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思考/作家孙见喜访谈
作者：张静
一、禅、佛篇
1. 您发表于1985年的中篇小说《自然铜》将读者引入了佛学的境地，这部作品也得到著名老作家王汶石先生极高的肯定，您对于佛学的研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答：也谈不上是研究。我从小看见母亲敬观音菩萨，那是一轴很老旧的画像，每逢年节母亲就虔诚地上香，她说菩萨能保佑娃娃平安，民间也把菩萨叫送子观音，尽管她生了八个娃只养活了四个。后来才知道，菩萨其实在极乐世界的地位不是最高，如果佛是教授，菩萨只是副教授。祖母讲过一个故事，使我对菩萨终生敬畏，说是有一年过春节要做豆腐，幼小的父亲很顽皮，他把豆浆沫胡乱摔，当晚祖母梦见有个老者拿一把刀要剁父亲的手，祖母惊醒一看，一团豆腐沫正好糊在菩萨脸上，她赶紧擦洗干净，又上香祷告，就告诉我们兄妹，以后在菩萨面前只能磕头作揖。这大概是我接触神佛之最初。至于王汶石先生称赞这部小说，大概主要是从题材上讲的，因为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也正是处在题材突破的时期。
2.儒释道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这三者中，哪一方面对您的影响最大，或者兼而有之？这三大思想在当今的主流话语是什么？
答：儒对我的影响最大。因为儒无所不在，它不仅存在于四书五经，更存在于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就是在深山老林里，目不识丁的独户人家，他们教育后代都有一套准则，比如要孝敬老人，要勤俭持家，为人要讲义气；稍微一个小小的村落，都有人在门楣上刻着“耕读传家”，当堂上都有“天地君师亲”、“忠君爱国”的牌位等等，这些无言的教训，就在树根一样，一茬茬地顺着血脉给后辈扎下去，在娘胎里就携带上了。母亲常对我兄妹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祖母打发门上要饭的时，常说，饥了给一口强如饱了给一斗；我爷一辈子都坚持一个行为准则，那就是：见冤家说散，见姻缘说合；宁愿人吃我我有，不愿人不吃我我无，等等。如今，我教育我的孩子说，人之一生，不受委屈不吃亏，成不了才不说，还必定人见人厌。儒其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座，原因就在这里。这其中，“孝”是核心，朝上是忠君爱国；朝下是“仁”，这是长辈和上者对下边承担的责任；“孝”再指向右边就是“义”，这是要和谐人际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孝”指向左边就是“礼”，是规范上下左右关系的肢体语言。这是一个体系化了的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图，也是儒家的大框架。中国人就生长在这个框架里，谁要是越过了界，他生命的自由空间就要受到限制。而“道”，原本就和儒是并蒂莲，孔子韦编三绝，他吸取了什么？“释家”虽说是外来的，但在长期流传中，也被逐渐地“汉化”了，其中融合了许多“儒”和“道”的成份。
至于各自的主流话语，要说准确也不容易。这几年流行新“儒”家，西方有所谓的“新东方主义”，许多人为了证明儒家永恒的生命力，经常的例证就是南韩、新加坡、日本和台湾在经济上的成功，这些地方没有全盘西化，“儒”的氛围较浓，但他们仍然发展了。这些验证都不错，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些急功近利，我觉得儒家不单单可以指导经济，更重要的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建设。事实上，在“儒”得到充分倡扬的地方，人性之恶就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比如理性的失控、情感的遮蔽、意志的盲动等等，都得到有效的擒持。“儒家”因其深厚的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而葆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是不容置疑的，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正人崇尚的道德诉求，正是当今经济时代所缺失了的一翼。故人们重新寻找“儒”的价值是理所当然的。“释”家在新时期有一个口号叫“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其实是强调“佛”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现今的不少地方、部门和个人，其经济的发展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经济妄想症导致了六根不净，六根不净导致了精神的“贪、嗔、痴”，而“释”正好是一个巨大的限制系统，它可以把人的精神诸元有序化，从而把人的生命质量提升到一个渐新的层次。“道可道，非常道”，当今人偏偏从实用主义出发，把老子的“非常道”作为“常道”来应用。最浅近的例子就是“环境科学”所谓的“顺其自然”、“尊重自然”，他们因为全球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而想起了道家，道家的“天人合一”确实也能解释人们的一些困惑，但我觉得他们这样应用“道”，是相当于把电脑当成了游戏机。
3、的村野风景系列散文和小说意向纷呈，边远山区尤其是商洛山地的独特风情表达了一种人群的原生状态，蕴含着他们四季劳作的生命信息，他们古朴而坚韧，贫瘠而自足，精神上又明丽灿烂，宛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于闲适隐逸的生活，您是否为之神往？
答：其实我在故乡只待了十九年，但那里的景像对我却是刻骨铭心的，涧边的一片竹叶，水里的一只蜉虫，村姑的一方热帕，老汉的一袋毛烟，再见了我就激动，想起来我就流泪，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你说它养育了我，可我那时骨瘦如柴，田野里连一棵野菜都找不到；你说它风景如画，可我脑海里没有储存有关它任何暧色的记忆。想来想去，大概还是那里的人让我魂牵梦绕，他们拉一头牛从坡脊走过，在外人看来是绝好的风景，但他们身上惟有劳碌的汗渍和泥土；一个老婆婆摇着老祖先留下的小拧车，在文化学者那里她或许就有活化石的意味，但她那件大襟袄正是从拧一条线开始做起的……这一群人，常常是自己饿得前胸贴了后背，却把仅有的一碗稀汤分一半给门口的乞讨者，还要为之洒下伤心泪。如今，城市化的浪潮席卷全国，雾一样弥漫的奢侈、烟一般扩散的欲望、云一般飘浮的冷酷，这一切，怎能不叫我感情的天秤倾斜？城市人每天洗两遍澡，三天换一套衣服，出门了身上散发香水气味，四肢和面貌都做了美容，但比较而言，还是昔日的故乡人干净，还是他们的五官耐看，最终比较的结果是这些人灵魂纯洁、人格健全。这几年，人们在反复论证一个命题，那就是在所谓的发达地方，物质的丰富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这就如何叫人不想它？我向往那样的境界，试图溶入那一片闲适，还精神以洁净，给灵魂以安宁。
4.大诗人王维以佛学入诗，您以佛学入文。您的文章是否受古代文人的影响？
答：我的小说数量不是太多，但不少篇章弥漫佛理意象，这缘于我的交友和阅读。佛学的东西更多是在哲学范畴，可谓博大精深，不是如我辈的小说作者可以深入的。我的散文倒是受了唐宋八大家的影响，比如我十分推崇范仲淹，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我终生的模范，那种书面语言，那种行文方式，那种细致入微，更有弥漫其间的思想，是真正的纯文学，我其所以反对口语进散文，就是基于散文要以其优良质底进入文学的思考。以汉语作散文，其语言不仅仅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语言本身就是审美对象。
5、小说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文字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您为何要将二者紧密结合？
答：文学是篮子，宗教（思想）是苹果，对当代有素养的读者而言，送他空篮子他头都不回，如果在篮子里放上苹果（宗教或思想）送他，他会津津有味地读你的作品。或者说，买你的杏是为了吃杏肉，嚼你的杏核是因为里边有杏仁。如果文学和思想脱离，那么文学成了空洞，思想就成了说教。
二、文学篇
６、您的散文恬淡、宁静，有超然物外之感，而贾平凹老师有“禅思美文”，你如何看待你们间的相似与区别？
答：我的这批散文主要写了农耕文化的原生状态，着笔点在“状态”，如水面的一只死蜓蜻，树桩下朝雪地上撒尿的狗，厕所墙上枯朽了的柿蒂，绞碌辘的妇人手上反光的铜顶针等等，其中的思想是呈弥漫态的，你想抽出几句话来概括文章的思想似不可能；而贾平凹的那批哲理散文被称为“禅思美文”正是出于我们的命名，因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这部《禅思美文》是我和张孔明先生选编的，这批文章的着笔点重在“禅思”，比如《观沙砾记》、《十八碌碡桥》、《读山》、《访兰》、《月迹》、《丑石》等等，一切文字都服务于后边的“哲理”或“思想”，如我们所谓的“禅思”。平凹的题意点得好，文字又雅致，所以这批散文深得读者喜爱并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７、商洛籍作家的散文往往充溢着灵气，商山洛水对于这些作家有无影响？
答：有没有灵气我不敢自夸，但这些作者下笔都不笨。有人说这得益于这里山水灵秀，有人说是因为雄秦秀楚文化在这里交混；也有人说这里自古就是一条文化通道，历史人文在这里积淀很厚又有文化种子一层层地遗落于此，还有人说是有贾平凹的成功示范在前头引领，等等，不一而足。以我的看法，可能是综合因素在起作用，任何单一的因素托不起这个现象。
８、您的散文是否是以诗入文，把散文当诗来写？
答：我从事写作也满三十年了，总共只发表过三首诗。我对诗缺乏研究，以诗入文更不敢冒然。
９、中国文学是“中国人的人学”这个论断，是否基于中国的人本文化？
答：不是。中国文学主要是指以汉字书写中国人的故事和情感的文学，套用高尔基的话就是“中国文学是中国人的人学”。这里暗含的批评是，在一些写作者那里，他们用西语语气和格式来写中国人，他们以欧美人的视觉来审视表现国人的感情，他们以外国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意识来写所谓的现代中国人，等等，这里的“中国”和“中国人”皆是伪的，虚的，妄想的，杜撰的，我反对这种作派。
１０、您的中篇小说《望月婆罗门》里融入了大文化的因素，将文学与哲学、民族音乐、民俗等多种文化糅和起来，是否也是对于大文化的营造？
答：不是。这一块是浑沌的，是一疙瘩一块子的生活的原始岩层。共生矿里含多种金属，它开采出来就是这样儿。我不做冶炼，提纯了就窄浅了。至于大文化，本来就融在人文地理风情民俗中，我不刻意去营造它、检索它、过滤它。我写的是生活，讲的是故事，至于里边有什么，我不着意去展示，也难以给读者或评论者做出提示。
三、民乐、书法篇
１１、中国传统民乐能否获得格莱美？
答：格莱美是英文“格拉姆风”（留声机）的变异谐音。以它命名的音乐奖始于1958年，其奖杯形状如一架老式的留声机。1957年，美国洛杉矶一批音乐人和唱片公司管理人员联合成立了美国国家录音艺术与科学学会并决定设立“格莱美”的音乐奖。该奖每年颁发一次，奖项由最初的26个分类增加到今年的33个分类107个单项奖，如：年度最佳唱片奖、流行歌手奖、演奏奖、摇滚音乐奖、饶舌歌手奖、乡村歌手奖、爵士音乐奖、儿童音乐奖、影视音乐奖、古典音乐奖，等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意大利歌星菲亚—罗兰就曾同获44届格莱美“儿童音乐奖”。如今，该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大奖之一。尽管它很权威，评选也很公正，影响波及全球，如2004年2月举行的第44届“格莱美”颁奖晚会就有全球170个国家约17亿观众收看，但“格莱美”如同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一样，毫无疑问地打上了美国文化的印记。“格莱美”除音乐奖外，还有“终身成就奖”、“董事会奖”及“格莱美荣誉殿堂”，以表彰有杰出成就和长久历史价值的人物和作品，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在“格莱美”评选范围内的人士和被历史埋没了的人物，比如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就在他逝世22年后于1998年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中国民族音乐“女子十二乐坊”曾入围第46届（2004年度）格莱美奖中的“综合类最佳新人奖”和“世界音乐类最佳专辑奖”，但最终还是落选了。有人说，“格莱美”的评选和颁奖本身属于娱乐活动而非艺术审美，再加上评委所持的西方价值尺度，东方民族音乐要进入评委视野尚需时日，但我相信，中国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早晚会征服“格莱美”评委，就象维也纳那个金色大厅一样，中国民族音乐不是已经几进几出了吗？再说，东西方文化正在高层互动中，逆向选择的潜流必将衍化成波澜之势。
１２、您曾经撰文说，圈内圈外的人，都说民族音乐堪忧，但忧在何处人们众说纷纭，而您认为：真正的忧在于创作，那您认为民族音乐的出路在那里？民族音乐的困境，除了自身原因外，主要的外在因素是什么？
答：说民族音乐堪忧，一在佳作难出，二在演出市场，这是恶性循环。民族音乐有过辉煌时期，今日的民乐其所以令人魂牵梦绕，一些重要节庆还离不了，也不时在金色大厅爆出掌声，就是因为她有绵长的生命力。永远的阿炳，永远的刘天华，永远的刘文金，还有三千多首古琴曲，无数的瑟琶曲、古筝曲、二胡曲、唢呐曲、笛箫曲，等等；更有民族题材西乐形式的《梁祝》、《黄河》与红色经典；人们忘不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为《二泉映月》泪流满面而且下跪的事。如今，《江河水》流遍五洲，《梁祝》被西方称为“蝴蝶的故事”飞向全球，《高山流水》被制成可运行一亿年的金唱片由美国“旅行者”号带向太空，作为地球人的语言问候宇外生命……所以，对民族音乐妄自菲薄肯定是可耻的。但在新时期以来，它就像伏在天边的寒星，这当然是和轰轰烈烈的通俗音乐相比较而言的。通俗音乐的受众是广大青年，这一代人最初是听着港台歌曲成长起来的，其间曾有过台湾校园歌曲、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以及后来遍及城乡的特定的卡拉OK歌曲，这些音乐热闹时可以使人满场摇滚，悲哀时可以抒发个人心灵的苦闷和孤独，这样的情绪正好切合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代年轻人的浮躁心态和精神无所栖息的惶惑状态；相反，传统的中国民乐则依然高雅恬静，其思想感情往往是大民族的或地域文化的，或者说是形而上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雅”永远不可能有“俗”那么多的受众，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政策出现了漏洞，一句“走向市场”就把高雅的民族音乐逼向了死角。对于代表民族精神取向的艺术，政府的政策提携没有体现出来，这是其一。其二，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一代作曲家先天不足，他们的学养及民间音乐营养的储存都无法与上一代的作曲家相比，他们也在创作，但他们只面对钢琴，他们也新作迭出，但他们是为了评奖；他们富于技巧却贫于生活，他们目光锁定世界潮流却远离民族精神；有的作曲家至今还在固执于完成他的第几交响乐，这就形成了一种现象：获奖曲目每年都生产了不少，但大众接受者听不懂，小众审美者不爱听，就是说，个人的心灵小空间和远离民族文化的大责任，导致了当今民乐创作上儿嫌母不爱的尴尬局面。就市场来说，好象也没有一股社会力量来为民乐营造和扶助其发展的氛围，在本市出现过这样一种现象，台湾某流行歌手前来演出，一家大报可以连续七天每天用半个版面追踪报导，可是古琴大师李祥庭来演出却连一个字的报导都没有，当下之中国，媒体的垄断地位导致了它有强大的力量，它甚至可以左右舆论。有人把这归结为民族音乐家不阐操作，但他们说人家的连续报导走的是广告的路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媒体就不仅仅是对读者和观众的误导了。但民乐市场不是没人操作，民乐的形式不是没人改革，“女子十二乐坊”的实践经验可以将以前对民乐的种种偏见一扫而光，当然这只是一条路子。
１３、您喜爱洞箫和古琴，请问您最喜爱的民乐是那一首？民乐之于您，意味着什么？
答：早晨听着《梅花三弄》起床，晚上听着《阳关三叠》休眠，我不知道熟轻熟重。民乐之于我，仿佛渴饮之于茶叶，那里边深层的恬静和意蕴是给人在做精神美容术。
１４、您如何评价女子十二乐坊？
答：一种新颖的形式，一次有益的尝试，一个利用时尚元素将民族音乐打包输出的成功范例。
１５、书法能传达出中华民族哲理的或精神的内涵吗?为何琴棋书画皆通的现象在陕西作家群较为突出？
答：书法可以传达出书写者自己的精神气质风貌。或狂野的，或恬静的，或肃正的，或诙谐的、冒险的，等等。书法文字作为传达信息的工具被当成了“艺术”，这是汉语言文字的独特现象。在古人，恐怕没有专业书家一职，留传下来的书法作品被后世作为艺术的，全是当时的实用文字，一通碑文，一块墓志，一方崖刻，几卷遗书，两片侧页，等等。或者可以说，那时能提笔为文的都是书法家。如今，因为书写工具的改变，那种以毛笔、墨绽、宣纸为工作方式的文字事务，被钢笔、铅笔、圆珠笔、以至电脑所替代，能用毛笔写好汉字的“文化人”越来越少，于是出现了专门从事毛笔书写的职业，这种职业人最初替人书写牌匾之类，后来因为书法文字的特殊线条有其视觉上的审美意义，以此制作诗词名言张悬于厅，可获审美和教训的双重功效，于是所谓的书法家就出现了。有人戏称这些没有多少学问的“学人”是书写匠，也似能反映其职业特点，但社会需要决定一切，别人说什么是不起作用的。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说书法不是艺术，及至五十年代初他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仍持这种立场，延误所至，使中国书法家协会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成立比其它协会晚了三十多年。所以您问书法能否传达民族哲理和精神内涵，我看我是说不清楚的，这个学问，专门性很强，超过了我的知识范围。至于陕西作家，其中琴棋书画皆通者并不多，但大都提起毛笔能写，这却是事实。这个现象说明在陕西这块具有厚重文化积淀的地域，还有一群人延续着中国文人的传统审美心态，这或许是一种珍存，也或许是一种迂腐，但从传承中华文化血脉这一点上来说，其精神是可贵的，这对阻滞全盘西化的恶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与贾平凹关系篇
１６、您年长于贾平凹老师，在您开始为他立传的时候，贾平凹老师只有三十余岁。古人说“盖棺论定”，可你在他正当盛年时就为之作传，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为一个青年作家立传的？
答：我看重他的才华，加上他的悟性和勤奋，我认定他必成文学大才。之后，我更看重他的平民立场和中国气魄。但我不理解的是，多少理论和评论大家当时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当然，在贾平凹浮出水面之后，理论大家们都相继说了话，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给以充分概括和肯定，这对摆正贾平凹的文学地位起了积极作用。
１７、对于您研究贾平凹的系列作品，如《贾平凹的道路》、《鬼才贾平凹》、《贾平凹前传》、等取得的声誉，您如何评价？
答：这话得从两头说，一是这样的工作没人做过，二是贾平凹确实具备了解读的价值。红薯卖得好，根本上是红蓍的原因，吆喝只能得成一时。贾平凹发表作品三十年来，培育了一个极大的读者群，这个群体在读他著作的同时，也需要了解作家的方方面面，我的系列作品就极时而准确地满足了这批读者的需要，同时，这批读者也了解了我的文字，进而又旁涉我的其它作品。在我而言，这是搂柴打兔子，捎代的事，或者，用方英文的话，我是尿尿捉虱子，抽空儿做活哩。作家的所谓声誉，全来自读者，读者不认卯，挣死也没用。
１８、《废都》给了贾平凹老师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局面。这样的事情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对此，您有何评价？
答：争议就是价值。争议三十年就是三十年的价值，争议二百年就是二百年的价值，众口一词说好的东西往往经不住时间检验。《红楼梦》当初也被禁过。我到许多院校去演讲，递条子最多的是问《废都》的价值和意义，我说在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空白时段里，作为精神先导者的知识分子是最先成为目盲者的，他们在寻求精神突破的苦闷期里，灵魂无所栖息，心灵处于飘泊状态，贾先生就锐敏地抓住这一点，他以饱满的情绪、精致的文笔，记录下一群知识者在那一时段里的灵魂失重过称，补上正史将难于书写的一笔。从这一点上来说，《废都》不乏断代史的意味。
１９、贾平凹老师自己曾说：“我明白了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通的却又是独立的，言之不尽而歌，歌之不尽就舞，舞之不尽则写，写也写不尽只能画了。”从文学到书法到绘画，贾平凹老师在不同的而又相通的艺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这三个方面，您能否介绍一下？
答：他的艺术之路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就写作来说，他最先弄诗歌，后来写故事、写儿童文学、写小小说、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小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至今还没见他弄过“三部曲”之类的大部头。他的书法有些功底是因为他父亲是教师，家学上给了他一定的影响，伴随着他文学上的成功，不断有人来索字，有的是为了悬之于客厅，有的是为了作为礼品送人，因为这要占用大量的时间，他就不断拒绝求字者，但你拒绝了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却拿了礼物来，后来就慢慢形成了市场，他也被迫随行就市，四尺的书法润格从八十年代的几百元升到现在的四千元，他仍是“能不写尽量不写”。绘画也是从“记事”开始，他画他浇灌稻田的水车，画他儿时玩过的碾盘，画他上山砍柴，画他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窗口看到的半个姑娘，画他前排女同学的背影，等等；后来他的画才为人所知，是因为他结识了西安美术学院一伙画家，他们在技术层面上给他以指导，他又从意象方面、内蕴方面、文人画方面与其交流，这样的相得益彰使他增添了作画的兴趣的信心，于是就有了他南北各地的画展，就有了几大册精美画册的出版，也就有了他居高不下的绘画润格。音乐上，是他最先听了刘宽忍先生的演奏并把埙写进《废都》的，他虽然对演奏乐器不灵敏，但他能哼唱许多民间曲子，这样在刘先生创作埙乐时，就随时将他哼过的曲调记谱，这就是《风竹》、《夜行》、《如莲》那一组埙曲的创作背景。至于说他能唱，是指《流浪人》、《草原之夜》、《北国风光》之类的舒情歌曲，这些歌是他唱卡拉OK的保留曲目，当然他唱得最有名而且被请到《美国之音》实况演播的还是那首著名的陕南民歌《后院里有棵苦李子树》。而他的舞，不敢恭维，基本属于正步走的形式，这是在交际舞方面。至于有人说他在文革期间还跳过芭蕾舞《白毛女》中的大春、《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这都属于社会传言、无稽之谈，有的只是朋友间的调侃，当不得真。还要说明，陕西的地方戏曲如秦腔、眉户、碗碗腔，贾平凹都不会唱。惟一能唱几句的还是商洛花鼓剧《天狗》中的几个唱段，因为这部戏是根据他的中篇小说改编的。
２０、您习研佛学，工于音律。在艺术层面，您与贾平凹老师是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答：我是读过一些佛学方面的书，但谈不上习研；我也侍弄一些乐器，但谈不上工于。在艺术层面上，平凹比我灵，比我悟性好，也比我勤奋。相较而言，我更机械一些，也许是我学过机械的缘故。但在侍弄乐器上，他不如我机敏，他学古琴半年，只会弹《阳关》第一句，我学琴比他晚，三个月我学会十几句，李祥霆版的《阳关》要奏四分半钟，我能奏三分之一。还有，他吃药不敏感，我吃什么药都有感觉，包括饮用磁化水。
２１、您独称贾平凹老师为先生，这是因为什么？
答：是出于对朋友的尊重，也出于对我的传主的敬重。
五、人生篇
２２、在人生困苦、灾难面前，您能否对青年人说些什么？
答：要吃得亏，受得委屈。否则，将来成不了大器不说，还人见人厌，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你看他时时事事都在与人争究，但争到最后还是名利两空。
２３、在《卖艺西门口》里，你曾吹奏古曲《孔子哭颜回》，以救济乞讨的爷孙。当时您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帮助他们的？
答：我想起在我困难时帮助过我的人。我相信，恻隐之心、慈善之心、悲悯之心，这三种心理状态的持续存在会有益于健康，而且我不认为是我帮助了他们，相反我要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为我提供了涵养这三“心”的机会。
２４、贾平凹老师在《我的老师》一文里写到您的儿子孙涵泊，他要以他为师。您也曾经撰文《泊涵兄，请自重》，您能否谈一下这位泊涵兄？
答：涵泊兄现在耍大了，成了某中学初中二年级四班的政治课代表。他的思考还在继续，但玩性不改。小学四年级前猛玩汽车，五六年级猛玩飞机，这两种玩具我曾清理出两蛇皮袋子。《航空知识》他几乎每期都买，对军舰飞机航母了如指掌，二战的八盒录相带他看了一遍又一遍，讲得出一些主要战役的过称和结果，甚至指出某将军应该换用什么战法才不会导致后来的失败。入初中后，这位仁兄又迷上电脑，他帮我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帮我在一些热门网站注上了册；他喜欢替人安装软件，喜欢玩游戏，不久前被老师发现和几位同学去网吧上网，口头检讨做了，但书面检讨至今还没写，学习在班上老是排在十到十五名之间，每天中午要去学校打乒乓球，晚上不按时睡，躲在被窝听周洁伦。他不喜欢回乡下，回去了也经常是一个人去逛山。他心性骄傲，瞧不起写文章的人。他的目标是要组建自己的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