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风》全文阅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几年的中国，对于城市的芸芸众生来说，有什么事能使人感到特别幸运呢？获得奖金？小额者人皆有之，早视为理所当然，再翻两番也是不要白不要，要了白要。巨额者上哪儿领去？升官？毕竟只有为数不多的同志在考虑进入梯队，而且毕竟不是所有被考虑着都那么迷官，像官迷们用迷官的眼睛所见所想的那样。“彩票”得中？迄今只在首都发售过一次国际马拉松赛有奖参观券，售券时出动了大批民警，差点挤出人命，得头奖的机会是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分之一。碰到个知心伴侣？那是年轻人的事。再说，正如仁人志士们指出到处都有荒谬的不道德的无爱婚姻一样，到处都有更多的不准备招揽聘请第三者的一对一的成双婚配。冥冥中有个大自然规律管着呢，男女比例大致相当，有哪个少男不善钟情？有哪个少女不善怀春？因而旷男怨女的数量总还是大大低于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三，这不会影响莺歌燕舞、不是小好的比率。历次运动已经证明，这个比率是安全的。
说来说去，这些年最能让相当一部分人为之神往的事还是分到房子。要想知道分到房子住的快乐，只需看看房子不够住的苦情。要想知道分房子的重要，只需看看负责分的人是如何机关算尽、如临大敌，而要房子的人又如何费尽颜面、言语、心术。每年为分房要房，白了多少头发！
这样，一九八四年初东泉市的宋朝义分到两套房子，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九七八年冬以来他的各种顺心的事的一个集结，一个小小的高潮，一月十四日，经过了许多扯皮、摩擦、推脱、虚惊、奔走、摊牌、等待、失望、再希望……以后，他拿到了两个单元的各三把共六把钥匙。钥匙是铝合金制作，有几道纵沟，表面上千篇一律，散发着保护油和尘土的气味，看来十分肮脏。他接到这六把脏钥匙的时候觉得高兴，却又不像预想的那么快活。
下班以后挤汽车。冬天，冷风吹着脸，车窗玻璃没有摇上来。一位乘客手提的装在尼龙网兜里的熏鸡似乎一直在啄他的大腿。他饱经沧桑，既快乐又叹息。到处都有烧鸡、卤鸡、酱鸡、扒鸡、熏鸡，还有香酥鸡。就酒喝挺好。如果屋里有暖气……
就更好。他在二路汽车等候转车等了四十三分钟，不知道是不是哪儿轧了人。冬天，穿着臃肿，动作不灵，事故增加。其实他只需要再坐三站，步行只要二十分钟。问题是他已经把自己押在等上了，越等就越不能不等。他的脸颊冻得好像要结一层脆皮。清醒清醒。小时候他冻得尿过裤子，触及灵魂的时候他冻得把唯一供给他热能的高粱米饭吐了一地。
回家七点四十四。他稳稳地拿出钥匙，妻子和儿子雀跃。就是为了你们。面前似乎有鲜花、石阶、沙发和激光效果。就是为了我们一起住了多年的破烂农舍。心里烫烫的。吃完饭八点半，疲惫不堪，妻子儿子坚持要立即出发看房，似乎再耽搁一天房就会飞，得到钥匙以后他们发现已经等待到了极限。又转了两次车，历时五十二分。他们小心翼翼地登上楼梯，暗淡而又曲折狭窄，轻轻旋转钥匙打开了门，轻轻地打开了灯，四面都是白色的墙壁。面色也是苍白的。
乔迁志喜0留下的是电视系列片一样的一系列场面和记忆，也像电视系列片一样啰嗦、累人、不乏破绽和可疑，却仍然引诱你完成任务般地一部又一部地看下去。
儿子找了小哥儿们二十四人次帮助迁居。为了犒赏小哥儿们，父亲通过政协管理员买了四十二瓶啤酒、两瓶大曲和大批火腿、香肠、煎鱼、炸小虾和红扑扑宛如玫瑰的猪蹄。卫生间墙壁下部用砂纸打磨光净后涂上了淡绿色调和漆。客厅糊上塑料壁纸，壁纸和工是托一个停止了往来二十五年的老同学办的。为答谢他，请这位老同学到“楼上楼”吃了一席。为吃好这一席，他又找了一位二十四年来无来往的老同事。
购置液化石油气钢瓶（煤气罐）创造了辉煌的记录。东泉市煤气公司一位业务员曾经说搞到煤气罐未见得比搞到房子容易。当然是由市人大常委会和政协而不是由他所在的学校出面的。公函上写道，兹有全国人大代表、我市政协副主席、侨联副主席、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副主席、侨眷宋朝义同志需解决煤气罐一个……他的伟大头衔写了密密麻麻好几行小字，侨眷与侨联副主席语义重复。他的本职工作——教师根本没写。而且，用侨眷的身份或用其他头衔去讨煤气罐，他不知道哪个必要，哪个羞死。后来又托了他儿子的女朋友的一位同学的姨父，只等了一星期就把煤气罐弄回。
宋朝义新分到的房子是两个单元、门对着门。大单元三室一厅、一阳台一阴台一厨房一卫生间，小单元一室一厅一阳台一厨房一卫生间。小单元基本上归儿子，厨房改成了他们一家的报刊图书资料存放室。大单元分卧室、客厅和工作室，门厅放着一个塑料贴面电镀钢腿折叠圆桌和几把电镀钢折叠弹簧软椅，时有放光，可以吃饭也可以接待一般来客。整个生活突然升了一格。在自己的两个单元里，宋朝义推开这个门走进那个门，看着这个屋的书架又打开另一个屋的写字台抽屉，他觉得新奇，觉得有趣，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为录像而布置得生硬的房间里。
五年来的好事像排着队游过来的一串金鱼。平反，回迁，特级教师，连涨三级，出版了他撰写的关于乡村语文教学的书，布面精装本一千册。宋朝义的姐姐——赋予宋朝义以侨眷身份的“侨”偕姐夫两次回国探亲。姐姐嫁的那个开始时令宋朝义觉得压抑的“洋人”还是个不老小的人物。几乎在分到房子的同时，姐姐寄来了一笔钱。侨汇券、外汇券，人民币如虎添翼。儿子在妻子支持下采取了一整套装备新居的行动，不止一次使宋朝义心里的那根习惯了清贫日子的弦颤抖，好像是那些横冲直撞地占有了他家的地盘的陌生的家伙，那些神气十足的电冰箱、电视机、收录机、沙发、新式木器、软床碰破了他的一件什么使用多年的亲切的瓷器。
宋朝义五十四岁，五十四年来大体上没有离开过拥挤、寒伧、捉襟见肘、有时候是提心吊胆而又逆境中分外自觉善良、清白和内心平安的日子。他习惯于侍奉这样的日子像孝子习惯于侍奉辗转病榻、喜怒无常但毕竟恩泽未抿的母亲。离开这与生俱来的日子母亲，日立三开门或者夏普双声道似乎不能完全填补那种科学家认为有益、但很少人能适应的失重即失落感。
幸福可能主要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幸福大概是供参观而不是供享用的样品。
老朋友、新朋友、老关系、新关系来到了新居，赞叹此起彼伏：
已经是八个现代化，又何必二零零零！
这就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总算能安安生生过好日子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住进这样的房子，死亦瞑目矣！
最后一种反映使宋朝义觉得刺耳。什么？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的世世代代先人都是把安乐与死联系在一起。
说这个话的是老宋的至交，身高一米九的老赵。老赵的父亲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大富大贵，老赵无所不好，无所不能，琴、棋、书、画、摄影、京戏、大鼓、变戏法、拿大顶、抹灰、砌灶……但又无一称精。近年来他的日子也有不少改善，但改不了他那副不梳头、不系领钩、不刮脸的落魄行藏，而且一张口说话常带三分晦气。
真的？长眠＝安息。而生活，就是奋斗，就是咬紧牙关，就是承受一个又一个打击。年轻时候他看过电影《墨西哥人》，墨西哥人一声不吭地承受着雨点般落向他的头部面部胸部的拳击。扛起麻袋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真觉得再多一根稻草就能把脊椎压断。在四下透风的教室里给坐在土坯凳子上的孩子讲人生的真谛在于使别人生活得好。给儿子烤一块红瓤白薯。在煤油灯底下一边看书一边揉着眼睛里的水分。越穷还越要留下点积蓄，他又存了一百元定期。生是一种韧性啊。
如今，每天早晨在哗哗作响的喧闹的水声里洗透拖把，把洋灰地擦得像打上了蜡，新鲜的水门汀散发出一股碱腥却喜人的气息。阳光透过大幅针织编花白色窗帘照在绿色的水仙叶上。墙上挂着丝织的徐悲鸿的群马。音箱里时而传出获奥斯卡金像奖影片《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大提琴的低音威严而又和暖。客人来了坐在双垫沙发上吸红双喜香烟，喝一块七一两的茶。客人走了把高雅的沙发中一一整理。似乎是飞机失事后幸存者的归家。好像是马拉松赛后运动员泡在热水浴缸里，他如释重负，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一口浊气。
又总是小有不安。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们生活得还太艰难啊！某大报第一版报道保定市郊一所学校以重金聘请一位校长，月薪一百二十元，该消息明明说那里的农村一个普通劳动力月收入一百挂零，有技术者月收入一百三四十。这就是改善后的中小学校长的待遇，遑论教师！滨河区教育局三十余年来第一次说是要给所属学校教工分几套房子，条件是：一、夫妻双方都在本区教育系统工作五年以上。二、现家庭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二点五平方米……听了这样的条件想上吊！
只有儿子器宇轩昂地进出新居，倒像这房子是分给儿子，老子是沾光奉陪而来的。儿子龙龙比朝义高十个厘米，活脱像他却又比他风度翩翩。他一手叉着腰走来走去地巡视、设计、组织采购、搬运和布置，脸上带着一种高傲的、嘲笑的表情，根本没有把使父亲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一切放在眼里。
老宋不喜欢儿子的这种神气。居安思危。一米一粟当思来之不易。你怎么就觉得过好日子那么应当应分呢？比较起来，当年在乡村，帮着他挖菜窖和打土坯，和农民的孩子们一起掏鸟窝和拍三角的儿子何等纯朴可爱！
宋朝义有几位交情也还可以的朋友，朋友们原来处境包括住房比他好。近几年宋朝义自己也惶惶然悚悚然颇有几分发达，住进佳室，从此这几位朋友不进他的门。他的邀请被婉谢。他照旧大大咧咧地去找人家串门，又抽烟又喝茶又吃瓜子，还希望留饭，终于没有留饭，而且脸色与语气不像往日。
与此同时来他家的新客大增，包括任职的各有关部门和团体的领导及下属们。包括外地来的乃至外国来的有关方面的“人五人六”。其中有一个自封为全国函授调节中心总执事。也有各种慕名者、叙旧忆旧者。他常常像录音带一样地从A、B、C播放自己的籍贯、年龄、简历、婚姻子女状况、工资级别、本兼各职……新相会的老故人对宋朝义的编制仍在一个中学大惑不解，觉得不合逻辑。似乎也不合天理。一见如故、推心置腹的友人建议说，还是转到统战、侨务或外事部门去吧……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小学教工的地位是城市中的倒数第一。
可我的本业是教书啊，没有教书，还有底下的那一切吗？
新见面的老友暗示他，当然当然。但你已经有了别人没有的许多，这时候教不教书就不再是重要的了。说不定再教书只能降低自己。说不定你越是再不教书，就越是证明你教得好，无与伦比，不可企及。真正高级的权威都是不动手或已经不能动手的。要不怎么叫教师里的特级呢？
似乎里头有点天机。
市委领导与他谈话。建议把他调到侨务部门。他想起了个中天机便坚决谢绝了。一部分人说他做得对。一部分人说他傻，长期下乡染上了小生产习气。再一部分人说他狡猾——大智若愚。
去不去侨联反正他越来越忙碌。忙碌中他发现妻子江春常常显出愁容。
“你怎么了？”他问妻子。
“没什么。”妻子神情抑郁。
“我最近……太忙了……连陪你看场电影、逛趟公园、去趟百货商店的时间都没有。”
“为什么要陪我呢？那不成了给你制造负担了吗？”话音是冷的。
真是祸从天降，有自无生！宋朝义是这样正派，这样勤恳，这样地挚爱着妻子——他曾经对妻子说，当初我是不敢爱你的，但是一想到假若我们不结合在一起就再不会有另一个像我一样爱你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不和你结合便是最残酷的犯罪了。他过去这样想，现在仍然这样想。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招江春不高兴呢？
“我……有什么不对吗？”宋朝义放低了声音，力求平静和耐心，“你好像……近来……”
妻子是娇小的，甚至快到五十岁的年纪从背影看去仍然像是少女。一个无所不知的朋友非说江春过去当过演员受过文工团的训练。妻子又是一个有着独特精神追求的人，否则怎么会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单单挑中了他，与他一起镇静坚定地度过了一个接一个的漫长难熬的日子？
“没有什么。”江春的表情却是有什么。
“到底怎么了？无论如何你要把话告诉我，你总不该瞒着我。你有什么不愉快吗？工作、生活、房子、儿子和我……”
“工作生活房子儿子你都太好，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冷嘲的声调终于激怒了宋朝义：“我究竟做了什么？我辛辛苦苦，我忙忙碌碌，我受过各式各样的打击、侮辱、冤屈……好容易日子好过了一点……这不是，这么好的房子也分到了，不是你要我去奔走房子吗？”
“别说这些，别说这些了。”江春摆着手，又踮起脚捂住了宋朝义的嘴，她的脸上显出了勉强的笑容，那笑容是苦的。
还有沁出的泪水，她的眼睛不看宋朝义，在看什么呢？
儿子也常常有这种莫测的眼光。在自己的小单元里，龙龙每天都睡得很迟。他读老子、读康德、读中药学和雨果。用不屑的口气谈论局长的报告与大获好评的小说。听黑人的招魂曲却不接受父亲多次向他推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看电视的时候一会儿按这个键一会儿换那个频道一会儿移动天线，让你哪个节目都看不成。眼神里流露着轻狂、忧愁和怀疑，志大才疏，不知世事艰难，如果不是垮掉的一代，至少也是迷惘的一批。
他们哪有我们当年那种纯真献身的热情？宋朝义想，扩而为国家的未来而担忧。
女人无论如何永远是一个谜。
当代青年大概也是一个谜。他们为什么爱听野性的哭叫一样的招魂曲？
人的命运也是一个谜。前半生，他努力改造，努力符合社会要求，包括吸烟、腔调和走路的姿势。为了改变剥削阶级出身狗崽子的形象，他有钱也不买价格一角五一包以上的香烟。他本来声音洪亮、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为了不做夸夸其谈的浮躁知识分子，为了与农村的人们打成一片，他学得常常木木讷讷，有时候故意把话说乱、丢三落四，吭吭咳咳咹咹。还有拱背低头走路，当然是夹尾巴而不是翘尾巴姿势……更不要说他做出了多么绝情的事与侨居海外的大姐划清界限……结果，命运像落到墨西哥人脸上的拳头雨。
这几年呢，只能用一个他最不喜欢的俚语来形容：“芝麻开花节节高。”多年来的语文教学使他对这俚语产生了反感偏见，俗不可耐而又做生动形象状，他老觉得这只能算是耍贫嘴。如今，一想起自己几年来的变化就想起了这几个词。活是现世报应啊！
连他当年坚决反共的大姐不肯回国去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嫁给一个白种人也成了他时来运转的契机之一。他想找条地缝钻下去。
房子也是谜。上大学的时候他嫌宿舍不好，援引马克思《资本论》来论证那种睡上下铺的大学生住宿条件比马克思所说的十九世纪英国不顾工人死活的车间条件还差。为此他成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分子”化以后他们十七个人住一间小屋，打地摊，翻身的时候确实要一起翻……他睡得实在。
迁入新居以前他住一个大杂院，九户如一家，渍的酸菜在室内发酵，成年的儿子与父母之间挂起一个床单。他的家与相邻的邻居一家虽不见面却声气相通。邻居一家的挂钟同时为他们报时。邻居吃辣椒他们一家人陪着流泪咳嗽。估计是隔墙天棚以上没有抹泥抹灰，砖头中间的缝隙成了畅通的交流渠道。
迁入新居后反而时而辗转反侧。太静？太忙？太软？太缺乏杂味？男性更年期？好像缺少点沉重的、系着他和坠着他的东西。
睡不着的时候他常常想起刚刚被东泉市“收回”的日子。他们被暂时安置在一个六等小招待所放杂物的阴暗小室。小房六平方米。他们从严寒的极北方农村带回来的饭桌、木椅、板凳、纸箱、木箱、柳条包放在教育局的库房里接受老鼠品尝。他们这间阴暗的小屋对面是盥洗室，每天从凌晨到深夜可以听见每一个客人洗脸、刷牙、喷鼻、吐痰和每一个服务员洗拖把与倒痰盂。他们的小屋的后面是电视棚，全招待所只在此棚下安放了一个电视机。每个晚上是电视里的大锣大鼓大吵大叫大哭大笑——人多，得把音量拧到最大限度……然而，当他和妻（那时儿子还没回来呢）住进这小屋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们等了这么久又这么久，他们遭受了那么多不公正和不公正，他们冬眠了那么多年和那么多年，这一切都有了报偿了！一切都在重生，一切都在复苏，冰河解冻，万树含苞，他们整个灵魂和生命向着新时期歌唱，犹有（不是岂有）豪情似旧时！江春和他一起会见老朋友，一起走过年轻时候无比熟悉却又阔别多年的每一条街巷。每个路口、每个拐角、每盏灯和每座新房子和旧房子都使他们欢呼流泪……那是一间神奇的小屋，窄小却充盈着巨大的幸福，阴暗却充盈着光明的希望。
后来呢，后来他以未曾料及的速度恢复了自己的一切优势：博闻强记，触类旁通，灵活敏捷而又善于表述，何况他还充满了那爆发的久被压抑的工作与服务的热情。他谢绝了留在局里供职的好意的建议，走上教学第一线。攻读、著述、上课。几次公开课和一本书震动了东泉市和省。从此一顺百顺、一通百通。而当他担任了这里那里的代表、副主席以后，似乎他的课讲得更好了。连北京来的视导员听完他的课以后也是条条是优点，说了十五分钟，连一条改进建议都没提。
上起课来他已经烂熟，进入化境。不但能掌握内容、掌握进度和节奏，而且他精确如电脑地预见和掌握着自己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措词一声调，与学生的每个情绪征兆配合默契、相为应答。微笑、迷惑、好奇、恍然大悟、失笑、欢欣鼓舞，该出现什么就出现什么，该出现到什么程度就出现到什么程度。学生完全被他征服，五体投地。一堂课时飞快地过去了，戛然而止，学生没有听够，宋老师比上课以前还神采奕奕。那是一种真正的艺术的圆熟，艺术的无我与无物。
无懈可击，无懈可击，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也许可怕就怕在这无懈可击上吧？老赵看到了他的新房子就想到死。就因为新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懈可击。
倒是他的儿子，仍然一百一十个不满意。希望买录像机，希望安装一个会奏电子乐段的门铃，买摩托车和橡皮船。干脆买空调设备，澳大利亚出品……
那个设备要多少钱？六七千元。一个月用多少电？上百块电费。宋朝义简直气得哆嗦。而儿子嘲笑说，小生产者只知道把钱存到罐子里，只知道让钱睡眠。您应该知道有消费才有周转，有流通周转才有扩大再生产。
宋朝义想给儿子一个耳光，他知道耳光的威力比不上新思潮，但总可以抵挡一气。
他的游刃有余和无懈可击的教学会不会正在变成一种新的落后的程式呢？社会活动多，有时不得不找别人代他批改作业、代他与学生谈话，还能有什么长进？
他们学校新到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李。小李教初中，她从初一就经常用课堂讨论的方法进行语文教学，上课的时候班上学生都抢着发言。她教的一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生竟然对课本所收的一篇鲁迅的著名文章提出疑义，有人说是异议。质疑是幼稚的，所有的老教师都责备小李和她的矮学生的荒唐。正赶上文艺界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说小李的教学试验是“自由化”的表现。特级教师宋朝义心情沉重。
宋朝义的沉重倒不是为了小李。与他的过去相比，小李的挫折简直不算是什么。宋朝义的沉重恰恰是因为他自己。他的特级只需要维持，不需要从头做起。摸索、冒新的风险、奋斗，受误解和指责，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激动人心的战栗，都已经不再是他的事。他已经五十四岁，短短的五年已经“把失去了的光阴追了回来”。已经度过了他过去应该度过而未能度过的岁月。在东泉市，他难于超越他自己。他无法想象他在一九八五年、八六年、八七年一定比他八二年和八三年教语文教得好。正像他无法想象在此生能住上更高的标准的房子。悲哀在于他确实教得很好。而要比很好更好，就像朱建华跳过两米三九之后再跳，难了。何况他比朱建华大三十几岁？
幸福在于希望。否则当然不幸。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认为迁入新居死可瞑目的好友。老赵大笑，露出了因为吸烟而熏得黄黄的牙齿。你这就叫烧包。懂不懂？河北话，原意是说一个人有了点钱，放在包里，觉得烧得烫人，不挥霍光了不踏实。后来意思转了，扩大了，指一个人由于处境好而坐卧不宁，没有福分消受。老百姓云：“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信哉斯言！《范进中举》不是给学生讲过吗？范进中了举，烧包烧出了精神病，亏他岳父胡屠户一个耳光，他才吐出一口粘痰，灵魂得救！要不咱们俩换换，我住你那个房，要你那些个衔怎么样？
老赵的话使他觉得隔膜，有点寂寞。晚上他在台灯下拆阅信件，台灯下越亮，四周像是越黑。冲刺之后突然降低了速度和紧张度，他慌。
躺到床上以后他唉声叹气。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
“你上次问我为什么心绪不好，我回答不出，”妻子缓缓地说，“我只觉得在我们得到新的好的房子的同时，我们，特别是我也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日子，艰辛，又总盼着明朝。还有对我们的不幸充满同情的朋友们的眼光。冷眼旁观，现在那些来找你的人，有的眼光是羡慕的、尊敬的；有的是讨好的、哄慰的。那些要求你去参加会、去讲什么话、去署什么名、去接待什么人的人，当你向他们诉苦，诉说你的社会活动负担太重，已经重到了影响你的本职工作的时候，他们有的在窃笑，以为你是在卖弄自己的伟大，于是他们也用什么‘能者多劳’，‘请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之类的话来哄你。还有些人在审视你，打量你，本来是老朋友，端详着你却像端详着陌生人。他们可能为你发愁，也可能对你有点怀疑，怕你离开他们而去……”
宋朝义大吃一惊，醍醐灌顶：“真的，你说得真对，你的眼睛真厉害，我没想到事情是这样的……”
“问题不在于别人的眼光，”江春继续说，她说得躁了，从被子里露出了裸露的肩头，“问题是你，你实际上也挺得意……”
“哦，你也这样说！”宋朝义觉得这话像针刺。
江春不理会他的哀鸣，只管说下去：“你的眼光踌躇意满却又疲劳，忙乱却又空虚，散乱却又呆板。你还记得我们刚回来，一起住在小招待所的情景吗？那时候一提起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你的眼睛像两盏灯。”
“噢！”
“还有我，你有时间想想我吗？你还记得我的存在么？你忙、忙、忙。你有你的事，你的活动，你的房子。我有什么呢？我和你一起迎来了春天，现在的日子是你的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的一切的一切，不也都属于你吗？”
“说得真对！”江春冷笑了一声，“我所有的，是你的一切，你所有的，也是你的一切。实际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你的一切。你倒是很慷慨，你声明说，你的一切都属于我。而我呢，除了你以外就什么都没有！”江春的声调忧伤自嘲。
宋朝义却糊涂。前一半，当妻子分析他们迁入新居后失去的友情的时候，宋朝义佩服妻子的英明。后一半，当妻子述说自己的处境，从语言到内涵，宋朝义都觉得玄虚深奥。而妻子的悲哀与嘲弄的口吻使他不理解，并从而愤怒了：“工作上的事就够我累神的了。回到家来，我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莫名其妙的牢骚。要不咱们还回农村去？噢，我真得同意这个话了，烧包，烧包！”
好像受到了猝然打击，江春噤住了，她极力压住自己的抽泣。这使宋朝义更加烦躁。过了许久，江春低声自言自语说：“你也说我烧包了！二十多年前，我中断与家里给我相中的‘女婿’的来往，决心嫁给你，跟你去农村的时候，我爸爸，我妈妈，我姥姥、舅舅、表姐、表姐夫还有好几个要好的同学，不是说我‘烧包’吗？”
宋朝义只觉得内心里咕咚响了一下，好像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到了井里。
夜半醒来，听着风声、车声、遥远的说话声、猫叫声和不知道是谁家的没有关紧的窗子的撞击声。不知是怎么回事。无事可做便起身去上厕所，其实可以不去。他看到了儿子屋里的灯光未熄。
迁入新居以后，正在罗马旅行的姐姐闻讯来信说：吾弟半生坎坷，从此安居乐业，enjoy your life！
似乎中国人缺少这样的观念。中文里甚至缺少这样的词语。姐姐用了一个英文短句。勉强译作：愉悦你的生命吧！
他忽然懂了江春。人生是痛苦的。当生活是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生活而痛苦。当生活不再痛苦的时候，我们为了自身而痛苦，亲爱的妻！
天亮以后他投入工作，像人造卫星进入轨道，惯性和向心力支配着健康正常的运行，真是烧包，莫非？
他决定去看望一下因为进行新的教学方法的试验而受到指责的小李老师。他事先没有说。按照地址去寻找，竟在曲曲折折的小巷里打听了半个小时。那一带聚居的“贫民”只知道街巷的旧称谓。
终于找到了小李的家。他大吃一惊。小李全家住在一间由早先的门楼改建成的房子里。这问房子地面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进屋好像要落到一个坑里，而且暗黑。尤其惊人的是，他们家床分三层，除了一般的所谓双层床以外，他们把下一层床用砖头垫高了多半尺，然后在地上铺了一层毡子，一层褥子，靠墙根还摆着一排柳条包和箱子。这最下层的铺位，就属于三十岁还没结婚的小李。
小李喜出望外地愉快地迎接了他，给他沏香片茶，介绍自己的父、母（睡在中层）和弟弟（睡在上层）。小李的眼睛细长，富有表情，脸色虽然有些黄，笑靥里却有和悦的活力，加上她身材苗条，说话声音悦耳，你会觉得她根本不觉得自己的住房和未婚状况有什么寒伧，她的自我感觉——宋朝义自己这样想——说不定比宋朝义还好。
“教学方法，是可以探讨也应该探讨的。别人怎么样说，你不必介意，也不要影响自己的情绪。”
小李一笑：“没有，我没有受什么影响。”
宋朝义点点头，他明白自己的话多余。小李是另一种人，她不会像自己那样在乎旁人怎么说。
“你们的住房条件实在……”宋朝义本来不想谈这个话题，不知为什么一张口又说了出来。好像一个刚吃完烤鸭，嘴唇内外还汪着油的人去对一个饿饭者表示关怀。
“我父亲是小学的工人，母亲是在街道工厂。还有我和弟弟。我们都没有分房的户头。听说江苏常州把房卖给私人，什么时候我们这儿有房出售就好了……这几年到处都盖了那么多住宅，我们总归是有希望的，是吗？”说完，小李笑起来。宋朝义想哭。
这也是迁入新居的恶果。你更感到了旁人的困难。简直难以容忍。关怀同情却失去了真诚的基础。
晚饭以后，他把自己走访小李的印象告诉妻子和儿子，声音有点发颤：我们应该把那个独单元借给小李，我们三个人住三间房还不够吗？即使龙龙结婚，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单元里腾出一间房来……
妻子没有说什么，儿子很不高兴：你们就是受罪的命，挨整的命。过上两天早就该过上的稍微正常一点的生活就不舒服。瞧您多慈悲！把您的一个小单元恩赐给小李，一起受穷！你们的政协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过问一下中小学教工的生活，还说是尊重教师，注意培养人材呢。报纸上吵吵闹闹，实际问题却解决不了，您一个小单元给小李解决什么问题？她一个人来吗？您要把她介绍给我，做您的儿媳妇吗？她和她弟弟来吗？还是和爸爸妈妈七大姑八大姨一起来？您住上好房子不是偷的不是抢的不是靠溜须拍马打小报告弄来的。为什么烧包？
混帐！他暗暗骂着，尽力控制着自己。
其实，如果您是真正的慈善家，真正的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应该把大、小两个单元的房子都让给小李家，您还应该把工资捐献出去。
多么自私，却还振振有词！
算了，不说这些了，您愿意把房给谁就给谁吧，其实，这房也不是您私人的。您未必有权拿它做慈善事业。大姑最近怎么不来信了，给我办去美国留学的事，到底办得成办不成？
轻佻，以为天上到处掉馅饼，而且崇拜西方。“混蛋！”他忽然控制不住自己了，骂了起来，儿子愕然，似乎天真无邪。然后儿子转身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独单元去了。
“别骂人，”妻子的声调是平静的，“你好像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是的是的，”宋朝义为自己的冲动十分羞愧，他掏出手绢擦擦额头和手心。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一长串愚傻、曲折、杂乱的脚印。再以后呢，衰老、安息、再见！似乎也是转瞬间事。
“现在是冲刺的最后的机会。可明天又让我向兄弟省市的参观团介绍经验。经验都是打印好了的，审定了，我只是在那里读一读。难道已经到了把我录制下来存到档案馆的份儿上了吗？小李他们的住房那么坏……”
“这就是我的意见。你应该多做些实实在在的业务工作，千万别浮在会议里。”
宋朝义苦笑了。非常疲倦。老说早起锻炼身体，太极拳、鹤翔桩、五禽戏至少还有保定健身球——是老赵贺他们的新居的礼物，却一直没有实行。
江春放了一段音乐。音乐好听，是舒伯特的《鳟鱼》。但宋朝义却觉得离这音乐很远了。他想起锅里煎的嗞嗞叫的鱼。
“我做了一个梦，梦着小李在她的新居招待我们吃水煎包，”早晨，宋朝义说，语气里有几分天真，“她住的房子好极了，一间套着一间，通道深深的，人字纹镶木地板，玉兰花一样的吊灯……好像屋里还有一个喷水泉！”
“你倒提醒了我，”江春说，“我们为什么不邀请小李来家里坐一坐呢？我给她做水煎包吃。”
沾着泡过蒜瓣的发绿色的醋，吃着江春精心做的水煎包的时候，宋朝义兴致很不错。他对小李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理想和精神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革命的口号能使我们热血沸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我父亲很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桌吃水煎包的龙龙说，不怀好意。
小李停止了咀嚼，把吃了一半的水煎包放到小碟里，正面凝视着龙龙，“那么您呢？”她对这一家的所有的人都称“您”。
“我讨厌一切口号。我不相信一切口号。我需要摩托车、空调和录像机……有了摩托车以后还想要汽车。上海解放日报消息，马上要卖一批‘菲亚特’给私人，波兰出品，引进的意大利生产线。”
“瞧，这就是您的口号！摩托、汽车、空调、录像……这些您眼下都还没有，所以，它们是口号而不是现实。您却说，您讨厌一切口号。”小李一面说，一面不自觉地用筷子轻戳着碟子。
“那么你呢？”龙龙挑衅地说，而且故意说“你”，“你要房子还是要口号？”他傲慢地撇起嘴。
“当然首先是房子，”小李莞尔一笑，“您没读过阿凡提的故事么？一位财主问阿凡提要正义还是要黄金，阿凡提说，对于财主来说，需要的是正义，因为财主那里正义太少。对于阿凡提自己来说，需要的是黄金，因为阿凡提主持正义，从来不缺乏正义，但是他没有黄金。”说完，她自己先大笑起来，大家也都笑了。
“那么我父亲呢？他需要什么？”龙龙仍然不甘心就此罢休。
“我不知道，”小李摇了摇头，“宋老师是我们的前辈，是特级教师……今天的水煎包真好吃！”
宋朝义却听出了话里的潜台词——在小李眼里，他已经是属于过去的时代的了。有点凄凉。他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为小李的健康！
此后他似乎变得安宁了些。看来今后需要常施舍捐献，请旁人吃东西。社会活动很多，而且都必要。他是一个充满社会使命感的公民。他到处发言，写文章，答记者问，为中小学教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呼吁，常常举小李的例子。新华分社记者站写了一份内参，列举了包括小李在内的东泉市七家住房条件最差的中小学教师生活情况。这使宋朝义兴奋了一阵子。一有空，他就与江春交谈。他们在客厅里一起喝茶和听音乐。他们一起看奥运会开幕式和中国女排侯玉珠的决定乾坤的发球。他们招待了几次客人，客人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宋朝义喜欢听年轻人谈话。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应该互相学习，宋朝义认为，不能只讲单方面的传帮带而不讲另一方面的朝气和开拓精神的冲击。江春会做水煎包和拔丝山药，宋朝义会抻面条而且会煎鱼。宋朝义慷慨地拿出用外汇券买的洋酒和用侨汇买的国产好酒。生活是快乐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在我们的国家的每个城市和每个乡村，都有愈来愈多的新住宅建造起来，都有愈来愈多的普通人迁入自己的新居，过上了历史上只有坏人才过得上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这很好。宋朝义开始发胖了。
许多事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江春首先发现了蛛丝马迹，与老宋说了，老宋不信。不可能。人家同学的姨父还帮咱们弄到了煤气罐呢。再说，年龄相差悬殊。龙龙是一个务实的人，他要真有点浪漫劲我还能多喜欢他一点呢！
然后在这一年一个秋天的夜晚，龙龙正式告诉双亲，他与原先的女朋友吹了，他要与小李结婚。
宋朝义与江春面面相觑。隔着楼窗，宋朝义看到被自己的房间的灯光照得发白的杨树叶正一片一片无言地掉落下去。
“她比我大四岁。燕妮比马克思也大四岁。”龙龙把话抢在了头里。
实用主义。这是儿子唯一的一次引用马克思。宋朝义益发相信引用马克思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未必是一回事。
龙龙对双亲的沉默有点愤怒，于是，他带着挑衅的口气宣告：“插队的时候她生过一个孩子。”
“谁？”果然双亲惊呼。
“你们说我在说谁？”
“孩子在哪儿？”继续同声发问。
“也许没有这么回事。”
沉默之后是江春的简短发言，显得干巴。这是你自己的事。我们历来不干涉，我们是一个民主家庭。我们的义务只是提醒你要慎重。不但要慎重地考虑现在，而且要考虑未来。而且不能不考虑你原来的女朋友，在道义上，感情上，各方面你应该对人家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对不起她。”
“她究竟有什么不好？”宋朝义忍不住问。
“她没有任何不好。她一切都顺着我。她又懂礼貌，又会织毛衣，又会烧香酥鸡。她能满足我的，也能满足你们——未来的公公婆婆的一切要求。”
“我们有什么要求？这是你自己的事。”宋朝义否认。
“而小李什么也不能。她却能改变我整个的生活……您连我都不了解，就更不可能了解小李。”龙龙说着，眼睛里充溢着泪，宋朝义惊呆了，他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孩子这样。
一夜宋朝义和江春忧心忡忡，宋朝义跳下床去止住了挂钟钟摆的等速振动。他们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是吉还是凶，但他们看出来，这一切无可更易。
“会不会是小李……”宋朝义沉吟着。
“小李会什么？”江春追问。
“也许我是小人之心，但现在的社会风气实在难说……”
“你怎么变得吞吞吐吐！”
“我是说，会不会是小李看中了咱们的房……”这话刚出口宋朝义羞得脖子都红了，他自己都没有料到自己竟会这样卑劣。
江春不予置评。“龙龙是真爱她，”她说，“这就是幸福。所以我也觉得幸福。”江春说着说着呜咽起来，哭起来了。哭得宋朝义愧悔无地。
龙龙原先的女朋友的一个远房伯伯来了，这位老人也是一位数学老教师，辛劳谦恭。他说他听说了侄女的爱情生活的变故，自己要来的，不是为侄女做说项。好在他们早就相识。他的侄女年轻、漂亮、家境好、性格好，不愁没有小伙子追。他只是不能理解龙龙，如果龙龙找到了另一位天仙公主，他只想为龙龙贺喜。但现在……龙龙到底是怎么了？要不要找医生进行心理治疗？这不纯粹是烧包吗？
宋朝义无话。
江春点点头。是的，很遗憾。对不起您的侄女。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力，我们可以再与龙龙谈。但是，说实话，我们只能告诉您，龙龙的态度是太坚决了，依我们的观察，挽回事态是困难的，唉！
把这些话告诉龙龙了，也谈到了烧包。龙龙低下了头，宋朝义发现了二十六岁的未婚的儿子头上的两根白发，一络头发——包括这两根白发悲哀地垂下来。真是触目惊心！他常常觉得不以为然乃至不待见的自己唯一的儿子有了白发，好像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容易白头！可能因为他们的父辈相信口号，而他们不信……莫非父亲所认为的轻浮和自私里面也煎熬着那么多青春、生命和魂灵的真正巨大的痛苦！
“是烧包。”儿子抬起头，两眼炯炯，“我越来越明白了。有那么一种烧包是人类的伟大天性。您烧包，这证明还没有到给您开追悼会的时刻。”他降低了声音，“真正烧包的事还在后头呢。我和小李已经决定，我们准备接受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招聘，到那里当教师去。他们答应给我们浮动一级工资，还有不少补贴，他们会给我们房子。我们将不仅仅有房子。”
目瞪口呆。
“如果你大姑来信说……”
“很好，我希望三年以后能够去美国，最好能和小李一起去。我们与玉树自治州的合同是三年。”
“又去青海又去美国？”
“在获奖电影与模范教师的思维模式里，这当然是水火不相容的喽。然后……我们还想去南极。”
也许是梦呓。即使是梦不也是动人的吗？还青年以梦的权利！而且高原的风是真实的。宋朝义和江春知道高原上的风有多么强劲，胸口好像有什么坚硬的东西在融化，热了。
好容易有了房子，房基下面却发生着地震。
很好。你们……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的。我们已经不年轻了，真的。一种无法抑制的伤感攫住了老宋的心。他亲了亲儿子，儿子瘦骨嶙嶙而自己眼看着一天一天地发胖，令人内疚。近来有时候头晕、耳鸣，吃天麻丸与人参蜂王精也不解决问题。内科大夫说是美尼尔氏综合症。脑外科要给他查瘤子。骨科要他去照片子查颈椎。然而他毕竟还能感受那不安的忧患重重的灵魂的痛苦，那与生命俱来的火烧火燎一样的焦灼。他毕竟从来没想过死可瞑目。他还能烧包，还能做点傻事。
他还能感到那呼唤儿子和未来儿媳的高原上的风，正在他心里吹得野。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