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学之死生——在《北京文学》一次会上的发言
作者：李敬泽
在中国三百六十行里，大概没有任何一行像文学这一行，坐在这里大家天天谈死，天天谈我们何时灭亡、怎么灭亡。
我当然同意晓明先生“向死而生”的说法。但我也认为，我们现在是过度地消费了可能性，也过度地消费了不可能性。说明白一点就是，一方面，我们是亢奋过度，变本加厉，另一方面，我们是大惊小怪，神经过敏。我们的生活态度、文化态度都被这两种并存的过度消费所支配。
大家坐在这里研究文学的天会不会塌，都很忧虑，气氛沉重。似乎一个幽灵在徘徊，在我们的会议室里徘徊，这个幽灵就叫“时代”，大家在时代面前有一种莫名的虚弱，说来说去，小说家和诗人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好像是只好坐以待毙或垂死挣扎，因为很不幸，据说这个时代恰好不是文学的时代。
那么，难道曹雪芹、鲁迅的时代是文学的时代？难道卡夫卡的时代是文学的时代？现在的学者们这么看，但恐怕曹雪芹、鲁迅或卡夫卡不那么认为。一个生活在1907年的人，面对他的时代的困惑未必比我们小；同样，一个生活在1807年的人在他的时代里面临的认识和表现的困难，也不会比我们少。
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学思维中，我们可能是被一些虚构的焦虑所缠绕，我们可能因为大惊小怪，制造出我们本不必去处理的问题。这种在时代面前的巨大焦虑和巨大的不知所措，一部分是真实的诚挚的，另一部分是被我们炮制出来的，是我们自己造出来吓唬我们自己。
比如现在很多作家都有个口头禅，都会惊慌地说这个时代不得了，这个时代的生活远远大于我们的虚构、远远大于我们的故事。——这难道是问题吗？难道有什么时代真实的人心和生活会小于虚构、会小于故事？这难道不是大惊小怪吗？有些朋友振振有辞，常举的例子是，小说怎么写都赶不上《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那我说你根本不知道小说是干什么的，别写了算了，就直接反映社会经验的宽广和敏锐而言，小说本来就竞争不过报纸，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本来就是和大众传媒一起成长起来的，小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确认了本身的力量。你以为十九世纪的大师们不看报纸？他们天天看，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司汤达写《红与黑》，还不都是受了社会新闻的启发？
倒是我们现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那种六神无主、怨天尤人，我觉得倒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把一切都推给时代，写不出好东西赖时代赖报纸赖电视赖电视赖互联网赖读者，这是取消了我们的主体责任，是怯懦和偷懒，不要忘记鲁迅的告诫，没人给你量身安排出个时代让你成为大师，文学的命运不过是个批评家的话题，说到底每个作家只能面对自己的命运，必须自己选择自己承担，自己去创造。
所以，关于文学之生死，我采取孔夫子的态度，有些事只能是挂起来置而不论。我们与其论证文学怎么死何时死，不如想想文学究竟应该做什么？它可能做什么？一个作家，他在这个时代如何找到他想象和认识世界的独特路径，他如何生活如何表达。
——但这些问题我们很少谈到，我们不感兴趣。那我们对什么有兴趣？出门寻死？