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第二个星期平静地过去了。基思利用这段时间在院子和房子内外干了一些活儿。他锄去了菜园子里的荆棘和野草，翻了地，撒上一些麦秸以防止野草复生和阻止风把表层的土壤吹掉，他从爬满葡萄藤的棚架上摘获了几串葡萄，并修剪了藤枝。
基思把枯死而倒下的树木收集起来，锯短并劈成柴火堆在后门附近。他花了两天时间修补篱笆，然后开始清理工具间和谷仓。他身体健壮，但干农活却似乎特别累人。他记得，在他的少年时代，一天活干下来，吃过晚饭后连去会朋友的力气都快没了。他父亲就这样整整干了五十年，现在这位老人理所当然有资格坐在佛罗里达他住所的天井里，观赏他的桔子树了。他弟弟不愿为菲薄的收入而继续干那已有一百五十年传统的累断腰的农活了，他并不责怪弟弟；当然他同样也不责怪自己或妹妹。不过，如果他家有个内德叔叔那样的人来继承传统，那就好了。至少他父亲不会把地卖掉，而会维持他家的这个农场。现今，大多数农民都把农场整个儿卖了；如果他们有什么遗憾，你也不会听到。他所认识的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从佛罗里达或者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
在工具间里，他看见那块旧铁砧还放在工作台上。铁砧上铸有“厄弗特”的字样，还有一个生产日期，是一八一七年的某日。他记得这东西还是他祖父的祖父从德国带来的，当初先装到一艘帆船上，漂洋过海后可能又经过内河小船的多次转载，最后用马车运抵这里的新世界。一块二百磅重的钢铁，被拖着走了半个地球的路程，才到达这片居住着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和各种奇花异兽的处女地。可以肯定，他的祖先对于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文明安定的环境来到一个寂寞的、无情的地方曾经做过反思，但他们还是留下来了，创建了这里的文明。然而，原先印第安人和沼泽地的疾病未能做到的事，现在却让文明本身做到了：这个农场以及其他农场都被离弃了。
他干着活儿，意识到劈过冬的柴火是一种责任，尽管他完全可以明智一点，放弃这些柴火离去。但此刻，他对于照管父母的农场、祖先的遗产感觉良好。他的肌肉虽然酸疼，却给他一种舒服的感觉；他身体健壮，皮肤晒得黑油油的，体力上的劳累使他不再想都市中的各种烦恼，也不再想性爱之事。唔，他确实想过性爱，但尽量不去想。
他已经接上了屋内的电话，并电告他的父母、弟弟和妹妹他己回家来了。在华盛顿时，不仅他的电话号码没有登记，而且连电话局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如今回到斯潘塞城，他决定把他的电话号码和姓名登记在电话号码簿上。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未接到任何电话，这倒也好。
他的邮件都是从华盛顿转寄过来的，但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最后几张账单。他已经在城里的老农商银行开了个支票户头，现在可以付款了。联合包裹服务社已经运来了他的零碎物品，箱子都放在地下室里，还没打开。
他想，一种复杂的生活竟这么快就终止了，这倒是很有趣的。不再有传真和直通电报，不再有汽车电话、办公室和秘书，桌子上不再有飞机票，不再有粉红色的留言条、每月一次的情况报告会，不再向白宫做简短的汇报，不再阅读各种公报，也不再破译各种密码——除了生活的密码。
事实上，尽管他最后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的去向，但至今尚未收到他们的官方来信，甚至没有收到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来信。这就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他过去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犹如一场体育比赛，是为参赛的运动员而举行的，而不是为昔日的明星。
他一边干活，一边回想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那些年月。他想，斯潘塞城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纪念碑林立，纪念那些服役并战死的男女将士。阿灵顿有一个无名将士纪念碑，代表了所有的无名烈士。另外，国家还为武装部队定期举行阅兵式，并规定了他们的特别节日。但是，对于那些牺牲的、致残的和退伍的从事过秘密战争的老兵，只有在少数几幢非公共建筑的大厅或花园里才有一些默默无闻的纪念物。基思想，该是在华盛顿草地广场树立一个纪念碑，向那些冷战战士致敬的时候了；他们在服役中心力交瘁；他们的婚姻犹如地狱；他们在官僚机构的更迭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在肉体上、思想上，甚或在精神上牺牲了。他无法确定这个纪念碑的性质，但有时他想象草地广场中间有一个大洞，有几分像旋涡，里面日夜不停地冒出雾气来。如果碑上有碑文的话，那么应该是：纪念冷战战士，1945-1989？感谢你们。
但他想，这场战争不是轰轰烈烈地结束了，而是抽抽搭搭地结束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多半是平静的、无声无息的。冷战战士无法抱成一团，他们也没有一种胜利感。当他们的部队被遣散，他们的舰船遭到退役，他们的轰炸机群被停放到沙漠中去，也并没有盛大的场面和隆重的仪式，他们只有悄悄地消失，得到的只是一份退役证明和通过邮局汇来的养老金支票。基思心想，华盛顿甚至没有人对你说声谢谢，任何别的地方也没有。
然而，他并没有怨恨；事实上，他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他想，政府和人民本该更好地重视这些事，不过，他理解自己的国家，理解美国人民对待战争和历史的心理倾向；他们通常把战争看做是发生在别处和别人身上的事，因而，说好听一点，是件讨厌的事。看来他们应该回到正常的心态上来。
该劈柴去了，他修剪了农舍周围的老橡树，把剪下的树枝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推到锯台边，他把树枝锯短，劈开，然后堆放起来。
贝蒂姨妈来过了，还有一些远房亲戚也来过了，南面的邻居马勒农场的夫妇俩与路对面那个农场的马丁·詹金斯和他太太苏也来看望过他。每人都带来一点吃的东西，每人的表情都有些不自然，每人都问一些同样的问题——“那么，你打算住一阵子？还在想大城市吗？去过市区了吗？遇到什么人吗？”等等。但没有一个开口问藏在心里的问题，那就是：“你是不是疯了？”
基思取出一罐冰啤酒，坐在门廊上休息片刻。他注视着前方静静的农场道路，观看田里的庄稼和树木随风摇动，蝴蝶在飞舞，野蜂嗡嗡地叫着，鸟儿婉转欢唱。过了一会儿，一辆蓝白相间的警方巡逻车开过。他估计，警车一天要路过这儿一两次，也许更多些。他想，如果哪天安妮奇迹般地驾车而来，那一定会造成麻烦。他想通过她姐姐传个信儿给她，却又觉得那样做不明智，而且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嗨，我回来了，你丈夫在监视我，别来这儿。
显而易见，她丈夫也在监视她。但是，她八成没有来这儿的意图，那干吗要担心呢？要发生的事总归会发生。这么多年来，他的工作就是操纵某些活动，然后为他采取的步骤忧心忡忡，再后来试图发现他的操纵是否奏效，最后，如果事情搞砸了，他还要进行补救以减少损失等等。“保持警惕，时时提防，做好准备。”听上去像金玉良言。然而，他却耐不住了。
第二天上午，基思驾车去托莱多，在那儿把他的萨伯车换成了一辆雪佛兰汽车。这辆汽车是暗绿色的。他在这儿见过的雪佛兰车有一半是这种颜色，因而他的车就不再显眼了。车行老板给他的车装上了一块俄亥俄州的牌照，于是他把原来的华盛顿牌照放在驾驶座底下。他得把它寄回原处，那地方并不是机动车管理局。
下午晚些时候，他驱车返家。路过斯潘塞城郊外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等他到达农场，苍茫的暮色已经笼罩了农舍的场院。他驶过立在路边的信箱，把车开上家门口的车道，停了下来。他又把车往后倒了一下，发现信箱上的小红旗竖起来了。他感到奇怪，因为当天到达的信件他在上午已经取过，他打开信箱，拿出一封没贴邮票的信，信封上简单地写着“基思”。他一眼就认出是谁的笔迹。
他把雪佛兰车开到屋后隐蔽起来，然后下车进屋，把信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又放了回去，转而为自己调了一杯浓烈的威士忌酒加苏打。
他在桌子旁坐下来，慢慢抿着他的自调饮料，又在杯中添了几次威士忌，最后又瞅了瞅桌上的那封信。“好了。”
他想起以往的许多事，想起她：他俩在中学里就彼此相爱了两年，爱得忠贞专一、如痴如醉，在大学的四年里也是如此，后来又一起从博灵格林州立大学毕业，安妮是个聪明好学的学生，毕业后又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去那儿继续深造。而他却对读书感到厌倦了，静不下心来，再说也没有经济能力再攻读研究生课程，因此决定不申请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他曾陪她去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所在地哥伦布市，但没等夏天过完，斯潘塞城的征兵委员会就得知他正值当兵年龄，立即征他入伍了。
基思拆开信封，读了信的第一行。“亲爱的基思：我听说你回来了，住在你父母的老房子里。”
他望望外面漆黑的院子，听到了蝉鸣。
他俩在一起度过了那个夏天。那是在哥伦布度过的令人销魂的两个月，住在她新租的公寓房间里，逛遍了那个城市与那所大学。到了九月，他不得不走了。他说他一定回来；她说她一定等他。但双方的诺言都没能实现，在一九六八年时的美国，这种诺言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基思深深吸了口气，又聚精会神地读信。他读到：“这里传说你要住一段日子。是真的吗？”
也许吧，他在杯子里又加了一点威士忌，接着回忆过去。
他去了新泽西州的狄克斯堡，在那儿接受基本的和高级的培训，随后又去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军官学校受训，不到一年被授予少尉军衔。这对一个农村小伙子来说真不错，他俩起初还鱼雁往来，后来渐渐少了，信的内容也不如以前了。她觉得自己在爱情上难于做到专一，也没有理由再做到这一点，于是告诉他她已在跟别的男人约会，他明白了，但他不理解。他在斯潘塞城度过了他开拔前的短假，而不是在哥伦布。他俩通了电话。她正忙于对付一些困难的课程，他正在为开赴某个战区而感到焦急，实在没有心思关心她的课程。他问她目前是否有男朋友。她说有，但并不是认真的。就这样谈了大约十分钟后，他急于要去参加战斗了，他对她说：“你变了。”她回答道：“我们俩都变了，基思，看看你的周围。”
他说：“好了，我得走了。祝你学习顺利。”
“谢谢。自己当心，基思。希望你平安归来。”
“好的。”
“再见。”
“再见。”
但他俩都不忍挂电话。她又说：“你要理解，我这样做对我们彼此都好。”
“我理解，谢谢。”他挂了电话。
他俩继续通信，两人都不明白他俩的事已经完了。
基思把酒杯推到一边。威士忌里的酒精成分并不管用，他的双手颤抖着，脑子里也没有那种愉快的晕乎乎的感觉，他读到：“好了，欢迎回家，基思。祝你好运。”
“谢谢你，安妮。”
他担任了步兵排长，看到的死人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鲜血直流，或者在烈日的暴晒下肿胀起来。对于这个场面，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比喻，除非说它像莫米河上的牲畜围场。十分可爱的村庄和农场被炸成平地，到处是沙袋和铁丝网；他为这些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流下了眼泪，服役期间，他曾经在完成他的军事任务后回斯潘塞城度假。
基思抹去嘴唇上的汗珠，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信上。他从头读起，后来读到：“我明天要开车送温迪去学校读书。她将成为我们母校的一年级新生。真恨不得马上见到母校。我大概一星期左右回来。”
他点点头，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在斯潘塞城度过了三十天的战后假期，除了吃、喝、驾车兜风之外无事可干，他母亲建议他开车去哥伦布。他没去，却给安妮打了电话。她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记起来，那是一次十分不自在的交谈。他并没有问她男朋友的事，因为他已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他也有别的女人了，这没关系。但她在最后一年发生了比较深的变化，她变得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了，对穿军装的男人产生了矛盾情绪。她在战争问题上向他说教了一番。
他生气了，她却很冷静；他勉强压住了他的愤怒，她的口气却依然强硬，他刚要挂电话，她忽然说：“我得走了。”他意识到她哭了，或者快要哭了。他提出要去看她，她却说自己没事儿，然而，他并没去哥伦布，她也没来斯潘塞城，他俩更没在两市中间找个地方见面。
基思读完了信的最后几行。“我姑妈路易丝还住在你家附近。我下次去她家时顺便来看看你。当心身体。安妮。”
他把信放进口袋，起身走出后门。热风已经停歇，天气现在凉爽点了。西边地平线上还残留着一抹夕阳，但天东边却可以看到星星了。
他走出院子，来到玉米地头，在一行行高高的玉米中间行走。几百码之后到了一座小丘，据说那是座印第安人的坟墩。平坦的丘顶，可以耕种，但他家从未有人在上面种庄稼，也要求后来的马勒家同样如此。小丘上长着高高的黑麦草，一棵孤零零的白桦树挺立在靠近丘顶的地方，不知是有人种植的还是它自己在这里扎了根。
基思站在白桦树旁，向下面的玉米地望去，他小时候来这儿玩过，成年之后也来过这儿思考问题。
他俩也没在两市中间找个地方见面。那要怪他的傲气、他的自负，或者别的什么。当时他俩就要团聚了，而她却在那个时候与别的男人有了性关系。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可是，他当时并没有提出同她结婚，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她成为年轻的寡妇。结婚还是不结婚？这就是战争时期典型的两难境地。他记不确切他俩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肯定她是记得的。
他在白桦树根旁坐下来，仰望天上的星星。在华盛顿，他几乎看不到星星；但在这乡间，夜晚的天空令人着迷，令人心醉。他凝望星空，找出他认识的那些星座，想起他曾同她一起在夜晚看星星。
当他度完越战后的假期，还有一年的服役期，但他决定延长服役，于是申请去马里兰州霍拉伯德堡的军事情报学校学习。他的申请被批准了。这是一个有趣的行当，他确实喜欢这项工作，他接到命令在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中第二次出征，不过这次是以一名情报分析官的身份上任的。他晋升为上尉，薪水丰厚，任务不错。这比打仗强，比斯潘塞城强，也比回到一个发疯的国家强。
他俩停止了通信，但他听说她退出博士课程去了欧洲，而后又回到斯潘塞城参加一个表亲的婚礼。据一位参加婚礼的朋友说，就是在那次婚礼上，她遇见了克利夫·巴克斯特，显而易见，他们两人在婚礼上及婚礼后相处得很愉快，因为几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这不过是他听说的而已，但那个时候，他已不再想知道这些事了。
基思从口袋里拿出那封信，但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无法再读。他注视着信，回忆起大部分内容。信里的词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却是往昔一切的产物，都是他渴望听到的，他明白她写这封信多么不容易；他也明白，她把信放进他的信箱，说要来看他是冒着几分危险的。危险不仅可能来自克利夫·巴克斯特的肉体惩罚，还可能是在感情上受到打击。他们俩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承受再一次的失望和伤心。可她决定冒一次险，事实上两人中是她先走一步，他喜欢她这样做。
基思把信放进口袋，漫不经心地拽了拽身边的野草。
他得知她结婚的消息之后，就不再想她了。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他想给她写一封简短的祝贺信；他明知不当还是这样做了，当然信是寄到她父母家中的。她寄来一封更为简短的回信，感谢他的好意，并要求他从今以后不再写信给她。
他总是在想，他俩总有一天会团聚；或许她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他们两人中没有一个会忘记对方，六年了，他俩一直是朋友、知音和情人，成为对方生命和人格的一部分；他俩在一起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从未想象过分离的生活。但外部世界终于闯了进来，她在信里说得明白：他俩之间的事确实完了，永远结束了。可是，他从来不信这话。
在他驻扎欧洲之后，她在婚后几个月又给他来信了，对她上一封信的语气表示歉意，并说写信无妨，但请寄到邻县她姐姐泰莉家里，由姐姐转交。
他在欧洲没给她去信，直到他回到美国才从华盛顿给她写了一封信，话不多，只是说他回国了，还要在五角大楼再待上一两年。从此他俩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通信往来，每年数封，内容不外乎是最新消息、孩子的降生、他通信地址的变更、他调往国防部工作、她听到的关于斯潘塞城的新闻、他奉命派去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他俩从未交换过照片；两人中没一个向对方要照片，也没一个主动送一张。基思心想，似乎他俩每人都想在记忆中保持对方动态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让一连串死板的快照搞得复杂化。
他俩的通信中除了长久的、成熟的友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暗示——不过，也许偶尔在深夜写的信中有一两行的意思不止是“喂，你好吗？”之类，他有一次从意大利写的信中有这样一句：“我第一次在夜间看了古罗马竞技场，我希望你也看过。”
她回信说：“我看过，基思，是在欧洲旅游时看的。说来奇怪，当时我也想到了你。”
但这类的信极少，而且他俩在信中说的话都没过分出格。
每当他的通信地址改成某个新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地点，她会来信说：“多么羡慕你的世界旅行和令人激动的经历啊。我总是想，我应该是个过冒险生活的人，你倒是该待在斯潘塞城。”
他通常回答这样的话：“我多么羡慕你的安稳生活，身边有孩子，周围有邻居。”
他没结婚，安妮也没离婚，克利夫·巴克斯特更没有很快死去。生活在继续，世界在前进。
他第三次出国供职是在西贡。北越的军队于一九七五年攻占该城，他是最后一批乘直升机撤离的美方人员之一，他从东京给安妮写信说：“五年前我就知道会打输这场战争。我们是多么傻呀。我们机关中已经有人辞职了。我也正在考虑辞职。”
她回答道：“过去我们同高地橄榄球队进行球赛时，我们在上半场处于36：0的劣势，你出来打下半场，打得棒极了，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一次，我们还是输了。但现在你记得最牢的是比分，还是那场比赛？”
基思聆听远处成行的林木上夜莺的歌唱，随后又眺望马勒农舍。农舍厨房的灯光亮着，可能正在准备晚餐，他想，他过的一天比马勒家有趣，可到了晚上，他们却能聚在一起吃晚饭。说实话，他很想要孩子，但有点奇怪，安妮有了孩子他也感到高兴。他闭上眼睛，倾听夜晚的各种声音。
他几乎结了婚，在后来的五年或六年里有两次机会：一次是跟一个同在莫斯科供职的同事，另一次是跟住在乔治城时的一个邻居，每次他都跟对方分手了，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心理准备。实际上，他永远不会有心理准备的。他明白这一点。
他认为他俩必须停止通信，但他做不到彻底断绝书信来往。于是，他拖了几个月才给她回信，而且信的内容简短且又冷淡。
她对于他语气的变化和来信的稀少从不发表意见，却继续在信中用两三页的笔墨告诉他一些新闻，偶尔还叙叙旧。后来她终于与他同步，于是他俩之间的通信比先前少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俩的通信往来似乎断了，只是在圣诞节和生日互寄贺卡而已。
当然他偶尔也回斯潘塞城一次，但从不事先告诉她，每次都打算到家之后再去看望她，却从未去过。
一九八五年前后，在他回斯潘塞城数次以后，她写信对他说：“听说你回城参加过你婶婶的葬礼了，可我去时你已经走了。我本来是想跟你一起喝杯咖啡的，但也许不会。在没肯定你是否离开之前，我一想到你在城里就紧张得要命。当我知道你确实走了之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真是个胆小鬼。”
他回信道：“恐怕我才是胆小鬼，想到要在街上碰到你，我宁可去打仗，有一次我开车经过你家的房子。我记得从前有个华莱士老太太住在里面，现在你已经把房子修缮一新，弄得很漂亮。门前的花儿真可爱。我为你感到十分高兴。”他又补充说，“我俩的生活在一九六八年就分道扬鏣了，再也不可能走到一起了。对我们俩来说，相会意味着离开各自的道路，走进一个危险的区域，当我出现在斯潘塞城的时候，我仅仅是路过而已，不想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不过，如果哪天你有事来华盛顿的话，我会很乐意陪你喝那杯咖啡的。两个月后我将去伦敦。”
她并未立即回复，但在他到达伦敦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他俩上次的通信。他还记得她回信的内容，她写道：“我儿子汤姆上星期六第一次踢球，这不由得令我想起我第一次坐在体育场里看你穿着橄榄球队的运动衫走进球场的情景。现在你的周围看不到这些熟悉的场所和熟悉的事物了，但在我的周围却能看到。有时候一场球赛之类会使我回忆往事，于是我止不住要淌眼泪。对不起。”
他立刻给她回信，不再装出一种孤傲冷漠的态度，而是坦率地写道：“不，虽然在我的周围看不到能让我想起你的那些熟悉的场所和事物，但每当我孤独或害怕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
从那以后，他俩的通信多了起来，更确切一点说，信中的语气比以前亲密了。他俩已不再是孩子了，而是人近中年，有了岁月蹉跎之感。她在信中写道：“我无法想象不能再见你一面。”
他回答说：“我保证，如果上帝许可，我们将再次相会。”
上帝显然是许可的。
然而，六年过去了，保证过的相会并来实现；也许是他在等待某种事情发生，譬如说，她离婚了，或者她生病了。但没有这类事发生。他的父母离开了斯潘塞城，他已没有理由再回去了。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他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场面，后来他又被派驻莫斯科，目睹了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未遂政变。他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为华盛顿制定政策出谋划策。他的名字时时见诸报端，他在事业上不乏功成名就之感；但就个人来说，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某些东西。
八十年代末的兴奋到了九十年代初变成了沮丧。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在他的同事们中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