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老舍)
——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在这里，我愿就近来我自己学习写剧本的经验，和阅读抗美援朝的剧本的心得，说几句话，说对了的，请诸位代表作参考，不对的，请指教批评。让我分条来说；虽然哪条在先，哪条在后，是随便排列，无关紧要的。
第一，我们先说“赶任务”这个问题吧。一提“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来。有的人认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写不好。有的人亲自赶了任务，也抱歉的对别人声明：“赶出来的，不好，不好！”前者是以为文艺工作者不应当赶任务，后者是说明即使去赶，也必然赶不好。
“赶任务”里边的甘苦，我想谁也不能像文工团的工作同志们知道的那么多，那么深，所以我愿意在诸位代表面前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以为各地文工团过去的良好成绩是与“赶任务”大有关系的。假若各文工团的创作者向来从从容容，不肯去赶任务，恐怕他们的表现就要减少很多了吧？唯其他们有及时创作的热情与魄力，所以才能迎上前去，把该宣传的创作出来，及时的教育了人民。这样，就肯定了各地文工团的成绩与光荣。有了成绩，也就渐渐地提高了创作上的成就与信心，这是一定的；文艺工作也和别种工作一样，不是越多学习、多练习，才越有把握么？
我自己虽不在文工团里工作，可是我也赶任务。我没有“能掐会算”的本事，怎么能预先知道北京市人民政府要修建龙须沟呢？龙须沟动了工，我才赶上前去。这还不是赶任务么？
对这一问题，我的解释是这样的：赶任务不单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
别人不赶，我们赶，别人就没有成绩，而我们有成绩。
赶出来的作品不一定都好，但是永远不肯赶的，就连不好的作品也没有。我们不应当为怕作品不好，就失去赶写的勇气和热情！
更须注意的，当我们一接受任务的时候，就抱定能胜利成功的信心，而不要皱上眉，先叹一口气。世界上有一些文艺名著是赶写出来的。我知道，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都赶过任务，而且赶得很好。赶写并不与粗制滥造同一意义。我们须定个赶任务的公约：我们要欢欢喜喜地接受任务，而且立志要把它写好！我们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与深入新事体的敏感，我们确是能把作品在短时间内写好的。
第二，我们要鄙视好莱坞与百老汇的俗套子。创作剧本，须求形式上的完整。但形式的完整便不等于把新内容放在一个老模子里，照样的磕出一个完整而没有生气的泥人儿来。好莱坞与百老汇常常玩这种磕泥人儿的把戏，为是赚钱，我们却不可如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天都有千万样新事体出现；我们的写作素材是取之不竭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好莱坞与百老汇的已经陈腐的俗套子，来表现我们的新事体呢？我们要放胆地去创作，就是形式稍有缺陷，也比袭用那写俗套滥调强的多。我们现在是抬起了头来的中国人，我们就应当热情的、严肃的去写我们的新人物新事体，而且绝对不向好莱坞偷取艺术形式。
我看见过一出小戏，内容是讲大家怎样热烈的参军。参军是光荣的事，可是，此剧中的主角，很早就报了名，却一声不出，以致大家都猜疑他是否有爱国心。直到戏快完了，大家才知道他早已报名，而且被批准。你看，这是何苦呢？这是中了好莱坞的毒，以为不这么“跌宕曲折”就不算个戏，这是故意耍弄技巧，虽然因此而损害了对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的正面描写，也在所不惜。结果呢，观众绕了许多弯子才只看见了英雄形象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全部面貌已被勾心斗角的结构给埋起去了啊。细细合计起来，这种“牺牲”实在太不上算！我们不反对运用技巧，但是因重视技巧而离开正面描写新人物新事体，或者竟自使人物的性格屈就技巧，使他成为别别扭扭莫明其妙的人，我们的损失就很大了。我们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里，每天都有新英雄出现。我们创作者的任务是正面的描画，表扬这些英雄，而不是使英雄们变成剧本结构与技巧的附属品。
我还看过一出小歌剧，内容是一位战斗英雄回家，看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丈夫从军去的几年内，在乡间也成了模范人物。按道理说，这该是多么欢快的、热情的一出戏呢！夫妻见面后，各道几年来奋斗的成绩，该有多少戏可作呢！可是，我们的剧作者，却不使夫妻相会时热烈的拥抱，而使那位英雄忽然想起去戏弄他的爱人，说他自己是开小差回来的，故意使她落了泪。这不近人情！我们的剧作者大概是以为非如此不足以见技巧的高明，而事实上，这点技巧是充分地说明了他怎样的庸俗，无聊。这是一出新桑园会，我们的英雄竟自因戏剧技巧的摆弄而变成了秋胡！
从上面举出的这两个例子，我们看清楚：今天在我们之中，还有人以为戏剧创作只是耍耍技巧，只要套好了一个旧套子便算完成了任务。这是不对的！相反的，我们今天的戏剧是要面向着新人物新事体，作堂堂正正的描画与表扬；好莱坞与秋胡戏妻的路子是钻牛犄角的路子，也会使戏剧变成空洞的格式、套数，没有灵魂的东西。
我自己写戏，本是半路出家。我的最大缺点是不懂舞台上的技巧。可是，这也有好处，就是我不为技巧所左右，技巧没有变成我的指挥。今天，我很愿意去学习舞台技巧，但是我也留着神，一定不以技巧作写戏的出发点，一定不要把堂堂正正的人物与事体放在弯弯曲曲的牛犄角里去受罪。
第三，内容也不要套套子。无可否认的，我们的创作是有些落在社会发展的后边。社会前进的太快，我们的心与手太慢。我们因为赶不上社会的突飞猛进，于是就抱残守缺地写几年前的旧事，或者把别人写过的东西改头换面再写一回。这态度不好！在今天，假若我们还写解放初期的二流子改造，我们自己就成了“三流子”！
现在，每天打开报纸，我们不是马上发现，全国各处的工厂里、农村里、部队里、学校里、商店里、家庭里都有新人新事的出现么？我们为什么一定抱着二流子不撒手呢？不错，社会的确走得太快了；可是，我们却不能以此原谅自己。我们也应当赶上前去。萧伯纳说过，当创作力衰弱的时候，才想写历史剧。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句话。但是我们必须立志不叫我们的笔落在社会后边。能及时的歌颂表扬我们的新人新事正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不应当老坐在屋里阅读老解放区的作品，以便摹仿，而应当到门外去找那新的、活生生的资料。
第四，我们也要精打细算的创作。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在现阶段中，要求我们无论作什么都必须精打细算。我想，我们创作剧本的人也不应该是例外。在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我总愿意少用人，少用景，好在演出的时候省些人力财力。我知道我不应当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但是，我也知道，力求精简，也不是不能写出好戏来，那么我们的艺术上的成功就和我们的爱国心结系到一处了，岂不是两全其美么。我看见过这样的戏：服装、道具、布景，都很讲究，可是戏很不好。我也看见过没有什么布景、道具，而能很感动人的戏。用不着细说，在我们今日的经济条件下，后一类的戏一定是更可取的，因为它不单收到戏剧的效果，而且节省了小米。
我想，当文工团彼此交流经验，作观摩演出的时候，很可能的会发出偏差，就是小的、物质条件差一些的文工团会羡慕大的、物质条件好一些的文工团的舞台上的布置，而想去摹仿。不错，戏剧是综合的艺术，注意到灯光、道具、服装、布景等等，不能算是错误。可是，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之下，我们就须打打算盘，不许浪费。我们都知道，当莎士比亚活着的时候，他的戏虽是按照那时代的简陋舞台条件演出的，可是也并没妨碍了他的伟大。我们应当注意灯光布景等等，但不可以专以它们见胜，像彩头班子那样耍弄机关布景似的。假若一位剧作者，在计划着创作的时候，很得意的告诉我们：“等看看吧，我的戏有十五个景，用七十多个角色，伟大的很！”我们便须告诉他：“假若你能用两个景、十个角色，也许更见本事，更伟大！”
是的，将来我们的经济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堂皇富丽的戏剧在全国各地出现，可是在今天，我们在创作剧本的时候，便须想到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教我们的剧本简练、结实，而且省钱。
第五，在我的《方珍珠》与《龙须沟》两剧中，前半都是描写解放前的光景，所以都不免暗淡凄惨。即使是这样，我可也留着神，不叫舞台上太可怕，太丑恶。今天，因为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和镇压反革命，我们的舞台上出现了不少控诉的戏。这些戏里往往强调了回忆日本兽兵怎样屠杀我们，和反革命分子如何奸淫杀掠，弄得满台上鲜血淋漓，悲惨嚎叫，我以为，我们应当收敛一些，别太夸张敌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我们似乎应当一方面适可而止地描写敌人的残暴，另一方面也应写出我们的坚决抵抗，不屈不挠的事实与精神来。若是一味具体的表现敌人屠杀，我们岂不成了一群牛羊了么？控诉戏的目的在激起观众的悲愤，然后化悲愤为力量，去反抗，去消灭敌人。若只夸张敌人的兽行，造成恐怖，恐怕就要发生相反的效果，使观众怕而不愤了。
同样的，我觉得在舞台上，我们的眼泪未免太方便，动不动的就哭起来，我们的膝盖也太软，敌人一抬手，我们就跪下。哭，不见得准能感动人，而很容易把我们形容成软弱无能；跪，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是抬起了头来的人，我们必须多描写我们的沉毅刚强，不随便的哭，跪。即使是以控诉为主的文艺作品，也须如此。哭叫、屈膝，即使用得适当，也有丑化了我们的人民的危险。
第六，也是最后的一段，我想谈谈剧本中运用语言的问题。我觉得，今天剧本中的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话往往表现了剧作者的思想，而不是表现剧中人的思想。剧作者的思想是要宣传抗美援朝，或镇压反革命，他就叫剧中人三转两转喊叫出来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特务分子。这样，剧中人就变成了剧作者的麦克风，而剧中的语言便不能精彩，不能动人。我们必须作到，剧中的对话是情节所致，必然如此的，而不是忽然从外边飞来的。
因为剧作者没有考虑到上面所写的一点，所以他往往以为戏剧是很方便的东西，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可以使一个剧中人说出许多不相关的事来。这是个错误。一本剧必须有它的主要事实与一定的宣传目的，它不能包罗万象，一下子把今天所要宣传的都说干净。我们要抱定一点去说，不许东拉西扯。不乱扯，我们才能依照着情节与人物的发展写出掏心窝子的话来。也只有掏心窝子的话才足以打动人。
语言本身是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用对了地方，一个普通字，便能使人愤怒、激动；用的不对，尽管用上“怒吼吧”，“愤怒的葡萄”，或“愤怒的火焰”，台下还是毫不动心。我们要运用语言，而不教语言控制着我们。语言的好坏不决定于用上“愤怒的火焰”与否，而在它能否激起听众的愤怒的火焰，我们应当鄙视“愤怒的语言”这类的不通俗的词汇，而不应当崇拜它们。假若有人认为作品的文艺性全仗着“愤怒的火焰”来支持，那便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我们为描写工农兵，所以往往采用许多工厂、农村和部队中的术语。这个办法，据我看，也须再斟酌一下。我们若用术语，必是因为剧中的情节与术语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不是借术语来夸示我们的对工厂、农村、与部队的知识。术语并不是一般观众所能懂的，以大家所不懂的东西来夸示我们的知识，就等于庸医用阴阳五行、上焦火旺等等，去欺骗病人一样。我们应有的态度，倒是能不用术语就不用。即使非用不可，我们也该设法使听众能够懂。我知道一些艺人们的“坎儿”，可是在我写“方珍珠”的时候，我就尽力避免利用它们，怕听众不懂。用了它们，本来是为增强气氛，不过，台下若听不懂，怎能造成气氛呢？最近，我写另一个剧本，其中需要一件贵重的医疗器具。我去求教一位外科医生。他说开刀时用的吸血器很贵重。“吸血器”不算一个很难懂的名词，但是我到底觉得它不好听，不顶通俗。我决定不用它。我又需要一个病名，一位医生给我写了半天，才告诉我肺出血最合适。可是，我觉得它太生硬，所以把它改为“肺出了血”。
有人夸奖我，说我的对话写得相当的好。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在运用语言上用过一番功夫。我不教术语来帮助我，而是谨慎选择地由我调动它们。更重要的，是我先把一位医生，看成为咱们中间的一个人，而不是把他看成一天到晚老开药方的人。这样，我就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活的语言来，而不抱着医学大词典去写对话。
以上所提出来的六条，美其名或者也可以叫作经验之谈吧。不过，拿到文工团工作者的面前来说，不免有点班门弄斧了。请诸位指正！
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