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答X小姐问——一个中国作家的备忘录》
梁晓声（1949～），祖籍山东荣城，生于哈尔滨市，作家。著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烟火》、《雪城》等短中篇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多部。
X小姐，日本人。但非是完全彻底的日本人。至少该说有四分之一，也就是一半的一半的中国血统。X小姐自言其祖父乃“满洲国”内务部大臣。如此说来，她那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当属封建贵族兼殖民地傀儡政府麾下的贵族血统了。不管她自己情愿抑或不情愿，我们和她自己都不能不认为，她身上打下了中国历史的特殊的印痕。如果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的，那么毫无疑问，打在她身上的那一特殊的历史印痕，将注定了会带给她许多厄运与人生的坎坷……
今年四月的某一天，在北京，在和平宾馆，我并不十分乐意地成了X小姐的客人，与之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我的三位“兵团战友”，和一对年轻的夫妇。也是中国人，都没下过乡，似乎是X小姐的朋友。用朋友这个词是很不准确的。因为据我看来，他们作为客人是相当拘谨的。拘谨得令我感到心里别扭且压抑。也许说他们是X小姐的熟人更恰当些。半熟不熟的那一种熟人。
X小姐三十余岁。气质不俗。高挑的身材，言谈和举止都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优越感。情不自禁这个词，我是用得恰如其分的。她的中国之行，身份是日本某电视台的记者。已然在上海、杭州、南京、哈尔滨、长春等城市，对感兴趣的种种中国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采访。感兴趣当然不是指她个人，而是指日本某电视台。不排除这一点——在某些中国问题方面，她个人的兴趣，和她所代表的电视台的兴趣，是非常一致的。
她邀见我，旨在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进行采访。大概那一对年轻的夫妇，便是她这一意图的策划协助者。
我在前一天的电话里，干脆地拒绝了采访。后来由我的一位很有面子的“知青战友”亲自打来电话，言词恳切，我才答应了。我不是摆什么架子。那几天我的确很忙，身体也不好。何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话题，对我早已是一个太“古老”的话题。“古老”得令我很厌烦听到，更厌烦参与。避之惟恐不及。
一开始，X小姐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声明——她和她所代表的日本电视台，喜欢和需要听到，“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当年的一代知青后来的成熟十分有益的例子，希望我们，尤其我本人，专就这一方面谈……
我于是作如下回答：尊敬的小姐，首先，我也有必要声明，我之赴邀，绝不感到荣幸。相反，觉得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如果完全没有“兵团战友“之间的面子在起作用，我宁愿此时独自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喝米粥，吃馒头。小姐应该将我的“遵命“，当成是给予日本朋友的一份友好来理解。其次，作为被采访者，我一向不甘愿只讲采访者喜欢和需要听到的话。无论就哪一方面的话题，我都不能不讲些可能对方不喜欢听的话，和我自己认为我需要讲，一定得讲的话。最后一点，如果我们几位被采访的当年的知青，一个个只大讲特讲“上山下乡”这一场“文革”中派生出的“运动中之运动”，对于当年整整一代人的有益的方面，那无疑等于是在迫使我们在今天依然犯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至少我自己是很不情愿使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错误，在今天通过电视扩散到日本去的。既然我们已经坐在一起了，我个人已然向小姐奉献出了我的时间，小姐何不稍安勿躁，耐下心来，听我粗略地介绍一下当年的政治背景，使小姐您，和更多的日本电视观众，对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获得较客观、较全面的了解呢？
X小姐怔了片刻，少了些种族优越感，多了点儿虚心，变得很客气地说：那么，梁先生请按照自己的思想认识谈吧！
略……
不知怎么，话题便离开了“上山下乡”，谈到了当年日本的对华侵略，谈到了“南京大屠杀”。
X小姐：我觉得，我们日本，对中国，当年主观上也不是想侵略……
（X小姐是在台湾受的中国文化教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们的交谈不需要翻译。完全没有语言障碍。）
△：那么，主观上究竟是想干什么？
X小姐：“东亚共荣”啊！由于受到了抵抗，才演变为战争。
△：如此说来，倒是我们中国不识抬举了？完全是由于我们中国的不识抬举，才导致你们日本不得不出兵百万，对中国动枪动炮，占我城市、毁我村庄、杀我人民的么？
X小姐：我的意思是，怎么说呢，比如瑞典，二战初期德国一下通牒，便宣告彻底降服，所以，在整个欧洲，惟有瑞典一个国家，当年没有遭到德国军队的任何进攻。幸运地避免了战争灾难。
△：小姐是不是认为，战争的灾难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避免的惟一选择便是——倘若一个国家遭到侵略，且勿实行丝毫抵抗，赶紧投降才为上策？这就好比你闯入到我家里来，占了我的房子和财产，还说要与我“共同富裕”，倘若我表示不高兴，你就要给我点儿颜色看看。倘若我想把你赶出去，你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毁我的家，杀害我的亲人，是么？而这一种劫难，责任还得完全由我自己来承担，是么？如果这一种逻辑，竟成为地球上合理的逻辑，地球岂非成了任由强盗国家为所欲为的星球了么？
X小姐：不管怎么说，瑞典这个国家，是很能够说明些问题的。
△：除了说明对于德国法西斯，瑞典太小，小得根本不太值得使它分散野心，还能说明什么？一只豹子面对几头肥鹿和一只松鼠，它当然要先对肥鹿们张牙舞爪扑过去了。这在动物界，叫做猎食本能。而在人类，对于法西斯主义，叫作侵略本能。
X小姐：难道对于侵略，也就是对于战争，只有通过战争去解决么？
△：小姐另外还有什么高见么？
X小姐：我所接触过的，你们中国的一些青年，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也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何种看法？小姐请坦言无虑。
X小姐：如果当年中国不进行抵抗，对于中国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即使彻底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其实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辱的。在殖民统治国和被殖民统治国之间，经济的共同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提醒小姐别忘了，今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这个伟大的日子的前夕，小姐的一番番高论，实在使我不敢苟同，并感到万分惊讶。
X小姐：梁先生，请千万别将我当成一个女性军国主义分子。我只不过是对于历史有些困惑，也想求解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才毫无顾忌地、诚恳地与梁先生进行讨论。
△：小姐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很欣赏您的坦率。您听到的那些中国的，您认为很有思想的，很优秀的青年们的言论，我也听到过。前不久我在大学里作讲座时，大学生们递上的条子中，有些观点就同您刚才的高论如出一辙。在德国，在意大利，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又被某些青年当成时髦的主义信奉起来，在日本，又有许多人企图歪曲历史，否认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而在我们中国，某些似乎很有思想很优秀的青年，头脑中居然存在着，“被侵略无害”、“殖民化有利于强国富民”、“反侵略愚蠢”、“抗日战争得不偿失”的观点，真是太值得我们中国人很认真很严肃地进行反思了……
X小姐：难道梁先生不认为，那些青年的今日观点，也是对昨日进行了很认真很严肃的反思的结果么？
△：我想，大概不完全是。其中某些青年，对日军侵华罪恶史，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的父母辈，都是从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是直接的见证人。甚至是直接的受害者。比如我的父亲，当年就被日军抓去当过“劳工”，死里逃生活下来的。我的母亲是吉林省农村人。日军当年经常骚扰她们那个村子，抢粮食，奸淫妇女，杀人放火，那真是无恶不作。根本不将中国老百姓当人看待。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日军当年杀死一个中国人，好比捻死一只臭虫一样。这些都是我的老母亲当年亲眼目睹的。77岁的老人了，如今一提起日军当年在中国的罪行，仍心有余悸。我们从父母辈身上，间接地也是较具体地，感知到了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而我们的次代人，太缺少这一课。他们如今看到日本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国，便浅薄地荒唐地认为，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国当年彻底地沦为殖民地，肯定会大沾侵略者的光，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国。说不定还荒唐地梦想，普遍的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和普遍的日本人的收入相差无几呐。这些浅薄又荒唐的想法，与他们对目前坚挺的日元的青睐有直接的关系，也与我们对国民教育的误导有直接的关系。近几年来，我们只讲友好，不提历史了。结果我们的某些青年不明白，今天日本对中国的投资热，并不是因为你们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更爱中国。而是因为这首先对日本的资本家有好处。好处大大的。对日本而言，中国是这地球上最最庞大的，也最最容易占领的市场。占领市场就是占领市场。是符合利益促动的经济原则的。中国市场大面积地被日本占领，从长远来看，是有损于中国的民族经济利益的。只不过我们目前太急迫地要发展自己，顾不了那么许多罢了。
X小姐：梁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实际上日本今天是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
△：侵略这个词，是战争术语。不是目的，是手段。目的还是在于占领。目前的总体的世界文明，已然宣布利用侵略这一种战争手段达到占领别国之目的，为轻蔑世界文明的行径了。哪一个国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必遭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谴责，甚至将派出“维和部队”进行干预，施以必要的惩罚。比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就遭到了打击和惩罚。但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市场占领，目前却是不需要诉诸武力的。因而在国与国的经济关系中，是合法的。合法的占领，用“侵略”这一个战争术语，就是不妥当的。经济发达国家大面积地占领经济“次发国”之市场，对后者也是有经济驱动作用的。会激起“次发国”的经济赶超觉悟，经济竞争意识。除非后者是一个彻底丧失了自强愿望的国家。何况，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次发国”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市场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还包含有共同开发，共同受惠的互利关系。比如我们中国的海洋石油开发业，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合作的。
X小姐：梁先生，您对香港毕竟比中国大陆经济繁荣，普遍人们的生活水平毕竟比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水平高这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怎么看？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小姐的意思是否是在说——香港被英国统治了近百年，它的经济繁荣无可争议地有着殖民统治的一种功绩和贡献？
X小姐：我愿洗耳恭听梁先生的反驳。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常识——在人类消除贫困现象的过程中，最难克服的是人口的众多和地理位置的优劣。相比于大陆，香港的人口比我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的总和还要少得多。六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之提高，和十二亿人的生活水平之提高，二者简直就没有可比性。如果香港不是六百万人，再多出一亿来，而且80％是农民，我想，香港目前的状况，就太难估计了。也许，大英帝国终于觉得是一个背不动抱不动的包袱，主动要求早日将香港归还中国呐！小姐能够举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是由于沦为殖民地而富强的么？英国不是统治过印度么？法国不是统治过比利时么？最终为什么都放弃了呢？因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殖民统治，比治理本国要棘手得多！殖民化既限制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也将使殖民统治国陷入自蹈的泥潭。再说到日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当年为什么侵略中国？因为日本当年也是亚洲的一个穷国。除了军事上比中国强，再没有其他什么方面比中国强。驱动日本侵略中国的，是它对中国之地域和自然财富的贪婪。那么你怎么能设想，它将整个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以后，不实行疯狂的掠夺？既掠夺之，普遍的中国人又怎么会在这种掠夺中反而获得被掠夺的福利？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么？日本的发展是从成为战败国以后开始的。如果二战的胜负是反过来的，我以为日本将难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殖民统治，反而会使日本精殚力竭，自顾不暇。最终黔驴技穷，殖民统治无招数，本土发展无作为，骑虎难下，自缚于双重矛盾的挤压之下途穷路末。尊敬的小姐，我提醒您，我不是您所认为的那类“很有思想”，“很优秀”的当代中国青年。我也不愿再浪费我的宝贵时间，与您争论什么“被侵略无害”、“殖民化有利于强国富民”、“反侵略愚蠢”、“抗日战争得不偿失”的话题。至于对我的那些年轻的同胞，我只想对您说最后一句话——从心理学上分析，他们大抵都有某种程度的受虐狂的倾向！
X小姐：最后一个话题。据说您是《南京大屠杀》的编剧，您认为那是真的么？
△：我不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翻阅过大量历史资料。坦率说，那一幅幅日本士兵当年砍中国人的头，剖中国人的腹，以及中国妇女被强奸后的照片，使我吃饭时恶心，睡觉时做噩梦。以至于我不能将那些资料放在室内，放在眼睛看得到的地方。而是放在室外公共走廊里，需要时，在公共走廊里翻阅……
X小姐：屠杀了三十余万中国人这一数字，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
△：日军攻陷南京前，有十余万中国士兵溃退城中。这是他们当时惟一的选择。他们成为五万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的心头之患。他们最后都被搜捕在一起，尽数屠杀了。在搜捕和屠杀的过程中，大约有同样多的青壮年市民（其中三分之二是被战争封锁于南京城内的外地人），被视为脱下了军装的中国士兵，无辜地遭到了屠杀。这一种疯狂的屠杀，也体现了一种占领者的心理恐惧。
X小姐：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其实我们日本士兵是很胆小的。他们当年一定好害怕啊！他们当年也是好可怜的呀！……
△：尊敬的小姐，你已经是日本人了，你如此同情你们当年的日本士兵，我可以理解。但请别忘了我是中国人，面对日本军队当年屠杀了我们三十余万中国人这一铁证如山的事实，我的侧隐是绝不会倾向于你们当年的日本士兵的。同情如果在基本倾向性上搞错了，那就和虚伪和强词夺理一样是令人讨厌的了。而且，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东北、华北、冀中以及其他中国土地上对中国百姓的任意屠杀罪行，也不仅仅是占领者的心理恐惧所能解释的。我认为，日本军队，当年是一支嗜血成性的，杀人成瘾的，穷凶极恶而又野蛮透顶的军队。当年还有一个人和我持同样的看法。那便是当年的德国驻中国公使魏德曼。他在给希特勒的密信中，称日本军队是一支“兽军”，并且警告希特勒，同这样一支军队结为伙伴，是德国的羞耻。德军当年对犹太人的屠杀也是令人发指，丧心病狂的。而魏德曼对当年的侵华日军竟得出那样的结论，不知小姐对此有何感想？
X小姐：梁先生，对于日本，您是否有着很深的民族仇恨呢？
△：尊敬的小姐，恰恰相反，我有不少日本友人。我们的交往，双方都是很真诚的。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罪恶就是罪恶。当我们谈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这个话题时，在我这方面，是将其视为人类侵略战争之罪恶的一部分来思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忏悔，乃是希望人类的一部分，对侵略战争给人类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难有起码的反省和起码的忏悔。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和虔诚的忏悔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这一点上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各国对它的警惕。否则，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真挚的朋友的国家！对不起，小姐，我为您奉献的时间够长了。告辞！……
X小姐：梁先生，我下次来北京还能见到您么？您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碰到一个和我这样交谈的中国人……
△：不一定。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心情。
X小姐：许多中国人，给我的印象是很卑微。起码在我面前是这样。他们的神情仿佛都在说另外的话——您是一个很有钱的日本人么？只要能给我一大笔日元，我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请相信，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日本人面前像孙子一样！不管您有多少钱，我都不会充当您的犬马。我的稿费够我在中国体面地生活！
于是X小姐与我握手。
于是归来便有了此一篇“备忘录”。现重抄一遍，以了却《随笔》之文债……
1995年6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