用来数数天上的星星了。”
他笑了。可是妻子并没有对雨伞瞥一眼。“一切都是这样，”她喃喃地说道，“我们人还活着就在腐烂了，”她闭上眼睛，沉浸在对死者更加深沉的思念之中。
由于很久以来没有镜子，上校便用手摸索着刮完了脸，接着，他又不声不响地穿上衣服。裤子小得象长衬裤一样，紧紧地裹在腿上，裤腿用带子打了个活结，扎在脚踝上，两条用同样料子做成的小布带把裤子系在两个缝在裤腰上的金黄色的扣子上，连裤带也用不着。那件颜色象古老的马粪纸、硬得也和马粪纸一样的衬杉，用一个铜钮扣扣着。这枚钮扣同时还用来扣假领。假领已经破烂不堪，上校只好不系领带了。
他每做一件事情，都仿佛是在从事意义重大的活动。他手上的骨头被一层亮闪闪、紧绷绷的皮肤包裹着，和脖子上的皮肤一样，上面布满了斑点。在穿那双上漆的短统皮靴之前，他先把沾在接缝上的泥巴刮掉。这时，妻子发现他的穿着打扮就象结婚那天一样。只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发觉自己的丈夫是多么苍老了。
“你好象是要去办一件大事，”她说。
“这次出殡就是一件大事，”上校说，“这是多年来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九点以后，雨停了。上校正准备出去，妻子拽住了他的衣袖。
“你梳梳头吧！”她说。
他试图用一把牛角梳把一根根灰白色的、硬得如同猪鬃一样的头发梳理得服帖一些。可是他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我大概象只鹦鹉吧，”他说。
妻子又把他仔细看了看，觉得不象。上校并不象鹦鹉。他是一个干瘦的男人，那坚硬的骨头似乎是用螺母和螺栓串连起来的。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来看，倒还不象是保存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
“这样很好，”她赞赏他说道。当丈夫正要离开房间时，她又说：
“请问一下大夫，是不是我们家里对他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
他们住在村头的一座房子里，房顶是用芭蕉叶盖起来的，墙壁上粉刷的白灰已经剥落。此刻雨已经不下了，空气却还很潮湿。上校沿着小巷向广场走去，两旁是鳞次栉比的房屋。当他走到中心大街时，浑身不由得一阵颤抖。他极目远望，镇子已经用鲜花点缀起来。那些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坐在家门口，等待着出殡的队伍过来。
上校到了广场，天又下起了毛毛雨，台球房的老板从门口看见了他，便张开双臂喊道：
“上校，等一等！我借给您一把雨伞。”上校头也不回地答道：“谢谢，我这样很好。”
出殡的队伍还没有出发，男人们穿着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打着雨伞在门口交谈。其中有个人看见上校一蹦一跳地越过广场上的水坑。
“到这儿来吧，老兄！”他大声喊道。
他在伞底下让出了一个空位。
“谢谢，老弟，”上校说。
可是，他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径直走进屋里，去向死者的母亲表示慰问。他首先闻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花儿散发出来的气味，接着他就觉得浑身发热，卧室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上校试图从他们中间挤过去。但是，这时有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背上，从后面推着他，穿过了由一张张迷惑不解的面孔组成的夹道，把他推向屋子里头，一直推到了停放那个鼻孔又深又大的死者的地方。
死者的母亲正在那里用一把芭蕉扇驱赶爬在棺材上的苍蝇。另外一些身着缁衣的女人，在一旁看着死者的遗体，脸上露出了犹如在观看流水一样的神情。突然，有人在屋子深处喊了一声，上校把一个女人推到一边，侧身走到死者母亲的跟前，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他咬紧了自己的牙齿。
“我向您表示深切的慰问，”他说。
死者的母亲没有回头。她张开口嚎叫了一声，上校禁不住大吃一惊。在一片悲痛欲绝的哭叫声中，他感到自己被无形的人群向尸体跟前推去，便伸出双手，寻找支撑身体的东西。靠墙的地方早已被人占据，他没有能够挨着墙壁。有人用十分温柔的语气在他的耳边慢悠悠他说道：“小心点儿，上校！”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死者。可是，此刻他却没有认出死者，因为死者身上裹着白布，手里拿着一把短号；身子虽已僵硬，看上去却富有生气，似乎象他一样惊慌失措。他仰起头来，想在一片嚎叫声中呼吸点新鲜空气。这时，他看到那口上了盖的棺材沿着用鲜花铺成的斜坡朝门口滚去，花朵在墙上被挤得粉碎。上校浑身冒汗，感到关节疼痛。隔了片刻，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来到街上，因为那蒙蒙细雨落在眼皮上，使他的视线模糊了。有人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对他说道：
“快点，亲家！我一直在等着您呢！”
此人名叫唐·萨瓦斯，是上校已故的儿子的教父。在他们党的所有领导人中，唯有他逃脱了政治迫害，至今还生活在镇上。
“谢谢，亲家，”上校答应了一声，便躲到雨伞下。两个人默默地走着。乐队奏起了哀乐，上校发现少了一把铜管。这时，他才第一次确信死者已经死了。“可怜的人！”他喃喃自语道。
唐·萨瓦斯干咳了一声。也用左手打着雨伞，因为他的身材比上校矮小，只得把伞柄举得几乎与头顶一般高。出殡的队伍离开广场以后，人们便开始交谈起来。这时，唐·萨瓦斯把他那张神情忧郁的面孔转向上校，问道：
“亲家，那只公鸡怎么啦。”
“还在那里呢，”上校回答说。这时，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道。
“你们把这个死鬼抬到哪里去。”
上校举目望去，看见镇长站在警察局的阳台上，摆出一副要发表演说的姿态。他穿着短裤和法兰绒上衣，浮肿的面颊上长满了胡须。吹鼓手们停止了演奏哀乐。过了一会儿，上校听出了安赫尔神父的声音，他正在与镇长吵吵嚷嚷地交谈。透过雨伞上滴滴嗒嗒的雨点声，上校听出了他们在谈些什么。
“怎么啦？”唐·萨瓦斯问。
“没什么，”上校回答说，“他们说出殡的队伍不能从警察局门前经过。”
“啊！我忘记了，”唐·萨瓦斯大声说道，“我总是忘记我们在戒严时期。”
“这可不是暴动，”上校说，“这是给一个可怜的音乐家送葬。”
出殡的队伍改变了路线。在贫民区，女人们一个个神色紧张，默默地看着他们走过。但随后她们却跑到大街上，叽里呱啦地赞扬和感谢死者，并向他告别，似乎以为死者在棺材里能够听得见她们的讲话。到了墓地，上校感到身体不适，唐·萨瓦斯把他推到墙边，让抬着死者的人们过去，同时，又转过脸来，笑眯眯地看着上校，不料却碰到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你怎么啦，亲家？”他问道。
上校长叹了一声。
“十月了，亲家。”
他们顺着原路走了回来。雨早已停了，蔚蓝的天空也好象高了许多。“不会再下雨了，”上校这样想着。他感到舒服多了，但依然在凝神思索。唐·萨瓦斯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
“亲家，让医生给您瞧一瞧吧！”
“我没有病，”上校说，“不过一到十月份我就觉得肚子里好象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
“啊！”唐·萨瓦斯惊讶地喊道。他在自己的家门口告别了上校。这是一座新建的两层楼房，安有几扇锻铁窗户。上校也朝自己家里走去。由于没有穿丧服，他感到非常难过。隔了一会儿，他又从家里走出来，到街角上的一家商店买了盒咖啡，并给公鸡买了半磅玉米。礼拜四这一天，尽管上校想躺在吊床上，结果却仍然为公鸡忙碌了一天。近日来，雨一直不停地下着。
这一周，上校感到自己的内脏好象撕裂了，患哮喘病的妻子那急促的呼吸声，使他烦恼得好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不过，在十月份一个礼拜五的下午，这喘气声倒是暂时停止了。阿古斯丁的伙伴们——他们与他一样，都是裁缝铺的见习生和斗鸡场上的狂热者——利用这个机会来看看公鸡是不是符合要求。公鸡符合要求。
当屋子里只剩下上校和妻子时，上校便回到了卧室。妻子已经恢复了常态。
“他们讲了些什么？”她问。
“他们可热心了，”上校说，“大家都在节衣缩食，把赌注下在公鸡身上。”
“我不知道这只如此丑陋的公鸡有什么东西被他们看上了，”妻子说，“我看它象个怪物：头与爪子相比，显得实在太小了。”
“他们讲，它是全省最好的一只鸡，”上校反驳说，“大约值五十个比索。”
他相信这个理由会证明自己下决心留下这只公鸡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他儿子的遗产。九个月前，儿子由于散发地下刊物，在斗鸡场上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了。“值这么多钱，简直是幻想，”妻子说，“这些玉米吃完以后，我们就得用自己的心肝来喂它了。”上校一边在衣柜里找他那条斜纹布裤子，一边在暗自思忖。
“只差几个月了，”他说，“听说一月份肯定要斗鸡。到时候我们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裤子还没有熨。妻子把它铺在锅台上，用两只在炭火上烤热的熨斗把它熨平了。
“你干吗那么着急上街呢？”她问。
“我要去邮局。”
“我忘了今天是礼拜五，”她回卧室时这样说道。上校已经穿好了衣服，但是还没有穿裤子。妻子瞧了瞧他那双鞋子。
“这双鞋该扔掉了，”她说“，你还是穿那双短统漆皮靴吧！”上校感到非常难过。
“这双鞋就象孤儿穿的，”他回答说，“每当我穿上它的时候，就感到自己好象是从孤儿院里逃出来似的。”
“我们是失去了儿子的孤父孤母，”妻子这样说。这一次她又把丈夫说服了。在轮船的汽笛还没有鸣响之前，上校就朝港口走去。他脚上穿着那双短统漆皮靴，身上穿着一条没系裤带的白色长衬裤和一件没有假领而上端用铜扣扣着的衬衫。他从叙利亚人莫伊塞斯的店铺里望着轮船靠岸。乘客们在船上一动也不动地呆了八个小时之后，精疲力尽地走下船来。乘客总是这样一些人：小贩以及上礼拜出去旅行，照例现在回来的本镇人。
最后一只船是邮船，上校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它靠岸。他发现了船顶上的邮包，邮包系在排气管上，上面覆盖着一层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上校的直观感觉变得敏锐了，同时，那只公鸡也使他更加感到焦急不安。从邮差登上船到把邮包解下来背在背上，上校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上校紧跟在邮差后面，沿着和港口平行的大街走着。这两旁的商店和货栈犹如一座迷宫，里面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每当上校尾随邮差从这里经过时，就感到焦虑不安，这种心情虽说与恐惧截然不同，但也同样使人感到紧张。医生正在邮局里等候报纸。
“大夫，我妻子让我问问您，是不是我们家对您有什照顾不周的地方，”上校对他说。
这是一个年轻的医生，长了一头油光发亮的鬈发，牙齿得那么整齐，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他问了问那位哮喘病患者的健康状况。上校向医生详细他讲述着妻子病情，而目光却注视着邮差往各个信箱里分装信件的一个动作。他干活时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使上校感到非常恼火。
医生收到了几封信和卷报纸。他把宣传科学的简报放在一边，便草草地看起信来。与此同时，邮差把邮件分给了在场的收件人。上校注视着写有他名字代号的那个信箱。一封蓝边的航空信使他的神情变得更加紧张起来。医生撕掉报纸包封上的邮票，念起那些标题醒目的消息。这时候，上校却凝视着他的信箱，盼望着邮差在它跟前停下来。但是，邮差走了过去。医生停止了读报他看了看上校，接着又瞧了瞧坐在发报机对面的邮差，然后瞥了上校一眼。
“我们走吧！”他说。邮差没有抬起头来。
“上校什么都没有，”邮差说道。
上校不由得感到一阵羞愧。
“我什么也不等，”他撒谎说，同时转过脸来，用那种完全孩童般的目光望了医生一眼。“没有人给我写信。”
他们两人一声不响地走回家去。医生一边走一边聚精会神地阅读报纸。而上校则以他那惯有的方式走着，如同一个人顺着原路走回来，寻找一枚丢失的硬币。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广场上的杏树正在把最后几片已经腐烂的叶子抖撒下来。当他们走到诊疗所门口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
“有什么消息？”上校问。
医生一边给他几份报纸，一边回答：
“不知道。在新闻检查允许公布的东西中，要从字里行间看出点名堂可难了。”
上校读了读那些引人注目的标题。在国际消息版上，上方第四栏是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报道。第一版几乎完全被一次葬礼出发的邀请占据了。
“没有选举的希望，”上校说。
“别天真了，上校！”医生说，“我们已经是大人了，用不着等待救世主。”
上校想把报纸还给他。但他谢绝了。
“您带回家去吧！”他说，“今天晚上看看，明天再还给我好了。”
七点刚过，楼上就响起了影评的钟声。安赫尔神父根据每个月从邮局里收到的电影分类目录，利用这个办法来介绍从道德角度对每部影片所作的评价。上校的妻子数着钟声，一共响了十二下。
“大家都认为不好，”她说，“大约一年来，大家认为所有的影片都不好。”
她放下蚊帐，嘟嘟嚷嚷地说道：“整个世界都已经腐败堕落了。”但是，上校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在躺下睡觉之前，他把公鸡拴好在床腿上。他关上大门，在卧室里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铺好吊床就躺下看报了。
他按照顺序，从第一版看到了最后一版，甚至连广告也没有放过，十一点时，宵禁的号声吹响了。又过了半个小时，上校才看完报纸，他打开院门，向漆黑的夜幕中走去朝着一个叉形的支架撒了一泡尿，成群的长腿蚊向他袭来。当他回到卧室时，妻子还没有睡着。
“关于你们这些老军人，报上没有说些什么？”妻子问道。”
“什么也没有说，”上校回答道。他在上吊床前把灯熄灭了，“刚开始的时候，起码还公布一下享受退伍补助金的新人员名单，可是近五年来，什么也不说了。”
午夜以后，又下起雨来了。上校进入了梦乡，可是过了不久，由于肚子难受，他又醒来了。他发现屋子有个地方漏雨，便用毛毯把身子裹住，一直裹到头部，试图在黑暗中找到那个漏雨的地方。一股冰冷的汗水顺着他的脊梁骨淌下来他发烧了，感到自己好象泡在一个盛着明胶的池塘里，漂浮在水面上泛起的无数个同心圆之中。有人讲话了。上校躺在那张他作为革命者时用过的行军床上，跟他答话。
“你在和谁讲话？”妻子问。
“和一个英国人。他曾经化装成老虎出现在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营里，”上校答道。他浑身滚烫，在吊床上翻了个身。“他是玛尔博劳公爵。”
早晨醒来，上校感到疲惫不堪。当第二次作弥撒的钟声响起时，他从吊床上跳了下来，又置身于被那只公鸡扰得心烦意乱的现实中，觉得自己的脑袋还在那些同心圆里旋转着。他有些恶心，起身走到院子里，然后又朝厕所走去，耳边传来一片细碎的小虫的唧唧声，闻到了雨季里那阴暗潮湿的气味。小厕所是用木板墙和锌皮顶盖成的，便池里冒出的阿摩尼亚气使空气陡然间变得非常稀薄。上校掀开便池盖，一群三角形的苍蝇就象冒出来的一股蒸气似的从里面飞了出来。
这是一场虚惊。上校蹲在没有冲刷过的便池的踏板上，心里感到一种想解溲而又解不出来的烦恼，那种急迫的感觉被消化道的一阵隐隐约约的疼痛代替了。“毫无疑问，”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十月份我总是这样的。”他摆出了他那既自负又天真的神态，直到内脏的不适缓和下来，然后才回卧室去看公鸡。
“昨晚你发烧说胡话了，”妻子说。
妻子在病了一个礼拜之后恢复了健康，开始收拾屋子了。上校竭力回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不是发烧，”他骗她说，“而是梦见了蜘蛛网。”和往常一样，妻子病愈后精神振作了起来。整个早上她把屋子翻了个个儿，除了挂钟和那张美人画外，她把每一件东西都挪了位置。她长得非常瘦小和灵巧，当她穿着灯芯绒拖鞋和扣得严严实实的黑色衣服走动时，就好象可以穿墙而过似的。不过，十二点以前，她已经恢复成为一个有着体形和体重的实实在在的人了。当她卧床不起的时候，简直成了一副空架子。现在，她在栽着羊齿和秋海棠的花盆之间踯躅着，身影布满了整个屋子。要是阿古斯丁还活着的话，我会唱起歌儿来的，”她一边说，一边在锅里搅动着，锅里煮的是切成了小块的热带土地出产的食物。
“你想唱就唱吧！”上校说，“烦恼的时候唱唱歌是有好处的。”
午饭后，医生来了。上校和妻子正在厨房里喝咖啡，医生推开了大门，高声喊道：
“病人都死了。”
上校站起来去迎接他。
“是的，大夫，”他一边说，一边朝堂屋走去。“我总是说，您的表是和秃鹫的表一起走动的。”
妻子回卧室去做检查身体的准备，医生和上校留在堂屋里。虽然天气炎热，但医生那件整洁的亚麻布衣服却散发出一般清凉的气味。当上校妻子告诉他们说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时，医生便把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三份简报交给了上校。他走进卧室时说，
“这是昨天的报纸上没有提到的事情。”
上校猜出是什么事情了。这是一份油印的关于最近国家大事的综合材料，是用来秘密传阅的，’它透露了内地武装反抗的情况，可他却感到灰心丧气。因为十年来的地下情报并没有向人们提供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令吃惊的消息。当医生回到堂屋的时候，他已经看完了。
“这个病人的身体比我还好，”他说，“我要是不得这样的哮喘病，可要准备活到一百岁。”
上校忧伤地望了他一眼，一句活也没有说便把信封还给了他。可是医生却没有收下。
“给别的人传阅传阅吧！”他低声说道。
上校把信封藏进裤兜里，妻子从卧室走出来说：“大夫，有朝一日我死了，我也要把您带到地狱里去。”医生默默地笑了笑表示回答，露出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他把一把椅子转过来对着小桌子，从药箱里取出了几瓶免费的样品药。上校的妻子经过他的身边朝厨房走去。
“请等一等，我去给您热咖啡。”
“不用了，非常感谢，”医生说道，同时在一张处方上开着药方。“我断然拒绝您给我下毒的机会。”
她在厨房里笑了。医生写完以后，就大声地念着处方。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够猜得出他写了些什么。上校试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这时，妻子从厨房回来，发现他的脸色又象昨天晚上那样憔悴。
“今天一大早，他发烧了，”她指着丈夫说，“大约说了两个钟头有关内战的梦话。”上校大吃一惊。
“不是发烧，”他又恢复了常态，坚持这么说。“此外，”他又补充道，“有朝一日我感到不行了，我谁也不去麻烦，会自己躺倒在垃圾箱里的。”
接着，他便上卧室去找报纸。
“谢谢您的关照，”医生说。
他们一起朝广场漫步走去。这时，空气十分干燥，炎热的天气使马路上的柏油开始溶化了。上校在医生与他分手的时候，咬着牙低声问道：
“我们欠您多少，大夫？”
“眼下什么都甭管，”医生对他说，并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等公鸡斗赢了，我再收您一大笔钱吧。”
上校向裁缝铺走去，给阿古斯丁的伙伴们送那封秘密信件。自从他的同志们死了或者被驱逐出镇子以后，那儿便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而他也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除了每个礼拜五盼望邮件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
午后那炎热的天气使妻子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她坐在走廊上的海棠中间，旁边放着一个装废衣服箱子，又一次干起了她经常干的那种奇迹般的事情：把那些废料变成新的衣服。她用衣袖做领子，把背上的布改成袖口，甚至能用颜色各不相同的小布块拼凑成美观的方块补钉。一只蝉儿在院里聒噪，太阳开始落山了。可是她并没有看到夕阳已经照射在海棠上。傍晚，当上校回到家里时，她才抬起头来，于是，她用双手按住脖子，不停地揉着后颈上的肌肉，说道：“我的脑袋僵硬得象一根棍子了。
“你的脑袋向来就是这样，”上校说，随即便发觉妻子全身裹着五颜六色的小布块。“你倒象一只啄木鸟。”
“你要是穿上它也得象半只啄木鸟，”她说着便摊开了一件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布块拼凑起来的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口是同一种颜色。“有了这件衬衫，狂欢节的时候你就可以脱掉外套了。”六点的报时钟声打断了她的话。“主的天使告诉圣母玛利亚，”她一边大声地祈祷，一边拿着衬衫朝卧室走去。这时，上校便和那些一出校门就来逗引公鸡的孩子聊了起来。后来，他想起第二天就没有玉米喂鸡了，便走进卧室向妻子要钱。
“我想只剩下五角钱了，”她说。
她把钱包在一块手绢里，打了个结藏在床上的席子底下。这是阿古斯丁那台缝纫机的收益。九个月来，他们一分钱一分钱地花着这笔款子，支付自己和公鸡的必要开支。现在只剩下两枚贰角的和一枚壹角的硬币了。
“你去买一磅玉米，”妻子说，“用找回的钱买点明天喝的咖啡，再买四盎司奶酪。”
“再买一只金像挂在门上，”上校接过她的话说道，“光买玉米就得花四角二分呢！”夫妻俩沉思了片刻。“鸡是牲畜，也同样可以等待。”妻子首先开了腔，可是丈夫的脸色迫使她不得不重新考虑一番。上校坐在床上，双肘撑在膝盖上，把硬币在手里弄得铮铮作响。“这并不取决于我，”过了一会儿他说，“要取决于我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把这只鸡炖上。花五十个比索饱餐一顿该是很美的吧！”他停了片刻，打死一只爬在脖子上的长腿蚊，然后便目不转睛地看着妻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我担心的是这些可怜的小伙子正在积蓄钱呢。”
妻子思索起来。她拿着装有杀虫剂的喷雾器在屋子绕了一圈。上校从她的神态上发现她有点精神恍惚，似乎在召集屋子里的幽灵，以便与它们商量，最后，她把喷雾器放在一张用石板搭成的小祭台上，两只糖浆色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上校那一双同样颜色的眼睛。
“买玉米吧！”她说“，上帝会知道我们该怎么想办法的。”
“这简直是面包生面包的奇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每当夫妇俩坐下来就餐时，上校总是重复着这句话。妻子那令人惊叹的缝缝、织织、补补的手艺，好象给他发现了一个凭空维持家庭经济的秘诀。十月份发病的间歇延长了。潮湿已被令人昏昏欲睡的气候所代替。金色的阳光使妻子的精神又振作起来。她用了三个下午的时间来梳理她那蓬乱的头发。“现在开始做弥撒了，”第一天下午，当妻子用一把梳齿稀疏的梳子把一根根长长的青丝理得平平整整时，上校这样说道。第二天下午，妻子坐在院子里，大腿上铺着一条白布单，用一把蓖子梳掉在她患病期间繁殖起来的虱子。第三天下午，她用熏衣草水洗了洗头，等凉干后便把头发扎起来绕了两圈盘在脑后，用一个压发梳把它固定住。上校依然在等待着，晚上，他躺在吊床上彻夜未眠，一连好几个钟头为着公鸡的命运而担忧。不过，礼拜三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来了。他们把公鸡称了称，公鸡合乎要求。这天下午，当他们打着在斗鸡场上公鸡将要获胜这样的如意算盘离开他家时，上校自己也感到非常满意。妻子给他理了发。“你使我年轻了二十岁，”他用双手摸着脑袋说道。妻子觉得丈大的话言之有理。
“我身体健康的时候，能够让死人复活。”她说。然而，她这种信心只持续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除了挂钟和那幅美人画外，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了。礼拜四晚上，面对着山穷水尽的处境，妻子流露出焦虑不安的心情。
“你别担心，”上校安慰她说“，明天就来信了。”第二天，上校在医生的诊疗所前面等候邮船。
“飞机真是个奇妙的东西，”上校双目凝视着邮包说道“听说一个晚上就可以到达欧洲。”
“是这样的，”医生一边说，一边用一份画报扇风，上校看见邮差呆在一群等船靠岸后就要跳上去的人中间。邮差第一个跳上船去，从船长手里接过一封盖有火漆邮戳的信件，然后，又爬上了船顶。邮包系在两个油桶之间。“但也并不是没有危险，”上校接着说。邮差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可是，他又在冷饮桌上那五颜六色的瓶子中间看见了他，“人类没有白白地进步。”
“现在飞机比船还要安全，”医生说，“无论遇上什么风暴，它都可以在两万英尺的高空飞行。”“两万英尺，”上校茫然不解地重复道，他还没有领会到这个数字的含义。
医生兴致勃勃，用双手把画报摊开，使它保持绝对平稳。
“平稳极了，”他说。
但是，上校却把注意力集中在邮差身上。他看见邮差左手端着一只杯子，正在痛饮冒着玫瑰色泡沫的汽水。他的右手拿着邮包。
“另外，在海里还停泊着船只，同夜间航行的飞机不断地保持着联系，”医生继续说道，“有这么多的防备工具飞机比船只安全多了。”
上校朝他瞥了一眼。
“当然了，”他说“，想必平稳得象地毯一样。”
邮差径直朝他们走来。在一种抑制不住的焦急心情的驱使下，上校向后倒退了几步，力图看清那封盖有火漆邮戳的信件上的名字。邮差打开邮包，把一捆报纸交给了医生，然后，他撕开装有私人信件的大信封，检查一下投寄的信件是否正确，接着就念收信人的名字。医生打开了报纸。
“还是苏伊士运河问题，”他看完那些醒目的标题后说，“西方丢掉了这块地盘。”
上校没有看标题。他在竭力设法使自己的胃病不要发作。
“自从实行新闻检查以来，报纸除了谈论欧洲外，别的什么都不谈了。”他说，“最好是欧洲人都到这里来，我们到欧洲去。这样，大家都可以知道本国发生的事情了。”
“在欧洲人看来，南美只不过是个手拿吉他和手枪、长着大胡子的人，”医生嘲笑报纸说，“他们不懂得这个问题。”
邮差把信交给他，把其余的信都塞进了邮包，又把邮包口系上。医生打算看他的两封私人信件，可是，在撕开信封之前，他看了看上校，然后又看了看邮差。
“上校什么都没有？”
上校感到一阵恐惧。邮差把邮包背在肩上，走上了人行道，头也不回地答道：
“没有人给上校写信。”
和平常的习惯相反，上校没有直接回家。他在裁缝铺里喝了点咖啡。这时，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在那里翻阅报纸。上校感到失望了。他本想在那里一直呆到下一个礼拜五，免得当天晚上两手空空地回家去见妻子。可是，当裁缝铺关门的时候，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妻子一直在等着他。
“什么也没有？”妻子问。
“什么也没有，”上校回答说。
下一个礼拜五，上校又去等候邮船。可是，和以往的每个礼拜五一样，他没有收到他所盼望的信件回家了。“我们已经等够了，”这天晚上妻子对他说，“为一封信等了十五年，可真需要有你老牛一样的耐心。”上校爬上吊床去看报了。
“要耐心等候轮到我们的那一天，”他说，“我们的号码是1823。”
“从我们开始等候起，这个号码已经在彩票上出现过两次了，”妻子反驳说。
象往常一样，上校把报纸从第一版翻阅到最后一版，连广告也没有放过。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全神贯注阅读。他一边看着报，一边想着他的老军人退伍补助金。十九年前，议会颁布了退伍法之后，他就着手提出享受退伍补助金的证据，前后一共花了八年的时间。接着，又用了六年的时间，才使自己的名字列入了登记表，这是上校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宵禁号吹过后，上校才看完报纸。他刚要熄灯，发觉妻子还没有睡着。
“那些剪报你还留着吗？”妻子想了想。
“是的。大概和其他纸放在一起。”
她钻出蚊帐，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木箱子，里面放着一叠按日期排列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捆着的信件。她找到了律师事务所答应为获取战争抚恤金而积极周旋的那份通知。
“我提醒过你该换个律师，要是你听了我的话，我们兴许早就领到退伍补助金了，早得有的是时间来花掉它，”妻子这样说，顺手把剪报递给了丈夫。“如果象印第安人那样，在我们死后人家才把钱放进棺材里，那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上校阅读了两年前的剪报。他把剪报装进挂在门后的那件衬衫口袋里。
“糟糕的是更换律师需要钱。”
“用不着，”妻子满有把握地说，“可以写信告诉他们。等领到退伍补助金后，他们爱扣多少就扣多少。这是能让他们关心这件事的唯一办法。”
就这样，礼拜六下午上校去拜访他的律师。他看到律师时，律师正躺在吊床上。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只有上颌还有两颗牙齿。他把脚伸进木拖鞋里，起身打开了事务所的窗户。窗户底下有一架积满灰尘的自动钢琴，在乐谱卷筒的空隙之间，有几本旧帐簿和一套杂乱无章的公共开支检查简报汇编，里面用胶水粘着一些纸片：《官方日报》的剪报。这架没有键盘的钢琴同时还当作写字台用。律师在一把弹簧椅子上坐了下来。上校在未说明来意之前，脸上流露出了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提醒过您，事情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解决的，”律师趁上校说到一半停顿一下的时候向他指出。律师感到热得透不过气来，把坐在弹簧椅子上的身子向后靠了靠，用一块作广告的马粪纸当扇子扇了起来。
“我的代理人常常给我写信，说不应该失望。”
“十五年来总是这样说的，”上校反驳说，“这倒开始象那个阉鸡的故事了。”
律师把他经营的艰难绘声绘色地做了一番描述。对他那老年人的臀部来讲，椅子显得太小了。“十五年前，事情要容易得多，”他说，“那时有一个由两党成员组成的全市老军人联合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灼热的空气，接着说出了下面一句好象他刚刚发明出来的格言：
“团结就是力量。”
“可在这件事上并没有显示出力量，”上校说，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孤独的处境。”我所有的同志都在等待邮件中死去了。”律师的表情没有显出丝毫的变化。
退伍法颁布得太晚了，”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象您那样走运，二十岁就当上了上校。另外，有一笔特殊的经费没有计算在内，因此政府不得不对，预算作了修改。”
这真是老生常谈。每当听到这些话时，上校心里就觉得反感。“这不是乞求，”他说，“不是对我们的恩赐。为了拯救共和国，我们把性命都豁出去了。”律师张开了双臂。
“是这样的，上校，”他说，“人类的忘恩负义是无止境的。”这种老调上校也是熟悉的。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是在内埃尔兰迪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这一天，政府向二百名参加过革命的军官答应给予旅费补助和救济。一个大部分由学校里逃出来的青年组成的革命营，驻扎在内埃尔兰迪亚的高大的木棉树周围，足足等了三个月。后来，他们自己设法回到家里，在家里继续等待。几乎过了六十年，上校还在等待着。
追忆往事，他无比激动，显出了一副事关重大的严肃神态，他把右手——纯粹是由筋腱连接起来的骨头——撑在腿骨上，低声说：
“我已经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律师感到迷惑不解。
“什么意思？”
“我要更换律师。”
一只母鸭走进了事务所，后面跟着几只黄色的雏鸭。律师站起来，把它们赶了出去。“请便吧，上校，”他一边说，一边驱赶着这些家禽。“请便吧。我要是能创造奇迹的话，就不住在这个牲畜栏里了，”他把一个木制的栅栏放在院门口，然后又坐到椅子上。
“我儿子干了一辈子活，”上校说，“可我的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对律师来讲，退伍法就是一笔终身养老金。”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律师反驳说，“我连最后一分钱都用在办理案件上了。”想到自己言语失当，上校心里感到难过。
“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纠正说，并用衣袖擦了擦前额。“天气这么热，真叫人头昏脑胀。”
隔了一会儿，律师翻遍了整个事务所，寻找授权证书。此时，阳光照射在用未曾刨过的木板搭起来的简陋的屋予中央。律师徒然找遍了各个角落后，便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从自动钢琴底下捡起了一卷公文。
“在这儿。”
他把一张盖有印戳的纸交给了上校。“我必须给我的代理人写信，让他们把副本作废，”最后他这样说道。上校掸了掸那张纸上的灰尘，把它装进了衬衫兜里。
“您自己把它撕毁吧！”律师说。
“不，”上校回答说，“这是二十年的纪念，”他希望律师继续寻找文件，可是律师并没有这样做。他走到吊床旁边擦了擦汗，又从那里透过一道反光看了看上校。
“我还需要收回那些文件，”上校说。
“什么文件？”
“证据。”
律师张开了双臂。
“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上校。”
上校惊慌起来。在马孔多地区的那场革命中，他作为一名司库，曾经赶着一头驮着两箱子内战经费的骡子，做了一次六天的艰辛旅行。在条约签订”前半个小时，他牵着那头即将饿死的骡子，赶到了内埃尔兰迪亚军营。大西洋沿岸地区革命力量的总军需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收据上签了字，把两箱子的经费登记到了收款薄内。
“这些文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上校说，“其中有一张是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签字的收据。”
“我完全同意，”律师说，“可是这些文件在成千上万的办公室中经过成千上万只手传来传去，弄得谁也不知道现在在国防部的什么部门里了。”
“这样的文件任何一个官员都不会不加注意就把它传走的，”上校说。
“可是近十五年来，官员们已经更换了许多次，”律师断言道，“您想，有七届总统，每届总统至少更换了十次内阁，而每个部长又至少更换了一百次下属。”
“可是谁也不会把文件带回家去，”上校说，“每个新任官员应该在它原来的地方找到它。”律师感到恼火了。
“而且，即使这些文件现在从部里找出来，还得等下畸已才能列入登记表。”
“没关系，”上校说。
“这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不要紧。贪多者必失。”
上校把一本格子纸、钢笔、墨水瓶和一张吸墨纸拿到堂屋的小桌上，并把卧室的门打开，以便有什么事好同妻子商量。妻子正在念玫瑰经。
“今天是几号？”“十月二十七。”
他在认真地写信，如同老师在学校里教他的一样，拿笔的那只手放在吸墨纸上，腰板挺得笔直，以利于呼吸。堂屋的门关着，使人感到热得难以忍受。一滴汗珠掉在信纸上，上校用吸墨纸把它吸干了。接着，他想把那几个已经被汗水弄得模糊不清的字擦去，却弄成了一团墨迹。他没有感到恼火。他写了个“请注意”的符号，并在旁边注上：应得的权利。”然后又把整段读了一遍。
“我是哪一天被列入登记表的？”妻子想了想，仍在继续念经。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过了一会儿，开始下雨了。上校写了满满一张纸，字迹潦草，字体粗大而又略带稚气，就象马瑙雷公立学校的教师教他写的一样。后来，他又写了半页，并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把信读给妻子听，她对每一句话部点头表示同意。读完信以后，上校封好信封，把灯熄灭了。
“你可以求人帮你用打字机打一下。”
“不，”上校回答说“，我求人已经求得厌烦了。”
足足有半个钟头，他感到雨点打在屋顶的芭蕉叶上，镇子被瓢泼大雨吞没了。宵禁号响过后，屋子里有个地方开始漏雨了。
“这件事早就该办了，”妻子说，“你还是直接去谈一谈的好。”
“什么事只要着手办了就不能算太晚，”上校一边说，一边望着漏雨的地方。“等房子抵押期满了，也许一切都解决了。”
“还差两年呢！”妻子说。
他点上灯，在堂屋里找到了漏雨的地方，他把鸡食盆放在它的下面，转身回到卧室，身后传来了雨点滴在空洋铁罐里的清脆的响声。
“为了想赚钱，他们可能会在一月份以前就把这件事解决的，”他这样说道，并以此来宽慰自己。“那时阿古斯丁已经满了周年，我们也可以上电影院了。”妻子低声地笑了。“我现在连那些动画片也记不起来了，”这则’，上校想透过蚊帐看她一眼。
“你最后一次上电影院是在什么时候？”
“一九三一年，”她说“，上映的是《死者的心愿》。”
“有搏斗吗。”
“一直没有搞清楚。当恶魔企图抢夺姑娘的项链时，下起暴雨来了。”
伴随着淅沥的雨声，他们进入了梦乡。后来，上校觉得肚子里有些不舒服，但并没有惊慌。他毕竟快要从又一个十月里活过来了。他用一条羊毛毯把身子紧紧地裹住。不一会儿，便听到了妻子那急促的呼吸声。她正在另一个遥远的梦乡中遨游。于是，他神志清醒他讲起话来。
妻子醒来了。
“你跟谁讲话？”
“没有跟谁，”上校说，“我在想，在马孔多开会时，我们告诉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投降是对的。投降把一切都毁了。”
雨整整下了一个礼拜。十一月二日这一天，妻子违背上校的意愿，带着鲜花去给阿古斯丁上坟。从墓地回来后，她又犯病了。这是艰辛的一个礼拜，比十月份的四个礼拜还要难熬，上校原以为她是活不过这几个礼拜的。医生在看望病人以后，走出卧室时喊道：“得了这样的哮喘病，我得准备把全镇子的人都埋葬掉！”但是，这句话是他私下同上校讲的，他还为病人规定了一项特别的饮食制。
上校也犯病了。他在厕所里一连蹲了好几个钟头，觉得非常难受。他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内脏都腐烂了，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是雨季的关系，”他重复地他说着这句话，但没有失望。“雨一停，一切都会大不相同的，”他真的相信会是这样，确信当信件到达的时候他还活着。这次该他为家庭经济操劳了。他不得不多次咬着牙去向附近的商店借钱。“下礼拜就还，”每次他都这样说，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实话。妻子在大病后认出丈夫时，异常惊讶。
“你瘦得皮包骨头了，”她说。
“我正在精心保养，准备把自己卖掉，，上校说，“我已经被一家黑管厂订购了。”
但实际上，他之所以能撑着活下来，仅仅是因为他对来信还抱着希望。他精疲力竭，那一个个不眠之夜使他的身体垮了下来。他不能再照顾他自己和公鸡的生活了。十一月下半月，他觉得如果没有玉米喂养这只鸡，过两天它准会死去的。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七月份曾将一把菜豆挂在炉壁上面。他打开笼子，把一小盆干豆种放在公鸡跟前。
“你过来，”妻子说。
“等一会儿，”上校一边回答，一边观察着公鸡的反应。“真是饥不择食啊！”
他看见妻子正想从床上坐起来，被疾病折磨垮了的身子散发着一股草药味。她一字一板、字斟句酌地说：
“你马上把这只鸡脱手了吧！”
上校早已料到了这一时刻，自从儿子被打死和他决定把鸡留下来的那天下午起，他就等待着这一时刻。他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
“已经没有必要了，”他说，“再过三个月就要比赛了，那时候我们可以卖更高的价钱。”
“不是钱的问题，”妻子说：“小伙子们来了以后，你告诉他们把鸡带走，他们爱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留着它是为了阿古斯丁，”上校用他早已想好的理由说，
“你设想一下他来告诉我们公鸡获胜时的那种表情吧！”妻子真的想起了儿子。
“是这些该死的鸡他毁了！，她嚷道，如果一月三日那天他留在家里，也不会碰上那个恶时辰。”她用枯瘦的食指指着大门，大声说：
“记得当他把鸡挟在胳肢窝里出去的时候，我好象看见了。我提醒他不要去斗鸡场找倒霉的时辰，他却不满地对我说：‘得了吧，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发大财了’。”
她筋疲力尽地倒下了。上校轻轻地把她扶到枕头上，目光碰到了一双与他的一模一样的眼睛。“你别动！”他说，同时感到自己的肺内在呼呼作响。瞬时间妻子昏昏欲睡，闭上了眼睛。当他重新睁开眼睛时，感到呼吸平静多了。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啊！”她说：“把面包从我们的嘴里夺走，去喂一只鸡，这真是罪孽！”
上校用床单给她擦干了前额上的汗水。
“谁都不会在三个月内死去的。”
“可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吃什么？”妻子问。
“不知道，”上校回答说，“不过，要是我们会饿死的话，那我们早就死了。”
公鸡非常神气地站在空盆前。当它看见上校时，从咽喉里发出了一种活象人在自言自语的声音，并且把头转了过去。上校朝它露出了会意的微笑。
“生活是艰难的，伙伴。”
他从家里出来上了大街，在午休中的镇子里游逛，脑子里什么也没有考虑，甚至也不想使自己相信他的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他在那些偏僻的街巷里走着，直到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妻子听到他进屋的声音，便叫他到卧室去。
“什么事？”
她没有瞧丈夫一眼就回答说：
“我们可以把钟卖掉。”上校早就这样考虑了。“我可以肯定，阿尔瓦罗立刻就会给你四十个比索的，”妻子说，“你想，他买缝纫机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他说的是裁缝，阿古斯丁曾经为他干过活。
“明天早上可以和他谈一谈，”上校同意道。
“不是什么明天早上谈，”妻子纠正说，“你现在就把钟带去，放在桌子上，对他说：‘阿尔瓦罗，我把钟给您带来了，请您买下吧！’他会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上校心里感到不快。
“这和扛着那耶稣的棺材在街上走一样，”他反驳说。人家在街上看见我扛着这样一个玻璃柜，就会拿我当作拉斐尔埃斯卡洛纳创作一首歌曲的材料了。”
但是，这次妻子又把他说服了。她亲自把钟取下来，用报纸包好，放在丈夫的手里。“你要是搞不到四十个比索，就别回来！”她说。上校把包裹挟在腋下，朝裁缝铺走去。他看见阿古斯丁的伙伴们正坐在门口。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给上校让了个座位，此时此刻，上校心乱如麻。“谢谢，”他说“，我是从这儿路过的。”这时阿尔瓦罗从铺子里走了出来，走廊的两根柱子上系着一根铁丝，上面晾着一块湿淋淋的卡其布。阿尔瓦罗是个体格强壮、虎头虎脑的小伙子，长着一双迷人的眼睛，他请上校坐下。上校的精神又振作了起来。他把凳子靠着门框坐了下来准备等到只剩下阿尔瓦罗一个人的时候同他商谈那笔生意。他突然发现自己被一张张神秘莫测的面孔包围着。
“我不想打断你们的谈话，”他说。
他们表示没有什么，其中一个还向他欠了欠身，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阿古斯丁写信了。”
上样看了看空荡荡的大街。
“说了些什么？”“跟往常一样。”
他们递给上校一张地下传单。上校把它装进裤兜里，然后一声不吭地呆在一旁，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包裹，直到发觉有人注意到了，他不禁一怔。
“您那儿拿的是什么，上校？”
上校避开了赫尔曼那双目光敏锐的绿色眼睛。
“没有什么，”他撒谎说，“我把钟带给那个德国人，让他给我修一修。”
“别傻了，上校，”赫尔曼说，同时企图把那个包裹夺过来。
“等一等，让我看一下。”
上校谢绝了。他什么也没有讲，眼皮却变成了紫色。其他人都坚持要看看包裹。
“让看看吧，上校。他懂机械。”
“可我不想麻烦他。”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赫尔曼争辩说，同时把钟拿了过来。
“德国人会向您索取十个比索，然后原封不动地把钟还给您。”赫尔曼拿着钟进了裁缝铺。阿尔瓦罗正在用缝纫机做衣服，屋子深处，一颗钉子上挂着一把吉他，下面有个姑娘在钉扣子。吉他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勿谈政治”。上校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便把两只脚蹬在凳子的横档上。
“臭狗屎，上校！”
上校吓了一跳“，别讲脏话！”他说。
阿方索把眼镜往鼻子上按了按，仔细地察看上校的短统靴。
“是因为这双鞋的缘故，”他说，“您可是第一次穿他娘的这种鞋子吧！”
“但是说话嘴里可以放干净点嘛，”上校一边说，一边把他那双短统漆皮靴的底子抬了起来。“这双鬼鞋已经有四十年的历史了，可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讲它的坏话。”“好了，”随着钟铃的响声，赫尔曼在里面喊道。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个女人敲着隔墙嚷道：
别弹吉他了，阿古斯丁去世了还不到一年呢！”人们不禁哄然大笑。
“是个钟。”
赫尔曼拿着包裹走了出来。
“没有什么毛病，”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陪您回家把钟挂好。”
上校谢绝了他这种自愿效劳的表示。
“我欠您多少钱？”
您别放在心上，上校！”赫尔曼一边回答，一边又回到他在人群中的座位上。“一月份让公鸡偿还吧！”
于是，上校找到了一个顺水推舟的好机会。。
“我建议您一件事，”他说。
“什么事？”
“我把公鸡赠送给您，”他看了看周围人们的面孔，“我把公鸡赠送给你们大家。”
赫尔曼茫然不解地瞥了他一眼。
“我年纪太大，不适宜干这种事了，”上校接着说，同时使自己的语气显得严肃而具有说服力。“对我来讲，责任可太大了。几天来，我一直觉得这只小动物要死了。”
“您别担心，上校，”阿方索说，“那是因为在这个季节鸡正在换毛，它的毛孔发炎了。”
“下个月它就会好的，”赫尔曼肯定他说道。
“不管怎么样，我不想要它了，”上校说。赫尔曼睁大了眼睛，想看穿上校的心思。
“您要明白事理，上校！”他强调说，“要紧的是，把阿古斯丁的鸡带到斗鸡场上的应该是您，而不是别人。”
上校对他的话考虑了片刻。“我明白，”他说，“因此我才把它保留到现在，”他咬了咬牙，感到身上增添了力量，接着说：
“糟糕的是还差三个月呢！”
只有赫尔曼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那没有问题，”他说。
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其他人都接受了。傍晚，当上校挟着包裹走进屋子时，妻子感到幻想已经破灭了。
“什么也没有弄到？”她问。
“什么也没有弄到，”上校回答说，“可是现在不要紧了，小伙子们将负责喂养公鸡。”
“亲家，请等一等，我借给您一把雨伞。
唐·萨瓦斯打开办公室的壁橱，看见里面放着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一捆马靴，马镫和马肚带，以及一只盛满飞燕草的铅桶。在壁橱的上部，挂着半打雨伞和一把女式阳伞。上校想起了一场灾难所造成的破坏。
“谢谢，亲家，”他把胳膊肘撑在窗台上说道，“我宁愿等到雨停了再走。”唐·萨瓦斯没有把壁橱关上。他坐在写字台旁边，电扇的风正好吹到他身上，不一会儿，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用棉花裹着的针管，上校透过丝丝细雨观赏着铅灰色的杏树。这是一个寂静的下午，街上空无一人。
“从这个窗口看去，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说，“就好象在别的镇子里下着似的。”
“无论从哪儿看，雨总是雨，”唐·萨瓦斯反驳说，他在垫着玻璃板的写字台上煮着针管。“这个镇子真是糟糕透顶了。”上校耸了耸肩膀。他朝办公室里面走去。这是一间铺着绿色
瓷砖的大厅，里面陈设着罩有各种深色布套的家具。大厅深处，
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盐包、盛着蜂蜜的皮囊以及马鞍。唐·萨瓦斯用一种完全淡漠的目光注视着他。
“我要是您的话，我就不这么想，”上校说。
他坐下来，两条腿交叉着，泰然自若地望着伏在写字台上的
唐·萨瓦斯。这是个身材矮胖但肌肉松弛的人，眼睛里流露出蛤蟆般的忧伤神色。
“去看看医生吧，亲家！”唐·萨瓦斯说，“自从送葬那天起，您就显得有点儿忧伤。”上校把头抬了起来。
“我很好呀！”他说。
唐·萨瓦斯等着针管煮好了。“我要是能说这样的话该有多好啊！”他伤感地说道，“您多么幸运啊！可以把一个铜马镫吃下去。”他注视着自己那毛茸茸的手背，上面长满了棕褐色的斑点。他的手上戴着结婚戒指，上面还套着另一只黑玉石的。
“是这样，”上校承认说。
唐·萨瓦斯在那个联通办公室和其他房间的门口呼唤他的妻子，接着便开始悲伤地解释他的饮食制。他从衬衫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一片菜豆般大小的白色药片，放在写字台上。
“无论到哪儿都得带上这玩艺儿，简直是活受罪！”他说，
“就好象把死神揣在衣兜里一样。”
上校走到写字台旁边，把药片放在手掌上仔细观察，直到唐·萨瓦斯请他尝尝药片的滋味。
“这药是为了让咖啡变甜的，”唐·萨瓦斯对上校解释说，
“是糖，但又没有糖。”
“当然，”上校说，唾液里带着一股令人难受的甜味。“这有点儿象敲钟而又没有钟一样。”妻子给他打完针后，唐·萨瓦斯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捧着两颊，上校不知道如何是好，妻子关了电扇，把它放在铁匣子上，然后便朝壁橱走去。
“雨伞同死亡有点儿关系，”她说。
上校对她的话没有在意。为了等候邮船，他四点钟就从家里
出来了。但因为下雨，他不得不到唐·萨瓦斯的办公室来躲避一下，当邮船的汽笛鸣响时，雨还在下着”。
“大家都说死者是个女的，”唐·萨瓦斯的妻子接着说。她身体肥胖，个子比丈夫还高，上嘴唇长着一块毛茸茸的肉疙瘩，讲起话来犹如电扇一样嗡嗡作响，“可我不认为是个女的。”说着便关上壁橱，转身看着上校的眼睛，用商量的口气说。
“我认为是一头长着爪子的动物。”
“可能的，”上校表示同意说，“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他想，这时邮差也许披着油布雨衣跳上邮船了。自从他更换律师以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他有权等候答复。唐·萨瓦斯的妻子继续谈论着死人的事，直到发觉上校那出神的样子才住口。
“亲家，”她说“，您大概有什么事情担忧吧。”这时，上校从沉思中清醒了过来。
“是这样，亲家，”他骗她说，“我在想，现在已经五点了，可还没有给鸡打针呢。”她感到莫名其妙。
“就象给人打针一样，还要给一只鸡打针！”她大声说道，
“这简直是亵渎神明啊！”
唐·萨瓦斯再也忍不住了。他仰起了那张涨得通红的面孔。
“把你的嘴闭上一会儿吧！”他对妻子命令说。妻子真的用双手把嘴捂上了，“你胡说八道，把我的亲家打扰了半个小时。”
“没什么，”上校不同意地说道。
妻子走了出去，“砰”的一声把门拉上了。唐·萨瓦斯用一
块带着浓烈的熏衣草味的手绢擦了擦脖子。上校走到窗口，雨还在无情地下着。一只两条腿又长又黄的母鸡正在穿过空旷的广场。
“真的在给鸡打针吗？”
“真的，”上校说“，训练下星期就要开始了。”
“这是胡闹，”唐·萨瓦斯说，“您已经不适合干这种事情了。”
“您说得对，”上校说“，但是这不足以成为掐死它的理由。”
“这是蠢人的胡闹，”唐·萨瓦斯一边说，一边朝窗口走去。上校感到自己的呼吸就象拉风箱似的。他的亲家的一双眼睛对他流露出怜悯的神色。
“听我的劝告吧，亲家，”唐·萨瓦斯说，“赶快把这只鸡卖掉，不然就太晚了。”
“无论干什么事都不太晚，”上校说。
“您别不通情理，”店萨瓦斯坚持说，“这是一桩一举两得的买卖。一方面可以甩掉这个使人头痛的鬼东西，另一方面又可以给衣兜里装进九百个比索。“
“九百个比索！”上校惊讶地叫道。
“九百个比索。”
上校理解这个数字的含义。
“您认为有人肯为这只鸡付这么多的钱。”
“不是我认为不认为的问题，”唐·萨瓦斯答道，“而是有绝对把握。”
这是上校上缴了那笔革命经费以来脑子里出现过的最大数字。从唐·萨瓦斯的办公室出来时，他感到肚子里一阵剧烈的绞痛。但他心里明白，这次疼痛不是气候造成的。在邮局里他直截了当地对邮差说：
“我正等着一封急信，是航空的。”
邮差在信箱里找了一番。他念完信上的名字后，又把信放回各自的信箱里，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意味深长地看了上校一眼。
“这封信今天肯定要到我的手里，”上校说。
邮差耸了耸肩膀。
“唯一肯定要到来的是死亡，上校。”
妻子端着一盘玉米渣迎接他。他默默地吃着，每吃一勺就停下米，长时间地沉思着，妻子坐在他的对面，发觉家里有什么东西变样了。
“你怎么啦？”她问。
“我在想着那个操着决定退伍补助金大权的职员，”上校说，“五十年以后，我们将安安静静地呆在地底下，而那个可怜的家伙每个礼拜五都得受苦，盼望着自己的退休金。”
“这是个不吉祥的征兆，”妻子说，“那就是说你已经开始甘愿忍受了。”接着她又吃起了玉米渣，但是过了一会儿她才发觉丈夫还在沉思着。
“你现在要干的事是把这些玉米渣吃掉。”
“这很好吃，”上校说“，哪儿来的？”
“从公鸡身上弄来的，”妻子回答说，“小伙子们给鸡带来了那么多玉米，我们就和鸡共同享用了。生活就是这样。”
“是这样，”上校长叹道“，生活是人们发明的最好的东西。”他看了看拴在炉架上的公鸡，这一次他发觉这只家禽已经变样了。妻子也瞥了它一眼。
“今天下午，我不得不用棍子把那些孩子赶走，”她说，“他们带来了一只老母鸡，让它跟公鸡交配。”
“这又不是头一次，”上校说，“这和各个镇上的人对奥雷利亚诺·布思迪亚上校所做的一样。人们常常带着小姑娘去跟他交配。”她觉得这种事实在荒唐可笑，公鸡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怪叫，传到走廊上，就象有人在窃窃私语一样。“有时候我觉得这只公鸡要说话了，”妻子说道。上校又看了公鸡一眼。
“这是一只能够换到现钱的公鸡，”他说。他一面吃着一勺玉米渣，一面在盘算：“这笔钱可以供我们生活三年。”
“幻想是不能吃的，”妻子说。
“不能吃，但却可以充饥，”上校反驳说，“这有点儿象萨瓦斯亲家的神奇的药片。”
当天晚上，上校一夜都没有睡好。他力图把那个数字从脑海中抹掉。第二天吃午饭时，妻子端来两盘玉米渣，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吃完了她自己的那一盘。上校感到被一种阴郁的心情感染了。
“你怎么啦？”
“没什么，”妻子回答说。
他觉得这次轮到妻子撒谎了。他想安慰安慰妻子，但她却坚持这样说。
“没有什么奇怪的，”她说，“我在想，那位死者离开我们快两个月了，可我还没有去吊唁呢。”
这天晚上她去吊唁了。上校陪她去死者的家里。后来，在扬声器播出的乐曲声的吸引下，他朝电影院走去。安赫尔神父坐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看看哪些人竟然在他已经敲过十二下警钟之后还来看电影。影院入口处，那一束束灯光、刺耳的乐曲以及孩子们的喊叫声在抵制着他的警告。有个孩子用木棍做的猎枪威胁着上校。
“公鸡怎么样啦，上校？”他用蛮横的语气问道。
上校举起了双手。
“公鸡还在那里。”
一幅用四种颜色写成的广告占满了影院的正墙，上面写着：（夜半圣母》。这是一个身穿舞衣的女人，一条大腿裸露在外面。
上校继续在附近徘徊，直到远处雷电交加才回去找她的妻子。
她不在死者的家里，也没在自己家里。上校估计很快就该吹宵禁号了，可是钟已经停了。他等候着妻子，感到暴风雨正在朝着镇子移动。正当他打算再出去一趟的时候，妻子走进了家门。
他把公鸡带进了卧室。妻子换了衣服，去堂屋喝水。这时上校已经给钟上了弦，正等着吹宵禁号以便核对时间。“你刚才在哪儿啦？”上校问。
“在那儿，”妻子答道。她没有看丈夫一眼就把杯子放在缸上，转身回到了卧室。
“谁也不会料到雨来得这么早，”上校没有做任何评论。当宵禁号吹响时，他把指针拨到十一点，然后关上玻璃柜，把椅子放回了原处。他看见妻子正在念玫瑰经。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上校说。
“什么话？”
“你刚才在哪儿啦？”
我留在那里聊天了，”她说，“好久没有上街了。”上校把吊床挂好，关上大门，又用喷雾器把屋子喷了一遍。然后他把灯放在地上，便躺下睡觉了。
“我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困境中最糟糕的是迫使人不得不撒谎。”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刚才是在安赫尔神父那儿，”她说，“我去求他借一笔钱给我们，用找们的结婚戒指作抵押。”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用神圣的东西做交易是造孽。”
她躺在蚊帐里继续唠叨着。“两天前，我曾想把钟卖掉，”她说，“谁对这个钟都不感兴趣。因为现在正在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现代化的夜光表，这种表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到时间。”此时上校发现，他虽然和妻子在一起忍饥挨饿、受苦受难、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却没有能够充分了解她。他感到在爱情上也有什么东西变得衰老了。
“也没有人愿意要这幅画，”她说，“几乎大家都有这样的画。
我一直走到了土耳其人居住的地方。”上校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饿死罗。”
“我已经熬够了，”妻子说，“男人们不懂家里的事。为了不让左邻右舍知道我们已经有许多天揭不开锅了，我煮了好几次石头。”
上校觉得受了侮辱。
“这是一件丢脸的事！”他说。
妻子钻出蚊帐，朝吊床走了过去。“我打算把我们家这种装模作样、瞻前顾后的做法抛掉，”她说，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嘎哑了。“这种既要保持我们的人格又得忍气吞声的日子我可过够了。”上校一动也不动地听着。
“二十年来，我们一直期待着每次大选后对你许下的各种诺言能付诸实施，可到头来只给我们留下一个死去的儿子，”她接着说，“就留下这么一个死去的儿子。”上校已经听惯了这样的指责。
“我们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他说。
“而他们二十年来每月都在参议院拿着数以千计的比索，”妻子反驳说，“你看萨瓦斯亲家，他有一栋两层楼房，但却盛不下他的金钱，而他只不过是个把一条蛇绕在脖子上到镇里来卖药的人。”
“可他正在死于糖尿病，”上校说。“而你却正在死于饥饿，”妻子说，“只有这样你才会相信，尊严并不能当饭吃。”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讲话。惊雷在街上炸裂开来，冲进了卧室，象一堆乱石似的在床下滚动。妻子跳起来，跑到蚊帐那儿去寻找玫瑰经。
上校不由得微微一笑。
“因为你多嘴多舌才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总是告诉你，上帝是我的同志。”
事实上他却感到痛苦。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不时被闪电切割成一块块的黑暗中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马孔多。上校等了十年。期待着内埃尔兰迪亚的诺言付诸实施。午休时，他昏昏沉沉地看到开来一列落满尘埃的黄色火车，车上满载着男女乘客和牲畜，连车顶上也挤满了人，一个个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是香蕉热。二十四个小时内把整个镇子都改变了模样。“我走了，”于是，上校说，“香蕉味会使我的肠子腐烂的。”接着，他便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礼拜三——下午两点十八分乘返回的列车离开了马孔多。经过半个世纪，他才发觉自从在内埃尔兰迪亚投降以来，他未曾有过一分钟的安宁。
他睁开了眼睛。
“那就不必再考虑了，”他说。
“什么？”
“公鸡的问题，”上校说，“明天我就以九百比索的价钱把它卖给萨瓦斯亲家。”
那些被阉割的牲畜的嚎叫声夹杂着唐·萨瓦斯的喊叫声从窗外传进了办公室。“如果再过十分钟他还不来，那我就走了，”上校等了两个小时之后给自己许诺说。不过他又等了二十分钟。正当他打算离开时，唐·萨瓦斯走进了办公室，后面还跟着一群雇
工。他在上校面前来回走过了好几次，却没有看他一眼。等那些雇工走后，他才发现了上校。
“您在等我吗，亲家？”
“是的，亲家，”上校说，“您要是很忙的话，我可以晚点儿再来。”
唐·萨瓦斯站在门口，没有理睬他的话。
“我马上就回来，”他说。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从室外反射进来的阳光把办公室映照得分外明亮。上校热得昏昏沉沉，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接着便进入梦乡，梦见了自己的妻子。唐·萨瓦斯的妻子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睡吧，亲家，”她说，“我去关上百叶窗，这个办公室简直是一座地狱。”
上校用一种完全无意识的目光盯着她。她关上窗子后，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说道：
“您经常做梦吗？”
“有时候做，”上校回答说，他对自己睡着了觉得不好意思。
“我几乎总是梦见被缠进蜘蛛网里。”
“我每天晚上都做恶梦，”唐·萨瓦斯的妻子说，“现在我才知道在梦里遇见的陌生人是谁。
她打开了电扇。“上个礼拜，我看到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床头，”她说，“我壮着胆子问她是谁，她回答说：“我是十二年前在这问屋子里死去的女人。”
“这座房子建成了才两年，”上校说。
“是这样，”唐·萨瓦斯的妻子说，“这就是说，连死人也会搞错的。”
电扇的嗡嗡声使屋子显得更加昏暗，上校被睡魔和那个从睡梦一下子谈到死人显灵的喋喋不休的女人折磨得坐立不安。
正当他等待着有个间歇的机会告辞时，唐·萨瓦斯和他的管家走进了办公室。
“我已经把汤给你热了四次，”妻子说。
“你要愿意的话，就热上十次吧！”唐·萨瓦斯说“，可现在你别打扰我。”
他打开钱匣，把一卷钞票交给他的管家，并对他作了一番吩咐，管家打开百叶窗，把钱数了一遍。唐·萨瓦斯发现上校待在办公室的里头，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继续与管家讲着话。他们两人准备再次离开办公室时，上校站了起来，唐·萨瓦斯在开门之前停住了脚步。
“您需要什么，亲家？”
上校发现那个管家正在看着他。
“什么也不需要，亲家，”他回答说“，我想和您谈谈。”“有什么事您就马上告诉我吧！”唐·萨瓦斯说，“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说到这里他便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门环上。上校感到他度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五秒钟。他紧紧地咬了咬自己的牙齿。
“是关于公鸡的事，”上校低声说。
于是唐·萨瓦斯把门打开了。“公鸡的事，”他含笑着重复道，同时把管家推到走廊上。“世界正在崩溃，而我的亲家却还惦念着那公鸡。”随后他对上校说：
“很好，亲家。我马上就回来。”
上校纹丝不动地站在办公室中间，直到那两个人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他离开了那里，到镇上溜达。礼拜天午休时分的镇子显得死气沉沉。裁缝铺里空无一人，医生的诊疗所紧闭着，叙利亚人的商店里陈列的商品也无人照料。大河宛如一块长长的钢板。有个男人躺在港口的四只石油桶上睡着了，脸上盖着一顶草帽遮挡阳光。上校朝自己家里走去，确信自己是镇上唯一活动着的东西。
妻子早已做好了午饭，正在等着他。
“吃的东西是我赊来的，答应明天一大早就付钱，”妻子解释说。
吃饭时，上校把这三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给妻子讲了一遍，妻子不耐烦地听着。
“问题是你没有骨气，”她听完后说道，就象去乞讨一样。你应该昂首挺胸地到那里去，把萨瓦斯亲家叫到一边，对他说：
“亲家，我决定把公鸡卖给您。”
“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就太容易了。”上校说。
她显出一副精力充沛的神态。这天上午，她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并以罕见的方式打扮起来：脚上穿着丈夫的一双旧鞋，腰间系一条油布围裙，头上缠着一块破布，在耳旁打了两个活结。“你一点都不懂得做交易，”她说，“当你去卖掉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应该摆出一副和买东两时一样的面孔。”上校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就这样，别动！”他笑嘻嘻地打断了她的话，“你多么象
‘夸克’牌燕麦商标上的小人啊！”她把破布从头上摘了下来。
“我在跟你谈正经的，”她说，“我马上把公鸡给萨瓦斯亲家送去。我和你打赌，不管赌什么都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将带着九百个比索回来。”
“你头脑发昏啦，”上校说“，已经开始用鸡钱赌博了。”
他费了很大的口舌才把妻子说服。她曾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盘算未来三年的计划，再也用不着每礼拜五去痛苦地等待了。她收拾好屋子，准备迎接那九百个比索。她把他们缺乏的基本东西列了个清单，而且没有忘记给上校买一双新鞋。她还在卧室里选择了一个地方准备放镜子。这番计划瞬时间的破灭，使她产生了一种既羞愧又恼恨的复杂心情。
她午睡了片刻。当她起床时，上校正坐在院子里。
“你现在干什么呢？”她问。
“我正在考虑。”
“那么问题解决了，五十年后可以拿到这笔款子。”但实际上，上校已经决定当天下午就把公鸡卖掉。他想，唐·萨瓦斯这时正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在电扇前做每日一次的注射准备。上校已经预料到他的回答。
“你把鸡带去吧，”上校出去时妻子建议说，“慈祥的面孔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上校反对这样做。妻子怀着失望而焦急的心情跟着他走到大门口。
“他的办公室里有人不要紧。”她说，“你拽住他的胳膊，他不给你九百个比索就别让他动一动。”
“人家会以为我们正在策划一场抢劫呢。”她没有理睬他。
“记住，你是公鸡的主人，”她又唠叨道，“记住，你是去帮
他忙的人。
“好吧。”
唐·萨瓦斯和医生正在卧室里。“趁他在家，您去找他吧，亲家，”唐·萨瓦斯的妻子对上校说。“他要去庄园，大夫正在给他做准备呢，他礼拜四才能回来。”上校被两种相反的力量弄得犹豫不决。尽管他已经下定决心把公鸡卖掉，但他却想再晚一个小时到这儿，以免见到唐·萨瓦斯。
“我可以等一等，”他说。
但是唐·萨瓦斯的妻子坚持要他去找她的丈大。她把上校领
到了卧室。丈夫正坐在床上，身上穿着一条衬裤，一双没有神采的眼睛盯着医生。上校在一旁等着，直到医生把盛有病人小便的玻璃管加了热，闻了闻冒出的气味，并为唐·萨瓦斯写了一个化验结果正常的符号。
“也许应该把他枪毙才好，”医生朝上校走过来，说：“指望用糖尿病来消灭富豪太慢了。”
“您已经用您那该死的胰岛素针剂尽了一切努力，”唐·萨瓦斯说，同时翘起了他那皮肉松弛的臀部。“但我是一颗难啃的钉子。”接着他对上校说：
“过来，亲家。今天下午我出去找您的时候，连您的帽子都没有见着。”
“我不戴帽子，省得见了人要摘下来。”
唐·萨瓦斯开始穿衣服。医生把盛着血样的玻璃管装进外套兜里，接着又把药箱收拾好。上校心里想，他要准备告辞了。
“大夫，我要是您的话，我就收我的这位亲家十万比索，”上校说“，这样您就用不着那样忙碌了。”
“我已经建议他做这笔交易了，但是得花一百万比索。”医生说“，贫困是医治糖尿病的灵丹妙药。”
“谢谢您的处方，”唐·萨瓦斯说，同时使劲地把他那胖鼓鼓的大腹塞进马裤里。“可我不接受，免得使您遭受成为富豪的灾难。”医生望着自己那一排映在药箱的镀镍锁上的牙齿。他看了看表，但没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唐·萨瓦斯一边穿靴子，一边不合时宜地对上校说：
“好了，亲家，公鸡怎么啦？”
上校发现医生也在等待着他的回答。他咬紧了自己的牙齿。
“没有什么，亲家，”他低声说道“，我是来把它卖给您的。”唐·萨瓦斯已经穿好了靴子。
“好极了，亲家，”他不动声色地说道，“这是您能想到的明智的事情。”
“我已经上了年纪，不适合干这样的事了，”看到医生那副难以捉摸的表情，上校辩解说，“我要是年轻二十岁，那就是另一回事。”
“您永远象年轻了二十岁似的，”医生反驳说。
上校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盼望唐·萨瓦斯再说点什么，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他穿上带拉链的皮外套，准备离开卧室。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礼拜再谈吧，亲家，”上校说。
“我刚才正要告诉您，”唐·萨瓦斯说，“我有个顾客，也许他会出四百个比索给您。但我们得等到礼拜四。”
“多少？”医生问。
“四百个比索。”
“我听说这只鸡值的钱要多得多，”医生说。
“您对我说过值九百个比索，”上校趁医生迷惑不解时说道，
“这是全省最好的只公鸡。”店萨瓦斯回答了医生的话。
“要是在过去，无论谁也会出上千把比索的，”他解释说，“可如今却没有人敢把一只好公鸡放出去。在斗鸡场上，它总有被人家用枪打死的危险。”他转过身来看着上校，脸上露出非常难过的表情。
“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亲家。”上校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好吧，”他说。
他跟着他们穿过了走廊。唐·萨瓦斯的妻子把医生留在堂屋里，求他给一“种药，以便“对付那些突如其来而又不彼人了解的疾病”。上校在办公室里等候医生。唐·萨瓦斯打开坚固结实的钱匣，在所有的衣兜里都塞满了钱，并把四张钞票递给了上校。
“这儿有六十个比索，您拿去吧，亲家，叫也说，“等卖了鸡我们再算帐。”上校陪着医生穿过港口上的集市。凉爽的傍晚，那儿又开始热闹起来。一只满载柑蔗的驳船顺流而下。上校发觉医生异常沉默。
“您怎么啦，大夫。”医生耸了耸肩膀。
“没有什么，”他说“，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一位医生。
“那是雨季的关系，”上校说“，我的肠子都要腐烂了。”
医生用一种毫无职业兴趣的目光打量着上校，他不断地向坐在各自店铺门口的叙利亚人打着招呼。走到诊疗所门口，上校讲了自己关于卖鸡的看法。
“我只能把它卖掉，”他向医生解释说，“这个畜牲吃人肉呢。”
“唯一吃人肉的畜牲是唐·萨瓦斯，”医生说，“我可以肯定，他会以九百比索的价钱把公鸡转卖掉的。”
“您认为是这样吗？”
“我可以肯定，”医生说，“这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就象当年他和镇长签订的著名的爱国协议一样。”
上校很难相信这样的话。“我的亲家签订这项协议是为了挽救性命，”他说“，因此他才能够留在镇上。”
“而因此他才能够用一半的价钱，买到了他的那些被镇长驱逐出的同志的财产，”医生反驳说，他在衣兜里没有找到钥匙，便敲了敲门，接着他看见上校显出了一副怀疑的神色。
“别天真了，”他说“，唐·萨瓦斯爱钱远远胜过爱自己的性命。”
这天晚上，上校的妻子出去购买东西。上校陪着她一直走到叙利亚人的店铺里，一边走一边反复琢磨医生向他透露的那件事。
“你马上去找那些小伙子，告诉他们公鸡已经卖了，”妻子对
他说，“不应该让他们再抱什么幻想了。”
“在萨瓦斯亲家来以前，公鸡还没有卖掉，”上校回答说。他遇上阿尔瓦罗正在台球房玩转盘赌。礼拜天的夜晚，台球房里一片沸腾的景象。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在耳际回荡的乐曲声使人似乎感到天气更加炎热。上校看着那些色彩鲜艳的数字消遣。数字写在一块长长的、充当赌盘的黑色油布上，被放在桌子中央的一个匣子上的油灯照得闪闪发亮。阿尔瓦罗把赌注一直押在“23”上，结果都输了，上校从他的肩头上注视着这场赌博，发现九轮中“11”出现过四次。
“押在‘11’上”他在阿尔瓦罗的耳边低声说，“‘11’出来的次数最多。”
阿尔瓦罗仔细地看了看赌盘，在下一轮中没有押赌注。他从裤兜里掏出钱，随手还摸出了一张纸片，从桌子底下递给了上校。
“是阿古斯丁的，”他说。
上校把这张地下传单塞进了衣兜。阿尔瓦罗在“11”上押了大笔钱。
“快开始了。”上校说。
“可能是个良好的预感，”阿尔瓦罗说，巨大的彩色轮子开始转动后，临近的赌客都把他们的赌注从其他数字上拿下来，押在
”上上校的心情感到压抑，他第一次尝到了赌博时那种既令人着迷而又使人担惊受怕和痛苦的滋味。
出来的是“5”。
“真抱歉，”上校满脸羞愧地说道。他带着一种无法抑止的内疚心情，看着木耙子把阿尔瓦罗的钱搂走了。“这都怪我多管闲事。”
阿尔瓦罗微微一笑，但没有看他。
“您不用操心，上校。试试情场上的运气吧。”
演奏曼波2的小号声突然中断了。赌客们举起双手，分散开来。上校感到背后一技枪上膛时发出的单调、清脆而又令人胆寒的喀嚓声。他心里明白，由于衣兜里装着地下传单，自己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警察的搜查对象。他转过身来，但没有举手。这时候，他平生第一次在跟前看到了朝他儿子开枪的那个人。这个家伙正好站在他的对面，端着枪，枪口对着他的腹部，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象个印第安人，浑身散发着乳臭。上校咬了咬牙，用指尖轻轻地拨开了枪筒。
“失陪了，”他说。
他迎面碰到了一双又小又圆的蝙蝠眼睛。顷刻间，他感到自己要被这双眼睛吞没、嚼碎、消化并立即排泄出去。
“您请吧，上校。”
上校无需打开窗户就可以判定是十二月了，当他在厨房里把水果切成碎块给鸡当早餐时，根据自己身上骨头的感觉就发现已经是十二月了。过了一会儿，他把门打开，院子里的一幅景象证明了他的直观感觉。这是一个奇妙的院子，有草有树，还有在晨曦中离地面一毫米处浮动着的小厕所。
妻子在床上一直躺到九点，当她出现在厨房时，上校已经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正在和一群孩子围着公鸡交谈。她不得不绕道才走到炉灶跟前。
“你们别害怕，”她大声说，同时神情忧郁地朝公鸡瞥了一眼。“我看抛弃这只预兆不祥的公鸡还不到时候。”
上校通过公鸡了解到了妻子的心情。在它的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人值得怨恨，它已经做好了训练的准备。那光秃秃的紫色脖子和大腿，以及那细长的冠子，使这只公鸡显得非常干瘪，毫无自卫的能力。
“你到窗口去看看，忘掉那只公鸡吧！”孩子们走了以后，上校对妻子说。“在这样的一个早晨，真想拍一张照片。”
妻子把脑袋探出窗外，但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激动神色。“我倒喜欢种种玫瑰，”她回到炉灶旁时说道。上校把镜子挂在叉形支架上，准备刮脸。
“如果你想种玫瑰，那就种吧，”他说。
他力图使自己刮脸的动作同映在镜子里的影象的动作协调起来。
“猪吃玫瑰呢！”她说。
“那更好了！”上校说“，用玫瑰喂肥的猪想必是很好吃的。”他在镜子里寻找妻子，发觉她还是那副表情。在火光的映照下，她的脸膛宛如用砌炉灶的材料塑造起来的。这一点上校倒没有注意到。他的两只眼睛盯着妻子，象过去许多年里那样，依然用手摸索着刮脸。妻子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我不想种玫瑰，”她说。
“也好，”上校说“，那就别种吧！”
近日来，上校觉得精神不错。肚子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十二月份已经消失了。这天早上，他在试穿新鞋的时候，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不快。可是，穿了好几次以后，他明白这是白费气力，于是他便穿上了那双短统漆皮靴。妻子觉察到了这一变化。
“如果你不穿新鞋的话，你永远也不会使它服帖的。”
“这是一双穿了不能走路的鞋子，”上校争辩说，“这样的鞋子应该穿了一个月以后再卖。”
他预感到这天下午会来信；在这种预感的驱使下，他上了大街。因为邮船还没有到点，他便在唐·萨瓦斯的办公室里等候他，但是，有人告诉他，唐·萨瓦斯礼拜一才能回来。虽然没有预料到这件不顺当的事，可他并没有失望。“他迟早会回来的，”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并朝着港口走去。在那奇妙的一刹那间，港口披上了一层朝霞。
“全年都应该象十二月份一样，”他坐在叙利亚人莫伊塞斯的铺子里嘀咕道，“在这个季节，一个人心里就感到象玻璃那样亮堂。”
叙利亚人莫伊塞斯想必费了一番努力，才把这句话的意思译成几乎已经被他忘却的阿拉伯语。这是个性格温和的东方人，整个躯体连同脑袋都裹在一张光滑平展的皮囊里，一举一动都好似淹在水里的人在极力挣扎。的确，他就象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一样。
“从前就是这样，”莫伊塞斯说，“要是现在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有八百九十七岁了。你呢？”
“七十五岁，”上校回答说，同时两眼紧紧地盯着邮差。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了一个马戏团。在邮船顶上的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中，他认出了那个带着补钉的帐篷。他的目光立即离开了邮差，在堆放在其他船上的箱子中间寻找凶兽。但是他没有找到。
“是个马戏团，”他说，“这是最近十年里到这儿来的第一，个马戏团。”
叙利亚人莫伊塞斯核实了这个消息。他用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在店堂后面跟他答话。
他自言自语地做了一番评论，然后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上校。
“把猫藏起来，上校。小伙子们会把猫偷去卖给马戏团的。”上校打算去追赶邮差。
“这不是个带凶兽的马戏团，”他说。
“那无关紧要，，叙利亚人反驳说，“为了不使骨头摔断，走钢丝的人要吃猫肉。”上校跟着邮差，穿过港口上的集市，一直走到了广场在那里，斗鸡场上嘈杂的喊叫声使他大吃一惊。有人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告诉了他一些关于公鸡的事。这时候，他才想起今天是预定开始训练的日子。
他从邮局前走了过去，不一会儿便沉浸在斗鸡场上那种乱轰轰的气氛中了。他看见自己的公鸡立在斗鸡场的中央，孤零零的毫无自卫能力，金属爪用破布裹着，两条腿在颤抖，显然它有些怯阵了，对手是一只萎靡不振、灰不溜丢的公鸡。
上校丝毫没有激动。两只公鸡在轮番进攻，旗鼓相当，在一片喧闹的喝彩声中，它们的羽毛、爪子和颈脖瞬时间缠在了一起。对手被甩出去撞在栅栏的木板上，打了个滚，又重新开始了进攻。上校的公鸡没有攻击。它每击退对手一次进攻，便正好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现在，它的腿不再颤抖了。
赫尔曼跃过栅栏，双手把它高高举起，让看台上的观众看；顿时，全场爆发出一阵发疯似的掌声和欢呼声，上校发觉观众欢呼的热情和比赛的激烈程度并不相称，觉得这是一场骗人的把戏，而那两只公鸡也自觉自愿地为演出这场把戏效了劳。
在一种令人觉得有些可笑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上校瞧了瞧环形的看台。一群情绪激昂的观众越过台阶，向赛场拥去，上校看到了一张张热情。焦急而又异常激动的面孔。他们是年轻人，是全镇的年轻人。就象预感到的那样，一个已经从他的脑海里消失的短暂时刻又再现了。于是，他跃过栅栏，穿过赛场上挤作一团的人群，走到了眼神镇定自若的赫尔曼的跟前。两个人默不作声地相互看了眼。
“下午好，上校！”
上校把公鸡从他的下里夺了过来。“下午好！”他低声地说道，但那只滚烫而又剧烈颤抖着的动物使他不由得浑身哆嗦起来，便什么也没有再说。他觉得手中从来没有拿过一件这样具有生气的东两。
“您当时不在家，”赫尔曼惶恐不安地说道。
又一阵欢呼声打断了他的话。上校心里感到恐惧。他被掌声和欢呼声弄得茫然失措，对谁也没有看一眼就穿过了人群，挟着公鸡来到了街上。
所有的人——全镇的下层人——都走出家门，看着他从门前经过，后面跟着一群学校里的孩子，在广场的一角，有个体格魁梧的黑人站在桌子上，脖子上缠着一条蛇，在兜售没有营业执照的药品。一大群从港口回来的人早已停下来听他叫卖。可是，当上校挟着鸡走过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到了他的身上。回家的路途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漫长。
他没有感到懊悔，很久以来，这个被十年的历史事件破坏得满目疮痍的镇子犹如在沉睡之中。这天又一个没有收到信的礼拜五——下午，人们醒来了。上校想起了另一个时期。他曾偕妻携子，撑着雨伞观看了一场演出；虽然下着雨，演出并没有停止。他想起了他们党的领导人，一个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坐在他家的院子里，伴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扇纳凉。铜鼓声又差点儿在他的肚子里引起痛苦的反应。
他穿过那条与大河平行的街道，在那里又遇上了象过去礼拜天选举时那样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正在观看马戏团登岸。有个女人从铺子里喊了一声，喊声与公鸡有关。上校心神不定地回到了自己家里，这时还依然可以听见零乱的说话声，就好象斗鸡场上那欢呼声的余音还在跟踪着他一样。
在门口，他对孩子们说。
“你们都回家去！谁进来我就用皮带把谁赶出去！”他插上门闩，径直朝厨房走去。妻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他们硬把鸡带走了，”她大声嚷道，“我告诉他们，只要我还活着，鸡就不会离开这个家。”上校把鸡拴在炉子的支架上，把罐里的水换掉，妻子那发狂似的声音还在他的身后回荡。“他们说，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也要把鸡带走，”她说，“他们还说，鸡不是我们的，而是全镇的。”
安顿好鸡之后，上校才看到妻子那张失魂落魄的面孔。他发觉妻子并没有使自己感到内疚，也没有使自己对她产生怜悯，而且他也并不因此而觉得惊讶。
“他们做得对，”他心平气和他说，然后，翻了翻衣兜，用一种深奥莫测的温柔语气说：
“鸡不卖了。”
妻子跟着他来到了卧室。他感到上校确确实实是个人，但却抓不住，摸不着，就好象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的一样。上校从衣柜里取出一卷钞票，把它和衣兜里的钱合在一起数了数，然后又放进了衣柜。
“这里有二十九个比索，还给萨瓦斯亲家，他说：其余的等退伍补助金来了以后再还。”
“如果不来呢？”妻子问道。
“会来的。”
“可是如果不来呢？”
“那就不还他。”
他在床底下找到了那双新鞋，又回到衣柜那儿，从里面取出硬纸盒，用一块破布把鞋底擦干净，然后把鞋装进盒子里，就象妻子礼拜天晚上带回来时那样。妻子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一旁。
“把鞋退掉，”上校说，“这样又可以多还萨瓦斯亲家十三个比索。”
“人家不肯让你退货的，”妻子说。
“他们必须让我退，”上校反驳说“，我只穿过两次。”
“土耳其人在这些事情上是不讲道理的，”妻子说。
“他们必须讲道理。”
“如果他们不讲呢。”
“那就让他们不讲吧。”
夫妻俩没有吃东西就解衣就寝了。上校等妻子念完玫瑰经后把灯熄灭了，可是却久久不能入睡。他听到了影评的钟声，几乎
随即——过了三个小时以后——又听到了宵禁的号声。拂晓时那冰冷的空气使妻子急促的呼吸变得更加困难。当她用平静而和解的语气同上校讲话时，上校还没有合眼。
“你醒了？”
“是的。”
“你要讲道理，”妻子说“，明天去跟萨瓦斯亲家谈一谈。”
“他礼拜一才回来。”
“那更好，”妻子说“，这样你还有三天的时间来考虑。”
“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上校说。
十月里那粘乎乎的空气早已被清新凉爽的空气所代替。上校从石行鸟的生活规律中再一次辨认出已经是十二月了。当钟敲两点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能入睡。但他知道妻子也同样醒着，于是便试图在吊床上换个姿势。“你失眠了，”妻子说。
“是的。”
她考虑了片刻。
“我们不能这样子，”她说，“你想想看，四百个比索放在一起该有多少啊！”
“已经用不了多久退伍补助金就会来的，”上校说。
“十五年来你总是这么说的。”
“所以，”上校说“，不会耽搁太久了。”
妻子沉默了片刻。可是，当她再次讲话时，上校觉得时间并没有流逝。
“我感到这笔款子永远也不会来，”妻子说。
“会来的。”
“如果不来呢？”上校没有找到话来回答她。当雄鸡高啼第一声时，他又接触到了现实：可是，随之便陷入了一场丰富多采、充满自信和毫无内疚之感的梦境。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此时，妻子还在熟睡。虽然晚起了两个小时，上校依然有条不紊地重复着他每天早上必须做的事情，同时等候妻子醒来吃早饭。
妻子不声不响地起了床。他们相互问过早安后，便坐下来默默地用早餐。上校喝了一杯黑咖啡，吃了一块干酪和一个甜面包。他在裁缝铺里呆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点钟他回到家里，看见妻子正坐在秋海棠中间缝补衣服。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说。
“没有午饭，”妻子说。
他耸了耸肩膀，然后设法把院子栅栏上的那些窟窿堵上，免得小孩子们钻到厨房去。当他回到走廊上的时候，桌上已经摆好了午餐。
吃饭时，上校察觉到妻子正在强制自己不要流泪。这种确信无疑的感觉使他惊慌不安起来。他了解妻子的脾气，她生性坚强，经过四十年的苦难生活，现在磨练得更加坚强了，儿子的死亡也未曾使她掉过一滴眼泪。
他用责怪的目光盯着妻子的眼睛。妻子咬住嘴唇，用衣袖擦了擦眼皮，又继续吃饭。
“你是个不尊重别人的人，”她说。
上校没有说话。
“你任性、倔强，不尊重别人，”妻子重复道。她把餐具交叉着放在盘子上，但随即又迷信似的把它们放正了。
“我吃了一辈子苦，到头来还不如一只公鸡受人尊重。”
“这是两码事，”上校说。
“一码事，”妻子反驳说，“你应该知道，我快要死了，我不是在生病，而是在垂死挣扎。”上校默然无语，直到吃完午饭才开始讲话。
“如果大夫向我保证，卖了鸡就可以医好你的哮喘病，那我马上就把它卖掉，”他说，“可是如果办不到的话，那我就不卖。”这天下午，他把公鸡带到了斗鸡场。当他回到家里时，发现妻子正要犯病。她在走廊上徘徊着，蓬乱的头发披散在背后，虽然她的肺在呼呼直响，但依然张着双臂，寻找新鲜的空气。她在那里一直呆到黄昏，然后一句话也没有对丈夫说就去睡觉了。
她低声地祈祷着，直到宵禁号响过了一会儿。于是，上校准备把灯熄灭，但她却表示反对。
“我不愿意在黑暗中死去，”她说。
上校把灯放在地上，他开始感到疲惫不堪了，希望自己忘掉一切，希望一下子睡上四十四天，直到一月二十日下午二点，在斗鸡场上正好解开公鸡的一刹那间才醒来。不过他知道，自己因妻子失眠而感到提心吊胆。“事情总是这样，”过了一会儿妻子说，“我们忍饥挨饿，却让别人有饭可吃。四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上校沉默不语，直到妻子停顿下来问他是否醒着时才开口。他回答说：“醒着。”妻子以一种干脆利落、毫不退让的语调继续往下讲。
“所有的人都将用这只鸡赚钱，而我们却不行。我们是唯一没有一分钱做赌注的人。”
“鸡的主人有权获得百分之二十的钱。”
“当年他们让你在选举中为他们卖命时，你也曾有权让他们给你一个职位，”妻子反驳说，“你曾在内战中出生入死，也有权获得老军人退伍补助金。现在所有的人生活都有保障，而你却饿得快死了，而且非常孤独。”“我并不孤独，”上校说。
他想做点解释，但却被睡魔征服了。妻子仍然在一旁响咕，直到发觉丈夫已经睡着了才住口。于是，她钻出了蚊帐，在漆黑的堂屋里踱来踱去，在那里继续唠叨。天亮时上校呼唤她。
她象幽灵一样出现在门口，那盏快要熄灭的灯从下面映照着她，她在钻进蚊帐前把灯熄灭了，但嘴里却依然在嘟嚏着。
“我们来干一件事吧，”上校打断了她的话。
“唯一能够干的事就是把公鸡卖掉，”妻子说。
“也可以把钟卖掉。”
“没有人买。”
“明天我将设法让阿尔瓦罗给我四十个比索。”
“他不会给你的。”“那就把画卖掉。”
妻子再次讲话的时候，又站在蚊帐外面了。上校感到她呼吸时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药草味。
“人家不会买的，”她说。
“我们等着瞧吧，”上校态度温和地说道，语气里丝毫没有流露出激动的情绪，“你现在睡吧。如果明天什么东西都卖不掉的话，再另想办法。”
他试图睁开眼睛，可是被睡魔征服了。他掉进了一个既无时间又无空间的世界的底层，在那里妻子的话另有一番含义。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感到有人在摇晃他的肩膀。
“你回答我的话！”
上校不知道在睡梦前还是在睡梦后听到了妻子的这句话。东方欲晓，百叶窗被礼拜天的晨曦切割成一个个小块。他觉得自己在发烧，两只眼睛也痛得火辣辣的，不得不作出一番巨大的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
“如果什么都不能卖的话，那怎么办呢？”妻子又问道。
“那时候就是一月二十号了，”上校说，他完全清醒过来了，
“这天下午他们要付百分之二十的钱。”
“如果鸡赢了，人家会付，”妻子说，“但是，要是输了呢？难道你就没有想到公鸡可能会输吗？”
“这是一只不可能输的公鸡。”
“但是，假如输了呢？”
“再过四十五天才能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上校说。
妻子恼火了。
“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吃什么？”她问上校，并拽住他的法兰绒衬衫的领子，使劲地摇晃着。
“告诉我，我们吃什么。”上校经历了七十五年才到达了这个时刻。他感到自己是个纯洁、直率而又不可战胜的人，口答说：
“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