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失重与拯救
作者：邵子华
张志扬先生在《缺席的权力》（第256页）中说：“……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苦难，虽不及犹太民族深重，但也算得上世界所罕见。可是，每当我阅读表现它的文字时，却感受不到它应有的分量，或如鲁迅所说，我在‘激动的快，消失得也快之间，不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道德文章而已。而且有两个同样叫人惊奇的佐证：一个是苦难的重复经历说明我们缺乏深刻的表达以造成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一个是原创力的沉寂至少表明文字的生成转化既精炼不了也激发了苦难记忆的生命力储备。……我无法欺骗自己，我的经历向文字转换时有苦于表达的失重状态……此种现象‘一旦被意识’，真有读写不安宁的惶恐，‘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坦白地说，至今我没有找到可以安宁的答案。”
张先生的这种感觉我也同样有，而且越来越强烈。在我的阅读经历中，痛苦被稀释被掩盖被剔除，文字竟变得如轻烟薄雾，一大篇一大篇的，并不能对我的生命力产生任何的震动。我也曾扪心自问，是不是我对文字的感觉迟钝了，是不是我的心随着岁月的苍老而苍老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世上还能找到并不失重的文字，那血和火铸成的字句给我以深深的震撼，令我唏嘘扼腕，成为我心底永久的伤痛！
如今，我们视野中的文字在面对痛苦的时候，表现出的是逃避、掩盖和粉饰，那连篇累牍的东西竟变得轻佻、油滑、苍白或者是装模作样。 文字在失重，在失血，在沉沦。文字变成了跟我们的生命无关疼痒的摆设。
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拯救我们的文字！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文字是指语言。
如果拯救，我们先要弄清楚语言的本质是什么？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天道无言的展现，而天道又是借助人言的解释来展现的，人言出于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言倒是常常会背离“天言”。他把这种人言背离天言的现象称为“语言的荒疏”，其含义跟我所说的“文字的沉沦”几近一致。他说：“语言大面积地迅速荒疏，这不仅在一切语言运用中掏空了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而且语言的荒疏是由于人的本质之被戕害。只是文雅地使用语言，还不能证明我们已经免于这种对我们的本质的威胁。事实上，今天这种运用语言的方式只能说明我们还从未设身处地去洞察这种危险。语言的堕落最近谈得很多，但太晚了。它不是一种事态的缘由，而是这个事态的后果。这个事态是：语言在现代文体性形态上学的统治下无可遏止地脱出它的基本因素了。语言还对我们隐蔽它的本质：它是存在的真理的家。语言倒听任自己屈从于我们的愿望和驱策，作为支配在者的工具供我们使用。”
语言具有二重性，一个是成为通向存在本质的一条幽径，另一个是成为掩盖存在本质的黑花布。语言之所以荒疏或沉沦，或者是把这块黑花布高高地扬起，或者是在通向存在本质的幽径上迷失。总之，是对存在本质的远离。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在运用语言时背离了天道。这种背离严重损害了人的“美学的与道德的责任”。背离天道的语言是对人的本性的戕害。它使人变得失聪和懦弱，一如瞽者、侏儒和阉货。
我们必须明白：“语言在本质上并非有机体的吐嘱，也非生物的告白。不能根据语言的符号特征，甚至或许不能根据语言的含义特征，来正确地思语言的本质。语言是在本身既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在”就是“天道”，就是存在着的本质的东西。就本文的讨论对象来说，“在”或者说“天道”就是人类的痛苦。“在”并非不速之客，它的到来困难重重。需要运用人的本质力量去“思”，以“思”架起从主观通往客观的桥梁，以迎接“在”的到来。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显得若明若暗，吞吞吐吐，象一位并不出色的伴娘，我们真心迎娶的绝不是她。
下面我们就该来谈论一下语言所反映的对象——痛苦了，并尽力地揭示出它的存在本质。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痛苦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痛苦产生于对异化的感觉、体验和意识。这里所说的异化，是指对主体性和合理的自然需要的压抑，也就是对人的本性、人的本质力量的糟蹋和摧残。因这种异化而产生的肉体和灵魂的强烈的体验才是真正的痛苦。而那种对反主体性的压抑和一定条件下对自然需要的压抑则不是异化，因为它没有产生对人的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因而这种压抑所产生的痛苦就是一种虚假的痛苦。痛苦还有深浅之分。自然需要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难受、不快、疲倦和痛楚是一种较浅层次的痛苦，而那种主体性需要得不到实现，主体性潜能得不到发挥引起的悲伤、苦闷、焦虑、痛心、愤恨、孤独，则是一种高层次的痛苦。低层次的痛苦产生于一种受动的匮乏状态，只要这种匮乏被一定的实物所填补，痛苦便可以解除。而高层次的痛苦则产生于内存的潜能被堵塞，主体性被摧残，它无法用提供实物来解除。要解除这种痛苦，只有把压抑摧残扼杀主体性的势力彻底消灭，使主体性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低层次的痛苦是生存需要引起的，多表现在生理上肉体上的痛苦。高层次的痛苦是创造的双手被捆绑，歌唱真理的喉咙被掐死而引起的痛苦，这种痛苦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疼痛和灵魂上的煎熬。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痛苦“在”的本质了。天道无言，天道难言。我们运用语言的任务就是代天道立言，揭示出存在的本质属性。那么，对于痛苦而言，就要表现出高层次的真痛苦，写出一种大悲痛，大劫难。这才是对生命的至真至诚的呼唤和无惧无畏的呐喊。这种声音如黄钟大吕充沛于天地宇宙，使邪恶的发抖，使善良的奋发。
要进一步明白的是，真痛苦和假痛苦是背道而驰、性质截然不同的，而低层次的痛苦和高层次的痛苦却是紧密相连，互相渗透的。精神上的戕害会引起肉体上的损伤，而对主体性的扼杀也往往是从对自然属性的摧残开始的。任何痛苦都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感性的，具体的。把低层次的痛苦推向转化成高层次的痛苦，使痛苦具有一种宗教感，而在表现高层次痛苦时又绝不忽略低层次痛苦的存在。鲁迅先生是写苦难的高手，他总是从一个个人物的被扭曲的具体行为深入到他们被扭曲的内心，从而揭示出他们灵魂的苦难。即使写象孔乙已、华大妈这样已失去对痛苦感受能力的麻木者，也能让读者深味它的浓黑的悲凉。他因此成了揭示民族苦难灵魂的大师。人们对他永久的尊重大半源于此。
如果再从语言运用的技法上来说，当然，语言运用的任何技法都是一个严肃的态度问题。艺术不是一个将我们的感觉材料加以分类的过程，艺术沉湎于个别的直觉，远远不需要逐步上升到一般概念上去。在艺术活动中，我们不是将世界概念化，而是将它感受化。一切真正的艺术首先是诉诸感觉的。我们这里主要谈语言对痛苦传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艺术中重要的问题。因斯特·卡西尔（Ernstassirer1874-1945年)认为，艺术所运用的语言只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语言，它们不是文字符号的语言，而是直觉符号的语言。语言艺术家就是用语言建造一个直觉的感性的世界。人对痛苦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从直觉开始的，是在感性体验中孕育产生的。从五官感受而抵达心理上的体验和精神上的咀嚼，这是人们对痛苦感知的全过程。所以，对痛苦的抽象是对痛苦的稀释和掩盖，直觉的感性的语言才能显示出痛苦的真相。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我很难忘记鲁迅先生对阿Q临杀头时的描写：“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远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似的，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样的文字使阿Q的意识清晰可见。人心的隔膜、冷漠、凶残令人毛骨悚然。这不仅仅是阿 Q的恐惧了，更是鲁迅先生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痛苦。
我们再对张志新烈士被害惨相的报道作一对比，就会更加明白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更好地揭示承载传达痛苦。《一份血写的报告》这样写：“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走向永生的足迹》运用的语言是：“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至《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语言惨叫狂跳起来了：“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这三段文字的直觉性有很大的差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运用语言的手法问题，而是对待事实真相的态度问题。
其实，不管是在对痛苦本质的探寻上，不是在语言运用技法上，都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主体对痛苦的态度的问题。是漠视、说谎、置之于身外，还是参与、体验、感同身受的“在场”。“在场”，不仅仅是指当事者亲身经历的在场，更多的是指后来者精神参与、心灵共鸣、置心其中的在场。“在场”的一个标志，就是把别人的、过去的、大众的痛苦统统转化为自个的痛苦，把事件的陈述转化为自个切身的体验。任何痛苦都与我们有关。我们“在场”的程度决定着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那种对痛苦隔岸观火式的言论实际上是一种雅致的虚伪。让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痛苦是怎么造成的，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能决定痛苦性质的细节；让我们张大耳朵，仔细听一听那痛苦的呻吟，特别是那灵魂被摧毁的声音。心灵的缺席就是道义的沦丧。只有把我们的心拿出来在痛苦的液汁中浸泡，只有置身于痛苦的炼狱中经受煎熬，才能够抵达痛苦的本质，才能写沉甸甸的文字。也就是说，我们要勇敢、要冒险、潜身于激流之中，去打捞那被击沉的主体性的太阳，重新把它悬挂到人性的天空。这是我们命定的责任。我始终认为，对痛苦敷衍者与痛苦制造者该当同罪，因为他们如果换换位置，很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来。
有一诗我会永远地记住它，这是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写下的，她的名字叫玛莎。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
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
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失去了它们
小女孩置身于苦难之中，但她并没有描写肉体的折磨，只抒写了她的主体性的渴望，写得是那么仔细，甚至有点繁复。正是从这里，产生了一种令人锥心的痛。这种痛苦有谁能够忘记？如果忘记，那就抹杀了制造这痛苦的罪恶，也就抹杀了人类的希望。麻木和冷漠实在是滋生苦难的温床。我想，每个人在踏上人生之路的时候，都应该好好地读读这首诗。这首诗给了我们一种明确而有力的召唤和指引。
面对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苦难，我们无法逃避和逍遥。我们只有“在场”，全身心的投入，以敏锐的直觉的方式去把握，揭露出痛难的真相和本质，把它昭示于天下，警醒世人。这样的文字才是有份量的，才不会失重。就是说，痛苦是语言文字的血脉，是语言文字的钙质，是语言文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至此，似乎该问一问，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语言和痛苦的血缘般的联系？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更多地写写幸福和欢乐，写写轻松和闲适？是不是我对于痛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嗜好？这些，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正因为我对痛苦有一种与生俱来恨入骨髓的厌恶！
语言和痛苦的关系，正是人类和痛苦的关系。痛苦的本质也决定于人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人和世界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之中，它不是人单方面的纯粹主观的产物，也不仅仅存在于说出的人言中。我们的目的实在是探索人和世界的相互关系。我们用语言文字传达痛苦决不仅仅是为了记住痛苦，最根本的目的是让我们对痛苦保持一颗敏感警觉的心，从而反抗制止痛苦，使我们在灾难深重之后能减少一些痛苦，永远地超越了痛苦，告别了痛苦！这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时要铭记在心的伟大使命。这需要我们热情、勇敢、富有良知。“良知的呼唤为想要回家者所闻见”。这“家”就是我们人类温馨的精神的家园。
让我们记住卡西尔的话：像所有其他的符号形式一样，语言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给予的实在作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艺术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它肩负着呼唤、指引和提升的重责。我们是想在对痛苦的直觉中，找到一条走出痛苦的理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