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礼》全文
一
一九五七年八月。
奇热的天气。P城气象台预报说，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摄氏三十九度。这是一个发烧、看急诊的温度，一个头疼、头晕、嘴唇干裂、食欲减退、舌苔变黄而又畏寒发抖、颜面青白、嘴唇褐紫、捂上双层棉被也暖和不过来的温度。你摸一摸桌子、墙壁、床栏杆，温吞吞的。你摸一摸石头和铁器，烫手。你摸一摸自己的身体，冰凉。钟亦成的心，更冷。
这是怎么回事？忽然，一下子就冻结了。花草、天空、空气、报纸、笑声和每一个人的脸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来。世界一下子降到了太空温度——绝对零度了吗？天空像青色的铁板，花草像杂乱的石头，空气液化以后结成了坚硬的冰块，报纸杀气腾腾，笑声陡地消失，脸孔上全是冷气。心，失去血色，硬邦邦的了。
事情是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七月一日，多么美好，多么庄严，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的日子！在这一天以前，中共P城市中心城区委员会的青年干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的组长钟亦成，正像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积极热情，慷慨激昂，毫无保留地参加着反右派斗争，他还是办公室领导运动的三人小组的成员呢。然而，七月一日，首都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位文艺评论界的新星写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钟亦成发表在一个小小的儿童画报上的一首小诗。小诗的题目是《冬小麦自述》，拢共不过四句：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
冰雪覆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可怜的钟亦成，他爱上了诗（有人说，写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不论拜伦还是雪莱，普希金还是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决斗中被杀就是自杀，要不也得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坐牢）。他读了，背诵了那么多诗，他流着泪，熬着夜，哭着、笑着、叨念着、喊叫着、低语着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诗，就是这首《冬小麦自述》也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行，最后被不知是哪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近视度数很深的编辑全给砍掉了。截至这时为止，钟亦成发表出来的诗只有这四句，而且是配在一幅乡村风景画的右下角。然而这也光荣，这也幸福，这是大地的一幅生生不已的画面，抖颤的小黄菊花，漫天遍地的白雪，翠绿如毡的麦苗和沉甸甸的麦穗……这四句也蓄积着他的许多爱，许多遐想。他在对千千万万的儿童说话。读了他的诗，一个穿着小海军服的胖小子问他的妈妈：“什么叫小麦？小麦比大麦小多少？”“我的孩子，小的不见得比大的小啊，你明白吗？”烫头发的、含笑的妈妈说，她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词句。还有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读了他的四句诗，她就想到农村去，想看一看田野、庄稼、农民、代谢迭替着的作物，还有磨坊，小麦在那里变成了雪白的面粉……多么幸福，多么光荣！
然而它受到了评论新星的批评。那是一颗新星，正在红得透紫。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他在自述些什么》。新星说，这首诗发表在五七年五月，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刻，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让位”，“杀共产党”，他们用各种形式，包括写诗的形式发泄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变天的梦想，反攻倒算的渴望。因此，对于《冬小麦自述》这首诗，必须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加以分析，切不可掉以轻心，被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的毒蛇所蒙骗。“野菊花谢了”，这就是说要共产党下台，称共产党为“野”，实质上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污蔑我们党毁灭文化遥相呼应。“我们生长起来”，则是说资产阶级顽固派即右派要上台，“我们”就是章罗联盟，就是黄世仁和穆仁智，蒋介石和宋美龄，“冰雪覆盖着大地”，表达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阴暗、极端仇视、极端恐惧的即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心理，切齿之声，清晰可闻，而且作者的影射还不限于此，“我们孕育着丰收”，其实是号召公开举行反革命叛乱。
载着这篇文章的报纸下午才运到P城，临下班以前来到了中心城区委员会。文章像炸弹一样地爆炸了，有的人惊奇，有的人害怕，有的人发愁，有的人兴奋。钟亦成只看了几句，轰地一声，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脸儿烫烫地发起烧来了，评论新星扭住了他的胳臂，正在叭、叭、叭、叭左右开弓地扇他的嘴巴。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就把我说成了这个样子呢？钟亦成想抗议，但是他发不出声音，新星已经扼住他的脖子。新星的原则性是那么强，提问题提得那么尖锐、大胆、高超，立论是那么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指责是那样严重，那样骇人听闻，具有一种摧毁一切防线的强大人力，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性质。文艺批评是可以提出异议的，政治判决，而且是军事法庭似的从政治上处以死刑的判决，却只能立即执行，就地正法。
然而他不能接受，他非抗议不可。一辆汽车横冲直撞，开上了人行道，开进了百货商场；一个强盗大白天执斧行凶，强奸幼女；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抱起一挺重机枪，到小学课室里扫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见得比这篇批判文章更令钟亦成吃惊。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弥天大谎？所有的那些吓死人的分析，分析的是他和他的小小的诗篇吗？他听见了自己的骨渣声，那位评论新星正把他卷巴卷巴放到嘴里，正在用门齿、犬齿和臼齿把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他去找区委书记者魏，老魏的家就在区委会的后院，老魏的妻子就在这个区工作，但是老魏多数情况下仍然住在办公室。灯光下，老魏拿过了那张报纸，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没有听完钟亦成的激动的申辩，他说：“你这个同志呀，不要紧张嘛，要沉得住气嘛，要经得起考验嘛。好好工作！有什么想法，可以谈嘛。”
区委书记的话，主要是区委书记的态度，使他安心多了。但当他从走廊走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办公室主任、三人小组组长宋明正在认真阅读评论新星的文章，手捏着红铅笔，圈圈点点。宋明同志，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来就有点发怵。宋明长着一副小小的却是老人一样的多纹络的面孔，戴着一副小小的、儿童用品一样的眼镜，最近刚与老婆离了婚，从早到晚板着面孔，除去报刊和文件上的名词他似乎不会别的语言。给钟亦成印象最深的是一年以前，钟亦成曾经发现，在宋明的工作台历上，和密密麻麻的“催××简报”、“报××数字”、“答复××询问事项”、“提××名单”等事项并列的还有“与淑琴共看电影并谈话”（淑琴是他妻子的名字，当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以及“找阿熊谈说谎事”（阿熊是他的儿子的名字，现年六岁）。现在，评论新星的文章引起了宋明的注意，肯定，他的工作台历上将要出现新的项目，如“考虑钟亦成《自述》一诗”之类，这令人未免发毛。
钟亦成找了自己的恋人凌雪。凌雪说：“这简直是胡扣帽子！是赤裸裸的陷害和诽谤，是胡说八道！”又说：“也不能他说什么就算什么啊，不用理他！别发愁，劳驾，走，咱们上街喝一杯冷牛奶！”
凌雪的话使钟亦成的心活动了些，抬起头，天没有塌下来，跺跺脚，地没有陷下去。钟亦成还是钟亦成，爱情还是爱情，区委会还是区委会。但他觉得凌雪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她怎么体会不到，“新星”的咄咄逼人的架式和语言后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危险！
什么危险？他不敢想。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能想象这危险。但他从七月一日这一天产生了一种如此令人懊恼又令人羞辱的心理：他非常注意旁人对他的态度，注意别人的眼和脸。可能是他神经过敏，也可能确是事实，他觉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以后程度不同地对他改变了态度——他知道，这是“新星”的文章的效应。有人见了他习惯地一笑，但笑容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就被撤销了，脸部肌肉的这种古怪的运动可真叫人难受！有人见了他照例伸出了手，匆匆地一握——眼睛却看着别处。有些特别熟悉的同志，见了他不好不说几句话，但说的话颠三倒四，显然是心不在焉。只有宋明，见了他以后态度似乎比往日更好一些，宋明的彬彬有礼和从容不迫后面包含着一种自负，一种满足，却绝没有虚伪。
八月，形势急转直下。先是上级批评了这个区的反右运动，说是这里的运动有三多三少：声讨社会上的右派多，揪出本单位的右派少；揪出来的人当中留用人员多，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别是党内的少；基层里揪出来的多，区委领导机关里揪出来的少。接着宋明在各种会议上发动了攻势，并贴出了大字报，指出这里的运动所以迟迟打不开局面，是由于老魏手软，温情，领导人本身就右倾，还能搞好反右派斗争吗？例如，首都某报纸已经对钟亦成的反党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区委这里却按兵不动，甚至还让钟亦成继续混在办公室的三人小组之中，这难道不能说明老魏在政治上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了吗？果然，在上级和宋明的夹攻之中，老魏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钟亦成也被“调”出了“三人小组”。紧跟着，各部门的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呼啦呼啦地揪出了许多人。揭发钟亦成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地出现了。真奇怪，一个好好的人只要一揭就会浑身都是疮疤。钟亦成曾经嘲笑过某个领导同志讲话啰嗦，钟亦成曾经说过许多文件、简报、材料无用，钟亦成曾经说过我们的党群关系有问题……越揭越多，使钟亦成自己也完全懵了。终于，在奇热的这一天，他被叫去谈话，和他谈话的主要领导人是宋明，老魏也在场。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阶段，而一切的连续性，中断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
红袖章的火焰燃烧着炽热的年轻的心。响彻云霄的语录歌声激励着孩子们去战斗。冲呀冲，打呀打，砸烂呀砸烂，红了眼睛去建立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却还不知道对手是谁。
但是有标签。根据标签，钟亦成被审问道：
“说，你是怎么仇恨共产党的？你是怎样梦想夺去你失去的天堂的？”
“说，你过去干过哪些反革命勾当，今后准备怎样推翻共产党？”
“说，你保留着哪些变天账，你是不是希望蒋介石打回来，你好报仇雪恨，杀共产党？”
集体念语录：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
飕，一皮带，嗡，一链条，喔噢，一声惨叫。
“说，说，说！”
“我热爱党！”
“放屁！你怎么会热爱党？你怎么可能热爱党？你怎么敢说你热爱党？你怎么配说你热爱党？你这是顽固到底！你这是花岗岩脑袋！你这是向党挑战！你这是不肯认输，不肯服罪！你这是猖狂反扑！我们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
飕和嗡，皮带和链条，火和冰，血和盐。钟亦成失去了知觉，在快要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他看到了那永远新鲜、永远生动、永远神圣而且并不遥远的一切。
二
一九四九年一月。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向P城发动了总攻击。两天之后，P城党的地下市委通知各秘密支部：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灭亡前的疯狂破坏，防止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利用新旧历史篇章迭替中可能出现的空白页进行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各支部要按照近两个月来反复研究和制定了的迎接解放的部署，立即付诸行动。
P城省立第一高中的学生、三个平行支部之一的支部书记、入党已经两年半的十六岁的候补党员钟亦成，在接到上级联系人的通知以后，打破秘密工作的常规，连夜把他所联系的四名党员（其中有一名是年逾五十的数学教师）、十三名盟员召集到一问早已弃置不用的锅炉房地下室里，在闪烁着微弱的光焰的蜡烛照明之下（发电厂早就不发电了），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然后用短促有力的话语为这十七个人分配了任务。十七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为党员和盟员队伍的壮大兴旺而欢欣鼓舞，为有钟亦成这样干练、这样聪明、这样富有忘我精神的指挥员而感到放心和自豪。回到宿舍，正是午夜沉沉的时刻，他们叫醒了北斋所有的住校生，钟亦成说道：
“同学们，现在，解放大军已经攻进了城，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就要结束了！中国的几千年的人吃人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天亮了！繁荣、富强、自由、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根据华北学联的要求，我们要组织护校、护城、防止破坏，保护国家名胜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凡愿意参加的，到这边来领袖标……”
钟亦成亮出了早已准备好了的学联的旗帜和袖标，同学们各自的脸上分别呈现出了惊喜、诧异、迷惘、恐惧的表情。学生当中本来还有少数的特务分子和从解放区逃出来的反动地富的子弟，他们已在前不久被“剿总”招到“自救先锋队”里，准备和共产党决一死战去了。这样，学生宿舍里剩下的大多还是比较正派的学生。很快，在秘密党员和盟员的带动之下，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新社会的先锋”等豪言壮语的鼓动之下，除了少数几个嘴唇哆嗦的胆小鬼以外，大多数同学都响应了号召，他们佩戴上了红袖标，他们撬开了体育室的门（学校行政负责人已经不知去向），每人拿了一根“童子军”军棍做武器，列队向校外走去。至于那位党员教师，他以教联的名义组织在校的教职员工护校。
天色微明了，冷风料峭，炮声停止了，枪声还在时紧时慢地鸣响着，有远处传来的炒豆般的劈劈啪啪的声音，也有近处子弹划破空气所发出的尖厉的“啾”“啾”声，四处充满了硝烟的气味。街道上阒无一人。所有的商店都关紧了门窗，上着厚重的木板。日常行驶在大街上的仅余的几辆破破烂烂、叮咣作响的有轨电车和改装烧木柴的、烟气刺鼻的公共汽车根本没有出场，洋车（黄包车）、三轮和排子车也失去了踪迹。连在这个一切都日渐紧缩和衰败的城市唯一急速膨胀、扩大着的乞丐队伍也不知道收缩到哪里去了。只有街头堆置的、散发着刺鼻的腐臭气味的、五颜六色的垃圾，使你能够想起这个城市的居民，想到他们的正在腐烂、正在死亡、正在沉沦、正在蜕变和正在新生的生活。
钟亦成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多个年轻的中学生组成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当中，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四岁，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冻得鼻尖和耳梢通红，但是他们的面孔严肃而又兴奋，天真、好奇而又英勇、庄重。他们挺着胸膛，迈着大步，目光炯炯有神，心里充满着只有亲手去推动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车轮的人才体会得到的那种自豪感。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消灭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钟亦成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他最喜爱的这首歌的雄强有力的合唱。“跟紧！”“站齐！”“向左转！”钟亦成神态凛然地指挥着队伍，向他们负责保卫的金波河石桥进发。在接近这座古老的、成为联结河东河西两岸的交通要冲的石桥的时候，从十字路口的南侧，又出现了一支由女中的学生组成的队伍，她们衣着朴素，面黄肌瘦，好像生在贫瘠干旱的山坡的树苗一样长得都不怎么舒展，但一个个也是神采奕奕，动作迅速而且整齐，俨然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女兵队伍。钟亦成立即认出了带队的女孩子——凌雪。
凌雪是私立静贞女中初三的学生，圆脸，窄额头，短发，长着一双目光非常沉稳和善的眼睛，一个端正、秀美、光泽和神气的鼻子，一张总是带着笑意的、却又常常是闭得紧紧的嘴。一九四七年，在五个大学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的反内战、反饥饿营火晚会上，一九四八年抗议伪参议会主使屠杀东北流亡学生的游行中，以及后来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办的一些电影晚会上，他们见过几次面而且交谈过。今天，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在即将属于人民所有的城市的街头邂逅，而且各自带着一支队伍——这说明了他们的即将公开的政治身份，两个人脸上都显出了明朗的、会心的笑容，一种比爹娘、比兄弟姐妹还亲的革命感情暖热了他们的心胸。“天亮了！”钟亦成向凌雪扬起手，喊道。
凌雪正要回答钟亦成的招呼，一阵枪声传来，沿着干涸了的旧河道，仓惶逃过来两个国民党败兵，有一个显然是腿部负了伤，绿裹腿被血迹染得殷红，一跛一拐。另一个是个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手里端着步枪，像个凶神。钟亦成连思索都没思索，大喝一声“站住！”就从两米高的桥端向着这个大个子扑了过去，他和大个子一起摔倒在地上，他闻到了大个子身上的哈喇和霉锈的气味，他举起了“重子军”军棍，又喝了一声：“缴枪，举起手来！”这时，男学生和女学生也都冲了过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两个国民党败兵慌忙举起了手，那个跛子还跪到了地上。败兵们根本没有分析他们的对手的实力，他们没有想到抵抗也无法抵抗，正像年轻的孩子们没有想到危险也并不存在危险。革命正在胜利，他们也正在胜利，就连从两米高蹿下来的钟亦成，不但没有摔坏，甚至也没有磕碰着一块皮肤。“押到那边去！”他下令说，像战场上的指挥员。“祝贺你！一来就成功了。”凌雪笑着走过来，像大人那样地与钟亦成握了一下手，然后集合起自己的队伍，转身前进了。
“你们负责哪里？”望着女学生们的背影，钟亦成发问。
“鼓楼。”凌雪回过头来，答道，她又高高举起右手，向钟亦成挥了一挥，她喊道：
“致以布礼！”
什么？布礼？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的敬礼！钟亦成听说过，在解放区，在党的组织和机关之间来往公文的时候，有时候人们用这两个字相互致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还是头一次从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好同志口里听到它。这真是烈火狂飙一样的名词，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问候。布礼！布礼！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一九六六年六月。
他苏醒过来了。
他看见了戴红袖章的青年们。绿军装，宽皮带，羊角一样的小辫子，半挽起来的衣袖……他们有多大年纪？和我在一九四九年一样，同样是十六岁吧？十七岁，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年岁！一个戴袖标的年岁！除了懦夫、白痴和不可救药的寄生虫，哪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不想用炸弹和雷管去炸掉旧生活的基础，不想用鲜红的旗帜、火热的诗篇和袖标去建立一个光明的、正义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污垢和人类的弱点的新世界呢？哪一个不想移山倒海，扭转乾坤，在一个早上消灭所有的自私，虚伪和不义呢？十七岁，多么激烈、多么纯真、多么可爱的年龄！在人类历史的永恒的前进运动中，十七岁的青年人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大军呀！如果没有十七岁的青年人，就不会有进化，不会有发展，更不会有革命。
“亲爱的革命小将们！”他喃喃地说。
“放屁！你竟敢拉拢我们，快闭住你的狗嘴！”
又是一阵疼痛和晕眩。为什么这样灼热呢，难道他们点起了一把火，把他投到火焰里？难道在他身上浇了汽油，要点燃他的身体？他们那样热情，那样富有献身精神，那样相信革命的号令，他们本来可以做多少事情！
“致以布礼！”再一次失去知觉的时候，钟亦成突然这样喊了一句，带血的嘴角上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
“什么？他说什么？置之不理？他不理谁？他这条癞皮狗敢不理谁？”
“不，不，我听他说的是之宜倍勒喜，这大概是日语，是不是接头的暗号？他是不是日本特务？”
“报告，他醒不过来了。他是不是——死了？”
“不要慌。一个敌人。一条癞皮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九七零年三月。
在“清队”学习班。宣传队的一位刚刚长出了一圈黑胡子的副队长，斜叼着烟，包着眼，用含混不清的（他认为大舌头、结巴、沙哑和说话不合语法乃是老资格和有身份的表现）语言，对钟亦成说道：
“你的历史，彻头彻尾的伪造，不老实，你的问题很严重。本来，像你这样的，交给公安局专政，条件满够，比你轻的都有枪毙的。一群什么样的牛鬼蛇神，乌龟王八蛋，你们自己清楚。什么十五岁入党，十七岁候补党员当支部书记，骗谁？你填表了么？谁批准的？在哪里宣的誓？为什么只有一个介绍人……”
“那是在地下，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我看那是假共产党！”
“您不能这么说，您怎么能这么说！”
“你老实点！”
“我……”
“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中央军，你一个小小的钟亦成，还敢不老实吗？”
“……”
三
一九四九年一月。
这是一个濒于死亡的城市。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明，昔日的荣华，留下的只有灰色的虚影。矗立在你眼前的却是大街小巷直到闹市路口上的成山的垃圾。穷人的孩子整天蠕动在垃圾山上，用特制的粗铁丝爪子扒拉着，刨着，寻找还有什么宝贝能被自己捡起——一点没有烧透的煤核，一团菜叶，一把蚕豆皮或者是一堆招惹了无数绿头苍蝇的鱼头，报纸上多次报道过吃了腐坏的鱼头的贫民家庭，全家中毒，“大小十三口一时毙命”之类的消息，但是穷孩子们还是视之如珍宝。“行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给一口吃吧！”到处都是这样的凄婉的行乞哀嚎，组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旋律。与之相呼应的，则是警笛、吵架、斗殴、哑声叫卖耗子药和千奇百怪的像叫春的猫和阉了尾巴的狗的合唱一样的流行歌曲。三岁的小孩在那里唱“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唱“我的心里两大块”……冬天，赤身露体的叫花子为了激起一些人的怜悯，故意用大砖头照着自己的凹陷的胸肋拼命砸下去，还有的干脆用一把利刃割破颜面上的血管，把鲜血涂得满脸都是。就在他们的身边，从著名的饭馆珍馐楼的明光闪闪的玻璃门里，走出来脑满肠肥的官员、富商和挽着他们的胳臂的身穿翻毛皮大衣、涂着血红的嘴唇的女人……
但就在这个腐烂的、散发着恶臭的躯体里，生长着新的健康的细胞，新的活力。它就是党，党的地下组织，许多地下党员，以及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盟员们。这些在敌人的心脏里，在军、警、宪联合组成的有权就地处决“匪谍”的执法队的刺刀尖下，在牛毛般的特务的追踪之下，在监狱、大棒、老虎凳的近旁进行革命活动，配合解放军的作战的革命家们当中，有许多年轻人，有许多像钟亦成这样年龄、甚至更小的严肃的孩子。他们是孩子，他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去接受生活这个伟大的教师的塑造。他们来到世间以后上的第一课是饥饿、贫困、压迫、侮辱和恐怖，他们学到手的自然就是仇恨和抗争。我们党的城市工作——地下工作干部在这些孩子们的充满仇恨和抗争的愿望的心灵上点燃起了革命真理的火炬。一开始用邹韬奋和艾思奇的著作，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小册子，用香港和上海出版的某些进步书籍来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听到了另一种强有力的、符合人民的心愿的、召唤着他们去斗争、去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声音。然后，他们进一步得到了在《老残游记》《金粉世家》的书皮下面的新华社电讯稿、陕北广播记录稿、土地法大纲直到《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于是他们变得严肃了，长大了，他们自觉地要求为埋葬旧王朝和创造新世界而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严肃地考虑了参加革命活动所冒的危险，他们有牺牲的决心和牺牲的准备，他们在还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入了党（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而由于秘密工作的特点，在一个单位要组成几个互相毫无所知的秘密支部，这样的平行支部多了，才不容易被破坏。这样，在党的组织获得较快的发展的时候，甚至候补党员也充当了支部书记。他们还孩子气，他们对革命、对党的了解还不免肤浅和幼稚，然而，他们又是毫不含糊的、英勇无畏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
解放P城的战斗结束后第三天，钟亦成接到通知去S大学礼堂参加全市的党员大会。严寒的天气，钟亦成身上穿的棉袄是四年以前他十三岁时母亲给他缝的，已经太小了，冻青了的手腕露在外面，胳肢窝紧巴巴的，举动不便；他的下身，御寒的只有一条早已掉光了绒毛，“赶”成了一个个小疙瘩的绒裤。除了上衣口袋里有一支破钢笔和一个小本子以外，他的样子并不比沿街行乞或者爬在垃圾堆上拾煤核的孩子们强多少。但是，他的浓而短的眉毛像双翅一样地振起欲飞，他的脸上呈现着由衷的喜悦和骄傲，他的动作匆忙而又自信：我们胜利了，我们已经是这个城市的和全中国的全权的主人。他走在顺城街上，看到沿街颓败的断垣和旧屋，他想：我们要把这一切翻个个儿。他还看到一辆又一辆的军车在抢运垃圾。战斗一停止，军车就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投入了这场清除垃圾的战斗，眼看就要把秽物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而P城的垃圾问题，曾经被国民党的伪参议会讨论过三次，作过三次决定，收过无数次“特别卫生捐”，拨过许多次“特别卫生费”，最后还由伪中央政府的监察院前来调查了多少次，其结果却是官员们吞没费用而垃圾在吞没城市。现在呢，刚解放三天，垃圾已处于尾声，丧失了它的全部威力，这是我们把它消灭的，钟亦成想。他又看见了几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在寒风中瑟缩地发抖。别忙，我们会使你们成为文明的、富裕的、健康的有用人材。他走近S大学，他看到了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臂上佩戴着“P城卫戍司令部”的标志的战士，他迫不及待地远远地就掏出来上级给他发的红色入门证，向警卫战士挥动：“我是党员。”入门证是会说话的，它在向战士致敬：“致以布礼！”战士怀着敬意向年轻的秘密党员微笑了，“我们会师了。”这笑容说道。“我们再不怕逮捕和屠杀了，因为有了你们！”钟亦成也报之以感激的笑容。这次党员大会要谈什么呢？走近礼堂的时候钟亦成想，会不会会后组织一部分人去台湾呢？要知道，我们是饶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了，以我的年龄，更便于隐蔽和秘密活动。那就又会看到国民党军、警、宪的刺刀，又要和C.C，和中统打交道……那更光荣，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他走进了礼堂，倏地一下，他惊呆了。
原来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员，黑压压的一片，上千！P城有二百万人口，上千名党员，这在日后，在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也许是太稀少了，然而，在解放以前，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在无边的黑暗里，每一个党员，就是一团火，一盏灯，一台播种机，一柄利剑，培养和发展一名党员，其意义绝不下于拿下敌人的一个据点和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阵地。在严酷斗争的年月，每个党员都是多么宝贵，多么有分量！习惯于单线联系的钟亦成，除了和上级一位同志和本支部的四名党员（这四名党员在四天以前彼此从不知晓）个别见面以外，再没有见过更多的党员。如今，一下子看到了这么庞大的队伍，堂堂正正地坐在大礼堂里，怎么能让人不欢呼、不惊奇呢？他好像一个在一条小沟里划惯了橡皮筏子的孩子，突然乘着远航大轮船行驶到了海阔天空、风急浪高的大洋里。
何况，何况悲壮的歌声正在耳边激荡：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当然，他也是党员！）大幅度地挥动着手臂，打着拍子教大家唱《国际歌》。过去，钟亦成只是在苏联小说里，在对于布尔什维克们就义的场面的描写中看到过这首歌。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你要打铁就得趁热……
这词句，这旋律，这千百个本身就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一钱不值的“罪”人——趁热打铁的英雄的共产党员的合唱，才两句就使钟亦成热血沸腾了。他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悲壮、这样激昂、这样情绪饱满的歌声，听到这歌声，人们就要去游行，去撒传单，去砸烂牢狱和铁锁链，去拿起刀枪举行武装起义，去向着旧世界的最后的顽固的堡垒冲击……钟亦成攥紧了拳头，满眼都是灼热的泪水。泪眼模糊之中，台上悬挂的两面鲜红的镰刀锤子党旗，党旗中间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巨幅画像，却更加巨大，更加耀眼了。
礼堂其实也是破破烂烂的。屋顶没有天花板，柁、梁、檩架都裸露在外面，许多窗子歪歪扭扭，玻璃损坏了的地方便钉上木板甚至砌上砖头，主席台下面生着两个用旧德士古油桶改制的大炉子，由于煤质低劣和烟筒漏气，弄得礼堂里烟气刺鼻，然而所有这一切，在鲜红、巨大、至高无上的党旗下，在崇高、光荣、慈祥的毛主席像前，在雄浑、豪迈、激越的国际歌声当中，已经取得新的意义、新的魅力了，党的光辉使这间破破烂烂的礼堂变得十分雄伟壮丽。
解放P城的野战部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在地下市委的基础上刚刚充实起来的新市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们，原地下的学委、工委、农委的负责人们，早在战斗打响以前便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P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们……坐满了主席台。他们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或者灰色的干部服，服装都是成批生产的，穿着并不合身，而且由于从来顾不上浆洗熨烫，都显得皱皱巴巴。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由于熬夜，眼睛上布满了血丝，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五十岁，大部分是三四十岁，还有一些是二十岁刚过的领导人（这在钟亦成看来已经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大都是身材精壮、动作利索、精力充沛；没有胖子，没有老迈，没有僵硬和迟钝。从外表看，除了比常人更精神一些以外并无任何特殊，但他们的名字却是钟亦成所熟悉的。其中几个将领的名字更是不止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那些造谣的报纸无聊透顶地刊登过这些将领被“击毙”的一厢情愿的消息。现在，这些在国民党的报纸上被“击毙”过的将领，以胜利者、解放者、领导者的身份，在战斗的硝烟刚刚散去的P城的讲台上，向着第二条战线上的狙击兵们，开始发表演说了。
一个又一个的领导同志作报告。湖南口音，四川口音，山西口音和东北口音。他们讲战争的局势，今后的展望，国民党对于P城的破坏，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每个领导人的讲话都那么清楚、明白、坦率、头头是道、信心十足，既有澎湃的热情、鼓动的威力，又有科学的分析、精明的计算；像火线宣传一样地激昂，又像会计师报账一样地按部就班，巨细无遗；却没有在刚刚逝去的昨天常常听到的那些等因奉此的老套，陈腐不堪的滥调，哗众取宠的空谈，模棱两可的鬼话和空虚软弱的呻吟。这不再是某个秘密接头地点的低语，不是暗号和隐喻，不是偷偷传递的文件和指示，而是大声宣布着的党的意志，详尽而又明晰的党的部署，党的声音。钟亦成像海绵吸水一样地汲取着党的智慧和力量，为这全新的内容、全新的信念、全新的语言和全新的讲述方式而五体投地、欢欣鼓舞，每听一句话，他好像就学到了一点新东西，就更长大了、长高了、成熟了一分。
不知不觉，天黑了，谁知道已经过了多少个小时？电灯亮了。多么难能可贵，由于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护厂队的保护，发电厂的设备完好无损，而且在战斗结束四十几个小时以后，恢复了已经中断近一个月的照明供电。多么亮的灯，多么亮的城市！但是，随着灯亮，钟亦成猛然意识到：饿了。
可不是吗，中午，为了赶来开会，他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只是在小铺子里买了两把花生米，现在，已经这样晚了，怎么能不饥肠辘辘呢？
好像是为了回答他，主持会议的军管会副主任打断了正在讲话的市委领导，宣布说，市委第一书记最后还要作一个较长的总结报告，估计会议还要进行三个小时左右，为了解决肚子里的矛盾，刚才派出了几辆军用吉普去购买食品，现已买回来了，暂时休会，分发和受用晚餐。
于是满场传起了烧饼夹酱肉，大饼卷果子，螺丝转就麻花，也还有窝眼里填满了红红的辣咸菜的小米面窝头和煎饼卷鸡蛋。簸箩、提篮、托盘、口袋，五花八门的器具运送着五花八门的来自私商小店的食品，看样子买光了好几条街的小吃店。钟亦成的座位靠近通道，这些食品他看得清楚，馋涎欲滴，烧饼油条之类对于生活穷困的他来说也是轻易吃不着的珍品啊。但他顾不上自己吃，而是兴高采烈地帮助解放军同志（大会工作人员）传递大饼麻花，远一点的地方他就准备合度地抛掷过去，各种简朴而又适口的食物在刚刚从“地下”挺身到解放了的城市的共产党员们的头上飞来飞去，笑声，喊声——“给我一套！”“瞧着！”“还有我呢！”响成一片，十分开心。革命队伍，党的队伍在P城的第一次会餐，就是这样大规模地、生气勃勃地进行的，它将比任何大厅里的盛宴都更长久地刻印在共产党员们的记忆里。像战士一样匆忙、粗犷，像儿童一样赤诚、纯真，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亲相爱……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能实现的。
可是，钟亦成是太兴奋了，食物一到手他立即传送给别人，似乎快乐就产生在这一收一递里，结果，他却没有留给自己。接连三个柳条编的大簸箩都见了底，第四批食品却不见来，原来，食品已经分发完毕了。由于饿，也许更多地是由于高兴，人们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一样地速战速决，全歼了食物，人们开始掏出手绢擦嘴擦手了，可钟亦成还在饿着。芝麻、面食和肉食的余香还在空气中摇曳，胃似乎已经升到了喉咙处，准备着冲出他的身体，向着远处一个细嚼慢咽的同志手里的半块烧饼扑去。
就在钟亦成被饥饿搅得头昏眼花、狼狈不堪，但又觉得十分可喜、可乐的时候，从他的座位后面伸过来一只手，人还没看清，却已经看到了那只手里托着的夹着金黄色的油条和烧饼。
“拿去。”
“你？”
她就是凌雪。她笑着说：“我坐在你后面不远，可你呢，两眼睛光注意看前边了。后来看你高兴的那个样儿，我寻思，可别忘了自己该吃的那一份……”
“那你呢？”
“我……吃过了。”
显然不是真话，推让了一番以后，两个人分着吃了。钟亦成觉得好像有些羞愧，可又很感激，很幸福。他每嚼一下烧饼，都显得那么快活，甚至有点滑稽，凌雪笑了。
麦克风发出尖厉的啸声，人们安静下来，凌雪也回到自己的位子。钟亦成继续聚精会神地听报告，他没有回过头，但是他感到了身后有一双革命同志的友爱的眼睛。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反正已经是深夜了，散会，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出大门的时候，有一位部队首长看到了钟亦成的不合身的小棉袄，露在袖口外面的细瘦的手腕，“小同志，你不冷吗？”首长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脱下自己身上的、带着自己的体温的长毛绒领的崭新的棉军大衣，给钟亦成披到了身上。快乐的人流正推拥着钟亦成向外走，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道谢一声。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
在这二十余年间，钟亦成常常想起这次党员大会，想起第一次看到的党旗和巨幅毛主席像，第一次听到的国际歌，想起这顿晚餐，想起送给他棉大衣的，当时还不认识，后来担任了他们的区委书记的老魏，想起那些互致布礼的共产党员们。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退色，然而，这记忆却像一个明亮的光斑一样，愈来愈集中，鲜明，光亮。这二十多年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全新的、充满了光明和正义（当然照旧会有许多矛盾和麻烦）的生活是能够建立起来和曾经建立起来过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从十三岁接近地下党组织，十五岁入党，十七岁担任支部书记，十八岁离开学校做党的工作，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为之而斗争的信念是崇高的信念，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六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里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伤感，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遮掩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他不是悲剧中的角色，他是强者，他幸福！
四
一九五零年二月。
钟亦成听老魏讲党课。头一天，钟亦成年满十八岁了，支部通过了他转为正式党员。
老魏在党课中讲道：
“一个共产党员，要做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要获得完全的、纯洁的党性，就必须忘我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还必须在党的组织的帮助下面，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造思想，克服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虚荣心、嫉妒心……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以及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以个人主义为例。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为了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他的个人利益完全溶合在阶级的利益、全人类的利益之中，他大公无私，最有远见……而个人主义，是小私有者、剥削者的世界观，它的产生来自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分化……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一个个人主义严重而又不肯改造的人，最终要走到蒋介石、杜鲁门或者托洛茨基、布哈林那里去……”
“太好了！太好了！”钟亦成几乎喊出声来。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就像蟑螂、像蝇蛆……
区委书记者老魏继续讲道：
“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摆脱了一切卑污的个人打算和低级趣味的人。他有最大的勇敢，因为他把为了党的事业而献身看做人生最大的幸福。他有最大的智慧，因为他心如明镜，没有任何私利物欲的尘埃。他有最大的前途，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将在千百万人民的斗争事业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他有最大的理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有最大的气度，为了党的利益他甘愿忍辱负重。他有最大的尊严，横眉冷对千夫指。他有最大的谦虚，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有最大的快乐，党的事业的每一点每一滴的进展都是他的欢乐的源泉。他有最大的毅力，为了党的事业他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党课结束以后，钟亦成和凌雪一起走出了礼堂。钟亦成迫不及待地告诉凌雪说：
“支部已经通过了，我转成正式党员。在这个时候听老魏讲课，是多么有意义啊。给我提提意见吧，我应该怎样努力？我已经订好了克服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计划，我要用十年的时间完全克服我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做到布尔什维克化，做一个像老魏讲的那样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帮助我吧，凌雪，给我提提意见吧！”
“你说什么，小钟？”凌雪眨了眨眼，好像没怎么听懂他的话，“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需要我们努一辈子力的，十年……行吗？”
“当然要努力学习，努力改造终身，但总要有一个哪怕是初步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十年不行，就十五年、十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七年以后，钟亦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大量的工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其结果却是早已注定了的政治的、思想的、心理的过程，其中包括宋明同志的耐心的、有时候是苦口婆心的推理与分析；钟亦成的一次比一次详尽、一次比一次上纲上得高、一次比一次更难于自拔的检讨；群众的最初并无恶意、但在号召之下所作的揭发批判，当然其中也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加大了嗓门和挑选了最刺人的词句；到后来，由于宋明的深文周纳的分析和钟亦成的连自己听了也会吓一跳的检讨，更由于周围政治气温的极度升高，这种揭发批判变成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打击、斗争，最后，做出了上述结论。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不愿意用正眼多看它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的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而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也要亲手拿起手术刀来一道挖，至少，他要自己指划着：“从这儿下刀，从这儿……”
当这个手术完成以后，当钟亦成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失去了心的人的苍白的面孔的时候，他……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我实际上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了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
坐上无轨电车，我不敢正眼看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因为我理应受到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的憎恶和鄙夷。走进邮局，当拿起一张印有天安门的图案的邮票往信封上贴的时候，我眼前发黑而手发抖，因为，我是一个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倒五星红旗和光芒四射的天安门的“敌人”！走过早点铺，我不敢去买一碗豆浆，我怎么敢、怎么配去喝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农民种植出黄豆，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工人用这黄豆磨成，而又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店员把它煮熟、加糖、盛到碗里、售出的白白的香甜的豆浆呢？我看到了报纸上刊出了我国人民银行发行硬币的消息，看到了人们怎样快乐而又好奇地急于去搜罗、保存、欣赏和传看一分、两分和五分的镍市，人们欢呼国民经济的繁荣，社会主义的优越，物价的稳定，货币值的有保障和硬币的美观、喜人、耐用。我也得到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我也喜欢，观赏着硬币上的国徽、五星红旗、天安门、麦穗、年号，爱不释手……但是，突然，在反光的硬币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癞皮狗的形象……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成就而欢欣鼓舞呢？我不是共和国的敌人、社会主义的蛀虫吗？我和祖国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吗？不是说不把我揪出来，斗倒斗臭，就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吗？我不是只能和汉奸、特务、卖国贼为伍吗？汉奸、特务和卖国贼难道也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硬币吗？
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了？这都是真的吗？真的？
钟亦成整夜整夜地不睡，他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但他不断地小便，不断地出汗。每二十分钟，他小便一次。五天以后，他的体重由一百二十四斤降到八十九斤，他脱了形，变了样。宋明同志见他这个样子，鼓励他说：“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你现在不过刚刚开始！”
一九六七年三月。
群众组织举行对老魏的批斗大会，老魏撅在中间，右边是钟亦成，左边是宋明陪斗，钟亦成被按倒，“跪”在台上，以示与老魏和宋明有别，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革命造反派说：“魏××，借讲党课为名，大肆放毒，为刘少奇的黑修养摇旗呐喊，宣传驯服工具论、公私溶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他，走资派，一贯包庇和重用假党员、真右派钟亦成，一贯包庇和重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家宋明……”
“坚决打倒魏××！打倒宋明！钟亦成永世不得翻身！”
“砸烂魏××的狗头！宋明不老实就严厉镇压！”
“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钟亦成想翻案就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钟亦成痛苦、不安，因为他知道，抄家的时候抄走了他一九五一年听老魏讲党课时详细记录的笔记。为了抢这本笔记，革命造反派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头破血流，重伤一个，轻伤七名。最后，召开了这次批斗会，作为“反面教材”的就是这本他始终珍爱的笔记。由于痛苦和不安，他不由得扭动了身躯，这使抓着他的头发的手，更加狠狠地把他的头抓紧，下按、再提起、再下按。
这天晚上，宋明同志自杀了。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手头有许多安眠药片。这件事，给钟亦成留下了十分痛苦的印象。他坚信宋明不是坏人。宋明每天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读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直到深夜，他热衷于用推理、演绎的方法分析每个人的思想，把每粒芝麻分析成西瓜，却自以为在“帮助”别人。一九五七年，他津津乐道地、言之成理地、一套一套地、高妙惊人地分析钟亦成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试写过的每一句诗，证明了钟亦成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不管你主观上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的阶级本能的流露，你的言行举措的实质，其客观的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他举例：“譬如你很喜欢问别人：‘今天会不会下雨？’你的一首诗里有一句：‘不知明天天气是晴还是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典型的没落阶级的不安心理……”宋明的分析使钟亦成瞠目结舌、毛骨悚然而又五体投地。然而，就在进行这种分析的同时，宋明从生活上仍然关心和帮助着钟亦成，下雨的时候借给钟亦成雨衣，在食堂吃饺子的时候给钟亦成倒醋，“处理”完了以后真诚地、紧紧地握住钟亦成的手：“你是有前途的，但要换一个灵魂。祝你在改造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到底，把屁股彻底地移过来。”“彻底地忘掉小我，投身到革命的洪炉里去吧！”他说了许多热情而真挚的，而且，以钟亦成当时的处境，他觉得是很友好的话。但宋明自己却原来是那样软弱，他选择了一条根本用不着那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只是轻而又微地触动了一下他，他就受不了了——愿他安息。
一九七九年。
一个灰影子钻到了钟亦成的卧室。灰影子穿着特利灵短袖衬衫、快巴的确良喇叭裤，头发留得很长，斜叼着过滤嘴香烟，怀抱着夏威夷电吉他。他是一个青年，口袋里还装有袖珍录音机，磁带上录制了许多“珍贵的”香港歌曲。不，他不年轻，快五十岁了，眼泡浮肿，嘴有点歪，牙齿、舌头和手指被劣质烟草熏得褐黄，嘴里满是酒气，脸上却总是和善的笑容。也许他只有四十多吧，大眼睛，双眼皮，浑身上下，一尘不染，笔挺笔挺，讲究吃穿，讲究交际，脸上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气，眼神里却是一无所长的空虚。或者，她只是一个早衰的女性，过早地白了头发，絮絮叨叨，唉声叹气。或者，他又是另一副样子。总之，他们是一个灰影，在七十年代末期，这个灰影常常光临我们的房舍。
灰影扭动舌头，撇着嘴说：“全他妈的胡扯淡，不论是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革命造反精神，不论是三年超英，十年超美还是五十年也赶不上超不了，不论是致以布礼还是致以红卫兵的敬礼，也不论是衷心热爱还是万岁万岁，也不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党内资产阶级，不论整人还是挨整，不论‘八·一八’还是‘四·五’全是胡扯，全是瞎掰，全是一场空……”
“那么，究竟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呢？究竟是什么东西牵动你，使你不愿意死而愿意活下去呢？”钟亦成问。
“爱情，青春，自由，除了属于我自己的，我什么都不相信。”
“为了友谊，干杯！其实，我早就看透了，早就解脱了。五七年也让我去参加鸣放会，给他个一言不发！二十多年了，我不读书，不看报，照样领工资……”
“生为中国人就算倒了霉。反正中国的事儿一辈子也好不了，干脆来个大开放。”
“我的女儿在搞第三十四个对象了，但是，不行，不顺我的心，不能……”灰影子说。
“好吧，我们先不讨论你们的要求是否合理。”钟亦成说，“我只是想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或者哪怕仅仅是为了你个人，为了你的爱情和自由，为了你的友人和酒杯，为了你能活着混下去，能够大言不惭地讲什么开放，也为了你的女儿……不，应该说是你自己找到理想的女婿，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准备做什么？你们有能力做什么？”
“……傻蛋！可怜！到现在还自己束缚着自己，难道你的不幸就不能使你清醒一点点？”灰影子生气了，转守为攻。
“是的，我们傻过。很可能我们的爱戴当中包含着痴呆，我们的忠诚里边也还有盲目，我们的信任过于天真，我们的追求不切实际，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我们的崇敬里埋下了被愚弄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比我们所曾经知道的要艰难、麻烦得多。然而，毕竟我们还有爱戴、有忠诚、有信任、有追求、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过去有过，今后，去掉了孩子气，也仍然会留下更坚实更成熟的内核。而当我们的爱，我们的信任和忠诚被蹂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愤怒，有痛苦，更有永远也扼杀不了的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曾经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会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是什么呢？”
五
一九五八年三月。
“但是，我相信党！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党，擦干了多少人的眼泪，开辟了怎样的前程！没有党，我不过是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可怜虫。是党把我造就成了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了解我们的党，因为即使说是混入吧，我毕竟在党内生活了十多年，用我的不带偏见的孩子的眼睛，我看了、我观察了十多年。我阅读党刊，我做党的机关工作，我参加党的会议，我接触过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他们都喜欢我，我也爱他们。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由民族和阶级的精华，由忧国忧民、慷慨悲歌、大公无私、为了民族和阶级的解放甘愿背十字架的人组成的。你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吗？你读过夏明翰烈士的就义诗吗？我们都读过的，我们知道这都是真的，我们相信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像方志敏、夏明翰那样去做的。我们知道，党除了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再没有别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党有权利也有义务严格要求它的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党员之间，也有必要、有可能互相提出极为严格的、毫不留情、毫不含糊的要求。我从小入党，这并不能成为怜悯、宽容或者庇护的理由，而只能成为更加严格要求的根据。而且，党对我的批判并不是由于哪一个个人的恶意，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为了英特纳雄耐尔，为了同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的资产阶级、同国际修正主义和中国的修正主义作殊死的斗争，党铁面无私！党伟大坚强！哪怕我只是下意识地说过不利于党的话，写过不利于党的文字，哪怕我只是在梦中有过片刻的动摇，党应该采取果断的措施。该清除出党的就清除出党！该划右派的就划右派！该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该枪毙的就枪毙！就像匈牙利枪毙伊姆雷·纳吉一样。中国如果需要枪毙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枪毙我，我引颈受戮，绝无怨言！虽然划了右派，我仍然要活下去，我仍然要活下去，就因为我有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坚如磐石，重如泰山！”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下午五点钟，在金波河石桥的桥下面。天下着小雨，一阵阵的风把雨斜吹到钟亦成和凌雪的脸上、衣服上和他们脚下的暂时还是干涸的河道上。寒气彻骨生凉，行人很少。自从钟亦成被批判以来，他一直躲避着凌雪，又赶上凌雪到外地出差几个月，他们好久也没见面了。这次，是他主动约了凌雪，他打算和凌雪进行一次最后的谈话。最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虽然否定和消灭自己是痛苦的，但是，他仍然有力量去经受这种不可思议的困难和痛苦，因为他的最根本的信念——对于党的信念并没有丝毫削弱或者动摇，相反，随着他个人的被清洗，他更增加了对党的崇高的敬意和难以言喻的热爱。这样，在这个凄风苦雨的春日黄昏，在这个风景依旧而人事全非的金波河石桥洞下（其实，除了石桥本身，周围的风景也变了——盖起了多少幢新楼），虽然当年英勇保卫石桥的青年——少年共产党员如今已变成了“分子”。虽然他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但是，解放这个城市，解放这座桥梁的党仍然存在着，不仅在市委和区委，在工厂和农村存在着，而且仍然崇高而又庄重辉煌地存在于钟亦成的心里，即使手术刀可以剜出他自己的心脏，却挖不出党的形象，党的火焰。所以，他对凌雪所说的话，仍然是大义凛然，惊天动地。他继续说：
“我自己想也没有想到，原来，我是这么坏！从小，我的灵魂里就充满了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毒菌。上学的时候总希望自己的功课考得拔尖，出人头地。我的入党动机是不纯的，我希望自己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名留青史！还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所有这些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关头就发展成为与党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对立物，使我成为党内的党的敌人！凌雪，你别忙，你先听我说。譬如说，同志们批判说，你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的仇恨，最初我想不通，想不通你就努力想吧，你使劲想，总会想通的。后来，我想起来了，前年二月，咱们到新华书店旁边的那个广东饭馆去吃饭，结果他们把我们叫的饭给漏掉了，等了一个小时还没有端来……后来，我发火了，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劝我了呢。我说：‘工作这样马虎，简直还不如私营时候！’看，这是什么话哟，这不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我交代了这句话，我接受了批判……啊，凌雪，你不要摇头，你千万别不相信，千万别怀疑，更不要对党不满。哪怕是一点一滴的不满，它会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你的心里发芽、生根、长大，这样，就会走到反党的罪恶的道路上。我就是坏，我就是敌人，我原来就不纯，而后来就更堕落了。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开我，和我划清界限，仇恨我！我欺骗了你的爱情，玷污了你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在我被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同时，让我也被你从你的心中永远清除出去吧！”
钟亦成说不下去了。一种又苦、又辣、又像火一样地烫人的气体郁结在他的喉头，他的声音呜咽了，泪水哗哗地涌流到他的脸上。他连忙转过头去。本来，他可不打算流露任何悲伤。在被批判的日子里，他也多次想过凌雪，想过自己和凌雪共同走过的每一条街，共同吃过的每一顿饭，共同看过的每一个电影画面，共同唱过的、小声哼哼过的每一首歌。他们的爱情建筑在互致布礼和互相提意见上。他写过一首爱情诗，这诗也许会受到后人嘲笑和不理解，但他写得真诚而且深情。情诗的题目是：《给我提点意见吧》。诗是这样的：
给我提点意见吧，
让我们更加完美和纯净，
给我提点意见吧，
让我们更加严肃和聪明。
我们没有童年，我们
把童年献给了暴风，
我们效法那勇敢的海燕，
展翅，向着电闪雷鸣。
我们没有自己，我们
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我们效法先烈，刘胡兰
和卓娅使我们惭愧而又激动。
为了国际歌，镰刀和斧头，
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
为了我们任重道远的事业，
提点意见吧，请批评！
在沉沉的黑夜里，
意见就是灯；
在茫茫的天空上，
意见就是星；
在干涸的土地上，
意见就是雨；
在待发的帆船旁，
意见就是风。
在我的心里呀，亲爱的同志，
你的意见就是爱情，爱情！
多么真挚的情诗！让后人去嘲笑、去怀疑、去轻视吧，让他们认定我们不懂诗，不懂人情，教条主义和“左”吧，即使在成了“分子”以后，这首诗的温习，带给钟亦成的仍然是善良而又美好的、充实而又温暖的体验。
然而这一切已经不属于他，一切已经完结，基础已经挖掉，釜底已经抽薪，互致布礼已经不可能，同志式地互提意见也已无从说起。他决定，只能毫不犹豫地结束他们的来往，坚决彻底，刻不容缓。他必须做得十分决绝，非这样不足以使凌雪同意，任何伤感都只能使凌雪恋恋不舍，使凌雪痛苦，藕断丝连，结果使自己的恶名、自己的丑行玷污和亵渎那样纯正无暇的凌雪，那将是极大的、不容饶恕的罪行。所以他绝对不能哭。他深信自己根本不会哭。因为他的眼泪已经哭完，他的反动思想和反党罪行已经证明他早就毫无心肝。然而，想象和现实却并不一致。想象中的决绝完全合乎逻辑，完全没有困难，三言两语就可以办齐。而今天下午呢，当他看到凌雪那熟悉的面孔，那熟悉的、柔软的、带有一点药皂气味的黑发，那富有光泽和神采的端庄的鼻子，那朴素而优雅的穿着，听到她那口齿清楚的、平静的、好听的声音，感到她的呼吸和温热，当他按照早已在肚子里周而复始地酝酿了不知多少遍的腹稿说完了他要说的话的时候，他哭了，哭得一塌糊涂，本来就是凄风苦雨，现在更是天昏地暗。布礼，布礼，布礼，好像在遥远的天边还鸣响着这样的欢呼，这样的合唱，还衍射着这样的霞光，这样的彩虹；而他呢，却是下堕着，下堕着，下堕到深渊的无底，下堕到漆黑的虚空。他张开嘴，泪水和雨水，咸水和苦水一起流到了他的肚里。
“不，不，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这样说！”凌雪慌乱地围着钟亦成转，寻找着钟亦成的正在躲避她的目光，不顾一切地抓住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头发和脸蛋，扳转他的头颈，让他正眼看着自己。“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如果犯了错误，那就检讨吧，那就改正吧，那又要什么紧？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不沾边的话？我不懂，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我完全糊涂了，我不信，说你是敌人，我不能相信。我只能相信那确实存在、确实叫人相信的东西，我不相信那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你不要夸张，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言过其实，不要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对《冬小麦自述》的批判，胡批！把你定成右派，这也不对，这也是搞错了，人家怎么说你，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自己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你不相信，我相信你！如果连你都不相信，连自己都不相信，那我们还相信什么呢？我们还怎么活下去呢？至于别的，我不知道，我不懂。不仅银河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仅两万年以前和两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里，我们的党的生活里，也还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还不懂的东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是不懂。然而，不可能老是这样子，这太严重了，这不能不认真想一想，这又太荒唐了，实在叫人没有办法认真想。钟，原谅我，过去，你就不爱听这话，然而，这是真的，你太年轻，太年轻，我要说，是太小了啊，你太单纯也太热情，太爱幻想也太爱分析。如果说不符合党的事业的要求，正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你想得太多也太玄了，哪有那样的事情？黑怎么能说成白，好人怎么能说成坏蛋，让他们说去吧，你还是钟亦成！你是党的，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让我们，让我们结婚吧！七八年了，我们在一起，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让我们一起去受苦吧，如果需要受苦。让我们一起去弄懂那些还没有弄懂的东西吧……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一场暂时的怒气。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警惕，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大震动，然后你会更好地改造自己……也许，下个月就要复查的，你的事情会重新考虑的，运动当中过火一点，‘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嘛，矫完了枉呢，事情还会回到正常的轨道……没什么，没什么，让我们……在一起，七八年了，你也太苦自己……”
她的话语，她的声音，她的爱抚，产生着一种奇妙的力量，钟亦成好像安稳多了。世界还是原来那个光明和美好的世界，金波河桥还是那座坚固而又古老的桥，人还是那些纯洁而真挚的人，被恶毒和污秽的语言，被专横和粗暴的态度，被泰山压顶一样的气势压扁了、冻硬了的心灵，在她的从容，她的信赖，她的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的爱里开始复苏，开始融解。“布礼，布礼，布礼！”这欢呼，这合唱，这霞光和彩虹重又成为对他的被绞杀着的灵魂的呼唤，成为对他的正在飘游下堕的心的支持。这世界上不会有痛苦，因为有凌雪。这世界上不会有背叛、冤屈、污辱，因为有凌雪。他把头埋在凌雪的胸前，忘记了一切，沉浸在这被威胁、被屈辱然而仍然是无玷的、饱满的爱情里。
一九五一——一九五八年。
我们是光明的一代，我们有光明的爱情。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光，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爱。
当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在黑暗中挣扎，当我们从孩子变成青年的时候，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夜是太黑了，太暗了，所以，早晨，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光辉，是万丈光芒。我们欢呼跳跃着奔向光明，拥抱光明，我们不知道还有阴影的存在。我们以为阴影已经随着黑夜而消逝，我们以为头顶上永远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于是我们爱了，爱党，爱红旗，爱《国际歌》，爱毛主席，爱斯大林，也爱金日成、胡志明、乔治乌·德治、皮克和世界所有的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袖，爱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领导人、每一个支部书记和党小组长。我们爱每一个劳动者，爱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我们爱新落成的百货公司和电影院，新出厂的拖拉机和康拜因机，新安装的路灯和电线，新修建的街道和楼房。我们爱孩子们胸前的红领中，爱挽着手臂行进的年轻人的笑声和歌声，爱春天的柳枝上的嫩芽，爱冬天踏着新雪的沙沙响，爱水，爱风，爱小麦和野菊花，爱丰收的田野。所有这些都属于党，属于人民政府，属于新生活，属于我们自己。
爱使光明更加光明，光明使爱成为更深、更强的爱。
于是我们相爱了，从听老魏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晚上起。听完党课，我们没有上汽车，我们本来想，走上一站再上车，结果，却走过了半个城市。我们在路灯下走着，我们的影子一会儿短，一会儿长，一会儿在后，一会儿在前。我们的心潮也是这样地起伏不定。我们走了很长的时间，夜风使我们瑟缩了，但我们的心却更热。“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呢？”“十年不行就十五年。”“怎么样才能更快、更彻底地消灭个人主义呢？”“我们永远听党的话，做一个好党员。”“可那天我为什么对××急躁呢？‘同志’，这是一个多么珍贵的称呼……可是我……”“我要树立一个目标，就是老魏，我要像老魏那样质朴，那样成熟，又那样耐心……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那样呢？”“你能，你能，你一定能！”“难道除了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除了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我们还有别的心思吗？为了党，我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难道反倒舍不得丢掉自己的缺点吗？”“是啊，是啊，就怕自己认识不到，自己不自觉，如果认识到了，我一定改，我一定丝毫也不宽容自己。如果认识到这是缺点，却又不肯改，这又算是什么共产党员呢？”“但是，改造自己也是并不轻松的事，这需要主观的努力，也需要群众的监督。”“那你就先监督吧，给我提点意见吧……”“我的意见嘛……”“啊，你真好，你真好，你提得多么好啊，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见。现在，我也给你提一点……”
给我提点意见吧，这就是爱情。可笑吗？教条吗？但是爱情之所以被珍惜，不正是因为它具有着使人们、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完满的强大的力量吗？这是从心底升起的追求光明、奔向光明的原动力。为什么柳条是那样浓密而又温柔？为什么槐树是那样沉稳而又幽深？为什么梧桐是那样谦和而又雍容？为什么天那么蓝，旗那么红，灯那么亮？为什么你、我和他，我们的脸上都呈现着幸福而又崇高的笑容？为了让世界美好，首先得让人们自身变得更美好些。为了让自己能够爱和值得被爱，首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可爱些。为了能了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斗争，我们的人生的真谛，首先要让自己的心灵更光明一些。所以，我们如饥似渴地互相征求着意见，互相鼓励着克服自身的缺点。甚至在我们互相通信的时候，我们在“吻你”的位置上写的却是“布礼！”是孩子气吗？“左”派幼稚病吗？令后人觉得格格不入吗？然而，既然我们是吸吮党的乳汁而长大成人的，既然主宰我们的头脑的是党的钢铁的信念，我们身上流着的是随时准备为了党而喷洒的热血，我们的眼睛是为党而注视，我们的耳朵是为党而谛听，我们的心脏是为党而跳动，既然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既然我们努力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既然没有党就没有你和我，就没有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我们在人生路程上的相会和相互的无条件的信任（为了这相会和相互信任，让祖先和后人永远羡慕我们！），我们相互之间怎么能不用党的方式来问候呢，我们怎么能不为这特殊的问候语言而骄傲，而欢乐，而爱得更深呢？
我们常常因为工作，因为党的任务而不能相会，或者约会好了却不能守约。有一次，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在电影院的门口等着另一个人。我不说是钟亦成还是凌雪，因为，在这些体验上我们两个人互为自我。那时候，另一个人却因为取缔一贯道的事务而不能按时前去，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半小时以后，这个人才跑到电影院。那个人正在那里等着，仍然忠实地等着，一点也不着急，“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人慌不迭地说。“可又有什么对不起的呢？你没来，我就知道你忙，你有任务，我在这里站着等你，你在那里忙碌，并不因为我等着你而急躁马虎，这有多好！”电影散场了，他们和看电影的人走在一起，别人看着，他们比最欣赏电影、最理解电影的人还满足，还高兴呢。
还有一次，一个人等了另一个人七个小时。利用七个小时他读了毛主席的好几篇著作。七个小时，天，从亮变得昏黄，变得黑了。下午已经变成了夜晚，太阳已经变成了星星。每一扇门的响动都使得这个人觉得是那个人在到来，每个细小的声音都像是爱人的自远而近的脚步。这个人焦躁了，他拿出了党章，他学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组织的部队……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第二天，才知道，另一个人临时接到通知去市委开会了，因为，毛主席要到这里来视察工作，当第二天得知了这个消息，七个小时的焦灼的和平静的等待之后，是欢呼和跳跃……
我们一起走过了城市的每一条街，我们一起走过了解放以来的每一个年代，我们每每惊异，我们为什么竟然这样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伟大的党里，有了党的“介绍”，我们那么快地互相发现了，没有一点犹豫，没有一点疑虑，不懂得衡量条件，不懂得对别人有什么要求，不懂得有什么保留。好像生来就该如此。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的生活会是别的样子。
人们发明了语言，用语言去传达、去描述、去记载那些美好的事物，使美好更加美好。但也有人企图用语言，用粗暴的、武断的、杀人的语言去摧毁这美好，去消灭一颗颗美好的心。在这方面，有人得到了相当大的成功。然而，并没有完全成功。埋在心底，浸透在血液和灵魂里的光明和爱，是摧毁不了的。我们是光明的一代，我们有光明的爱情。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光，谁也夺不走我们心中的爱。
一九五八年四月。
五一节的前夕。这是一个新鲜、美好的时令。经过漫长的冬季的萎顿，阳光重又变得明丽辉煌了。柔软的枝条和新绿的树叶，已经日趋繁茂，已经遮住了城市街道两旁的天空，却仍然那么鲜话，那么一尘不染，好像昨天才刚刚萌发出来似的。树下到处是卖草莓的姑娘，嫩红、多汁、甜中带酸、更带有一种青草的生味儿的草毒，正像这个节令、这个城市一样地生动而且诱人。人们在换装，古板的老者还没有脱下大头棉鞋，孱弱的病人仍然裹着厚厚的毛绒围巾，年轻人呢，已经用他们的五颜六色的毛线衣，甚至用轻柔而又洁白的单装来呼唤生活、呼唤盛夏了。就在这样一个青春的季节的晴朗的日子，钟亦成和凌雪结婚了。
世界是光明的，斗争是伟大的，生活是美好的。钟亦成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地相信着这一点。凡是人制造出来的，人就受得住。只有人享不了的福，没有人受不了的罪。从小，他的父亲的穷朋友们就爱引用这句名言来互相砥砺，互相安慰。可不是吗，批呀，斗呀，划“分子”呀，宣布是“死敌”呀，揭露“丑恶面目”呀，清除出党呀，一关又一关，他都过来了。疼痛是难忍的，但是单因为疼痛却死不了人。凌雪说得对，关键在于自己的信心。自己不垮，谁也无法把你整垮，整死了也不垮。他可能确实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或者叫做“罪行”，他可能犯的错误并没有那么严重，他可能确已被“批倒批臭”，他可能实际上并不臭，这些情况他自己还有点判断不清楚。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仍然要活下去，要革命，要改造思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能这样，因为他强烈地、比什么都强烈地要求这样。
所以他恢复了，恢复了健康、热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筹备婚事的一个多月，他和凌雪一起照了许多相。他现在不用参加那么多会了，他现在是“听候处理”，他有了恋爱的时间了，任何一次约会都不会失约。他知道了按时赴约，和凌雪在一起多呆会儿是多么幸福。有一张相是这样照的：爬山之后，他热了，他脱掉了上身制服，用一只手在肩上抓着垂在身后的衣服，另一只手叉着腰，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清风吹拂着他的头发，背景是山下的纵横阡陌。这张相洗出来以后使钟亦成自己都感到惊奇，可以说是震惊，在目前的处境下，他的照片为什么竟是这样神采飞扬，潇洒自豪，蓬勃向上，喜气盈盈？
他应该是这样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他是搏击暴风雨的海燕。他是向着高天飞翔的鹰，他是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朵欢乐的春花。无论施行怎样精巧的整容术，他的脸上无法出现符合“地、富、反、坏、右”的排列的惧怕混杂着虚伪、馅媚混杂着猥琐的表情。他无法做一个合格的右派，即使这使他感到抱歉也罢。
但他不敢把照片出示给别人，他也不敢让其他人知道他每个星期天和凌雪去照相，他必须偷偷摸摸地去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这天晚上，他们结婚。除了几个近亲，他们没有邀请什么人。就是近亲，也有好几个托辞不来。而且，就在这一天的早上，凌雪所在的工厂的一个领导（凌雪初中毕业以后上了中等专业学校，现在担任一个工厂的技术员），对凌雪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因为她硬是与钟亦成划不清界限，在运动中，她没有能立场坚定地奋起揭发钟亦成；在现在，在钟亦成头上的冠冕还牢牢实实、还崭新刺目的时候，她竟在一个月内五次打报告要与钟亦成结婚。凌雪拒绝了最后的挽救，于是，领导不得不迫不得已采取了纪律措施，就是这一天的下午，召开了支部大会，通过把凌雪开除出党。
凌雪不接受这个处分，表决的时候，她不举手。签署本人意见的时候，她毫不含糊地写上了“不”字。为此，她受到了警告，说是“态度恶劣”，“还要加重”。
两个小时以后，她换了一件紫地、带绿色花点的衬衫，套上一件黄色的毛线衣，穿上一条灰色哔叽裤子，半高跟黑皮鞋，然后，她坐上公共汽车，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是一个十分冷落的、应该说是冷落得可怕的婚礼。除了双方的母亲（他们都没有父亲了）和年幼的弟妹，除了还有两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邻居以外，再没有别的客人。一盘瓜子，一盘水果糖，一盘果脯，几杯茶，这便是全部的招待。而且，凌雪把早上和下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钟亦成。她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对他们的结合的一个打击，相反，这似乎增加了他们的结合的意义。在天塌地陷的时候，他们挽起了手。钟亦成的脸白了一下，眉头也皱了一下，虽然他自已经受了许多，但是落在凌雪身上的打击比落在他身上的还让他难受。但是，凌雪的倔强的嘴角上呈现着的是笑容而不是哀伤，凌雪的眼睛里流露着的是令人销魂的温柔，而不是怨怼，凌雪的一举一动里，都包含着欢乐，包含着那么饱满的幸福，而不是寂寞和悲凉。于是，钟亦成也笑了。七年了，他们在一起，却又不在一起，这有多么苦！现在呢，他们将永远在一起了，他感谢命运，感谢凌雪的真情，感谢太阳、月亮、地球和每一颗星。
到晚上九点，屋子里就没有人了。但还有收音机，收音机里播送着鼓干劲的歌曲。凌雪关上了收音机，她说：“让我们共同唱唱歌吧，把我们从小爱唱的歌从头到尾唱一遍。你知道吗，我从来不记日记，我回忆往事的方法就是唱歌，每首歌代表一个年代，只要一唱起，该想的事就都想起来了。”“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钟亦成说。“从哪一年唱起呢？”“一九四六年。”“一九四六年唱什么呢？”“唱《喀秋莎》，这个歌我是一九四六年学会的。”“好，唱完这个，我们就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呢？”“一九四七年我最爱唱的是这个歌，这是我入党的时候最爱唱的歌……”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那时候，我唱着这个歌走过各条街巷，我觉得，整个旧世界都在我的脚下……”“一九四八年，一九四八年我们唱：‘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一九四九年呢？”“一九四九年的歌儿可太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旗一举满天红啊’”“一九五零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一九五一年，‘雄赳赳，气昂昂’，‘长白山一条条……’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要求到朝鲜去吗……”他们唱起来了，嘹亮的歌声填补了被剥夺的一切，嘹亮的歌声里充满了青春的动人的光明和幸福。他们就这样回忆着、温习着那纯洁而激越的岁月，互相鼓舞，互相慰藉着那虽然受了伤、却仍然是光明火热的心。
他们唱得太高兴了，甚至没有听见敲门响，也没有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及至听到了“小钟”、“小凌”的招呼和脚步声，他们转过头来一看，客人真好比是从天上降落到了他们的面前。三个人：区委书记者魏和他的多病的妻子，他的汽车驾驶员小高。
经过运动，老魏也瘦了，下眼皮似乎略有浮肿，嘴角上的纹络也更明显了。老魏的妻子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妇女工作干部，黑瘦黑瘦的，在对钟亦成进行“批斗”的过程中，她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她总用一种大惑不解的、同情和安慰的眼光看着他，这使钟亦成铭记不忘。被批斗的日子里，谁给钟亦成倒过一杯水，谁见面的时候向他点过头、微笑过，谁发言的时候用了几个稍许有分寸一点的词汇，这都被钟亦成牢牢地记在心里，终生感激。老魏夫妻俩带着友谊，带着和善的笑容出现了，只有汽车驾驶员，年轻的小伙子，踮着一只脚，嘬着牙花，显出一种不耐烦的样子。
“好你个小钟，你们竟然向我封锁消息。”老魏大声说，他的关心和慈爱的态度使钟亦成回想起一九四九年初第一次党员大会上送给他军大衣的情景。老魏招招手，妻子拿出了礼物：一对刺绣的枕套，一本相片册，两本精装的美术日记。
“拿酒来，让我们为你们俩的幸福干一杯……”他喊道。
“可是，可是……”钟亦成尴尬了，手足无措了，“我们没有酒啊。”他小声说，声音是颤抖的。
“什么，什么？”老魏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为什么没有酒？这是喜酒啊，我们可是来喝喜酒的啊！”
“没有就算了，天也晚了。”老魏的妻子温和地说。
“我不喝。”驾驶员简短地声明。
“但是我要喝，我一定要喝你们的喜酒。”老魏似乎是负气地说，“为什么没有酒？为什么没有酒啊？”他大喊道，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怆，他的眼睛是湿润的，钟亦成，凌雪，老魏的妻子，连驾驶员都不由得被触动了。
“小高，你给我买酒去！”他看了看表，用战争中下达军令的不容商讨的坚决态度说，“半个小时内完成任务。他们不招待，我们敬他们，我们将他们的军！”他笑了起来。
小高从书记的神色里知道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任务，他匆匆地走了。二十多分钟以后，小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真糟糕，商店早就关了门，火车站附近的昼夜售货部偏偏又赶上月底结账，停止营业一天。”他说。“咱们家就没有一点酒吗？”老魏带着质问、带着莫名的怒火问他的妻子。“没有。”他的妻子抱歉地说，似乎喝不上喜酒是由于她的过错，“你又不喝。医生也不让你喝……对了，咱们还有一瓶料酒，那是炒菜用的。”“料酒能不能喝？当然，要喝也不会被禁止。”老魏自问自答，下令说，“把房门钥匙给小高，就把那瓶料酒取来！”
小高走了以后，他说这，说那，只是不说那分明刚刚发生过的事，没有说那刚刚开始的苦难。一瞬间，钟亦成也忘记了这些荒谬绝伦的事情，从老魏到来的那一刻起，他好像有了依靠，有了主心骨。好像在睡梦中被魇住以后听到了醒着的人的呼唤，只要一活动，一睁眼，所有的恐怖和混乱就会丢到冥冥之中去了……
小高回来了，拿回来的不是料酒，而是一瓶尚未启封的茅台——小高拿来了自己家的“储备”。
“为了钟亦成同志和凌雪同志的新婚，为了他们的幸福，为了他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为了……总会……干杯！”
老魏庄严地举起了杯，钟亦成和凌雪也举起了杯，他们喝下了这暖人肺腑的“喜酒”，杯中半是茅台，半是热泪。
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列车在一望无垠的冬日的原野上飞驰。青纱帐撤去了，视线没有遮拦，世界显得更是无边地辽阔了。初冬，还没有积雪，田野上秋收作物的茬子和虽然略有瑟缩却仍然没有退尽绿色的冬小麦清晰可见。“孕育着丰收”的冬小麦啊，结果却孕育了苦难。是不可思议吗？事出有因吗？在劫难逃吗？赶上“点”了吗？还是党的一种特殊的教育自己的儿女、考验自己的儿女的方式呢？不论是什么，作为党的一个忠诚的战士，他要从积极方面接受这一切。老魏出席了他的婚礼。许多的同志也仍然是友好地、正常地对待他。“划清界限”，这本是暂时在一种压力下才发生的，待到压力稍稍放松，“界限”就不那么严酷了。还有凌雪，她那么体贴，那么痴情，用十倍于往昔的温存温暖着他那颗受了伤的心。
别的“右派”早就下乡“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去了（钟亦成不爱说“劳动改造”，因为那四个字叫人联想到囚犯），但是老魏通知钟亦成，“等一等”。据说他的问题还要复查。这给他带来多少希望，他不敢想这样的幸福，正像原来不敢想象这样的灾难。他梦见了机关支部书记找他谈话。支部书记通知他，对他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了。虽说仍然是严厉的处分，然而他感激得哭醒了，醒来，枕中已经湿了一大片。半年过去了，每天早晨他都充满了希望，每天晚上他都祝祷着明天。到了明天，乌云就会散去了，一切就都会好了；到了明天，所有的冤屈，所有的愁苦，将会变成一个宽厚而又欣慰的微笑了。但是，最后，通知他：“这次运动一律不搞复查。”真是奇怪，所有的运动都有复查，“三反”“五反”时候打的那么多“老虎”经过复查都解脱了，唯独这次运动，不准复查。“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希望你今后好好努力，只要自己努力改造思想，总有一天还会回到党的队伍。”临下乡前，在办公室，老魏对他这样说，这样说也给他带来无限的温暖啊！
现在，他坐在列车上了。他的眼前仍然浮现着站台上送行的凌雪的努力含笑的脸。“一路顺风！”车开动之后，凌雪用抖颤的声音喊道。这声音的抖颤使钟亦成感到那么悲怆。“凌雪，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呀！”他想哭了……
汽笛长鸣，机轮铿锵，车头粗重地喘气，烟囱放出浓烟。车过桥梁时大地猛烈地颤抖，车过隧道时车厢一片漆黑（乘务员忘记了打开灯）。车厢喇叭里响彻了大跃进和豪言壮语和“超英赶美”的气壮山河的歌声，各车厢正在举行红旗竞赛。列车员除了不停地打扫、送水以外，还要说快板、读报，进行政治宣传，用自己的声带和广播喇叭比赛。这一切都像鼓槌一样地敲打着钟亦成的心房，使他渐渐地把对城市、对凌雪的依恋之情暂时放在一边，过去的让它永远地过去吧，生活仍然是这么强健、这么红火、这么吸引人。我才二十六岁嘛，时间在前面，未来在前面，唯有一心向前！他自言自语说。其实，早在上火车之前他就多次对自己这样说过，但只是现在，在车厢的嘈杂和明明暗暗的多变的光照之中，在他贪婪地隔着车窗注视着正在掠过、正在飞旋的田野、道路、池塘、房屋的时候，他才当真是又痛苦、又兴奋、又快乐地感到了：“过去的过去了，新生活正在开始！”
他还年轻，有力量，身体健康，四肢和头脑都好用，革命和生活都还在他的前面，像是一朵花，才刚绽开花蕾，甚至还是含苞待放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毁灭性的狂风暴雨。然而，花的本性是芬芳，花的本色是万紫千红，花的本来面目是开放，特别是，如果它有很好的根，很好的蕊，如果它有对太阳、对土壤、对空气和水的天然的亲和爱，那么，你用火烤，用烟熏，用刀锯，用沸汤浇，它总还会有一点根，有一点花心活下去，它活着，接受阳光和雨露，吸收大地的滋养，重新抽出枝条，长出绿叶。看吧，尽管他的眼角上已经过早过密地出现了鱼尾纹，尽管他的额头上也有那么几道悲哀的、深深的纹络，尽管他的嘴角上的纹线给人一种惧怕和痛楚的感觉，这一点当他咧嘴笑的时候就更加明显，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乐观的，他的鼻子仍然是坚毅的稳定的，他的头颅仍然是昂扬的，随着列车的行进，随着“鼓槌”的敲击，他的目光中更飞出了兴高采烈的火花来。
车到站了，在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一块又一块蓝天之后，在一个三面环山、一面近傍着大河的险要的地方，火车停下来了。
钟亦成像士兵一样地背着行李包，手里拄着一根刚刚撅下来的助步的粗树枝，攀登在崎岖的山路上。雄鹰在头顶盘旋，油松和核桃在山坡上伫立，青石在道路旁虎踞，激流在山谷里跳跃，钟亦成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劲，飞快地走着，走着。由于他是等待复查而最后下去的一个“分子”，没有人和他同行。但他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催促着、驱赶着他。他不能停，在改造的道路上他必须快马加鞭。国家在跃进，再过几年就要取消三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了，中国即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繁荣、富裕、先进、一大二公的国家了，他难道还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到了全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时候，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不是太滑稽、太不合时宜、太有碍观瞻了吗？他不灰心，他不怕，看，他能一口气走上三个小时、五个小时的山路，虽然早已是汗流浃背，他的耻辱只有用汗水来冲洗了，出汗，这才刚刚是序幕呢。青春是无价的财富和无穷的力量，青春什么都不怕，就算过去二十六年全错了，白活了，全是罪过，那又要什么紧呢？今后不还有五十年的时间给他重新生活、重新革命、重新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的机会么？五十年的时间难道不能做许多许多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么？五十年的时间难道不够他重新塑造自己之用么？他已被清洗，他无法做党务工作了，那就——譬如让他去学建筑或者数学去吧，他本来也很喜爱数理功课，只是因为党的事业的需要他才转移了自己的心。但是不行，他得先改造，先取得一个公民、一个人的资格，那就到山区来吧，在山区他也要献出自己的青春，放出自己的热。
汗水淹没了全身，连睁眼都困难了。裤角上粘满了牛蒡子、刺草叶。鞋面上盖满了红的、黄的、黑的和白色的尘土。钟亦成爬过了正在开采马牙石的琥珀色和白色的山，爬过了核桃、大枣、桃、梨、杏、柿、山楂满坡的花果山——只有个把橙红如火的柿子还挂在枝头。又爬过了乌黑如墨的煤山，穿着单裤、赤着上身的矿工推着小矿车从简易的坑口走出来，使钟亦成觉得分外亲切。又走过了灰黄色的石灰石山和依然碧绿的松山，终于，他登上了制高点——雁翅峰。
凉风习习，热汗淋淋，视线一下子开阔，千山百岭，都已在他的脚下。大河如同一条银带，辗转蜿蜒，尽收眼底。远处的地平线上，烟气飘飘，氤氲渺渺，树木和村庄隐隐约约，好像是在大海里出没着的船。脚下近处呢，是炊烟袅袅的房舍，是阡陌纵横的田亩，是正在施工的筑路队的帐篷、工棚。回首来路，几个小时的奔波已经不仅使城市、而且使平原远远地被抛在后面。俯视眼前呢，山川历历，天地悠悠，豁然开朗，心旷神怡。他放眼四极，忽然吃了一惊，这风景，这地面，这高山与流水，树木与田野，村舍和工地，怎么如此熟悉，似曾相识，竟像是过去来过、见过一样呢？明明他是生平第一遭到这儿来，不但是初次到雁翅峰来，而且是初次上山下乡来，为什么这风光景物竟使他觉得这样亲切、熟悉、心心相印呢？莫非他在哪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的描写？莫非他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莫非他曾在梦中到此一游？莫非他多年来所寻找、所期待、所要求的正是党给他安排的这样一个宽广的天地？
我来了，新生了，过去的永远过去，新的里程从兹开始；他想欢呼，想高歌，想长啸，但他想到了应该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过分的激情只会带来灾难……他想起了临行前凌雪对他提的意见：“劳驾，别那么激动。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懂，我们需要思考，需要理解。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火一样的热情，还要有冰一样的头脑……”虽然钟亦成提醒她正视现实——难道还用提醒么？奇怪，为什么一个女同志会这样执拗，凌雪仍然在用党员的感情、党员的目光、党员的语言来看问题、想问题、说问题……批下来了，凌雪也被开除了党籍。一个从小做过童工，从小参加革命，一个本来没有任何辫子的好同志，只因为忠于他们的互致布礼的爱情，也被从政治上判处了死刑……布礼，布礼，布礼！突然，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
一九七九年。
灰色的影子说：你真可怜！你怎么到那个时候还看不透，你怎么会像个傻瓜似的欢欣鼓舞地去劳动改造？看穿一点吧，什么也不要信……
然而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资格说看透，说不相信呢？你只不过是在生活的岸边逡巡罢了，你下过水吗？你到生活的激流中游过泳、经历过浮沉吗？没有下过水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水，抨击水，否定水呢？你那么聪明，又那么爱惜自己，于是，你冷眼旁观，把自己的生命闲置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于是你衰老了，白了头发，落了牙齿，你絮絮叨叨，发出盲肠炎急性发作的病人才能发出的呻吟。你的一生，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场不合时宜的灾难，一声哀鸣罢了，你怎么看不透你自己呢？你何必活下去呢？
一九七零年。
你说什么？你热爱党？你热爱党为什么注销了你的党票？注销了你的党票你还能热爱党吗？
多么天才的逻辑，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但什么叫党票呢？难道我们的国家除了有粮票、肉票、布票、油票以外，还又发行了党票吗？党票可以换来什么？在黑市又是以多少钱一张的价格买卖的呢？
你说什么？你热爱党，热爱党为什么给你戴帽儿？你这就是翻案！这就是反攻倒算！
奇怪，多一个敌人究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能提高钢铁的产质量吗？能提高农民的粮食定量指标吗？否则，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塑造一个定型的敌人呢？
赎罪？你赎了什么罪？你是老账未完又加新账，对你要老账新账一起算，罪恶滔天，死有余辜！
祥林嫂！为什么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朝气勃勃、赤诚无邪的年轻人的命运竟然像了你？中华民族呀，多么伟大又多么可悲！
好吧，先把你的问题挂起来……
把什么挂起来？钟亦成是什么？一顶帽子吗？一件上衣吗？一个装酱油的瓶子吗？
先通通轰下去，然后，就地消化……
他们是什么？是一块窝头，一碟切糕？还是一盘需要好胃口的莜面卷？消化以后变成什么东西呢？尿吗？大便吗？一个打出来的嗝或是一个放出来的屁吗？
清队结论：钟亦成，男，一九三二年出生于P市，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学生……该钟自幼思想极端反动，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野心于一九四七年未经履行应有的手续，混入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控制下的党组织……五七年，利用写诗向党猖狂进攻……至今拒不服罪，拒不揭发刘少奇的代理人大搞假共产党的滔天罪行……实属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年代不详。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粘粘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呼啸着的狂风，来自无边的天空，又滚过了无垠的原野，消逝在无涯的墨海里。是闪电吗？是地光吗？是磷火还是流星？偶尔照亮了钟亦成在一个早上老下来的皱缩的、皮包着骨的脸颊。他举起手杖，向着虚无敲击，好像敲在一个老旧的门板上，发出剥、剥、剥的木然的声音。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他发出的声音苍老而又遥远，紧张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个干枯的大空缸说话时听到的回声。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黑夜在旋转，在摇摆，在波动，在飘荡，狂风在奔突，在呼号，在四散，在飞扬。桅杆在大浪里倾斜，雪冠从山顶崩塌，地浆从岩石里喷涌，头颅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钟亦成，钟亦成，你怎么了？
钟亦成，钟亦成，他死了。
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
寂静无声。暗淡无光。凝定无波。
多么微小，好像一百个小提琴在一百公里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蜡烛在一百公里以外点燃起了青辉，好像一百个凌雪在一百公里以外向钟亦成招手……
布礼，布礼，布礼……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他要追逐这布礼，他要去追逐这意见，他要抬起这难抬的、被按着的头，他要睁开眼，极目远望……
又是一道闪电，他看见钟亦成了，钟亦成就在凌雪的身边，戴着袖标，举着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颗痛苦的、燃烧的心。
一九七八年九月。
钟亦成的日记：
今早写了申诉，二十一年来，第一次向党说了那么多心里话。多么令人惋惜，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有一次。人们经历的一切，往往都是在事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就打响了的遭遇战。假如一切能重新开始一次，我们将会少多少愚蠢……然而，回顾二十余年的坎坷，我并无伤感，也不怨天尤人。我也并不感到空虚，不认为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我一步一步地走过了这二十一年，深信这每一步都不会白白走过。我唯一的希望是，这些用血、用泪、用难以想象的痛苦换来的教训将被记取，这些真相，将恢复其本来面目并记录在历史上……
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劳动，劳动，劳动！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也正发挥着它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钟亦成深信这一点。他的对祖国山川和人民大众的热爱，他的献身的愿望，他的赎罪的狂热，他的青春的活力，他的不论在什么处境之下都无法中断的、不断从生活中获得补充和激发的诗情，全都倾注在山区农村的笨重的、应该说是还相当原始的体力劳动里。他背着满满的一篓子羊粪蛋上山，给梯田施肥，刚起步两分钟，就像做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用石板压一样，汗水像豆腐水一样地从四面溢了出来。他爬梁越坡，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径前行。他的腰背弯成七十度，尽力学着老农的样子，两腿叉开，略略拳曲以利于维持平衡。两只手是自由的，有时甩来甩去，觉得上肢轻松得令人飘飘然。有时交插手指放在胸前，一副虔诚的样子。有时用两手拢成一个圆环，这是一个练气功的姿势，为了拔步陡坡，必须气运丹田。每走一步他都觉得腿在长劲，腰在长劲，他确实是脚跟站稳，脚踏实地，在把自己的体力和热情，把饱含着农作物所需要的氮、磷、钾和有机质的肥料，献给哺育着我们的共和国的农田。
他掏大粪。粪的臭味使他觉得光荣和心安。一挑一挑粪稀和黄土拌在一起，他确实从心眼里觉得可爱，拌匀了，发酵了，滤细了，黄土变得黑油油的了，粘土也变得疏松，然后装上马车，拉到地里，撒开，风把粪渣送到嘴里。他觉得舒畅，因为，他已经被大地妈妈养活了二十多年，如今第一次把礼物献给大地妈妈……
春天了，他深翻地，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全部肌肉和全部灵魂的能力集中在三个动作上：直腰竖锨，下蹬，翻土；然后又是直腰竖锨……他变成了一台翻地机，除了这三个动作他的生命再没有其他的运动。他飞速地，像是被电马达所连动，像是在参加一场国际比赛一样地做着这三位一体的动作。腰疼了，他狠狠心，腿软了，他咬咬牙。腿完全无力了，他便跳起来，把全身的重量集中到蹬锨的一条腿上，于是，借身体下落的重力一压，扑哧，锨头直溜溜地插到田地里……头昏了，这只能使他更加机械地、身不由己地加速着三段式的轮转。忘我的劳动，艰苦而又欢乐。刹那间，一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十二个小时也过去了，他翻了多么大一片土地！都是带着墒、带着铁锨的脖颈印儿的褐黑色土块，你想数一数有多少锨土吗？简直比你的头发还多……人原来可以做这么多切实有益的事。这些事不会在一个早上被彻底否定，被批判得体无完肤……
夏天，他割麦子，上身脱个精光，弯下腰来把脊背袒露在阳光下面。镰刀原来是那么精巧，那么富有生命，像灵巧的手指一样，它不但能斩断麦秸，而且可以归拢，可以捡拾，可以搬运。他学会用镰刀了，而且还能使出一些花招，嚓嚓嚓，腾出了一片地，嚓嚓嚓，又是一片地。多么可爱的眉毛，每个人都有两道眉毛，这样的安排是多么好，不然，汗水流得就会糊住眼睛。直一下腰吧，刚才还是密不透风的麦田一下子开阔了许多，看见了在另一边劳动的农民，看到山和水。一阵风吹来，真凉快，真自豪……
秋天，他打荆条，腰里缠着绳子，手里握着镰刀。几个月没有摸镰刀了，再拿起来，就像重新造访疏于问候的老友一样令人欢欣。他登高涉险，行走在无路之处如履平地，一年的时间，他爱上了山区，他成了山里人。如同一个狩猎者，远远一瞭望，啊，发现了，在群石和杂草之中，有一簇当年生的荆条，长短合度，精细匀调，无斑无节，不嫩不老，令人心神俱往，令人心花怒放。他几个箭步，蹿上去了，左手捏紧，右手轻挥镰刀，嚓地一声，一束优质荆条已经在握了，捆好，挂在腰间的绳子上；又一抬头，又发现了目标，他又攀登上去了，像黄羊一样灵活，像麋鹿一样敏捷，身手矫健，目光如电……
除了和农民、和下放干部们一起劳动以外，他和几个“分子”还主动地或被动地给自己加了成倍的额外任务。夜里三点，好像脑袋才刚挨枕头，就起来“早战”了，把粪背到梯田上，把核桃、枣、甘薯、萝卜背下去。在星空下走小路，星星好像就在人的身边，随手都可以抓到。中午嘴里还啃着咸菜和窝头，又开始“午战”了。晚上喝完两大碗稀粥，又是“夜战”。夜战的时间长了，有时候也犯迷糊，分不清早战和夜战了。除了星宿的位置有些不同，别的区别很少能觉察到。人真是有本事，把加班说成什么什么“战”，马上就增加了一层非凡的革命的色彩，原来他们是在战，在打仗，在向资产阶级、向自己思想中的敌人开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能懈怠呢？干就干吧，还要竞赛，还要批评表扬，一得空就要评比，还要按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类别，改造得较好的——一类，一般的——二类，较差的——三类，继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四类。这种评比可真有刺激的力量！所以农民反映：“分子”们劳动是拼命，像“砸明火”一样气急败坏，看着他们干活我们都害怕——他们重载上山的时候是跑步，下山的时候是跳跃，喘气的声音两里地外都听得见。这还不算，一有空他们还得考虑自己的罪行，考虑通过这种“砸明火”的劳动如何进一步认识自己的丑恶面目，进一步感谢党的挽救……
钟亦成出身城市贫民，从小家境不好，在他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十一岁至十四岁的时候，正是家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时候，所以，他身材瘦小，手腕和脚踝特别细，解放后的繁忙的会议、工作之中，他也没有年轻人应有的娱乐、体育锻炼和足够的休息。来山区后营养又差，农民还可以从供销社买点点心吃，而他们的纪律是不准买任何吃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一股什么样的内在的、神奇的力量，支持着钟亦成，使他在如此严酷沉重的劳动中没有垮下来——许多比他们干活少得多的下放干部这个住了院，那个请了假，有的一回城就半年不见影子——他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在严酷的劳动中体味到新的乐趣，新的安慰。他甚至觉得，以往不从事体力劳动的岁月全是浮夸，全是高高在上，虚度年华。而如今，他的四肢，他的肠胃，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解放。一切的清规戒律，什么饭后不要立即从事重劳动啊，什么一天应该睡八小时啊，什么刚出过大汗不要下凉水啊，全都打破了。有一天吃面条——这是罕有的改善，小小的钟亦成一顿吃了六碗——一斤半干面出的条儿。这种出色的、努力认真的、傻气的劳动沟通了他和农民的感情。农民说：“你刚来时我真怕一阵大风把你吹跑了。谁知道，你还真豁着命干。”农民一再爱惜地劝导说：“悠着点劲儿，别那么卖死力气，伤着身子一辈子的事儿！”还有的农民悄悄邀请他：“甭听他们的限制，上我家喝两盅儿，我给你煮两个鸡蛋，瞧你瘦成了啥样子！”农民的热情使钟亦成五内俱热，然而，他是一个罪人啊，他有什么颜面接受农民父老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呢？
有一个小名叫老四的农家孩子，才十三岁，对钟亦成特别好，一会儿递给钟亦成一把红枣，一会儿抓一个蝈蝈叫钟亦成去看，好像钟亦成是他的同龄的伙伴似的。家里烤好两个土豆，他也要趁热给钟亦成拿一个吃。他还给钟亦成的背篓缝上了一层棉垫，这样背起来就不那么硌腰。老四无微不至的帮助使钟亦成感激而又惶恐，他对老四说：“你还小呢，你倒老替我操心！”老四说：“我看着你们几个人实在太苦。”说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我们不苦。我们有罪！”钟亦成慌忙解释说。“你们不是改好了吗？你们思想要不好，能这么劳动，这么老实吗？”“不，我们改造得不好……”钟亦成继续嗫嗫嚅嚅地，自己也不知所云地着。
说是每个月休假四天，但是对于“分子”们，两个月也不见得放一次假，宣布放假也是突然袭击，早晨吃完早饭，正擦着铁锨，有关负责人把“分子”们叫去了：“今天起你们休息，按时回来，不得有误……”这样临时通知，据说有利于改造。钟亦成更来了个彻底的，通知休假的时候，他一咬牙，申请说：“我不休了……”
凌雪来了好多信，并没有责备他不该放弃休假，却是说：
“……知道你健康，劳动得好，我很高兴。可你为什么不写诗了呢？为什么你的信里没有诗了呢？你不是说山区的生活十分可爱吗？我相信它一定是十分可爱的。我相信不管有多么苦（你当然不说苦了），它仍然是甜的，你不是说常常想念我吗？那就写一首关于山区、关于劳动的诗，寄给我吧。干脆写一首给我的诗也行。别忘了，我永远是你的诗的第一个和最忠实的读者。现在，我也许是你唯一的读者了。将来呢，也许你有很多很多的读者……
“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了？我的意见就是要你——写诗。不要气馁，不要悲伤，哪怕一切从零做起，我相信你……”
凌雪的信给钟亦成带来了自信和尊严。战胜这一切，体味着这一切，他时而写一首短的或相当不短的诗，寄给凌雪，并从凌雪的回信里得到意见，得到新的启发。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最初的参加劳动、净化自己的狂喜和满足已经过去了。钟亦成已经习惯了农村的劳动和生活。他黑瘦黑瘦，精神矍铄。他学会了整套的活路——扶犁、赶车、饲养、耘草、浇水、编筐和场上的打、晒、垛、扬，他也学会了在农村过日子的本领——砍柴，摸鱼，捋榆钱，挖曲母菜和野韭菜，腌咸菜和渍酸菜，用榆皮面和上玉米面压饸饹……虽然他从小生长在城市，虽然他干起活来还有些神经质，虽然他还戴着一副恨不能砸掉的眼镜，但他的走路，举止，愈来愈接近于农民了。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劳动和改造的热情似乎逐渐淡了下来，体力紧张的后面时或出现精神的空虚。他们不要命地改造，可谁又过问他们的改造情况呢？他们想主动汇报个思想也没人听。下放干部的带队人，除了监督他们干活时不要偷奸耍滑和下工后不要偷偷去供销社买核桃酥以外，不问其他。也没法问。他哪里知道他们是由于思想上出了什么差错而堕落成“分子”的呢？反正他们的脸上已经盖着“右”字金印，他们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所以对他们是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管严一点，莫要丧失立场就是了。
钟亦成有时觉得纳闷，不管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三人小组”、“运动办公室”也好，整个机关和全体同志也好，以及他个人也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鸡飞狗跳，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查清了他的面目，好不容易透过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自幼参加革命、一贯对党忠实的表面现象分析出了他的反动本质，并且周到地、严密地、逐一地、反复地、深入地、头头是道地把他批了个体无完肤，他自己也好不容易前后写了十几篇检讨，累计达三十多万字，比他在办公室工作八年执笔写的简报还多，最后，他终于写出了一篇连宋明同志也认为“态度还好，开始有了转变”的检讨，检讨中对他出生以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念头还有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类似把一根头发劈成七瓣的细密的分析，难道费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量，这么多唇舌（其中除了义正辞严的批判以外也确确实实还有许多苦口婆心的劝诫、真心实意的开导与精辟绝伦的分析），只是为了事后把他扔在一边不再过问吗？难道只是为了给山区农村增加一个劳动力吗？根据劳动和遵守纪律的情况划分了类别，但这划类别只是为了督促他们几个“分子”罢了，并没有人过问他们的思想。他们是因思想而获罪的，获罪之后的思想却变成了自生自灭的狗尿苔（一种野生菌类）。好比是演一出戏，开始的时候敲锣打鼓，真刀真枪，灯光布景，男女老少，好不热闹，刚演完了帽儿，突然人也走了，景也撤了，灯也关了。这到底是什么事呢？是为什么呢？不是说要改造吗？不是说戴上帽儿改造才刚刚开始嘛，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但是，事情在发展，只是这发展与钟亦成的估计有些不同。钟亦成原来认为，所以费这么大力气批判，还不是为了弄清是非，还不是为了下一剂猛药，让他们回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革命的队伍！批得严，是因为期待得殷切，恨铁不成钢，党对自己的儿女，不是经常抱这种态度的吗？但是，一年过去了，他愈来愈感到回到党的怀抱的前景是多么渺茫，而报刊和文件上正式出现了“右派分子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提法和“地、富、反、坏、右”的排行。接着，到了“五一”、“十一”前夕，钟亦成他们被叫去与村里的地主一起去听公安人员的训话……
抽象地分析自己脑子里有些什么主义、什么观点、什么情绪，分析这些主义、观点、情绪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具有什么样的严重得吓死人的危害性，这毕竟是容易做到的。不管有多么苦、多么涩、多么噎人，这毕竟是一个形体不那么固定的，可塑性很强的果子，虽然它的体积太大，简直无法吞咽，但是连拉带拽，连按带送，果子终于被点滴不漏地吞下去了。下吞的时候还有一种很有效的润滑剂，那就是钟亦成坚信党决不会把自己毁掉，决不会把一个痴诚的党的孩子毁掉。但是，许多的日子过去了，处境却一天恶劣于一天，现实的政治待遇，这就是另外的事了。他这个从儿童时候就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去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作殊死的斗争的孩子，到底是从哪一天起、为了什么、怎样代理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业务来了呢？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又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大本事，是怎样在解放了的中国大陆，在英勇坚强、令一切反动派胆寒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招募了、或是聘请了、任命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代理人呢？如果他们的代理人当真是如此之多，如此隐蔽而无孔不入，一九四九年何至于垮得如此迅速而且彻底？
算了吧，反正想也想不清楚。他苦笑了。劳动的最大好处就是使你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胡思乱想。哪一个劳动了十几个小时，一顿吃了三个大眼窝头、半碗咸菜又喝了好几碗凉水的人还有兴致做这种政治推理和玄学遐想呢？铁锨、镰刀、窝头、咸菜……他的头脑已经为这些东西所充实。农民就是这样，他们委实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倾其全力，首先还是为了维持生活，他们的思想围绕着“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得稍好一点”，稍一懈怠就有饥寒之危，而知识分子的境遇再不济，往往还是在维持生存的水平线之上，所以他们要考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活着干什么？我将如何活得更有意义？”所以要这样自寻烦恼，推其主要原因，还是吃得太饱，简单归结起来，两个字：撑的。
他这样想着，就再什么也不想了。他的眼皮已经像铅块一样沉重干涩，他的四肢已经像被拧上螺丝一样动弹不得。“算——了——吧，”他只来得及再苦笑了一下，还没等收到这个苦笑的面容，就睡着了。
算了吧，苦笑，香甜的安睡……这对于钟亦成来说，完全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种新的体验。也许，这里头包含着一种新的动向，新的契机？也许，这却是消沉和沦落的开始！
……大风，深秋的暗夜里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把钟亦成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下床去关紧窗子，看到窗前一亮。
他一惊，定睛一看，在离他的住地半里路的地方，在筑路工程队的厨房方向，正有火光和烟雾在风中一闪一闪。“不好！”钟亦成喊了一声。他知道，厨房旁边就是筑路队的仓库，里面不仅堆放着木材，而且还新运来一批炸药和雷管。如果灶火没有压实，如果大风把火吹到了炉灶之外，如果火苗在大风中飞舞，那么几分钟之内筑路队就会变成一片火海，筑路工人的生命财产、国家的修路材料就会被火焰所吞噬，并会引起全村的大火，而且，在这样的大风里，进一步引起邻村和山林的失火也是完全可能的。
钟亦成又喊了一声，不顾同宿舍的其他“分子”是否醒转，他跌跌撞撞地向着冒火的方向奔去。火光愈来愈大，厨房已经从内里着起来了。“火！火！火！”钟亦成失声大叫，惊醒了熟睡的筑路队工人，人们喊叫着，吵闹着，叮叮当当，敲钟的敲钟，拿洗脸盆的拿洗脸盆。厨房的门还锁得紧紧的，烟气从厨房中溢出，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钟亦成第一个冲到门前，顺手抄起一根圆木，“通”地一声，砸开了门，火和烟噗地向外一蹿，钟亦成的脸上、身上全都辣辣的，他顾不得自己，去扑打，去踩，去到火和煤渣上打滚……随后大队的人端着水盆，端着盛满砂土的篮筐，拿着唯一的一个灭火喷雾器跟上来了。一场混战，总算迅速地把火扑灭了。
直到把火彻底扑灭之后，钟亦成才感到钻心的疼痛，他这才发现，头发烧掉了一多半，眉毛已经全烧光了，脸上、背上、手上、腿上，到处都是火伤，到处都挨不得碰不得了，不，连站也无法站了，他的脚也烧坏了。他脸上做了一个那么痛苦的、歪扭的表情，没等呻吟出声来就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
“那天晚上，你跑到筑路队去干什么？”
由于严重烧伤，钟亦成被送到公社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到病房的门打开了，下放干部的副队长、筑路队的一名保卫干部和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向他的床位走来，他心里感到无限的熨帖和温暖，他勉为其难地挣扎着坐了起来。然而，三个人走到他的床边，脸色是铁青的，肌肉是高度收缩着的，目光是呆板的，声音是冷冷的，他们张口了，说出来的不是对于受伤者的问候，不是对于灭火者的感激，他们开口提的是一个审案式的问题。
钟亦成谦和地回答了提问，“我看到了火光……”他说。
“你几点钟看到了火光？”
“不记得了，反正已经过半夜了。”
“过了半夜你还不睡觉吗？不睡觉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我睡的，刮起了风……”
“刮起了风怎么别人没醒你却醒了呢？”
“你为什么不请示领导就往筑路队的仓库跑呢？那里有许多要害物资，你不知道吗？”
“你砸开厨房的门的目的是什么？”
“从昨天晚上六点到现在，这二十四个小时你都到了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证明人是谁，你详细地谈一谈。不要回避，不要躲躲闪闪……”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开始，怀着一种习惯的对于领导和对于同志的亲切、忠实和礼貌，钟亦成尽管全身疼痛，一天没有正式吃饭，体力和脑力都感不支，但他还是一一作了尽可能准确和详尽的回答。但是，问题仍是不停地提出来，一个比一个问得离奇，一个比一个问得莫名其妙，而且，明明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回答过的问题，隔上一会儿又从另一个人的口里从另一种角度、用另一种方式问一遍，所有的答话都被详细地记录，而且在挖空心思从他的答话里找矛盾，找碴儿……突然——多么迟钝，多么愚鲁——他明白了这些提问后面的东西，这是即使天能翻身、地能打滚、黄河能倒流也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他的两眼发黑，他的额头、鼻尖和脖颈上沁满了虚汗，他的嘴唇在哆嗦，鼻翼在扩张，手脚在发冷，但他终于还是喊出了声：
“你们问这些干什么？你们怎么能这样怀疑人？毛主席呀，您老人家知不知道……”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三个人异口同声发出了警告。然而，钟亦成已经听不见这警告了。天地在旋转，头脑在爆裂，身体在浮沉，心脏在一滴又一滴地淌血。他知道，他死了。
一九七九年。
灰色的影子：活该！
钟亦成：那么，按你这个聪明人的意思，你将眼见着起火而不管吗？你将任凭工人、农民、村庄、财产被火灾所毁灭吗？呸！
一九七五年八月。
钟亦成被再次遣送到农村“就地消化”已经又有五年了。下乡，劳动，和农民们共同吃一口铁锅里贴出来的饼子，这对钟亦成不但没有什么困难，而且是在这动乱和颠倒的年月里使他得以正常地活下去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过去的事大致被冻结了。有个别人问起来时，他淡淡地一笑说：“那是上一辈子的事了。”二十多年来的坎坷，他的体形、神态、举止都有变化。严酷的事实打开了他的眼睛，除去害怕肉体上的折磨以外，那种精神上负罪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农村，他学农、学医，而且悄悄地写了许多诗。但是，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不管他怎样努力抵抗，特别是在经过最后十年的再批判，或者像某些人残酷地说的“炒回锅肉”之后，他真的老了，虽然他内心里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在和旁人接触时，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于一种陪着笑脸的谦卑的表情，说什么话，也都习惯于一种诚惶诚恐的音调，生活比愿望更强，岁月比青春更有力。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然而，他还保留着二十多年前的一个老习惯：关心国家大事。他看起报、听起广播来往往忘记了吃饭。透过谎言和高调的迷雾，他努力寻找关于祖国、关于世界的真实信息，并每每忧心如焚，夜不能寐……
一九七五年以来，他接连几次收到老魏的爱人的信，信上说老魏被株连到一个什么“二月兵变”的案子里，自一九六八年以后到外省坐了七年多监狱，最近才放出来。“他身患不治之症，他常常说起你而且非常想见你……”
钟亦成三次请假，好不容易获准在麦收以后给假十天。于是，八月份的一个下午，他出现在P城的一间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老魏面色灰白，他得的是血癌，这两天刚刚发作了几次，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他见了钟亦成，枯瘦的脸上显出了一种安慰的表情。他说：
“你总算赶上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件事始终挂在我的心上，就是关于你五七年的事……”
“过去的事了么。”钟亦成的脸上显出了淡漠和宽厚的笑容。
“不，不能就这样错下去。我希望你写一个申诉……”
“我活腻了吗？我才不找这个麻烦。”钟亦成仍然笑着。
“你少来这一套！”老魏发怒了，他闭上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可这怎么可能呢？铁案如山，已经快二十年了。光我自己的检讨就三十万字……”
“是的。”老魏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当时就反对划你的右派，但是宋明拿出了你自己的检讨。真蠢！但是，不论是二十年的时间、三十万字的检讨和哪怕是三百万字的定案材料，只要是不公正，只要是不真实，那么哪怕确实是如三座大山，我们也要用愚公的精神把它挖掉。人民信任我们，但是我们，我们却用夸大了的敌情，用太过分了的怀疑和不信任毒化着我们的生活，毒化着我们的国家的空气，毒化着那些真诚地爱我们、拥护我们的青年人的心……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呀！你怨党吗，小钟？”
在这个问题上，钟亦成曾经充满了火热的希望。从那个时候起，许多的黑夜和白天，许多的星期，许多的月，许多的年都过去了。每过一天他就把希望埋得更深一点，最后，深得他自己都看不见了。近年来，他更是筑起了厚厚的硬壳，他只表示低头认罪，至多表示到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表示对再谈它已经毫无兴味，正像木乃伊难以复活一样。他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他再不愿、也不敢认真地稍微思考一下五十年代的旧事，再不愿揭开这块已经结了钢板似的厚痂的创口。他的这种心情和这种态度，甚至也骗了他自己，有时他自己也真心相信他已经是对这件事再无兴趣、再无意见了。这种心境使他既觉得心安也觉得恐怖。然而今天，在行将离开人间的老上级的床边，当他听到近二十年来再没听到过的率真而信任的言语的时候，他哭了。他说：
“不。我只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自己脚跟站得稳一些，检查思想实事求是一点，也许本不至于如此。而且，说实话，我要对您坦白地说，如果当时换一个地位，如果是让我负责批判宋明同志，我也决不会手软，事情也不见得比现在好多少……当时可真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说什么信什么呀！至于您，我知道您其实几次想保护我……您想重新介绍我入党，也没能实现……现在还说什么呢，您最后连自己也没有能保护住……”
“我们这些人也可怜。”老魏断断续续地说，“说来归齐，我们太爱惜乌纱帽了。如果当初在你们这些人的事情上我们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们能更清醒一些，更负责一些，更重视事实而不是只重视上面的意图，如果我们丝毫不怕丢官，不怕挨棍子，挺身而出，也许本来可以早一点克服这种‘左’的专横。当一个人被宣布为‘敌人’以后，我们似乎就再不必同情他，关心他，对他负什么责任……现在呢，报应了，我们自己也被宣布是走资派、黑帮，我们又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正像当年你们成了蒋介石的代理人一样……”
“您怎么能这样说，您能有什么责任……”
老魏困难地摇了摇头，示意钟亦成不要和他争辩。“在我主持城区区委工作的时候，”他继续说，“一开始全区只揭发批判了三个有右派言论的人。但后来有了指标，全区应该揪出三十一点五个右派。于是出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最后，连我们也控制不住了，一共定了九十多个右派分子，株连处分得就更多。大部分是错的。这件事不办，我死不瞑目。我已经给党写了报告……总有一天，你将可以将它连同你的申诉一起交给党……我有责任。作为一个郑重的党，作为一个郑重的党的一分子，我们必须在人民面前把责任承担起来……但我也骄傲，看，人民是多么拥戴我们，即使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仍然一心向着党。古今中外，任何别的党能赢得这样多、这样深的人心吗？这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一个很好的党。这是一个为中国人民做了远远更多得多的好事的党。虽然即使是这样的党也会犯错误，但我仍然觉得一辈子没有白活……不要记恨我们的亲爱的党吧……”
他的声音愈来愈微细了，终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妻子跪下了，伏在了他的身上。
钟亦成摘下了帽子，露出了早白的头发，他肃立着，默默地垂下了头——
致以布礼！
钟亦成怀里揣着老魏写的报告，像揣着一团火。有了这个报告，叫人更难安生，更难苟活了。他将再也无法将错就错地闭上眼睛，听凭命运的摆布了。但他又能怎么样呢？去做一些事，这是困难的和无效的；去强迫自己不做什么，只是熬着、等着、盼望着，这就更痛苦了。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头发和胡须在一根一根地变白，一九五七年过去是一九五八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就有三百六十五天，然后是六十年代，然后现在已经是一九七五年了，多少个三百六十五天已经过去了：还有三百六十六天的年份呢。
他把老魏的报告给凌雪看，不加什么评论，而只是说：“要想个办法藏好。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然而凌雪提高了声音：“对于那一年的事，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到底谁有罪，还需要历史来做结论呢！”
“至少组织上是开除了嘛，至少你已经十八年没有交党费了嘛。”
“我不信。我们被扣的那些工资，难道不是党费吗？我们的眼泪和汗水，我们的青春，难道不是党费吗？”
有什么办法呢？女性的执拗……
凌雪又说：“既然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对于整个宇宙、对于全部自然界都是适用的，那么，我常想，在社会生活当中，在政治生活当中，不灭和守恒的伟大法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事实真相和良心，这难道是能够掩盖、能够消灭的吗？人民的愿望，正义的信念，忠诚，难道是能够削弱，能够不守恒的吗？”
“然而这法则起作用似乎起得太慢了……”钟亦成摆摆手。
“冬天之后一定是春天，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是一百八十度。不会更长或是更短，更多或是更少。我想，当谎言和高调、讹诈和中伤过多地放在历史的天平的一端的时候，就会发生倾斜，事情就会得到扭转……”
“我当然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不止一次写信对你说，如果我死了，只可能是被害，却绝不会是自杀……然而我们还要好好地活下去，因为在我们党内，还有许多老魏这样的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然而，他没有死，他活了，恍惚中，有一只温暖的、精心护理的手，给他喂食，给他饮水，给他翻身，帮他解手。只是他看不见，也说不出话来。不过，他的心里愈来愈明白。
于是，在三位审问者走了之后的第三天，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在一片褐黑色的云雾之中，他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的护士，这护士的背影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护士同志！”他轻轻叫了一声。
护士走过来了，护士把脸凑近了他，他惊叫起来：“凌雪！”
凌雪把食指竖在嘴边，示意他不要说话。她告诉他，是区委书记者魏通知她前来护理钟亦成的。她告诉他，老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并在前一天亲自来看他来了。由于他还在昏迷，没有惊动他。许多的农民，许多的筑路工人都为他鸣不平，他们向老魏提出要求，要表扬他，要奖励他。老魏告诉凌雪，他准备回区委后在常委会议上提出提前给钟亦成摘帽子与重新发展他入党的问题。
老四扶着他的爷爷来了。扶着拐杖的贫农老大妈来了。许多筑路工人也来了。他们带来了鸡蛋、水果、花生、板栗、蜂蜜……“我们都知道了，你是好人。”他们说。这就是钟亦成受到的人民的最大的褒奖。
“然而，做一个好人是太难了。”他说，“救人这件事打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知道我的处境有多么险恶……”
“但同样这件事，不也是带来了希望了么？”凌雪说，“总有一天，我们的忠诚将得到党的认可。虽然，很可能我们的面前还有数不清的考验，很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打击落在我们的头上，很可能通向这一天的道路还十分、十分漫长。然而，这一天是会来的，总有这一天！”
一九七九年一月。
这一天终于来了！
尽管岁月是无情的，尽管在岁月后面还有比岁月更无情的试炼，尽管钟亦成已经花白了头发而凌雪也已经并不年轻，尽管他们夫妻十分冷静地接受了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书面结论，就像接受四季的转换和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的和值一样平静，但是，从P城的党的机关走出来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乎拉手走上了钟鼓楼。在这个楼顶上，可以鸟瞰全城，可以看到城郊的山、水和田，更可以目送直达北京的特快列车开出车站，在山水之间飞驰。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正在飞奔的火车上去了。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火车像一条热气腾腾的黑色的龙。他们的心正随着这火车向北京奔去。他们站了老半天，看了老半天，没有说话。但他们心里的语言是相通的和共同的，他们心里的声音是可以听得到的。他们流着热泪说：
“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尽管‘布礼’这个名词已经逐渐从我们的书信和口头消失，尽管人们一般已经不用、已经忘记了这个包含着一个外来语的字头的词汇，但是，请允许我们再用一次这个词吧：向党中央的同志致以布礼！向全国的共产党员同志致以布礼！向全世界的真正的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致以布礼！
“二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理直气壮地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敬礼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已经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种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被革命的路上的荆棘吓倒的是孬种，闭眼不看这荆棘，甚至不准别人看到这荆棘的则是自欺欺人或是别有居心。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碍我们沿着让不灭的事实恢复本来面目、让守恒的信念大发光辉的道路走向前去。
“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7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