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历史时代早期的印度
8-2 历史时代早期的印度
印度人表现出对历史缺乏兴趣，这一特性使人对印度历史的任何研究都复杂化了。认为宇宙虚幻、万事轮回的世界观对时间和空间的细节不感兴趣，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婆罗门怡然自得地垄断着教育，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哲学和宗教上，而不是集中在过眼烟云似的皮相景观上。而且，由于他们总是宣称找到了确认当前习俗的古代依据，所以他们对追溯文化发展就不大感兴趣。结果，构拟印度文化史就不得不主要依靠传奇和宗教文献中偶尔出现的背景材料，依靠考古遗址，依靠外国游人的记述。
甚至连印度政治史中的许多地方也是模糊不清的。直到穆斯林第一次入侵之后，印度政治史才开始达到了西方人治史的精确标准。对于不是专功政治史的印度人来说，过去2500年中许许多多的朝代和国王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意义的，朝代的更迭和国王的升降浮沉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故此，人们提及的政治事件，仅仅是那些似乎具有永恒的文化意义的事件。
根据能够掌握的关于最早的有史时期的原始材料，可以把印度分为三个地区。在公元前6世世纪，印度西北部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接触。那时，大流士一世①把旁遮普和信德并入了阿契美尼德族建立的波斯帝国。随即而至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对印度的征服，不过这次征服只不过是一次突袭而已。接着，从西北部的山区和大草原涌入印度的入侵者建立了一个接一个的王朝。所有这些王朝都接受了更为明显的希腊化文化成分。欧洲人对印度西北部的描述起始于希腊人斯库腊克斯，他受大流士一世的派遣去考察印度河流域，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
①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前558-前486）—古波斯帝国国王（前532-前486），极盛时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小业细亚沿岸，南自埃及，北达欧洲的色雷斯，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曾发动希波战争，在马拉松战役（前490年）中失败。
关于印度东北部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外国人留下的早期的原始材料，本地的历史材料也几乎没有。然而，早期的佛经中大量提及本区早至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在印度南部，最早的历史记载稍晚一点才开始出现，最早的著述仅在公元前略早一点的时候才出现。该地与其它古老文明有频繁的接触。公元1世纪以降的希腊古籍中记载着许多有关该区的情况。
在它们各自的历史黎明时期，印度的三个大区已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亦有许多的地区差别。印度北部和南部有鲜明的言语分界。北方操印欧语的民族继承更多的亚利安传统。南方操德拉维语的民族保存了许多肯定是非亚利安人习俗的习俗。
到公元5世纪时，印度北部形成了许多保存至今的文化特征。从那时起至今日的革命性变化时期，一般村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当今这场革命是由于收音机的来临和方便的交通而引起的。回到这个水平的现代游客看见辽阔的森林和普遍使用木材的建筑，将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连孔雀王朝①首都的华氏城②之类的大城也完全是木结构的建筑（王宫和寺庙亦是如此），城区由木栅保卫，外面再绕以护城河。可是今天，在同样的地区之内，农民却难以找到足够的木材作椽子，他们做饭的燃料只得用干牛粪饼。在该区的东部，人们衣着极少的现象也会给现代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男人普通的服装仅限于胯间围一圈很窄的棉布条。妇女只穿一条短裙。富人补偿衣服花销不多的特点，靠的是华贵的衣料和大量的首饰。首饰之多一定令妇女觉得是十足的包袱。
①孔雀王朝（公元前221-前185）—古印度王朝，版图包括印度半岛大部分地区。
②华氏城—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城。世界著名古都之一。
给现代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在有史时代早期似乎就已存在。虽然村民那时的经济境况似乎胜过今天，可是他们当时直接缴纳的赋税就已达收成的六分之一。此外，他们受到的盘剥中，还有国家对盐实行的专卖政策、销售税和其它各种苛捐杂税。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收入差别似乎更多地反映在炫耀夸饰上，而不是反映在生活水平上。阿育王宫殿的石柱上包着黄金，然而他睡的是草蓆，吃的是粗茶淡饭，即使佐料下得较重，他吃的也是一般农家的饭食。阿育王年老退位，遁入山林之时，他并不需要放弃多少人间烟火中的享乐习惯。
那时的印度北部，四大种姓业已存在，它们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但是，没有迹象说明，当今种姓中典型的小类划分已经存在；也没有迹象说明，当今种姓关系中那些繁复的礼节当时就已经存在。那时，印度东北部婆罗门和剎帝利两个种姓之间的争权斗争尚没有结果。婆罗门尚不甘心接受国王谋士的角色，尚未认识到不承担责任的权力是有许多好处的。剎帝利也尚未放弃垄断知识和直接与超自然力神往的资格。有趣的是，刹帝利的活动比婆罗门的活动更符合早期亚利安入侵者的活动。
到了有史时代的初期，印度北部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呈现出许多特征。其中突出的，是轮回投胎的信仰和因果报应的观念。虽然希腊人毕达哥拉斯①传授过投胎的观念，而且凯尔特人的神话也提及投胎的传说，但是这一信仰似乎并不见之于早期的《吠陀》经书中，也未构成操印欧语的民族普遍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轮回转世的信仰在世界许多地方独立地涌现出来，它的印度形式是前亚利安时代的哲学家提出的。面对人们坚决否定自己死亡所引起的问题，这些哲学家们试图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答。
①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前497年？）—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无论其渊源何在，灵魂的命运之印度描述，在逻辑条理和精神满足上，远远超过任何其它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说法。尽管印度各宗派的教义在灵魂的起点和归宿之上众说纷纭，然而它们在灵魂旅程的中间阶段的教义是基本一致的。这一段旅程与个体的前世和来世直接相关。灵魂形成之初，它是精神力量的无形无体、杂乱无章的聚合，它注入了一种低级生命体。一个宿主的肉体死亡后，它传入另一位宿主的肉体，把上一次肉体化中累聚的经验带入下一次投胎的肉体身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投胎，不断积累的经验塑造并强化了灵魂。除了经验之外，每一个灵魂还积累了一本可以叫做精神收支的流水帐，也就是投胎以后的善恶言行所产生的结果。上述诸点构成了个人的因缘，因果报应决定个人下次投胎时的社会地位，决定他将遭遇的祸福。
精神修行的最佳捷径是当苦行僧。印度人苦行的主要目的，是与法力无边的神灵的交感认同，体验心灵领悟宇宙后的极乐境地。苦行僧一步一步地达到修行的目标。第一步是断绝一切世俗的关系退隐山林去打坐冥想，去练习各种控制身体的办法。第二步是完全支配精神活动，个人能抑制思维过程，让灵魂解脱出来去进行更深层的体验时，就进入了这一境界。无论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对上述观念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必须承认印度人的苦行作为社会机制的价值。苦行生活对三种上层种姓的成员是开放的，其功能与欧洲中世纪的牧师地位一样。它对神秘主义者有吸引力，对那些不能面对世俗生活压力的人同样有吸引力。不仅追求精神境界的人，而且厌烦自己角色的王子，觉得妻子令人难以容忍的丈夫；甚至于受债主逼债的商人，都可以加入虔诚的苦行僧的行列。
从有史时代之初起，婆罗门与苦行僧之间就有明显的区別。婆罗门可以成为苦行僧，但是大多数的婆罗门并未成为苦行僧。婆罗门是精于与超自然力交感的人，是专职的祭司，他们熟悉印度教规定的冗长而繁难的仪式。除开宗教职责而外，他们就过着一般人的生活，只不过还要受到婆罗门种性规定加之于他们的种种限制。许多婆罗门都热中于聚敛财富，谋求对社会的控制。显然，在有史时代初期，他们不断在印度北方加强自己的势力，谋求使土著人皈依印度教。
婆罗门越来越自命不凡，只有他们才能完成的宗教仪式越来越繁复昂贵。到公元前6世纪时，这一趋势受到了一场宗教革新的挑战。发动这场革新的两位领袖是乔答摩①佛陀和筏驮摩那大雄①，筏驮摩那是耆那教②的创始人。二人均生为剎帝利种姓的成员，并且都成为苦行僧，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轮回投胎和因果报应的教义。然而，两人的教义与婆罗门教的繁难祭礼却绝然相对。耆那教作为一个小的宗派保存至今，其特点是高度发育的仪式和极端厌恶伤害任何生物。耆那教僧人在举行仪式时用扫帚扫去路上的虫子，然后才举步投足。他们不愿在暗处喝水，以免误吞并毁伤了水中小小的生命体。耆那教最重要的教义是坚持“不害”③，即始终坚持不抵抗。已故的圣雄甘地，虽然本人并非耆那教徒，可是他受到耆那教教义的强烈影响。虽然耆那教的传教士在印度南部使许多人皈依自己的教派，可是它从未传至印度半岛之外。相反，佛陀的教义已经成为两千年来世界事务中的一支力量。
①乔答摩（Gauta）—释迦牟尼称号，原为其姓氏。
①筏驮摩那（Vardhamana）—耆那教创造人，尊称为大雄。
②耆那教（Jaina）—“耆那”原为创始人筏驮摩那称号，意为“胜利者”，“完成修行的人”。前6-5世纪与佛教同时兴起。
③“不害”（Ahima）—耆那教、佛教名词，即慈悲为怀，不害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