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家书》里的夏秋交替
作者：信来风雨中
春天，读一本《从文家书》，九六年的版本，在这“日出三万本”的印刷品时代，稍显久远。而封封家书间那更加遥远年代里无数昼夜的悲喜却日渐清晰。书中信件多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间，百十封家书却勾画出沈从文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季节：夏与秋。
“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我愿你的幸福跟在你偏见背后，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1930年，“被丘比特神箭射中”的沈从文面对张兆和最初的沉默和退避，只能在信中表达着温和的爱恋和稍有无奈的祝福。但他终没有放弃，“以乡下人的憨劲”继续这场马拉松式的爱情。
一年以后的《由达园致张兆和》一信中：“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如此充溢感情的信沈从文写了四年，直到1933年他与张兆和完婚。
而此时的沈从文不仅在播种和收获着爱情，写作上也摆脱了初期幼稚，他的表现湘西下层人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小说也纯熟了，步入人生夏天的他对人生对人性也都有了更多的专注，也得了更深的感悟。“ 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热情的可贵，而看中人与人凑巧的藤葛。”“我希望我能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与透入些！”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沈从文同一些知识分子乔装南下，张兆和带着两个幼子留在北京，他们开始了相隔千里而共患忧难的动荡岁月，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信成了他们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张兆和曾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到：“我又欣喜你有爱写信的习惯，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该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言语间内心的幸福胜过了身心的劳苦，而沈从文也只能靠封封家书传递自己的消息和心中的牵挂与疼惜：“想起你每日为孩子累倒的情形，我心中充满同情，若两人在一处，这疲倦便抵消了。”“鸡叫得较促，夫役来了，过二十分钟我就在渡船边了，小虎这时节也许已经醒了，你小房中灯已亮，小龙也许正在叫姆妈，翻了个身。这纸上应有杜鹃声，鸡声，以及楼下大哥大嫂安排物件话语声。同时且应当有另外一种声音，宝贝。”这种精神上的相濡以沫，今天读来，仍让人为之深深动容。
一九四九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他开始陷入精神失常，他病了很久，很久。这一年，沈从文只有四十七岁，却在不期然的情形下过早转入了人生的秋天。
“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世界变了，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多遗忘的过去，和一切幸福隔绝，……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这位满腔热情的关注时代参与社会的作家对于自己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了恐惧和委屈，他反复追问：“究竟为什么？”
他虽在病中，文字却依然充满着真诚的力量而富有感染力，这位湘西世界的赤诚歌手却在社会变动中经历着孤独和冷遇、误解甚至是毁谤，他一生歌颂生命与人性的美好，在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到来的时候，他自己这一颗微弱而美好的生命却要受到排斥。
今天来读这些文字，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记录了作为知识分子在那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关注沈从文的人多盛赞他的前半生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他的后半生，尽管他人生的秋冬两季在其它的领域也是一样的温和而灿烂，他自觉离开了喧嚣的文坛，以半生的精力致力于民俗文化和历史文物的整理，在民间岗位上尽了知识分子的职责。然而读到沈从文六十年代的家书里不时提到的他对于文学的一些看法和其中流溢出的对文学的眷恋，我们总忍不住遗憾。
沈从文先生后半生未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独特的生命体验，曲折的心路里程，以及他过人的才情，都悄悄渗透在这些写给亲人的信里，读罢掩卷，我知道，这些是家书，又不仅仅是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