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生命
加里·K.沃尔夫
从人类知道还有其他星球存在的那一刻起，就不断在猜测那里都生活着什么人或什么物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普鲁塔克等人认为，除了地球外，有数不清的有人居住的星球存在，而早在公元2世纪，出生于叙利亚的希腊作家琉善（Lucian）就写了一本《真实的故事》（A True History），书中描写了一次人类去月球的旅行经历，讲述了人类与巨型三头秃鹫、蘑菇人和巨大的跳蚤之间的战斗，还讲到了月球王和太阳王之间的战争，这或许算得上是讲述星际战争的最早的故事了。这本书极像是最早的科幻作品，只不过以我们今天的认识看，那里面能称得上是科学的东西恐怕是太少了——那些探险者纯粹是被一阵旋风吹到月球上去的——而且整个故事就是一个笑话，是对那个时期的那些荒唐夸张的游历者传说的滑稽模仿。如果略去这本书的古典风格不谈，它完全就是一部古代版科幻喜剧，可与道格拉斯·亚当斯备受欢迎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相媲美。
不过要论上算不得严谨和科学的推测，在一些说教的寓言故事里，月球上有生物的说法一直都存在着。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在1608年写过一本关于此的书叫《梦境》（Somnium），法国作家西拉诺·德·贝热拉克在他的讽刺小说《另一个世界：月球世界里的各邦国和各帝国的滑稽史》（The OtherWorld: The Comical History of the States andEmpires of the World of the Moon）中也写到了，这本书在他去世两年后的1657年出版。在《月球上的第一批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中，H.G.威尔斯让笔下的探险家们落入了一个外形类似昆虫的月球种族手里，这些月球人被称作赛来纳特人（Selenites），转年，在乔治·梅里爱（GeorgesMéliès）的电影《月球旅行记》（A Trip to the Moon，这可能算是最早的一部科幻电影，而且应该是受了儒勒·凡尔纳著于1865年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的启发，尽管它与H.G.威尔斯的作品存在更多相同之处）里的旅行者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凡尔纳作品中的探险家实际上从来没登上过月球，但从他们的观测结果来推断，月球多半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石头球。当然了，他们是对的。
幸好在几个世纪以前，天文学家哥白尼和伽利略就已经开始用与现代的科学认识相差无几的见解来描述其他行星和太阳系了，正是他们的努力使19世纪和20世纪的作家们有了可供把玩的全新天地。对当时的很多作家来说，第一个也是最有可能拥有生命的星球非火星莫属。正是这些早期的火星故事首先着手定义了外星人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现代观念，或至少在被拿来讲故事时，他们有什么作用被定义出来了。在一种极端的设想中，外星人成为吸血鬼一样的可怕怪物，不但想要征服我们，甚至还想吃了我们；而在另一个极端中，外星人则成为美丽纯真的代表，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其他绝大多数构想居于这两者之间。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极端描述分别出现在两个非常流行的故事中，出版间隔仅15年。
关于外星人是征服者、恐怖怪物的描绘可以说是从H.G.威尔斯于1897年出版的小说《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开始的。它后来多次被改编成了电影（其中一部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2005年导演的），还曾被改编成广播剧，由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在1938年主播，那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广播剧了。在H.G.威尔斯的原作故事中，入侵者火星人拥有优越的技术——著名的巨型三脚造型和热射线——但他们的长相却着实丑陋：
企鹅图书1962年出品的H. G.威尔斯的《世界之战》一书的封面。
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世界之战》中，汤姆·克鲁斯与恶毒残忍的外星生物来了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War of the Worlds © Paramount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
只见它通体灰色，呈圆形，大小跟一头熊差不多。它缓慢而笨拙地从圆筒里挪了出来。在阳光的照耀下，犹如湿漉漉的皮子一般闪闪发亮。那家伙的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眼睛所在的那团物件是圆形的，按照人类的五官划分，那应该算作脸了吧？眼睛的下面直接是嘴巴，但没有嘴唇。那类似于嘴的东西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在颤抖，还不时地滴答着口水。这头怪物全身上下都在起伏，并且还痉挛似的跳动着。再看那两根细长的触手，一根在空中挥舞，另一根牢牢地抓着圆筒的边缘。
这有点像是恐怖故事里的设定，但在H.G.威尔斯塑造的这些怪物背后还蕴藏着众多深层含义。首先，他的小说的出现正值“入侵故事”这种传统类型临近消失的时候，这种体裁在威尔斯的祖国——英国曾拥有极高的受欢迎程度，源自乔治·切斯尼（George Chesney）在1871年创作的一本名为《多金战役》（The Battle of Dorking）的畅销书，书中英国被另外多个国家入侵了（英语中alien这个词既用来表示外国人，又用来表示来自外太空的外星生物并不是偶然的）。其次，H.G.威尔斯既对英国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殖民帝国在多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先进的技术感兴趣，也好奇于如果局势被扭转了，它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此外，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趣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体现，书中的讲述者指出，人类“只是位于进化的初始阶段，而火星人已经将它完成了。他们变得几乎就只剩个大脑了”。换句话说，威尔斯借用外星人作为发布社会评论的契机，而不是仅仅用于塑造恐怖效果。
鸵鸟图书出品的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冒险科幻经典《火星公主》的封面。
15年后，当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在一本廉价杂志上连载他的故事《在火星的月亮下面》（Under the Moons of Mars，后来出版了单行本，名字改为《火星公主》〔A Princess of Mars〕，再后来被改编成了2009年的电影《异星战场》〔John Carter〕)时，他可没有半点发表社会评论的意图。巴勒斯的小说开场几乎就是一部西部片，主人公约翰·卡特（John Carter）为躲避阿帕奇人（Apaches）藏进了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一个岩洞里，这时他发现自己竟神奇般地被运送到了火星上，火星当地人称故乡为巴松（Barsoom），那里较小的引力使他近乎有了超能力。他首先遇到的是高大而笨拙的绿火星人，身高近五米，生着四只胳膊，但不久他就与美若天仙的红火星人公主德佳·索丽斯（Dejah Thoris）坠入了爱河，公主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个外星人——最起码在我们得知她下蛋之前不觉得像。德佳最终嫁给了卡特，而在巴勒斯获得巨大成功的火星系列的后几部书中，她也频频亮相，通常是衣着暴露，又经常落入致命的险境之中，为此卡特得一遍又一遍地去救她。事实上，她与H.G.威尔斯描绘的火星人形象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美丽的外星人，需要我们的帮助。
毋庸多言，H.G.威尔斯版本的外星生命形象最终在廉价杂志的封面上、漫画里，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B级怪物电影里大受欢迎。尽管美丽的外星公主这种创意也从来没有彻底退场，不过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作家就已经逐渐对那些老套的模式产生厌倦，并且着手创造出种类更加丰富的外星人。斯坦利·温鲍姆（Stanley Weinbaum）发表于1934年的故事《火星奥德赛》（A Martian Odyssey）着实引发了一场讨论：他描写了火星上的各种生命形态，从常见的有触手的生物，到一种有智慧的与主人公交好的鸟形物种，再到形状像水桶的生物，甚至一些能排泄出砖头的生物（这表明它们的生命类型应该是硅基而不是碳基）。这个故事表明，有些外星人可能是友好的、乐于助人的，甚至是可爱的，有的外星人与人类大相径庭，既不像人类但也并非怪物——而有些外星人则对人类完全不感兴趣。
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执导的电影《怪人》（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1951）的电影海报。
The Thing © Universal Pictures.
没过几年，颇具影响的编辑兼作家小约翰·W.坎贝尔就对与之相反的观点进行了深究：假使外星人看起来与我们确实很像，或者能变成我们所熟识的人的样子，该怎么办？《谁去了那儿？》（Who Goes There?）中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种生物入侵了一座南极科考站，几乎使那里的科学家们无法分辨谁是本人谁又是冒名顶替者。这本书在1938年一经出版，就跻身于最著名的科幻恐怖小说的行列，而且后来被两次改编成电影：1951年的《怪人》（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和1982年的《怪形》（The Thing），后者是导演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用这个故事呈现出的一个血腥、惊悚版。卡朋特这部电影的前传在2011年被推出，也被命名为《怪形》（中文名是《怪形前传》）。你本人或者是你认识的某个人被一个有敌意的外星智慧生物冒充甚至是取代了，这种创意被证明是科幻里最经久不衰的隐喻之一。罗伯特·A.海因莱因1951年的小说《傀儡主人》（The Puppet Masters）——书中的入侵者是一种像鼻涕虫一样的生物，它们会黏附在受害者的脖子后面，并把他们都变成“傀儡”——显然影射了共产主义，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值冷战刚刚开始，这种意识形态让当时的美国公众打心底里感到恐惧。杰克·芬尼（Jack Finney）的《致命拜访》（The Body Snatchers）一开始并不是刊登在一份廉价杂志上，而是在1954年就上了非常主流的《科利尔周刊》。故事讲述的是外星人“豆荚”飘落到了地球上，然后开始用一模一样的复制人来取代真人。它被改编成电影至少四次，其中1956年的第一版《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部，这个故事可以被视为对过度盲从行为的危险的揭示。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外星“豆荚”代表了共产主义，而另一些人却认为它恰恰相反——是在批评麦卡锡时期的反共运动，在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有太多的人都在盲目从流。芬尼本人否认了任何一种政治指向，但这本书仍不失成为一个用科幻来进行社会批评的精彩范例。
1956年版《天外魔花》的电影海报。该电影由唐·希格尔（Don Siegel）执导。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 Allied Artists Pictures Corporation.
两部经典科幻小说的封面：厄休拉·K.勒古恩的《世界的词语是森林》（由托尔出版公司出版）和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路边野餐》（由企鹅图书出版）。
与入侵地球这类故事一样，那些我们自己在其中扮演了入侵者、闯入者的大量故事也广受欢迎。例如《阿凡达》（2009）这样的影片，借用爱好和平的外星社会与贪婪人性对富饶环境的破坏，反映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乔·霍尔德曼的《千年战争》（1974）和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世界的词语是森林》（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1972）——这两部作品都涉及人类在理解外星文化方面所面临的鸿沟——它们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越南战争的回应。但罗伯特·A.海因莱因1959年的小说《星船伞兵》（1997年被保罗·范霍文改编成电影）中的外星人却似乎远不值得同情；它们是巨大的蛛形类动物，被叫作虫子，而小说本身也只是在弘扬军备和军纪的重要性。奥森·斯科特·卡德（Orson Scott Card）的小说《安德的游戏》（Ender's Game，1985；2015年被改编成电影）也描绘了一些像昆虫一样的“虫子人”，它们的首次亮相颇有点传统的怪物入侵的味道，但小说的结尾使我们意识到（就像在《千年战争》中一样），这场战争纯粹是由一场误会所导致的，而把一个智慧物种彻底地扫清掉，从根本上说无异于一场种族大屠杀。看来，科幻作家们终于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外星人也是人。
除非他们不是人。另一类科幻传统的主张是，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完全理解外星人的思想，原因很简单，它们都太——怎么说呢，太异类了。在诸多了不起的俄国科幻小说中，有一部由阿尔卡季·斯特鲁加茨基（Arkady Strugatsky）和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Boris Strugatsky）合著的《路边野餐》（Roadside Picnic，出版于1971年，1979年被苏联知名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拍成了电影《潜行者》〔Stalker〕），书里的外星人来过地球以后——所有人都一点没察觉——用一些看起来似乎有超自然力量的人工制品标定了一些神秘的“区域”，但没人能理解这些东西，哪怕是最初步的；正如书中的一个人物解释说，“我们就像是昆虫和小鸟，即使竭尽全力，也难以理解人类遗留在路边的那些野餐垃圾：‘苹果核、糖纸、燃过的篝火灰烬、罐头盒、空瓶子’”。在作家斯塔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出版于1961年，1972年被塔尔科夫斯基改编成电影，2002年被史蒂文·索德伯格再次翻拍）中，外星智慧是整个一片海洋，几乎把索拉里斯星球全覆盖了。尽管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但人类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片海洋思考的机制及其行事的缘由。特德·姜（Ted Chiang）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Story of Your Life，2016年被改编成电影《降临》）中有一位语言学家，当她设法学会了一种外星人的语言后，却发现这种语言把她对现实和时间的认知全都改变了。即使如此，我们最后还是没能搞清这些外星人为什么会来，以及他们为什么又突然离开。
《索拉里斯星》的波兰语电影海报。这部电影改编自斯塔尼斯拉夫·莱姆的同名小说，由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执导。
Solaris © The Criterion Collection.
《异形》（1979）电影海报的特色是那条标志性的宣传语“在太空中没人能听得见你的尖叫”。
Alien ©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如今应该已经很明朗了，科幻是在利用外星人来评论社会问题、政治话题、哲学命题和心理状态，而就以上这些情况而言，这些外星物种基本代表的是一些思想。一部电影中的外星人要想让人印象深刻，主要在于它的暗示性设计，就像H. R. 吉格尔在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电影《异形》（1979）中所呈现的那种生物力学怪物的出色构想。但当我们把科幻看作是对宇宙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时，外星生物就变成了一个谜：它是怎样进化又是在何处进化的？它的那些牙齿是做什么用的？当它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时，作为一个有机体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哈尔·克莱蒙特（Hal Clement）这位作家经常在他的小说中创造出一些奇异的外星生物，并因此而闻名，就像他的《重力使命》（Mission of Gravity，1954）中所呈现的：他通常以描述一个想象中的星球作为开头，例如描述这个行星的运行轨道，它与它所围绕运行的恒星之间的距离，甚至包括它的形状，然后依照逻辑推测出那里可能会进化出什么样的生命。小说中麦斯科林星球上的那种像蜈蚣一样的外星人就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每处都有不同重力的碟形星球上，为了在这种强重力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才进化成了那种样子。对于克莱蒙特和受他影响的众多作家来说，外星人既是一种异域生物，更是一种思想实验。
外星人之所以在故事讲述中的作用如此关键，那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他们引发我们思考的东西包罗万象，从生物界是如何运作的到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对待那些我们中的异类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大白天就能轻易地把我们吓个半死，反之，他们又能触发我们的柔软情感，就像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E.T.》等一些电影呈现的那样。不管是哪种方式，外星人都给科幻增添了一种最持久、最有力的异类形象，也给科幻电影增添了一个最富挑战性的问题：在宇宙中我们是否真的是唯一的存在。
但我们真的希望外星人存在吗？“两种可能都有。”伟大的科幻作家阿瑟·C.克拉克如是说，“我们在宇宙中要么是孤独的，要么不是。这两者都一样吓人。”
《E.T.》（1982）电影海报，其艺术特色是受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的启发。
E.T. the Extra-Terrestrial© Universal Pictures. Image courtesy of Photof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