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公车上书》原文
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广东南海人。著有《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文集》等。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具奏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畔危迫，分割荐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窃自马江败后，汉人据越，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以为若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补款之事。于是，外邦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请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旦夕瓦解，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俯采刍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
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据胶之事，邀索条款。和议甫定，而英俄乘机邀索，应接无暇，山东复有命案，德使翻然，教堂遍地，处处可以开衅，诸国接踵，其何以堪之。职闻胶变，从海上来，闻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海内震惶，乱民蠢动。顷元旦日食，天象告变，警戒非常，瓜分豆剖，大露机牙，栋折榱坏，同受倾压。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思竭愚诚，冀裨万一。蒙大臣延询以善后变法大计，用敢冒昧陈露，以备皇上采择焉。职窃考大地百年来，守旧诸国，削灭殆尽。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利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此皆泰西取国之胜算，守旧被灭之覆辙，近事彰彰者也。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目之谈。然自东师辱后，泰西以野蛮鄙我以黑奴侮我，故所派公使，皆调从非洲，无一调自欧洲者。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
十年前吾幸无事者，诸国方分非洲耳，今分地已讫，无地可图，故聚谋以分中国为事。剖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迹：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何以惜兵力不用？战舰之数，何以竞厚兵而相持？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
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眈眈，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又其甚则且如土耳其之幽废，如高丽之祸及宫闱；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又如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可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事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锉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以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皇上抚而用之，何求不得，谁为束缚其手足耶？然伏观皇上，忧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癯颜墨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则以国是未定故也。夫国是者，犹操舟之有柁，罗盘之有针，趋向即定，而后驶行求前，其有赴程或迟，不能速登彼岸，则或因风雾见阻，或责舟人情勤；若针之子午未定，柁之东西游移，即使舟人加力，风帆大顺，而遥遥莫适，怅怅何之。甚且之楚而北行，马疾而愈远矣。
夫今日当大地忽通，万国竞长之时，迥非汉唐宋明一统之旧各国治法、文学、技艺、制造、财富、武备之盛，迥非匈奴、突厥愚犷之风0以地言，则英俄倍我；以新政言，则自英人培根变法，至今五百年，政艺日新，而我今始用之，其巧拙与彼有一与五百之比；以财富言，英人匀算，人有二万七干镑，而吾民鸠形菜色，不及十金，今镑价值银十一圆，是英人人有三十万元，是吾贫富较彼，有一与三万之比。英、美赋税皆七十万万，而吾仅七千万，以兵言，则泰西强国皆数百万，铁舰百数，而吾无一劲兵，无一铁舰，则不在比数之列。此固中国四千年来之变局，亦祖宗二百年来所未遇也。
以吾闭关之俗，忽当竞长之时，絺（纱字少改谷）宜于夏日，雨雪既至，不能不易重裘；车马宜于陆行，大河前横，不能不易舟楫。外之所感既异，内之备御因之。故大易贵乎时义，管子贵乎观邻，水涨堤高，专视比较。若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此固万国谋自强者，所殊途而一辙；亦中外谈经济者，所异口而同词，臣民想望，有不可不变之心：外国逼迫，有不能不变之势。然则今日之国是，莫有出于尽革旧习，变法维新者矣。自同治、光绪以来，总署、使馆、同文馆、招商局、制造局、税务司、船政厂、电线、铁路之设，皆采用新政，非祖宗之旧法矣。皇上与诸臣，审时度势，图谋自强，亦固知法之不能不变矣。徒以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譬犹厦屋朽坏，岌岌将倾，而粉饰补漏，糊裱丹青，思以支柱，狂风暴雨之来，求不覆压，岂可得哉？故外侮一来，绝无可恃。猥以万里大国，委命他人，一使狂言，举国震慑，听其到割，此真自古绝无之事。安有抚万里之大国，而无计若此者乎惕然而至于此者，则以国是未决，变法未尽，午针摇荡，操柁游移。加以风雾晦冥，波涛大作，其船虽大，必覆无疑。夫病症既变，宜用新方；岁步既更，宜革旧历。易贵观会通，以行典礼。《论语》称：孝无改父道，不过三年；则四年后，可改无疑。
且今之制度，并非祖宗之法，皆秦汉自私之术，元明展转之弊耳，岂复有三代道德之美哉？抗言守祖宗之成法者，不过为胥吏之窠臼、好人之凭借耳，岂有祖宗分毫之意哉？《大学》称：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更新则乳虎食牛，守旧则为丛驱爵。世祖章祖皇帝入关，即大变太祖、太宗八贝勒、八旗之法，以维新垂治矣。近俄与日本、暹罗，变政维新，遂以辟地自强矣。印度、土耳其、埃及，守旧不改，遂以削地灭亡矣。夫守祖宗之成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易其法，而能保其地，孰为得失？狃中国之体制，而不能保中国之民，与稍变其制，而能保其民，孰为轻重？新旧变守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择焉？然皇上虽赫然发愤，思变图存，职窃虑数千年之旧说，易为所牵；数百年之积习，易为所滞。夫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吐下之方，庸医畏投。非有雷霆霹雳之气，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非天下之至强者，不能扫除也。后有猛虎，则懦夫可以跳涧溪；室遭大火，则吝夫不复惜什器。惟知之极明者，行之极勇，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见也。伏愿皇上召问群臣，审量时势，反复辩难，决定国是，确知旧习之宜尽弃，补漏之无成功，别立堂基，涤除旧弊。以地方二万万方里之大，人民四万万之众，物产二十六万种之繁，加以先圣义理，人人之深，祖宗德泽，在人之厚，此地球各国之所无，而诸国之所羡绝者也。以皇上之明，居莫强之势，若发愤更始，变法一新。《孟子》谓；王犹反手，虽为政地球何有焉，惟中国为然。今虽稍迟，补牢未晚，虽未遽转弱而为强，而仓卒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因败以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是在皇上志力之浅深，变法之迟速，以为收效之大小而已。然徒言变法，条理万端，随举类无功，此当世之士，略能言之，职亦尝上陈之。惟以推行之本末，先后之次序，章程节目之繁，刚柔宽猛之用，从何下手，乃无疑惑，从何取法，乃无弊端。如作书画，必当有佳谱，仿摹尤贵见墨迹，临写庶不走作，乃易揣摩。职窃为皇上上下古今、纵横中外思之，尧舜三代之道在爱民，皇上必已孰讲之。
职愿皇上常讽《孟子》，而深知其意。句践燕昭之行在雪耻，皇上当已习闻之，职愿皇上熟诵《国语》、《国策》而誓于心。若至近之墨亦可摹，绝佳之画谱可临者，职于地球中新兴者得二国焉：曰俄、曰日。职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学于船匠，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败，步武泰西，乃至易服改制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职译纂累年，成《日本变政考》一书，专明日本改政之次第。又有《彼得变政记》，顷言缮写，若承垂采，当以进呈。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并进此书，几余披阅。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异，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计外者。风声所播，海内慑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遇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考日本维新之始，凡有三事：
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
伏愿皇上采而用之，因日食之警，震动修德，除旧布新；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招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上下一心，尽革旧弊，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俾趋向既定，四海向风。然后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其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皆为传达发下制度局议之，以通过天下之情，尽天下之才，或与召见，称旨者擢用，或攉入制度局参议。其将来经济特科录用之才，仿用唐制，开集贤延英之馆以待之，拔其尤者，选入制度局，其他条陈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行。盖六部为行政之官，掌守例而不任出议，然举行新政，无例可援。军机出纳喉舌，亦非论道经邦，跪对顷刻，岂能讨论。总署困于外交，且多兼差，薄书期会，刻无暇晷。变法事体大，安有无论思专官而可行乎？周公思兼三王，仰思待旦；《中庸》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今有办事之官，而无议论之官，譬有手足，而无心思，又以鼻口而兼耳目，不学问思辨，而徒为笃行。夜行无烛，瞎马临池，宜其丛脞也。若开局讨论，专设一官，然后百度维新，可得精详。其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
一、法律局。考万国法律、公法，以为交涉平等之计；或酌一新律，施行于通商口岸，以入万国公法之会。
二、税计局。掌参用万国之税则，定全地之税，户口之籍，关税之法，米禄之制，统计之法，兴业之事，公债之例，讼纸之制。
三、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励焉。
四、农商局。掌凡种植之法，土地之宜，恳（垦）殖之事，赛珍之会，比较之厂。考土产、计物价、定币权、立商律、劝商学。
五、工务局。掌凡制造之厂，机器之业，土木之事。
六、矿政局。掌凡天下一切矿产。开矿学，定矿则。凡开矿者隶焉。
七、铁路局。掌天下开铁路事。
八、邮政局。掌修天下道路，及递信、电报之事。
九、造币局。掌铸金银铜三品，立银行，造纸币，时其轻重。
十、游历局。掌派人游学外国，一法一艺，宜得其详。其有愿游学者报焉。
十一、社会局。泰西政艺精新，不在于官，而在于会，以官人寡而会人多，官事多而会事暇也。故皆有学校会、农桑会、商学会、防病会、天文会、地舆会、大道会、大工会、医学会、各国文字会、津法会、剖解会、植物会、动物会、要术会、书画会、雕刻会、博览会、亲睦会、布施会。宜劝令人民立会讲求，将会例、人名，报局考察。
十二、武备局。掌编民兵、购铁舰、讲洋操、学驾驶、讲海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其直省藩、臬、道、府，皆为冗员。州县守令，选举既轻，习气极坏，仅收税、断狱，与民无关。故上有恩义而不宣；民有疾苦而莫告。千里之地，仅督抚一人能达于上，而层级十重隔于下，且督抚官尊，久累资格，故多衰吒，畏闻兴作。若督抚非入，下虽有才，无能为治，骤言尽革，其事既难。
日本国主之下，小民之上，仅一县令，虽亲王亦充之，故权尊而亲民亲政乃达。汉制：百郡以一守领令数十；宋制；以京官知州县，皆可为法。昔曾国藩变兵为勇，以收平贼之效。今莫若变官为差，直省道员，凡六七十，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照主考、学政及洋差体制，不拘官阶，随带京衔，准其专折奏事，听其辟举参赞随员，授以权任。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以厘金与之，其有道府缺出，皆令管理。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十二局、军机处。其治效著者，加秩进禄。凡诸新政人员，就制度局、集贤院、待诏所，及内外所保人才，选授略同。南书房差不拘官级，听辟幕僚，专在得才，与共新政。内外本末，指臂灵通，血管注于心房，脑筋遍于全体，简易广大，相与更新。然后破资格，厚俸禄，以用人才；停捐纳，省冗员，以清士路；振亲王、重臣游历，以广学识。尚虑改变之始，需款甚繁，日人以纸币行之。真银仅二千万，而用值二亿五万万，盖得管子轻重之法焉。吾若大变法度，上下相亲，变可行之，否则大借洋款数万万，派熟习美国之人，与借商款，酌以铁路、矿产与之，当可必得。准限三年，各省铁路皆成，学堂皆立，学会皆开。工有新器，商有新学，地有余利，民有余饶，至于十年，治功大著，足以雪仇耻而威四裔不难矣。若惑于席人之论，不为全局之谋，徘徊迟疑，苟且度日，旧弊未去，变法不全，则责言日闻，幅员日割，手足既缚，腹心亦到，虽欲偏安，无能为计矣。时乎，时乎，岂容再误。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图存与否，在于此时。职之疏逖，岂敢妄陈大计，变乱典章，诚以上为君国，下为身家，心所谓危，急何能择，用敢冒越，竭尽其愚。伏惟皇上少采其言，乾健独断，发愤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选自《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